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福建东山岛旧石器时代文化
  陈立群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最南端，处在东海和南海的交汇点、闽粤的接合部，与台湾隔海相望。
  历史上东山岛曾分属于揭阳县、义安郡、漳浦县和诏安县管辖，1916年始建东山县，现隶属漳州市。东山岛四面环海，共有岛屿45座，本岛土地面积194平方公里，周边岛屿44个，面积6平方公里，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全县人口近20万。
  自1987年东山岛发现来自东山海域（台湾海峡）海底的人类肱骨和动物化石之后，又陆续发现更多的海底哺乳动物化石、动物化石上的人工刻痕、采自地层的砾石砍砸器和采自地表的细小石器。对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张振标、祁国琴研究员、福建省博物院严晓辉、范雪春研究员、厦门大学蔡保全教授、台湾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何传坤博士等都做过一些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对东山岛这一系列考古发现的分析和研究，力图对东山岛旧石器时代文化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并有裨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地质地貌及第四纪地层
  东山岛是福建省南端最大的岛屿，地理坐标为北纬23°33′33″-23°47′11″；东经117°17′33″-117°34′32″，岛上经长期风化逐渐形成丘陵、低地、小型平原相间地貌形态，地势大致从西北向东南略呈倾斜状，北、西北多低丘，一般海拔在50-200米；坡度10-35度；东南多海积平原和沙地，一般海拔3-15米，全境共有小山413座，海拔80米以上的有29座，其中以苏峰山最高，海拔274.3米。全岛出露的岩层主要有上三叠统-侏罗系变质岩、二云石英片岩、黑云母闪斜长变粒岩以及侏罗纪花岗岩侵入体；岛上断裂切割、岩石节理发育，造成地形破碎。
  主要地貌类型可分为剥蚀-侵蚀构造、剥蚀堆积地貌和堆积地貌三种。海积第二阶地分布范围较小，出露高度在5-10米之间。海积第一阶地主要分布在岛的东南部、东北部、西部等沿海地段，出露高程在5米以下，多数在海拔3米左右，由砂、砂质粘土、铁锰质砂以及泥炭层组成，时代从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晚期。风积以沙丘、沙滩和砂垄岗形式覆盖于海积层（包括海积第一阶地和海积第二级阶地）之上，见于沿海地带。
  东山岛大多以基岩海岸为主，堆积海岸为次。基岩海岸常见海蚀洞和海蚀崖。其中海蚀洞高度分别为10、25和50米；海蚀崖形成陡峭悬壁。
  东山岛内第四纪地层分布较广，几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三，堆积类型包括强风化的残积物、坡积物、红土、间歇性河流阶地的冲积物、海积阶地的砂、粘土以及风成砂积物等。
  更新世中期至晚期的地层以红土出露最多，并构成沿着丘陵边部的红土台地。据观察尚无更新世早期的地层，属于更新世早期的红土也未见及。
  中更新统网纹红土多为原岩经风化后残积、坡积和部分堆积形成的混合型砂质粘土和粘土，网纹发育，斑状明显，底部碎屑物多具棱角，层中无层理，厚度3-5米不等。
  我国南方网纹红土分布很广，皖、苏、浙、赣、粤等地都很发育，其中以安徽宣城剖面最为典型，该剖面网纹红土测年在距今400kaB.P.以上［1］［2］［3］。福建省境内网纹红土也相当发育，而且厚度较大，漳州北郊、洋尾山都有出露，厚2-8米。
  晚更新统下部红土：多覆盖于网纹红土之上，以红色、棕红色粘土为主，少含或不含砂粒，中间常具一厚3-50厘米不等的砾石条带，总厚度5-15米，最厚可达20余米，见于梧龙、铜陵、西埔、冬古、前楼和康美等地。
  我国南方红土分布甚广，其时代跨度较大，在距今40-400kaB.P.之间（图3）。红土层中的砾石条带每每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发现，如江苏、安徽、浙江。红土台地表面或低丘顶部常见有细小石器分布。在福建，以漳州市北郊莲花山剖面最为典型。该剖面总厚度大于12米，除基底侏罗纪花岗闪长岩外，其上由6个自然层组成从下到上是：网纹红土→红土→砾石条带→红土→砂质土-壤土［4］。其中的砾石条带，出土有旧石器文化遗物。
  福建南部地区主要堆积物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阶地上［5］［6］，在东山，河流第一级和第二级阶地多分布在间歇河两侧，断续、零星而且狭窄，由底部砾石、中部砂和砂质粘土和上部含砂粘土组成，厚度4-10米；第一级阶地地质年代为全新世；第二级阶地为晚更新世早-晚期。据龙海相同层位揭露的剖面显示，由上部灰色、灰黄色细砂夹黑色粘土、中部砂、下部砾石层组成，下部热释光年代测定为距今97kaB.P.-5.9kaB.P.；上部24kaB.P.
  海积阶地见于沿海地段，阶面稍宽，多由砂、粘土和富含有机质的灰黑色和黑色粘土组成，局部形成泥炭层，斜层理明显，交错层发育，第一阶地高出海水面3-5米；第二阶地高出海水面8-12米，是当地最主要的农耕区或盐田区。海积第一阶地的地质年代为全新世-晚更新世末期；第二级阶地为晚更新世晚期。据有关资料记载，海积第二级阶地靠下部常见有孔虫和硅藻类化石，孢粉组合以乔木-蕨类占优势，反映该时期属于常绿阔叶、针叶混交林，温暖湿润气候环境。但是靠上部地层中古生物化石含量明显减少，孢粉组合以蕨类占绝对优势，反映温和、偏干的气候环境。
  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砾石砍砸器
  至今所知，东山岛范围内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仅有1处。它位于苏峰山北坡、后港海岸边，地点编号：FDP015。石制品为1件砾石砍砸器。苏峰山是东山岛上最高的小山峰，山体由上侏罗系兜岭群混合岩和后期侵人的二长岩构成的丘陵地，山顶和山坡风化十分强烈，周边地段均有红土堆积而成的红土台地，台地的一部分还向海域延伸，并被海积地层所覆盖；台地高出海水面25m，石制品出自红土层中的砾石条带之上。地点剖面从上到下可分7层。
  苏峰山北坡旧石器地点剖面：
  上更新统上部：海积第二级阶地
  1.灰白色细砂，纯净，厚30mm；
  2.棕红色粗砂，厚25mm；
  3.砾石层，砾石磨圆度良好，厚20mm；
  ～～～～～～不整合～～～～～～
  晚更新统下部，红土台地
  4.红土，夹大量角砾，厚度变化大，50-400mm不等；
  5.红黄色角砾石层，砾石磨圆度差，砾径在10-150mm之间，靠上部偶见石制品，厚20-400mm；
  6.红土，夹少量磨圆度较差的砾石，厚360-600mm；
  7.红黄色角砾石层，砾石磨圆较差，砾径较小，厚0-20mm
  ～～～～～～不整合～～～～～～
  基底：燕山期斜长岩。
  石制品仅一件砍砸器，标本编号FDP001，原料为变质斜长岩砾石，质地坚硬，韧度大，磨圆度良好。砍砸器器型甚大，长137mm，宽116mm，高71mm。在砾石的一端有打去两个大片的疤痕。两个疤痕都是以砾石较平的一面作为自然台面向隆起的一面打击的。在较小的疤痕上还可见再次轻击的较小疤痕，使其成为一个约70mm的锋利韧缘。在砾石左侧边缘也有砸片的痕迹，两个打击点清楚可见，再以该片疤为台面向同一个面打去一个大片，但片疤不平齐，可能是岩石质地原因造成的。其他部位均遗留原砾石面（图1）。
  根据该石制品所处的地层层位推测，其年代至少在距今3万年以上。
  尤玉柱、范雪春曾记述了漳州北郊莲花山和竹林山出土的砾石石器。莲花池山和竹林山两个地点发现于1989年，其石制品是福建省境内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石制品和旧石器地点。
  莲花池山地点共出土石制品23件，竹林山地点出土4件，石制品属于中到大型，主要原料为石英晶体和脉石英，另有石英岩和砂岩等。石制品加工简单，类型单调，仅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类型。据报道，石制品出自漳州北郊台地红土层中的砾石条带里。从地层上看，该砾石条带将红土分为上下两个自然层，地质年代分别属于晚更新世早期和晚期。值得注意的是，用石英晶体作为打制石器的材料在我国并不多见。
  2004年范雪春报道了福建博物院旧石器考古队在漳州郊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的一批石制品。石制品分别出土于13个地点；漳龙高速路建设时正好切开洋尾山的腹部，形成一个长数百米、高二十几米的巨大地层剖面，出露的网纹红土和其上的红土相当发育和齐全。据报道，洋尾山剖面红土层中被两条砾石条带所分割，并把红土分成三个不同时代的堆积。洋尾山石制品除和莲花池山的石制品相同外，还有在福建未曾见到的手镐类型。但是总体上看，和莲花池山的石制品都属于我国南方常见的砾石石器传统［7］。东山这一件砍砸器也可能属于这一传统。
  三.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细小石器
  199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研究员、厦门大学蔡保全教授等，曾先后在西埔东北的南山头南坡采集到一定数量的细小石器。该批标本具有明显的人工痕迹。1991年4月，漳州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杨丽华、蔡保全等又在下山前山南坡、虎头山南坡和西坑灰场发现3处细小石器地点和几处新石器地点。2002年8月，作者又在铜陵镇烟墩山、大澳田尾等地采集100件细小石器。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遗物都属于细小石器，全部采集于地表，采集地点共15处（地点编号：FDP001～FDP015），共410件。
  在全部细小石器标本中，可分为非工具类（包括石核和石片两个类型）。工具类又分为用于生活的工具类和用于生产的工具类。用于生活的工具类包括各种类型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4种；用于生产的工具类有石戈和小石弹两种。其中刮削器有多种类型，如直刃刮削器、凸刃刮削器、凹刃刮削器、多刃刮削器（即多用器）、凹缺刃刮削器、圆头刮削器等。各种类型数量现分别统计如下表（表1）：在非工具类的细小石器中，石核55件，石片包括废片在内计285件。石核分属锤击石核和砸击石核两种，所采用的原材料包括燧石、脉石英和石英3种。锤击石核和砸击石核所用的原料都是较小的石块，片疤重复，说明利用率很高。石片原料计有燧石、石英、水晶、砂岩、石英岩、辉绿岩和火山岩等。在砸击石片过程中，有大量并不成形的石片，将其列入废片范畴。东山采集的石片中多数比较成形，但通常宽大于长，长大于宽的石片也有一定比例。石片普遍细小，边缘较薄，宽短石片和长形片的数量大致相当。从石片的破裂面看，可能存在用软锤打击的石片。
  在东山采集的小型石核与漳州市北郊采集的同类标本十分相似。漳州的同类标本共186件，也包括锤击和砸击两种，虽然漳州标本最多的石核长宽分别为40.8、30mm，但多数的尺寸在长25、宽20mm之间，这和东山的标本相当。两地的石核都有单台面、双台面和多台面之分，打击方法和石核的利用也很相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东山岛内从调查所知，并没有燧石石料，冲积阶地和海积阶地的砾石层中不存在燧石砾石，作者认为这些石料可能取自漳浦、云霄或其他地区。
  东山采集的石片与漳州市北郊采集的石片大同小异，但东山的未见石条、小石叶、翼状石片和歪尾石片。漳州总共740件石片中以宽大于长的石片占多数，这和东山的相同。
  在东山的材料中，有一些可能属于采用软锤打击的石片。这种石片的基部特点是：石片显得长而窄，很薄，打击点相当小，破裂面平整。如标本FDP02-92号，1件淡黄色燧石石片，长、宽、厚分别为35、18、2mm，是从竹叶状燧石块轻轻敲击下来的，整个石片的前、后缘几乎等厚，平齐，鼓疱极小，但放射线却不明显（图2-1）。
  用软锤打击石核是生产长薄石片的重要方法。我国北方细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中经常看到，尤其是利用燧石作原料更是如此。漳州和东山的细小石器传统中看来也有此方法打制石片的。
  在工具类细小石器中，属于刮削器的总共83件，占石制品总数的20.24％，占工具类中的92％以上。刮削器中直刃刮削器37件，凸刃刮削器2件，凹刃刮削器20件，凹缺刮削器19件，多刃刮削器3件，圆头刮削器2件。各类比例分别为：44.6％、2.4％、24.1％、22.9％，3.6％、2.4％。可见在刮削器类中以直刃刮削器为优势，凹刃刮削器和凹缺刮削器次之，而凸刃刮削器、多刃刮削器和圆头刮削器少见。
  据有关资料，漳州市北郊采集的细小石器中直刃刮削器共百余件，单直刃刮削器占主要位置，多用短宽石片加工而成，通常集中在一侧以交互打击产生一个锯齿状刃缘，从长、宽、厚尺寸看，东山的材料与其相似。
  在工具类细小石器中，凹缺刃刮削器有13件。凹缺刃刮削器在工具类中是一种重要的类型。这种类型刮削器大多用短宽石片加工而成，在外形看似蝶形，它具有两个翼和之间的凹缺，并在凹缺部分加以精心加工。凹缺刃刮削器的重要性不仅见于东山，也见于漳州北郊和漳州后壁山材料中［8］。据研究，虽然这种器物在我国的一些遗址中曾有发现，却并不构成专用工具。但在漳州、东山和福建沿海其他地区，凹缺刃刮削器应该算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工具。这种工具不仅与通常所见的凹刃刮削器有较大不同，而且刃缘特别凹进，而且加工十分精致，数量也相当多。
  有人提出，根据凹缺刃刮削器凹缺的弧度，推测是专门用于抛光竹、木等生产、生活用具之用的器物。尤玉柱等人在研究“漳州文化”时曾做过实验，用凹缺刃刮削器削、剥竹、木十分方便，而且很快，因此他们认为凹缺刃刮削器应是一种削竹的专门工具。
  工具类细小石器中的3件单尖器，可称得上佳品，不仅加工细腻，而且形制工整。漳州北郊采集的细小石器中尖器类占有较大比重，都以燧石石片经加工而成，尽管类型多样，但制作并不精细。东山的单尖器若放在箭镞类也未尝不可。另有1件雕刻器也堪称佳品。这是一件采用灰褐色燧石短宽石片为毛坯加工而成的雕刻器，尺寸：长24、宽17、厚8mm。此件雕刻器主要的修理在器身的前端，从两侧向前面先修成一个尖头，再从尖头向一侧打去一小片，使其出现锋利的长薄刃缘（图2—2）。
  至今在闽南沿海地区发现的细小石器组合中，雕刻器的数量有限，漳州北郊有7件，后壁山有3件，而漳浦未见此类标本。在漳州北郊所采集的7件中，有1件编号为FZZ036-004的标本，形制相当规整，外观也十分精美；标本的两侧都具有层叠状的疤痕，通身都经仔细加工，端部有一个侧扁的刃缘。东山的这件雕刻器虽不具通身修理，但在端部的加工也是相当细致的。
  闽南地区发现的石钻计有漳州北郊5件、漳州后壁山2件、漳浦霞美2件、东山3件，共计12件。除霞美的1件和东山的1件属长头石钻外，其余都是短头石钻。霞美的石钻头长超过14mm，东山的标本钻头长度12mm。美的标本是由长薄石片经过精雕细琢而成的钻头。目前所知短身石钻都用短宽石片加工的，故器身短而宽，头部不易加工成相对较长的钻头。石钻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常有发现，由于是一种专用的器物，所以都加工较好。东山细小石器中的2件石钻都属短身石钻。FDP014-06号，原料：灰黄色燧石，毛坯为短宽石片。钻体的长、宽、厚分别为14、25、4mm，钻头尺寸为长8、宽6、厚2mm，有宽肩，除后端外，其他各个部分都经细致修制（图2-3）。另一件标本编号为FDP002-07，原料灰褐色燧石，用短宽石片加工而成；钻头长9、宽9、厚4mm，溜肩，钻体大致三角形，仅在头部和肩部加工外，其余未经修理（图2-4）。
  在东山细小石器组合中，有1件少见的石戈，标本编号为FDP001-33。它利用灰白色燧石的短宽石片制成。它在前端和一侧端加工各成一个尖头，而后端仅略加修制作为珵部，可能方便于固定在竹木杆上。原石片的长、宽、厚分别为21、36、5mm，两个尖头一大一小，大的尖头在前端，小的尖头在侧端，都经过精心修制，形成与新石器时代常见的戈相同的形状，只是形体小得多（图2—5）。采用细小石片加工成戈的器物以前未曾遇见，依作者推测，这种石戈当作武器之用的可能性较大。
  关于福建沿海细小石器，学者们曾进行过研究和评述［9］［10］［11］［12］。福建沿海细小石器，是一种与南方砾石石器传统大相径庭的、特殊的工具组合，明显地代表一种与周边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分布十分广泛。在福建境内，先后发现这种文化的地区有：漳州、龙海、漳浦、东山、诏安、厦门、泉州、平和、龙岩等地，以及广东东部和浙江南部等地。尤玉柱等最早论述了这一文化的特征，并将其命名为“漳州文化”，指出：“这种文化的主要特点是，1.石制品普遍细小，最大的不超过60mm；大多数在30-40mm之间；2.采用锤击和砸击两种方法；3.制作石器的毛坯基本上是石片，原料多样，但以燧石为主；4.具有第二步和第三步加工的石器占主导地位；5.类型繁多，制作精细。”
  陈存洗、杨琮等在讨论有关“漳州文化”时强调：“这种文化不仅器型细小、制作精心外，石料多用燧石，除采用锤击和砸击外，不能排除间接打法的可能性。”
  作者曾对漳州北郊、后壁山、霞美和东山的细小石器作全面比较，认为这些地点的石制品都同属于“漳州文化”的范畴，只是在器物类型上稍有差别。如东山有生产方面的工具（石戈和石弹），而其他地点尚未见及。漳州北郊石制品的数量巨大，因此在分类上必然很多，存在相当数量的凹缺刃刮削器，特别是存在石箭镞和石杵类型，而其他地点未见。但无论如何，这些地点发现的细小石器都应属同一个文化传统。
  尤玉柱等人将“漳州文化”界定在距今9000-13000年前，其主要根据是：1.这种细小石器基本上出自海拔20-40m的红土台地和丘陵顶部，从地层堆积看早于漳州平原的海积地层时代；2.不与陶片共生，地层中出土过少量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3.没有磨光石器，制作方法以锤击和砸击为主，明显与新石器时代石器的制作方法不同。
  陈存洗、杨琮在论述“漳州文化”时代时认为：“漳州文化的时代可能在旧石器时代末期至中石器时代。”陈国强提出：“漳州北郊出土的小石器约在距今10000年前，应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
  范雪春等在记述漳州后壁山石制品时提到：“从这种石制品的分布看，虽然大多数采集于地表，但都在台地或平原上残丘的砖红土之表面，而砖红土属于更新世无疑，故细小石制品时代应早于漳州海积平原的时代。”他们推测：“漳州文化的时代在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之初，或者称其为福建地区的最后旧石器”。
  就东山而言，这种类型的石制品基本上出自红土台地之上，一般在海拔25-30m高度上，不与陶器或磨光石器伴生，在海积第二阶地上部未曾发现过。因此作者同意上述意见，把“漳州文化”置于旧石器时代末期是合适的。
  关于“漳州文化”的性质，学者迭有论及，多数人认为，以闽南地区为中心的“漳州文化”与北方细石器文化不同。我国北方普遍存在的细石器遗址或遗存，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以狩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文化，而“漳州文化”则是一种海洋型文化，仅仅局限于沿海地带。北方的细石器文化向南可分布到北纬35。，北可抵达寒带荒原地区，并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其文化主要特征是普遍存在典型的细石器石核（如楔型石核和锥型石核），产生石片采用硬锤和软锤，以长、薄石片为主；还有多种狩猎工具如箭镞、矛头等。这种细石器文化的产生，显然与北温带、寒带草原、稀树草原的自然环境有关。
  “漳州文化”也不同于华北常见的小石器传统的文化。根据贾兰坡等人的意见［13］，华北小石器传统以狩猎动物为其主要经济活动，适应温带草原环境，基本上采用锤击方法制作石器，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由于技术的不断改进，才逐渐萌发细石器文化。“漳州文化”与上述两者不同。从石制品类型看，更加适应热带、亚热带沿海地带的自然环境，所显示的经济活动显然与渔猎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漳州文化”的分布范围，就目前所知，仅仅局限在靠近北回归线一带，适应沿海环境，这无疑与漳州北郊莲花池山、三明万寿岩灵峰洞和船帆洞发现的大中型右制品相去甚远。后者属于南方常见的砾石石器传统，和热带-亚热带森林、灌丛-森林环境相关。有鉴于此，作者认为沿着北回归线一带的沿海地区，就是“漳州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它是一种特殊环境下长期演化出来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四.台湾海峡海底人类及哺乳动物化石
  1987年福建省文物考古队和东山县博物馆在进行考古调查时，曾从当地渔民的手中收集到一批史前时期的遗骨。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张振标研究员认真观察和鉴定、我国旧石器上端考古大师贾兰坡院士审核，其中的一件标本被确认为大约距今万年前的人类肱骨化石，另有大量台湾海峡海底哺乳动物化石。该人类肱骨化石是当时福建省唯一的一件史前时期的人类化石。经鉴定的哺乳动物化石有熊、剑齿象、中国犀、水鹿、斑鹿、山羊和水牛7种。
  之后不久，尤玉柱、董兴仁、张振标三位福建籍专家来东山考察。尤玉柱研究员撰写了《东山海域人类遗骨和哺乳动物化石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一文［14］，这是有关东山海域海底人类化石的最早报道。在该论文中，尤玉柱研究员将该人类肱骨化石称之为“东山人”，并确认其时代为更新世晚期之末，大约距今10000年前。从此，把东山县有人类活动的时间向前推进了数千年。严晓辉、范雪春也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东山海域发现的多种哺乳动物化石以及化石的成因等问题［15］。
  自1987年以后，作者又陆续收集到大量海底哺乳动物化石，福建省博物馆严晓辉先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祁国琴研究员、台湾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何传坤博士、厦门大学蔡保全教授以及作者等，都先后对几批收集的化石进行了更为仔细的鉴定和报道。截至目前，已确认的东山海域哺乳动物化石属种达21种之多。东山海域海底发现的化石及其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对探讨闽台史前关系、史前时期台湾海峡海陆变迁和古地理古气候演化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1.人类化石
  东山海域发现的人类遗骨为1件右侧肱骨残段，被称之为“东山人”。该标本保存了肱骨体的下半段与肱骨髁相邻的部位，保存长度57.9mm°肱骨体下端的外侧面和前内侧面断裂位置在冠状窝的上方部位；后面断裂于鹰嘴窝的上缘。据当地渔民提供的线索，该化石可能出自东山岛以东兄弟岛附近的“脚筒骨线”地段（北纬23°30东经117°38）。
  “东山人”肱骨残段表面呈浅灰色，前缘光滑且圆，外侧缘的上三分之一段保留大致完整，并可见到为一锐缘，表面较粗糙；内侧缘较比圆钝；肱骨体的后面相当平整，向下渐渐增宽；肱骨体的横断面呈三角形；骨壁明显地薄。有关测量见下表。
  上述各项测量证明该标本属于人的肱骨化石无疑，并且，各项数字都与近代人类肱骨特征相同。该标本与辽宁“建平人”（时代：晚更新世晚期）的上臂骨化石下半段上部各项测量数据相近，只是“东山人”的肱骨不如“建平人”的肱骨来得扁平。辽宁“建平人”化石出自晚更新世地层中，层位可靠。尽管东山的人类化石无具体地点和层位，但从对比看也应当属于晚期智人范畴。
  “东山人”肱骨体残段的表面带有海生软体动物的附着痕迹，表明出自海底无疑，其断裂面上还可以见同样呈浅灰色，与表面的颜色一致，但在后面部位夹有一层黑色物质，应是海底铁锰质浸染所致。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海域底部，生物骨骼的骨质纤维中经常受到铁或锰质的浸染，这在东山海域发现的许多哺乳动物化石骨骼的表面上也可见及。
  至今所知，台湾海峡已发现海底人类化石的，还见于彭湖列岛海域。蔡保全曾报道了石狮海域发现的1件比较完整的肱骨化石；何传坤报道了发现于澎湖海沟的人类肢骨化石，这充分证明，更新世晚期台湾海峡成陆时期存在人类活动是切实可靠的。
  到目前为止，福建省境内已经发现的人类化石有4处：东山海域、石狮海域、漳州北郊甘棠以及清流狐狸洞。前两者出自海域海底，漳州北郊采集于地表，3件人类化石均无具体层位；仅清流狐狸洞的6颗牙齿化石有具体层位。无论如何，这些人类化石的发现充分说明早在更新世晚期，福建省境内已经有了人类活动，他们与彭湖海沟发现的人类化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许，就是这些晚期智人在台湾海峡成陆时期活动于闽台之间。
  2.哺乳动物化石
  东山县铜陵镇渔民在沿海和距海岸以东大约20～50海里的海域捕捞作业时，从海底捞出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并存放于海边的“万福宫”中。自“东山人”和哺乳动物化石发现以后，备受学者关注，在台湾海峡和附近海域海底先后发现哺乳动物化石的地点，还有澎湖海沟、石狮、漳浦、舟山群岛等海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祁国琴、台湾台中自然博物馆何传坤博士、台湾大学陶锡珍、胡忠恒、高建为、厦门大学蔡保全以及作者等都分别对不同海域出土的化石进行了观察和研究［16］［17］［18］［19］［20］［21］。
  最近，东山县博物馆又收集到一大批化石，连同以往材料，作者重新进行鉴定和核实后，选取了200件标本，确认了属于东山海域的哺乳动物化石总共21种：包括食肉类3种；长鼻类2种；奇蹄类4种和偶蹄类12种。名单如下：
  狼Canissp.
  斑鬣狗Crocutasp.
  熊Ursussp.
  诺氏古菱齿象Palaeoloxodonnauman
  真象亚科Elephantinae
  普氏野马Equusprzewalskyi
  额鼻角犀Dicerorhinussp.
  腔齿犀Ceolodontasp.
  犀Rhinocerotidae
  水鹿Cervusunicolor
  梅花鹿Cervusnippon
  台湾斑鹿Cervustaevanus
  达维四不象鹿Elaphurusdavidianus
  轴鹿Axissp.
  马鹿Elephurussp.
  鹿亚科Cervinae
  羊Caprasp.
  普通水牛Bubalusbubalis
  王氏水牛Bubaluswansjocki
  野牛Bisonsp.
  牛亚科Bovinae
  除上述21种陆生哺乳动物外，还从大量破碎骨骼中挑选和鉴定出2种海生哺乳动物（包括鳍脚类1种，鲸类1种）。东山县现存的海底化石骨骼标本，都属于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而体形较小哺乳动物骨骼不见，这可能是在拖网作业时难以打捞到的缘故。在这批化石材料中，以偶蹄类骨骼最多，各类化石属种和数量统计如下（表4）：
  由21种哺乳动物组成的东山海域海底哺乳动物群落中，鹿类数量最大，其次是牛类、长鼻类和犀类。食肉类中的狼、熊和奇蹄类中的普氏野马，偶蹄类中的马鹿和王氏水牛等在动物群落中仅仅处在配角的地位。
  东山、石狮、漳浦三地海域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事实上，台湾海峡海底的哺乳动物化石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有发现，高建为、胡忠恒、何传坤和祁国琴等，曾于1982年、1993年、2001年分别记述了澎湖海沟打捞出来的化石［22］［23］［24］°
  3.关于化石的埋藏
  海底埋藏是一种特殊的埋藏类型。在福建已发现的海域海底这种特殊埋藏有三处：石狮、漳浦和东山。这些大量化石是当地渔民在台湾海峡捕鱼作业时从海底打捞出来的。由于当地渔民是根据渔政的有关规定，在固定的传统作业区域内捕捞，故他们打捞出的化石都有着清楚的分布范围。如石狮市祥芝镇渔民的传统作业区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地理坐标为北纬23度30分至25度0分；东经119度20分至120度30分范围之内，该范围海水深30～40米，渔民采用“拖网式”捕捞作业，容易将地层搅乱并带上化石来。在东山，渔民捕捞的区域在东山岛以东兄弟岛附近，地理坐标为北纬23°30东经117°38漳浦渔民打捞的范围大致在北纬23°30-32东经117°45。
  根据对化石保存程度观察表明，打捞出的基本上是较大的头骨、肢骨和牙床；保存状况较好，有的依然连带关节；倘若这些化石来自台湾海峡东西两岸陆地，那么化石骨骼表面必然会有受到流水搬运作用的冲磨和撞击痕迹，但是并没有这种痕迹；多数化石的骨腔中还填充了砂质粘土或红土，由此可以判断：出自台湾海峡海底的哺乳动物化石实属原地埋藏［25］。东山渔民提供的另一个线索是，化石基本上是从“线”间的沟槽里打捞出来的，这更进一步说明化石的原地埋藏性质。胡连荣最近报道了浙江舟山群岛发现海底化石。在讨论化石埋藏时，胡连荣认为从附着的物质分析，表面应是一种湖或海边的静水沉积环境［26］。
  4.关于动物群的组成特性
  福建省境内已经发现的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地点超过40个，从动物地理的角度看都属于东亚动物地理区，动物群是我国南方典型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落，代表着热带-亚热带温暖湿润气候环境。但台湾海峡至今发现的动物群落却与之不同。包括澎湖海沟、石狮海域、漳浦海域和东山海域的哺乳动物群在内，是一种南北方动物共存的群落。在浙江舟山群岛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中，只见诺氏古棱齿象、野马、额鼻角犀、四不象鹿和水牛等种类。这些种类可以断定都属于华北和华东的成员。
  尤玉柱、蔡保全在讨论福建第四纪地层分区时，曾根据哺乳动物化石和以往的孢粉资料，将福建境内分为5个小区，即：闽中-闽西小区；闽东北小区；闽中沿海小区；闽南沿海小区和闽北小区。尤玉柱等同时还认为，晚更新世晚期的40kaB.P.—12kaB.P.年间，闽中、闽西小区植被仍然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闽东北小区为温带草地；闽中沿海小区为亚热带森林—草地；而闽南沿海小区则为亚热带稀树—灌丛—草地环境。
  作者认为，在晚更新世晚期即末次冰期，台湾海峡成为陆地时的生态环境显然有别于福建内陆和南部地区，随着末次冰期气候下降，寒潮由北向南侵入台湾海峡，受其影响，气温下降，从我国北方和长江—淮河一带的哺乳动物大规模南迁，但并没有进入福建的山地森林区，形成福建南部地区和台湾海峡成陆区不同的哺乳动物组合。值得深思的是，截至目前，北方和江淮地区的动物群成员，基本上没有越过北回归线以南地带。
  祁国琴、何传坤在对澎湖和东山两地出自海底的化石进行研究后认为，两地的哺乳动物群中，多数成员属于江淮一带更新世晚期动物群的主要成分，伴随末次冰期的到来，气候环境的变迁导致这些动物南迁至已经成为陆地的海峡地区。
  作者注意到，福建各地海域海底已发现的35种哺乳动物成员中，有15种是广适性动物［30］，8种江淮地区的动物，2种是华北地区草原动物，3种属寒温带动物，其余的则是南方热带亚热带成员。这种混合现象的存在是末次冰期气候变化的结果。
  澎湖海沟发现哺乳动物化石后，有人将这个哺乳动物群称之为“北方动物群”，后来有人建议应改为“台湾陆桥动物群”。为了将台湾海峡各地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与福建境内和台湾本岛的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相区别，作者同意采用“台湾陆桥动物群”一名。石狮海域、漳浦海域和东山海域的化石尚未进行年龄测试，但根据何传坤报道，彭湖海沟化石的碳十四测年在10000-25000年前；浙江舟山群岛西侧海域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经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室碳十四测定为距今21900年前，这两个数据应该可以作为“台湾陆桥动物群”年代的重要参值。
  已经成为陆地的原来海域，构成了与原来大陆有着明显差别的地貌形态和生态景观。此时，北纬30度以北的地段，受到强劲西北风的侵袭，干旱日益加剧，渤海、东海许多地段，由于严重干旱出现沙漠化现象［27］。而台湾海峡因东面台湾中央山脉和西面不断隆起的闽浙山地的阻隔，受寒流影响较小，故成为人类和动物理想的活动空间。
  作者对全部材料进行个体数量统计，发现各种动物的最少个体数分别如下：梅花鹿40，四不象鹿18，台湾斑鹿4，水鹿5，轴鹿2，马鹿2，鹿（属种未定）至少12，羊2，水牛至少20，野牛4，象类7，犀类6；狼、熊、鬣狗各1。其中以鹿类最多（至少83个个体）。统计表明，鹿类是“台湾陆桥”动物群落中最主要成员，而且个体数量又以长江-淮河地区的鹿类占优势。
  五.东山陆桥
  东山岛地处台湾海峡西侧，海底地貌相当复杂，近海海域的海底曾在台湾海峡成陆时期由闽南山地发育的河流注入海峡，因此两侧发育有两级阶地：高阶地位于海水面以下约4-8米，阶面宽度3-8海浬；低阶地位于海水面以下25-36米，宽5-10海浬；两个阶地都呈舌状自西向东延伸，并与台湾浅滩相连接。
  东山海域广泛分布着一种水下的“海垅”，当地渔民叫“线”。这种“线”其实是海峡成陆时期所发育的古河道的两侧阶地，由于末次冰期结束，海水面上升，淹没了较低的山地，使这些山地在海水面以下构成长条形隆起。“线”多数在海平面以下数米，个别仅2m，在低潮时隐约可见，有的地段甚至露出海面之上。
  “线”的两侧通常存在陡坎，其实是古河道两岸的痕迹，伴随海底水流的作用，“线”的陡坎受到强烈冲击，埋藏在地层中的化石在水流的冲击下，会因此而脱落至“线”与“线”之间的沟槽里，渔民在捕鱼时，常在沟槽处打捞出化石、泥土和石块来。据观察，砾石多经磨圆，泥土主要有红土、砂质粘土、高岭土和花岗岩风化物等，可见，所谓的“线”，实际上是第四纪时期的堆积物。例如：在兄弟岛东面海域距柑岛约0.5海浬的“脚筒骨线”，呈东西走向，“线”的两侧水深27-38m，长期以来渔民作业时每每网出许多肢骨（当地百姓把人、动物的股骨和胫骨称为脚筒骨）而名“脚筒骨线”。根据当地渔民所提供的资料，海底化石的埋藏也有规律可寻［28］。
  台湾海峡呈北窄（约135公里）南宽（约255公里），略呈喇叭状，台湾浅滩作为分界，以北范围属东海大陆架组成部分；以南范围属南海大陆架组成部分。从有关资料得知，东山岛东南部-25米的海底阶地起，到海峡中部台湾浅滩，经彭湖列岛直至台南，存在一条海水深度不及40米的浅滩，部分地段水深不及10米，东西长度近200公里。这条浅滩南侧海底坡度急剧下降；北侧下降较缓，故成为台湾海峡海底的分水岭，福建师范大学林观得教授曾将其称为“东山陆桥”［29］。（见图3）
  台湾海峡海底的另一重要地貌现象是海底浅谷，这种浅谷可能是海峡成陆时期古河道遗留下来的残迹。浅谷呈指状向海峡中部伸出，大致呈东西方向，与潮流形成的沟槽不同，后者基本上与海峡南西-北东向一致。这种浅谷通常深度在5-10m；形态呈“V”型，宽3-8公里不等；而属于潮流造成的沟槽形态则呈“U”型，宽数十公里。由于海底水流的作用，沟槽两侧原本的更新世地层不断受到冲击，东山沿海渔民打捞出来哺乳动物化石则是从层中脱落的。
  正如我们所知，玉木冰期发生在距今7-10000年前，全球气候急剧变冷；玉木冰期最高峰（18000-15000年前）时期，世界洋面大幅下降，台湾海峡因此成为陆地。但在36000-25000年前，气候曾一度传暖（亚间冰期）沿海地带普遍发生海侵现象，造成东山沿海的海积阶地。
  自第四纪以来，东山岛一直处于缓慢上升阶段，山地、丘陵遭受强烈侵蚀、切割和剥蚀作用，基岩裸露，风化的碎屑物质堆积在其附近，形成台地地形，沿海的堆积地形则由浅海和陆地交互形成的地层。
  有关台湾海峡成陆的时间和范围，许多作者曾进行过热烈讨论，归结起来有三种看法：杨子庚在论述我国东部大陆架晚更新世末次冰期最低海面时，指出，在距今15ka-18kaB.P.年间，海水面下降幅度可达-155米；包括对马六海峡，朝鲜海峡，渤海、黄海、东海大部分以及台湾海峡基本上都成为陆地［30］；另一种认为台湾海峡虽然成陆，但只是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还有许多地域依然被海水所占据，其中存在一个陆桥连接福建与台湾。林观得在《台湾海峡海底地貌的探讨》一文中，最先提出福建东山至澎湖的海域存在一个隆起地带，并命名为“东山陆桥”。这道陆桥发端于东山岛以东，经澎湖列岛，再到达台南；还有一种意见是：台湾海峡一直没有露出成为陆地，更新世期间依然处于浅海环境。蓝东兆、陈承惠等认为玉木冰期台湾海峡的沉积物似乎都是浅海相沉积，其证据是多数层位发现孔虫化石［31］。蔡保全则认为：台湾海峡的一些层位存在海相化石可能是因为原有的地层遭剥蚀后再与晚期堆积物相混杂的结果［32］。
  自从第四纪以来（即距今约300万年前至现在），地球上曾出现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冰期、间冰期更替，气候也因此随之而变化。当冰期降临时，气温急剧变冷，高纬度地区几乎被冰川所覆盖，降水的锐减导致海平面大幅度下降，近海地带便露出成为陆地。而在间冰期时，气候传暖，冰川退缩，海平面又复上升，沿海低地重新沦为海洋。海平面的变化对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从大量资料得知，末次冰期时，北起鄂霍次克海，南抵塔斯马尼亚，大片原有的地域都暴露于海平面之上。这些露出成为陆地的区域，构成了沿着现在海岸线向东扩展并由北向南延伸的广阔低地平原。
  在地质历史时期中，台湾海峡一度成为陆地的科学论断已被台湾海峡海底不断发现的人类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所证实。我国沿海大陆架北起渤海，南至台湾海峡，都有海底化石发现，其中以澎湖海沟北侧的浅滩，浙江舟山群岛附近，福建东山海域、漳浦海域以及石狮海域发现的化石最多。
  鉴于上述，作者倾向第二种意见，福建和台湾在冰期期间曾有过多次相连。从东山岛附近向东，经台湾海峡东南地段和澎湖列岛直至台南横垣着一条隆起地带，这条隆起带水深不及40m，多数地段仅有10m，个别地段在潮落时可见，其深度不及5m；其宽度大约10km，而南、北两侧为海底陡坡，海水随之加深。当冰期来临之时，海平面的下降，导致浅滩隆起带露出成陆，而部分较深地段可能形成残海或湖泊。
  六.动物化石上的人工痕迹与刻划痕迹分析
  在整理东山海域哺乳动物化石时，作者发现，一些骨骼表面上存在和搬运、冲磨不同的痕迹，经过仔细对比和观察，可以断定这些是人类有意的加工痕迹和刻划痕迹［331，从用途和意识活动看，暂分为工具类、砍砸类、切割类、磨痕类和刻划类5种。
  工具类：
  利用自然脱落的鹿角角环作为角砸器或角锤。根据作者观察，有4件四不象鹿自然脱落的鹿角属于角锤。如标本FDM0007号，为1件右角，被敲去前叉，后叉上部也被砸断，仅留靠近角环的后叉下部70mm长，以角环脱落的底部作为砸击之用，经过砸击后的角环底部具有密集的、大小不等的坑疤。这种坑疤与因海水腐蚀造成的腐蚀坑有很大差异，可以确定这是人类因砸击留下的疤痕。
  标本FDM0008、0009、0010号3件标本也是角锤，均为左角。其中FDM0008号标本，其前、后叉近基部处也被截断，仅留有后叉的140mm长作为手握的柄，角环底部也具大量坑疤。FDM0009和0010号标本角环周围的角环瘤状突起用于砸击后已被使秃。
  标本FDM0011号是1件利用水牛的肱骨远端经砸击后再加工的尖状骨器。该件标本的下关节面部分被砸掉，留有鹰嘴窝部，下关节面以上的骨干保存长度130mm，从两侧相对打击，使前面呈一尖状；靠顶部处还从骨腔面向骨表连续打击，使前部更为尖锐。
  砍砸类：
  在大量具有人工痕迹的材料中，有一类带柄的鹿角，除个别连带少部分头骨外，大多是
  古人类特意砍砸的。利用的材料主要是四不象鹿和梅花鹿两者的角，砍砸的位置都在距离角柄以下2-3mm处，即在角柄的中上部。由于这种现象的重复出现，表明绝非偶然。被砍下的带有短把的鹿角显然是为了便于手握；在鹿角的上端，通常是将角的眉枝和主枝上端折断，使其带有尖头或尖的端部，可作为尖状器或矛或镐之用。
  切割类：
  这种类型所利用的材料是四不象鹿、水鹿或梅花鹿的角，以石质工具在某个部位将角靠上部位切开。如标本FDM0012号，是1件梅花鹿的左角残段，在主枝高140mm处有一清楚的切痕，该切痕长17mm，宽1.5mm，深2mm；而主枝遗留的顶部因切割而显得十分平齐。另一件标本编号FDM0004，为1件四不象鹿的左角残段，在距两叉分开部位以上90mm处切断，切面平整，表明是环行切割的结果。
  标本FDM0005号也是1件环切标本，材料是四不象鹿的左角下端，前叉距基部30mm处有切割痕迹，深、宽均2mm，后叉距基部以上90mm处断开，边缘平齐，中间参差不平，显然是先环切后掰断的结果。
  标本编号FDM0015，是1件山羊的左掌骨，在其近端处，有一道人工切割痕迹，靠下面的一道痕迹长19、宽4.5、深2.5mm，中间较宽，两端较窄；上面的痕长、宽、深分别为14、3、2mm。据观察，这两道痕迹都是用石质工具切割的。
  磨痕类：
  仅1件，FDM003号标本属磨光鹿角。该标本原为1件梅花鹿左角，眉枝不存，留有主枝的下端，上端已断损。在角的前面靠上的角棱，有经磨过的痕迹，磨面宽6mm，长80mm；在磨面与角轴间还有参差不齐、深浅不一的磨制细痕。
  刻划类：
  标本FDM0002号为1件磨光的轴鹿左角，眉枝已被截断，目的是方便于磨光和刻划。主枝保存长度33mm，角柄长7mm，角柄下面还连带部分头骨。在保存的主枝上端，内侧、外侧和后侧都有明显的刻划痕迹。
  内侧：靠近上端的中间位置45mm长范围内，有15道刻划痕迹，道与道之间均为等距离，痕迹的大小、深浅、长短都很一致。外侧：在靠上端中间位置60mm长范围内，共有18道刻划痕迹，道与道之间也等距，大小、长短和深浅也都相同。后侧：在距离主枝顶部的截面以下30mm处，自上而下分布有9道刻划痕迹，道与道距离大致相等。
  FDM0003、FDM0002号两件标本都曾经被磨过，作者推测鹿角磨光的工序是先刮后磨。标本FDM0002号，经过刮、磨后再在上面刻划。对于磨光鹿角或刻划鹿角，过去有人以为可能是一种迷信使然，早期人类认为，鹿角上的刻划，在狩猎鹿类时必然会产生奇特的威慑力量。
  以上记述大致描绘了在距今10000多年前，“东山人”依靠石质工具和骨角器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并在生产斗争中逐渐学会在骨骼上刻划，以表示自身的思想意识和某种愿望。
  在我国的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带有刻划痕迹的骨骼和鹿角，已屡见不鲜。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种刻划痕迹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目前，像东山海域发现的既有磨光又有刻划痕迹的标本不多。
  刻划痕迹，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一种有意识和有目的的行为。K.P.奥克莱［34］曾经指出：“早期人类在骨骼上、鹿角上或在象牙上进行的刻划，实际上是一种装饰。”他还说：“装饰是艺术的根源。”诚然，在人类最早艺术出现之前，他们先会刻划和装饰。但是，刻划并不完全为了装饰，正如近代没有文字的民族，在竹、木或岩石表面上刻划，其目的是表示数或某种记号。东山的磨光和刻划标本，初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装饰，但在我们看来还有它更深层次的含义。作者把FDM0002号标本看作是一件数字化的装饰品，首先，刻划痕迹主要代表数字，其次是装饰。三组刻划痕迹分别代表不同的数字，或者表示涉猎时所获的数量，或者记录某类动物的数。这种理解，主要基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晚期智人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关于数字的概念。
  无论早期人类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刻划，都最终导致艺术的产生。当艺术成为早期人类不可放弃的活动时，它就逐渐与工具的制作开始分离，成为反映人类自身思想和客观事物的“中界”。艺术活动，对人类的思想意识和思维的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至今还有许多远古人类的线条刻划或刻划痕迹，其所表示的含义，我们依然未能完全理解和诠释。
  因此，东山岛海底动物化石上神秘的刻划痕迹，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待于我们去揭开它的谜底。
  海国曾经南少林
  ——东山岛新发现南少林史迹史料考述
  刘小龙
  引言
  河南登封的嵩山是我国佛教禅宗和少林武术的发祥圣地。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年间，相传达摩祖师从海外进入中土，“一苇渡江”来到嵩山，在少林寺广召信徒，弘扬佛法禅宗；隋代末年“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使少林寺的绝世武功闻名天下。据传，嵩山少林寺僧人后来南下福建兴建少林分寺，福建的少林寺与祖庭嵩山少林寺一样是禅武同修。南少林的僧人，将北少林的功夫糅合进南方拳术的特点，创建了蜚声海内外的南少林拳。此后，南北二少林遥相呼应，驰誉于中外佛教界和武术界，世人称为“南少林”和“北少林”。
  “天下功夫出少林”。以“南拳北腿”著称，以“匡扶正义”闻世的少林寺僧人，发扬爱国民族主义精神，多次慷慨奔赴国难。一千多年过去了，声名赫赫的南北二座少林寺，如今只留下北少林寺依然屹立在嵩山之上，而南少林寺却在朝代的更替中隐去了踪影。（北京科影厂《发现之旅——南少林之谜》电视纪录片解说词，2006.8转自武术万维网）
  为此，人们不断地寻访追踪。
  新时期以来，福建境内已分别先后发现了三座“少林寺”：莆田林泉院、泉州东禅少林寺与福清少林寺。对于它们的孰是孰非，学术界各有评说，谜团尚未最后破解。甚或有人认为，南少林应是福建境内多座寺院的化身（刘登翰：《南少林之谜》，台湾幼狮文化版2001）
  许多专家学者在追寻历史中发现，南少林与洪门天地会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北京清宫档案库里，藏有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廷在广西东兰姚大羔家查获的天地会《会薄》。《会薄》中记录了洪门天地会创立过程中的一段悲壮史事，这就是广传于世的“火烧少林寺”的故事，也称“西鲁故事”——
  康熙十三年（1674年），西鲁国强寇人犯我国边境，清廷官兵屡战屡败，康熙旨令张贴皇榜招募天下英雄豪杰，许诺若能拒寇退兵者封侯赐爵。南少林僧人为国揭榜请缨，终于打败西鲁强寇，得胜回朝后谢辞封赐，回归山林。然而，康熙却背信负义，遣官兵剿杀僧人，放火烧毁了少林寺。有五个南少林僧人侥幸逃过此一浩劫，他们来到闽南，秘密创立洪门天地会，歃血盟誓，揭起“反清复明”的旗帜……
  1988年，福建东山岛考古调查发现了一册由南少林香花僧传人密藏的《古来寺赞集》（亦称《香花僧秘典》，清代“嘉庆戊寅年阳月，僧泽安书于凤山报国禅寺忠祖茔”，“为纪念喝参莹公老和尚圆寂，转抄了坚、达铉两和尚手书”）嗣后，东山岛和漳南民间又相继发现了不同的手抄本天地会《会簿》，它们也都同样记述了这一“火烧少林寺”的“西鲁故事”。
  由“西鲁故事”所引发的天地会之秘密火焰从清初蔓延燃烧开去，从闽南到各省，从大陆到台湾，乃至海外，直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初也借助洪门天地会的力量，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大旗，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267年的满清王朝……
  “康熙火烧少林寺”的故事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天地会又是怎样产生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炤等专家学者历经10多年的调查研究，于最近断言：“西鲁故事”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有其一段与福建东山岛紧密相关的真实历史背景。南少林是随着天地会的传播才传播开来的。《古来寺赞集》明确地指出，福建“清源（今仙游县）九座寺”自古“有南少林之誉”，神秘的南少林应该就是现在福建仙游的九座寺。而真正把南少林和天地会文化传播出去的，首先是仙游九座寺在东山岛的分寺——古来寺等寺庙以及云霄、诏安、平和，包括漳浦这几个县和古来寺有关系的南少林香花僧。（罗炤：《天地会探源》，《中华工商时报》1994.10.19起连载；《发现之旅——南少林之谜》电视纪录片解说词，2006.8转自武术万维网）
  笔者新近经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多年来对地方文献史料的细心查证，惊奇地发现：闽南东山岛在明代末期曾经有过“太室”和“少室”二座“少林寺”的山林，并且，东山岛的鹰仔山上与龙峰山下至今都仍存有明代建筑的“南少林塔”，许多九座派南少林和尚死后均集中安葬于东山岛的古来寺坟园……这些新近发现的史迹史料，更加充分地说明，历史上的东山岛，曾经是一座海国的南少林，是南少林开展反清复明斗争的重要山林圣地——
  源承清源九座寺的东山岛南少林
  据东山岛民间藏本《古来寺赞集》卷首“溯源”篇记述：
  “夫古来寺，源承兴化清源九座寺。唐懿宗咸通年间，正觉禅师号曰智广上人倡建，凡寺舍九座相连，故称九座寺。时倡严整威仪，肃恭斋法，钵承南祖临（济）义玄禅师，广传临济正宗，寺僧五百余众，有南少林之誉。后开辟南山广化，四众立堂，讲经说法，普利人天。明天顺间，大德主持随缘赴感，拈花悟旨，亲送寺祖明雪熙贤南下弘法。时居龙潭山洞，著忍辱铠，卧无畏床，坐法空座。时邑人赞其德，请师于苦菜寺，归众日增，名扬邑里；结文绅名士，论诗书礼乐。虑非发祥之地，请与怀恩沈公选于五都之铜坑，鼎建寺舍，广授教徒五十人，戒律精严，文武同修，精通妙理，法脉滋长……”
  古来寺是东山岛的一座古寺，位于铜山城南门外铜坑（亦称东坑）海滨。现该寺占地面积912平方米，建筑面积562平方米（旧时总面积比现今还要大得多），二进式坐北朝南，中有院子，东西两廊各有一跨院，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抬梁式木构架，悬山顶，寺内建筑大部保留清代构件。大殿主奉十八手准提佛母，两边奉十八金身罗汉。左厢廊为伽蓝殿，祀关公；右厢廊为祖师殿，祀达摩。大殿内匾额：“善应群机”；并存有“大觉世尊讲经说法阐明真谛理，九界众生欢喜无量仰止沐佛恩”；“古佛清静万般色相皆空幻，寺园明辉一点灵光独不磨”等匾联。前殿奉弥勒佛，寺前有一大埕，面街山门为彩瓷雕砌牌楼。牌楼四根石柱分别内外刻有“古佛当前应知华藏宝地，来寺法界便觉瞻礼西天”；“尘凡不关古来乾坤容我静，心中无畏寺园桑梓有余闲”。“准我慈悲救苦救难含有济，提人觉悟虚圣虚贤总成真”；“法界重开准警觉性有缘，尘凡已去提回返照无边”等对联。以上对联据传均由开山祖师明雪熙贤所撰。历经五百余年沧桑兴废，今寺内犹存《古来寺开山僧明雪熙贤和尚碑记》（碑高1.44米，宽0.41米）、《住持僧日端重修古来寺碑记》（碑高1.34米，宽0.41米）等文物。
  古来寺所源承的兴化清源九座寺，坐落于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凤山乡，古时山中有九座寺院相连，故称九座寺，又称太平禅院，今仅遗存寺院一座。宋代黄岩孙《仙豁志》有载：“九座寺禅师名智广，姓陈，县西留坡人，唐元和二年生，不茹荤，于日月中行，有十二影随身。常持铁钵，并一白犬相随，或闻面前有引道呵喝之声，空中或降乳香，中宵或现灯烛，乡人异之……世谓龙树王化身。……乾宁中，谥正觉禅师。宋元祐六年加封慈应。崇宁中敕赐无尘塔额。隆兴元年，以本路郡县遇旱，祷雨屡有灵应，加封普济。”
  今仙游凤山乡民林振宁收藏的清乾隆五十一年县令易世堂重抄本《开科禅师语录》载：“讫长庆四年甲辰（824年），师乃辞亲出家，投福州桃枝山，时年登十八岁，越开成二年丁已（837年），如愿禅师为之落发，旋往嵩山受持戒法。次游鄂渚……。至大中六年壬申（852年），乃移居九仙山。为徒弟稍众，复徙于高望山……至咸通六年乙酉（865年），乃卜胜九座山。……兴工时，有米缸、有酒泉……。”从此文中可以看到，正觉禅师在少林寺待了10余年，回到福建13年以后才在仙游九座山鼎建了九座寺。
  仙游的九座山上九峰环列，呈少室山九瓣莲花状。九座寺后两座山峦宛如凤凰双棲，有发祥之气，故寺址地名称做“凤顶”。九座山、九座寺现存丰富的南少林遗址。寺中尚有当年武僧洗浴的石槽和练功石担，寺西北处的山上还有可屯兵1000余人的“九湾寨”和可容纳300人练武的“第一垣”石窟，石窟上尚遗多处“拳打卧牛之地”以及悬崖上存有“炼胆石”等。特别是九座寺西边400米处的无尘塔，被认为是南少林的重要标志。清御史江春霖所撰《仙游九座寺山田记》还载：“有塔曰无尘，则藏骨之所。”又《开科禅师语录》载：正觉禅师“葬于溪西双峰之下”，无尘塔就位于“凤凰双棲”峰下，是迁藏正觉祖师遗骨之处。光启二年（886年），正觉祖师圆寂后获舍利子四千颗，晶莹若冰雪，即葬于塔内。
  《古来寺赞集》中载有：“九座流芳，祖传清源寺内无尘塔为祖堂”，并录有现今犹镌刻于九座寺门柱上的楹联——
  创修历一十朝，耿耿金精龙虎伏；
  气象涵三千界，巍巍宝殿凤凰仪。
  九座寺的大德主持是于明天顺年间亲送明雪熙贤禅师南下弘法的。据东山岛上九座派僧人留传的文字资料所言：天顺三年（1459年），明雪熙贤禅师入铜山，最先居住于风光绝美的龙潭山涧云坞石室，人们仰赞其功德高深，便请他挂锡于龙潭山下的一座名叫厚善庵的小庵（该庵始建于何时今已无从稽考），蒙入庵吃斋修持的大檀樾主铜山大户许蒲英施地捐银，拓建成寺院。新寺院落成之日，熙贤禅师为报初祖恩与施主恩，兼寓禅宗“苦谛”之意，遂更寺名为“苦菜寺”（明雪熙贤的初祖即正觉智广禅师，曾久食苦菜修持于仙游菜溪；大施主许蒲英为铜山许菜园人氏，“许”与“苦”闽南话同音。是故取此寺名）。
  苦菜寺位于东山岛龙潭山南麓，顶冠龙潭，背枕磬石，居二水汇合“鲤鱼听磬”之宝地。如今，再度重兴的苦菜寺中犹存明成化三年（1467年）所立“皇明苦菜寺明雪熙贤和尚晋山挂锡足缘碑”，碑高2.26米，宽0.74米。
  清乾隆本《铜山所志》与民国稿本《东山县志》均明确记载：“古来寺，在东坑，始建于明成化三年”。这一年间，明雪熙贤禅师因为考虑到苦菜寺并非自己的开山发祥之地，便请诏安（旧属怀恩县）县城喜好勘舆的沈（鈇）先生卜地于东岭山下之东坑（今铜兴村地面）创建古来院，去原寺名“苦菜”之“艹”字头为“古来”院名，即为今天的古来寺，明雪熙贤禅师遂成为古来院院（寺）的开山始祖。寺院建成之后，明雪熙贤收授徒子五十人，承继祖庭法脉禅武同修，戒律甚为精严，广传临济正宗，光扬南少林，名震遐迩，是为岛上南少林第一代祖师。
  相传明雪熙贤禅师坐法主持古来寺期间，曾因避寇而入城西旧时的官港佛堂澳（俗称白塘澳），在东山湾内海边城垵村的鹰仔山（又名尖公山）北侧兴建了一座山庵庙。《古来寺赞集》中言“山庵庙为清源九座分支”。据城垵村民口实所传，山庵庙原是一座佛堂（寺院），与古来寺一样供奉准提佛母，后来原址在鹰仔山南面榕树下的王爹王妈庙倒了，王爹王妈神像便移到这里，变成了主祀神。现该庙侧澳仔底岭上存有“古来院坟园”，并立有古代界碑，立碑的具体年份不详。园内存有清乾隆三十四（1769年）年所立“传临济正宗三十五世喝参莹公和尚真隐”塔墓等。而鹰仔山上至今存有两座明代所筑的石塔——高处一塔为圆形（最初应是方形，曾因颓败垒砌重修，不规则的砌石缝中多处插垫瓦片，塔端一截已废），现高3.6米，塔基周长8.5米。山脚边另有一塔保存基本完好，方形，七层实心，顶雕葫芦，高4.1米，塔基周长6.4米。两塔均未见有明显的铭文，自古以来人们不知其由来。据笔者近来实地调查考析，它们就是明雪熙贤禅师沿承祖庭九座寺在东山兴建的“无尘塔”，及东山人清之前古来寺早期南少林和尚灵骨安葬之处，高处那一座应是明雪熙贤禅师藏骨的塔墓。该塔较为老旧，可能于康熙三年（1664年）东山“迁界”时被毁，康熙十九年（1680年）“复界”后由回归东山的南少林僧人重新垒砌而保存下来——
  《开科禅师语录》有“祖传清源寺内无尘塔为祖堂”的记载。“南少林香花僧把无尘塔视为命根，代代相传。无尘塔就是南少林塔，塔在人在，塔倒人倒，所以每代祖师都要去参拜无尘塔。是故，他们害怕塔倒，后又在东山梧龙庙和山庵庙的半山腰建立两座塔，以作一旦原塔倒塌之备用。”（陈金敏：《仙游古刹九座寺遗址试考》福建省情资料库网2006）
  ——至今，东山岛山庵庙西侧鹰仔山半山腰的“南少林塔”没倒，梧龙庙（旧称龙山寺）西侧龙峰山下的“南少林塔”也依然存在。梧龙塔始建于明成化五年（1469年），最初位于龙山寺东侧后江入海口不远处，遗址基座尚存；天启三年（1622年）由梧龙村林氏七世祖同知公林震请名师移至庙西侧约100米处，更名“龙峰塔”。该塔“文革”被毁，2000年由村理事会和老年协会修复，并镌有铭文《龙峰宝塔序考》。
  尽管所有的文献志书并未载明明雪熙贤禅师在东山岛古来寺传授的徒弟是谁，从古来寺走出来的第二、三代九座派南少林僧众有多少？但可想而知，明雪熙贤禅师的古来寺派下南少林五十徒弟开衍下去，其僧众至少是数以几百计，当然，最初他们主要是住掌东山岛上的各个寺院山门，然后又扩延开去，遍布漳州南部地区与东山相邻的云霄、诏安、平和、漳浦等地甚至更远的地方。近年来陆续调查发现的文物史料，证实了这一点。
  东山岛“太室”、“少室”二座少林山门圣地
  众所周知，做为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和少林武功发祥地的嵩山，其主体部分是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的。驰名中外的少林寺即座落于少室山下。
  谁能想到，明万历、崇祯及永历年间，远在天涯海角的闽南东山岛上，也出现了两座相连的“太室山”和“少室山”！——它们就是处于东山岛西北部原铜山城外的东岭山和与之相连的九仙山，前者称为“太室山”，后者称为“少室山”，俨然是南国的嵩山二室山林圣地。东山岛上这“二室”山林的名称，世人大多已经忘记它们的曾经有过，多年来一批批到东山岛调查考察的专家学者也都忽略了这一史料记载，然笔者却从有关志书文献的字里行间找到了它们——
  南明隆武朝的武英殿大学士、东山乡贤黄道周于万历年间游九仙岩（“少室山”）时写下的《铜山石室记》一文中有“铜城之西为石室……此地南适又数百武，有石阙回廊，是为太室之山。太室西南二里许……是为龙潭。龙潭巉岩不及二室，然其洞壑纡回，视二室则又幽远矣！”。《黄漳浦文集》卷24、又《东山县志》民国稿本卷9）黄道周这篇游记告诉我们：铜山石室所处的九仙山即为“少室”，与南面仅距数百步远的“太室”合为东山岛的“二室”。
  明末东山岛樟塘乡名士、黄道周的“友善”张廷范赋《青云洞》诗有“……太室晤来探少室，藏书崱屴与君谋”句。这是张廷范与黄道周同游东山岛的“太室”、“少室”山后，回到自己藏书隐读的解山青云洞居处写给好友黄道周的诗作（《东山县志》民国稿本卷9）。
  此外，存于铜山石室的《仙峤记言》（永历壬辰岁立）碑文中也有“……长林（寺）开士道宗、恩波（寺）开士戒珍，互刿精辟……兴少室而昌条叶，功德弘深”的文字，此碑文也说明道宗与戒珍两位和尚所“兴”的是九仙山之“少室”。
  由明雪熙贤禅师入东山开山的南少林寺院——古来寺就在东山岛的“少室山”前“太室山”下——
  东山岛的“太室山”，原称东岭山、大伯公山，又称威峰山，处于“少室”之西，龙潭之东。该山层峰耸翠，巨石巉岩倚叠如屋，石阙回廊，幽洞穿空，是一处风光胜地。方志有载，明嘉靖年间，巡海道蔡潮曾题镌“意净心空”四个大字（每字2米有余）于最高岩石上；旁边诸石亦镌有“威峰”、“石渠云路”、“山海极观”、“晴岚拥翠”等名士题书（惜经“文革”破坏今已荡然无存，唯余县志有载）。“太室山”下除建有古来寺外，还有东岭大庙等庙宇。
  东山岛的“少室山”，原称九仙山，亦叫九仙岩。该山临海而峙，层棱迭起，山势挺拔。登高可鸟瞰铜山城郭万家，驰目可远眺海峡水天一色。山上古榕复盖，石窦穿崖，顶巅盘石垒叠，洞府天成，恍若“人世仙境”。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朝廷于此建立铜山水寨署，铜山水寨为闽海五大水寨之一，故又称水寨大山。该山最高处有铜山石室，驻扎于水寨的莆（田）仙（游）官兵将其家乡的九鲤湖仙公供奉在这里，故又称石室仙宫。明正德年间，铜山水寨钦依把总陈言于此山南麓倡建恩波寺。恩波寺初成前座一亭，奉祀南海观音，故俗称“观音亭”（此山于是又叫观音亭山），不久恩波寺增建后座大雄宝殿及东西厢房，供奉三宝佛（释伽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为漳南的佛教重地，香火隆盛，声名远振（《东山县志》民国稿本）。明万历朝御批铜山“名家进士”文三俊有诗咏赞：
  金轮摄处宝幢开，一钵精蓝跨海隈。
  南望洛伽才咫尺，潮翻白马负经来。
  崇祯年间东阁大学士林钎（文穆）罢官后游东山，也曾在九仙岩题镌一诗：
  洞门六六锁烟霞，碧水丹山第一家。
  深夜寒泉流出月，晓天清露滴松花。
  ——好一处既是兵家水寨重地，又是佛门修禅胜境的东山岛“少室”山！
  至今从史料中能够得知的最早入住九仙岩的和尚是一位名叫“宝持”的禅师。九仙石室（即铜山石室）《仙峤记言》碑载有“……至弘治庚申（即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水寨大山寨主何九翁“延宝持禅师，挂锡其上”。此“宝持禅师”应该就是明雪熙贤禅师所传九座派古来寺的南少林禅师。因为到了明末，云霄龙湫岩的住持和尚道宗入住东山九仙岩，他的身世证明了这一点——
  道宗（1613-1701年）俗名张木，为漳州府平和县小溪后巷人。据传，道宗少年时从平和来到诏安，不久进凤山报国寺出家。当时寺院里有个拐脚和尚，道宗要拜他为师。拐脚和尚问：“我是个拐脚的和尚，你为何拜我为师？”道宗说：“你虽然拐脚，却单凭一只脚便可横扫天下”。这位传说武功高强，能飞檐走壁的拐脚师傅看到道宗如此聪明，言语中蕴涵着不一般的志向，便收他为徒。
  就在不久前，有学者在东山县博物馆的《碑廊》发现一块明代的石碑上刻有南少林时空和尚的铭文。经考证，这位时空和尚就是道宗当年所拜的拐脚师傅，也就是明雪熙贤禅师的嫡传徒孙之一。他是从东山古来寺出师后去到诏安报国寺当住持的。报国寺地处凤山岭，俗称“凤山亭”，故人们称时空为“凤山亭和尚”。明雪熙贤的祖庭仙游九座寺地处“凤山”，时空和尚所住诏安报国寺地名也称“凤山”，祖师法脉与祖庭地名相沿。时空的徒子道宗圆寂后，骨灰即葬在这里，其墓塔碑额横镌：“九座宗派”，碑文：“康熙辛已年季冬吉旦，第三代祖师无智宗公普同塔，五房徒子孙同立”。此为后话。
  道宗禅师先是住持于云霄龙湫岩，崇祯八年（1635年）入东山西山岩（原称兴教寺）重构了“初来寺”，不久即入住九仙岩。此时，九仙岩下的恩波寺由宝持禅师的徒子戒珍和尚住持。据说戒珍与道宗为师叔师侄关系，这就说明他们同属于南少林九座法派，同是明雪熙贤禅师在东山的嫡传。
  道宗禅师与东山岛“少室山”的“少林寺”
  道宗又作达宗，字慈光，别号无智禅师，后来又被称为万五、万云龙。南少林九座派的传人说他是明雪熙贤禅师的嫡传裔孙；同时，不少学者认为他就是影响海内外的我国民间秘密帮会洪门天地会的最初创始人。因此，南少林与天地会的关系密不可分。
  时值崇祯、永历年间，明清鼎革风云变幻，已入主中原的清廷，采取民族岐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疯狂镇压一切汉民族的反抗力量。他们野蛮地屠城杀降，削发易服，圈地掠产……异族的铁蹄蹂躏着中国的大片河山。
  据众多史料提供的信息，道宗原是漳南“万姓同盟”义军的化外军师，按岁序排老五，故又称万五。其结盟聚义兄弟老大万礼（诏安官陂人，又称万大，俗名张耍，字春宇，同时也是道宗的堂兄）、蔡禄（云霄人，又称万禄、万七）、郭义（又称万义、万二）等先是在诏安率众揭竿起义，反对腐败的明朝廷，义军活动于诏安、平和、云霄等漳南地区及粤东地区。明室亡后，隆武帝在福州建立了南明政权，旋又败亡。郑成功拥桂王在广西称帝，是为南明的永历。面对满清铁蹄南下，社稷濒危，道宗以民族大义为己任，于顺治七年（1650年）遣其拜盟兄弟率数千义军投入延平郡王郑成功麾下，壮大了福建的抗清力量。
  义军老大万礼任建安伯，率蔡禄、郭义驻守东山。在道宗的策划下，主建康美城堡为“万姓同盟”的盟坛——木杨城（取康美村林、杨二姓每字一边合而为城堡之名。后来南少林香花僧做法事时必备一只名曰“木杨城”的“斗灯”，做为象征盟坛的标志）。南北城门额匾分别刻镌“南标铜柱”，“北勒碣石”，借东汉时期马援将军平定交趾（安南）立铜柱以表勋绩，和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勒碣石以纪功德之典，表示要建功立业，驱除满清鞑虏，收复大明河山的决心。由于万礼少年时得武功于南少林高僧，屡建战功获得郑成功的信任与器重，向郑引见“禅弟万五道宗”，使道宗“为郑所善”（《漳浦县志》卷22）。《古来寺赞集》因此言其“受识长林寺，开山第一枝”（每字之前均加“氵”）。
  南明隆武朝巡抚、后依郑成功的抗清名士卢若腾有《赠达宗上人》诗：
  君家两俊杰，异地却相谋。
  以尔津梁法，为人帷幄筹。
  心惟存选佛，骨不羡封侯。
  军旅喧阗处，长林未更幽。
  诗序中说明达宗就是道宗，与万礼是兄弟，此与《台湾外记》注文“礼小功弟即长林寺僧道宗”相吻合。从此诗可以看出，这“不羡封侯”，“心惟选佛”的长林寺僧道宗是个运筹帷幄，大智大勇，非一般俗僧可比的“上人”。
  道宗入住当时作为郑军水师指挥署的少室山（九仙山），于该山最顶端的仙宫石室辟建了最初的长林寺，自号“长林寺开山僧”，在寺中石洞内供奉达摩祖师，以承继少林法脉。今长林寺原址石洞内犹延存达摩祖师像，并配有对联：“五蕴皆空真自在，六尘不染是英雄”。
  九仙山石室《仙峤纪言》碑载：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道宗同恩波寺南少林和尚、师侄戒珍与当时进驻铜山的郑军将领洪旭、张进、黄廷、万礼、甘辉、余宽、卢若腾、黄兴、陈尧策、陈六御、张魁、黄元、萧拱辰、郑擎柱等四十余人募化捐修九仙岩观音堂（恩波寺）及九仙外殿（长林寺），“互刿增辟”，“兴少室而昌条叶”。同时，道宗题镌“复兴天族”（意为复兴我天朝华夏民族）四字于长林寺石室大门后额，以表心志。藉此号召遍布各处山门的南少林派下加盟抗清阵线，“替天行道”，匡扶明室，“诛灭清魔”。
  岛上的老人曾经说过，这座长林寺的寺门对着海中的东门屿，朝向东方大海，寓意日月升海，大明复兴。
  同时，道宗还指使古来寺派下的南少林僧众住掌东山及漳南的各处寺庙，联合各界组成抗清统一战线。于是，此起，东山各庙三教合一，佛中有道，道中有佛，儒在其中；当时由临济正宗漳州开元寺派下（与九座派同宗但不同派）南少林僧人住持的铜山武圣殿（即东山关帝庙）里的关帝便也“释称佛儒称圣道称天尊”，成为各界仿效桃园结义，拜盟结会的至尊之神。
  《古来寺赞集·禅余论偈》中录有道宗在九仙山吟题的二首诗：
  仙居曲曲集烟霞，净处山巅老衲家。
  趺坐夜深僧望月，看来尽是满靝花。
  铜山石室吐烟霞，天外奇观古佛家。
  深夜潮生僧望月，神州四大空虚花。
  然而，此一位“明儒释道宗”禅师，却以出家之身，做着为“抵抗一束头发，即能掀动（乾坤）”（《古来寺赞集·净天地神咒白文》）的入世事业——
  “半间云旁屋，两函松下经。万迭青山作画屏；僧片心，闲更静，经尘里，有谁知此情？！”（《古来寺赞集·禅余论偈》）
  现九仙山犹存道宗题镌的“燕泉”、“源头”、“障净光纯”，及其与方文耀、林汝楫、方壎、林炫等漳南名士步韵崇祯朝东阁大学士林钎《游九仙岩诗》计12首和诗等众多摩崖石刻。
  道宗还在寺内岩壁题镌了“悟石飞来”、“视天门”二题石刻。另有二方开列建寺捐舍芳名之类字样的碑刻，惜已风化剥蚀无可全辨，只余“长林开山僧道宗”等字样。道宗甚至自信且自豪地于寺外鲤鱼石题下“仙道归宗”，这四个字错开来读，就是“（九）仙归道宗”了。九仙山的“净处山巅”，成了他这么一个“文武同修”的南少林“老衲”的居“家”！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大举增兵福建，清军进攻闽南沿海日紧。大智大慧的道宗审时度势，从东山渡海西进，又来到他家乡诏安官陂的“万山深处”，另辟了一座长林寺（位于今官陂乡长林村山中，其遗址存有《长林寺记》，碑高1.86米，宽0.88米，南明永历八年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书；与《长林寺弟子报恩题名志》，碑高0.87米，宽2.02米，南明永历九年即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志。两碑均为“发僧起南思元良”，即云霄西林人张士良所撰），以拓展后方根基，方便联络漳南各寺庙创立据点，组织南少林派下僧众为主干力量，扩大以“万姓同盟”为核心的反清复明势力范围。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举兵北上收复了大片明室失地，但金陵（南京）一战失利，万礼阵亡。不久，郑成功听信流言将万礼的灵牌逐出昭忠祠，令“万姓同盟”的兄弟深感大辱，遂与郑成功结下怨隙，南明义军内部的团结受到很大影响。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东征收复台湾时，东山部份寺庙的南少林武僧与大批东山子弟随其水师东渡。而道宗不愿入台，决意继续占据闽南粤东坚持抗清。继尔，郑成功在台湾建立了“东都明京”，而闽南沿海各岛面临清廷重兵压境，不少郑军部将纷纷降清。此时，郑成功怀疑镇守铜山的蔡禄、郭义意欲降清，派人令其二位渡海入台。鉴于形势危殆，道宗于九仙岩长林寺召蔡禄、郭义商议对策，遂策动“铜山之变”（《清实录》卷4、《台湾外志》卷11）——蔡禄、郭义率师叛郑降清——应该说，这实际是先行假清养兵，以待后举。蔡禄、郭义为势所迫，率师渡海西入云霄降清。二人降清后分别被清廷调往河北和广西任总兵，而道宗也离开东山而退人诏安深山里的长林寺（卢岸川：《天地会创始人万五道宗新证》2005漳州·闽南文化研讨会）。
  翌年，郑成功于台湾病逝，其子郑经继位，是为延平郡嗣王。康熙二年（1663年），郑军与联合荷兰舰队的清水师大战于闽南海上，金门、厦门相继失守，郑经只好带其母亲董氏夫人和南明宗室宁靖王、泸溪王、巴东王、鲁王世子及乡绅王忠孝、辜朝荐、卢若腾、沈佺期、郭贞一、李茂春等退驻东山；隔年三月又从东山退据台湾。清水师提督李率泰率军攻入铜山，大肆烧杀淫掠，岛上人民被杀一万余人，横尸遍野，剩下三万余众尽被逼逐出岛，全岛城居寺庙悉被焚毁，一些南少林僧众和士民抗节而死。缁素流散于漳州、潮州内地，有的逃徙台湾及海外（江日升《台湾外志》卷12、又《东山县志》民国稿本）。
  当时，铜山大庙头北极殿的南少林住持大头和尚率僧众坚持抗清到底，誓与铜山共存亡，故为清兵横刀逼颈、尸首分身，抛头颅于庙殿。“复界”后，东山民众收其骷髅葬于“金斗瓮”，奉祀于北极殿的前殿侧室，是为“孤魂由主”，至今岛上多处奉祀其香火，表达了东山百姓对南少林英雄和尚的敬仰和纪念（《海峡神缘》海风出版社2003）。
  可以说，道宗禅师在国难面前，以民族大义为己任，率其漳南“万姓同盟”义军与郑成功结成军事联盟，以武拒清。同时出没奔走于山林，设立精舍，到处生莲，广招徒弟，大阐玄教，以文复明（曾五岳：《漳州史海钩沉》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不愧是一位匡扶正义，胸怀大志的南少林英雄和尚！
  九仙山既是东山岛的“少室山”，必然也有它的“少林寺”。嵩山少林寺建于少室之下，而东山“少林寺”却建于“少室”之上——“长”源于“少”而高于“少”。抑或因此，道宗号其“长林寺”。九仙岩长林寺，便是南少林九座派入东山的嫡传禅师道宗在东山岛“少室山”创建的“少林寺”！
  只可惜，清廷的“迁界”政策，一把火烧尽了岛上所有的寺庙山门，这海国的“太室”、“少室”山林也一时烟消灰灭，以至此后山存名亡。
  遍布东山岛及漳南的南少林香花僧
  东山岛“迁界”之后不久，退居台湾的延平郡嗣王郑经出兵重新占领金门、厦门、东山、南澳等闽南粤东沿海诸岛。
  康熙十三年（1684年），清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三藩”乱起，南中国震荡。原郑成功部降清将领襄阳总兵杨来嘉、广西总兵郭义（道宗的拜盟兄弟万二）也相继反戈，反清复明的浪潮再度掀起。四月，河北总兵蔡禄（万七）谋叛反清事泄，康熙帝旨命内大臣阿密达率护军赶往怀德，攻下河北总兵府，蔡禄父子全被擒杀，应验了他当年临降清时在东山关帝庙问卜所抽的第十七首下下凶签：“田园价贵好商量，事到公庭彼此伤。纵使机关图得胜，定为后世子孙殃。”（江日升：《台湾外志》卷11）此役，少数蔡禄部下结义兄弟突围而出，千里辗转，经广东惠州、潮州逃回闽南。最先逃难回来的五人：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他们就是后来民间传说中的“南少林五祖”，或“天地会五祖”（已考知蔡德忠和方大洪都是闽南云霄县人）。他们在诏安的长林寺找到了盟伯万五道宗（卢岸川：《天地会创始人万五道宗新证》2005漳州·闽南文化研讨会）。
  可以想象，此刻的道宗，回首东山长林寺等众多山门被灭，派下僧众和无数百姓遭难，盟兄万礼战死，如今盟弟万七蔡禄又被清廷杀害，对此国仇家恨，说不尽心中的悔恨与悲愤！反清复明，壮志未酬。但他只能选择一种既不同于“三藩”，也不同于郑成功父子的斗争形式，即“秘密结社，长期斗争”。（卢岸川：《天地会创始人万五道宗新证》文稿2005）。于是，万五道宗召集南少林派下僧众与“万姓同盟”结义兄弟，集结于诏安长林寺、平和高隐寺及上仙寺（关帝庙）“三点地”（日后天地会又称“三点会”、“三合会”，这可能就是最原始的依据）。在七月二十五日高隐寺建成开光之日，重置盟坛，与众兄弟徒子插草为香，拜立天地会——借“康熙负义火烧少林”，再次秘密地祭起反清复明的大旗。
  高隐寺在与诏安相邻的平和县大溪镇天马山麓。人们从寺中《高隐寺碑记》知道，该寺是“禅师道宗”创建了东山九仙岩（长林寺）、云霄小隐寺（今已废）之后于康熙十三年所建。近年在高隐寺发现了天地会印鉴二方（铭文一为“天地会”，一为“佛法立天地会”）、宝剑一把、神像三尊、壁龛一块（刻有五祖姓名）、条幅四幅、《会簿》数册，以及茶碗酒杯香炉残片若干。《会簿》中不仅记述了天地会“五祖”逃难结义的经过，还记述了天地会分省起义的部署内容——
  “分省起义点：蔡德忠福建地、胡德帝湖南地、李式开浙江地、马超兴云南广西地、方大洪广东地、吴天成西蜀地、李色地江南地、桃必达云南地、洪大岁贵州地、林永招河南地……”。
  据《古来寺赞集·花会歌·化莲台名称歌》所称：为了秘密斗争的需要，吴天成化名天申，忠振伯化名火官，洪太岁化名宋正顺，万九泽化名张九官，沈明化名明珠，郑攀柱化名陈攀桂，方大洪化名合同，林大江化名合海，李式开化名上招，刘望旦化名陈日山，张魁化名吉品，林义化名安士，萧拱辰化名太平，陈天御化名月宝，周全斌化名占魁，翁求多化名荣生，余新化名陈逢春，余宽化名双得，郑道德化名万金……
  《古来寺赞集》与秘传于各地民间的天地会《会簿》均大同小异的记载了这一被衍生出多种版本的“西鲁故事”：
  道袍血染泪痕飘，事因西闯起根苗；
  辞职不做修行善，鞑子胡人用火烧。
  少林千古山门灭，暗下奔逃至南寮。
  清兵蜂拥难堪敌，得脱东来广惠潮。
  苍松上立洪鹰叫，长沙湾口雪零飘。
  举头不觉帝星照，吉兆英雄护明朝。
  五僧同创灵王庙，插草为香把徒招。
  ——这支《三滴水赞》曲子中所说的由“五僧同创”的“灵王庙”在今云霄县境内，即高溪庙，旧称灵著王（开漳圣王陈元光）庙，是他们“插草招徒”的地方。高隐寺与高溪庙是不同版本的《会簿》所载的天地会聚义的不同地点。依笔者陋见，它们应是两个不同时间的聚义地点，高隐寺应是康熙年间以道宗为首（故会首为“万云龙”）的首次聚义的地点，而高溪庙虽是最初创庙招徒的所在，但应该是道宗圆寂后乾隆年间以提喜（借用宗祖“万云龙”的名义）为首的二次聚义的地点。后者下文另述。
  此间，为了长期斗争的需要，道宗在其派下佛门创下不同于丛林佛子的南少林香花僧一派，并订立了香花僧的“法事仪规”——“祖宗公倡仪肃恭，斋法严整，威仪佛事，以香花为本，宏（弘）法与开堂普度众生。”（《古来寺赞集》）按其内部法规，香花僧可娶妻生子，可食荤，以香花供佛，以三牲（猪、羊、鸡）供神。师徒直以父子相称，严守会规秘密。明里诵经，暗里练武。或深入百姓家中举办法事，置“木杨城”斗灯进行诵经礼忏，唱赞宣传反清复明义理；或以“飞铙”、“窜五方”等南少林功夫卖艺于街头，图存蓄势；以“三八二十一”（以示为洪门的“洪”）、“出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等隐语联络活动，不断秘密发展会众，扩大组织，使其分支会众遍布四海。（《东山县志》1994年版）
  不久，清廷很快平定了“三藩之乱”，形势急转而下，道宗为了便于组织反清斗争，便从诏安官陂长林寺转移到凤山报国寺住持，安排各地天地会转入地下，南少林香花僧各以寺庙为据点秘密开展活动，将天地会组织渐次拓向大陆大部地区，并进入台湾，影响到海外。
  话题回到东山。“三藩”之乱被清廷平息后，康熙十九年（1680年），重占东山的郑军最后又从东山退回台湾。东山“复界”归清。岛上百姓陆续重返家园，然“归者十仅二三”。道宗也遣其南少林派下香花僧陆续从内地归园于东山各处寺庙。
  从《古来寺赞集·骷髅歌》所唱“旷地闲游，触目伤心，迭迭黄沙，层层白骨，却原来是个种种骷髅，又不知餐风吃露几多愁！……今宵斋主修设冥阳会，施汝等饱满一场……”等内容来看，道宗此间或许曾经于“复界”后某年清明节前回到东山，发动僧俗二众收拾遍地的骷髅，并举办“冥阳会”，设斋坛施供超度因“迁界”而惨遭清军屠戮的岛上一万余无辜亡魂。故漳南地区的佛教界及民间善信昔日有“三月三，收骷髅”的习俗。
  苦菜寺于“迁界”兵燹之后不再恢复，其僧众主要归聚于古来寺。九仙岩下的恩波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由一个称作“祥公”（法号“衍观”？）的和尚重建（鹰仔山古来寺坟园存有清初“重建恩波寺比丘祥公真隐”。东山博物馆《碑廊》存有《兴寺大檀樾都督曹公功德碑》，碑文末尾写明重兴恩波寺的住僧为衍观）。于是，“复界”后的东山岛大部分寺庙，如古来寺、恩波寺、山庵庙、净山院、西山岩、南正院、龙山寺、解山庙、靖海寺、文峰寺（今东明寺）、水仙宫（已废）、北极殿、铜陵天后宫、甚至连原来由漳州开元派和尚住持的铜陵关帝庙等均又成为南少林天地会香花僧的秘密活动据点，岛上几十家主要寺庙，无论是儒是道还是佛，均由南少林派下僧人住持；除佛寺不说，其它宫庙几乎也都附设佛堂，与古来寺一样供奉十八手准提佛母（亦称海口佛母）。以至于现今东山全岛的宗教法场上，“只见僧尼不见道”。
  康熙四十年（1701年）季冬，道宗圆寂，由五房徒子（即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及其徒孙将其骨灰安葬在凤山报国寺的普同塔……
  道宗圆寂后不久，南少林天地会的传人已把反清的火种延播到海峡两岸。
  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平和人林爽文（道宗的同乡）为首的台湾天地会发动大规模起义，闽南的天地会亦积极影应，在漳浦、云霄等地举行暴动，震撼清廷上下。乾隆皇帝一面调派重兵渡海入台进行血腥镇压，一面下令剿灭并严查闽南的天地会同党。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在审理卢茂案件时，却查出了天地会“头人”万提喜早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即在漳浦县“高溪观音亭庙传布天地会”（高溪乡原隶属漳浦县，今属云霄县。高溪灵著王庙附近不远处有观音亭）。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二月，乾隆皇帝旨令协办大学士福康安，务将拿获传会之僧人提喜（《清实录》卷1302）。近年有学者经调查考证，认为万提喜为今属云霄县东厦镇高塘村人，原名郑开（方群达：《天地会创始人提喜和尚身世考》2004）。
  当时不仅漳浦的扈头、旧镇汛营、海关税口及盐馆等多处被闽南天地会以张妈求（漳浦人）为首的义军攻掠，连云霄的八尺门汛营、东山的后林、西埔汛营等地也遭到义军袭击（《漳浦文史资料》第6辑，1986.10）。事后，清铜山武营的官兵以剿“野僧”为名，焚掠岛上各处有关寺庙，许多南少林香花僧及天地会会众或逃徙外地，或惨遭屠戳，抛尸于山门野外。今东山多处万福公祠（即乡厉坛，或称无祀坛）内的“金斗瓮”葬有这些和尚的遗骨；民间田野也留有相关的传说——
  乾隆间，樟塘解山大庙的南少林住僧刘成道功夫极好，平日他不露声色，夜半到庙外打水，满满一大缸水端走如飞。刘成道与在解山下开拳头馆传授“姑娘槌”的“师傅公”（其名不详）是师兄弟。一天，刘成道不知为何突然受伤死了，“师傅公”赶来看他，摸摸他的脸说：“头在身在就好”，便走了。随后，清铜山武营官兵赶来抓捕刘成道，见他已死只好罢休。故解山庙在此间躲过了被剿焚的劫难。
  靖海寺，原称渡头庵，又称松柏门庵，所处长山尾是东山岛西南部的主要渡口，是南少林天地会负责接待和联络广东与诏安等地会众进出东山的秘密活动点。乾隆间清廷查剿天地会同党，住寺香花僧法师率众离寺退往广东时，曾在该寺附近埋下大批财宝，并在寺后龟头山的双帆石（今已毁）题刻一谜：“双帆对白屿，七鼎十二咬志（草袋）；水洘（退）淹三尺，水涨看不着”，若能猜中便可找到埋宝之处。但至今无人能破解此谜……
  天地会起义再次失败，东山岛寺庙又多遭浩劫，香灭灯黑，直至道光年间才逐渐得以修复，祀火重明。南少林香花僧又陆续入住各大寺庙，以更为隐蔽的形式进行天地会的反清活动。
  而今岛上的香花僧传人犹言：此后，每年的九月初一至初九日，漳南各地香花僧会众善友，皆着白衣浅服，云集于东山岛南正院，借做“九皇醮”为名，举行旨在反清复明的吊祭纪念活动（以上《海峡神缘》海风出版社2003）……
  道宗禅师与南少林“五祖”播下的天地会火种在全国各地频频燃烧……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闽南的天地会分支“小刀会”于厦门、海澄一带起义，云霄鹤坑亦发动“义兄会”起义。东山的林美圆、朱纳等人同时组织“义兴会”于龙山寺揭旗起义予以响应，一时，反清烈火重燃，威震清廷，但很快均又遭到清军的血腥镇压。林美圆率其余众逃至海外，在新加坡成立“义兴公司”（《东山县志》1994年版、又东山《梧龙林氏宗谱》）……
  尾语
  历史的风烟掩去了南少林的血火奇传。四百余年过去了，东山岛的“少室山”名称虽不复但山林依在，“长林寺”已消失却遗址仍存。寺址旁的石窦上，仍存两大块被废弃的石雕门楼盖顶，它们应是“康熙火烧少林寺”的遗物。明雪熙贤禅师留下的“南少林塔”傲然耸立在鹰仔山上与龙峰山下，绿树芳草掩映之中犹显当年南少林的英风。道宗和尚倡建的结义盟坛——木杨城，也还屹立在康山美水之间，并演化作“斗灯”点亮在民间的佛事法坛上。史传南少林创立的天地会“以鹰为志、以榕为号、以鱼为智”，今山庵庙的大殿内石碑上额犹存傲立的“洪鹰”，九仙山顶原“长林寺”前存有三株巨大的老榕树和一尾石雕的大鲤鱼，……苦菜寺、龙山寺、靖海寺、解山庙、净山院、湖塘庙等众多寺庙都有南少林和尚的传奇故事在流传，它们都证明了南少林在漳南海国东山岛上的延展与兴衰。
  我们从鹰仔山边的“古来寺坟园”和龙潭山下新修的古来寺海会塔坟园以及东山、诏安等地相关的寺庙，找到了明雪熙贤禅师之后部分南少林僧人的名字：明末清初九座宗派诏安报国寺第三代祖师无智道宗；康熙初年北极殿住持“大头”和尚，康熙后期重兴恩波寺的衍观及徒如昭等；乾隆初年解山庙住持如逸，乾隆后期古来寺临济正宗第三十五世喝参莹与徒了坚、次房徒孙达铉；嘉庆年间的淡机及徒泽安（住诏安报国寺）；道光年间重兴古来寺的日端及长房曾孙绍道、次房徒孙祖叶，与住持铜陵天后宫的祖镖；光绪年间的启东注及徒玉盆石、随机应，玉盆石徒振仪、凡生，随机应徒性哲，承乐快及徒奇石、用章。民国年间的九座十六世莺仁广惠、次徒载享、四徒载参；重兴古来寺十七世昔恩开节、徒心华、心芳及长房曾孙拱诗；十八世玉草心芳及徒庭福、庭博、庭彬、庭昌；十九世印寿、印璜及徒拱清……
  明雪熙贤开创的南少林东山古来寺，历经沧桑，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抗战期间被国民党县政府废为它用，住僧遣散回家。直至1983年始由比丘尼释遵礼恢复祀火，并使之第三度重兴。数年前，古来寺已知最后一代僧人、民国年间曾住持净山院的崇麟和尚仍健在，他隐居于漳浦杜浔乡下，被专家们发现后邀请出来做拳术表演，来自北京的中国武术学会研究员潘一经、南拳大师陈昌棉等认同是“原汁原味”的南少林上乘武功，犹见其当年雄风……
  尽管“康熙火烧少林寺”之后，清廷“严格限制民间习武，并将所有记载南少林寺的所有碑碣、文字，尽皆销毁删除。”“然而……毕竟还有一些野史杂志为有心人冒死留下来。”（刘登翰：《南少林之谜》，台湾幼狮文化版2001）。东山岛南少林香花僧传人藏存的《古来寺赞集》，尽管有其时代的思想局限，并具一定的宗教迷信色彩，以及记录传抄人文化水平所限，在长期隐密的传抄中造成局部章节零乱和错字别字，甚至它多以闽南语或掺用隐语来书写，让人读起来较为费解；但当我们精心细读，就会发现，它是一部记录南少林天地会爱国民族主义的悲壮传奇，字里行间闪耀着传统民族英雄主义的光辉——
  靔（天）为大公，人在其中，三才并立，一理皆同；
  埊（地）本威风，万水朝宗，伸头露脚，一心尽忠；
  会人曾僧，名山慧灯，十八口日，一片利人。
  ——此一支“开篇”“源头曲词”，系“录自长林五祖曲词”（——道宗为长林寺开山祖、化外称万五，是为“长林五祖”），说明为道宗所撰。它秘藏“天地会”三字于句首、“同忠人”三字于句尾；合“青气”为大明之“天”，叠“朱土”（此处“埊”字写成“朱土”相叠）朱姓之“地”，用镶嵌、组字、拆字、影射等手法，宣示了以古来寺为源头的南少林僧人及其天地会会众，尽忠大明天朝，矢志抗清到底的决心，至今读来仍然让人心生感动。
  他们奉忠勇仁义的关公为至尊之神，以关公“赤瞻独雄”“丹心不泯”的精神激励自己，仿效桃园结义拜盟立会，传扬匡扶正义，救国拯民的少林宗风——“打开利义关具见英雄过人气概，参透天人路便是圣贤行已工夫”——借此对联，激发“替天行道”，“诛灭清魔”的浩然正气与入世豪情《古来寺赞集·关圣帝君五月十三日法事科仪安坛联》。
  他们苦苦修持戒己，同时谆谆劝世：“一报天地盖载恩，二报爹娘养育恩，三报国王水土恩，四报日月照临恩。”在异族入侵家园，国家危难之际，以自己的行动，化做“金鸡叫一声”，要让“万国九洲清醒。”（《古来寺赞集·坛赞偈》）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吾心即吾佛”，“手中持杨柳，足下踏红莲”的佛门释子，面对国难家仇，是怎样的“悲心深似海，誓愿重如山”《古来寺赞集·净天地神咒白文》——“……惨木鸡之年，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骨血遍地，皇天见怜……”（《古来寺赞集·福马郎》曲词）。于是他们——
  “红巾一条在手中，三指头中仿英雄。”
  “招集五湖并四海，杀灭妖魔一扫光”《古来寺赞集·净天地神咒白文》……
  ——他们坚持“僧众永安居进道，无虞万世作金堤”的佛门信念，具有“天下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同上）的儒家道德情操与“精进勇猛，永不退转”（《长林寺弟子报恩题名志》）的大无畏精神；为了一展“普利人天”的抱负，把“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古来寺赞集》）作为最后的奋斗目标，鼓舞“凶秽消除，侍卫我轩”的英勇斗志，以期运用佛家的智慧和英雄的力量，开创一个“乾坤正气，人寿丰年”的升平世界！
  为实现此一具有普世价值的理想，他们坚持对野蛮、专制的统治开展斗争并希望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且无私地掩埋自己的姓名、身份，甚至生命，用自己的热血创造业绩，做爱国救民的大功德。当我们今天把这一段被掩埋的历史重新挖掘出来时，更显现出它神奇的光辉！
  2006.12
  东山郑和碑考查
  林果 陈立群
  公元1417年6月（明永乐十五年五月）的一天，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舟师在经过东山岛附近海域时，忽遇暴风巨浪。风浪袭击着船队，并把它逼进一个偏僻的港湾……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对它的考查，始于一份手抄碑文的发现……
  一份手抄碑文的来历
  这是一份手抄碑文，题为：舟师往西洋记。碑文开篇：“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在对朝廷一番歌功颂德之后，便直接宣扬了舟师往使西洋的壮举，并把它的成功归功于朝廷的威福与天妃的护佑。接下来一次次罗列了永乐三年、五年、七年、十一年四次统领舟师出使西洋的简要历程与主要事迹。紧接云：“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洋，开港十五有三日，忽遇暴风巨浪，绕山根避泊，有神天妃阴护保无恙，皇明威福。驻泊净港，候风息再涉狂澜，勒一石以铭志之。永乐十五年岁次丁酉仲夏。”最后是郑和、王景弘等立碑者的落款。
  碑文的保存者陈斯民，为东山县康美镇铜钵村人，今年64岁，初中文化。据他介绍：这一份碑文已经珍藏了三代人，它出自铜钵村净港一方遗失的古碑，抄录者非他本人，而是同村的清末秀才林绍唐。
  林绍唐（1883～1944），号继仙，为本村私塾先生。由于生员太少，微薄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他不得不要一边执教一边躬耕。据他的孙女林素琴回忆，祖上在净港妈祖庙附近开垦了三丘地瓜园，她十三岁时常到那里放牛或帮父母亲干农活，见过那里立着一块又高又大的石碑，碑文淡淡描红。由此可见，当年垦荒于净港妈祖庙附近的林绍唐先生，不可能不注意到那一方古碑。那么，他给古碑剔藓描丹，并把碑文抄录下来，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林绍唐有一个儿子，名林添民（1918～1979），又收本村的谢璧才（1921～1981）为义子，两人年龄相当，均为他的得意门生。但林老先生似乎更赏识义子谢璧才的才学，临终时将他抄录的那一份碑文交给谢璧才保存。林绍唐死后，林添民在村里行医，1979年病故，享年67岁，遗孀林春荣、长女林素琴、次女林素蕊、孙林耀文等亲属尚在。而谢璧才虽务农，但他谙于风水地理与地方掌故，乡亲们遇红白事无不登门请教，成为村里继林绍唐之后的半仙式人物。年轻的陈斯民时常请教于谢璧才，两人志趣相投，遂成忘年之交。谢璧才病逝前不久，将林绍唐交由保存的碑文，让陈斯民抄录了一份。
  据谢璧才之子谢振华回忆，在他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给他讲过郑和船队到净港避风并立碑的故事。谢璧才算是村里的老文人，一生记录了许多地方的地理变迁和历史掌故，均用毛笔书写，可惜所有资料都被毁于“文革”时期。当时陈斯民与谢璧才往来密切，曾到谢璧才家里要走不少资料，其中是否包括那一份林绍唐抄录的碑文不得而知。
  现在，陈斯民所献的碑文，是他以三张普通白纸重新抄写的一份，繁体字，字迹端正，竖行书写。
  净港与郑和碑
  净港，亦称：前港，位于东山岛东部的铜钵村前。现在，该港湾开发为天然浴场，便多了一个新名：“马銮湾”。
  净港坐西北向东南，近似“C”字形，口小腹大。其西南面有头屿、二屿、三屿等罗列于港门一侧，缓解了南流（涨潮）的急流，东北岸则有突出海面的染网山为屏障，挡住了东北风，港内波澜不惊。由于它处于内海航道一侧，自古便是海船避风歇息的港湾。
  净港历史上属于铜钵村，是铜钵人的海上门户和赖以生存的“蓝土地”。最迟在明朝初年，铜钵人就在港湾的东北角填土筑岸，修建港中之港，并置一座闸门，不但利于泊船，而且可引海水晒盐（当时，妈祖山西麓至净港海岸，是一片低平辽阔的盐田）。他们在获取鱼盐之利的同时，也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他们在海岸上修建了一座小小的妈祖庙，称“海外妈祖”（当时妈祖称“天妃”），让海船远远便能望见她，并得到她的庇护。而建于北岸净山（也称：前山）脚下的“净山院”（俗称“铜钵妈祖”），却奉陈元光女儿“柔懿夫人”为妈祖，两尊不同的妈祖，一主海外，一主内陆，各司其职，颇有特色。
  港湾位于村前，故称之为“前港”，正如前山位于村前则称之为“前山”一样自然而然。因此，净港与净山的名称，显然源于前港与前山之俗称。东山方言中的“前”与“净”同音，究竟是谁巧妙地利用同音，把“前”演变成“净”呢？任何史籍与地方文献的记载，均不见有“净港”二字。在民国编纂的《东山县志》里，净港称为“铜钵港”，而福建地图册却标着“前港”。那么“净山”和“净港”的名称，只能从“净山院”和郑和碑中的“净港”找到根据。净山院建于明万历年间（见院内碑刻），迟于郑和立碑的永乐年间，因此，将“前港”美化成“净港”，可能与郑和舟师有密切关系。也许，他们在询问地方百姓时，把“前”误译成“净”？或者有意把粗俗的“前港”改为更符合其身份与心境的“净港”？这都是极有可能的。
  然而，净港郑和碑立于何处，今又何在？
  接受调查的铜钵村民大致有两种说法：一说郑和碑立于净港闸门边一块巨石旁。陈斯民记得童年时代常到净港拉山网，见过那方古碑，碑高约170公分，宽约90公分，厚约20公分，碑文竖排。他认为：1956年铜钵村修建净港堤岸和扩建闸门，并在闸门顶新建一座管理房，那古碑妨碍施工而被毁，或被砌人岸堤之中，或被推入海中。
  另一种说法是：郑和碑立于净港妈祖庙边，距离港闸门不过百米。碑文始录者林绍唐的孙女林素琴，童年时见过古碑。她说那碑有一人多高，又宽又厚，碑侧有一座小小妈祖庙，但不见香火，因那地点俗称“虎洞涌”，十分偏僻，且传有虎有鬼，人迹罕见。她长大后便很少去那儿，也没留意它还在不在。现在，她为了寻找古碑，又去了一趟久违的“虎洞涌”，但那里已变得面目全非，新开的环岛路从那里经过，当年那妈祖庙已经彻底翻新，而立碑处早已覆盖着茂密的植被，荆棘丛生，根本无法进入。
  铜钵村民林素岳（女，78岁，其祖父为林绍唐兄），小时候也见过那方古碑。她说她到过净港妈祖庙附近放牛，不但见过那碑，还曾经把牛绳拴在石碑上。铜钵医生黄文虎（60岁，初中文化）小时候放牛也见过那古碑。他说古碑立于“虎洞涌”妈祖庙附近，依山面海，碑首呈弧形，入港的船只都能看见那块古碑。
  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分辨。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证明了这方古碑至少在半个世纪前还存在。它遗失于自然灾害？还是某个工程建设？有待深入调查寻找。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亲眼见过郑和碑，从而证明了那一份手抄碑文的可靠性，也找回了那一个遗失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
  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
  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东山岛，地处我国东海与南海的交汇处，为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武备志卷二百四十《郑和航海图》中的“同山千户所”、“大甘”和“小甘”，就是现在的东山岛及其所属的兄弟岛（见向达的“郑和航海图地名索引”，中华书局，2000年4月）。“同山千户所”即“铜山千户所”，也即今东山岛铜陵镇，明景泰年间设“守御千户所”。兄弟岛为兄岛与弟岛的合称，亦称柑岛与桔岛。兄弟岛内有内航道，外有外航道，俗称内线和外线。正常情况下大船取外线航行，既便捷又安全，一旦天气有变，必转入内线，靠近大陆航行，以备不测。不知何故，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拖到仲夏出发，此时不但风向不顺，而且偶有暴风天气，海上遇险似乎是在所难免。
  关于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出发时间，素有多种说法。明史载：“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郑和复使西洋”。一般认为，这是郑和从京城奉旨出发的时间。泉州的“郑和于回教先贤塚行香石刻”载：“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有人据此把五月十六日定为郑和出发的日子。现在又发现东山净港郑和碑文载：“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洋，开港十五有三日，忽遇暴风巨浪……”郑和开港十八天后于东山岛海面遇险，而泉州逆风航至东山最多约三天，如果他于行香的当天即五月十六日离开泉州，那么，他在东山遇险的时间约在五月十九日。据“开港十五有三日”推算，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开港时间约为永乐十五年五月一日。而长乐至泉州的航程更短，五月一日开洋，最迟应在五月二、三日到达泉州。他究竟于途中候风候潮而延误了时间？还是在其它港湾短暂逗留？或者在泉州装载货物，作较长的停留？这有待考证。
  气象资料表明：东山岛农历五月的天气，多刮南风，风向西南偏南，平均风速每秒5.2米，但也时有飓风或台风发生。据《东山县志》载：“影响全县的台风常年在5～11月发生”。民国版《东山县志》载：每年古历五月的风飓（有规律发生的飓风）就有：“五月初五屈原飓”、“五月十三关帝飓”和“五月二十龙母飓”等。
  在这多飓风的季节里，郑和的船队驶向东山海域。五月十九日这一天，风云突变，暴风骤雨，惊涛骇浪，以无可抵抗的力量袭击着郑和船队。郑和船队不得不迅速转入内线，向东山岛靠拢。庞大的船队本应迅速躲进东山港，但它大概已经无法自由驾驶，强烈的东北风和强大的海流把它推向海岛的西南方向。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忽然，船队右侧前方出现了几个相连的“北风澳”（可躲避北风的港湾），船队便趁势躲进这些港湾。这些相连的港湾，便是净港及其与之相连的“虎洞涌”、“沙尾澳”、“犁壁澳”和“虎崆澳”。它们称不上天然良港，却能躲避一时的风浪；它们虽然不大，但联合起来便能接纳这支庞大的船队
  郑和舟师终于逃过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郑和自然感激净港，感激净港山坡上那座小小庙宇里的天妃神。于是，便有了“有神天妃阴护保无恙”的感叹。在“驻泊净港，候风息再涉狂澜”的悠闲日子里，他于感慨之余，动了“勒一石以铭志之”念头。于是，净港妈祖庙边从此有了那一方石碑。
  关于碑文
  如果林绍唐是在老年时期抄录了这份碑文，那么，当时他所面对的是在风雨沧桑中矗立了五百多年的古碑。那么，在辩读和抄录过程中产生误差是难免的。例如：可能因形似，便将“衡”误读为“樹”，因碑面有风蚀坑点，便把“真”看成“滇”，又可能因碑文漶漫不清而留下一些空白，导致碑文缺字漏句。再加上林绍唐把碑文传给了谢璧才，谢璧才又传给了陈斯民，几经转抄，便可能错上加错。凡此种种，在所难免。对此，窃以为不可不小心考证修改，也不可凭空臆造。例如：碑文“永乐十五年岁次丁亥仲夏”中的“丁亥”明显出错，因永乐十五年岁次应该是“丁酉”，类此笔误，但改无妨。至于字句的补漏，绝非易事。
  承蒙福建师范大学的徐恭生教授、傅然副教授，对碑文做了大量的研究考证以及修正与补漏工作，初步定型。虽尚有个别字存疑，但于可公诸于众无妨。因为，它将引来更为深入的调查与缜密的考证。
  《舟师往西洋记》全文如下：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海来朝
  皇上嘉其忠诚令和等亲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舟舶百余艘齐桅往返自永乐三年往使西洋迨今四次历番国由占城爪哇国暹罗国直踰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大小二十余国涉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夷域迄隔于烟霞缥渺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尤赖天妃护佑之
  德于石并记诸番往返之岁月以铭永久焉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劫掠番商未犯我舟师即有天朝威福及神灵阴助也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古里爪畦柯枝暹罗等国王各以珍宝珍禽贡献至七年迴
  ⊙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儿负顽不恭谋害舟师赖知觉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苏门答剌国伪王苏干剌寇侵舟师未伤至阿陀纯有遣使赴国陈诉统率官兵剿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洋开港十五有三日忽遇暴风巨浪绕山根避泊有神天妃阴护保无恙
  皇明威福
  驻泊净港候风息再涉狂澜勒一石以铭志之
  永乐十五年岁次丁酉仲夏 吉日
  正使太监 郑和 王景弘
  副使太监 李兴朱良 周满
  洪保 张达 吴忠
  都指挥 朱真 王衡 等立
  东山岛香花僧音乐浅探
  黄辉全
  在闽南佛教界至今仍保留有一种几乎绝迹的特殊的佛教派别——香花僧。据1994年出版的《东山县志》记载：“明末清初，南少林武僧道宗（万五、达宗），从兴化来铜山组织开展‘天地会’活动。此组织以僧侣为业作掩护，取名‘香花僧’，旨在‘反清复明’。”可见，闽南香花僧的发祥地就在东山，而后向闽南和海外衍播发展的。何谓“香花”？一、佛典《大疏演奥钞卷一》单独解释：“香”为精进之义；“花”为万善之行。“香花”由此可解释为：精进万善之行。二、“香花”又称“香花佛事”，是指流传在闽南地区的一种佛教科仪。
  东山香花僧音乐的形成与发展
  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法华经·方便品》云：“歌呗颂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据传东山香花僧音乐赞调的形成，一方面源于明朝年间由泉州大开元寺常岌和尚法裔寂静禅师传入的。寂静禅师以寺庙为课堂，招引僧众，传授唱念，渐渐得以发展。另一方面是明清时期，东山港海运业较为发达，莆田、泉州一带商贾云集东山并传入南音和梨园戏曲。佛曲、南音、梨园戏唱腔传入东山后，经历代僧侣不断改进、渗入，尤其是引腔转接、高低引韵和经词装饰语气方面，吸收了戏曲传统曲牌的精华，并与本地民歌相结合，使之腔调韵味更具浓郁的地方色彩，板式品种更为丰富，乐器组合更为多样，演奏手法运用更为完善，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东山香花僧音乐赞调。
  东山香花僧音乐赞调不仅用以弘法传教，也广泛应用于当地的婚丧喜庆，与民间日常生活相融和，因此成为社会音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僧侣们不但在岁时节日举行俗讲，组织社邑，定期斋会唱念；常聚寺内，传授唱念，赏花唱戏。此外，僧侣们还不辞劳苦，游行村落，以最通俗的形式劝善化恶。如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他们2入一组手拿法器，沿街串巷，为居家举行“洗佛”和“唱香花佛歌”活动，为民众祈求安康幸福，艺僧们高超的音乐技艺和他们的善举受到民众的欢迎，久而久之一些常听者也会唱念香花佛歌。东山香花音乐赞调有100多首，且独创了香花板《焰口》及所有大小法会的全套唱诵。创作上，香花僧侣们以民间古典或宫廷乐曲改编而成，优美的歌词，动人的乐谱，以此来传诵佛教，弘扬大乘宏愿。香花僧还在闽南一带独创了农历七月的“无遮法会”、“孟兰盆会”、“蒙山施舍法会”等佛教轨仪。
  东山香花僧独创的香花僧音乐赞调，分为“北赞”和“南曲”两种。北赞以“禅和板”为主，南曲以“香花板”为主。北赞主要用于功课唱念，采用闽南语发音，旋律以庄严徐疾低昂、婉转悠扬见长，绕有雍容清雅之风，但曲调较为平稳，板拍比较原则。唱词有忏会、赞偈、佛曲、金刚卷、祈祷、祝诞等。赞曲有《炉香赞》、《祈祷赞》、《药师赞》、《赞佛偈》、《戒定真香》、《伽蓝赞》、《祝诞赞》等，一般应用于做红喜事，如“做醮”、“庆成”、“开光”、“祈安”、“谢土”、“安龙”、“供天”等；南曲即“香花板”主要是应民间要求，赴世俗佛事所咏诵，故又称“本地板”。其曲调拍子变化多样，有快板、慢板、倒踏板、赶板、谣板之分。香花板是一种节奏活泼紧凑、氛围热烈，情绪昂扬的乐曲，其旋律具有跳跃性，且装饰音和加花音较多，再加上在法器的配合，故显得更加欢快、热烈。曲目有《水车歌》、《三奠酒》、《五尊佛》、《相思引》、《海会音》、《大挑》、《小挑》等等，一般用于做白事，如“割阄”、“引亡魂”、“入殓”、“超度”、“打水湖”、“转藏”、“打地狱”等。几百年来，香花僧音乐一直盛行于东山、平和、漳浦、云霄、诏安等地并流传至台湾地区。
  东山香花僧音乐赞调唱诵时，均配以法器、乐器演奏，法器有引磐、鼓、木鱼、大磐、大小钹、大钟、碧板、唢呐等，艺术风格与梨园戏相似。而笛套锣鼓以唢呐为主奏，古朴、幽雅。由于板式节奏灵活多变，层层推进，并以催奏形式塑造高潮，使之达到淋漓尽致的效果，更显得和谐悦耳，深具南派韵味。1955年12月，东山古来院香花僧正勋、宗麒禅师应邀赴京汇报表演了东山香花僧音乐，受到表彰。至今宗麟禅师儿子家里仍珍藏着这张奖状。
  东山苦菜寺和古来院历代僧人始终坚持以“祖训”为宗旨，以香花为佛事，上传下接，始终保持唐朝佛教音乐原汁原味的唐韵风格。相继涌现出正勋、宗麒、宗麟、长命、正达、定贞、心芳、贺莲、养溏、舜贤、拱清禅师等一批德高望重、造诣很深的香花名僧，在闽南一带颇有影响。
  东山香花僧音乐的现状
  自古以来，香花僧音乐和许多曲艺一样，均依靠师徒“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进行传授，其曲谱全以手抄本传世。据东山苦菜寺常住发僧宏净介绍，目前东山香花僧音乐赞调已濒临失传。如北赞中的《五更叹》：“一更漏声悲，孤灯独照灵帷……二更冷清清，空阶少个人行……三更月朦胧，亡灵一去无踪……四更别离多，人生能有几何……五更夜将阑，香烧烛尽灯残……”《十报恩》：“一报天地盖载恩……二报日月照临恩……三报国王水土恩……四报爹娘养育恩……五报祖师传法恩……六报护法护持恩……七报坛那都承供……八报八方施主恩……九报九祖生净土……十报十类早超生……”曲调沉郁、哀婉、缠绵，颇有佛家悲天悯人的情怀。遗憾的是，这些佛歌已经失传。此外，北赞中的《三斟酒》、《一生浮世》、《生死事》、《地狱天堂》、《冷淡家风》、《不念荣华》、《静住幽居》、《一盏孤灯》、《独坐孤峰》、《森木林》、《北赞咒语》；南曲中的《牙鼓令》、《剔银灯》、《玉皎枝》、《浪淘沙》、《下山词》、《北赶》、《园内花》、《三教道情》等许多佛歌也已经失传和濒临失传。
  “汉宫幽怨胡笳恨，千古谁识角徵音”。东山香花僧音乐赞调，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曲艺风格，成为闽南一带香花僧音乐的发祥地。由于赞调深受地方语言和地方音乐的同化和影响，吸收和渗透而独具一格，成为闽南地方民间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保留了我国古代音乐许多活化石资料，是我们研究民间音乐的极为难得的宝贵资料。然而一批有造诣的老香花僧相继去世，他们掌握的丰富艺术精华也随之失传，加上抗日战争时期和“文革”的摧残，那些珍贵的香花僧佛歌《曲谱》和手抄本被付之一炬。改革开放后又没有及时进行搜集、整理和保护，使之受到很大的冲击而濒临灭绝！在东山苦菜寺，笔者亲眼目睹宏净和尚珍藏的这些佛歌手抄本，可惜这些佛歌有词无谱。目前，东山只有苦菜寺香花僧在颂佛功课和应民间要求赴世俗佛事等活动中，依然保留着唱念香花僧音乐赞调，但因后继乏人而面临失传，前景堪忧。如今，能较全面懂得香花僧音乐赞调者已是为数不多，抢救难度很大。在苦菜寺只见宏净和尚依然执着，无怨无悔，积极抢救。笔者呼吁对香花僧佛教音乐的搜集、整理、抢救、研究，已是当务之急，建议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给予保护，这对继承和发展民间音乐文化遗产，对研究南少林与天地会历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2007年12月
  东山岛名人故居与纪念馆
  文时伟
  黄道周故居
  黄道周（1585-1646年），字幼玄，号石斋，谥忠端。明万历十三年二月初九日生于福建省漳浦县铜山所深井村（今属东山县铜陵镇公园街），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天文学家，明末重臣，爱国抗清英雄。·
  黄道周5岁就学于铜山崇文书院（今黄道周纪念馆），11岁即善文章，14岁游学广东博罗，获誉“闽海才子”，18岁起隐居铜山城之东门外海中塔屿耕读攻《易》、治律吕，23岁始致力讲学著作，25岁携母迁居漳浦县城。
  天启二年（1622年），黄道周中进士并选为庶常，越年任翰林院编修。因憎恨宦奸魏忠贤坑害忠良，愤撰《本治论》，严斥“奸宄窃国，天下之将乱”，警醒熹宗皇帝昭法慎刑。崇祯三年（1630年），升右中允，为申正义，三疏救良相钱龙锡，被贬三级，尚劝崇祯皇帝“退小人，任贤能”，遭削藉仍慷慨无悔。崇祯九年（1636年）复职，旋升右谕德兼掌司经局，冬晋经筵日讲官、少詹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此时他忧心国事，举荐贤能，面斗奸辅杨嗣昌，斥皇帝“忠佞不分”，遭廷杖入狱，后贬返原籍。
  南明弘光元年奉诏任礼部尚书。隆武元年（1645年）任首辅、吏部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力主抗清，自请缨募举义师北征，出信州，取婺源，不幸于童家坊战败被俘。囚中节义高亮，厉拒清廷厚待劝降；临刑裂襟破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隆武二年三月初五壮烈就义于南京，终年62岁。黄道周就义后，遗体由门生密葬于南京，4年后归葬于漳浦北山，其妻蔡玉卿逝后与其合葬。京城及闽南多处为其建祠立祀，至今大部已废，而台湾淡水、艋甲、宜兰等地犹存清初郑经入台后所建多座黄道周庙（即助顺将军庙）。
  黄道周一生著述丰富，内容涵盖文学、史学、政治、教育、天文、地理、军事，论疏诗赋诸体俱佳。有《易象正》、《三易洞玑》、《榕坛问业》、《黄漳浦集》等百余种。弟子遍及闽浙赣苏皖地区。其书法峭厉遒媚，独成一体，称“漳浦体”，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近现代书法大家如沈增植、潘天寿、来楚生、诸乐三、沙孟海等都直接受其书风影响，当代艺术大师刘海粟对其亦崇敬有加。其所画山水松人技法磊落，英气飘逸。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美术馆、日本东京博物馆等处分别珍藏有黄道周书画珍品。
  《明书》赞黄道周“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明地理学家徐霞客称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学问直接周孔，为今古第一”。清乾隆皇帝笔谕赞其“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并赐入祀孔庙。
  东山黄道周故居位于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公园街深井村，即东山关帝庙右前处，为首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始建于明初，为典型的闽南风格平屋建筑，砖瓦土木结构，朝西南向，面阔三间，进深两间，一大院、两侧厢房。院内有一口圆井，曰“深井”，井泉甘冽，四时不旱，故此地称“深井村”。故居大门上嵌有当年黄道周亲笔题书的“苏峰拱秀”额匾。故居中堂置有黄道周大幅肖像，角巾素服，庄重肃穆；配有颂联：“纲常万古谁能偶，节义千秋孰比肩”，横批：“为善最乐”，为黄学研究专家黄典诚教授拜谒故居时所撰题。祀案上亦置有黄道周泥塑雕像，并供有祭祀用的香炉。厅堂右墙另挂有黄道周与夫人蔡玉卿的肖像。左墙挂有黄道周的数幅手书诗作，可见其凌利劲健、严冷刚方之风骨。所书有：录忠武登翠微亭诗（行书）：“经年尘土满征衣，得得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观不尽，马蹄催趁月明归。”同王初林、李明东登燕子楼作（草书）：“燕子楼前燕子飞，旧巢犹在主人非。楼中盼盼楼前燕，肯向他人楼上居”。
  据史料载，黄道周入官后曾分别先后于天启二年（1622年）、崇祯四年（1631年）、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多次回铜山故居省亲。黄道周为国殉难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铜山人民特奉祀黄道周神位于故居不远处的文公祠。
  故居后不远处有闻名遐迩、号称“天下第一奇石”的铜山风动石，上刻南明巡抚路振飞所题“铜山三忠臣黄道周陈瑸陈士奇”（二陈均系黄道周门生、明末大臣）。另有一方巨石，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郡守西蜀童宗颜”题镌“明黄石斋先生故里”。住于故居的黄氏子孙至今已传至第27代，每逢年节忌辰，黄氏后裔于此香火祭祀。
  在故居之左、铜山古城东门之外海中塔屿上，犹存黄道周两处遗迹，一为“云山石室”，一为“鹰嘴岩”。另故居后面建有黄道周纪念馆。
  黄道周纪念馆座落于故居后60米处、风动石之右，为明代大成殿（崇文书院）旧址，建筑面积800平方米，一层花园式古典建筑。
  大成殿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祀孔子，亦称文庙；正德十一年（1516年）改为“崇文书院”，嘉靖二年（1522年）设立学社，成为铜山最早的官学。万历十七年（1589年），黄道周5岁时入崇文书院就读《论语》。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已获誉“闽海才子”的黄道周从铜山迁居漳浦县城之前，曾收铜山士子陈士奇、陈瑸为门下，“夜则共寝，日则共砚”。据传，其共砚会即在书院的魁星楼（今已毁），故黄道周有《魁星图》创作留世。天启二年（1622年），大成殿重修，适黄道周中进士，回乡东皋迎母亲入京奉养，乃为铜山大成殿的华表题书了三面匾额：“斯文在兹”、“江汉秋阳”、“金声玉振”。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十五日，时告假于漳浦北山庐墓为母守制的黄道周携陈士奇、陈瑸、刘善懋、游昌业等铜山弟子回乡修复大成殿孔子塑像，并撰写了《修像告先圣文》。康熙三年（1661年）东山迁界，崇文书院沦废；至嘉庆年间重建为文昌宫，既祀孔子，又祀文昌帝君。民国三十年（1941年），改为县立初级中学校舍。1958年，校舍迁往演武亭（今东山第二中学），此地成为废庙。1985年，值黄道周诞辰400周年，东山县人民政府择此地兴建黄道周纪念馆，二年后建成竣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题书“黄道周纪念馆”石刻额匾。大厅嵌有我国艺术大师刘海粟手书“节义千秋”石匾。大殿前塑黄道周立身雕像。馆内置黄道周生平事迹展览。有石柱对联，一为黄寿棋撰书：“浩然正气直为文山同壮烈，卓尔奇才长教左海焕光芒。”一为黄典诚撰书：“收局文山气节冰霜千古烈，行吟屈子辞章风骨一家雄。”
  唐朝彝故居
  唐朝彝（1640-1698年），字偕藻，明末福建省漳浦县铜山所（今东山县铜陵镇）人，官至宗人府府丞，赠朝议大夫。
  唐朝彝于康熙五年（1666年）乡试中举，康熙六年（1667年）进京会试中式成进士，再参加殿试，名列二甲，赐进士出身，时年28岁。依例授内弘文院庶吉士，入庶常馆学满文。散馆后，任广西道御史。尔后近30年间，先后任过山东、山西、京畿、河南、广东等道御史。后升通政司左、右参议，转任大理少卿、太仆寺卿、太常卿、宗人府府丞等职。
  唐朝彝是清初有名的直臣廉吏，其一生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秉公执法，正直无私。任广西道御史出巡北城时，亲自取消供给规定。掌河南道事中，为治理黄河劳碌终年，无半点私求。本来，治黄是个肥缺，以往常是半年就得换任，而唐朝彝却受到民众爱戴，蝉联留任。任大理寺少卿时，奉旨祭女娲与成汤陵墓，路上所过州府，凡向他馈赠礼物者，他都一一谢绝。他当官三十载，从不私建华堂，仅在漳州置数椽简陋瓦屋，其勤政廉洁作风饮誉朝野。担任宗人府府丞时，敢于主持公道，处置犯罪的皇亲国戚，满朝文武都十分佩服他。其一生忠直公正，“清操久留，时论荣之”。
  康熙三十七年（1688年），唐朝彝病逝于漳州，享年59岁；朝廷赠封朝议大夫，奉旨崇祀乡贤祠。其生前著有《先后天挂图说》和《易学说编》、《西台疏草》、《汇青堂诗集》。
  唐朝彝故居在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公园街（原漳浦县铜山所城内），为唐朝彝的祖厝，又称“永锡堂”。故居依山面海，坐北朝南，为单层平屋建筑，土木结构，面积260多平方米。二进式，前面为大院，主建筑分前后座；前座一厅两房，为“独眼护龙”式；隔一明堂，后座一厅四房，为“双眼”式。灰墙红瓦，简朴宽敞，具有典型的闽南民间建筑风格与特色。
  唐朝彝少年时住于铜山故居，期间遭父丧，既孤且贫，但他淡泊明志，勤苦攻读。康熙三年（1664年），清政府对铜山实行“迁界”，唐朝彝徙居漳州，寓居于南靖南华岩读书。以后入官，至康熙十九年（1670年）“复界”后，曾回故居为其母亲治丧守制。此间，他为“复界”后重修铜山城与铜山武庙撰写《大都督詹公重建铜山城功德碑记》和《大都督黄公镐兴庙惠民功德碑》二文，并呼吁复修铜山南溟书院，兴办义学；因不久出任广东道御史，此事暂搁。至康熙三十四年（1685年），他病返漳州，还念念不忘此事。漳浦知县陈汝咸深为感动，终于次年着手修葺书院，重兴铜山文教。铜山故里及漳州地区至今仍传有许多关于唐朝彝清廉正直，秉公执法，不畏权势，为民申冤的故事。
  史传康熙某年，京城里一位贝勒爷趁着元宵节闹花灯，唆使恶奴将十多位美貌民女抢入府中肆意奸淫，不从者尽遭惨害，一时民愤沸天。此案告到宗人府，唐朝彝发誓为民做主，即用计把贝勒爷请至公堂开审问罪。那贝勒爷有恃无恐，供认不讳，结果被判个处死偿命。康熙皇帝意欲开脱贝勒爷，但碍于国法难容，便在奏本上批下个“六不杀”——即“单日不杀，双日不杀；见天不杀，着地不杀；城内不杀，城外不杀。”明摆着，贝勒爷不好杀。唐朝彝接到圣谕，决意舍身抗命锄恶安邦，便派府差在城门中搭一木台隔着地，盖上芦席遮住天，待夜半亥子相交之时，将贝勒爷押上棚台斩了。
  康熙皇帝闻讯气急败坏，想拿唐朝彝问个抗命擅杀皇亲之罪，但转念他是秉公执法，本无厚非，且是机智行事，亦无把柄可抓，更为了收买民心，坐稳江山，于是夜召唐朝彝进宫，将自己随身佩戴的“天官锁”赐与他说：“你杀了贝勒，亲王欲杀你；你可借此护命，速速离京，免遭不测。”将其遣返闽南老家。
  唐朝彝就凭戴着这把御赐的“天官锁”，一路避开亲王及其属下满清官僚设置的重重机关暗算，总算平安抵家；此后，又凭此御赐之物在地方为民办事，除暴安良。百姓庆幸之余，便广为仿制“天官锁”戴于胸前护命纳祥，尤其家中小孩更是多戴此物以辟邪祟，同时寄望长大亦如唐朝彝出人头地，为国为民。故闽南民间到今犹传此俗，并有民谣：“天官锁，天官锁，囝仔戴，去邪魔；大人戴，免灾厄；老人戴，岁寿高。”传唱至今。
  唐朝彝故居后座为主屋，厅堂上悬挂“永锡堂”一匾，悬有木刻对联：“万古姓名光青史，一生忠义出天资”。厅堂中央的祀案上置有一方双龙戏珠镏金木刻的唐朝彝神主牌。匾联与神主牌皆为旧时物件。大厅墙上原挂有唐朝彝《陈北溪故里》诗幅：“村落半榛芜，乔木尚苍翠。北溪故里间，父老能指示。自昔吾道难，斯文不终坠。至道日流行，如川之泻地。紫阳集大成，继往开来世。先生从之游，门墙俨高第。天下莫能宗，正学反诬伪。托迹建溪山，寻源溯洙泗。先生佩服深，不改生平志。北溪结真隐，源流同一致。嗟予生已晚，不得执鞭辔。何处荐清香，泪洒溪流逝。”此诗见存于清光绪版《漳州府志》卷41。
  唐朝彝故居前有一开阔大埕。埕左有一树古榕，浓荫覆盖。埕前竖一石制旌表旗杆。其右有一口大井，井大且深，泉甘不竭，以梁山青石条砌沿。相传唐朝彝于康熙十九年（1670年）回故居为母守制，事毕将离开故乡时，见岛上多旱，铜山城内父老乡亲饮用水十分困难，便捐清俸凿成此井。
  东山唐朝彝故居现保存完好，为首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谷文昌纪念馆
  谷文昌（1915—1981年），河南林县人，出生于林县南湾村一户贫农家庭。1943年8月参加村农民抗日救国会，不久担任村农会主席。1944年3月担任抗日民主政府林北县第七区区长，1948年8月任区委书记。1949年1月被编入南下干部长江支队第五大队三中队五小队，任小队长。1950年5月12日随军解放东山岛，历任中共东山县城关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县长，1954年起担任县委书记，任期多年。1964年调离东山后，历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龙溪地区林业局局长、农办主任、龙溪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副专员。1981年1月30日病逝于漳州。
  谷文昌一生始终坚持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在他就任中共东山县委书记期间，为了改变东山岛风沙肆虐的恶劣生态环境，改变东山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带领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号召并组织东山军民“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经过不懈的努力，使全岛400多座大小山头、30000多亩荒沙滩都绿化成林，3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筑起防风林带，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山的生态环境，改善了东山人民的生活，为海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谷文昌勤政为民、清廉俭朴的事迹有口皆碑。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与哪里的百姓保持着密切的血肉联系，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造福于民。1981年谷文昌病逝后，遵其遗嘱，他的骨灰于1987年7月15日安葬在东山岛赤山林场。东山人民为了纪念他，修建了谷文昌陵园，并于1990年12月10日在这里落成谷文昌塑像。谷文昌半身塑像由白色花岗岩雕成，连同基座高3米，重6.5吨。基座上，有原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题镌的“绿色丰碑”四个大字。陵园附近有座观林楼，内设谷文昌先进事迹陈列室。
  1990年1月6日，中共东山县委作出决议，号召全县人民学习弘扬谷文昌精神；1991年2月7日，中共漳州市委作出《关于开展向谷文昌同志学习的决定》；同年5月4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向谷文昌同志学习的通知》。2002年5月，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到东山调研，写出《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谷文昌》一文；随之，中央领导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李长春、王兆国、刘云山、贺国强等同志分别作出关于学习谷文昌精神的批示。2003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中共福建省委联合在北京召开学习谷文昌先进事迹座谈会。在八闽大地、全国上下掀起一场学习弘扬谷文昌精神的热潮。
  2003年初，福建省委报请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在东山县谷文昌陵园东侧兴建谷文昌纪念馆。纪念馆占地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335平方米，现代园林式建筑风格，气势恢弘。前后座两楼，前座为单层楼建筑，设有接待大厅。后座为二层楼建筑，一楼为展览馆，二楼为多功能厅，配有投影声像和讲台等设备。
  谷文昌展览馆内设有六大展厅，展厅整体布局由八个部分内容组成，以上千件实物与图片资料展示了谷文昌光辉的一生，以及人民对他的崇仰与怀念。
  序言厅：左侧墙刻有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李长春、王兆国、刘云山、贺国强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右侧墙为谷文昌同志遗像及其生平简介。
  第一部《走进东山》：东山岛历史概况——美丽的海岛，辽阔的海域，众多的港湾；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早在一万年前，人类就在这里生息繁衍……然而，由于历代的封建统治，加之战争频仍、兵燹不断，使土地越发贫瘠、风沙肆虐，百业凋敝，民生涂炭。风沙和干旱两大自然灾害吞噬了许多村庄。东山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渴盼春天……1950年5月，春雷般的炮声中，谷文昌随着解放大军走进东山。此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饱经战火焚烧的焦土、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
  第二部《执政为民》：，1955年谷文昌担任县委书记后，喊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的心声，他团结县委一班人，共同描绘建设新东山的宏伟蓝图——带领全县人民植树造林，绿化海岛，根治风沙，兴修水利，改造农田，从根本上改善了生态环境；修筑海堤，拓开公路，办起电厂，兴建戏院……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海岛日后的经济腾飞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部《艰苦创业》：谷文昌在东山一干就是十四年，无论是任区委书记，还是任组织部长、县长、县委书记，他总是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为改变东山的落后面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实现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他大部分时间都奔波于农村生产第一线，与农民一起耕田、播种；带干部访贫问苦，做调研，指挥抗灾……他无私地奉献自己，却从不允许自己和家人享受一丝一毫的特殊待遇。其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克已奉公的高贵品质，深深感动着东山人民。
  第四部《求真务实》：东山临解放时，撤往台湾的国民党军从岛上掳走4000余名青壮年，制造了“寡妇村”的旷世悲剧。全县许多去台人员的亲属背上“敌伪家属”的政治黑锅。谷文昌认为：“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对人民负责。”经县委研究并请示上级同意，终将“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相待，困难户予以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一项德政，赢得十万民心。当大跃进时期“千斤稻、万斤薯、拔白旗、放卫星”的浮夸风吹进海岛，“大炼钢铁”的热潮滚滚而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铺天盖地，“大办食堂”敞开肚皮吃大锅饭的时候，谷文昌坚持务真求实的科学态度予以最大限度的抵制。他不顾个人安危，不惜冒政治风险，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五部《致力发展》：在战胜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有了明显好转的基础上，谷文昌着眼于未来，致力于水、电、路、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在他的心目中，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劳动生产、群众的疾病与健康、群众的文化学习，甚至连群众的看戏问题，他都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力量。在他调离告别东山的同时，东山也告别了贫穷落后，告别了灾难，而成为闻名于世的“东海绿洲”。谷文昌为今日东山岛的崛起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六部《绿色丰碑》：1981年1月30日，谷文昌因病逝世，临终遗言：“死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东山岛。”东山人民把他的骨灰埋葬在由他亲手建立起来的赤山林场，并以各种形式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表达对他无比崇敬之情，并不断掀起学习和弘扬谷文昌精神的热潮。年年清明节，老百姓“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来到谷文昌的陵前扫墓祭拜。
  第七部《永久的怀念》：改革开放以来，东山人民继承谷文昌同志的遗志，勤奋创业，实现了经济飞跃式发展，成为全省农村第一批小康县，三次跻身全省经济发展“十佳”县市行列。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谷文昌精神一直鼓舞着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争创新的辉煌业绩。
  谷文昌展览馆内置有具声、光、电多项功能的大型沙盘，再现当年东山岛上风沙肆虐、村庄被埋、百姓逃荒的穷困落后面貌；并竖有高分子纤维仿真谷文昌造型塑像，配电子感应语言芯片，当人们一走近，便可听到谷文昌同志号召共产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治理风沙、改变东山穷困落后面貌的豪迈声音。
  谷文昌纪念馆前辟有花园式广场，绿草如茵的草坪上，植有高入云天的英雄树，花朵艳红似英雄爱民的满腔热血。
  东山岛寺庙（补续）
  童海文
  编者按：2003年海风出版社出版的《海峡神缘——东山岛寺庙概览》（刘小龙著）收录东山县42家寺庙简况，今续补4家，以备存查。
  港口关帝庙
  港口关帝庙，位于东山岛陈城镇港口村港口山前。
  港口关帝庙为二进式硬山顶古建筑，深16.5米，面阔8.6米，约142平方米。庙前为大埕（约有500多平方米），中有一井，搭有戏台。相传古时庙前为海，故庙右建有海神妈祖宫。
  港口关帝庙大门额上有灰塑“武庙”额匾一方，竖立。两侧为彩瓷剪贴麒麟雕塑。面墙镶有青石雕花堵。庙顶屋面为彩瓷剪贴雕塑，前座屋脊为双凤牡丹，檐口为古人物造型组雕，后座屋脊为双龙戏珠。
  大殿供奉关圣帝君关羽，旁立周仓与关平塑像。庙中悬满村民信众敬送的“山西夫子”“金玉满堂”等红彩锦幛。神案上存有一只清代石香炉，香火旺盛。庙中并置有60首关帝签诗（与铜陵关帝庙不一）。
  庙大门两侧书镌对联：“功业并山河义留四海，勋名昭日月礼及千秋。”
  庙门右墙嵌有花岗岩石碑一方，字迹因风化碱蚀而莫辩其详，犹可见“嘉庆十六年十月诏安场正堂范……为减盐税”等字样。据考证为当年重修武庙时诏安县府批准减免盐税以作奉祀神明香灯资费之事。
  庙前殿有四角石柱、八角石柱各一对，大殿存有椭圆形大石柱二对，样式布局均与“顶庙”同，只不过顶庙大殿的椭圆形大柱为木质，此改为石质。
  港口关帝庙始建于明代，具体年代不详。据《东山县志》载，明洪武二十年（1387），朝廷于五都港口设盐课大使署，掌管盐税缴纳、查禁走私。当时港口村及其周边地区（走马溪一带）盐产十分丰富。同时期东山岛上四个巡检司之一的洪淡巡检司亦设于邻村歧下（泊浦），现港口村东面犹存“顶庙”一座，仅60余平方米，单开间格局，供奉关帝与周仓、关平，并祀“王爹王妈”（陈元光及其夫人），其庙殿存有古木柱二对、八角石柱一对、四角古石柱一对（石面风化剥蚀严重），庙门两侧地面留有一对玄武岩雕花石墩，年代看似较为古远。
  据前辈言，港口村先建有顶庙，后重修移建于现址。洪武二十年置设盐课使时建关帝庙以护官兵。清康熙三年东山全岛迁界，庙毁；康熙十九年东山复界后，朝廷于乾隆初年改在陈城设立查盐大使署，乾隆四十八年（1783）诏安县盐场场部设于港口，辖港口、北山、前黄、探石、铜钵、高陈、大产、林头等8个盐馆，重置盐课衙署同时重建此庙。现村中犹存“雍正五年仲冬”福建诏安营中军游府……断碑一块，及“乾隆（四十二年，1777）丁酉年仲秋”“重修衙署记”石碑一通。
  民国二十九年（1940），东山县长楼胜利“破除迷信”，港口关帝庙又废，两年后恢复香火。1966年“文革”初期再次被毁，1983年由港口村徙居台湾和海外的同胞与村民募缘合力重修，遂成今貌。
  港口村民与东山全岛百姓一样，均于家中大堂设有关帝神像祀坛，每日晨昏香烛以祀；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关帝圣诞举行隆重祭典。
  圣德宫
  圣德宫，座落于东山县樟塘镇樟塘村南面。
  圣德宫始建于明代，具体年份无从稽考；据村里前辈言，圣德宫与解山庙差不多同时兴建，大约建于明初樟塘村张姓村民入岛开居时期。
  圣德宫供奉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的女儿银瓶公主。据传银瓶公主年方十五，学得一手“岳家枪”，十分了得。岳飞将其许配于驾前爱将张宪。岳飞父子与张宪遭昏君和奸臣构陷不幸殉国后，银瓶公主悲愤殉孝投井而亡，后追封为圣德夫人。原杭州庆春路口有一座“银瓶庙”，庙旁一并即为“银瓶井”，现已无存。樟塘原称张塘，张姓村民自认为张宪将军的后裔，故奉祀“未过门”的忠烈之女银瓶公主，称为“媳妇庙”，系全国少见的主奉岳飞之女的圣德夫人庙。
  圣德宫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平方米左右。有门楼、跨院、拜庭、大殿及右厢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抬梁式木构架，悬山顶。庙四周绿野良田，庙前一埕，左右各植一树古榕，绿荫如伞；下埭溪碧波从庙前流过，直奔大海。
  圣德宫门面为门楼建筑，大门额上泥塑贴石匾书：“圣德宫”；庙脊为牡丹飞凤彩瓷剪贴雕塑。
  大殿立两对梭形鼓础大圆石柱，为古建筑物，另有一对八角石柱。殿内供奉圣德夫人银瓶公主雕像，悬鎏金大匾：“圣德夫人”。内石柱刻联：“忠随武穆钦东坦，勇震金师慑北朝”；外石柱刻联：“岳家武略乘龙将，庙食精忠汗马功”。对联的文字内容是奉赞张宪将军的。大殿右侧奉伽蓝神。大殿地板铺红泥大砖。祀案之前正中嵌一石，石上原有刻字，年久月深，晋祀者的脚印和膝盖已将其磨凹下去，今已无法辨认其字。
  前殿左偏殿奉城隍公，右偏殿奉土地公，皆有雕像。
  左厢房正殿供文昌帝爷，求学者多来祀之。神龛左右刻联：“红日西天丹霞文，绿林遍地碧野诗”。侧殿奉南海观音，龛联为：“紫竹林中观自在，南海莲荷九品香”。
  圣德宫于清康熙三年（1664）东山“迁界”时毁废，康熙十九年（1680）“复界”后重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再次被废，后又重兴。1966年“文革”初期又被废，改为村大队面粉加工厂，1994年由新加坡侨胞和台湾同胞捐资重修，遂成今貌，香火明盛。
  正觉寺
  正觉寺，原为五里亭佛祖庙，位于东山县铜陵镇五里亭后，即龙潭山东南麓。
  龙潭山自古为岛上名胜、铜山外八景之一。明代铜山陆营（靖边营）和清代铜山武营均设立于龙潭山南麓，当时进出铜山城的官道即从营前通过，故此建有五里亭。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师入岛开辟抗清复明根据地亦驻兵于此，龙潭山“云涧龙泉”之畔的“云坞”石室即为当年郑成功的住所。
  原五里亭佛祖庙建于营前官道旁，始建年代今已无考。民国二十九年（1940）东山县国民政府“破除迷信”时被废，而后香火重兴。解放后改为糕饼厂。1982年复建时移于原址后面龙潭山东南麓“公央婆”巨石右边。
  正觉寺总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多平方米，有前殿、大院、大殿、厢房、后殿（独立两阁）等。为钢筋水泥混凝结构，部份在建。主持僧释光广法师（今年70余岁）于1993年出家到连城中华山圣海寺剃度传钵回梓弘法。
  前殿殿中奉祀弥勒佛（后立韦驮护法），并祀观音菩萨，两边奉立善财、龙女二童。观音为原五里亭佛寺所奉。殿左侧附祀独臂伽蓝神，殿右侧附祀地藏王。
  大院两廊奉祀十八罗汉金身塑像。
  大殿前为拜庭，旧题额匾：“五里亭佛寺”（木质黑漆金字），两边嵌墙黑石联匾：“于一毫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
  大殿为八开屏风门，悬有门联：“自在自观观自在，如来如见见如来”。殿内奉祀三圣佛祖——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
  后殿为独立二阁组成，一为地藏王阁，一为卧佛阁：观音阁（二楼）、三圣佛阁（一楼）。三圣佛阁额匾为“广度群灵”，由厦门钟发室居士敬赠。
  正觉寺内遍植花卉，环境清幽，与龙潭山胜景相映成趣。
  下西崎保生大帝庙
  下西崎保生大帝庙，座落于东山岛陈城镇下西崎村村前大路边，面对闸仔山，走马溪水从庙前流过，然后入海；背倚竹仔山，满山翠竹如屏。庙右有巨石，俗称“石公”。庙左一“毛蟹石”与之相对，俗称“毛蟹穴”，其层石相叠，石中流泉如喷蟹涎。石上长满葱郁的鸟屎榕，俗称“榕公”。
  该庙始建具体年代无考。据传为南宋末年开基所建。下西崎村陈姓始祖为南宋招谕使陈景肃，因避元南奔，跟随帝昺辗转闽南海滨，最后卜居于骥霞（即今歧下）西崎。该庙明代曾经重修。清康熙三年“迁界”时毁废，“复界”后重修。民国二十九年（1940）又废，后香火再兴。1966年“文革”初期又废，10年后又重兴。1983年庙殿因香火发炉烧毁，同年由新加坡侨胞及村民捐资重修；1998年又由台湾同胞与村民合力再修，遂成今貌。
  下西崎保生大帝庙为二进连檐古代建筑，悬山顶；长15米，宽10米，规模虽小，然古朴厚重。屋面铺琉璃瓦；庙脊为双龙戏珠彩瓷剪贴雕，前后配塑四组古人物群像；庙檐下镌刻飞禽走兽；大门彩绘门神；泥塑匾额：“保生大帝”。剪瓷贴门联为：“神医妙手广治黎庶，保生于民大地回春”。前殿立一对四角柱，联刻：“大德大生滋大地，真心真性炼真丹”。庙殿两墙彩绘古代人物故事，富有闽南民间文化特色。
  神座供奉保生大帝吴真人雕像，附祀五谷王。祀案上供一只雕花香炉，为清同治己已年所雕，上刻“保生大帝”。神座上方悬匾：“福轮明神”；匾联：“神医济世普妙手，护国庇民振锡天”。
  据该庙司礼生陈友德老人说，数百年来，保生大帝屡屡显灵，为走马溪两岸人民驱除瘟疫普救众生，并曾赫奕扬威，吓退入犯的外国海盗与强贼，因此深得百姓崇敬膜拜。走马溪自古为闽南对外通商贸易口岸，故该庙香火很早就远播于台湾、澎湖与南洋海外。
  下西崎保生大帝庙配置药签内科120首，外科、眼科、儿科各36首，与铜陵真君宫保生大帝药签相同。
  庙前大埕立有1983年重修捐款芳名碑——刻有新加坡董事陈振业及本村理事等人名字；右立1999年台湾同胞及本村民众捐款芳名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