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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的丞相陈宜中，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这主要源于《宋史》对他的记载。
  《宋史》载：德祐二年（1276）二月，“大元兵薄皋亭山，宜中宵遁”。又载：“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据此记载，陈宜中在元军压境、宋朝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连夜逃走，后来去了占城（在今越南境内）便立即不回来了。于是，“宵遁”、“如占城”、“遂不返”八个字，使他成为逃跑主义者，并成了七百多年来史家批评的主要依据。
  《宋史》不失为一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史书，但由于仓卒成书，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宋史》“舛谬不能殚数。”随着现代历史研究与考古田野调查的深入开展，不断发现具有补史、证史价值的新资料新证据，正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许多历史的情节。
  本文即根据相关史料以及田野调查的新资料，对南宋末年陈宜中的行迹进行一番考证，以期订正《宋史》相关记载的谬误，力求还历史的真实面目。
  一、陈宜中之“宵遁”
  陈宜中（1234～？），字与权，温州永嘉人。宜中少精举业，入太学时便和刘黻等六人上书论右丞相丁大全，名闻朝野，史称“开庆六士”。宋景定三年（1262）免省试直接参加廷试，登榜眼，授绍兴府推官、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擢监察御史，此后屡屡升迁，至德祐元年（1275）十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
  陈宜中出任丞相的这一个月，元兵破常州，谢太后派陆秀夫等人求和不成，宋朝大势已去。德祐二年（1276）正月，太后决定举国降元，陈宜中拒降。
  对此，《宋史·陈宜中传》载：“宜中初与大元丞相伯颜期会军中，既而悔之，不果往。伯颜将兵至皋亭山，宜中宵遁，陆秀夫奉二王入温州，遣人召宜中。”
  宋人周密记：“德祐丙子正月十二日之事，陈丞相宜中与张世杰皆先一日逃往永嘉。次日，苏刘义，杨亮节、张全挟二王及杨、俞二妃行，自渔浦渡江，继而杨驸马亦追及之。至婺，驸马先还，二王遂入括。既而陈丞相遣人迎二王，竟入福州。丁丑五月朔，于福州治立益王，改元景炎。”
  《元史》载：“乙酉，……宋陈宜中、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等挟益、广二王出嘉会门，渡浙江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宫。伯颜亟使谕阿刺罕、董文炳、范文虎率诸军，先据守钱塘口，以劲兵五千人追陈宜中等，过浙江不及而还。”又载：“宋幼主既降，其相陈宜中等挟二王逃闽、广，所在扇惑，民争应之。”、“宋丞相陈宜中及其大将张世杰立益王昰于闽中，郡县豪杰争起兵应之。”
  同一事件，周密、《元史》所载与《宋史》有别。《宋史》的“宜中宵遁”，没有前因后果，似乎是个人的逃跑行为，而且在“奉二王”这件事上好像是被动为之。比较而言，《元史》所载更接近事实。
  “宜中宵遁”之前，宜中难以执行太后的投降决定。《宋史》反而在《张世杰传》中有载：“正月，更命宜中使军中，约用臣礼。宜中难之，太后涕沦曰：‘苟存社稷、臣非所较也。’未几，大元兵薄皋亭山，宜中宵遁，文武百官亦潜相引去。”
  陈宜中自然制止不了宋廷投降，自己又不愿意投降，唯一出路便是“宵遁”。然而，“宵遁”并非个人的逃跑行为，此有史为证。
  《宋史》载：“德祐二年正月，文天祥尹临安，请以二王镇闽、广，不从，始命二王出阁。大元兵迫临安，宗亲复以请，乃徒封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以驸马都尉杨镇及杨亮节、俞如昉为提举。”
  《宋史纪事本末》也载：“请以福王、秀王判临安，系民望，身为少尹，以死卫宗庙；又乞命吉王、信王镇闽广，以图兴复，俱不许。至是，宗亲复请，太后从之，以驸马都尉杨镇及杨淑妃弟亮节、俞光容弟如圭提举二王府事。”
  可见，“命吉王、信王镇闽广，以图兴复”，是宋廷在降元的同时，为朝廷图复的一种策略。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所谓的“宵遁”或“逃跑”，均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是一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绝非逃跑主义。相反，“宜中宵遁”，不愿称臣投降，违约不至元军议降事，显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宋亡之际，以身殉国固然忠烈，奉二王图兴复亦忠亦烈。殉国易，图复难，陈宜中选择了后者。如何评价？王夫之《宋论》中的一段话值得参考，故照录于下。
  “夫忠臣于君国之危亡，致命以与天争兴废，亦如是焉而已。当德祐时，蒙古兵压临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终无术矣。诚不忍国亡而无能为救，则婴城死守，君臣毕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余烬以借一，不胜，则委骨于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遗裔，联草泽之英雄，有一日之生，尽一日之瘁，则信国他日者亦屡用之矣。”
  二、奉帝即位于福州
  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陈宜中回到温州，其母杨太夫人逝世，在家丁母忧。但为了奉二王以图兴复，他毅然与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奉二王人闽中，临行时由张世杰将他母亲的灵柩抬上船。
  是年闰三月，他们到达福州，从位于闽江边的林浦（古为濂浦）登岸，并在濂浦建立行宫。
  “五月乙未朔，陈宜中等奉帝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升福州为福安府。册杨淑妃为皇太后，同听政。进封弟昺为卫王。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为右丞相，陈文龙、刘黻参知政事，张世杰、陆秀夫佥书枢密院事，苏刘义殿前都指挥使，王刚中知福安府。”
  宋朝廷的重新建立，对南方地区此起彼伏的抗元救亡斗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同时也体现了陈宜中等人的民族气节、政治责任感与坚强的斗争意志。
  但是，由于元兵渐迫，南宋新朝在福州仅仅维持了半年时间，于当年十一月从林浦撤离福州，登船入海。
  现在，林浦村的泰山宫便是当年朝廷行朝的所在，额匾“平山福地”便是当年陈宜中所题。《闽书·卷二·方域志》载：“平山，即凰山东。宋少帝航海时，驻兵于此，以其崎岖，铲而平之。”《福州府志·卷之九·封爵志》载：“‘平山福地’，陈宜中大书，镌濂浦平山。”
  除此，村里还有一座“宋陈公丞相祠”，奉祀的便是陈宜中。据传，新朝撤离前，陈宜中开仓放粮，让林浦人足足吃了三年。林浦人感其恩德，为其塑像，入祠祭祀。
  三、葬母于东山岛大帽山
  景炎元年（1276）正月，陈宜中母杨太夫人逝世。《宋史》载：“宜中至温州，而其母死。张世杰舁其棺舟中，遂与俱入闽中。”此后便不知其母灵柩的下落。南宋新朝在福州有半年时间，按理陈宜中有机会在福州葬母，且有相当规格的仪式，必有记载或口传资料，然不见有任何相关的记载或口传资料。《宋史》载：“方秀夫海上时，记二王事为一书甚悉，以授礼部侍郎邓光荐曰：‘君后死，幸传之。’其后崖山平，光荐以其书还庐陵。大德初，光荐卒，其书存亡无从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云。”因此，陈宜中葬母一事，自然不见史端。或许在陆秀夫那部札记中会有所涉及，可惜它“存亡无从知”。
  陈宜中不于福州葬母，必有其道理。于是，他携母灵柩入海，最终葬母于偏僻的东山岛大帽山下。
  《宋史纪事本末》载：景炎元年十一月（1276），“帝到泉州，舟泊于港。招抚使蒲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初，寿庚提举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劝世杰留寿庚不遣，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宜中乃奉帝趋潮州。”《宋史》所载相同，然均未载具体的驻跸地点。《闽书》载：“大帽山，山极高耸。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扶幼主泊舟于此”。《漳州府志》、《东山县志》均有相同记载。《南澳县志》载：“元兵压境，帝下海南奔，宜中率舟师以从，十二月至潮州，驻跸南澳。”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最南端，而南澳岛位于广东省的最东，相距约20海里，帆船顺风顺流航行约3小时，且自北而南至南澳，必经东山。两岛互为犄角，构成闽南粤东沿海的门户，均具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尤其东山岛位于东海与南海交汇处，南北航海多在此停泊补给。南明时期，郑成功踞金、厦、南、铜（即金门、厦门、南澳、铜山）四岛抗清复明，舟师必置于铜山、南澳两岛，相为呼应。他“檄铜山忠匡伯张进，出烦船于宫仔前游飏，以作南澳援师；谨守八尺门炮台，以备陆路渡江。”而南宋新朝此时拥有“军十七万人、民兵三十万人、淮兵万人”，仅以军队十七万人计，所需舟船当在两千艘以上。如此庞大的船队从泉州南下，即使不先停泊于东山以补给和修整，从军事安全考虑也必须分铜山、南澳两岛驻扎。因此，《闽书》“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扶幼主泊舟于此”的记载是可信的。
  《闽书》记载的大帽山，位于福建省东山岛东南沿海突出部。大帽山下的陈城村，共有1200多户，5300多人，绝大部分姓陈，世传均为陈宜中的后代。陈城人世代奉陈宜中母杨太夫人为一世祖、陈宜中为二世祖、陈宜中子陈元朴为三世祖。据载：陈宜中舟泊大帽山时，相中大帽山南麓的凤坡岭，遂葬母于此，并命其子陈元朴代为守坟尽孝。陈元朴便在此开基陈城村。
  2002年以来，陈全兴、陈英龙、陈阿龙、陈添生、陈武其等一批文史爱好者，邀请文史与考古部门的专家组成专门研究小组，对其二、三世祖陈宜中、陈元朴父子的生平及其遗迹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时奔赴广东、浙江、湖北等地，对其宗族的渊源、迁徙与分布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获取丰富的资料。他们在陈元朴开基的顶城村发现了始建于明初的古城城墙，辨认出陈宜中母杨太夫人、子陈元朴的两座墓葬，并发现了被密藏的陈宜中及其母亲杨太夫人、子陈元朴的灵位牌。这些重要的实物资料，印证了陈城村的族谱以及其它志书的相关记载。
  在大帽山南麓、陈宜中子陈元朴墓附近，有一座“七圣妈庙”，始建于元初，殿内祀唐代护国保民的陈靖姑等七尊神圣的女神。据传，该庙香火由陈宜中从福州林浦带入。今林浦的宋陈公丞相祠内，“七圣妈”与陈宜中同祀一堂。据当地人传：陈宜中入乡随俗，在福州期间也信奉“七圣妈”，离开林浦时便分走一脉香火，承接香火的便是陈城村。故陈城人认林浦的“七圣妈”为祖庙。因此，陈城“七圣妈庙”也是宜中葬母并由其子开基陈城的实物证据之一。
  《东山县志》（大事记）载：元兵为追捕二王及陈宜中等人进入东山，“元兵肆行烧杀。亲营村潘穆齐率众抗元兵，身亡。许多人避战乱而逃往澎湖。”亡者潘穆齐之墓，至今尚存，无疑也是陈宜中扶幼主驻跸东山的实物证据。至于幼帝在东山的更多遗迹与传说，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由此可见，尽管不见《宋史》有载，但“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扶幼主泊舟于此”并葬母于大帽山下的史实，是不容置疑的。
  四、七里洋奉旨往占城
  景炎元年（1276）十二月，南宋幼帝撤离铜山、南澳，移驻广东惠州的甲子门。次年（景炎二年，1277）九月，转移到浅湾。十一月元将刘深攻浅湾，又转移到秀山，又向井澳转移。十二月到井澳时，海上飓风大作，死者过半，幼帝落水被救，惊悸成疾。是月，元将刘深又来袭，井澳大败，幼帝退至琼州海峡的谢女峡，进入北部湾，驻于七里洋。
  以上是景炎二年（1277）幼帝海上败退的路线，史志所载基本一致。但在陈宜中往占城的时间上略有差异，一说十一月，一说十二月。据胡珠生先生考证，陈宜中应于十二月往占城，因为其时在飓风大作的十一月，帝昰尚未患病，宜中去占城缺乏根由。据《宋史·陈宜中传》记载：“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井澳之败后宜中才往占城，时间当在十二月无误。
  至于井澳之败后，宜中从何处往占城，虽不见史志有明确记载，但仍可从中找到行迹。
  《宋史纪事本末》载：“元刘深袭井澳，帝奔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由此可见，井澳败后，受东北季风及航海条件的限制，舟师只能向西南方向败退，退至琼州海峡的谢女峡，并进入北部湾的七里洋。这里与占城近在咫尺，《元史》（210卷，列传97，外夷3）载：“占城，近琼州，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因此，此时幼帝“欲往占城”是符合逻辑的。又据广东湛江的地方志书载：“南宋末年，陈宜中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避元兵奉帝南下，过吴川河畔的极浦亭曾赋诗”。幼帝舟师在撤往琼州海峡的途中，曾停泊于吴川，此时宜中尚在，证明他往占城当在离开吴川之后。因此，陈宜中往占城的时间是景炎二年（1277）十二月，地点就在北部湾的七里洋。
  陈宜中为何往占城？《宋史·陈宜中传》的“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记载，便是最好的回答。占城为异域，可否前往关系到幼帝与朝廷的安危，必未敢冒然，需先使人先往“谕意”。此时又是非常时期，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然占城非世外桃园，前途未卜，谁肯担此重任？陈宜中不畏艰险，亲自出马，代表朝廷往占城传达皇帝的旨意，其目的意义明确，行为正当。
  《宋史·陈宜中传》载：宜中往占城后“度事不可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于是，陈宜中正当的行为便被冠上了“逃跑”的罪名。
  陈宜中在占城的行迹，不见史载，今已无从稽考。但他去占城之前的行迹及诗文是值得注意的。
  《南澳县志》载：“二年正月移惠州甲子门。据广州元将吕师夔等因军饷不继退走，以其部梁雄飞守之。经略使刘应龙导帝舟至广州港口，转运使姚良臣预迎帝入州治，守江元兵拒之，不果入，帝舟还大海驻秀山。惟宜中得入广城，寻遁还。”为图复广州，身为丞相的宜中竟置生死于度外，亲自潜入广州，这与他亲自前往占城谕意的做法如出一辙，再者，如果他想逃跑，此时正是机会，而他却回到幼帝身边。
  《广东省吴川县志》载：“极浦亭在吴川县南河畔，宋邑人李凌云隐处（大清一统志）。宋丞相陈宜中过此有诗，后人取为八景之一。”吴川李氏家史也有相同的记载。
  当年陈宜中题诗的“极浦亭”至今尚存。该亭始建于南宋淳佑年间，历代多次修葺，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亭内柱联：“每当美景良辰定有词人同载酒，无复颠风急雨尚留丞相旧题诗。”虽经历代修葺，古风依然，惜当年宜中所题墨宝已不知下落。如今吴川人尚在纪念陈宜中，在“极浦亭”内立青石碑，碑文录自吴川县志的宜中题诗，竖书，阴刻：“颠风急雨过吴川，极浦亭前望远天；有路可通寰宇外，无山堪并首阳山。岭云起处潮初长，海月高时人未眠；异日北归须记取，平芜尽处一峰圆。”诗中“北归”二字，表达他图复的决心。
  上述宜中往占城之前的行迹，足以证明宜中断无逃跑的意图。
  至于他在占城的行迹，不见史载，无从稽考。他往占城后之所以未能及时返回，很可能占城之行并不顺利，甚至在那里遇到了麻烦。时任宋吏部尚书的陈仲微被派往占城找宜中，却连一面也没见着，不久宋亡，便干脆跑到安南，受到安南陈圣王的礼遇。因此，所谓“二王累使召之”，究竟派去多少人？是否见着了人？均不得而知。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陈宜中去占城后回没回来？几乎所有史籍都说他没回来，然事实的回答却与史载截然相反，陈宜中确实回来了。
  五、从占城归崖山，再登东山岛
  据《宋史纪事本末》（二王之立）载：景炎三年二月（1278），“帝舟还广州”，三月“帝迁驻硇州”，四月，帝崩，11岁的帝昰病故，立8岁的卫王昺为帝，五月改元“祥兴元年”，六月“帝迁居新会之崖山。帝昺祥兴二年（1279）二月，崖山大战，宋舟师全军覆没，陆秀夫负幼帝投海，宋亡。
  《宋史》载：“二月癸未，弘范等攻崖山，世杰败走卫王舟。大军薄中军，世杰乃断维，以十余舰夺港去。后还收兵崖山，刘自立击败之，降其将方遇龙、叶秀荣、章文秀等四十余人。世杰复欲奉杨太妃求赵氏后而立之，俄飓风坏舟，溺死平章山下。”
  十余舰夺港而去，除了张世杰溺死平章山下，尚有其他人及其舰船去向何方？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事？史籍无载，幸有亲历者留下足以补正历史的重要证据。
  亲历崖山之战的黄材在《漳浦湖西黄氏族谱》（文忠公族谱序）中写道：
  “值天运转元，随卫王播迁于广东新会之崖山，奉杨太后懿旨，保若和郡王。不期年，元兵俱至，连日大战。余知势迫，乃与张世杰，许达甫等十六船，护王夺港而出，遇陈宜中船于广崖之浅澳大会，欲往福州图恢复。忽飓风大作，世杰不幸船沉，宜中船破，因登合浦。惟余与达甫四船护王及父天从公，漂至浯屿前，又失杠具，乃于浦东登岸，匿王为我黄氏，合居焉。吁！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当是时，文天祥已被执，世杰、秀夫随帝入海，捐躯报国，此心可白。余岂独二、三公之死而故觑焉而逃哉！第据〈礼经〉：‘士死制’，余奉制保王，王在，或嘘炎宋之灰于再振也。……岁在戊戌端月望日，宋逋臣黄材，字国珠，泣血书。”
  这篇谱序写于元成宗二年（1298），距崖山之败仅19年，作者又是事件的见证者，所记当可信。
  如果说黄材所记尚为孤证，那么，与黄材同行的郡王赵若和相同的记述，则又是一个重要证据。他在修于元仁宗三年（1316）《闽冲郡王赵家堡族谱》的（赵氏本末序）中写道：
  “元兵逼侵、吾乃奉帝挈家，驾船逃难，移之广东新会之崖山。噫！当是时，忠臣烈将，武夫精卒，尚有数万人，粮食赖伍太师家为馈饷，尚未乏绝。予亦托万里之天缘，乃缔太师之女。不期年，元兵且至，连日大战，吾知势已败、与许达甫、黄侍臣等以十六舟夺港而出，遇陈宜中在广崖之浅澳大会，欲往福州以图匡复王室。船到广东南澳之七十余里，飓风大作，宜中船破，遂登合浦。予冒至浯屿之东，船亦失其杠具，就于浦西登岸，后徙鸿儒积美居焉。”
  赵若和所记与黄材所记不谋而合，一致见证一个史实：陈宜中并非如《宋史》所言“遂不返”与“终不至”，他不但回国，而且“欲往福州图恢复”。
  据胡珠生先生所引的《永嘉二都前街陈氏宗谱》的陈宜中简传载：“上命至占城、暹罗国乞师，归崖山之界，闻宋亡，竟溺而死，浮尸海上，里人咸以为异，遂收殡葬。”显然，其中归崖山后见宋亡“竟溺而死”的记载，极可能根据张世杰溺海而亡的事件推测而已，但其“归崖山之界”的记载，却又一次证实了黄材、赵若和的亲历所见：陈宜中确实回来了。
  由此可见，《宋史·陈宜中传》所载的“至元十九年，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没于暹”，是不符史实的。它可能根据元翰林直学士承旨刘庚于延祐五年（1318）所撰的《永嘉陈氏世德碑》。碑文写道：“太夫人日思乡里，会其兄芹孙、女兄尼净戒至自暹国宜中薨所。”
  陈宜中的侄儿侄女出家受戒，根本无法了解伯父宜中的行迹，从暹国归来并没说伯父死在暹国，是碑文作者的一种猜测，即使确有此说，也只是一种麻痹当局的搪塞之词。《宋史》未加考证，便以猜想替代了事实。
  至此，《永嘉陈氏世德碑》、《宋史》与《永嘉二都前街陈氏宗谱》记陈宜中死于暹，或死于崖山之界，或老死，或投海自尽，均为猜测，缺乏证据。
  那么，陈宜中遇风船破，于合浦登岸，合浦为何处呢？赵若和明确指出宜中登岸的地点距南澳70里的合浦。当时他们航行的方向是从南向北，那么，南澳北面70余里的地方，便是东山岛。宋代，东山岛包括陈城村在内的东南滨海地区，当地人俗称为合浦，明时改称泊浦，清时又称碧浦，宜中在附近海域船破登岸，必然入大帽山看望儿子，祭祀母坟。
  陈宜中第二次到东山，究竞住了多长时间？今已难以查考。自从元世祖十三年（1276），朝廷便开始追捕宋广王及陈宜中，他的处境十分危险，不可能在此久留。根据当时形势推测，陈宜中极可能从海上离开东山，并向北航行。因为，宋代东山海运业已十分发达。据《东山县志》载：“宋建炎元年（1127），东山磁窑村一姓孟者建造8个陶瓷窑，雇工烧制碗、盘、茶具、酒具等磁器，远销外地。”资料表明，当时东山已经建造大型海船“北船”，南北远航，从事海上贸易。
  六、改名换姓，隐居湖北蕲春久长山
  在湖北省蕲春县蕲北山区崇山峻岭深处的久长山，有一座古墓葬，俗称“相墓”，墓主人为宋故丞相田梦罴。但宋代没有一个叫田梦罴的丞相，而当地田氏人家世传田梦罴就是更名换姓、终老久长山的宋相陈宜中。
  经蕲春县田文国、田志强和田耀国三位先生考证，证实了田氏人家的世传：“田梦罴即南宋末代丞相陈宜中”，其主要依据有当地古墓葬与田氏族谱等。
  “相墓”座落在久长山，墓首分四柱三门，中门镶墓碑，两侧立墓志。墓碑阴刻：“宋故丞相田公讳梦罴大人、妣黄、梅、王夫人墓”。墓志自右至左，阴刻：“田氏鼻祖讳梦罴，宋人，仕宋为显宦，先世隶籍雁门，自南渡后，解组来蕲，卜居大同之久长山，是为田氏迁蕲之始祖也，历数传，人丁繁衍，其散在他邑者，支分棋布，甲第联翩，而居蕲者十数户，尤为甚盛，绳绳继继，绵世守而衍箕裘，以是叹我祖之垂誊者远也。祖原卜葬土库楼天欣也。祖妣黄、梅、王氏，合墓共碑，历宋元明，迄今七百有余岁矣，其间碑牌之代立者，不知凡几，奈所换之碑，又多历年所，一则风雨飘摇，字迹剩落，一则土膏滋长，碣石芜埋，后人欲摸碑而读之有不可得者，是以聚族而谋复立，坚石丰碑，仿旧制而修之，庶几陵谷变迁而不朽云。皇清同治十三年仲春月谷旦，支下远孙同立”
  清乾隆年间，楚北大学者、大诗人、《湖北通志》主编陈诗，曾以田桥地名作《竹枝词》一十七首，其中第六首第一句写道：“相墓经传土库楼”，开句便点到“相墓”，说明至少在同治维修墓葬之前，墓主的身份就已被这位大学者承认。
  但是，该墓葬规格不高，规模不大，与墓主身份不符，这是为什么？现存墓碑及墓志均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最后一次维修时所立，虽有纪年而为何不见始建年代与墓主卒年，如经考古发掘，是否有墓志或买地卷？这些问题令人疑惑不解。然而，正是这些令人疑惑的问题，暗示了墓葬的时代与墓主的特殊身份。
  墓葬为田梦罴及妣黄、梅、王三夫人共四个人的合葬墓，此与元代盛行夫妻合葬和家庭多人合葬的做法相吻合。例如：山西元代侯马赵氏墓，六人合葬，西安雁塔南路元墓共有木棺5具，是典型的家庭合葬墓。像江苏武进下港元代夫妻合葬墓、江苏吴县黄桥乡元代吕师孟夫妇合葬墓等，更是不胜枚举。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采用了汉族的立法来治理国家，汉文化与蒙古族文化得到空前的融合。做为生活习性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墓葬习俗也逐渐被蒙古人采用。尽管如此，元朝还是提倡薄葬简丧的，甚至明文规定：“诸坟墓以砖瓦为屋其上者，禁之。”这就是田梦罴墓葬规格与其身份不符的原因之一。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特殊身份，既已更名换姓，自然不能张扬，其墓葬更不可能暴露其真实姓名、真实身份以及生卒时间等信息而祸及子孙。
  因此，当疑惑被消除，墓葬的年代便不言而喻了，而墓主人的神秘面纱，也就被轻轻地撩开了。
  修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蕲春《马骅山田氏七修宗谱》序载：“我田氏来蕲春之鼻祖曰梦罴公，世传即宋相陈宜中，当端宗舟抵秀山时，由占城迂道逃至江淮间，结忠义之士，谋复宋室，志卒不遂，乃仿陈公子完之先例，易姓为田，匿于蕲北之久长山而隐居焉。……光绪癸巳科副举人湖南直隶州州判二十四世侄孙嵩元葛民甫敬撰，民国二十六年仲春月谷旦。”
  修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蕲春《田桥久长山田姓家谱》序载：“余族之先家世雁门，南宋时梦罴公始迁大同乡之久长山，至今五百余年。”
  蕲春新修《田氏大成宗谱》谱系云：“田梦罴者，乃陈宜中也。”
  以上所引田氏宗谱记载，“当端宗舟抵秀山时，由占城迂道逃至江淮间”在时间上有差异，至于“结忠义之士，谋复宋室”是否事实有待查考，而“仿陈公子完之先例，易姓为田，匿于蕲北之久长山而隐居焉”与当地口传历史一致，应符合事实。因此，结合田梦罴墓的分析研究，田梦罴无疑应该就是陈宜中。
  陈宜中可能借助“北船”从海上离开福建东山岛，由海入长江至湖北，再拐入蕲水河、龙井河，进入偏僻的蕲北山区的久长山。
  然而，陈宜中为何选择蕲北山区而不是其它地方呢？另一座古墓葬及其相应的宗谱记载，回答了这个问题。
  田文国、田志强和田耀国等，在蕲春县大同镇何铺村找到传说中的“公主墓”，并找到与“公主墓”互为印证的《黄氏宗谱》。“公主墓”的墓主人为黄元庆及夫人赵公主。《黄氏宗谱》（世系）载：“尧咨，二十公长子，字元庆，宋嘉定驸马，赘赵公主。生子四：英迪、圭、郁，女一适宋相田梦罴。公妣合葬洪潭坂上老鹳窠金规银槽，癸山，丁向，有碑，有石阶三十二步，有华表。”
  该谱首修于元大德戊戍年（1298），重修于清同治元年（1862）。经三位田先生考证，“公主墓”所处地理位置、坐向、形制规格、附属建筑与宗谱所载完全一致，而赵公主是宋嘉定年间的郡公主，同是宋室皇亲，其女儿正是与宋丞相陈宜中合葬的黄氏夫人。如若无误，这是很有价值的证据，它为陈宜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材料，是陈宜中为何选择蕲北山区隐居的确切答案。
  七、简短的结论
  陈宜中作为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其争议的关键就在于《宋史》记载的“宵遁”、“如占城”与“遂不反”八个字。然而，陈宜中却以其行迹订正这八字不实之词。
  他在南宋举国降元之际，不愿投降，扶立二王，以图兴复。
  他带着母亲的灵柩离开故乡，奉帝即位于福州，葬母于东山岛大帽山。海上行朝，节节败退，至北部湾七里洋，帝欲往占城，他奉旨先往。占城事不可为，他即返回崖山，正值宋亡，遇夺港而出的赵若和、黄材、许达甫等人，欲往福州图恢复，途中遇风船破，再次登陆东山。最后，他在朝廷四处追捕的情况下，潜入湖北蕲北山区，改名换姓，隐居山林，死后葬于久长山。
  清代王夫之说：“宋迨理宗之末造，其亡必矣。”又说：“通蒙古亦亡，拒蒙古亦亡，无往而不亡。”
  作为当朝丞相的陈宜中，对南宋前途应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拒绝称臣投降，显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扶二王以图兴复，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携母棺奉帝即位福州，行朝海上，葬母大帽山，既忠又孝；如占城，归崖山，力挽南宋，英勇顽强；终老山林，虽无杀身成仁，却已竭尽忠义。
  胡珠生先生在其《陈宜中生平考辩》的结论中指出：“陈宜中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坚贞不屈、至死不忘匡复宋室的忠臣。”
  至此，历史对于陈宜中的争议，可以结束了。
  参考文献：
  《宋史》、《元史》、《四库全书总目》（宋史）标点校勘本、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二王入闽大略〉、明·陈炜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龙湾史志》、清·王夫之《宋论》、《闽书》、《南澳县志》、《台湾外记》、《东山县志》、《陈城（顶城、下城）陈氏渊源世系》、《漳州府志》、《湛江市地名志》、《广东省吴川县志》、《吴川三柏李氏家史》、元·黎崱《安南志略》、民国版《东山县志》、《蕲春文化研究》、《考古》、《文物资料丛刊》、《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