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国历史上对关公的崇拜，始于中唐，甚于明清。
  读《全唐文》卷684所收入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的《重修玉泉关庙记》一文，便知关公自中唐已被崇拜。南宋以来，封建统治者出于宣扬忠义思想的需要，使三国正统史观由原先的帝魏臣蜀改为帝蜀僭魏，从而提高了关公的政治价值。此后，历代皇帝则给关公以越来越高的敕封。
  明清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日益繁荣，反过来加速了农村的土地集中和农民的破产，破产农民纷纷涌向城市谋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以增强谋事能力为目的的帮会。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帮会成员，自然无法利用血缘乡里的关系作为维系的纽带，于是，关公的忠义思想便成了他们拉帮结派或秘密会社的精神纽带。面对关公画像拈香发誓，义结金兰，成为当时社会组织的一种时髦风尚。由此可见，关公崇拜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也是民间结帮社求生存的需要。毋庸置疑：关公崇拜，是社会组织所引发的一种社会现象。
  这种社会现象，对东山人的关公崇拜来说，是一种必然性，必然性加上偶然的机会，东山人对关公的崇拜便显得不奇怪。明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兴奉朝廷之命，到东山建铜山古城以防倭寇，并带来一尊关公神祗“以护官兵”。从此，东山人开始崇拜关公。
  但是，东山人崇拜关公，有其特殊的原因。东山是个海岛，历史上以捕鱼为主。由于生产力落后，渔民经常遭受飓风海啸袭击，生命得不到保障。俗语云：“走船跑马三分命”，说的就是渔人驾舟猎鱼于海上，随时有倾覆丧命的危险。《东山县志》载：“窃维东山濒海孤岛，居民生计大部业渔。大小渔船数百，日出没于惊涛骇浪之间，而风雨不常，晦月多变，狂飙陡作，往往无处藏避，沉舟溺水，损失甚大。”
  如此，渔民们历来以兄弟伯叔相称：他们很需要人与人之间具有一种“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义气，以能同心协力与无情的大自然抗争。这与关公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时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忠义思想正好相合。因此，渔民要比其它职业的人更加崇拜关公；同时普遍而言，也比其它职业的人更为豪爽、讲义气。他们于海上作业，见危必救，即使偶遇飘流尸体，必打捞上船，敛于陆上。
  另一方面，东山人崇拜关公还与历史上备受倭寇侵扰有关。东山是孤岛，孤立无援，外寇入侵，主要靠东山人自发性的抵抗。史载：元朝末年，东山东门外则有金、丁、马、铁四姓渔民聚数十家渔民子弟，设保安堂习武，以抗倭患。关于东山人自发性抗歼倭寇的历史记载，可歌可泣，举不胜举。这种自发性抵抗，更需要“忠义”这一精神纽带来维系。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关公崇拜便不限于渔民，而是为东山人普遍接受。
  东山历史老人陈汉波先生在他的《东山与台湾关帝文化缘系小考》一文中写道：“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对东山仍然采取放弃蔑视的态度，不予承认，不予注册入籍。相传，关帝闻讯后，策马前往漳浦，向县令陈汝咸辩诉，取得县令同情，表示向康熙皇帝奏议。回庙后，又托梦岛上各大姓族长，教促各姓到关帝庙开会，商议申请入籍事宜。各族族长立即会集庙中，悟得关帝托梦缘由，无不感恩戴德，稽首跪拜，立誓愿做关帝裔孙，并立‘关永茂’名字做为注籍户主。在县令陈汝咸的帮助下，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东山人民方被批准承认为清朝子民，豁减赋税使役。因此，东山人民对关帝信仰越来越深刻。为了感激关帝恩泽，从注册之日开始，家家户户悬挂关帝画像，作为自己祖先奉祀，并订定每年五月十三、六月廿四日，为全岛人民谒庙向关帝祝嘏典祭日子。”
  陈老先生又说：“当一尊神祗受到崇拜奉祀之后，人们就想方设法创造许多情节离奇、生动优美的神话，尽力塑造本地区神祗高大威严的形象，争取更多的人信仰崇拜。”
  东山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关帝传说，这不啻是东山人民崇拜关公的表现，而且也是崇拜关公的原因之传说终归传说，但传说的作用不可忽略，即使随着现代文明与科学发达，这种崇拜就全国而言早已“冷却”，东山人却还“坚贞不渝”，这与传说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