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笔者在参与编纂地方志书过程中，于一些有关史料中陆续发现古时的“越王潭”，作为对外通商的重要窗口之一，而且其地址就在今云霄县境内。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由于在该潭之北大峙原麓，始置东官郡绥安县（义熙九年即公元431年）又分东官立义安郡，绥安县因之；流经县治前的江河水系，包括此潭改称绥安溪。根据参照宋吴舆编著的《漳州府志》部分流传史料，经明代人采收入书，至清季几度延续编纂的《漳浦县志》的记载：“所谓潭，一名越王潭”。越王潭为绥安溪水系，所以该志又载：“所谓越王潭，即绥安溪”。此外还有与其有关的“越王潭上一青牛”的记述。唐陈政与陈元光父子镇师火田地，在故绥安县治设屯所后置漳州，所以唐诗人李郢在州城时所写的《送友人去岭南》诗中有“越王潭上见青牛”句。经查证，“青牛”实则喻指耸立在溪潭出口处的一块巨型紫黑色花岗岩天然石像，宛若大牛牯奋游于溪潭之中。至今，当地民众对“青牛”石像的口碑依然相传不辍，并视其为神石保存下来。青牛石像的存在，雄辩地证明了越王潭在此准确无误，其方位范围即在今火田镇后埔、内埔、顶江、黄堵、白泉、新楼等村前面广袤数里的诸溪涧江流处，近似粪箕形而内沿斜褶，出口间成瓶颈状。低伏在三千多亩的水泽区洼地里，从其凹下的地形地貌观察，古潭溪明显可辨。再从突发性的地质运动看古潭深处的秘密。云霄地方曾于民国7年（1918年）发生大地震，从这里裂开的田地里喷涌出大量烂海泥，可知此潭古时即海港，借助这次突发性的地质运动，让人们了解到此处淤积层中的秘密。近几年来，从当地群众基建挖出的沉积物中，也可进一步证实。后埔村民开井找泉眼时，挖凿至十多来米深才接触到古代因地表变迁被冲积于溪港底层的鹅卵石层；再往下挖方能见到烂海泥层。以此可见，冲积范围仍为潭港，这说明其潭比现在凹下的遗址还要大和深。无疑溪潭是古代海湾港口。
  绥安溪之越王潭处于险要山麓谷口，濒临浩瀚南海之滨东北端海湾。古人择于此上立治，具有近水性和安全性。所谓近水性：潭上有较坚实而高的台地，可建城池面积13000多平方米，凭潭溪为水路交通方便。所谓安全性：外海岛屿星罗棋布，且有东山岛与古雷半岛为海上屏障，内海门户便于开关，狭口便以封锁。潭溪其上奇山异洞，“涨海涵千谷”，船揖可抵山崖下。秦时此为南海郡边陲，东北隅谓古揭阳山（岭），并以山岭为界：东北为闽中郡，西南为南海郡。汉沿袭此界，改南海为南越、闽中为闽越。位于古揭阳山（岭）屈尺弯葵岗三角地带大峙原下的越王潭，成为秦汉从海上通南海、南越都城番禺（今广州），东晋绥安县治先后通东官郡与义安郡城、南齐郁林城和通海外等的要港。还由于这里属军事上之要冲，成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早在秦时就表现为有政权机构活动的揭阳令属地，赵佗设据所，汉置南越故关（蒲葵关），因而《史记》云“戌于秦，置于汉”。裴渊《广州记》谓揭阳岭“为五岭之一岭，盖潮惠之关隘，揭阳之北门。”蒲葵关隘道沿曲径，几经盘陀往北过石门，进五寨（今平和）。至明正德元年（1506）改道往东。从关所的设置说明，汉时越王潭（溪）附近起码已构成日趋规模的人文社会。依史志载，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已有“赵佗故垒”，其时佗孙赵胡为王，置有南越“边邑”。后佗四代孙建德亲临“边邑”，尝以“边邑”为“越王城”，与“越王潭”同时得名。至东晋南梁时，越王潭上的古揭阳山脉，始有“高昌山（一名梁山）”之称，梁山亦从此得名。因越王潭北大峙原等梁山之峰，连绵数以千计，故又称“连山”。《南粤志》载：“绥安县北有连山，昔越王建德伐木为船，其大千石（一石十斗计重），童男女三千人举之，既而人船俱坠于潭”。反映了赵建德到此筹谋造船之事和“时闻扶船有唱唤督进之声”的劳动情景，并从中可窥其越王潭之为港，于古代的作用确属不一般。显而易见，要在与另一个臣服国闽越接壤仅距数十里的边陲建立起代表当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边邑”，首先要开辟交通运输为供给、后援的保障，而左右背后均为崎岖山岭，仅靠陆路远远不能适应，唯有凭借发展造船业，由港湾经大海进行水运，从这一意义上讲，越王潭为港对于支撑和稳固边邑，促进经济开拓与发展，其作用之大不言而喻。至于后来的开发作用就不仅如此了。史载南梁“时已有海外商船往来于绥安县港口”，绥安溪的越王潭，自然成为这里通西夷商运的重要港口之一。
  越王潭之所以起如此开发作用，还在于大自然赋予优越条件。资源丰富，土地温润肥沃。“苍山缭万寻”为木材盛产地；“阳亩秔初熟”，以产稻谷为主粮；“贡橘伟含滋，仙鲻妙飞鲙”等，不乏为贡品、特产。大象、犀牛、猿猴和白鹿等珍稀动物，至宋仍常见。可就地取材“练葛衣”，造屋宅。“高秋桂尚荣，隆冬泉更燠”。故大峙原又名葛布山，盖出于此。越王潭畔的故绥安县并置州县，其时越王潭又有龙潭之称。由于生态环境尚好，山谷间崖岩四固，山林茂密植被良好，泉源之充沛沿诸多涧流自高淌下，依次纳入温泉溪、庙前溪垂落江间，聚于龙潭。建漳州之前的唐代嗣圣元年（684年），胡商康设遮商运进潭港于温泉溪（室）沐浴。龙潭也称龙泽，陈元光诗云：“龙泽覃江浦，螭坳耀斗蟾”，说明建于山坳平地的州郡堂的城下埠头，因之潭港之深可知矣。州县并置于潭港之上，也正合《中国考古》一书所说的“隋、唐的地方城址，多数是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址基础上修筑的”普遍规律。魏、南北朝都属晋朝，足见始立漳州与漳浦县时，乃沿袭汉边邑、晋故绥安县城址。这与史志载州县并置的地理方位、地形地貌特征也完全一致。漳南临漳地也于此。宋淳佑间（1241—1252年），尚“山下有城，今为重镇”，即旧志谓“存府城”。1997年3月15日，“云霄县陈元光开漳历史研究会”几位主要成员，专程考察了大峙原下故绥安城遗址，从地表0.30米的文化层中，发现并采集到不少宋代建筑物残件，说明其下层中定有宋以前的文化遗存。故府城址，于此无疑。此外，宋淳佑期间，“漳州开元寺”辖属寺院“临济寺”，已在温泉溪上汤山建成。寺僧林昭庆经营商运，进其下溪潭。纵观古代越王潭的历史，可谓古代中国东南边陲的沿海母亲河，孕育过在此生息繁衍的千万华夏子孙。
  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地理的变迁，当然越王潭古非今比。“越王潭”载入浦邑志等，潭址却又在曾划入漳浦域的今云霄地，便鲜为人知。加上云霄地自古以来隶属变更频繁，史料大量湮没和逸失。不难理解，云霄地于唐建州前属南海、南粤揭阳地、绥安与万川县、潮州辖和部分拆入龙溪县，置州后属漳浦、怀恩（后并入漳浦），元代大多划入南胜（后改南靖县），明属南靖县的云霄地又划出立平和县，嘉庆三年（1798年）建云霄厅，分别由漳浦、平和、诏安划入部分地域。民国二年（1913年）由厅改立县，交差错综复杂，史料难免被人忽略，以致不知云霄地有越王潭。甚至连志书中的流水的动态寓“牛”的记述“往往有青牛驰而舆船”句，成为否认越王潭的依据。可想而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还有地质运动的因素，导致人们对越王潭认识不清。其主要原因是自上而下的泥砂石冲积，使河床淤塞提高和东南沿海整体地表微抬升，造成潭溪港面目皆非。如今由故绥安溪（含越王潭）易名的漳江流域，许多已由城镇、村庄、耕地、陂埭所取代，便是这种运变的结果。即使这样，明代船运经此可抵达盘陀岭下的梁山谷口，直至建国后50年代载重一两吨的小船仍可经此通至梁山下，由此可见古代潭溪港之深宽。越王潭不失为古代开发南海郡东北边陲的经贸、文化交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