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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国时间探索
  东山人出国谋生始于何时？根据我们多年来的调查研究、分析推论，较可靠的大约距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了。具体事例分述如下
  （1）东山人旅居新加坡：清咸丰年间（一八五一年），风灾严重，年景不好，民不聊生。康美人林瑞仔从铜山港（今城关）乘“大得利”帆船去新加坡，不久回来，乡人闻之，皆相率到新加坡谋生（距今已一百三十年）。
  公元一八四五年，康美乡受灾荒，有十三人乘船出国谋生（距今已一百三十六年）。
  城关旅居新加坡的华侨陈金华，是当地知名人士。他出生于新加坡（二十年代逝世）。陈的祖母是由东山城关往新加坡的。据此推论，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年以上。
  （2）东山人旅居马来亚：东山华侨名人薛佛记的“薛家族谱”记载：薛（佛记）字文舟，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麻六甲（推至其父母辈，距今已有二百余年）。
  （3）东山人旅居越南（旧称安南）：据城关刘氏家谱记载：刘桂在清朝乾隆年间到安南谋生，居住十三年后回国结婚。时值乾隆年间（公元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五年）距今约有二百一十年。
  （4）东山人旅居印尼：由于中国与印尼相距较远，其时水上交通工具落后，东山人去印尼的历史较短。根据印尼华侨反映：城关南门黄秋南（旅居印尼华侨）的父亲黄朴，是最早到印尼爪哇岛的东山人（距今约有一百来年）。
  据国外华侨界传说，东山人出国谋生，远在清朝康熙甲辰年间（一六六四年），清政府对沿海百姓实行迁界移民时逃往南洋的。据此，出国至今已有三百一十八年了。
  东山人出国谋生较多的时代，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南洋群岛未被战火波及，工商业很发达，商人有利可图，农工阶层亦受其惠，故当时称为是南洋的“黄金时代”。战后，东山人在厦门经营二间客栈，出国较方便，船旅费低廉（每人只收银元二十元左右）。其时又因国内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人民谋生困难。人们羡慕南洋生活好过，于是，大批东山人涌到南洋。据康美乡调查所得，一九三三年因灾荒而出国的就有五十余人。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海上交通阻隔，出国谋生的人便似凤毛麟角了。
  二、出国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出国谋生并非一件乐事，而是离乡背井、生离死别的悲惨遭遇。绝大多数人都是因贫穷，无以为生；或者是受不了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逃壮丁，避债务，反抗封建婚姻等原因而出洋的。
  （1）因政治原因出国：如清朝时，梧龙乡人“小刀会”首领林美圆，因反抗满清暴政，率众起义。起义失败后，于一八五三年与一批起义者逃往新加坡。以后，林在新加坡组织“义兴公司”，有所活动。
  （2）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为发动内战，大抓壮丁。青青壮年为逃避抓兵而出国的，城乡各地，比比皆是。
  （3）旧社会苛捐杂税繁多，加上天灾人祸导致经济破产而逃亡出国的占大多数。如上述康美乡人的出国情况就说明这个问题。又如山只乡林如源一家五口，以农为生，因向黄山村富户林天然借款五百元治丧，一年倍利，无法偿还，遂逃国外。
  （4）旧社会，重男轻女之风甚盛，特别是农村，养“童养媳盛行，因包办婚姻，常引起家庭不睦，使妇女失去家庭温暖。旧东山岛“三灾”（风灾、沙灾、旱灾）多，百姓生活艰苦，常以番薯野菜充饥。而妇女更惨，没有社会地位，劳动负担重，食不饱腹，衣不暖身。在这样的重重压迫之下，遂相率到国外做苦工、当女佣。正因如此，现在我县归国华侨女性居多。城关地区则例外，出国者多是男的，妇女只是少数。
  此外，满清时期歧视华侨，清政府称国外华侨为“奸民”，称载人出国是“载臭柑”。还有，乘帆船漂洋过海，得冒极大风险。据历史记载：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东山“李德义”号帆船运载数十人出国，船在城关南门海边出发，啼哭声连天，情景惨然。据说“李德义”号驶至“万里长沙”（今西沙群岛）遇台风，乘客多罹难（史载一八七三年古历六月二十七日刮大台风）。
  三、分布地区
  据东山侨联会多年调查所得，我县旅外华侨（包括后裔）分布地区如下：新加坡最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其次是马来亚（包括沙〓越），印尼又次之，越南、泰国、菲律宾、缅甸、柬埔寨等国较少。最近查悉，还有少数人旅居于美国、英国、日本、瑞士、荷兰、
  阿联（亚丁埠）、圣诞岛等。
  我县旅居新加坡的华侨，多数聚居于小坡一带（非中心商业区）；在马来亚的，则分布在新山、小笨珍、文律、步来、峇株巴辖、巴生坡，居銮、〓咯等地。居北马的甚少；在沙〓越的，则分布在木胶、古晋、诗巫、峇南、拉叻等地；在印尼的，多聚居于爪哇岛，如万隆、雅加达、三宝龛、井里汶、直葛；在苏门答腊的，则分布在巨港、棉兰、亚沙汉、宁岳等地。据悉，我县华侨居于沙〓越和印尼的多数为城关人，农村的较少，如有则多居于印尼的廖内岛、武廊等地。
  四、创业安居
  经过漫长岁月的艰苦奋斗，东山华侨深深懂得寄人篱下的痛苦。他们热爱祖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种种爱国行动，已尽人皆知。他们身处逆境，富于艰苦创业精神，经过二百余年的不断奋斗，逐步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并涌现一批被人传颂的优秀人物。
  东山人早期出洋谋生的多数是劳动人民，其间也有少数是知识分子。如旅居印尼的满清举人马徵祥（曾任爪哇某报社编辑）、旅居缅甸的贡生江之永（任过仰光中华学校校长）旅越华侨张大江、陈宝善、许粹侯等都是满清秀才。还有后林人林革尘也曾在印尼苏岛任报社编辑。
  现在，东山华侨的职业大部份是工人（包括产业工人和杂工）、店员、小商贩、教师、医生、公务员、船员，仅少数是资本家。工商业者中多数是经营建筑业的，部份人开办公司、工厂、行号，还有六人专营侨批业的（共开设六间信局，对我们争取侨汇作用颇大）。还有个别是操特殊职业的，如传教士、道姑、道士、和尚、江湖术士等。
  溯自十九世纪以来，东山华侨曾出现了如薛佛记（一七九三年至一八四七年）这样的杰出人物。一八三〇年前后，他领导当年“福建帮”的总机构“恒山亭”，薛是该亭五位大董事和五位总理事的最高领袖。他一生都在马六甲度过（今属马来西亚）。佛记次子荣樾是第一位长年经商往返于新加坡、厦门的英籍华人（一八八四年逝世于厦门）。
  荣樾长子有礼（一九〇六年卒）是新加坡第一家华文日报《叻报》的创办人。该报于一八八一年发刊，传及其子兆熊，至一九二三年停刊，足足发行了半世纪以上，对新加坡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一八九二年，有礼被舆论界推举为市议员，但他推辞不予接受。
  荣樾次子有文，任过汇丰银行买办。有文长子中华，热心于社会事业，曾受封为“太平局绅”，历任市政局长（一九一九年始）和中华总商会会长、福建会馆主席等职。
  荣樾第三子有福，于一八七四年在上海应出洋留学考试，名列前茅，尝官费留美进波士顿大学学习。一八八一年回国，旋入福州船政衙门学习水师。一八八四年七月法国进寇福州马尾，有福见危授命，奋勇抗击法寇，终以身殉国，年仅二十三岁（见新加坡东山薛氏家谱）。
  总之，薛佛记是新加坡“福建帮”的开山鼻祖，其家族不愧为星马华侨之名门。
  在二十世纪初期，东山华侨林溪茂教授（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六七年）于一九六五年荣任新加坡大学第一任副校长，一九六七年逝世于英伦。他一生遗下著作十四部，大部份是有关经济学的理论著作。
  二次大战结束后，东山华侨有多方面的发展，有的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和进步组织有的当上市、国会议员工人运动领导者等。最近，雕塑艺术家黄明宗，年仅四十余岁即崭露头角，现为新加坡青年协会顾问，其作品常在世界很多大都市展出。
  东山华侨很多人都热心于教育事业，关心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佼佼者如南埔人谢联棠先生（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七四年）。他一贯热爱祖国，热爱家乡。一九二八年谢在新加坡开设“侨兴国货公司”、并在印尼苏岛兴办“苏东中学”。一九三一年在家乡南埔创办“南薰小学”，全校师资经费均由他负责。解放后，谢仍经常寄款资助办学，被乡人誉称为东山之陈嘉庚。还有在马来西亚的刘达溪先生，他在文律倡办“乐育学校”；在〓咯的黄献南先生，倡办“耕文小学”。还有新加坡的沈保发先生，自任“暨武德学校”董事。因办学成绩优异，特蒙新加坡总统封赐P.B.M荣衔。
  东山华侨除自身艰苦创业外，还努力培养下一代，不少人的后裔都受过高等教育，负笈欧美，学有专长，成绩显著。有的还荣获硕士、博士学位等，堪与欧美人媲美，为祖国争光。他们身居异邦，心怀祖国，关心祖国的四化建设。有的应邀回国讲学，如激光专家林耕华、电脑专家朱华等等。
  在企业界方面，二十世纪初期，东山华侨先贤中，有陈金华先生（据说曾受封为太平局绅），在马来西亚丰盛港开采锡矿，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为东山人所熟悉；实业家王水斗先生（坑北乡人），在南洋开设“新记成凤梨厂”，产品畅销国内外，并曾任南洋华侨中学第四届总理事职务；旅居沙〓越的华侨知名人士陈起龙先生，曾任木胶中华商会主席，被当地政府委为“甲必丹”（华人领袖），至今达四十年之久，足见众望所归。其经营的工商业，亦曾显赫一时。
  据笔者所知，三十年代聚居在新加坡的东山华侨还是寂寂无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只有城关人许岳东开设“源丰号米行，经营泰国米业。大战期间，东山华侨经营的工商业渐有发展，先后达十余家，特别是曾启昌开设的“曾启昌行”，拥有大小轮船四十余艘，在日本占领军的特许下，往来于新、泰之间，运载军粮民食。当时曾的地位，真是炙手可热，盛极一时，被称为新加坡“七君子”之一。我国大陆解放后，曾开设办事处于广州，并把剩余的三艘货轮驶回国内，参加公私合营，接受国家领导。
  五、侨团简介
  东山励志社，成立于一九二五年，设在新加坡，原名东山同益社，一九三八年改为今名，会员都是东山城关人。
  星洲南洋东山会馆，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成立，是东山旅居南洋的华侨较有影响的团体。
  新加坡康美林氏联谊会，是康美同乡组织的家族会，对外少活动。
  印尼东山同乡会，成立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设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印尼排华发生后，停止活动。
  巴生东山会馆（成立时间不详），设在马来亚的巴生坡。此外，在马来亚、峇株巴辖与兄弟县侨胞共同组织了“云诏东会馆”。
  东山庙（即关帝庙）在满清时代，由东山城关华侨在新加坡兴建的。庙内奉祀关羽像，是清光绪年间由东山帆船“永合华号”运往的。一说是孙家北船“合安”号运往的。今该庙已并入东山励志社。
  大伯公庙，设在新加坡梧槽律，是坑北华侨王水斗先生建的。
  六、侨眷情况
  （1）分布及生活情况：东山归侨、侨眷遍布全县城乡各地，经过调查，全县归侨、侨眷有八千多户、四万余人。侨户超过六十户的有城关、樟塘、岱南、康美、东沈、后林、西埔、岐下、埕英、白埕、港西、宅山、陈城等十三个大队（镇）。广大归侨、侨眷同全县人民一道辛勤劳动，建设家乡。因他们大部份人有侨汇收入，总的说来，生活水平比一般群众略高。
  （2）投资建设：解放后，广大归侨、侨眷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热心于家乡的建设事业。一九五三年，为了繁荣家乡经济，在县侨联会的努力下，组织归侨、侨眷生产自救，首先在城关组织“华侨苎网手工业社”解决了城关一百多户侨眷妇女的就业问题。
  一九五四年五月，在城关组织“华侨缝纫工场”，以后事业发展，又在西埔开设第二工场，安排侨眷妇女就业十余人（今已全部成为缝纫技工）。该场于五五年底并入城关缝纫第二小组。
  一九五五年，县侨联对国内外侨眷、华侨发动投资，在城关创办“华侨电厂”，至一九五七年一月开始投产。从此，东山首次有了电力照明。
  一九五五年十月，又在城关创办“华侨碾粉厂”，结束了我县多个世纪以来用人力、兽力碾粉的落后状态。
  一九五七年六月，在西埔创办“华侨旅社”，改变了西埔私人经营的旅馆卫生差、收费高的状况。
  以上由华侨、侨眷投资创办的三个企业，其投资款项的本息已于一九七三年前后还清（“文革”期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华侨的名称也先后被改掉，至今尚未恢复。）。
  （3）侨汇和归侨：解放后，总的看来，我县侨汇有较大的发展。以一九五一年和“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相比，侨汇增长百分之五十九；“文革”中，在左的路线破坏干扰下，侨汇一度下降。粉碎“四人帮”后，党的侨务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侨汇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以一九八一年侨汇总数与一九六六年相比较，增长百分之二百三十二。
  回来我县探亲的华侨（包括华裔）、台胞、港沃同胞的数字是波浪式的。自一九五〇年下半年起至一九八一年（其中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数字缺）的二十六年间，计有三千四百五十人次，其中每年超过二百人的有一九五六年、五七年、七二年、七三年、八〇年、八一年等六年，最多的一九八一年人数达三百一十六人。
  （4）县侨联会活动情况：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县侨界人士积极筹备成立县侨联会组织。经过半年的筹备工作，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召开全县第一次归侨、侨眷代表会议，成立县第一届华侨协会，选出理事九人，监事三人。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召开县第二届侨代会，选出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九人，并按全国统一定名为“归国华侨联谊会”。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召开县第三届侨代会，选出委员十三人，成为第三届县侨联会的领导班子。
  一九五七年七月召开县第四届侨代会，选出委员十五人，并按全国统一规定改名为“东山县归国华侨联合会”，沿用至今。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召开县第五届侨代会，选出委员十七人。
  一九六〇三月十三日召开县第六届侨代会，选出委员十九名。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召开县第七届侨代会，选出委员十九名。
  “文革”中，县侨联会被强加上莫须有罪名，濒于瘫痪以至被取消。打倒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召开县第八届侨代会，选出委员二十七人，规模空前，代表性广泛。从此，停止活动达十五年的东山县侨联会，又获得新生，为加速四化建设和争取祖国统一事业，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