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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东山近当代发展史上，曾有过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们或是道道地地的东山人，或是肩负史命来到东山工作的革命同志，他们的生命和精神，在东山史册上都留下了闪光的一笔。我们辑录了以下几位人物小传，旨在让后来者了解认识他们，并藉此寄托我们对他们的缅怀。
  翁佛涵
  翁佛涵，原名仇兆祺，曾用名翁越、翁成和。到福建工作又名翁志红。而闽南一带群众又称他“海翁”。（1902——1940）。广东省海丰县田乾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前夕来东山搞工人运动，是红色革命火种在东山较早期的传播者。
  翁佛涵出生在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祖辈靠耕种地主田地过着贫困生活。翁佛涵青年时代，正是“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狂飙年代。在学校读书的翁佛涵参加过彭湃倡导的海丰县学联会所组织的罢课和示威游行。以后，投身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运、农运、学运。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7～8月间，经共产党员丘岛人介绍，来到福建，又动用人事关系取得“厦门海员工会东山支部负责人”身份前来东山开展工运、学运。他借县城（现铜陵镇）下宫边的一间民房做工会会址，楼上办公，楼下办平民夜校，组织读书班，免费吸收工人、平民入学。他向工人、平民传播马列主义，教唱革命歌曲，指导阅读革命书刊，领导工人开展对工会会长林赞三的斗争，并以东山为据点把革命火种传播到云霄、诏安等邻县。他的活动被当局指控为“赤色工党活动”，下令查捕。他不得不离开东山。1935年冬，他转到闽粤边区，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10月，他被中共华南分局委任为广州航政局主任委员。10月21日在参加军管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因会场突遭意外破坏，不幸遇害，光荣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程远鉴
  程远鉴（1913.6——1967.1），山东省海阳县东山村人，一九四二年入党。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福建后，任过南靖县龙山区区委书记、东山县
  委组织部长、东山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福建省石油公司副经理等职，一九六七年一月在福州因公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程远鉴出身贫农，十岁就参加农业劳动，农闲时上村塾学文化，二十一岁拜师学打铁。出师后，过着农忙务农，农闲打铁的半农半工生活。“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军队入侵山东省，程远鉴在本村积极参加抗日。入党后，担任本村共产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兵团长，曾领导民兵群众与距村八华里的日军据点展开了艰苦激烈、你死我活的斗争。参军后，他先后参加了胶东保卫战、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横渡长江、解放大上海，在作战中英勇顽强，多次荣立战功，从战士被提拔为干部。一九五0年，他转业地方工作，在南靖县参加剿匪有功被评为乙等工作模范。来东山工作六年，从参加东山保卫战到组织生产、绿化海岛、保卫海防……无不身先士卒，与群众同甘共苦。
  一九五八年，程远鉴调到三明铁合金厂，建厂伊始和工人一起参加了整地、挖基、建厂房。一九六0年至一九六一年到安溪、宁化参加整风整社，当时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患水肿、肺结核，但还把配给的物资交给食堂，让职工享用。
  一九六六年他被调到“福建省外来红卫兵接待站”担任物资供应工作。对物资的进出、存放、收整……一一严加管理、监护，不让国家财产遭受损失。
  程远鉴是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一贯服从组织调动，从农村基层到部队，又从部队转到地方，兵、农、工、商他样样都干，为适应新的工作要求，他坚持业余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一辆载着“老区造反派”的汽车肆无忌惮地朝着正在接待站门口忘我工作的程远鉴开来，汽车呼啸而至，程远鉴被车撞出二米多远，造成体内大量出血，经抢救无效，于八日凌晨逝世，享年五十四岁。
  崔天恒
  崔天恒（1920.5—1967.11），河南省林县崔家屯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福建，历任东山县人民政府财粮科科长、东山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部长、政委、中共东山县委副书记等职。196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后晋升中校。
  崔天恒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从小参加农业劳动，闲时上山打石，虽有微薄收入，却难解脱贫困，家庭不得不把亲妹妹卖给别人。
  在抗日烽火中，崔天恒参加了村民兵组织，任过村长、区长，带领民兵与日寇展开激烈的斗争，夺军械、炸军库、摸岗哨、抓“舌头”，出其不意地给日寇以沉重的
  打击。
  1950年，他随解放军进驻东山岛，担任人民政府财粮科科长。1951年组建县人民武装部，他是创建成员之一。工作纷繁，他运筹帷幄，励精图治，从组建民兵队伍，建立海防哨所，到组织军民联防，民兵训练，无不一一亲自严加部署，为民兵队伍的建设、提高民兵素质呕心沥血。1953年7月16日，东山保卫战打响了，崔天恒坐镇于西埔，指挥民兵掩护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安全转移，直到国民党军队逼近西埔时，他才从密集的火力中突围出来，迂回到我解放军的主阵地后，立即组织民兵担架队上前线，救伤员，搬弹药，配合主力部队在200高地一带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战，为东山保卫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崔天恒胡髭满脸，彪形大汉，外表看起来十分严肃，实际上他是一位心地善良又把握原则的人，年轻干部犯了错误，他从不横加指责，而是耐心地找他们谈话，进行说服教育，对待原则问题，却是寸步不让。一次，有位县领导人向他要一件军大衣穿，他根据军服配给规定，婉言谢绝了对方。在县委班子中，他还分管海防、渔业和“公检法”工作，工作中不遗余力，他常说：“做好地方工作，能促进民兵工作的开展。”
  1967年，崔天恒因患癌症医治无效，终年47岁。
  陈恶
  陈恶（1934.8——1956.3）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人，东山县手工业合作社工人，1956年鹰厦铁路建设工地上为营救遇险的舵手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东山县委员会追认他为模范青年团员；东山县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陈恶出生于一个小城镇的贫民家庭，六岁那年，父亲去世，从此他即操起上山捡柴禾，下海拖山网，沿街叫卖，做童工等杂活来帮助哥哥维持家庭生活。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东山岛后，他才有机会进打铁店当锻工，1952年参加了工会，1955年参加鹰厦铁路建设。
  陈恶在鹰厦华安工区所属工段负责钢钎维修工作。不论严寒酷暑，不管山陡路峭，每天，他得把维修好的钢钎送往各作业区，又把各作业区用坏的钢钎带回维修。日复一日，从不叫苦喊累，积极完成工区交给的任务。
  华安工区承建的筑路工段是在紧挨水湍流急的九龙江两岸的山地，工区大队部为了两岸施工管理方便，在离江面二、三尺高的上空横跨一条粗麻绳当保险索，船只过江时，人可攀拉绳索引船前进，方便来往。1956年3月26日，因连日淫雨，山洪暴涨，水位超过保险索。当时，十多位从大队部开完会过江的干部坐着一条小船，被没入水中的保险索拦翻，人随汹涌咆哮的江流往下游直泻而去。眼看人命危险，警报一发，抢险的人蜂拥而至，经过一场紧张战斗，落水的先后被救上岸，唯独那位舵手还拼力紧攀保险索在江中呼救。陈恶听到那急促的呼救声，立即和三位民工划起小船奋力向呼救方向驶去。船靠近保险索时，陈恶害怕船被拦翻，就用手提起水中的绳索，要让船从绳索底下穿过，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麻绳绊着了他的颈项，由于水势猛，麻绳作用力大，一时头昏眼花，不由自主地掉进水中，卷进旋涡里，当人们把他救出水面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陈恶为抢救遇险民工而牺牲的消息传出后，工地领导和民工们十分悲痛，为他开追悼会，八五0五部队、华安工区民工大队在华安火车站近旁为他建了一座纪念碑，让人们永远悼念他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
  林火保
  林火保（1935——1970年）出生于贫农家庭，东山县杏陈乡张家村人，1956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历任村基干民兵副排长、生产队队委、生产队长、村贫协会代表等职。
  林火保的祖父、祖母在旧社会当十八年乞丐，祖母1930年饿死在行乞路上。林火保从1941年至1950年随同父母流落异乡当乞丐，东山解放后，他家在“土改”中分得土地，生活才有了依靠。
  1953年，在东山保卫战中，他积极参加担架队救护伤员，为解放军送饭、运弹药。他曾发现一名国民党伞兵躲进坑洞，立即带解放军来抓俘虏，战斗结束后，他被评为“支前积极分子”。
  1955年4月，林火保参加3613国防工程建设。在工地上，他吃苦耐劳，主动积极，被推选参加工地的“朝阳突击队”。在各项突击工作中，起先锋作用，荣立三等功。
  1958年6月，林火保报名参加漳龙铁路建设，当年11月荣获一等功。1959年4月荣立二等功。
  1959年，铁路竣工后，他回县又参加西港海堤建设，同年8月一次台风袭击，靠近港口村的一段海堤被海潮冲垮，林火保和群众一起迅速把海堤缺口堵好，被评上一等功。海堤竣工后，转入盐田基建，又被评上二等功。
  1962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在集体劳动中，他拣重活干，时时处处起带头作用，1963年出席县“五好社员”代表大会。
  1969年10月，他响应上级号召，报名参加“691”国防工地建设。在工地上，他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1969年12月被工地评为“五好战士”。
  “691”国防工地上的民工，日夜奋战，抓紧施工。1970年3月5日，一号洞口出现险情，同志们为了抢时间，争取早日完成国防建设任务，决定排险施工。
  3月11日，一号洞口的排险工作已进入第五天。民工班长林火保和另外几位民工又进洞排险，下午一点多钟，林火保同志把洞里七块大炮火药引爆后，同其他三人冲进地道，发现经过炸了几十炮而未炸掉的一块巨石，仍悬挂在险区左侧上空，摇摇欲坠，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严重威胁施工人员的安全。林火保和民工决定把这块悬挂的巨石炸下来，使山洞畅通，让民工们安全施工。正当他们又一次紧张进行排险时，突然“哗哗啦啦”一声响，险区左侧上空掉下几块小石头，民工沈欺头喊：“注意！石头掉下来了，快跑！”而民工林武金、林细区一下子吓呆了，傻傻地站在原地。这时，站在洞口的林火保只要一转身往洞外跑，就可脱险，而林火保却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把林细区、林武金推出险区。刹时，那块万斤巨石“噼厉”一声巨响，掉在林细区、林武金二人刚离开的地方，这二位民工脱险了，但巨石却压在林火保身上。
  民工们闻讯赶往现场，把林火保救出来，经过六个小时的抢救无效，3月11日21时30分，这位舍己救人的英雄与世长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他为烈士。中国共产党东山县委员会根据林火保同志生前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林溪茂
  林溪茂（1912.1——1967.10），祖籍福建东山，出生于新加坡，卒于英国伦敦，是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学会、世界文学和科学学会会员、新加坡大学第一任副校长、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咨询、经济学博士。
  林溪茂青少年时代，家境穷窘，学业的长进是依靠学校的助学金或半工半读、或自修、勤奋攻读的。幼年时，启蒙教育是入私塾读闽南语、华文两年后，转入星洲皇家山脚英华中小学，1929年以优冠全校的成绩取得中学毕业。1930年，为准备参加英女皇奖学金的考试，进入莱佛士中学特别班攻读，课余在英华学校任教。1932年获当地政府奖学金进入莱佛士学院攻读英文、历史、地理等学科。1935年毕业考试获文学甲等文凭。毕业后，在奥斯顿学校任教，同时自修伦敦大学文学荣誉学士的历史系课程，并获文学荣誉学士。1937年获陈思源奖学金到英国留学。第二年进剑桥大学耶稣学院进修经济系第二段优等考试课程。1940年以优等甲成绩毕业，获剑桥大学文学学士，被选为耶稣学院名誉会员。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爆发，他放弃在英国继续深造的机缘，取道加拿大经香港返回新加坡，在莱佛士学院担任经济学讲师。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学院停办。1949年，莱佛士学院与爱德华第七世医院合并为新加坡马来亚大学，他才继续在校讲课。1950年获英女皇研究员奖学金，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深造，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博士，1955年升任高级讲师。
  林溪茂学成之后，多次出席国际经济会议，到国外参观、考察、讲学。1956年任美国约翰霍金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东南亚问题客座讲师。1960年担任新加坡大学经济学教授。1962年被聘为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咨询。1965年出任新加坡大学副校长。此外，他还热心参加新加坡公众服务活动。1962——1965年间任新加坡政府“经济建设委员会”、“入息税检讨委员会”工作时，荣获公众服务星勋章。
  林溪茂一生著述丰富，多数是有关新加坡、马来亚经济和社会问题、东南亚区域间商业合作问题。主要论著有《马来亚合作运动》、《新加坡经济计划》、《亚洲国家区域贸易的合作》、《从经济观点讨论国际关系》等专著多种，很有影响。
  孙有全
  孙有全，乳名狗，字希南（1819—1890），清诏安县铜山所（今东山县铜陵镇）人，一生致力于发展商业和海上运输业，在铜山航运史上留下芳名，也是东山著名的富商。
  孙有全祖辈居住现诏安县地，迁进铜山至孙有全时已四代人了。孙有全青少年时，家境还很窘困，父亲以捕鱼为业，他从小就随父亲下海捕鱼。孙有全原配林氏早逝，后娶潮州一商贾女儿陈氏为继室，岳父是个布商，连襟是跑走商船的。孙有全在他们的资助下，在铜山办起“保合”布店。
  孙有全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一个除夕之夜，外港商船投泊铜山港，时铜山街头店铺多已打烊让店员回家过节围炉，唯孙有全的店铺灯火明亮，照常营业，商船货主找上门来，他一手承揽了这笔生意，赚了一笔钱。几年后，先后办起了钱庄、布店、南北行等二十家商店，在汕头等地设立商业网点。
  为了配合商业发展，他先后购置了“永合丰”、“永合安”等八艘大型货船，北上温州、上海、天津，南达汕头、广州、海南，顿时海隅僻壤的铜山港也繁荣起来。
  孙有全常随同商船外出采购商品，一次，在远航途中，商船发生渗水事故，孙有全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独自不动声色地在漏水处用棉絮堵塞，用酒坛封口泥填敷，用重物强压，昼夜看护，直至船舶就近安全投港。
  孙有全开办商行，发展海上运输，一举成为铜山富户后，热心桑梓公益事业。同治年间，武庙修建，孙有全任修庙董事，带头捐资献物，今武庙内犹存的“石裙”、“石柱”、“石砖”刻着他馈赠的名字。此外他还捐资修筑了从顶街到武庙前的大路，修建自观音亭经东坑口至保生大帝庙一段城墙，城上置炮楼，以利民防。这些善举获诏安县知事题赠的“乐善好施”、“同心保卫”的烫金字匾。孙有全还投资修建了码头、“轿寮”及铜山古学院——南溟书院。这些义举有利于地方民众，清政府诰封他为“奉直大夫”。
  孙有全重视儿孙教育。他重金礼聘名师在家办私塾。长子汝翼于同治年间中举人，出任武平县教谕。
  孙有全重金聘请能工巧匠，长年食宿家中，进行家宅设计、施工。兴建的“一水斋”、“磊珂山房”、“贻谷堂”等建筑，新颖别致，特别是“贻谷堂”内有亭台楼榭，花园假山，具有园林式建筑风格。
  孙有全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因病去逝。享年72岁。
  张学敏
  张学敏，名补，字来轩（1797—1890年），清诏安县铜山所（今东山县铜陵镇）人，一生从业医药，服务桑梓，深得乡人崇敬与信任，人们尊称他“补仙”。
  张学敏出生于武功医药世家。其父滨南开办“茂德堂”中药铺，以行医鬻药为生，生四子，学敏居四，诸兄弟从业医药。学敏少时，在私塾读书之暇，就到“茂德堂”学药剂，习中医。稍长，随父兄作临床见习，他的医药知识，是从实践中积累的，在临床获治有所验后，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在铜山所的闹市教场前自办“庆德堂”中药铺，并挂牌行医。
  张学敏的医术，博采名家医说，结合时令、地域的差异，总结出“调脾胃、固中土、有攻有补、扶正却邪”的张家传统医说。他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功能正常，才能吸收药效归经，达到医疗目的”、“治杂症重脾胃”，治外感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无论寒症、热症，时刻注重护中，着重在一个“和”字。在临床上，他严格掌握八纲，察病情，辩症状，才下药制方。他行医以拯救疾苦为己任，事事从方便病者着想。他在药铺里增辟急诊室，并备有马灯、药箱、长年食宿店中，以便急诊和夜间出诊。他对疑难急症，从不敷衍勉强，更不施江湖骗术。一次，他给一个病号施药数剂仍不见效，立即举荐一个双眼失明而医术颇高的名叫“刮耳仙”的医生进行主治，果然数剂病愈。过后，他对其方做了认真的分析，认识到病理诊断大致相同，而“汤头加减”、“用药剂量”，自己则稍逊一筹，从而找到了自己的短处。张学敏行医无贫富之分，济人无贵贱之别，对经济困难的病户，登门诊治，不收诊费，甚至免费供药或倒贴柴炭药引小费。
  张学敏治药，精选道地、优质、新鲜的药材，严格按药典煎炙炮制，以提高药效，增强疗效，博得群众信任。
  张学敏一生一妻生七子，大都从业于医药工作，医踪遍及闽南、潮汕并远及新加坡、爪哇、万隆等地。
  张学敏从事医药数十年，终因家计繁累，操劳过度，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病逝。出殡那天，城乡民众为他致哀送葬，灵柩所过巷街，乡人备酒馔摆桌路祭。
  （作者附注：本文之“陈恶”、“孙有全”两篇据欧庆彰同志提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