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青春的岁月就像一条汩汩流淌的小溪，匆匆而去。那些如晶莹的鹅卵石般沉淀下来的，是挥之不去的珍贵的记忆，历久而弥深。
  1966年，我即将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将来好出人头地。但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破了我的美梦。同学们纷纷撂下书包，进行大串连、批斗所谓“反动权威”。而我经过冷静思考，毅然到厦门市郊坂头水库果林场参加劳动，希望三年合同期满后可回城安排工作。五年辛勤劳动过去了，我的美梦却又一次破灭了！据说果林场属于刘少奇所办的农场而被解散。后来我响应上山下乡号召，步兄长和弟妹的后尘，到云霄县这块肥沃的鱼米之乡插队落户。
  我插队地点是在莆美公社前涂村。这是一个有1000多人口，多姓氏聚居的村落。因国道从村子里穿过，交通方便，离县城不远，商业网络发达，村民收入来源较稳定，生活还是过得马马虎虎，所以选择此处扎根落户。下乡初期，从一介书生到成为一名庄稼汉，需要有一段适应过程，我咬紧牙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基本农活操作本领学好。经过虚心学习和刻苦锻炼，在很短时间内我从锄草、挑粪、犁田、插秧、割稻、踩水车、喷农药、做砖瓦、割绿肥、捡牛粪，到记工员、会计，甚至连宰猪的活儿也居然都学会了，还当过几年夜校教师，也用自行车载过客。
  在这些农活中，最使我害怕和尴尬的是插秧、踩水车、挑肥下水田、锄甘蔗草和洒农药。农友们插秧很快，而我插得慢又歪歪斜斜不成章法；踩水车也不知摔了多少次；挑粪尿下水田（当地俗话叫“走田粗”），他们穿梭如流，而我要一步一停，压得肩膀红肿，腰酸背痛；在我看来锄甘蔗草更是累活，双手被甘蔗叶割得流血红痛，奇痒难忍，可我也从未有怨言。通过一段艰苦磨炼，我基本适应农活，日工分也由3分升至6分多，当时10个工分值4—5毛钱，年底分红，扣除全年应付出劳动的工分外，还略有盈余，能做到自食其力。
  前涂村在莆美岩后有一片水田，每年种两季水稻，每当队长派工到岭那边犁田、插秧或割稻时，村民争着要去，因为到岭那边劳动既补贴伙食，还可增加工分4、5分。队长未安排我去，而我不甘落后，跃跃欲试。队长在我的恳求下，同意我去。那次适逢割稻，由于不会割稻，我被分配打谷子。中午在山上吃饭，记得中饭虽无太多菜肴，但那饭吃起来特香，因实在太饿了。下午收工时，每人一担谷子，队长照顾我挑七、八十斤，下山时又渴又饿，而且下山肩挑重担太难了，晚上整身发痛，特别是小腿肚痛了几天才渐渐恢复。
  但凡农活除挖瓦土、推独轮车运瓦土、砍甘蔗、耙田以外，我都想学，说起“割绿肥”，确实很辛苦，要找到绿肥，还得学会捆绿肥，学会用自行车去运，我记得曾连人带车摔过几次。
  为了多挣工分和补贴，我还拜师学做砖瓦，真正和“泥巴”打交道，做砖瓦确实辛苦，而“出窑”更是苦中之苦，有时货好销，窑中温度还很高，提早出窑，一天下来，浑身骨头象散了架似的又脏又累，但想能多挣工分，又补贴现金，虽苦却觉得值得。
  当时在这里插队的知青象我这样拼命干活的极少，出工的也很少，生产队的社员公认我劳动最认真。由于我有一定的文化素质，不久就当上记工员。此后，我更加认真工作，自己设计印制的工分簿人手一册，年终分红挨家挨户核实结算情况，并上榜公布。后来又当了几年生产队会计。当上会计之后，我更忙了，除下田劳动之外，我尽职做好帐，为队长提供信息及财务情况。我除做好会计帐，还帮助记工员记好工分，帮助保管员管好财产，设立进出仓帐务，使生产队一切工作开展得整然有序。所以一次县里开展“四清”运动，公社派我参加村级清财工作，当我认真复核生产队和村办企业的帐本后，发现有个别生产队帐目很混乱，存在帐物不符等现象，于是我帮他们建好较规范的帐，尤得村民的信赖和赞誉。
  记得有一次县政府规定屠宰“一把刀”时，我被生产队选派为村“一把刀”宰猪小组的记帐员。由于我生性好动，想学杀猪，老师傅也很乐意教我。可是那第一刀下去，便把师傅的手割破；回想起来不无余悸。还有一次，春节前杀猪忙得晕头转向，我从筐子里取出一大块猪肉出售，没想到筐里放一把杀猪刀，顿时把几个手指割破，血流如注。后来我练就娴熟的宰猪技术，成为名符其实的“一把刀”而闻名远乡近邻。以后我常单独为村民们杀猪，大家喜欢让我代劳，因我既会杀猪又会算账。这些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为了多赚些工分让日子过好一些，我和妻子（云霄县城关人，在下乡时结婚）每天起早摸黑，争取每年多饲养几头猪。为了使猪长膘快、出槽快，我采用自己研制的发酵饲料喂养，保持猪栏的清洁卫生，经常为猪驱蚊和洗澡，所以每年养猪收入多，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劳累之余，我觉得很充实，经常练练书法，为村民雕刻私章，画几张老人寿相，春节前常为左邻右舍写写春联，充当一方“秀才”。现在回忆起来，耐人寻味。八年的上山下乡，我除了学会许多农活，还学会做人。农民朴素、勤劳、节俭的美德对我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八年下乡务农期间，我经历了“四清”、“一批二打”、1974年的“批林批孔”、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1977年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等政治运动及历史事实。当时，没有电视机，也无法订阅报纸，整天忙于农活，对国家大事也就无暇关心和顾及了。但听到“四人帮”下台和邓老复出，村民们无不拍手称快。记得当时任莆美公社党委书记的张汝生、党委副书记施武弄、办公室主任陈振权等同志经常到前涂村检查工作，原检察院检察长方叔山同志、原县妇联主任汤乔凤同志做为工作组都曾进驻前涂村，指导该村开展中心工作，至今印象颇深。
  在一次生产队、大队清财工作中，大队办企业帐目不清，帐物不符，我们帮他们清财建帐，尤得村民的信任和赞誉。1977年大队原准备让我当会计，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作罢。下乡期间，正处于“文革”时期，由于左的影响，生产队里遵循上级一套做法，社员们必须老老实实种庄稼，每户只能养5只鸡、鸭，2头猪，不得私自开荒种果；不得外出搞副业，连踏自行车载客也不行。社员们觉得很压抑，特别是劳动力多的家庭发挥不了自己的优势，每天只赚那么几个工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全国人民对党寄予厚望，百废待兴，人心思定，我也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落实知青政策，下乡知青可分批回城安置。于是，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耕耘八年的热土和相濡以沫的农友，只身回到厦门参加工作。回厦不久，从报上看到农村发生巨大的变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民松绑，大力发展农业、发展副业，农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当我与来厦游玩的几位前涂村农友重逢时，彼此格外亲切交谈了别后的情况，他们都说我走后生产队的社员非常想念，言谈中要求我再回来。当时我爱人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前涂乡下，要下田挣工分，又要照看三个孩子，不知当时她是如何挺过来的，现在想起来很是内疚。
  五年以后，我真的又回到第二故乡。当时主要是因为孩子的户口不能落籍厦门。我觉得凭自己的手艺，靠努力干个体户应该不比其他工作差。1985年，我用手头的几百元连同向亲戚借来的500元，在县城中山路岳父家开了一家“鹭光工艺美术店”，经营刻印、照相、冲洗相片、印染衣服。由于经营勤快，热情待客，文明经商，优质服务，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在县城开始有点名气。当时三个小孩都在实验小学读书，我和妻子店里店外忙着生意，春节时一天就冲洗上百卷胶卷，虽苦点，但想起可观的收入，倒也觉得很惬意。
  渐渐的，我觉得如此小打小闹终究成不了气候，为此，经常利用去厦门等地采购材料之机，认真观察、虚心求教。很快在云霄县率先引进复印机、电脑打印，冲洗彩照、录相服务、电脑刻字、胶板印刷等设备和技术，填补当时我县的一项空白。几年下来，终于让小店发展成为“鹭光实业有限公司”。
  为了培养和激励孩子成才，回城后我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农忙时，常带领三个孩子回到前涂村，卷起裤管下到田里，赶牛犁田，教育他们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大女儿毕业于云霄师范，曾执教于莆东小学，后通过进修，调往厦门教书，已成家立业；由于公司业务需要，二儿子高中未毕业就出来帮忙，他善于钻研，精通业务，是公司的顶梁柱，已接任经理职务；三儿子去年考入厦门大学新闻系。孩子们长大了，我们夫妻俩感到十分欣慰！
  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顿觉老之将至！我经常在思考将如何继续发挥余热，为国家、为社会、为云霄个私经济的发展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