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清初沿海迁界缘起
  明清鼎革时期，汉民族人民抗清斗争风起云涌。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南明汉民族武装力量（时称义师），于金门、厦门、铜山（东山）、南澳等闽南沿海地区建立抗清基地，在广大沿海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多次攻克被清军占领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并联合浙东张煌言率领的义师，挥兵北上，以图恢复明室河山。满清统治者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先后颁布了“禁海令”和“迁界令”。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严禁沿海省分，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再次发布《严禁通海敕谕》，其中说：“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物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见顾诚《南明史》）郑成功率师横海驱逐荷寇收复台湾，并在台湾建立“东都明京”之后，满清统治者更是恐惧有加，为了彻底消灭南明汉民族抗清武装力量，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国大陆攫取的政权，于康熙元年（1662年）和康熙三年（1664年）及至以后，大规模强制施行其迁界禁海政策。
  满清统治者之大规模迁海政策的提出，史籍中一说是出自黄梧的建议（黄梧，漳州平和人，原为郑成功部将，后变节降清，受封海澄公），黄梧向满清统治者呈奏一本，内密陈“灭贼五策”：“一，金、厦两岛弹丸之区，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实由沿海人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若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则不攻自灭也。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竖椿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如此半载，海贼船只无可修葺，自然朽烂。贼众许多，粮草不继，自然瓦解。此所谓不用战而坐看其死也……”（《台湾外志》卷11）另有一说是满清统治者采纳了旗下汉人房星焕的献策。“星焕者，北平酒家子也。其兄星华……星华官至漳南太守，星焕从之官。海上兵至，漳城陷，兄弟皆被掠入海，旋纵之归。其主问海外情形，星焕乘间进曰：“海舶所用钉、铁、麻、油，神器（指火炮）所用焰硝，以及粟、帛之属，岛上所少。皆我濒海之民阑出贸易，交通接济。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其主深然之，今执政新其说得行也。”（见顾诚《南明史》第十三章）。而据夏琳《闽海纪要》（卷上）记，建议沿海迁界者为苏纳海。
  满清统治者的迁界禁海，就是在中国所有沿海地区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30里、50里至200、300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筑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入内陆，让整个中国沿海成为一个无人区，以断绝沿海人民对退驻台湾及闽粤部分岛屿的郑军义师的供应支援。按《南明史》所载：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郑成功义师在满清统治者及其奴才的眼里是“贼”，必欲除之而后快。由于郑成功义师主要据点在福建，对满清统治者威胁最大，因此迁界令执行最严厉为福建和与之相邻的广东、浙江三省，其它省份相对而言稍为宽松。
  沿海迁界禁海，其实质即是一场大屠杀、大掠夺、大破坏。正如许多学者指出：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在整个迁界过程中，据清代阮旻锡《海上见闻录》说，它所造成的平民死亡数字“亿万计”，其中大半都是被满清统治者屠杀和迫害而死的平头百姓。中国沿海地区从宋朝开始即逐渐成为中国最富庶最繁荣的地区，而在满清统治者的暴行之下，顷刻间，几千年积累的财富和生产力化为乌有，人力也消灭殆尽，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沿海国家变成一个内陆国家，使整个沿海地区彻底变成一个无人区，变成白地荒野。
  闽南的东山岛，由于在中国沿海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与民族英雄郑成功抗清义师的特殊关系，因而在整个迁界过程中，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
  二、惨绝人寰的东山岛迁界
  （1）郑成功义师据守铜山抗清：东山岛地处闽粤海道交界点，东与台湾、澎湖一水相隔，为大陆靠澎湖最近的地方，西临漳州、潮州二府腹地，是明清鼎革时期闽粤两省人民接济郑成功义师的跳板，亦是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据《台湾外志》和《铜山志》所载：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闰三月，郑成功据守厦门同安，即派都督忠匡伯张进镇守铜山（铜山时为守御千户所城，即今东山岛铜陵旧城区）。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五月，郑成功“自领大队舟师至铜山，候永历旨”。同年八月，“郑成功在铜山整顿船只，训练士卒”；忽接同安部将告急请援文书，即整大队舟师回救，无奈北风盛发难以驾驶，五日方抵金门。侦报同安已被清兵攻破，诸将战死，全城惨遭屠戮。郑成功“遂移师镇海、铜山。”顺治十三年（1656年），郑成功命黄元、郭华栋二镇带兵进驻铜山，协助忠匡伯张进守岛。是年八月，郑成功率大队人马进攻福州。满清统治者派军救援福州，另派福建提督马得功于九月初六进攻铜山，袭击郑军后方基地以解福州之围。铜山守将率部迎敌，两军激战于八尺门。清军几次强渡都被郑军击溃，只得撤回驻地。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联合浙东义师，挥兵北上，积极进取，收复大片失地。后来由于金陵战事失利，退回厦门，仍据守沿海诸岛。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月，郑成功以南明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并于台湾建立“东都明京”，以此作为抗清复明的根据地。此际，满清统治者再次派兵进攻厦门又告失败。因此，满清统治者认为对付郑军义师“欲剿不能胜，欲抚不可能”，便决定在东南沿海五省实施大规模的迁界。
  （2）“铜山之变”，一场未遂的迁界：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满清统治者即颁发迁界诏，令沿海三十里至五十里居民迁人内地。福建漳州府沿海的龙溪、海澄、漳浦（包括云霄）、诏安四县于九月十八日大迁徙（《漳州府志》）。当时的东山岛地归漳浦、诏安二县分辖，亦属迁界范围，然为郑军义师所据守，无法动迁。于是，满清统治者一方面以重兵压境，虎视耽耽觊觎东山岛；一方面使用离间计，以封官赐爵的手段，策反驻岛郑军部将叛降以瓦解义师，以便实施迁界。
  是年六月初，时驻守岛上（五都康美城堡木杨城）的义师部将蔡禄、郭义（由施琅所招，投于郑军）起兵挟逼督镇铜山所城的忠匡伯张进变节降清。张进设计诱歼蔡、郭未成，遂引爆炸药自焚，守节身亡。郑成功在台湾闻讯，即派遣黄廷、杜辉、黄元、翁天祐、何义、黄昌、杨来嘉等镇将士驾舟驰下铜山，擒拿蔡、郭；南澳陈豹亦统师会剿。蔡、郭自知难以招架，在清军诏安营副将刘进忠的接应下，于六月十九日遵清廷迁界旨意，纵令洗劫铜山，俘掠铜山青壮男女一万多人，从陈平渡（迁界后至今改称“八尺门”）摆渡押入云霄降清。据《铜山所志.杂志》载：“十八年，海镇蔡禄（即万七）叛海投诚，城内外童男幼女财宝珍玩劫掠而去，不可胜计。”《台湾外志》载：“十九日，禄、义任众抢掠，空其城，由八尺门投诚。”此一事件，在南明史上称为“铜山之变”，也可说是一次未遂的迁界，只因事变之后，郑成功之子郑经即遣义师部将洪天祐同黄元相继重据铜山，故满清统治者未能进入实施（《台湾外志》卷11）。
  （3）旷世奇祸：东山岛迁界浩劫：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十六年）五月初八，郑成功病逝于台湾，长子郑经袭位。次年正月，郑经驻厦门，派部将黄廷守铜山。十一月，满清统治者勾结联合荷兰殖民者夹板船队与郑军水师会战于金门、厦门海域。清军损失惨重，郑军战船也受重创。郑经遂弃金、厦，率师退守铜山。此间，满清统治者再次遣使到铜山劝降，郑经不从。康熙三年（南明永历十八年）三月初，郑经与冯锡范、陈永华等接明宗室宁靖王、泸溪王、巴东王、鲁王世子和郑成功遗孀董氏夫人及乡绅王忠孝、辜朝存、卢若腾、沈全期、郭贞一、李茂春等从铜山撤往台湾，留周全斌、黄廷在铜山断后。而周全斌、黄廷旋即先后叛变降清。三月初六日，清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带领大队兵船攻进东山岛——
  据清靖南王耿继茂向康熙皇帝报捷的奏褶言：“三月初六日，臣与总督李率泰、提督王进功、海澄公黄梧等领兵先后至八尺门，伪威远将军翁求多率众六万余人纳款。十四日夜半渡海，进拔铜山，焚毁贼巢，斩首三千二百余级。伪永安候黄廷、伪都督余尧等，率伪官兵并家属人等三万二千四百余名出降，所获船只、盔甲、器械无算，逆首郑经仅存数十船乘风遁走台湾。”
  继之，占领东山的清军实施全岛迁界，据《台湾郑氏始末》载：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人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三月十四、十五日两天，纵兵摧城焚居，大肆淫掠，杀一万余人，逼逐三万余人从陈平渡（八尺门）迁徙内地。”（《东山县志》）
  清军在陈平渡北岸划定界线，开界沟，筑界墙，颁施《迁界禁海令》，“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其间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界畛既截”，又“砌筑界墙”，沿边扼塞建寨堡设台墩，“置兵守之，禁民外出”。敢于出界的人都杀无赦，“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袅首。”……
  《台湾外志》亦载：“所迁之民，一时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更甚者督迁官兵，还乘机肆行掠夺，情景悲惨，不忍卒闻。”
  时人陈迁鹤记载迁界情况说：“朝命甫下，奉者过于严峻，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资，贫人夫荷釜、妻褓儿，携斗米，挟束藁，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矣！”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即“杀”之。（顾诚《南明史》第十三章）对岛上的树木也不放过，尽皆过刀。
  （4）铜山军民的不屈反抗：清军进入东山岛时，不愿降清的铜山所城军民以“忠贞之肝胆”英勇奋起反抗，慷慨牺牲三千二百余人（见耿继茂报捷奏疏）。一部份军民夺舟入海，跟随郑成功之子郑经东渡撤移澎湖、台湾，继续抗清。
  当时，铜山大庙头北极殿的南少林住持大头和尚率僧众坚持抗清到底，誓与铜山共存亡，故为清兵横刀逼颈、尸首分身，抛头颅于庙殿。“复界”后，东山民众收其骷髅葬于“金斗瓮”，奉祀于北极殿的前殿侧室，是为“孤魂甶主”，至今岛上多处奉祀其香火，表达了东山百姓对他的敬仰和纪念（《海峡神缘》海风出版社2003年版）。
  迁界之时，为反抗剃发，铜山许多有志之士宁死不屈。“清初鼎革，剃发令严，有“留发不留头”之律。时铜山民众抗节蹈海而死者百有余人。”（事载《台湾外志》）
  而未随郑成功及其子郑经的岛上民众，尤其是南少林僧俗二众在反抗失败后，退入漳南地区，组织和参加天地会继续进行反清地下活动，他们宣誓：“红巾一条在手中，三指头中仿英雄。招集五湖并四海，杀灭妖魔一扫光！”（见东山民间手钞藏本《古来寺赞集》）
  （5）东山岛流民界外遭遇：迁界后散失的东山人民，四处流落，远徙广东、江西，近栖闽南各县内地，亦有一些人远飘重洋到海外谋生之外。据近年东山族谱调查，广东的广州、惠来、陆丰、潮州一带、福建的云霄、漳浦、莆田等地，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都遗存东山岛迁界移徙内地的各姓氏后裔，他们中一大部分人在清代统治者的淫威下无法回到家乡，早已断绝了与祖家亲人的联系。清人颜斯综在《南洋蠡测》中称：“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
  被迁入内地的沿海人民成为界外居民，流落他乡，颠沛流离。据《南明史》中记载，福建“海滨迁民，初时带有银米及锱重，变卖尚可支持。日久囊空，既苦糊口无资，又苦栖身无处，流离困迫，……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展转待毙，惨不忍言”。与东山岛相邻的广东沿海：“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东山岛被迁人民何尝不是落此惨境！
  康熙四年，那个率军血洗东山逼逐东山人民迁界的清军总督李率泰，在临死前的遗疏中也说：“臣先在粤，民尚有资生，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见《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可见迁界给闽粤沿海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多么的深重！
  （6）东山岛最后沦陷：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退据台湾的郑经又派军入镇已被清兵糟蹋得破碎不堪的东山岛。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一月，再派铜山人陈骏音为漳浦铜山所安抚司。陈骏音上任后，目睹家乡遭受迁界严重破坏的凄凉情景，遂暗地里派人深入内地，招抚流落各地的东山人回乡，重建家园。
  康熙十六年（1671年）四月，郑经又派奇兵镇黄应等军屯驻铜山；六月廿四日再派刘国轩、何佑率水师进驻铜山，继续抗清斗争。一时军威大振，民情激昂，沿海各县纷纷以铜山为据点，开展接济义师的活动。为此，清福建总督姚启圣甚为忧虑，十二月奏呈康熙皇帝，议论重新在东南沿海实施迁界。
  康熙十七年（1672年）元月，满清统治者颁令福建上自福宁，下至诏安沿海一线，再度实施迁界，重新驱逐老百姓迁徙内地，距海十里或二十里为界线，近水险要，添设炮台，星棋罗布，稽查防范。铜山这时为郑经义师扼守，与清兵形成两军隔海对峙的局势。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郑经的部将朱天贵在满清统治者的离间下，遂萌叛变之心，带领数十只兵船停泊铜山，诱骗铜山守将左冲镇马兴隆、昭义镇杨德、中冲镇郑添等将领到船中议事，出其不意，当场擒捕马兴隆父子溺于海中，囚禁杨德等人于船仓，并挥师上岸，搜捕义军家属和刚刚回乡不久的铜山人，宣告全师降清，东山岛又沦陷于刀火之中（见《台湾外志》）……
  朱天贵的投降，大大挫伤郑经的军事实力，从而，东南沿海所有抗清据点全部沦失。郑经于满清统治者平息“三藩”之乱后，最后从大陆沿海撤归台湾。满清统治者进一步集结兵力于福建沿海，准备彻底剿灭郑军义师。至郑经逝后的康熙二十二年，曾经先后是黄道周和郑成功部将，而后降清任清军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从铜山发兵攻克澎湖，郑经之子郑克壤终于在台湾归降。
  三、东山岛迁界造成的旷世灾难
  满清统治者颁布并施行的迁界政策，持续二十年之久，使东南沿海百姓和铜山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铜山所志.旧序》听涛氏云：铜山这原来景物“足包胜览”，人文“足备高风”的“文物之邦”，“孰知天命靡常，甲申一易，而防倭之人变为勤王之师矣，歌乐之区变为哭泣之野矣，文章子弟变为忠贞之肝胆者，悉以歼绝无遗矣。”“明朝数百年之所培养，一旦而弃置无余”！原来“城郭万家罗胜地，舳舻千艘拥连环”的铜山不复存在。满清统治者采取残酷的迁界手段，使东山岛变成一片焦土，只遗下“层层黄沙，累累白骨”（见民间藏本《古来寺赞集》）。
  经过近二十年的迁界浩劫，铜山岛人口大减。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满清统治者始宣布东山岛复界。复界后，清总兵詹六奇曾派出官员四处寻找东山迁徙内地的人民，“回归者十仅二三”。
  据《铜山志.杂志》载：未“迁海”以前，铜山城居民有文、武两姓巨族（进士文三俊与孝善武守为之家族），分住顶、下两街，故时人有“顶街文、下街武”之称。迨“海界”复，民归故里者十无一二，至今东山文姓仅有十余户，至武姓则式微无存矣。而近年的姓氏调查情况表明，明一代东山的几大族姓，除武姓之外，尚有薛、俞、倪、葛等显族望姓，入清后已不见存。不少村庄亦不复存在或易姓换族，原有人烟断失无续。如：五都东沈村，据传原有沈、李、吴、许、叶、唐、萧“七姓聚居”，迁界后仅遗沈、唐二姓（《东山岛文史》第24辑，沈添木：“东沈史迹拾遗”）。湖塘一带氏族村落，原有“七蔡”，后来仅余“三蔡”（《东山岛文史》第24辑）。有的姓氏房系断失无传。
  经迁界铜山岛田亩盐坎全部荒弃，杂草丛生，蛇蝎筑窝，虎狼建巢。昔日“簪缨相望”的铜山城，其西门口泗洲佛庙前的沟底，有巨蟒卧藏，追噬过路行人。复界后被张公捕杀，从沟里清理出大堆白骨（张公祠：在乡贤祠前，闻昔张公乃是潮州人，来铜治恶蛇有功，故立祠祀之。见《铜山志》）。
  据传，明一代的东山岛军民曾种植许多榕树、刺桐，因刺桐多为郑军从泉州、厦门移植入岛，故迁界时清军对岛上的树木株株过刀，后来仅存的少数刺桐犹见累累伤痕。毁树导致岛上风沙成灾，村落被埋，田园受湮。
  港口尽废，船只皆焚，过去繁荣的港口成为死港荒湾。原来“万航出海”，“棹歌处处”的铜山港，复界后仅见数只小艇，以近海采捕为生（见东山关帝庙《大都督鼎翁黄公兴庙惠民功德碑记》）。而官港白塘澳从此废弃。
  铜钵盐坎在明朝是漳州府属一大盐坎，由于迁界抛荒失管，堤岸被海潮冲垮，盐埕崩毁，全部废弃。据史料记载，明末，东山岛上有盐田4135坎，1345.5个漏口。清代初，因迁界移民，盐田大部荒废（见《漳州府志》）。
  至于铜山人民数百年创建的文明史绩，如城寨楼阁、书院庙宇，均一概拆毁；古籍经藏、文献著述，皆被满清统治者付之一炬。
  故《铜山所志.序》痛述：“康熙三年甲辰，西平藩统大兵勒移铜山百姓，先数日或买舟，或从陆尽逃窜于漳、潮内地，兵乃于三月十三日过陈平渡，十四十五日摧城焚屋，致二百六十余年花锦文献之地，一旦邱墟，不能不令人之涕泪交颈也”。
  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月，满清统治者宣布东山岛复界。流徙内地残存于世的铜山人民始陆续返回家乡，收拾亲人遗骸，修复庐舍庙堂，剪芜耘地，重整家园。当年旧历七月廿四日，铜山人民相约于该日下午四时烧草安居，升火煮饭，以庆返乡团圆，故此日称为“烟火日”。（《东山县志》民国稿本）七月做鬼节，家家祭亡魂。可怜迁界后，哭鬼遍城村！铜山所城的百姓在家里做“接家先”吊祭活动，厅堂墙上挂着先人画像，焚香设供，接先人亡魂回家就祭；而乡下各姓氏村社做“家平安”（亦称做“家安”节），盛供祭奠惨逝的亲人，同时祈祷家族从此平安，免灾祛祸。此举成俗遗传至今（唯铜陵的“接家先”祭祀活动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被国民政府所废）。
  复界回乡的东山人民如“哀鸿甫集，嗷嗷待哺”。全岛百姓原来于有明一代“官与军咸袭封，是为军籍，里甲丁粮，世莫之闻”，入清后反散为无籍之民，“至此有丁粮之事”。由于百姓无籍，任由清军欺辱压榨。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之后，满清统治者仍视东山岛人民百姓为“奸民逆贼”，不予入籍……直到康熙五十年，百般无奈的岛上百姓始借满清统治者也尊奉关帝，遂契认关帝为祖，先后分别以“关永茂”（时地属漳浦县的铜陵）和“关世贤”（时地属诏安县的五都）为户主之名，共认关氏为宗，仰赖关帝祖德神威，再申入籍之事，始得清廷重开审议，准予入籍（见东山关帝庙《公立关永茂碑记》）。这就是东山全岛百姓共奉关帝为祖，家家户户悬挂关帝神像，三百余年来晨昏香火敬祀的原由。
  总之，清廷为了彻底消灭中国南方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汉民族反清武装力量，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实施残暴的迁界禁海政策，其时间之长，破坏之大，祸害之深，比之后来的法西斯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实为一场旷世浩劫，它使东山岛的社会历史与全国沿海地区一样，至少倒退了200余年，而回到最初的草莽时期，这是一章不堪回首的惨痛史页。旧景回放，以史为鉴，应使人们更为珍惜今天。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来源：
  顾诚《南明史》；
  江日升《台湾外纪》；
  《清实录》《清世祖实录》卷140；
  《台湾郑氏始末》；
  《皇清名臣奏议汇编》；
  《海上见闻录》（定本）卷1；
  《漳州府志》康熙五十三年版，卷33《灾祥》；
  《漳州府志·秩官志》；
  《靖海纪事》；
  《明清史料》丁编，第257页；
  《粤闽巡视纪略》；
  《广东新语》卷2；
  《靖海纪事》，陈迁鹤所作《叙》；
  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8《事略》；
  清陈振藻《铜山志》；
  民国稿本《东山县志》；
  《古来寺赞集》（又称《香花僧秘典》，东山岛民间手钞藏本，1988年发现）；地方考察采访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