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64年深秋，云霄县首批青年上山下乡，各界组织欢送，红花夹道，锣鼓喧天，一时传为佳话。三十年过去了，这一切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很少有人提起了。只留下苍茫的油柑岭下，横卧着几座平房，勾引过往行人，指指点点，评说它昔日的辉煌！我便是那首批下乡青年中的一员，在内寮这个地方，春耕冬种，风雨中滚打了十四年，直至1978年才离去！又十几年过去了，偶尔有下乡故人来访，寒暄之余，相视感概：当年垂髫年少，如今已鬓发萧疏，垂垂欲老矣！老则话多，尤喜谈旧事，于是那逝去的一幕幕便重新掀起。近来自度：内寮那段岁月，虽说平凡，然而那足迹曲曲弯弯，却是十分生动而又真实的，于是记叙如下。
  （一）
  1964年，我高中肄业，一时未能谋到事干。从报刊上经常看到上海支边青年建设新疆的有关报道，还有董加耕、邢燕子等青年下乡的一系列事迹，意识到青年学生建设农村，开发边疆似乎已成为大方向，但其人其事，远在北方的大城市，因此也未曾把下乡劳动和自己联系起来。1964年10月的一天，溪美街街政府通知我当晚去礼拜堂开会，我去后才明白，为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县里准备组织青年下乡，于是把我们这些社会闲散青年召集起来，开动员会。当时我想，与其在城关闲着无事干，不如下去看看，无非是吃点苦罢了，或许还能闯出一条新路来。于是几天后，我便带着户口册，到街政府去报了名。
  当时县里有个主管单位叫“精简办公室”，专门处理我们这些青年下乡的一应事务。记得我们每人有六十元的安置费，其中三十六元做为下乡后六个月的伙食补贴，二十四元发给个人，以购买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又每人可以照顾购买棉被、被单、蚊帐中的任意两件。于是我买了一件蚊帐、一条棉被、一把锄头、一担畚箕后，实际领到了七元钱。当时精神振奋，大有投笔从戎，奔赴前方的激情，也不去计较钱的多少了。
  11月23日，天气晴和。清晨，有街道干部上我家来，帮我整理行装。当时行李甚为简单，一件被包，一个木箱而已。街道干部帮我把行李搬往街政府，统一上车。我们这些下乡青年集中在人民会堂前，记得当时锣鼓喧天，彩旗飘拂，有许多欢送的人群。接着有领导讲话，大意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大有作为”等等，然后有领导前来和我们逐一握手，还有人分给我一朵红花。只是当时年纪小，记不得那么多的首长，只知道他们个个和蔼慈祥、笑容可掬。后来，我们列队游行，经中山路至经堂口车站上车，前往内寮。路过莆美、大埔两村，道旁有小学生挥彩旗迎送，在奔驰的汽车上，尚可清晰地听见他们“下乡光荣，劳动为贵”的口号声！
  下乡青年分乘四辆汽车，计一百十几人（其中有整户下乡的四户人家）。后来才知道，这些人中，有高中毕业生戴天冲、张俊标、吴大维、陈衡山、方竞雄、黄耀妍等，有中专毕业生梁惠鹤、高子余、陈楚文等，还有初中毕业生陈健全、潘慎修等二十多人，其余的大多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男青年多，女青年只有十几位。据后来统计，这些青年中年纪十八岁的最多，属猪的，共三十几位；其次是十七岁，属鼠的；十九岁，属狗的。年纪最大的叫高思贤，近四十岁；最小的叫方绍禹，只有十四岁。
  同车前往内寮的有县委干部洪瑞玉，镇干部陈添春等，还有一位瘦小的中年人，挺和气，后来成为我们的场长，叫张乌联，是位老游击队员。
  在我们之前到内寮下乡的有陈耀城、唐明和、张栋材等数人。
  同年12月，第二年5月，又有两小批城镇青年到内寮来，组成了相当规模的内寮知青部落。
  （二）
  在我下乡之前，只知道内寮在油柑岭下，离县城三十里，可从来没到过，汽车过大埔右转不久，便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全称叫大埔公社内寮农场，原是大跃进期间由当时的红旗公社组织各村劳力开垦出来的，后经几番变革，由大埔公社各大队派社员驻在这里耕作。有两个农业生产队，一个果林队，我们这些下乡青年也就分别编入。我分在第一生产队。不久，各大队抽调的社员陆续迁回老家，只留下几位精通农业生产的老农负责指导我们，内寮农场也便成了名符其实的知青农场。
  另外，这里还有两个自然村，分别叫口寮和内寮，合计有四、五十户人家，全称口内寮大队，耕地与内寮农场交错毗邻。
  为迎接我们的到来，内寮农场在口寮、内寮两村间的一处山坡上建了两排平屋，每排十间，每间十五平米。我们到来之时，上排宿舍尚未完工，所以我们便挤在下排宿舍里，每间住八个人，打统铺，劳动工具、生活用品都堆放在床下。反正都是年轻人，嘻嘻哈哈的，也不觉得苦。后来上排宿舍建成，才重新安排每间住五个人，一人一铺位。
  下乡第二天，我们听取了原内寮农场书记张文山的报告，并实地察看了属于内寮农场的耕地、食堂、水库、猪舍等。一个长期生活在城镇的年轻人，面对着眼前的绿水青山，心情豁然开朗。于是有人建议：明天就下地干活去！当时正属秋收时节，田野里水稻一片金黄，正待开镰收割，所以，场部也就答应了下来。1964年11月25日，便开始了我们作为下乡青年的第一天劳动！
  农场办集体伙食，每人粮食定量每月三十斤，主要以自产的蔬菜、花生、豌豆为小菜，偶尔佐以咸鱼干。因为吃肉的机会少，加上大家年轻，胃口好，又干重活，所以通常是下工钟响，大家便拥向食堂，领到饭菜，“三下五去二”，干净利索，很少有浪费粮食的现象发生。
  这里属云霄、诏安交界处，较为偏僻。不久之后，我们便碰到了许多神奇的麻烦事：不说夜里蚊声雷动，老鼠和人同床共寝，也不说荒草道、田埂边时有黄蛇自脚边窜过，单是那白天里满空飞舞的小咬虫，便教人束手无策。初夏中午，即使是躲入蚊帐，也无法抵御它们的侵袭，直咬得你皮肤红肿，疙瘩满身。那水田里的蚂蟥，尤为可恶，一闻水声、成群而至，触及皮肤，便咬住不放。那些生长于城关的女青年，又何尝见过这般怪物！一旦被咬，则尖声哭喊，狂跳不已，直至男青年闻讯赶来，把那恶虫揪去，偏又血流不止，教人不知所措。下乡初期，如此种种，一言难尽。
  这里远离县城，交通不便。如今满地里横冲直撞的手扶拖拉机当时尚未问世，所有下乡青年中唯戴天冲有一架旧自行车。县精简办公室的领导每年来看望我们几次，有时也放放电影，对我们来说，真可谓是精神方面的大改膳。除此之外，马山、下云，甚至杜塘、柘林等地放映电影，我们也会结队前去观看，然后踏着月色，连夜回场。记得有一次，云霄放映印度故事片《流浪者》，我们男男女女十几位，于下午放工之后，取道马山小路，步行回云霄，看完电影后连夜赶回，至内寮时下半夜两点半。第二天照常下地干活，热情可谓高矣！
  虽说是各方面条件并不优裕，但人们精神面貌却很好。下乡不上一年，不少同志便学会了犁耙、插秧等农活。女青年不怕劳累，敢于挑厕肥，清牛栏粪。果林队在油柑岭种西瓜，到宿舍边挑厕肥，往来五里路，郭麟芳一个下午竞挑了七担。细细算来，那是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在田埂上奔跑了三十几里路啊！
  1965年底，结算分红，我共劳动了三百四十几天，得了三千二百多工分，每个工分值三分半人民币，这样，扣去全年伙食费和预借款，我共盈余了近30元钱，在农场中算是中上水平了。钱虽不多，却是自己劳动所得，因此那几天，农场上下喜气洋洋，还有人连夜敲开代销店，买酒助兴的。
  这一年，县里领导常来关心慰问，并筹办业余学校。不久，下乡青年李惠华、陈瑾被送龙溪卫校读书，后又有陈建全送省商业学校，吴润泽、郭庆明等送邵武煤矿中专学校学习。据说当时还准备送十名青年招工到县食品厂去，后因并入常山农场，没有调成。
  我们是1966年春并入常山华侨农场的，从此更名为常山华侨农场东升管理区，不久，总场在下乡宿舍左侧山坡上建新房四座，准备接侨。文革开始，接侨中断，我们便临时接管了这些新屋，当成宿舍，住宿条件明显改善。按当时常山农场的包工制度，下乡队除管理原来的水田、旱地之外，还开拓荒地，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每月可向常山拨工资一千四百元左右（当时我是出纳员），每个劳动日（以十分计）可得六毛钱，一个正常劳动力月工资二十几元，经济状况也明显好转。除此之外，我们还享受全民所有制职工待遇，自己觉得生活有了保障。于是年轻人身上潜在的浪漫气息便渐渐地释放出来，劳动中的歌声响亮了，你唱我和的。吹笛子拉二胡的人也多了起来，吴大维、方维坚、陈衡山便是这方面的好手。晚上空闲，月朗星稀，电影插曲，革命音乐直至《二泉映月》、《十送红军》等名曲，便在晴和的夜空中回荡！后来，下乡青年还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节目，参加常山农场甚至于县里的文艺会演，还获过奖呢！
  这是属于内寮下乡青年的一段黄金岁月！其时虽说已进入了“文革”，县城满街大字报，高音喇叭震天响。在内寮，却是风平浪静。虽有一些小道消息传播，但人们往往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摇摇头，继续扛起锄头下地干活！所以在无政府思潮泛滥的那一段时期，外头停课闹革命，步行串联，而我们却凭着一颗赤诚的心，有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继续奋斗在农业第一线。一百八十亩的水田，几百亩的旱地，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从没有让一块田地荒芜过。我以为，从这一点看来，内寮的下乡青年是无愧于历史的！
  （三）
  “文革”继续下去，县精简办公室终于瘫痪，我们失去了来自“娘家”的关心和安慰！
  “文革”继续下去，常山爆发武斗，农场党委无法正常工作。虽说不久即成立了工农业生产领导小组，但“抓革命、促生产”，事务繁忙，对内寮下乡青年也就无暇顾及了。
  一系列沉重的消息接踵而来，在我们心头投下了阴影。不久，常山农场派遣军宣队进驻内寮。据当时的说法，“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老大难单位”，更何况下乡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于是组织动员群众，检举揭发阶级敌人。不久果然揪出了七八个，于是禁闭，写交代，批斗游乡。每天清晨，挥舞竹扫，打扫卫生，名曰“劳动改造”，折腾了好一段时间！
  当年揪出的“阶级敌人”，个个“罪行累累”，至今想来，啼笑皆非！下乡青年方某，收工回来，上食堂吃地瓜饭，吃到块臭地瓜，用汤匙挑起，顺手甩出窗外，不料抛中贴在墙上的领袖像，于是有人检举，方某即以“现行反革命罪”遭关押，说他是“有刻骨仇恨”，不然怎么会用烂地瓜进行“恶毒攻击”等等，还要进一步分析阶级根源。这在当年是十分严肃的政治事件，谁敢说半句同情的话？！于是人人自危，唯恐祸自天降，只好天天呆在田里，多干活，少说话，以求平安。
  “清队”的结果是把二十三位下乡青年调往下云、柘林等地，分散管理。人是走了，但无疑对下乡青年的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加上1969年以后，常山农场下放云霄县主管，改为每月发3至5元的生活补贴，因此人们的思想十分矛盾，以后的生活如何安排更成问题，农村的农民还有点自留地，能种菜养猪，喂鸡下蛋，而我们除锄头畚箕外，一无所有。当时县里虽有了“知青办”，但由于人员更迭，对下乡于“文革”前的我们不甚了解，加上“文革”间，一切都不那么就绪，所以上述情况多次反映，也未能得到解决。
  面对种种具体困难，部分青年产生了动摇，试图返回城关。但由于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回城谋生决非易事。所以，绝大多数青年依旧留了下来，开始了扎根农村的人生旅途！
  （四）
  我是1969年在内寮结婚的，妻子陈绿茵也是1964年下乡的，初中毕业。通过五年的相互了解，达到彼此间的信赖，于是决定在农村安家。一床一桌，两把锄头，便是我们当时共同拥有的全部家当。一间十五平米的宿舍，贴上领袖像，便是我们温馨的小窝。第二年，孩子出生，更给这小小的空间带来无限的情趣。孩子出生后三十六天寄入归侨队主办的托儿所，我们则一块下田劳动。晚上，我到生产队记工，她料理家务。靠两把锄头，维持着最起码的物质生活。虽处困境，但能相濡以沫，倒也和睦顺美。
  不久，妻患风湿性心脏病，多方治疗未愈，病情日重。我更陷入绝境之中，靠我一双赤手，养家糊口，殊多艰难。当时我在远离宿舍的一处山湾里开了两块荒地，加上队里分给的饲料地，约有三分多的水田，一年种两季水稻，秋后再种烟叶，每年可收入一百多元。当时，这并非符合政策的事，只好悄悄地干。我每天清晨到自留地里干活，上工时再和大家一道劳动，一天五班制，忙得团团转。为了熬过难关，什么饥饿劳累，烈日寒风，都不在话下了。1974年冬，我又学会了烤烟，当起烤烟房的烧火师傅来，以赚取每晚5角钱的夜班补贴。这样的日子，直持续到1978年。
  这段期间，下乡的青年也大抵走着相似的路。随着年龄的增长，建立家庭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因陋就简、呼朋引伴，几年间，建立起一个个的新家。配偶多来自邻近的乡村，也有东山、峢屿、火田、和平的。劳动中谈天说地、北调南腔，别是一番风味。不久，食堂停办，单身青年也各起炉灶，自办伙食。收工之后，炊烟四起、热闹而又无聊。
  1976年秋，“四人帮”下台。下乡青年拍手欢呼，奔走相告，足见人心之向背！人们翘首以待，盼着上头来个好政策，给我们指一条光明的路。随着有关政策的一件件落实，我们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于是人们愁苦多年的脸上重又绽开了笑容！
  1977年秋，高考制度恢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招生简章。按规定，我可以报考。于是我心中一潭枯寂多年的死水重又泛起了波澜！我与妻子商议，去考！去碰一碰运气！但毕竟是离校多年，书本知识早已忘光，如何应考，心中自是茫然。但主意已定，经一番奋斗，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场高考，并上了录取线！
  大概是年龄偏大的原因吧1大专院校没有录取我。1977年底，我依旧在内寮烤烟。直至1978年4月，才接到漳州寄来的“龙溪地区中学师资培训班”的入学通知书。当时悲喜交集，喜的是天不负我，终于闯出了新路；悲的是妻子已步履艰难，儿子年方八岁，母子何以自立…
  卖掉家中所有的稻谷和烟叶，共得一百余元，交与妻子当生活费。一番叮嘱之后，我便枪然离开内寮，读书去了。后据妻子来信，我走后，她们母子两人得到场内农友的多方关照和援助，送柴，送菜，延医买药等等，教我阅信之余，感激万分！
  我于1979年秋到云霄师范实习。实习期间，妻陈绿茵病逝。做为一名城镇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征途上走完了她短暂的一生，未能看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未能领略经济建设的明媚春光，实为遗憾！
  我离开内寮不久，上头落实上山下乡政策，凡“文革”间下乡的青年都允许回城，并重新安排工作。而内寮这一批下乡青年却未能分享这一殊荣。询问有关部门，其答复是内寮这一批青年已归入常山华侨农场，属国营职工，全民所有制的，不存在分配问题，因此至今未能解决。后来，随常山农场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注意到量才录用问题，于是有部分同志调离农业，安排到更能发挥他们才干的部门去，这实在也是很值得庆贺的事。
  这几年来，内寮其余的同志也陆陆续续通过各种途径返回了城关，或经商，或打工，千行百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总之，都汇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开放改革的洪流中去了！我真诚地祝愿他们，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