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最南端，处在东海和南海的交汇点、闽粤的接合部，与台湾隔海相望。
  历史上东山岛曾分属于揭阳县、义安郡、漳浦县和诏安县管辖，1916年始建东山县，现隶属漳州市。东山岛四面环海，共有岛屿45座，本岛土地面积194平方公里，周边岛屿44个，面积6平方公里，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全县人口近20万。
  自1987年东山岛发现来自东山海域（台湾海峡）海底的人类肱骨和动物化石之后，又陆续发现更多的海底哺乳动物化石、动物化石上的人工刻痕、采自地层的砾石砍砸器和采自地表的细小石器。对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张振标、祁国琴研究员、福建省博物院严晓辉、范雪春研究员、厦门大学蔡保全教授、台湾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何传坤博士等都做过一些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对东山岛这一系列考古发现的分析和研究，力图对东山岛旧石器时代文化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并有裨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地质地貌及第四纪地层
  东山岛是福建省南端最大的岛屿，地理坐标为北纬23°33′33″-23°47′11″；东经117°17′33″-117°34′32″，岛上经长期风化逐渐形成丘陵、低地、小型平原相间地貌形态，地势大致从西北向东南略呈倾斜状，北、西北多低丘，一般海拔在50-200米；坡度10-35度；东南多海积平原和沙地，一般海拔3-15米，全境共有小山413座，海拔80米以上的有29座，其中以苏峰山最高，海拔274.3米。全岛出露的岩层主要有上三叠统-侏罗系变质岩、二云石英片岩、黑云母闪斜长变粒岩以及侏罗纪花岗岩侵入体；岛上断裂切割、岩石节理发育，造成地形破碎。
  主要地貌类型可分为剥蚀-侵蚀构造、剥蚀堆积地貌和堆积地貌三种。海积第二阶地分布范围较小，出露高度在5-10米之间。海积第一阶地主要分布在岛的东南部、东北部、西部等沿海地段，出露高程在5米以下，多数在海拔3米左右，由砂、砂质粘土、铁锰质砂以及泥炭层组成，时代从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晚期。风积以沙丘、沙滩和砂垄岗形式覆盖于海积层（包括海积第一阶地和海积第二级阶地）之上，见于沿海地带。
  东山岛大多以基岩海岸为主，堆积海岸为次。基岩海岸常见海蚀洞和海蚀崖。其中海蚀洞高度分别为10、25和50米；海蚀崖形成陡峭悬壁。
  东山岛内第四纪地层分布较广，几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三，堆积类型包括强风化的残积物、坡积物、红土、间歇性河流阶地的冲积物、海积阶地的砂、粘土以及风成砂积物等。
  更新世中期至晚期的地层以红土出露最多，并构成沿着丘陵边部的红土台地。据观察尚无更新世早期的地层，属于更新世早期的红土也未见及。
  中更新统网纹红土多为原岩经风化后残积、坡积和部分堆积形成的混合型砂质粘土和粘土，网纹发育，斑状明显，底部碎屑物多具棱角，层中无层理，厚度3-5米不等。
  我国南方网纹红土分布很广，皖、苏、浙、赣、粤等地都很发育，其中以安徽宣城剖面最为典型，该剖面网纹红土测年在距今400kaB.P.以上［1］［2］［3］。福建省境内网纹红土也相当发育，而且厚度较大，漳州北郊、洋尾山都有出露，厚2-8米。
  晚更新统下部红土：多覆盖于网纹红土之上，以红色、棕红色粘土为主，少含或不含砂粒，中间常具一厚3-50厘米不等的砾石条带，总厚度5-15米，最厚可达20余米，见于梧龙、铜陵、西埔、冬古、前楼和康美等地。
  我国南方红土分布甚广，其时代跨度较大，在距今40-400kaB.P.之间（图3）。红土层中的砾石条带每每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发现，如江苏、安徽、浙江。红土台地表面或低丘顶部常见有细小石器分布。在福建，以漳州市北郊莲花山剖面最为典型。该剖面总厚度大于12米，除基底侏罗纪花岗闪长岩外，其上由6个自然层组成从下到上是：网纹红土→红土→砾石条带→红土→砂质土-壤土［4］。其中的砾石条带，出土有旧石器文化遗物。
  福建南部地区主要堆积物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阶地上［5］［6］，在东山，河流第一级和第二级阶地多分布在间歇河两侧，断续、零星而且狭窄，由底部砾石、中部砂和砂质粘土和上部含砂粘土组成，厚度4-10米；第一级阶地地质年代为全新世；第二级阶地为晚更新世早-晚期。据龙海相同层位揭露的剖面显示，由上部灰色、灰黄色细砂夹黑色粘土、中部砂、下部砾石层组成，下部热释光年代测定为距今97kaB.P.-5.9kaB.P.；上部24kaB.P.
  海积阶地见于沿海地段，阶面稍宽，多由砂、粘土和富含有机质的灰黑色和黑色粘土组成，局部形成泥炭层，斜层理明显，交错层发育，第一阶地高出海水面3-5米；第二阶地高出海水面8-12米，是当地最主要的农耕区或盐田区。海积第一阶地的地质年代为全新世-晚更新世末期；第二级阶地为晚更新世晚期。据有关资料记载，海积第二级阶地靠下部常见有孔虫和硅藻类化石，孢粉组合以乔木-蕨类占优势，反映该时期属于常绿阔叶、针叶混交林，温暖湿润气候环境。但是靠上部地层中古生物化石含量明显减少，孢粉组合以蕨类占绝对优势，反映温和、偏干的气候环境。
  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砾石砍砸器
  至今所知，东山岛范围内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仅有1处。它位于苏峰山北坡、后港海岸边，地点编号：FDP015。石制品为1件砾石砍砸器。苏峰山是东山岛上最高的小山峰，山体由上侏罗系兜岭群混合岩和后期侵人的二长岩构成的丘陵地，山顶和山坡风化十分强烈，周边地段均有红土堆积而成的红土台地，台地的一部分还向海域延伸，并被海积地层所覆盖；台地高出海水面25m，石制品出自红土层中的砾石条带之上。地点剖面从上到下可分7层。
  苏峰山北坡旧石器地点剖面：
  上更新统上部：海积第二级阶地
  1.灰白色细砂，纯净，厚30mm；
  2.棕红色粗砂，厚25mm；
  3.砾石层，砾石磨圆度良好，厚20mm；
  ～～～～～～不整合～～～～～～
  晚更新统下部，红土台地
  4.红土，夹大量角砾，厚度变化大，50-400mm不等；
  5.红黄色角砾石层，砾石磨圆度差，砾径在10-150mm之间，靠上部偶见石制品，厚20-400mm；
  6.红土，夹少量磨圆度较差的砾石，厚360-600mm；
  7.红黄色角砾石层，砾石磨圆较差，砾径较小，厚0-20mm
  ～～～～～～不整合～～～～～～
  基底：燕山期斜长岩。
  石制品仅一件砍砸器，标本编号FDP001，原料为变质斜长岩砾石，质地坚硬，韧度大，磨圆度良好。砍砸器器型甚大，长137mm，宽116mm，高71mm。在砾石的一端有打去两个大片的疤痕。两个疤痕都是以砾石较平的一面作为自然台面向隆起的一面打击的。在较小的疤痕上还可见再次轻击的较小疤痕，使其成为一个约70mm的锋利韧缘。在砾石左侧边缘也有砸片的痕迹，两个打击点清楚可见，再以该片疤为台面向同一个面打去一个大片，但片疤不平齐，可能是岩石质地原因造成的。其他部位均遗留原砾石面（图1）。
  根据该石制品所处的地层层位推测，其年代至少在距今3万年以上。
  尤玉柱、范雪春曾记述了漳州北郊莲花山和竹林山出土的砾石石器。莲花池山和竹林山两个地点发现于1989年，其石制品是福建省境内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石制品和旧石器地点。
  莲花池山地点共出土石制品23件，竹林山地点出土4件，石制品属于中到大型，主要原料为石英晶体和脉石英，另有石英岩和砂岩等。石制品加工简单，类型单调，仅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类型。据报道，石制品出自漳州北郊台地红土层中的砾石条带里。从地层上看，该砾石条带将红土分为上下两个自然层，地质年代分别属于晚更新世早期和晚期。值得注意的是，用石英晶体作为打制石器的材料在我国并不多见。
  2004年范雪春报道了福建博物院旧石器考古队在漳州郊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的一批石制品。石制品分别出土于13个地点；漳龙高速路建设时正好切开洋尾山的腹部，形成一个长数百米、高二十几米的巨大地层剖面，出露的网纹红土和其上的红土相当发育和齐全。据报道，洋尾山剖面红土层中被两条砾石条带所分割，并把红土分成三个不同时代的堆积。洋尾山石制品除和莲花池山的石制品相同外，还有在福建未曾见到的手镐类型。但是总体上看，和莲花池山的石制品都属于我国南方常见的砾石石器传统［7］。东山这一件砍砸器也可能属于这一传统。
  三.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细小石器
  199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研究员、厦门大学蔡保全教授等，曾先后在西埔东北的南山头南坡采集到一定数量的细小石器。该批标本具有明显的人工痕迹。1991年4月，漳州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杨丽华、蔡保全等又在下山前山南坡、虎头山南坡和西坑灰场发现3处细小石器地点和几处新石器地点。2002年8月，作者又在铜陵镇烟墩山、大澳田尾等地采集100件细小石器。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遗物都属于细小石器，全部采集于地表，采集地点共15处（地点编号：FDP001～FDP015），共410件。
  在全部细小石器标本中，可分为非工具类（包括石核和石片两个类型）。工具类又分为用于生活的工具类和用于生产的工具类。用于生活的工具类包括各种类型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4种；用于生产的工具类有石戈和小石弹两种。其中刮削器有多种类型，如直刃刮削器、凸刃刮削器、凹刃刮削器、多刃刮削器（即多用器）、凹缺刃刮削器、圆头刮削器等。各种类型数量现分别统计如下表（表1）：在非工具类的细小石器中，石核55件，石片包括废片在内计285件。石核分属锤击石核和砸击石核两种，所采用的原材料包括燧石、脉石英和石英3种。锤击石核和砸击石核所用的原料都是较小的石块，片疤重复，说明利用率很高。石片原料计有燧石、石英、水晶、砂岩、石英岩、辉绿岩和火山岩等。在砸击石片过程中，有大量并不成形的石片，将其列入废片范畴。东山采集的石片中多数比较成形，但通常宽大于长，长大于宽的石片也有一定比例。石片普遍细小，边缘较薄，宽短石片和长形片的数量大致相当。从石片的破裂面看，可能存在用软锤打击的石片。
  在东山采集的小型石核与漳州市北郊采集的同类标本十分相似。漳州的同类标本共186件，也包括锤击和砸击两种，虽然漳州标本最多的石核长宽分别为40.8、30mm，但多数的尺寸在长25、宽20mm之间，这和东山的标本相当。两地的石核都有单台面、双台面和多台面之分，打击方法和石核的利用也很相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东山岛内从调查所知，并没有燧石石料，冲积阶地和海积阶地的砾石层中不存在燧石砾石，作者认为这些石料可能取自漳浦、云霄或其他地区。
  东山采集的石片与漳州市北郊采集的石片大同小异，但东山的未见石条、小石叶、翼状石片和歪尾石片。漳州总共740件石片中以宽大于长的石片占多数，这和东山的相同。
  在东山的材料中，有一些可能属于采用软锤打击的石片。这种石片的基部特点是：石片显得长而窄，很薄，打击点相当小，破裂面平整。如标本FDP02-92号，1件淡黄色燧石石片，长、宽、厚分别为35、18、2mm，是从竹叶状燧石块轻轻敲击下来的，整个石片的前、后缘几乎等厚，平齐，鼓疱极小，但放射线却不明显（图2-1）。
  用软锤打击石核是生产长薄石片的重要方法。我国北方细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经常看到，尤其是利用燧石作原料更是如此。漳州和东山的细小石器传统中看来也有此方法打制石片的。
  在工具类细小石器中，属于刮削器的总共83件，占石制品总数的20.24％，占工具类中的92％以上。刮削器中直刃刮削器37件，凸刃刮削器2件，凹刃刮削器20件，凹缺刮削器19件，多刃刮削器3件，圆头刮削器2件。各类比例分别为：44.6％、2.4％、24.1％、22.9％，3.6％、2.4％。可见在刮削器类中以直刃刮削器为优势，凹刃刮削器和凹缺刮削器次之，而凸刃刮削器、多刃刮削器和圆头刮削器少见。
  据有关资料，漳州市北郊采集的细小石器中直刃刮削器共百余件，单直刃刮削器占主要位置，多用短宽石片加工而成，通常集中在一侧以交互打击产生一个锯齿状刃缘，从长、宽、厚尺寸看，东山的材料与其相似。
  在工具类细小石器中，凹缺刃刮削器有13件。凹缺刃刮削器在工具类中是一种重要的类型。这种类型刮削器大多用短宽石片加工而成，在外形看似蝶形，它具有两个翼和之间的凹缺，并在凹缺部分加以精心加工。凹缺刃刮削器的重要性不仅见于东山，也见于漳州北郊和漳州后壁山材料中［8］。据研究，虽然这种器物在我国的一些遗址中曾有发现，却并不构成专用工具。但在漳州、东山和福建沿海其他地区，凹缺刃刮削器应该算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工具。这种工具不仅与通常所见的凹刃刮削器有较大不同，而且刃缘特别凹进，而且加工十分精致，数量也相当多。
  有人提出，根据凹缺刃刮削器凹缺的弧度，推测是专门用于抛光竹、木等生产、生活用具之用的器物。尤玉柱等人在研究“漳州文化”时曾做过实验，用凹缺刃刮削器削、剥竹、木十分方便，而且很快，因此他们认为凹缺刃刮削器应是一种削竹的专门工具。
  工具类细小石器中的3件单尖器，可称得上佳品，不仅加工细腻，而且形制工整。漳州北郊采集的细小石器中尖器类占有较大比重，都以燧石石片经加工而成，尽管类型多样，但制作并不精细。东山的单尖器若放在箭镞类也未尝不可。另有1件雕刻器也堪称佳品。这是一件采用灰褐色燧石短宽石片为毛坯加工而成的雕刻器，尺寸：长24、宽17、厚8mm。此件雕刻器主要的修理在器身的前端，从两侧向前面先修成一个尖头，再从尖头向一侧打去一小片，使其出现锋利的长薄刃缘（图2—2）。
  至今在闽南沿海地区发现的细小石器组合中，雕刻器的数量有限，漳州北郊有7件，后壁山有3件，而漳浦未见此类标本。在漳州北郊所采集的7件中，有1件编号为FZZ036-004的标本，形制相当规整，外观也十分精美；标本的两侧都具有层叠状的疤痕，通身都经仔细加工，端部有一个侧扁的刃缘。东山的这件雕刻器虽不具通身修理，但在端部的加工也是相当细致的。
  闽南地区发现的石钻计有漳州北郊5件、漳州后壁山2件、漳浦霞美2件、东山3件，共计12件。除霞美的1件和东山的1件属长头石钻外，其余都是短头石钻。霞美的石钻头长超过14mm，东山的标本钻头长度12mm。美的标本是由长薄石片经过精雕细琢而成的钻头。目前所知短身石钻都用短宽石片加工的，故器身短而宽，头部不易加工成相对较长的钻头。石钻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常有发现，由于是一种专用的器物，所以都加工较好。东山细小石器中的2件石钻都属短身石钻。FDP014-06号，原料：灰黄色燧石，毛坯为短宽石片。钻体的长、宽、厚分别为14、25、4mm，钻头尺寸为长8、宽6、厚2mm，有宽肩，除后端外，其他各个部分都经细致修制（图2-3）。另一件标本编号为FDP002-07，原料灰褐色燧石，用短宽石片加工而成；钻头长9、宽9、厚4mm，溜肩，钻体大致三角形，仅在头部和肩部加工外，其余未经修理（图2-4）。
  在东山细小石器组合中，有1件少见的石戈，标本编号为FDP001-33。它利用灰白色燧石的短宽石片制成。它在前端和一侧端加工各成一个尖头，而后端仅略加修制作为珵部，可能方便于固定在竹木杆上。原石片的长、宽、厚分别为21、36、5mm，两个尖头一大一小，大的尖头在前端，小的尖头在侧端，都经过精心修制，形成与新石器时代常见的戈相同的形状，只是形体小得多（图2—5）。采用细小石片加工成戈的器物以前未曾遇见，依作者推测，这种石戈当作武器之用的可能性较大。
  关于福建沿海细小石器，学者们曾进行过研究和评述［9］［10］［11］［12］。福建沿海细小石器，是一种与南方砾石石器传统大相径庭的、特殊的工具组合，明显地代表一种与周边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分布十分广泛。在福建境内，先后发现这种文化的地区有：漳州、龙海、漳浦、东山、诏安、厦门、泉州、平和、龙岩等地，以及广东东部和浙江南部等地。尤玉柱等最早论述了这一文化的特征，并将其命名为“漳州文化”，指出：“这种文化的主要特点是，1.石制品普遍细小，最大的不超过60mm；大多数在30-40mm之间；2.采用锤击和砸击两种方法；3.制作石器的毛坯基本上是石片，原料多样，但以燧石为主；4.具有第二步和第三步加工的石器占主导地位；5.类型繁多，制作精细。”
  陈存洗、杨琮等在讨论有关“漳州文化”时强调：“这种文化不仅器型细小、制作精心外，石料多用燧石，除采用锤击和砸击外，不能排除间接打法的可能性。”
  作者曾对漳州北郊、后壁山、霞美和东山的细小石器作全面比较，认为这些地点的石制品都同属于“漳州文化”的范畴，只是在器物类型上稍有差别。如东山有生产方面的工具（石戈和石弹），而其他地点尚未见及。漳州北郊石制品的数量巨大，因此在分类上必然很多，存在相当数量的凹缺刃刮削器，特别是存在石箭镞和石杵类型，而其他地点未见。但无论如何，这些地点发现的细小石器都应属同一个文化传统。
  尤玉柱等人将“漳州文化”界定在距今9000-13000年前，其主要根据是：1.这种细小石器基本上出自海拔20-40m的红土台地和丘陵顶部，从地层堆积看早于漳州平原的海积地层时代；2.不与陶片共生，地层中出土过少量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3.没有磨光石器，制作方法以锤击和砸击为主，明显与新石器时代石器的制作方法不同。
  陈存洗、杨琮在论述“漳州文化”时代时认为：“漳州文化的时代可能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至中石器时代。”陈国强提出：“漳州北郊出土的小石器约在距今10000年前，应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
  范雪春等在记述漳州后壁山石制品时提到：“从这种石制品的分布看，虽然大多数采集于地表，但都在台地或平原上残丘的砖红土之表面，而砖红土属于更新世无疑，故细小石制品时代应早于漳州海积平原的时代。”他们推测：“漳州文化的时代在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之初，或者称其为福建地区的最后旧石器”。
  就东山而言，这种类型的石制品基本上出自红土台地之上，一般在海拔25-30m高度上，不与陶器或磨光石器伴生，在海积第二阶地上部未曾发现过。因此作者同意上述意见，把“漳州文化”置于旧石器时代末期是合适的。
  关于“漳州文化”的性质，学者迭有论及，多数人认为，以闽南地区为中心的“漳州文化”与北方细石器文化不同。我国北方普遍存在的细石器遗址或遗存，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以狩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文化，而“漳州文化”则是一种海洋型文化，仅仅局限于沿海地带。北方的细石器文化向南可分布到北纬35。，北可抵达寒带荒原地区，并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其文化主要特征是普遍存在典型的细石器石核（如楔型石核和锥型石核），产生石片采用硬锤和软锤，以长、薄石片为主；还有多种狩猎工具如箭镞、矛头等。这种细石器文化的产生，显然与北温带、寒带草原、稀树草原的自然环境有关。
  “漳州文化”也不同于华北常见的小石器传统的文化。根据贾兰坡等人的意见［13］，华北小石器传统以狩猎动物为其主要经济活动，适应温带草原环境，基本上采用锤击方法制作石器，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技术的不断改进，才逐渐萌发细石器文化。“漳州文化”与上述两者不同。从石制品类型看，更加适应热带、亚热带沿海地带的自然环境，所显示的经济活动显然与渔猎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漳州文化”的分布范围，就目前所知，仅仅局限在靠近北回归线一带，适应沿海环境，这无疑与漳州北郊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灵峰洞和船帆洞发现的大中型右制品相去甚远。后者属于南方常见的砾石石器传统，和热带-亚热带森林、灌丛-森林环境相关。有鉴于此，作者认为沿着北回归线一带的沿海地区，就是“漳州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它是一种特殊环境下长期演化出来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四.台湾海峡海底人类及哺乳动物化石
  1987年福建省文物考古队和东山县博物馆在进行考古调查时，曾从当地渔民的手中收集到一批史前时期的遗骨。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张振标研究员认真观察和鉴定、我国旧石器上端考古大师贾兰坡院士审核，其中的一件标本被确认为大约距今万年前的人类肱骨化石，另有大量台湾海峡海底哺乳动物化石。该人类肱骨化石是当时福建省唯一的一件史前时期的人类化石。经鉴定的哺乳动物化石有熊、剑齿象、中国犀、水鹿、斑鹿、山羊和水牛7种。
  之后不久，尤玉柱、董兴仁、张振标三位福建籍专家来东山考察。尤玉柱研究员撰写了《东山海域人类遗骨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一文［14］，这是有关东山海域海底人类化石的最早报道。在该论文中，尤玉柱研究员将该人类肱骨化石称之为“东山人”，并确认其时代为更新世晚期之末，大约距今10000年前。从此，把东山县有人类活动的时间向前推进了数千年。严晓辉、范雪春也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东山海域发现的多种哺乳动物化石以及化石的成因等问题［15］。
  自1987年以后，作者又陆续收集到大量海底哺乳动物化石，福建省博物馆严晓辉先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祁国琴研究员、台湾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何传坤博士、厦门大学蔡保全教授以及作者等，都先后对几批收集的化石进行了更为仔细的鉴定和报道。截至目前，已确认的东山海域哺乳动物化石属种达21种之多。东山海域海底发现的化石及其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对探讨闽台史前关系、史前时期台湾海峡海陆变迁和古地理古气候演化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1.人类化石
  东山海域发现的人类遗骨为1件右侧肱骨残段，被称之为“东山人”。该标本保存了肱骨体的下半段与肱骨髁相邻的部位，保存长度57.9mm°肱骨体下端的外侧面和前内侧面断裂位置在冠状窝的上方部位；后面断裂于鹰嘴窝的上缘。据当地渔民提供的线索，该化石可能出自东山岛以东兄弟岛附近的“脚筒骨线”地段（北纬23°30东经117°38）。
  “东山人”肱骨残段表面呈浅灰色，前缘光滑且圆，外侧缘的上三分之一段保留大致完整，并可见到为一锐缘，表面较粗糙；内侧缘较比圆钝；肱骨体的后面相当平整，向下渐渐增宽；肱骨体的横断面呈三角形；骨壁明显地薄。有关测量见下表。
  上述各项测量证明该标本属于人的肱骨化石无疑，并且，各项数字都与近代人类肱骨特征相同。该标本与辽宁“建平人”（时代：晚更新世晚期）的上臂骨化石下半段上部各项测量数据相近，只是“东山人”的肱骨不如“建平人”的肱骨来得扁平。辽宁“建平人”化石出自晚更新世地层中，层位可靠。尽管东山的人类化石无具体地点和层位，但从对比看也应当属于晚期智人范畴。
  “东山人”肱骨体残段的表面带有海生软体动物的附着痕迹，表明出自海底无疑，其断裂面上还可以见同样呈浅灰色，与表面的颜色一致，但在后面部位夹有一层黑色物质，应是海底铁锰质浸染所致。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海域底部，生物骨骼的骨质纤维中经常受到铁或锰质的浸染，这在东山海域发现的许多哺乳动物化石骨骼的表面上也可见及。
  至今所知，台湾海峡已发现海底人类化石的，还见于彭湖列岛海域。蔡保全曾报道了石狮海域发现的1件比较完整的肱骨化石；何传坤报道了发现于澎湖海沟的人类肢骨化石，这充分证明，更新世晚期台湾海峡成陆时期存在人类活动是切实可靠的。
  到目前为止，福建省境内已经发现的人类化石有4处：东山海域、石狮海域、漳州北郊甘棠以及清流狐狸洞。前两者出自海域海底，漳州北郊采集于地表，3件人类化石均无具体层位；仅清流狐狸洞的6颗牙齿化石有具体层位。无论如何，这些人类化石的发现充分说明早在更新世晚期，福建省境内已经有了人类活动，他们与彭湖海沟发现的人类化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许，就是这些晚期智人在台湾海峡成陆时期活动于闽台之间。
  2.哺乳动物化石
  东山县铜陵镇渔民在沿海和距海岸以东大约20～50海里的海域捕捞作业时，从海底捞出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并存放于海边的“万福宫”中。自“东山人”和哺乳动物化石发现以后，备受学者关注，在台湾海峡和附近海域海底先后发现哺乳动物化石的地点，还有澎湖海沟、石狮、漳浦、舟山群岛等海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祁国琴、台湾台中自然博物馆何传坤博士、台湾大学陶锡珍、胡忠恒、高建为、厦门大学蔡保全以及作者等都分别对不同海域出土的化石进行了观察和研究［16］［17］［18］［19］［20］［21］。
  最近，东山县博物馆又收集到一大批化石，连同以往材料，作者重新进行鉴定和核实后，选取了200件标本，确认了属于东山海域的哺乳动物化石总共21种：包括食肉类3种；长鼻类2种；奇蹄类4种和偶蹄类12种。名单如下：
  狼Canissp.
  斑鬣狗Crocutasp.
  熊Ursussp.
  诺氏古菱齿象Palaeoloxodonnauman
  真象亚科Elephantinae
  普氏野马Equusprzewalskyi
  额鼻角犀Dicerorhinussp.
  腔齿犀Ceolodontasp.
  犀Rhinocerotidae
  水鹿Cervusunicolor
  梅花鹿Cervusnippon
  台湾斑鹿Cervustaevanus
  达维四不象鹿Elaphurusdavidianus
  轴鹿Axissp.
  马鹿Elephurussp.
  鹿亚科Cervinae
  羊Caprasp.
  普通水牛Bubalusbubalis
  王氏水牛Bubaluswansjocki
  野牛Bisonsp.
  牛亚科Bovinae
  除上述21种陆生哺乳动物外，还从大量破碎骨骼中挑选和鉴定出2种海生哺乳动物（包括鳍脚类1种，鲸类1种）。东山县现存的海底化石骨骼标本，都属于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而体形较小哺乳动物骨骼不见，这可能是在拖网作业时难以打捞到的缘故。在这批化石材料中，以偶蹄类骨骼最多，各类化石属种和数量统计如下（表4）：
  由21种哺乳动物组成的东山海域海底哺乳动物群落中，鹿类数量最大，其次是牛类、长鼻类和犀类。食肉类中的狼、熊和奇蹄类中的普氏野马，偶蹄类中的马鹿和王氏水牛等在动物群落中仅仅处在配角的地位。
  东山、石狮、漳浦三地海域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事实上，台湾海峡海底的哺乳动物化石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有发现，高建为、胡忠恒、何传坤和祁国琴等，曾于1982年、1993年、2001年分别记述了澎湖海沟打捞出来的化石［22］［23］［24］°
  3.关于化石的埋藏
  海底埋藏是一种特殊的埋藏类型。在福建已发现的海域海底这种特殊埋藏有三处：石狮、漳浦和东山。这些大量化石是当地渔民在台湾海峡捕鱼作业时从海底打捞出来的。由于当地渔民是根据渔政的有关规定，在固定的传统作业区域内捕捞，故他们打捞出的化石都有着清楚的分布范围。如石狮市祥芝镇渔民的传统作业区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地理坐标为北纬23度30分至25度0分；东经119度20分至120度30分范围之内，该范围海水深30～40米，渔民采用“拖网式”捕捞作业，容易将地层搅乱并带上化石来。在东山，渔民捕捞的区域在东山岛以东兄弟岛附近，地理坐标为北纬23°30东经117°38漳浦渔民打捞的范围大致在北纬23°30-32东经117°45。
  根据对化石保存程度观察表明，打捞出的基本上是较大的头骨、肢骨和牙床；保存状况较好，有的依然连带关节；倘若这些化石来自台湾海峡东西两岸陆地，那么化石骨骼表面必然会有受到流水搬运作用的冲磨和撞击痕迹，但是并没有这种痕迹；多数化石的骨腔中还填充了砂质粘土或红土，由此可以判断：出自台湾海峡海底的哺乳动物化石实属原地埋藏［25］。东山渔民提供的另一个线索是，化石基本上是从“线”间的沟槽里打捞出来的，这更进一步说明化石的原地埋藏性质。胡连荣最近报道了浙江舟山群岛发现海底化石。在讨论化石埋藏时，胡连荣认为从附着的物质分析，表面应是一种湖或海边的静水沉积环境［26］。
  4.关于动物群的组成特性
  福建省境内已经发现的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地点超过40个，从动物地理的角度看都属于东亚动物地理区，动物群是我国南方典型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落，代表着热带-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环境。但台湾海峡至今发现的动物群落却与之不同。包括澎湖海沟、石狮海域、漳浦海域和东山海域的哺乳动物群在内，是一种南北方动物共存的群落。在浙江舟山群岛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中，只见诺氏古棱齿象、野马、额鼻角犀、四不象鹿和水牛等种类。这些种类可以断定都属于华北和华东的成员。
  尤玉柱、蔡保全在讨论福建第四纪地层分区时，曾根据哺乳动物化石和以往的孢粉资料，将福建境内分为5个小区，即：闽中-闽西小区；闽东北小区；闽中沿海小区；闽南沿海小区和闽北小区。尤玉柱等同时还认为，晚更新世晚期的40kaB.P.—12kaB.P.年间，闽中、闽西小区植被仍然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闽东北小区为温带草地；闽中沿海小区为亚热带森林—草地；而闽南沿海小区则为亚热带稀树—灌丛—草地环境。
  作者认为，在晚更新世晚期即末次冰期，台湾海峡成为陆地时的生态环境显然有别于福建内陆和南部地区，随着末次冰期气候下降，寒潮由北向南侵入台湾海峡，受其影响，气温下降，从我国北方和长江—淮河一带的哺乳动物大规模南迁，但并没有进入福建的山地森林区，形成福建南部地区和台湾海峡成陆区不同的哺乳动物组合。值得深思的是，截至目前，北方和江淮地区的动物群成员，基本上没有越过北回归线以南地带。
  祁国琴、何传坤在对澎湖和东山两地出自海底的化石进行研究后认为，两地的哺乳动物群中，多数成员属于江淮一带更新世晚期动物群的主要成分，伴随末次冰期的到来，气候环境的变迁导致这些动物南迁至已经成为陆地的海峡地区。
  作者注意到，福建各地海域海底已发现的35种哺乳动物成员中，有15种是广适性动物［30］，8种江淮地区的动物，2种是华北地区草原动物，3种属寒温带动物，其余的则是南方热带亚热带成员。这种混合现象的存在是末次冰期气候变化的结果。
  澎湖海沟发现哺乳动物化石后，有人将这个哺乳动物群称之为“北方动物群”，后来有人建议应改为“台湾陆桥动物群”。为了将台湾海峡各地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与福建境内和台湾本岛的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相区别，作者同意采用“台湾陆桥动物群”一名。石狮海域、漳浦海域和东山海域的化石尚未进行年龄测试，但根据何传坤报道，彭湖海沟化石的碳十四测年在10000-25000年前；浙江舟山群岛西侧海域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经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室碳十四测定为距今21900年前，这两个数据应该可以作为“台湾陆桥动物群”年代的重要参值。
  已经成为陆地的原来海域，构成了与原来大陆有着明显差别的地貌形态和生态景观。此时，北纬30度以北的地段，受到强劲西北风的侵袭，干旱日益加剧，渤海、东海许多地段，由于严重干旱出现沙漠化现象［27］。而台湾海峡因东面台湾中央山脉和西面不断隆起的闽浙山地的阻隔，受寒流影响较小，故成为人类和动物理想的活动空间。
  作者对全部材料进行个体数量统计，发现各种动物的最少个体数分别如下：梅花鹿40，四不象鹿18，台湾斑鹿4，水鹿5，轴鹿2，马鹿2，鹿（属种未定）至少12，羊2，水牛至少20，野牛4，象类7，犀类6；狼、熊、鬣狗各1。其中以鹿类最多（至少83个个体）。统计表明，鹿类是“台湾陆桥”动物群落中最主要成员，而且个体数量又以长江-淮河地区的鹿类占优势。
  五.东山陆桥
  东山岛地处台湾海峡西侧，海底地貌相当复杂，近海海域的海底曾在台湾海峡成陆时期由闽南山地发育的河流注入海峡，因此两侧发育有两级阶地：高阶地位于海水面以下约4-8米，阶面宽度3-8海浬；低阶地位于海水面以下25-36米，宽5-10海浬；两个阶地都呈舌状自西向东延伸，并与台湾浅滩相连接。
  东山海域广泛分布着一种水下的“海垅”，当地渔民叫“线”。这种“线”其实是海峡成陆时期所发育的古河道的两侧阶地，由于末次冰期结束，海水面上升，淹没了较低的山地，使这些山地在海水面以下构成长条形隆起。“线”多数在海平面以下数米，个别仅2m，在低潮时隐约可见，有的地段甚至露出海面之上。
  “线”的两侧通常存在陡坎，其实是古河道两岸的痕迹，伴随海底水流的作用，“线”的陡坎受到强烈冲击，埋藏在地层中的化石在水流的冲击下，会因此而脱落至“线”与“线”之间的沟槽里，渔民在捕鱼时，常在沟槽处打捞出化石、泥土和石块来。据观察，砾石多经磨圆，泥土主要有红土、砂质粘土、高岭土和花岗岩风化物等，可见，所谓的“线”，实际上是第四纪时期的堆积物。例如：在兄弟岛东面海域距柑岛约0.5海浬的“脚筒骨线”，呈东西走向，“线”的两侧水深27-38m，长期以来渔民作业时每每网出许多肢骨（当地百姓把人、动物的股骨和胫骨称为脚筒骨）而名“脚筒骨线”。根据当地渔民所提供的资料，海底化石的埋藏也有规律可寻［28］。
  台湾海峡呈北窄（约135公里）南宽（约255公里），略呈喇叭状，台湾浅滩作为分界，以北范围属东海大陆架组成部分；以南范围属南海大陆架组成部分。从有关资料得知，东山岛东南部-25米的海底阶地起，到海峡中部台湾浅滩，经彭湖列岛直至台南，存在一条海水深度不及40米的浅滩，部分地段水深不及10米，东西长度近200公里。这条浅滩南侧海底坡度急剧下降；北侧下降较缓，故成为台湾海峡海底的分水岭，福建师范大学林观得教授曾将其称为“东山陆桥”［29］。（见图3）
  台湾海峡海底的另一重要地貌现象是海底浅谷，这种浅谷可能是海峡成陆时期古河道遗留下来的残迹。浅谷呈指状向海峡中部伸出，大致呈东西方向，与潮流形成的沟槽不同，后者基本上与海峡南西-北东向一致。这种浅谷通常深度在5-10m；形态呈“V”型，宽3-8公里不等；而属于潮流造成的沟槽形态则呈“U”型，宽数十公里。由于海底水流的作用，沟槽两侧原本的更新世地层不断受到冲击，东山沿海渔民打捞出来哺乳动物化石则是从层中脱落的。
  正如我们所知，玉木冰期发生在距今7-10000年前，全球气候急剧变冷；玉木冰期最高峰（18000-15000年前）时期，世界洋面大幅下降，台湾海峡因此成为陆地。但在36000-25000年前，气候曾一度传暖（亚间冰期）沿海地带普遍发生海侵现象，造成东山沿海的海积阶地。
  自第四纪以来，东山岛一直处于缓慢上升阶段，山地、丘陵遭受强烈侵蚀、切割和剥蚀作用，基岩裸露，风化的碎屑物质堆积在其附近，形成台地地形，沿海的堆积地形则由浅海和陆地交互形成的地层。
  有关台湾海峡成陆的时间和范围，许多作者曾进行过热烈讨论，归结起来有三种看法：杨子庚在论述我国东部大陆架晚更新世末次冰期最低海面时，指出，在距今15ka-18kaB.P.年间，海水面下降幅度可达-155米；包括对马六海峡，朝鲜海峡，渤海、黄海、东海大部分以及台湾海峡基本上都成为陆地［30］；另一种认为台湾海峡虽然成陆，但只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还有许多地域依然被海水所占据，其中存在一个陆桥连接福建与台湾。林观得在《台湾海峡海底地貌的探讨》一文中，最先提出福建东山至澎湖的海域存在一个隆起地带，并命名为“东山陆桥”。这道陆桥发端于东山岛以东，经澎湖列岛，再到达台南；还有一种意见是：台湾海峡一直没有露出成为陆地，更新世期间依然处于浅海环境。蓝东兆、陈承惠等认为玉木冰期台湾海峡的沉积物似乎都是浅海相沉积，其证据是多数层位发现孔虫化石［31］。蔡保全则认为：台湾海峡的一些层位存在海相化石可能是因为原有的地层遭剥蚀后再与晚期堆积物相混杂的结果［32］。
  自从第四纪以来（即距今约300万年前至现在），地球上曾出现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冰期、间冰期更替，气候也因此随之而变化。当冰期降临时，气温急剧变冷，高纬度地区几乎被冰川所覆盖，降水的锐减导致海平面大幅度下降，近海地带便露出成为陆地。而在间冰期时，气候传暖，冰川退缩，海平面又复上升，沿海低地重新沦为海洋。海平面的变化对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从大量资料得知，末次冰期时，北起鄂霍次克海，南抵塔斯马尼亚，大片原有的地域都暴露于海平面之上。这些露出成为陆地的区域，构成了沿着现在海岸线向东扩展并由北向南延伸的广阔低地平原。
  在地质历史时期中，台湾海峡一度成为陆地的科学论断已被台湾海峡海底不断发现的人类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所证实。我国沿海大陆架北起渤海，南至台湾海峡，都有海底化石发现，其中以澎湖海沟北侧的浅滩，浙江舟山群岛附近，福建东山海域、漳浦海域以及石狮海域发现的化石最多。
  鉴于上述，作者倾向第二种意见，福建和台湾在冰期期间曾有过多次相连。从东山岛附近向东，经台湾海峡东南地段和澎湖列岛直至台南横垣着一条隆起地带，这条隆起带水深不及40m，多数地段仅有10m，个别地段在潮落时可见，其深度不及5m；其宽度大约10km，而南、北两侧为海底陡坡，海水随之加深。当冰期来临之时，海平面的下降，导致浅滩隆起带露出成陆，而部分较深地段可能形成残海或湖泊。
  六.动物化石上的人工痕迹与刻划痕迹分析
  在整理东山海域哺乳动物化石时，作者发现，一些骨骼表面上存在和搬运、冲磨不同的痕迹，经过仔细对比和观察，可以断定这些是人类有意的加工痕迹和刻划痕迹［331，从用途和意识活动看，暂分为工具类、砍砸类、切割类、磨痕类和刻划类5种。
  工具类：
  利用自然脱落的鹿角角环作为角砸器或角锤。根据作者观察，有4件四不象鹿自然脱落的鹿角属于角锤。如标本FDM0007号，为1件右角，被敲去前叉，后叉上部也被砸断，仅留靠近角环的后叉下部70mm长，以角环脱落的底部作为砸击之用，经过砸击后的角环底部具有密集的、大小不等的坑疤。这种坑疤与因海水腐蚀造成的腐蚀坑有很大差异，可以确定这是人类因砸击留下的疤痕。
  标本FDM0008、0009、0010号3件标本也是角锤，均为左角。其中FDM0008号标本，其前、后叉近基部处也被截断，仅留有后叉的140mm长作为手握的柄，角环底部也具大量坑疤。FDM0009和0010号标本角环周围的角环瘤状突起用于砸击后已被使秃。
  标本FDM0011号是1件利用水牛的肱骨远端经砸击后再加工的尖状骨器。该件标本的下关节面部分被砸掉，留有鹰嘴窝部，下关节面以上的骨干保存长度130mm，从两侧相对打击，使前面呈一尖状；靠顶部处还从骨腔面向骨表连续打击，使前部更为尖锐。
  砍砸类：
  在大量具有人工痕迹的材料中，有一类带柄的鹿角，除个别连带少部分头骨外，大多是
  古人类特意砍砸的。利用的材料主要是四不象鹿和梅花鹿两者的角，砍砸的位置都在距离角柄以下2-3mm处，即在角柄的中上部。由于这种现象的重复出现，表明绝非偶然。被砍下的带有短把的鹿角显然是为了便于手握；在鹿角的上端，通常是将角的眉枝和主枝上端折断，使其带有尖头或尖的端部，可作为尖状器或矛或镐之用。
  切割类：
  这种类型所利用的材料是四不象鹿、水鹿或梅花鹿的角，以石质工具在某个部位将角靠上部位切开。如标本FDM0012号，是1件梅花鹿的左角残段，在主枝高140mm处有一清楚的切痕，该切痕长17mm，宽1.5mm，深2mm；而主枝遗留的顶部因切割而显得十分平齐。另一件标本编号FDM0004，为1件四不象鹿的左角残段，在距两叉分开部位以上90mm处切断，切面平整，表明是环行切割的结果。
  标本FDM0005号也是1件环切标本，材料是四不象鹿的左角下端，前叉距基部30mm处有切割痕迹，深、宽均2mm，后叉距基部以上90mm处断开，边缘平齐，中间参差不平，显然是先环切后掰断的结果。
  标本编号FDM0015，是1件山羊的左掌骨，在其近端处，有一道人工切割痕迹，靠下面的一道痕迹长19、宽4.5、深2.5mm，中间较宽，两端较窄；上面的痕长、宽、深分别为14、3、2mm。据观察，这两道痕迹都是用石质工具切割的。
  磨痕类：
  仅1件，FDM003号标本属磨光鹿角。该标本原为1件梅花鹿左角，眉枝不存，留有主枝的下端，上端已断损。在角的前面靠上的角棱，有经磨过的痕迹，磨面宽6mm，长80mm；在磨面与角轴间还有参差不齐、深浅不一的磨制细痕。
  刻划类：
  标本FDM0002号为1件磨光的轴鹿左角，眉枝已被截断，目的是方便于磨光和刻划。主枝保存长度33mm，角柄长7mm，角柄下面还连带部分头骨。在保存的主枝上端，内侧、外侧和后侧都有明显的刻划痕迹。
  内侧：靠近上端的中间位置45mm长范围内，有15道刻划痕迹，道与道之间均为等距离，痕迹的大小、深浅、长短都很一致。外侧：在靠上端中间位置60mm长范围内，共有18道刻划痕迹，道与道之间也等距，大小、长短和深浅也都相同。后侧：在距离主枝顶部的截面以下30mm处，自上而下分布有9道刻划痕迹，道与道距离大致相等。
  FDM0003、FDM0002号两件标本都曾经被磨过，作者推测鹿角磨光的工序是先刮后磨。标本FDM0002号，经过刮、磨后再在上面刻划。对于磨光鹿角或刻划鹿角，过去有人以为可能是一种迷信使然，早期人类认为，鹿角上的刻划，在狩猎鹿类时必然会产生奇特的威慑力量。
  以上记述大致描绘了在距今10000多年前，“东山人”依靠石质工具和骨角器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并在生产斗争中逐渐学会在骨骼上刻划，以表示自身的思想意识和某种愿望。
  在我国的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带有刻划痕迹的骨骼和鹿角，已屡见不鲜。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种刻划痕迹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目前，像东山海域发现的既有磨光又有刻划痕迹的标本不多。
  刻划痕迹，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一种有意识和有目的的行为。K.P.奥克莱［34］曾经指出：“早期人类在骨骼上、鹿角上或在象牙上进行的刻划，实际上是一种装饰。”他还说：“装饰是艺术的根源。”诚然，在人类最早艺术出现之前，他们先会刻划和装饰。但是，刻划并不完全为了装饰，正如近代没有文字的民族，在竹、木或岩石表面上刻划，其目的是表示数或某种记号。东山的磨光和刻划标本，初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装饰，但在我们看来还有它更深层次的含义。作者把FDM0002号标本看作是一件数字化的装饰品，首先，刻划痕迹主要代表数字，其次是装饰。三组刻划痕迹分别代表不同的数字，或者表示涉猎时所获的数量，或者记录某类动物的数。这种理解，主要基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晚期智人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关于数字的概念。
  无论早期人类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刻划，都最终导致艺术的产生。当艺术成为早期人类不可放弃的活动时，它就逐渐与工具的制作开始分离，成为反映人类自身思想和客观事物的“中界”。艺术活动，对人类的思想意识和思维的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至今还有许多远古人类的线条刻划或刻划痕迹，其所表示的含义，我们依然未能完全理解和诠释。
  因此，东山岛海底动物化石上神秘的刻划痕迹，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待于我们去揭开它的谜底。

参考文献 ［1］赵其国，1992：我国红壤现代成土过程和发育年龄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4}，341-351。 ［2］朱显漠，1993：中国南方的红土与红色风化壳。第四纪研究，{1}，75—84。 ［3］席承藩，1990：土壤是气候变化的长期记录者。第四纪研究，{1}，82—90。 ［4］尤玉柱主编，1991：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 ［5］童永福，1985：福建省第四纪沉积概况。中国第四纪研究，6{1}，99～106。 ［6］尤玉柱、蔡保全，1996：福建更新世地层、哺乳动物与生态环境。人类学学报，15{4}，337～345。 ［7］范雪春，2005：福建漳州旧石器调查。人类学学报， ［8］范雪春等，2004：漳州后壁山发现的小石器。福建文博（2），13-15。 ［9］陈国强，1993：闽台史前考古的发展与展望。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 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25。 ［10］严晓辉，1993：福建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古人类与文化遗存之研究。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30-41。 ［11］陈存喜、杨琮：1993：福建石器时代特征与年代初论。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42-51。 ［12］吴绵吉，1993：福建史前文化研究的若干思考。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61-68。 ［13］贾兰坡、盖培、尤玉柱，1972：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考古学报，）1）。 ［14］尤玉柱，1988：东山海域人类遗骨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福建文博，{1}，4～7。 ［15］严哓辉、范雪春，1988：东山海域哺乳动物化石。福建文博，{1}，18～27。 ［16］尤玉柱，1990：论史前闽台关系及文化遗址的埋藏规律。福建文博，{16}，8—15。 ［17］蔡保全，1999：台湾海峡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与古地理环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40{4}，29—33。 ［18］胡忠恒、陶锡珍，1993：澎湖群岛动物化石专集。澎湖文化中心出版。 ［19］祁国琴、何传坤，1999：台湾第四纪澎湖海沟动物群及古地理环境。第四纪研究，19{2}，185—188。 ［20］高健为，1982：澎湖动物群。海洋汇刊，27期。 ［21］陈立群，2005：福建东山海域哺乳动物化石新观察。福建文博，第一期，92-97。 ［22］尤玉柱、蔡保全，1996：福建更新世地层、哺乳动物与生态环境。人类学学报，15{4}，337～345。 ［23］林观得，1960，中国东部陆架第四纪时期的演变及其环境效应。中国第四纪研究（2）。 ［24］范，春，2005：福建漳州旧石器调查。人类学学报， ［25］计宏祥，1985：四不象鹿属地理分布的变迁。古脊椎动物学报，23{3}，214—222。 ［26］胡连荣，2005，舟山海底哺乳动物化石与古人生存环境。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 ［27］徐钦琦，1981：晚更新世以来的气候变化与地球轨道。地层学杂志，5{3}，226—230。 ［28］尤玉柱主编，1991：漳州史前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 ［29］林观得，1960，中国东部陆架第四纪时期的演变及其环境效应。中国第四纪研究（2）。 ［30］杨子庚，1991：中国东部陆架第四纪时期的演变及其环境效应。梁名胜主编：中国海陆第四纪对比研究。科学出版社，北京，1—22。 ［31］蓝东兆、陈承惠，1998：晚玉木冰期台湾海峡的沉积环境。海洋学报，20{4}，83—90。 ［32］蔡保全，2002：晚玉木冰期台湾海峡成陆的证据。海洋科学，26{6}，51—53。 ［33］陈立群，2002：东山陆桥动物化石人工痕迹的观察与研究。福建文博（1）。 ［34］K.P.奥克莱，1981：高级思想的出现。纽约出版社。 说明：此文发表于《汕头大学学报》200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