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原籍诏安县湖内村，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乌山游击队，在东路工作团领导下，于云霄官洋（包括官宅、马洋、内大埔等村）和诏安湖四区等地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底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21团。后来，为配合和平解放云霄，我被地方借调出来，派到官洋开展工作。云霄解放后，调地委党校学习。
  1950年夏，我到第三区工作，区公所在马山。当时人民政权刚建立，土匪活动猖狂，社会秩序尚未稳定。三区所辖的官洋，是山区中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产地，非抓好不可。我对那里情况比较熟悉，便主动要求到那里去工作。从马山到官洋有二十多里崎岖不平的山路，时当炎夏，我穿着草鞋，扛着步枪、行李，再到官洋，住于官宅村。
  一到官洋，就听说诏安林墘村遭到土匪抢劫。林墘距官洋片的楼仔岭村仅一山之隔，楼仔岭到官宅也只有七八里路。我随即将情况向区领导汇报，并加强了戒备。
  官洋东南七里，是云诏交界的松仔岭，每逢农历二、五、八日，官洋到诏安四都赶圩的群众都从此经过。七月廿五日，赶圩的群众在松仔岭遭到土匪抢劫，我立即召集农会主要干部进行研究部署，决定组织精悍民兵出击。廿八日由我带领，提前于夜半时分到松仔岭一带埋伏。准备就绪后，忽接区公所通知，要我到马山参加三天紧急会议。我只得把任务和自己使用的步枪交给农会于部张××等人，并反复强调要按计划行动。
  可是廿八日张××等并未按计划行动，松仔岭也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廿九日，会议一结束，我就迅速赶回官宅，问明昨天的情况后，我感到情况复杂，可能内部有问题。但时已黄昏，根据区委布置，会议必须立即传达贯彻，因此决定先传达区委会议精神，然后再具体研究部署防匪问题。
  当天夜晚，乌云密布，天气异常炎热，群众大会在官宅圆楼后的大巷中召开。八点多钟群众先后到齐，我将区委紧急会议关于夏收夏种、向群众借粮支前，抵扣当年公粮任务等事项，做了详细传达、布置。
  十点左右钟，会议结束，我刚坐下要整理笔记，突然从大巷两侧冲出十多名匪徒，四五支短枪的枪口对着我，并发出如狼般嗥叫。情况十分严重。紧急中，我一下把灯火吹灭，并顺势往下一蹲，这一蹲倒把匪徒们吓退了几步。说时迟那时快，我迅即乘着漆黑的夜幕，一跃沿着墙边往南面巷口猛冲。由于天黑，冲出不远，冷不防头部撞在瓜棚柱子上，随着碰撞声，匪徒开枪了，我被打中右上臂，一个猛撞又中了一弹，即时昏厥在血泊里。
  当我猛醒时，我已被一个匪徙抓住后背心从地上拉了起来。我右手臂骨被打碎，顿觉疼痛难忍。但当时才二十出头，血气方刚，凭着在游击队锻炼的战斗经验，在这千钩一发的生死关头，我咬紧牙根，忍着剧痛，一个左扭急转身把旧背心挣断，顺势用右膝盖对准匪徒下部猛力一拱，紧接着又一脚把他踢倒，忍住剧痛向巷口冲去。
  匪徒们发现被我挣脱，即时大嚷大叫，四面开枪。当我冲到巷口时，发现一个高个子匪徒正拿着步枪把住巷口。这时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拼着一条命一脚把匪徒踢倒，凭着地形熟悉，绕道沿着官宅小学的左巷继续冲向村外。官宅小学原是一间祠堂，大门外是操场，操场外有一道丈来高的坎，坎下荆棘丛生，小河静静地流淌。为了避开匪徒搜索，我跑过操场，跳下高坎，准备冲过小河。可是此时枪伤发作，浑身剧痛难忍。我已精疲力竭了，一晃跌到河边上，喝了几口溪水，爬到河滩上就昏了过去。
  后来，听说匪徒们在村里打了一阵乱枪，还要寻找我，被跑到村外的农会干部，用菠萝叶子卷成喇叭吹响号子，土匪以为是我民兵集合起来，才慌忙撤走。
  土匪走后，农会的干部燃点火把，沿着血迹找到我，连夜用担架把我抬到区公所，再转到县城。那时县医院缺乏医疗设备，县委决定进行紧急处理后，立即转漳州医院，并派外科医生孔长福护送。当时交通不便，只得疾步用担架将我送到漳州人民医院。经检查，我的右臂肱骨粉碎。由于伤口感染，炎症已蔓延至胸腔，伤势十分严重。经组织上同意，在不得已情况下，做了截肢手术。从此，我失去了右臂。
  与土匪搏斗的时间已过去了数十年。几十年来，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和不便，右手没了就用左手练习写字和操作，坚持身残志不残，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到底。
  编者按：沈文福同志1956年至1966年任云霄县县长，此前还任过云霄县人民法院院长。“文革”后期，调福建省水利电力厅设计院任党委书记。现已离休。
  又据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查明，袭击官宅农会的，系以诏安三青团头子徐济明为首的股匪。游击队叛徒吴阿斗，国民党官洋保民代表吴天理、保丁林江泉与之勾结，作为内应。廿九日，近百名匪徒窜入楼仔岭村，封锁了村子。到晚饭后下山，埋伏于官宅村附近。当晚，袭击了官宅农会，制造了“官宅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