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
  明朝政府为了加强福建沿海的防卫，洪武年间设立三个水寨：福宁州的烽火门、兴化府的南日山、泉州府的浯屿。景泰年间，又增设二水寨，福州府的小埕及漳州府的铜山。后因升平日久，武备废弛，逐渐失去防卫作用。嘉靖年间，军门谭论，巡按李邦珍、总兵戚继光建议恢复“旧五水寨，以扼外洋”，又发挥了海上防卫的作用。
  铜山是“漳滨海之重镇”，明朝政府对铜山寨的建设十分重视，开始时以铜山卫有才望的将领统其事，后来又专设钦依把总一人，“按明制钦依把总与守备同体，事权颇重，非各营哨名色把总之比，漳属只有南澳游，铜山寨二员”②铜山寨配备有福船、哨船、冬船、快马船，共46只，官兵1141人，“非汛期则团泊寨澳，轮番出哨，遇讯期则分哨四出，前哨镇海，左哨陆鳌，右哨沙洲，后哨鲎壳澳，各防讯信地皆险要也”③，甚至于外洋岛屿，如横屿，菜屿、井仔湾，大小甘山等最险要地区，也属于铜山寨的巡哨范围。铜山寨不仅管辖附近海面，而且还管辖元钟寨。《筹海图编》云：“漳州府所辖漳浦一县最近海滨，设水寨者二，铜山西门澳为把总水寨，而元钟受其节制，故今止以五寨为名，岁拨镇海、永宁卫及元钟铜山所军分番巡哨，北自金山以接浯屿，而南自梅岭以达广东”。
  为了统一福建南部沿海海防的指挥，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朱纨题请福建设参将一员。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巡抚王悌题改设水陆参将二员，但未指明专管的汛地。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巡抚刘焘题请福建分南、北、中三路，添设参将三员。以漳州为南路，并水陆为一参将，统领钢山、浯屿二寨，浯铜、澎湖二游，辖漳州、镇海、泉州、永宁四卫，以及南诏、龙岩、陆鳌、铜山、元钟、筑武、福泉、金门、中左、高浦十所，“自祥芝以至大域皆为讯地，盖控漳兼制泉也，先是南澳未设副总，遇讯则参将专驻元钟，调度水陆防御；南澳设后，移驻铜山”④从南路参将驻地铜山，统一调度漳泉的陆海防卫力量，可见铜山在福建南部的海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由于三路参将的设置，构成福建海上防卫的整体防御体系，正如郭造卿在《闽中经略议》中指出：“今有柘林守备以控南湾，而漳有铜山寨足以扼其咽喉”，具体的防御体系是：铜山而北至担屿以会浯屿，浯屿会南日于平海，南日会小埕于南文，小埕会烽火于西洋，烽火出北浦以会温之金盘，然后，“视寇之所在，而总兵往赴之，贼在温而镇烽火，贼在潮而镇铜山，御不使入，此定策也”⑤从此，不仅福建沿海的五个水寨联成一气，互相支援，而且北与浙江南部的温州，南与广东的潮汕地区的海务也紧密配合，形成三省联防的格局。
  （二）
  铜山寨的设置及与其他水寨的协同联防，对于抵御外国势力的入侵起了积极的作用。十六世纪的台湾海峡是东方海盗与西方海盗的汇合点。东北亚的日本自十五世纪后期，足利氏政权名存实亡，日本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国内战争连绵不断。战败的将领、失业的流民在日本国内站不住脚，流亡海外，而战胜的领主也支持他们出海谋生。于是，他们纷纷航行到中国的东南沿海进行抢劫。另一方面，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的殖民势力纷纷向东方扩展，最早来到东方的是葡萄牙的海盗商人。大约在正德十三年初（公元1518年）安德列派遣玛斯卡伦阿斯率领船队从广东屯门航行到泉州，打算从泉州航行到琉球，后被大风所阻，滞留在泉州附近海面，从事走私贸易活动⑥。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葡萄牙海盗商人在浙江双屿港被击溃以后，转移到福建漳州的月港附近，继续从事走私抢劫活动，据《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六年，“佛郎机国夷人入掠福建漳州，海道副使柯乔御之，遁去”⑦，光绪的《漳州府志》也说：“二十六年，佛郎机番船泊浯屿，巡海道柯乔、知府卢壁，龙溪知县林松发兵，攻之不克”。
  与此同时，西班牙殖民者在占领海地、古巴、墨西哥等中南美洲国家后，把矛头指向菲律宾群岛，公元1521年3月16日，麦哲伦率领的远征队，侵占三描岛，揭开了西班牙征服东方的序幕。不久，又派兵侵占台湾的淡水。从此，他们以这两个地方为据点，不断袭击和抢劫航行于台湾海峡的中国商船队。
  十七世纪初，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荷兰也踏上征服东方的征途。公元1604年，首次入侵澎湖岛；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再次占领澎湖，并派船到福建沿海进行烧杀抢劫的罪恶活动。荷兰船长威·伊·邦特库在航海日记中写道：“十八日我们八艘船，三艘大船和五艘单桅帆船奉命开往漳州河和中国沿海一带，看看通过我们的敌对行动和使用武力，是否能使他们来同我们通商”；他在日记中继续写道：“四日，熊号小船捕获两艘中国帆船和二十五名船员，纵火烧毁两艘帆船”，“十二月二日，我们又登陆，抢劫了另外一个村庄，象前一个村庄那样放火烧掉了它”⑧。
  面对日本海盗和西方海盗的骚扰，福建沿海地区加强戒备，主动出击，给入侵者以沉重的打击。在这场保卫海疆的斗争中，铜山水寨起了一定的作用。如1622年秋，荷兰海盗在海面活动，遭到当地军民的反击，“红夷自六日入我澎湖，专人求市，辞尚恭顺，及见所请不允，突驾五舟犯我六鳌，六鳌逼近漳浦，势甚岌岌，该道程再伊，副总兵张嘉策多方捍卫，把总刘英用计沉其一艇，俘斩十余名，贼遂不敢复窥铜山，放舟外洋”⑨。再如铜山把总张万纪身先土卒，英勇杀敌，“每雨云阴晦，意贼所在，辄驾小舟，身携一剑，以骁勇数辈自随，装束如渔人，因以诱贼，贼相遇，手自击杀之，或死或缚，万纪虽屡经险阻，神意益壮，海上数年间，得安枕无恐者，万纪之力为多”⑩。
  （三）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铜山寨的建立给明代福建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困难。明代中后期是福建私人海上贸易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表现在：
  第一，私人海上贸易规模庞大，下海贸易的商人遍布沿海各地，“漳之诏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各海澳僻，贼之窝响、船王、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⑪闽南沿海“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
  第二，私商人数众多，如在吕宋岛的中国“商贩者至数万人”，其中漳州海商占“十之八”。北自福宁沿海，南到漳泉，“尽为贼窟，附近居民，反为贼向，始虽畏威而胁从，终则贪利而导引，弥漫盘距，不可数计”。
  第三，私人海上贸易范围扩大，福建海商足迹遍布东西二洋，东起日本，中经菲律宾群岛，南到南洋群岛，西至印度半岛，到处都有福建海商在活动，他们经常出没于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各个港口，十分活跃地经营各种海上贸易活动。
  第四，出现新的贸易商港，如漳州月港“自正德以后，月港豪民多造巨舶向外洋交易……法不能止”⑫到成化、弘治以后“商贾辐辏”，成为福建沿海一大市镇，享有“小苏杭”的称号。再如诏安梅岭港，港湾曲折，岛屿星列，是漳州海商活动的理想场所。嘉靖时，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梁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⑬总之，明代中期福建私人海上贸易有很大发展，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超过以前各个时期。
  然而，明朝政府对私人海上贸易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控制和摧残，不仅制订一系列严格的海禁政策，进行法律制裁，而且在东南沿海广置卫所城寨，重兵驻守，严防海商出海贸易，给私人海上贸易商人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如严山老、谢策、张维、洪迪珍都是月港著名的海商。谢老名谢策，又名谢和，与“王靖溪皆漳州人，悉节年贩海通商为奸利者”。他们以浯屿为贸易基地，联合其他海岛集团在漳州海域进行贸易活动。但他们的海上贸易遭到明朝军队的残酷镇压。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把总徐廉在诏安梅岭走马溪袭击谢策海商集团“沉其数船，贼大败遁去，官兵乘胜追至广东南澳外洋而回”⑭。洪迪珍也是福建漳州人，“初与直通番，后直败，其部下残倭乃依洪迪珍，往来南澳，浯屿间”⑮。洪迪珍原来并不是海盗，而是海商，凡“中国人被倭虏掠，辄以物赎之遣还，其人人颇得之”。但是，明朝军队不仅禁止他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而且拘捕其家属，使“迪珍始无反顾之期，与倭表里为乱”⑯，走上亦盗亦商的道路。从上可见，沿海水寨的设置，成为明朝政府暴力镇压、军事围剿海商的据点之一，阻碍了私人海上贸易的繁荣和发展。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

①严如熤：《洋防辑要》卷12，但据光绪《漳州府志》记载福建五寨均建于洪武年间。 ②光绪《漳州府志》卷22。 ③④严如熤：《洋防辑要》卷13。 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 ⑥张天泽：《中葡通商研究》45页。 ⑦《明世宗实录》卷33。 ⑧威、伊、邦达库：《东印度航海记》页9、82、84。 ⑨《明熹宗实录》卷30。 ⑩严如熤：《洋防辑要》卷13。 ⑪茅元仪：《武备志》卷214。 ⑫乾隆《海澄县志》卷7。 ⑬俞大猷：《正气堂集》卷2。 ⑭⑮胡宗宪：《筹海图编》卷4、卷8。 ⑯乾隆《海澄县志》卷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