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份于1940年元旦创刊、由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部出版发行的《抗建画刊》，仅出版二期，因刊登当时在重庆的一些进步作者的有关讯息而被勒令停刊。此两期刊物已散失半个世纪多。1992年，我县图书馆柳启敏同志从旧图书中发现了上述画刊的第二期一册，使这份历史性刊物在湮没五十多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为本省抗战宣传活动保存了一份珍贵的资料，可惜创刊号尚未发现。作为当时该刊主编的我，忆起创办该刊的历史背景及其筒要过程，不禁感慨系之。
  我是在1930年考进国立杭州艺专的，其间辍学一年，至1937年在本科绘画系毕业，原拟去日本深造，不料“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军兴，我的计划泡汤了，遂在家乡云霄县立初中执教一学期。越年，到一别廿年的南越探亲并拜谒生身母坟。
  这次赴越，取道厦门候轮，逢日军进攻厦门，只得单身脱险过鼓浪屿。眼见同胞为日军枪杀后弃尸于海，随海潮在厦鼓港面漂浮，惨不忍睹。刚好有一艘荷兰邮轮停泊鼓浪屿港后援载中外逃客，我高价购得统票一张，登上轮船，始放下心来。但见靠近厦门大海面停着多艘灰黑色日本巨舰，高桅上膏药旗扬威，一时亡国恨之凄怆涌上心头。
  轮经香港，再启锚南下，驶进西贡港泊于码头，又有一番气恼。外国人由各自驻西贡的领事馆派员先接上岸，继之，一批体面华人通过在西贡有地位的亲朋接下船，他们都可在舒适的优待室另办入境手续。最后剩下我们这批低级难民，由海关人员好象赶鸭群般押入一座锌板屋顶的大仓库，库内闷热，人多拥挤，汗流浃背，喉干舌燥，几欲窒息。等了许久，才一个个被叫出去到卡廊填表盖十指模结，并缴纳移民“人头税”，领得一张临时放行证，后再换办正式移民身份证。越南这时尚属法国殖民地，把我们中国人入境简直视同犯人入监，作贱民看待！中国虽有驻西贡领事馆，乃“弱国无外交”，形同虚设。
  在越期间，住在家三叔店中，日以教读诸堂弟为事，深感烦闷。一日，喜接老同学卢鸿基自重庆来信，谓郭沫若在军委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之职，他在其属下工作，荐我到重庆一同搞宣传工作。我便辞别家三叔束装上道，自西贡乘上滇越路火车到达云南昆明终点站下车。到了昆明，特地坐黄包车去找一位曾在杭州艺专谈过爱情的女同学，不料竟吃了她的闭门羹。原来她在数月前就停止给我写信，已是移情别恋。这一意外突变，使我如遭电击，几欲晕倒，一时想不开，重庆也不去了，便折返越南河内，转海防搭轮回家。
  抵家不几天，头脑逐渐冷静，悔不该贸然为了一个枭情的女人而不去重庆，自毁前程。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朵花”，弄得此后坎坷一生。
  1939年秋，我本已接受云霄县立初中任教聘约。未开学时，忽接陈嘉音自连城县来电文，说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需要绘画宣传人员，荐我偕李守弼前去云云。我认为机不可失，即退还学校聘书，复电成行。到了连城才知还有同学、同乡二人，一在国民党省党部任干事兼抗敌话剧团团长的方扬声，一一为录事吴月秋。时陈嘉音系寄住吴月秋处自修功课，准备到永安投考省立师专。
  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部长曹挺光只要约见我一人，；由陈嘉音陪同前去。
  曹挺光在其小办公室接见，询问我的经历后，问我过去有否参加过什么党派组织。我以“否”答之，他感到满意，并对我说：要参加这项工作，必需加入国民党，征询我“愿否”？我虽知这个条件是一条套索，如不答应，工作必然落空；暗自思忖，不如权当“江湖落难女，卖唱不卖身”。于是就答应了他。曹即委我为宣传部干事，主持画刊编辑，李守弼为办事员协助编辑。
  工作及任务既定，由吴月秋联系安排宿舍，陈嘉音、李守弼和我三人合住一房，又在饭馆包下伙食。这间宿舍既是寝室，又作为三人作画之所。画稿随时由我送宣传部交刻印师傅刻板。
  画刊定于1940年元旦出版创刊号，中心内容：发动抗日。在外稿还不及征来时，靠三人（陈嘉音笔名元宙，李守弼笔名首伯、李艾迪）自供自给，集编成样册，送审通过后付印。战时纸张是用毛边纸印刷的，有点土里土气，我们也是初学木刻画，不免幼稚和粗糙，但画刊一出版，反响还好。
  这时，汪精卫已投敌，在日本“以华制华”的阴谋策划下，南京成立了伪政府，群魔乱舞。我们决定在2月份出版以扫奸为内容的第二期画刊，给予当头一棒。稿成，因宣传部原总编辑他就，未有人接任，我就直接送给部长曹挺光审批，适他卧病发热，勉强起来审阅主要画稿；对文字材料比较疏略，只把头一点就算通过。
  这第二期一出版，问题来了。
  部长曹挺光面现怒意，约见我说：“画刊即日停止出版！”“何故？”我问他。答道：“经费困难。”我一时气上心头，带着讥讽的口吻问：“一个省抗敌后援会宣传部就这么没办法？”曹不加置答，宣告我留下，每日摘抄前线报道新闻，写成大字报让工友贴于街上大字报栏，並令转知李守弼退职。
  这下子陈嘉音考省师专去永安了，李守弼也“打道回府”了，我也决定“不为五斗米折腰”。
  画刊被勒令停刊，啥原因？我一直不知所以然，曹说是经费困难，当是托词。我不停地思索，终于悟出其中道理，原来是第二期中那则《艺坛报道》出事。其中记述到一些老同学，有参加中共工作的，有去延安的，还有赫赫有名的共产党文化人胡风的名字。其时国民党中委陈肇英任浙闽监察使兼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在其所属的省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刊物上，竟出现这样使国民党尴尬难堪的报道，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内部的震动。
  我为此感到有点紧张，怕遭遇什么不测，便暗中写信给云霄朋友，请打一电报给我，谎告家母病危速返。我持此电文哭丧着脸找曹挺光请准我离职回家；实则我搭上去永安的车到省农业改进处，托一位在那里任会计的同乡，介绍到该处乡下的农场学习园艺栽培，决心“不看人面看土面”。
  附：《抗建画刊》第二期封面、封二影印件于次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