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
  1927年，我出生于台湾彰化县鹿港镇，是汉族人。鹿港，是清代闽南对台往来的主要港口之一。但我祖籍在泉州林边。林边，距泉州市约10多公里。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1946年5月，台湾当地政府说要招公务员、需先学国语（因日据时期实行日化教育，台湾百姓被强迫讲日本话），我报了名，被送到高雄凤山原日本人遗弃的兵营训练，入兵营即发兵服、剃光头，进行军事集训。当年11月份，我被编入国民党第70军，来大陆前，经整编为70师139旅278团1营9连，坐船渡过海峡到上海，又坐火车转到徐州，在徐州住近一个月，又开到山东打仗。在山东的单县、锦乡、自宁（州）等地与人民解放军打仗，多是跟地方部队打，有时也跟正规军打。期间，我由原一等兵转上等兵。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即徐州大会战），我所在部队属黄维兵团，仗打败了，我被解放军俘虏，编入解放军三野第13纵队（即现31军）93师278团1营2连。起初当副班长，后来代理排长。
  1950年，解放军部队准备打台湾。我当时已随部队南下福建驻福州，系叶飞指挥的第10兵团。总部有令，三野准备解放台湾，因为需要，凡三野、四野部队中的台籍士兵都调到三野在上海设立的“台训队”。我所在部队在福州，台籍士兵集中后组成的“台训队”在福州待命，因为拟解放打台湾的部队需要南下到福建集结。不久，“台训队”编入华东军政大学福建分校（即福建军区军政大学），并招收闽南籍士兵和地方青年当学员、培养干部拟在台湾解放后当台湾干部。
  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事搁了下来，我们几千名军政大学学员（均为闽南籍或台湾籍），随校名改变均变为“第十四步兵学校”学兵。
  当时台籍士兵与闽南籍士兵一起训练，台籍士兵多为参加过战斗的老兵，新招收的闽南籍士兵多是当学兵，我那时当“班长”，而教官多是北方人。
  1953年初，我从“十四步校”转业到地方，先到福建省农林厅水产局当人事科办事员，两个月后要求转到厦门水产分公司（因为我国语学不了多少，福州话又不会讲，在福州工作诸多不方便），也是做人事工作，当干事。同年7月上旬转到东山县工作。当时公路交通不便，我是从漳浦下寨坐船进入东山岛的。我被安排在东山水产收购站工作，住铜陵，任流动组组长，负责到古雷和冬古、宫前、澳角（我县二区）收购鱼货。
  没隔几天，东山岛战役发生——
  7月15日下午我到亲营收购鱼货，当时渔汛很好，渔民讨来的鱼很多，我带500万旧币（相当后来人民币500元）不够鱼货款，当晚住在亲营。隔天清早（即7月16日）枪炮声就打响了。亲营当时驻有解放军部队一个排，由一个姓张的副连长带着。我向张副连长借用电话打到城关水产收购站找站长陈铁峰，陈站长说“打仗了，银行都关门，哪里去拿钱”。当时地方干部政府均配给武器，我穿军便装，带着驳壳枪，听说是国民党来反攻，我要求张副连长让我参战，张说不行，你们地方干部没有任务。
  东山岛战役很快就结束，国民党军队吃了大败仗，我跟东山岛军民一起欢呼这场保卫战的胜利。
  （二）
  我在台湾的父亲在我青年时没来大陆之前就去世了，母亲于1982年72岁亡故。现台湾省有四个弟弟（另一个妹妹已亡故）。姑姨舅妗亲人很多，我二弟三弟现在基隆，四弟五弟在台北，鹿港老家没人住了，1982年母亲去世后遗像是三弟托渔船寄过来的。
  自来大陆后我一直思想家乡、思想台湾亲人，年轻时这种情感万为强烈，一直想回去。由于两岸隔断，我一直没法跟家里取得联系。1962年我在西埔水产商店工作，通过老詹（南靖人，在东山工作，其岳父在台湾）写信寄新加坡转台湾我母亲收，（母亲收到我的信和照片），这事被组织上知道，挨了批，幸好当时任县海防部长的王治国说算了不要查，不然我可得挨整。后我不敢再给家里写信了。
  直至我到对台办工作，接触了很多台湾渔民，才又想给家里联系。70年代末，一帮台湾乡亲来东山，我和他们一起到南门沙滩上，对海遥祭……
  1981年，澎湖“徐谦和”号渔船来靠东山，我才又偷偷写了一封信托船老板带去台湾，问候台湾的亲人。
  1982年母亲在台湾去世，三弟通过台湾渔船托信来并带来母亲遗像，我把母亲遗像挂在家中的公妈龛上年年祭拜。
  我又调过几个单位，至1977年才调到对台办工作，任接待站副站长，李福章同志任站长。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前三个月间，我去省委党校学习，回来后，我被安排当对台办副主任，郑和根同志任主任。
  1985年，县台联成立，我调任县台联首届会长，1983年5月，我56岁那年离休，组织上曾想留我再干几年，我不想。
  1991年10月30日，我带我妻子（漳州籍）回台湾原籍定居。妻子在台湾住不习惯，1997年我和妻子又迁回东山定居。我现在有2个儿子1个女儿、2个内孙、1个外孙女。大儿子在港务局工作，二儿子在电力公司工作，女儿在东发公司工作，家庭自在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