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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山、金门、澎湖三岛经济、文化、旅游的合作，可以从史前时期“东山陆桥”使三岛连在一起的地缘关系及其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中，找到深厚的历史根源。再从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离合重组历史与现状，发现台湾海峡经济圈崛起的历史必然趋势。在这种历史趋势中，三岛具有海洋经济开发的资源优势，又有鲜明物质的海洋文化所形成的软实力，三岛构成的台湾海峡“金三角”的崛起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认识这一必然性，对三岛合作、“金三角”的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三岛合作、历史根源、崛起的必然性、海洋资源、海洋文化、软实力
  首届东山一金门一澎湖三岛合作论坛“东山共识”［1］开篇指出：东山、金门、澎湖同为海岛，一水相隔，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同云云。对此，笔者认为有深度解读之必要，因为，想全面了解今天、准确把握明天的唯一办法，便是回顾历史。故本文通过考察史前时期三岛密切的地缘、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来寻找三岛合作的深厚历史根源与基础，并通过对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离合重组、台湾海峡经济圈的崛起、三岛海洋经济开发的资源优势、三岛海洋文化的软实力等问题的探讨与分析，试图从理论上揭示三岛合作形成台湾海峡“金三角”［2］崛起的历史必然性。
  一.史前时期三岛密切的地缘与文化关系
  东山往北距金门仅80海里，向东距澎湖98海里，三岛三足鼎立于台湾海峡南部，地缘相近，交通便捷。然而，三岛密切的地缘关系可追溯到台湾海峡成陆的冰河时期。在冰河时期的最盛时期，露出海面的“东山陆桥”使三岛乃至海峡两岸都连成一片，此乃“地缘相近的真正含义。正因有这种密切的地缘关系，才有了最早的并不断发展、延续至今的文化关系。本节主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分两个小节阐明“东山陆桥”——冰河时期三岛的地缘关系与三岛史前文化的密切关系。
  1.东山陆桥——冰河时期三岛的地缘关系
  台湾海峡海洋地质数据显示：台湾海峡海底存在一道横亘海峡的浅滩。这道浅滩发端于东山岛，向东延伸到海峡中部的台湾浅滩，再向东北，经澎湖列岛而后至台湾西部。浅滩由台湾浅滩、南澎湖浅滩、北澎湖浅滩和台西浅滩四部分组成，一般深度不超过40米，最浅处仅有10米深。浅滩的形成属于由更新世不同时期的陆相堆积物组成，成为略高于海峡底部的台地。浅滩南北宽约25千米，其西北部以颈状台地与东山岛附近的-36米深的海底阶地相连；浅滩南侧从﹣40米迅速降至﹣150米深的大陆架边缘，而后又突降至﹣250-400米的大陆坡，与南中国海相接。浅滩北则较平坦，水深约70～90米，只要海平面下降40米时，这道浅滩便露出海面成为连接大陆与台湾的陆桥。1981年4月在美国召开的全新世海平面变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福建师范大学林观得教授将这道浅滩称为“东山陆桥”。台湾学者多称之为“台湾陆桥”［3］。
  “东山陆桥”的沈浮，直接取决于海平面的升降。约在300万年前地球进入冰期，地球表面冰川作用强烈而又广泛，尤其是北半球冰盖堆积和融化，引起了全球性的气候波动，导致海平面时升时降，即所谓海进和海退。哈佛大学张观直教授指出（1979）［4］：在更新世期间的冰河时代，冰覆陆地，海水下降。根据最近世界上许多地点对海岸以外浅海大陆架上动植物化石的研究，发现在15000年以前海水水平面低于今日约130米，在30000年以前，也低于今日约六七十米。如果这种情况在我国东海、南海也可适用，那么在更新世的末期台湾岛根本便是大陆的一部分，而这种情形在更新世较早期的阶段，也一定常常发生。
  在第四纪时期，“东山陆桥”曾多次出露于海面，林观得认为（1982）［5］：现在的“东山陆桥”位于今日海面之下40米处，而古海平面的位置在70000、42000、30000、27000、26000、23000、15000和11000年前则分别位于﹣70、﹣110、﹣70、﹣80、﹣90、-100、﹣120、﹣130和﹣70米处，也即，“东山陆桥”至少有三次露出海面之上。
  厦门大学蔡保全教授则认为（1995）［6］：第四纪以来，全球性海平面下降超过40米的大致有7次。因此，“东山陆桥”至少有7次露出海面。分别是多瑙冰期（早更新世，180—140万年前）、贡兹冰期（早更新世，120—93万年前）、明德冰期（早更新世，80—73万年前）、里斯冰期（中更新世，37—25万年前）、11.7万年前、4.8万年前、2.3—1.2万年前。晚雨木冰期（2.3—1.2万年前）为第四纪的最低海平面时期。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希涛教授指出（1984）［7］:“在16000—15000年前的晚雨木极盛时期，海面下降至最低深度-150—﹣160米。代表水深﹣150—﹣160米最低海面的古海岸线与大陆架外缘坡折线重合。在现代海底地形上，由济州岛东侧呈弧形凸地绕过我国钓鱼岛外侧，最后弯向台湾东北角。此时，不只是“东山陆桥”出露为陆地，而是几乎整个台湾海峡全是陆地。
  陆桥的每一次出露，无疑使地理近便、地势平坦的东山、金门与澎湖最先连成一片。如果仅以地史而言，东山、金门与澎湖的关系史不仅限于末次冰期，它甚至可追溯到更遥远的冰河时期。
  每当海水从陆桥之上退却，陆桥很快就形成一片沃土。依据孢粉分析，当时这里的气候温湿，栲、栎、松等木本植物广布，植被茂盛，河流发育。为了逃避寒冷的动物便纷纷迁到这里栖息，靠采猎为生的人类，也追随着动物来到这片土地上。于是，人与动物在这里留下了足迹，也留下自己的遗骸。因此，在今天台湾海峡底下的陆桥之上，澎湖、东山、漳浦、晋江石狮等海域，均先后有大量陆生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祈国琴等认为（1999）［8］：海峡两岸哺乳动物化石在成员组合上均以诺氏古菱齿象、达维四不像鹿和水牛等为主，反映了它们同属于一个动物群。该动物群成员除个别种类，大都是晚更新世时期华北和淮河流域常见的类型。
  在“东山陆桥”的西部、中部和南部，除了捞获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之外，还先后发现了人类化石：“东山人”、“海峡人”和澎湖人类股骨。“东山陆桥”之上发现哺乳动物化石与人类化石，表明在“东山陆桥”成陆时期，不但庞大的陆生哺乳动物群在陆桥上栖息，而且已有人类活动。他们在陆桥之上建立自己的家园，甚至形成属于他们的史前社会。他们以狩猎与采集为生，并为扩大生存空间而顺着陆桥东移，一直进入台湾，从而开凿了闽台史前文化关系的渊源。对此，学者叠有论及。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尤玉柱等在《论史前闽台关系及文化遗址的埋藏规律》一文中，论述了华南古人类的迁徙模式及闽台古代地理气候变迁情况之后，对台湾古人类迁入的时间和路线进行了具体分析并认为：台湾的“左镇人”，可能是约在距今36000至32000年间，即末次冰期的一次亚冰期，从福建迁至台湾的。“左镇人”可能自福建的东山岛启程，沿着东山陆桥，经澎湖列岛，再沿浅滩抵达台湾，其登陆地点是在台南一带的海滨，之后可能从南端绕过大坂鹅銮鼻，再经台东抵达花莲一带。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宋文熏也指出（1991）［9］：台湾在更新世冰河时期与大陆相连，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有可能自北方南下，跟随动物群移居台湾。张光直也明确指出（1979）［10］：我们已经初步的知道台湾自数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以来，歴有人居，而且它的原始社会史的每一个阶段，在文化的包涵内容上，都与华南大陆的原始文化息息相关。
  在旧石器时代闽台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位于两岸之间、“东山陆桥”之上的东山、金门、澎湖三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2.源远流长的三岛文化关系
  进入全新世以后，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台湾海峡形成，大约在距今约7000年前，海浸达到最高峰，台湾和沿海岛屿又与福建大陆分开。此时，“东山陆桥”才最后被淹没于台湾海峡海底。然而，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却不因此而中断，相反，有数据显示两岸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并一直贯穿整个座史时期，直至现今。
  迄今为止，金门至少已有17处文化遗址，史前遗址9处，歴史时期遗址8处，其中以富国墩遗址最为闻名。富国墩遗址是1968年国立台湾大学地质系林朝棨教授在金门做矿产田野调查时发现的贝冢遗址（大陆称：贝丘遗址），并进行首次试掘。使用贝类C14测年得出三个数据，最大的一个是距今6305±378年。1982年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黄士强教授对该遗址进行复查与发掘，用树轮校正底层年代达到距今6750～7450年。它是福建省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址，在1987年东山发现古人类化石“东山人”以前，一直代表着福建距今7400多年最早的人类活动史。福建博物院副院长王振镛研究馆员（1981）［11］把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归纳成三个类型，最早的一类便是富国墩遗址。与此类型相似的遗址尚有闽候溪头、平潭南厝场、广东潮安陈桥和海丰沙坑遗址均属之。张光直先生（1989）［12］指出：如果富国墩文化代表南岛语族祖先的文化，昙石山文化便代表这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占绝对优势的汉藏语族的文化。照目前的资料看来，南岛语族的祖先文化分布在福建广东东部沿海区域和台湾。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龙山形成期的文化自北方蔓延到福建，建立了昙石山文化，而原来的南岛文化退居海峡东岸，便是后日台湾土著民族的祖先。
  另一个重要遗址就是金龟山史前遗址。该遗址是在金门1992年解除战地政务后建立金门国家公园，内政部营建署委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仲玉先生进行金门地区考古遗址的初步调查之中发现的。陈仲玉先生于1994～1995年对遗址进行了二次考古试掘，使用贝壳测年，得出三个年代数据，最大的一个为距今6410～6279年。2004年，该遗址又由陈维钧博士进行了第三次试掘，并经贝壳测年法获取4个年代数据，最大的一个校正后距今8980～8600年。对该遗址的文化性质，陈仲玉等指出（1995）［13］：金龟山遗址早期的文化不论就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内涵均同属于富国墩遗址的文化，同属一种文化类型是无疑的。陈维钧博士却认为（2006）［14］：我们并不知道在金门地区是否存在着其它相同文化类缘的遗址，也不清楚福建沿海地区类似遗址的分布情形。这些数据的阙如，使得遗址的聚落形态和生业系统是否类似等课题的比较研究，无法有效的进行。也因此，现阶段对文化归属和文化类缘的研究，似乎并没有较为具体的结论，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迄今为止，澎湖与东山尚无相同年代的考古数据与金门富国墩、金龟山遗址作比对，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岛间就没有文化联系。澎湖与东山相距远于金门，但史前文化联系相当密切。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臧振华1983年春季至1985年夏季在澎湖列岛做考古学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13］澎湖共发现91处遗址，其中52处为史前遗址，39处歴史时代遗址。主要史前遗址有：菓叶A遗址、锁港遗址、南港遗址和赤崁头遗址，其中，锁港遗址可与东山大帽山遗址作比对。
  锁港遗址位于澎湖本岛东南海滨，距海岸线约400米，海拔高度6～10米，年代距今约在4600年左右。臧振华指出（1992）［16］:澎湖锁港期的文化特征，也可以在广东和福建沿岸的绳纹陶遗址中找到类似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锁港期的陶器和石器特征，与福建东山大帽山的极为相近，此外与福建闽候昙石山和香港深湾遗址Cb层出土的遗物也有类似之处。它们之间的可能关联，可进一步由它们之间年代的接近获得支持。他于1999年又进一步指出［13］澎湖马公市锁港遗址与福建东山大帽山遗址一海之隔，两者无论在陶器形制、生产形态和年代上，都有高度的相类性，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稻作农业的技术和知识这个时候传入台湾，更有可能导因于这一互动的结果。
  东山有史前遗址32处（包含旧石器时期与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地点18处），歴史时期遗址81处，其中，以大帽山贝丘遗址最具代表性。大帽山贝丘遗址位于东山岛陈城镇大茂新村东北约1千米的大帽山东南坡，海拔66米，东距海边约1200米。遗址残存面积约400平方米，文化层厚度约20～55厘米，年代距今4300—5000年之间。2002年和2006年，福建博物院、东山县博物馆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对大帽山遗址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发掘期间，台湾学者臧振华、陈仲玉、李匡悌等先后前来参观交流。
  大帽山遗址发掘研究者之一、美国毕士普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焦天龙博士，选取了6件残石进行了岩相、XRF，ICP-MS分析，同时选择其中的5件标本进行了同位素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采自东山岛的岩石标本和已经发表的台湾海峡两岸的有关岩石标本的化学元素材料进行了对比分析，其结果表明：大帽山遗址石锛的原材料来自澎湖群岛。焦天龙博士指出（2009）［17］:“对于这一结果可以作两种解释：其一，大帽山居民远航到澎湖群岛进行贸易交换或捕捞，在岛上交换或采集到制作石锛的石料；其二，澎湖群岛的居民远航到大帽山，用石料与其进行交换。无论哪种可能性更接近现实，都表明大帽山与澎湖群岛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
  尽管限于考古材料与两岸对峙导致的文化交流的不足，三岛史前时期文化交流互动的更多情节尚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们拥有相同的早期海洋文化。如果从早期海洋文化的视野来考察，便不难发现三岛有着相同自然生态环境以及诸多共性的早期海洋文化，似可简明地归纳成几点：1.相同的自然生态环境：海岛；2.相同的经济形态：采集与狩猎（渔猎）为主；3.相同的居住形态：均为贝冢（贝丘）或沙丘类型，小而分散的聚落群；4.相同海洋文化特色的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器：以小型石器为主，贝壳工具的利用与低火候陶器；5.相同的交通形式：航海，并导致沿海大陆型岛屿文化链的形成，陆地与岛屿、岛屿与岛屿之间交流习以为常。早期海洋文化不断发展为共同的海洋文化传统，是一个漫长的演绎过程，虽然它首先取决于相同自然生态环境，但频繁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三岛史前时期的文化关系无疑是十分密切的，此乃三岛合作之深刻的历史根源。
  二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重振与台湾海峡经济圈崛起的历史必然趋势
  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曾对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发展史有过精辟的分析，认为（1998）［18］：从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看，闽台经济受政治、军事影响而隔绝，只是暂时的现象。这不仅因为两者海洋经济地理上处于同一区位，更在于两者内在的推拉力，势必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未来的海洋竞争中占有自己的位置。
  福建沿海地区的原住民为古闽人，属闽越族，是海洋民族。沿岸采集、渔猎与海洋飘航即为其原始的海洋经济。汉人入闽后，在与闽越族的交流互动中逐渐成为福建主体民族后，沿海地区便逐渐形成了“以海为田”的海洋发展模式。汉唐之际，随着造船业与海盐业的兴起，海洋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变为以海洋捕捞型为主，形成古老而又普遍的海洋经济形式。唐末以后，西太平洋沿岸与印度洋沿岸联结了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中世纪东方世界的海洋贸易圈。五代甘棠港的开通，宋代“通洋裕国”的政策鼓励，福建造船航海技术全国领先，福船、闽商活跃于东西洋上。南宋至元，海洋商业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繁荣，闽南遂成为我国中古海洋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明代后期，即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开始从大陆经济向海洋经济转型，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地区民间不顾朝廷严禁，下海通蕃，非法走私。这种繁荣一时的民间“海上贸易”活动，加快了福建对台湾的移民活动，促使台湾逐渐进入汉族移民社会的发展轨道。最迟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闽台便初步形成一个互动的社会经济区域。入清以来，朝廷的迁界、禁海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致使闽台海洋经济遭受沉重的打击。尽管如此，清廷却无法阻挡福建沿海地区向台湾移民的潮流。康熙年间清廷统一台湾之后，大量移民的涌入使台湾丰富的农业资源得以开发，经济得以快速的发展，仅百余年便超过了大陆已开发的区域。同时，闽台经济互动关系越来越密切，并最终使闽台经济连为一体，基本形成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偿、共生共存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区域。但在歴史的起伏跌宕中，闽台经济社会却经歴了离合重组的曲折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闽台口岸中心市场圈对外开放，从而培育了台湾社会经济区域的形成，甲午战败后，台湾割让日本半个世纪，台湾经济遂被纳入日本的殖民经济体制，逐渐脱离了母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掠夺型海洋经济没落，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走上由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化经济形态转化的海洋发展道路。从台湾光复到1949年，闽台经济社会又连为一体。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以后，台湾与大陆经济再次隔绝，各自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走着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至上世纪60年代下半期，台湾经济由内销型海岛经济向外向型海洋经济转变，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而大陆却因“文革”而坐失良机。
  然而，由于海峡两岸有着先天性地缘、无法隔绝的亲缘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框架仍然存在。
  杨国祯教授认为（2003）［19］：本区更具有巨大的开发优势和发展潜力。首先，从世界各沿海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趋势看，海岸带和海洋由于巨大的资源量和尚低的开发程度，仍然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无论是传统的海洋产业，还是新兴的海洋油气业、海洋旅游业以及未来的海洋化学和海洋能利用，都为沿海国家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可见，倘若有安定的海洋环境，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海洋经济开发前景是无可估量的。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海洋区域合作发展是一种历史趋势。从西太平洋沿岸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香港、澳门和广东、广西与海南的区域合作，带动了华南经济的繁荣；韩国与山东的区域合作，促使了“海上山东”的崛起。这都是借助传统贸易圈的重组和改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例子。传统贸易圈或合作区域框架，是深深根植于悠久的文化与历史土壤之中，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一旦被恢复并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必然带来经济的大发展。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重振，也必将带动台湾海峡经济圈的崛起。这是一种歴史的趋势，福建提出“海西“建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订与全面实施，即是这种歴史趋势的积极表现。
  在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重振与台湾海峡经济圈崛起的历史趋势中，东山、金门、澎湖三岛所形成的经济“金三角”的崛起，是其中不可缺或的一环。
  三.海洋经济开发的资源优势
  东、金、澎三岛的海洋经济资源极为丰富，其蕴藏的开发优势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海岛旅游资源为最。比较其它传统的海洋经济，开发与发展海岛旅游经济应是首选，是三岛经济崛起的基本方向。
  三岛风光旖旎，各具特色，不但拥有多种自然旅游资源，还拥有丰富多彩的海岛人文旅游资源。这种由海岛历史文化所沈积的极具地域色彩与海洋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包括了历代的文化遗址、民俗风情、民间信仰、宗教寺庙、军事遗址等等，无疑也是海岛旅游经济开发的重要资源，也是海岛旅游经济开发的一大优势。
  当今世界迅速崛起的海岛旅游业，也为三岛旅游经济开发提供了世界性的发展背景与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
  热带亚热带海岛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海岛旅游由于其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涌现了加勒比海地区、东南亚、太平洋岛屿等一大批海岛海滨旅游区。然而，由于受到海洋环境、开发政策与资金等因素的影响，除了加勒比海中的一些岛屿外，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资源均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例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尔代夫、斯里兰卡，以及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包括三岛在内的许多岛屿一直保持相对原始的状态。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是：拥有众多海岛海滨旅游区的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当前，海洋旅游不仅成为世界旅游的热点，而且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世界旅游组织调查表明，目前世界著名的旅游度假区中就有两类位于沿海区域，即海岛度假区和海湾度假区。例如被誉为世界八大童话海岛的菲律宾最逍遥的长滩岛、最浪漫的“蜜月之岛”——巴利岛、最热情普吉岛、波利尼西亚最梦幻的大溪地的茉莉娅岛和波拉波拉岛、最刺激的斐济、最纯情的马尔代夫、最风情的毛里求斯、最自由的塞舌尔，还有印度尼西亚巴利省杜阿岛、墨西哥坎尾、多米尼加波多普拉塔、土耳其南安塔利亚、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蓝沙罗特岛等等。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滨海旅游业收入已占全球旅游业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据统计分析，海岛滨海旅游不仅投资少、周期短、行业联动性强、就业率高，且具需求普遍和重复购买率高等诸多优势。
  众所周知，随着海峡两岸气氛的缓和、“小三通”、“自由行”等一系列政策的不断实行与大陆赴台旅游热的不断升温，海峡两岸旅游业正在走进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期。这正是重振闽台社会经济区域的历史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必然趋势下，极具海岛旅游资源优势的东、金、澎三岛“金三角”的率先崛起便成为可能。
  四.海洋文化是海峡“金三角”崛起的软实力
  如果说东、金、澎三岛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是崛起的硬实力，那么，三岛的海洋文化便是发展崛起的软实力。
  “软实力”（SoftPower）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译本）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可见，他的“软实力”即指“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实际上意识形态属于文化的内涵，从根本上说，“软实力”实则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高占祥指出（2007）［3］：软实力的核心就是文化力。他进一步指出，文化蕴涵着巨大的力，人类文明进步的歴史充分表明，没有文化力的积极引领，没有文化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使具有相当的物质科技硬实力，也不可能长期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经济是血肉，文化为灵魂，把文化力注入到经济开发之中，必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迄今为止，海洋文化尚无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和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实践中形成的精神与物质成果的总和；它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海洋文化具体应包含了海洋渔业、经济、贸易、军事、科技、文学、学术、艺术、教育、宗教、风俗等方面的内容。
  海洋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但不同国度或不同区域因地理条件的差异而具有不尽相同的海洋文化。福建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极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它在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培育下，成为中国海洋文明的杰出代表，并为多元的中华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福建海洋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经庭了漫长的歴史演变、文化撞击与磨合、独特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逐渐造就的。《山海经》载：“闽在海中”，表明自古以来，福建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就与海洋息息相关。早在史前时期，福建先民即以善于造船、习于航海着称于世。勤劳勇敢的闽族先民凭借富饶的海洋资源，不畏惊涛骇浪，不怕海途茫茫，漂洋过海，最早从海上实现了对外交流，同时也铸就了开放的商业文化意识和坚韧的冒险拼搏精神。
  东、金、澎三岛均为移民社会，其海洋文化是福建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闽在海中”，三岛更是在海中，其海洋文化与其母体文化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就在于三岛海洋文化更具海洋性，更具冒险的勇气与开拓进取的精神。仅渡海迁移这一点，便可说明问题。再则，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传统海洋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农耕文化的延伸，“以海为田”便是传统的大农业观念的集中概括。与西方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和向外开拓性相比，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具有浓重的内聚倾向，即使是海洋文化相当发达的福建沿海地区也未能彻底摆脱这种内聚倾向。离岛则不然，因深入海洋而更具海洋性与外向性、更接近现代海洋文化的新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三岛的军事或海防文化，是其海洋文化特有的内涵与重要特质。歴史以来，政治与军事造成的恶劣的海洋环境一方面严重阻碍了三岛海洋开发的进程，另一方面却在客观上丰富了海洋文化的内涵，并赋予热情、开放、勤劳勇敢与坚韧不拔的海洋人文性格。明代的海禁政策、倭寇的频繁侵扰及清初包括海岛在内的沿海大规模迁界移民，三岛海洋经济无疑遭受极为严重的摧残，同时也使三岛海洋文化更具深厚的文化内涵，并赋予有别于沿海地区的更为鲜明的海洋人文性格。这种热情、开放、勤劳勇敢与坚韧不拔的海洋人文性格所蕴藏的文化力是巨大的，一旦被开发释放出来，便可能形成推动海洋经济开发的软实力。换言之，三岛软实力是源于海洋文化的巨大文化力，并在该文化力引导下形成的人文性格、价值观念、规章制度与发展模式等影响自身发展的因素。这种以文化力为核心的软实力，主要体现为文化号召力、教育发展力、科技创新力、政府执政力、城市凝聚力、社会和谐力、商务吸引力、形象传播力、区域影响力和信息推动力等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这种具有核心主导作用的文化力无处不在，它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的人类本身及其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从理论上说，软实力所包含的众多之力，可以归纳为合力和创造力。合力可含括号召力、凝聚力、和谐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等，而创造力则包含发展力、创新力、传播力和推动力等。在软实力形成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合力是从分散的海洋文化中提炼、整合出文化力，而创造力则创造出包含人文性格、价值观念、规章制度、发展模式等一系列社会整体的软实力，并使之对人本身以及社会经济与文化全面发展的积极影响。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对民族复兴的新的文化自觉。这种新的文化自觉，在沿海地区包含对海洋文化的自觉。然而，没有认知便不可能有自觉。例如，往往某些分散、局部与个体的成功，是海洋文化精神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人们多把它归结于偶然现象，却未能从中总结找到成功的规律而加以认知。缺乏文化的自觉，成功可能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没有文化自觉，就很难在一个族群当中形成特有的人文性格，而人文性格往往在经济发展中是关键的因素。海洋文化只有深深根植于海岛人心中，并逐渐形成海洋人文性格与自觉行为时，它才能真正形成推进社会发展的软实力。这就是文化底蕴最终影响经济发展方向、进程与速度的道理。因此，三岛的发展与崛起，必先大力弘扬海洋文化，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自觉。实际上三岛合作，正是这种海洋文化自觉、软实力的合力与创造力的集中体现。三岛论坛论的就是三岛海洋文化，探讨的就是三岛合作的政府政策、组织形式、长效机制、发展模式、发展策略等一系列如何增强软实力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岛论坛是合力与创造力的结果，反过来它可能丰富海洋文化，推进经济发展，甚至可以创造历史。
  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物质基础，而海洋文化则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动力。没有海洋经济，便不会产生海洋文化，更不可能形成软实力；没有海洋文化的繁荣与软实力的增强，也就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纵观中国历史，曾经有过开放的海洋政策，促进了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大繁荣；也有过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海洋经济倒退、海洋文化凋零。唐宋时期，海洋政策开放，以海上“丝绸之路”等为主导的航运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当时海洋经济的大繁荣。宋元两代政府实行“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的政策，使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文化繁荣。发达的海洋经济为海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物质基础，是海洋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有利条件。相反，明清时期的统治者实行了严厉的海禁，致使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衰败。
  以史为鉴，可知开发海洋经济的进程，便是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推而论之，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必然，就是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中国海洋经济崛起的历史必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东、金、澎三岛构成台湾海峡“金三角”的崛起，软实力无疑是关键的要素。
  五.认识历史必然性的现实意义
  认识三岛合作形成台湾海峡“金三角”崛起的歴史必然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俄国著名思想家和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名言［21］：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性。认为必然性被认识后便获得自由。当然，这里的“自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这是指人们对某一必然的发展趋势有了明确认识之后，并意识到自已处于该必然发展趋势链条上的某一不能缺失的环节，从而获得了自觉的行为。通俗地讲，这也是“时势造英雄”的另一种浅现的说法。当一个人对某种必然趋势有了足够的认识，并清醒地意识到他在这一必然趋势链条上所处的某一环节时，他便获得了一种常人无法获得的非普遍意义的“自由”，即可能在那个属于他的环节上发挥重要作用而获得巨大的成功。
  现在，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由东、金、澎三岛构成的台湾海峡“金三角”海洋经济崛起的歴史必然性，并且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这一必然性进程中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歴史使命，便获得了这种具有高度自觉行为的“自由”。
  如上所述，三岛合作，正是海洋文化自觉、软实力的合力与创造力的集中体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已反映了对这一座史必然性认识后的一种顺应时势的具有高度自觉的“自由”行为。
  这一点对三岛合作的现在与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有了这种具有高度自觉的“自由”，才能准确地把握自己，使自己在“金三角”崛起的歴史必然趋势中发挥应有的歴史作用，并从而获得成功。

注释： ［1］由漳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台办、福建省旅游局、福建省闽台交流协会主办、东山县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东山-金门-澎湖三岛合作论坛”于2011年6月14日在福建省东山县举行。东山、金门、澎湖三县的领导、政要、与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生态旅游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及如何加强三岛经济、文化、旅游合作的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发表《东山共识》。 ［2］首届东山-金门-澎湖三岛合作论坛《东山共识》第二条提出：以平等、互补、互利、互动、互赢为原则，携手合作。三方一致同意：通过资源互补、优势共享、区域协作，在经济、文化、旅游等领域寻求更大范围、更多层次、更深层面的相互沟通与合作，力促更好更快发展，立足海峡、放眼全球，共同打造台湾海峡的“金三角”。 ［3］何传坤：《台湾陆桥史前动物及人类化石的新发现》，台湾《历史》，2000年5月刊。 ［4］［10］张光直：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 ［5］林观得：台湾海峡海底地貌的探讨，《台湾海峡》第1卷，第2期，1982年12月。 ［6］蔡保全等：东山在闽台旧石器时代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文物》1995年2期。 ［7］赵希涛：台湾海峡两岸全新世地质的对比，《中国海岸变迁研究》，福建科学出版社1984年。 ［8］祈国琴、何传坤：《台湾第四纪澎湖海沟动物群及古地理环境》，《第四纪研究》，1999年3月，第2期 ［9］宋文熏：由考古学看台湾史前史，《汉声》第34期，台湾，1991年10月［11］王振鏞：试论福建贝丘遗址的文化类型，《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12］张光直：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考古》，1989年第6期。 ［13］陈仲玉、董伦道：金门地区考古遗址初步调查（一）内政部营建署委托，中华民国国家公园学会，1995年 ［14］陈维钧：金龟山贝冢遗址考古发掘，金门县文化局，2006年10月。 ［15］臧振华：澎湖群岛的考古学（中文摘要），中央研究院歴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五，1992年5月。 ［16］臧振华：台湾考古的发现和研究，《东南考古研究》，第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焦天龙：东山县大帽山遗址与台湾海峡两岸史前文化交流，东山县社科联《海峡经济论坛论文集》2009年4月。 ［18］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1月。 ［19］杨国桢：《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8月。 ［20］高占祥：《文化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21］俄·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歴史上的作用问题，王荫庭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10年。（笔者：陈立群，东山县博物馆研究馆员，福建省考古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