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信仰与国民性格——兼论东山关帝庙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查看原文
内容出处: 《东山文史資料第十四·十五辑》 图书
唯一号: 130720020230004161
颗粒名称: 关帝信仰与国民性格——兼论东山关帝庙
分类号: B933
页数: 7
页码: 135-141
摘要: 本文记述了中国民间对关帝信仰源自对关羽忠义形象的崇拜,并与中国国民性格密切相关。东山关帝信仰在历史条件下得到发展,反映了东山人民的国民性格和在东山战争中形成的忠义、正统、尚武等特质。
关键词: 台湾 关帝信仰 关帝庙

内容

关帝是中国民间信仰中一个历史非常悠久,影响非常广泛的神灵。他源于三国时期蜀国的一员大将关羽(关云长)。历史上有关关羽的事迹,大约有如下几项:怒杀虎员外;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身在曹营心在汉;秉烛户外;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失荆州;走麦城等。这些事迹经《三国演义》的喧染使“关羽成了忠义、勇武的化身,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名声不仅高居刘、张之上,而且俨然成为历史名将之首。”(干春松:《神仙信仰与传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2年版,第223页以下。)随着关羽名声的传扬,再经过明清两朝皇帝的加封和推崇,关羽由一名武将跃成为一个世人皆“拜”的民间巨神和武林至尊(武圣),不仅位居岳飞之上,而且名与孔子并列,此可谓人神崇拜之奇观,民间推崇之特例。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笔者以为这要从国民性格中寻求缘由。
  中国的国民性格究竟是什么?包括哪几项内容?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笔者以为中国的国民性格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积淀的结晶,这就体现在民间民俗文化之中,民间信仰是体现国民性格的最主要,最自然的场所。粗略地考察一下中国民间信仰,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关帝信仰与中国国民性格有较紧密的联系。举例说,妈祖信仰与林默娘在海上的救助行为有关;而吴真人的信仰也与吴本的高超医术相联系。当然,这里我们不能排斥这些信仰有道德因素和国民性格的配合,但是这与关帝信仰相比当有较大的区别。首先从他本人的言行方面来考察,关羽神化前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臣武将,平凡而贴近生活,具有较明显的国民特色,更易于为人所接受。其次,关羽的行为通过后人的宣扬,特别是《三国演义》的塑造,其一举一动似乎都成为表现标准的完美的中国国民性格的范例,是人们模仿和学习的榜样。对于关帝的信仰,人们更多的是学习他的为人,而不是他的武功(当然这一点也不是完全没有的)和为人民群众作出多大的贡献,这就是关羽信仰的特色。总而言之,关帝信仰是与中国国民性格相融合的结果,我们在看到关帝信仰的国民性成因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关帝信仰对部份中国国民性格的形成的影响,只有辩证地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国民性格中有哪些方面促进了关帝信仰的发展?或者说关帝信仰在哪些方面塑造了中国的国民性呢?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崇尚忠君爱国,这是几千年儒家“忠孝”思想教育的结果,是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极力提倡的“精神”价值。关帝的原形关羽正是“忠勇神武,为国捐躯”模范,(刘志文著《中国民间信神俗》,广东旅游出版社,91年版,第11页。)关羽一生紧跟刘备,忠于蜀国,不被高官厚禄所迷惑,不被美女黄金所收买,“身在曹营心在汉”,“过五关斩六将”,一心归汉(刘备)。关羽的这种精神正迎合了统治阶级的口味,同时也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的“忠”字相吻合,也是关帝崇拜的价值之一。东山关帝庙的兴起和发展与此也有莫大的关系,明末清初,东山正处于郑成功父子抗清的前线和根据地,郑氏军民同仇敌忾,以一种反清复明,忠君爱国的共想共思,团结起来共同抗清,尤如一支忠君爱国的“忠义之军”。郑氏军民这种忠君报国之精神,正与关帝的“忠”刘(忠君)行为和精神相吻合。关帝与郑军的这种精神的共鸣,加上郑军中早有的相当数量的信奉关帝的东山兵丁的促进和推动,促成了郑军中关帝信仰,进而随着郑军的入台,东山的关帝信仰即成为台湾的“信关”的发源地。东山关帝信仰正是在某个持定的时代和特定的条件以及特定的地域中得到发展和推广。从中,我们不能不看出关帝信仰与国民性格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二、中国人讲究信义和信用。这一点是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教育的结呆。关羽的“桃园三结义”的“义”字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所崇尚的高尚情操,中国人崇尚仁义,俗语道:“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就是中国人这种仁义性的忠实写照“义”在中国国民中被看成是做“好人”的基本条件,看作是处理彼此关系所应遵守的起码准则。关羽的“义”正迎合了中国国民性格,成为中国国民性格中“义”的化身。这一点特别受到民间的信奉。“义”,可以说是民间各色帮会的团结的保证,成长的支柱。所以,旧时中国民间许多帮会组织(如哥老会、青红帮)都以关老爷为其崇拜的对象,现如今港澳台同胞中的大量商会(特别是绸缎商、典当业)等需要讲究“义气”和信义的组织都拜祭关老爷,以学习他轻利重义,结义同心的高尚情操。做生意,如能不遇欺诈,彼此信义,那么当可“生意兴隆”了。关帝讲义,所以受到广大商人和商业组织崇奉。据李乔著《中国行业神崇拜》一书记载,与崇拜关帝或与关帝有关的行业有描金业、皮箱业、皮革业、烟业、香烛业、绸缎商、成衣业、厨业、盐业、酱园业、豆腐业、屠宰业、肉铺业、糕点业、干果业、理发业、银钱业、典当业、军人、武师、教育业、命相家等22个行业。(参见原书,中国华侨出版公司90年版,第479页。)东山关帝庙的兴起与郑氏军队有关,而郑军的前身正是一支以讲“义气”共患难并以保护私人海上贸易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私人海上武装。这支军事力量因“义”而组成和缘“忠”得发展,关帝“信义”有力地保障了这武装力量的内部团结。从而增强其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关帝受到郑氏父子的推崇。据说,郑成功发兵收复台湾之前,曾到过东山关帝庙抽签,正是关帝老爷使郑氏军民下定了收复台湾的决心,关帝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扮演了支持郑氏军队的角色,在东山发展并随郑军登陆台湾而传入台湾的。
  第三、中国人讲究正统和名门正派。古时大都以汉为正统,反对和排斥少数民族的统治,这种所谓的正统观念历来都有,而且在民族矛盾尖锐时,这种思想或说这种国民性格会表现出更加突出和热烈。宋元时期中原人民的抗元;元明交替时期的反元;明末清初的抗清以及清末革命党提出的所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都是这种正统国民性的具体写照。关羽正是这种正统的代表,也是维护这种正统的模范。所以关羽在宋代民族矛盾尖锐时得到追封和推崇。当然,后来的元清两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的皇帝们,对关帝也给予大力的推崇,但此时他们所推崇的关帝信仰的中心内容就不是关帝的正统,而是关羽行为中符合儒家核心思想的忠和义了。忠义可以超出民族界线,成为维护封建君权的工具。中国人的正统观念,在明清交替的年代表现为南明政权与皇清王朝之间斗争,这种斗争体现在信仰上则为南明政权尤其是郑氏政权选择了维护正统的关帝的信仰。东山的关帝信仰在明清交替之际,获得更大的发展,这与郑氏政权奉明朝为正统,而把清政府当成夷狄篡汉的非正统政权并要与之斗争到底的历史背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因为此,关帝扮演了维护正统角色,受到了郑氏军民的倍加推崇。
  第四、中国人追求完美、尽善尽美,所谓“杀身成仁”,宁死不屈。关羽一心向汉,尽忠报国,一生光明磊落,以仁招黄忠,宽仁忠厚;以礼待兄嫂,秉烛户外;不恋黄金美女,挂印封金;不贪高官厚禄,忠心不二。所有这些,都成为关羽完美的体现,而为人们所推崇。郑成功毁家抒难,郑氏军队誓死反清护明,尽忠报国,在势孤力穷的情况下仍不屈不挠,抱朱明正朔,驱荷入台,继续抗清。他们所有这些作为,都与关羽之所为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郑氏军民自然更喜好和信仰关帝了。东山是郑氏军队的反清根据地,也是郑氏军队频繁活动的地方,同时,东山人从宋末避元兵到明万历设兵寨,直到郑芝龙、郑成功、郑经时代都有大批东山人入台定居,关帝信仰随东山人走而传,随东山兵战而去,特别是配合郑成功的反清护明的“正统”抗争,东山的关帝信仰被进一步的推动和传播了起来。
  第五、中国人有一种尚武精神。关羽原是一员虎将,历史上有温酒斩华雄的美谈,同时,他手中青龙偃月刀和跨下的赤免马也成为他武功高强、英雄神武的体现。人们喜欢关羽,崇拜关帝,仰慕关帝的武功。从而培养了人们的尚武性格。从坏的方面看,关羽常常成为以打斗为业的黑社会帮派组织的保护神;从好的角度上理解,关羽对中华武术的发展和中国人尚武性格的形成都有相当的促进作用。举例说,平和县的一个黄姓聚居的村落(大坪)的“大马拳”,就是这里的人们信仰关帝,欣赏和喜好关帝的“盖世”武功,逐渐养成了练武的习惯,在人们长期的练武过程中,通过人们不断的摸索和总结而出现一种独特的拳术。这种拳术粗朴厚重,稳健有力,动作简单而又实用,为人们防身健体的一种理想的武术运动,至今流传。关帝是武圣,做为一个武之王,他不仅是体现国民尚武的武术的保护神,而且也是做为从事武力争战的军队的保护神。据《鼎建铜城关王庙记》载: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周德兴“城铜山,以防倭寇,刻像祀之(即关帝)”目的是“以护官兵”。显然关帝信仰与明朝政府在东山的军事行动有关系,并且就在当时关帝威灵就得到了官兵的信赖,即所谓“官兵赖之”。“铜山岛一直是郑成功的军事基地,他在岛上招兵、措饷、筹粮、操练水师、督造战船,把铜山做为发展抗清义军和收复台湾的重要地方。郑成功和铜山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年铜山有五百多名青壮年参加郑成功部队收复台湾。”(转引《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东山县分卷》)郑成功与东山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再加上关帝信仰在历史上的“护官兵”功用和尚武精神,东山的关帝信仰很自然地能与郑成功“取得”联系,而郑成功也很自然地会信奉关帝。
  以上是本人对关帝信仰与国民性格,结合东山关帝信仰的历史所做的分析。总而言之,关帝是忠义的象征,是正统的化身,是中国国民性格完美的体现,同时关帝作为与“文圣”相比对的“武圣”,也是军队的保护神。东山人民信奉关帝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东山人的国民性格和在东山不断出现的忠与义的战争(在东山除了规模宏大的郑氏政权与清王朝的战争以及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施琅统一台湾这些众所周知的战争外,还有东山人民配合明朝官兵多次参与扫清倭寇以及红夷骚扰的战争)两方面共同造成的。经历了长期忠与义的战争的磨练,东山人民练就了一身爱国的忠义的国民性格,这恰好与关帝信仰中的忠义内涵相吻合;经过黄道周正统儒家思想的不断的熏陶,东山人民养就了“一心”正统观念,这又与关帝信仰中的正统内涵相同;东山地处兵家争战之地,入伍者多,民为军,军尚武,这也与关帝信仰中的尚武精神相统一;在东山战争总是与分合有关,在这分与合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一对矛盾,关帝信仰正好为东山人提洪了榜样。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所写的长联正好反映了这一点:“数定三分,扶炎汉,平吴削魏,辛苦倍帝,未了一生事业;志存一统,佐熙明,降魔伏虏,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这里,黄道周把关帝对统分的选择着眼于正统与否,也体现了东山人民的国民性格。关帝信仰是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最充分的体现,而东山人民的忠义、忠勇和正统、尚武追求完美的国民性,以及东山岛特殊的军事地位和在这里上演的多次战争大戏,都是促进东山关帝的信仰在东山出现、传播、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就说,正是东山人的正义、忠诚与爱国的情操促进了东山的关帝信仰,带动了关帝信仰的传播,使关帝信仰走出东山,进入台湾。
  1997年5月12日写于厦门大学海滨
  (作者工作单位:厦门大学图书馆)

知识出处

东山文史資料第十四·十五辑

《东山文史資料第十四·十五辑》

本书收录了水调歌头·香港回归感赋、七律·欢呼香港回归、临江仙·迎香港九七回归、七律·庆香港回归、东山建县始末、八十年的路、1950年后到东山岛视察的中央和省领导人、纪念东山建县八十周年诗词一束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周建昌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