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随军南下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6月15日华东随军（南下）服务团正式成立。全团2400人绝大多数是在校大、中学生，在各校地下党支部领导下，由党员带头，串联发动同学参加。我所在立人中学（高三班）8人报名获准。6月30日在复旦、沪江两大学集中。经短期集训，我们这些戴“八一”军帽，别“华东服务团”胸章，一式解放军装的学生兵，于7月19日凌晨二时，当人们正在酣睡的时候，没有锣鼓，没有亲友送行，静悄悄有序地登上火车先到上海，踏上南下征程。
  第二天清晨，这老爷机车走走停停，慢吞吞地在莘庄境内爬行。一夜风雨，天空放晴。我正靠着敞蓬货车厢壁静观蓝天，忽然两架野马式战斗机突着大肚子，绕着火车盘旋，接着一左一右迎面交叉飞来。随着机翼两侧亮点的闪烁，一阵阵机关炮声震耳欲聋。这俩东西觉得一回不过瘾，掉过头干了第二回后，始扬长而去。机头打坏了，吱吱叫直泄蒸汽。紧靠机头的第一、二节车厢里的战友被打死4人，打伤14人。火车还没停稳，大家纷纷跳车，慌乱中有人跌伤，有人钻到车肚子底下，有的往田野乱跑，也有胆大的或愣头愣脑地站在车厢边东张西望。
  收拢队伍，无一人开小差。开了追悼、声讨大会，换了机头，继续南进。因路基多段损坏，我们有时乘车，有时走路。一走路，问题就出来了，短短十几里地，走了三个多小时，掉队的一大串，一路还“丢盔弃甲”。老干部、老战士边捡（连人带物）边说：“这些学生兵！”
  23日，火车到达浙江江山县，这下去就都要辛苦两只脚了，遂在江山整训十天。每天上午政治学习，全团讨论“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入门A、B、C等议题。最后人人挖动机，个个树革命人生观；下午练铁脚板，循序渐进，由七、八里到二、三十里；最后把小孩子（有的才十四、五岁，随大哥、大姐来的）、病弱的，组成第五大队（后大家戏称“病号大队”），连同全团每个人一时用不上的大背包用汽车先拉走，全团轻装前进。这期间，我向同伴们借了一些政治、哲学书来看，一本《社会发展简史》开了我的眼界，我以简明的逻辑推理，决心投奔共产主义。
  行军是艰苦的，也是欢快的。前面，解放军一路打过去，势如破竹；后面，我们这些学生兵则大唱革命歌曲：“手榴弹，准备好，照着敌人头上抛……”、“向前，向前，向——前——”远远地在后面跟过去。开头，就那么四、五十里地吧，慢慢地每天增加一点。到后来，连爬山涉水，一天走它个百来里地也没掉队的。
  行行复行行，千里之程，向前二个月。最后一站，从南平坐船，9月20日，终于到了福州。
  二、进驻云霄
  全团千人留福州，余一半分散到八闽大地各个县区，多者六、七人，少的只有三人。
  10月25日，高林森、江治艺和我三人在长江支队后续干部司良纯等带领下，从漳州出发，公路不通，再度步行。同行的还有分配到东山、诏安的干部。三十多人一头马，谈不上浩浩荡荡，倒有点稀稀拉拉，直走到晚九点才到长桥。这一天走得真够呛，等拐进一个小村，找到房子，搭好铺，煮好饭已近十一点了。说来自己也不相信，这一餐，我竟吃了十多碗饭（一整天只吃了几个馒头）。
  次日，轻松到漳浦，住县政府，休息半天。当晚，半夜出发、坐船，告之有情况，不要出声。船在漆黑中缓缓行驶，大家都没了睡意。好长时间都没什么动静。突然，传来了枪声，护送我们的准备战斗，不过枪声较远，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天明，到旧镇，和走陆路的另一队会合。走过河时，那匹历经南征北战、跟随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马，怎么也不肯上船，七嘴八舌中老干部有经验，叫换了一条较大的船，又向店铺借了二扇大门板，这匹马才瞪着大眼睛，乖乖地上了船。上了岸，大家心情很好，晚秋的阳光照得大家懒洋洋的。小江是个调皮鬼，他从老马夫手中接过绳子，牵着马神气地走在前。好在马不计较，小江才没出洋相。傍晚到浯田，宿浯田小学，忙坏了校长。
  我们一行是10月28日（云霄已解放一月有余）从下坂过江登岸进云霄城的。晚睡县政府大厅的地板上，半夜，高林森突然尖声大叫。原来一条巴掌长的蜈蚣在他胸上爬行。幸好没被螫伤，吓得可不轻。这也算是我们进云霄第一天的见面礼了。
  三天后，江治艺分配在县政府秘书室当千事，高林森任财粮科会计，我到公安局当秘书干事。
  三、扎根云霄
  云霄初解放，东山还没解放。海峡局势紧张，台湾经常派遣武装，眼皮下的城乡匪特活动猖獗，当时过的实际是半军事化生活。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做起，干部少、头绪多、任务重，别说是星期六、星期日，就连半夜都要搭上（每晚轮流站岗放哨二小时）。那时，真想大睡三天，该有多么爽快呀！
  虽说过的是紧张、繁忙的“三无”（无电灯、无假日、基本上无文化娱乐）生活，但时间毕竟是挤出来的，最可珍贵的是每天晚饭后二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了。这时，我们三个上海“阿拉”就不约而同地经常坐在旧体育场草地上聊大天，开怀谈笑。
  过不久，增加了一位女同志，即钱伟，他从漳州调下来，分配在民政科。她身材高挑，模样端庄，在三小兄弟面前又显得很谦虚。记得一天，她忽然说她的科长樊生林动员她嫁给县长石瑞，问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有的认为“现在婚姻民主自由”可以自己作主；有的认为婚姻是大事，应该慎重考虑。在草地大家激烈辩论了好几回，那知一个月后的一天，钱伟拿了些糖果分给大家，至此，这场天真有趣的“战斗”才偃旗息鼓。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照样经常在草地上聚谈，小江照样开钱伟的玩笑，叫她“妇婆”。至于那位“月老”樊生林，他虽身躯瘦弱，却经常参加劳动，挑大粪浇菜，扫地搞卫生等等，给云霄人留下了可亲可敬的印象。1953年前后，钱伟跟石瑞调三明而福州；高林森调漳州而福州；江治艺调干学习，到山东济南汽车学校，毕业后，为追意中人，不听领导劝导，直奔新疆而去。回想这段草地闲聊“四人帮俱乐部”，如今在云霄只剩下我一人，却也韵味无穷。不过，这个时候，我已开始会哼：“天乌乌，妹落滹（要下雨）……”并开始交上云霄朋友了。
  此后，陆续调来云霄的南下服务团员有：
  钟家琪，（宣传部，不仅是工作模范，还是个语言家，很快学会云霄话，随卫部长下乡剿匪、反霸、土改、大小会当翻译，现漳州体训基地）。
  段练、小白兔（忘其名）夫妇（团县委、后调上海）。
  张雄（女，她们一家三姐妹一齐南下。云霄建糖厂时，她从福州调来至今，在糖厂离休。
  张立（银行，下乡白塔，半夜乘凉，迷糊中从二楼晒台摔下，不治身亡）。
  沈重旦（县供销社，后调漳州体训基地）。
  李翼翎（车站，他日常随车往返云霄、漳州，家漳州，已故。）
  十年动乱，文革期间，从省、地、市下放了一批原南下服务团员，他们多数分散在各乡村与农民“三同”，劳动改造，（其中不少是曾与云霄编在一个团，在南安、晋江搞“社教”的省话剧团演职员；）有的分配在农场（如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的邵泽，和我一个中队，大家都叫他“胖弟”）；有的分配在县直机关（刘刊大姐刘经时和她的丈夫程镒良以及漳州市五交化供应站的陈锡彦等）。
  “文革”后，就再没有调服务团的人来了。不过可以提一下的是翁楚雄，他是大学生，学的是水利工程，参与了峰头水库大坝建设，长得粗胖高大，却写得一手宋体小楷，书法作品还参加展览。
  到今天，扎根在云霄的是张雄和我二人。
  四、与云霄山水溶为一体
  已走的，他们在云霄留下了足迹，云霄人民会怀念他们，他们也会怀念云霄人民；留下的，几十年风风雨雨，可以说已经与云霄的人民，云霄的山水溶为一体，再也分不开了。这里我想录一段高林森的文章：“……刚到县政府报到时，县委书记郑国栋就说你们几个服务团的学生兵，还要负责起发动当地青年开展新的文化活动的责任……学校方面大概也得到了消息，很快就有老师找上门来邀请……我们利用早、中、晚挤时间去。同学们学得认真，很快就学会了《解放区的天》等一批新歌及秧歌、《垦春泥》、《四月天》、《走娘家》等舞蹈，不久即在庆祝‘世界青年日’及‘学生会成立大会’等大型联欢会和群众游行时用上……个别同志至今还与我们保留着这份难忘而珍贵的友谊”。是的，如一中建校大庆，还发帖邀请我参加盛典。而许周泽老师，我俩几十年来往不断。现在，他已离开我们而去，但深厚的友谊始终留在我心里。他与江治艺也有书信来往。1989年南下服务团入闽四十周年大庆时，江治艺从新疆直飞广州，专门弯道到云霄旧地重游。到我家后，第一个要问要找的就是许周泽老师，而江治艺与方碧云（她也是当时一中学生，后参军到新疆）曲折而动人的恋情、友情，也是在：“沙啦沙啦独啦独”、“……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的歌声中最初建立起来的。虽然他俩有情人终未成眷属，但美好的友情依旧。1990年方碧云夫妇（其夫姓吴，浙江诸暨人）从新疆石河子市退休到闽南找定居点，还到我家带来了江治艺托带的一斤红羊毛线。
  最后，说几句有关自己的。在公安，头尾我干了十九年。“文革”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县学习班过的。学习班结束，到马铺参加峰头水库建设，头头尾尾，差不多也有十七、八年吧。1984年在交通局干了二、三年后，乘退二线的时候，请准离休。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竟不知已是七十的白头翁！
  说来惭愧，如果要考试入云霄籍，就冲这吃了半个世纪云霄大米的我至今仍一口“半精白”（语音不纯正），怕是不及格的。好在三女一子已立业成家，早云霄化了。至于四个小孙孙，除“乌累”（有钱）上海，“毛累”（无钱）“尚害”外，那么，“侬格阿啦一道到上海去白相白相（玩），好口”，上海话是一句也不会说的。
  其实，现在云霄和上海已无啥大差别。难道说炒股还要跑到上海去吗？不必，坐在家里按键就是了，甚至“上网”全球，眼下就可办到。倒是上海却在大造人工山水。云霄，青山绿水，养仁养智，是个好去处。三年前我就告诉孩子们，今后我的骨灰要撒在将军山下，漳江河畔，我将随这块宝地的风和水，在此天上地下遨游。
  云霄，我的第二故乡，而对我的孩子们来说，则是第一故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