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云霄县解放后，我于1949年10月，从乌山游击队政工团分配到中共云霄县委办公室工作。解放初，社会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尽管工作任务繁重，斗争环境艰险复杂，生活又比较艰苦，但同志们都以革命者的崭新姿态，团结奋斗、朝气蓬勃地投入各项革命活动。这段工作确是紧张热烈，有声有色。虽然过了四十多年，但在我的脑海中仍留下难忘的印象。
  一、解放初的云霄县委机关，先借用旧银行作为临时办公地点。日银行房子是临街一座三层楼建筑物。我们接管时，除了办公、生活用具如桌椅床铺及一些档案材料外，房间里到处堆放着一捆一捆作废的旧钞票。县委机关开始只有郑国栋、赵克良、王连璧、杨雪山、、王鸿宝、赵连槐、李广天、林文等十几位同志，房子狭窄，加上腾出一部分房间办公和对外接待，住处相当拥挤。几个月后，不得不迁移西河街“成利”号的房子，居住条件才有了较大的改善。
  这时，邻近的东山、诏安县尚未解放（诏安县到1949年12月，东山县到1950年5月才解放），对敌斗争形势依然尖锐、紧张。解放后约半年多时间，县委机关干部过着半军事化生活。根据斗争需要，一般都发给一支步枪和若干发子弹，有的发自卫手枪，县委组织部干事杨雪山则掌管着一挺机枪，随时准备战斗。机关干部白天工作，夜间轮流值班站岗。生活上坚持一天吃两餐干饭，上午八时半用早餐，下午四时用晚餐，早饭前参加政治学习一小时，晚饭后自由活动，夜间继续办公或下基层工作。除少数领导按规定享受“中灶”待遇，大多数同志都吃“大灶”。我在游击队时已习惯一天吃两餐，所以还能适应，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往往需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习惯这种生活。
  解放初两三年，干部实行供给制，除吃饭由公家包下来外，每月发给一点津贴（日人民币一万多元，折新人民币一元多），供个人理发和买肥皂、黄烟之用。每年另发一套龙头细布的灰色服装，逢节日机关伙食略有改善。虽然生活条件较差，但在革命理想的鼓舞下，同志们发扬拼搏精神，全力以赴地抓工作，精神状态很好。县委机关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关心，有说有笑，在称呼上互称同志，或直称“老×”、“小×”，不称呼职务。记得初次见面，县委秘书王连璧同志对大家说，我们都在革命队伍中干革命工作，政治上是平等的，职务只是工作上的分工。同志们叫我“王同志”或“老王”，称县委书记郑国栋同志为“郑同志”就好了。郑国栋同志表示赞同。以后，我们就按这样称呼，一直到现在，我仍按老习惯以“郑同志”“王同志”亲切地称呼他们。在机关的集体生活中，同志们晚饭后经常是几个人一起到外面散步，生活上打成一片。记得1950年夏季有一天晚饭后，郑国栋同志和我们几个年青的干部一道到漳江洗澡，路上边走边谈笑，到河里洗澡时也是天南地北、自由自在的漫谈。郑同志给大家介绍北方有趣的风土民情和老区的革命斗争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回机关时不觉天已黑了。这段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时候，上下级之间都确实有“亲如一家”之感。如果有哪位同志病倒，其他同志就到宿舍嘘寒问暖，自动帮助延医抓药，哪位同志家庭或个人碰到困难，领导和同事都很关心，认真地给予支持和帮助，充分体现了革命队伍中真诚的同志友谊。
  二、解放初期的云霄县委机关，精兵简政，勤政为民。县委领导及下属十几个干部，要担负指挥全县各条战线的革命和建设工作，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等方面的任务也很繁重。当时，以郑国栋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云霄县委领导（包括县长石瑞，县委宣传部长赵克良，县委委员张大目以及县委秘书王连璧等）忠心耿耿地为云霄人民群众服务。他们以身作则，认真负责，作风深入，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尤其重视对年青干部（知识分子或工农干部）的培养教育。他们在领导工作中极为注意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现就我所知和所经历的略述几点：
  1。重视调查研究坚持抓点
  解放初，城乡大力开展宣传教育以安定人心。机关企事业抓紧接管，建立新的规章制度，以革命政权的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农村则要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和剿匪反霸斗争。我们虽在县委机关工作，但根据领导要求，经常抽时间下基层协助工作。开始，我常到云陵镇，不久就到北门（旧称享堂保，后与县前保合并改称第五街）抓点。一般是白天在机关工作，晚饭后下基层，对这一带的社会情况和阶级情况进行调查，并在北门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会。每隔几天把工作情况向在机关主持工作的郑国栋同志汇报。刚解放不久，农民群众由于对形势和党的政策不够了解，加上诏安、东山尚未解放，因而思想上顾虑重重，怕变天，怕反攻倒算，召开贫苦农民会（当时还未划阶级）有的不敢参加。我把情况向郑国栋同志反映，他帮助我进行分析后，提出一定要抓住反复宣传全国胜利形势和在贫苦农民中开展诉苦运动两个重要环节，尤其要搞好“忆苦”“诉苦”工作，把贫苦农民发动起来，他们就会积极投入斗争。我按照领导的要求去做，北门一带的农民群众终于发动起来了，这一带的减租反霸和组建农民协会工作逐步深入开展。郑国栋同志除了在干部会上肯定了享堂保发动群众组建农会的经验外，並让我写稿投登《漳州日报》。不久，各村的农民协会纷纷组织起来，一场反封建斗争在农村迅速展开。接着，云霄县委根据上级的部署，决定由县委秘书王连璧于1950年11月带领我们办公室几位同志（林琨、陈和声和我）配合二区区委在船场村搞土改试点。土地改革对于我们几个年青干部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王连璧同志满腔热情地对我们进行帮助指导，同我们一起，采取边工作、边学习、边研究的办法，既注意放手发动群众，又认真执行政策，因而船场村的士改工作进展较为顺利。试点取得经验后，土改运动逐步在全县分期分批地进行。县委要求各区都要有自己的点，以点的经验指导面的工作。我从船场村回县委办公室，除协助领导掌握全县土改运动开展情况，做好上下联系外，还挤时间到五街和菜埔村协助抓点，定期向领导汇报。为了及时发现土改运动中的问题，云霄县委在运动中期又派王连璧同志带我们办公室几位同志到后埔村检查土改工作，帮助当地工作队发现和解决一些政策上的间题，并把情况通报各地引起注意。结束土改阶段，县委派我到龙坑村搞调查研究，协助该村处理土改中的遗留问题，并把情况在县扩干会上通报交流。
  “一切通过试验”，“典型引路”，这是我党在多年革命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云霄县委解放初期在工作中重视和坚持抓点，不但可以取得经验，避免工作的盲目性和走弯路，使工作开展较为顺利；也使干部在基层的实际工作中受到了锻炼。我和县委办公室林琨等同志，由于较常下基层抓点和调查研究，回到机关协助县委领导开展工作就有实际经验和第一手材料，同基层群众联系也加强了。我在云霄县委办公室工作两年多，下基层抓点和搞调查就有六、七次（1952年土改后全县城乡开展民主建政和生产建设，我又被派到菜埔村抓点），下乡时间加起来在300天以上。据我所知，县委有的领导如赵克良、张大目，还有县委秘书王连璧下乡时间就更多了。县委书记郑国栋、县长石瑞等主要领导同志，他们在主持县委和政府全面工作的同时，经常下基层帮助指导工作，并亲自抓点，他们同基层于部、群众在频繁的接触中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郑国栋同志调离云霄县几十年来，经常有云霄县的干部和群众去找他，不少人碰到疑难问题也乐于向他反映，同他讲心里话，这种革命同志的深挚情谊真是难能可贵啊！
  2.加强领导办好简报
  1950年上半年，有一天，郑国栋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协助县委办一个小刊物，刊物名称叫《工作往来》，主要任务是及时交流全县城乡（重点是农村）开展群众运动和生产建设的情况、经验。刊物不定期编印，发到机关和农村各有关单位。开始，只是把来自区、乡的汇报材料（口头或书面）编写成稿件，后来下面送来的稿件逐渐增多。《工作往来》编印前，我先把经过选择认为有指导意义的材料加以整理（每期两三篇），然后送给郑国栋同志修改审定，再由云霄印刷厂排印。郑国栋同志对刊物十分重视，亲自约稿、组稿，有时在会上或电话中听汇报，认为材料有普遍意义的，就叫有关同志写成稿子送来。他经常说：我们通过《工作往来》可以为基层工作的同志指明方向，交流经验，还可以表彰先进、激励后进，让典型和事实讲话，对工作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在编印《工作往来》过程中，使我深为感动和难忘的是郑国栋同志高度的认真负责精神。他在修改和审定稿件时，真正做到“反复推敲，一丝不苟”。有一次，我在一篇稿子中把几个句号写成逗号，分段也不严密。他看后拿着稿子找我，严肃地说：“虽然是一个标点符号问题，但用得不当意思就不同了。”又说“我们的稿子是用来指导革命工作的，写文章必须抱着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不能看作只是一般的写作技巧问题。”他强调写文章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应马虎，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不良后果。我在郑同志的言传身教下，在写稿和审稿中逐步培养了比较严谨的习惯。以后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自己和别人写的材料，不但注意在内容上，而且在文字上也字斟句酌，一改再改。如有同志提出异议，我就把郑同志对写作的高度负责精神和严谨作风给他们介绍，使他们能愉快的接受。去年有一位在云霄供销社同我一起工作过几年的同志（后调漳州工作）在见面座谈时，对我说：我多年来搞文字工作有所进步，写材料比较认真细致，主要得益于老同志的帮助和影响，尤其在供销社那几年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
  解放初期，云霄县委办的《工作往来》共出了十七期，后来领导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改办《云霄小报》（由16开纸改为8开纸），小报出了四期。随着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的全面开展，又改出《土改通报》，这些内部刊物当时在配合党的中心、指导基层工作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