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民国卅四年秋（1945），龙岩郑丰稔先生应聘来云担任《云霄县志》总纂。时年已73岁，但精神矍烁，谈吐温雅幽默。他学问渊博，记忆惊人，勤于采风问俗。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结识，而成忘年之交（时我年34岁）。其在云期间，有些事至今回忆起来，犹历历如昨。
  偶然结识
  郑先生于来云越年秋某日清早，手拿一卷黄纸到我店中，说这是一对联文，要我转给莆美的某某保长。时适家父在店中交椅上闲坐，郑见他庞眉皓首，便问是我的什么人？我告知是我的父亲，已经八十岁了。他随即上前攀谈，询问地方掌故风俗，谈得甚是融洽。郑先生去后，我展开纸卷一看，原来是游莆美南山寺题赠的一对联文：“即佛即心参透处在清磐木鱼之外，无遮无碍兴到时踏白云芳草而来”（此联今仍悬于寺内）。
  翌日，郑先生再来找我父亲，碰巧父亲不在店中，我便烹茶接待。我知道他于诗道很有研究，谈话间便拿出《游海月岩了然洞》诗：“了然洞口气萧森，洞同里仙葩几度寻。万里波光明月近，一声梵响白云深”请他斧正。他吟过几遍之后，忽问道：“这诗是你作的？”我答：“作得不好，请先生教正。”他说：“我到过几个县修志，看过好多诗词，象你这样的诗，堪称不可多得。漫谈之下，便约我为新编县志撰写“风俗”一稿。此后，他经常到店中或我家里叙谈闲聊。
  关门看信
  郑先生很爱惜我，很快便与我成了忘年之交，也曾邀我到他办公和住处作客，相互间无所不谈。一天，他到我店里来，忽问我有无一僻静房间，我说楼上有一小书室，是外人罕到的，他说：“那很好。”我也猜不出是什么意思。过了几天，他又来到店里，一进门就叫我同上楼上书室，他反手把门扃上，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说：“这是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孩子寄来的信，你好好看一看。”我随手接过仔细读了一遍，原来信中说的都是有关共产党的进步活动情况和国民党种种腐败现象，还分析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道理。给我看后，他随即收回藏好，然后说：“信中所说是有道理的，你要记住，但不能随便对人讲。”
  下河访友
  郑先生听人说下河有一位盲人，精通古文古诗，便来问我。我说他是我的芸窗好友蔡皆宜，本是高山讲舍的高材生，可惜于廿七岁时患病致盲。他即表示要我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带他去会一面。不久，恰有下河人来邀观社戏，我便雇一小舟邀请郑先生同往。沿漳江溯流而上，两岸风光，一路谈叙，甚是惬意。傍晚抵达下河，与皆宜会面，一见如故，随即风土民情、古诗今文无所不谈。入夜，乡老敦请观剧。原来他们早已在戏台前设下坐席，尽管台上轻歌妙舞，锣鼓咚咚，郑先生却心不在焉。略作礼节性观赏之后，便拉我的衣袖，说还是回去叙话好。回到皆宜住处，略谈之后，打开奚囊，取出一大叠诗文作品，叫我读给皆宜听，直至漏夜三鼓才停止。翌日返城，皆宜赠句，郑先生也作《次盲目诗人蔡皆宜韵》：“萍水纷纷几合离，相逢岂必定相知。失明料是耽吟误，执贽如何不献诗。苍黄翻覆欲何图，只为升沉斗苑枮。造孽莫如双目最，问除君外孰真吾。”（后此诗收入郑先生著《八邑志书序例》“附录”）。
  记忆惊人
  某日，县立初级中学教师李伟生，录汪精卫《狱中杂感》：“煤山云树总凄然，荆棘铜驼几变迁。行去已无干净土，优来徒唤奈何天。瞻乌不尽林宗恨，赋鹏知伤贾傅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一诗找我，要我代查“瞻乌”一句的出处。我查阅《辞源》、《诗经》均得不到满意的解答。适郑先生来，我向他请教。他随口答道这是后汉郭林宗故事，典出《资治通鉴》，你拿笔来。即写道：“郭泰闻党人之死，私为之恸曰：诗云‘人之云亡，邦匡殄瘁’汉室灭矣。但未知瞻乌爱止伊谁之屋耳。”郑先生走后，我偷检《资治通鉴》竟一字不差。其学问之渊博和惊人的记忆力，真使我五体投地，感佩终生。
  赠诗
  农历十二月某日，郑先生来到我家，从袖中取出一张已经写好並盖上图章的诗句，摊开在桌上，说：“这是我赠你的小诗，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按此纸大小去买个镜框，用玻璃镶起来，挂在这客座边。”我一看，上题“来云霄之明年于市中得一诗人曰张子纯赋小诗赠之：‘太史于今未采风，传人例不到茅蓬。年来我欲翻诗案，越是无名句越工。’”顿时觉得脸红耳赤，忙说：“多承先生谬爱，我收下就是了！”他说：“不行，一定要照我说的办，三天后我来检查。”第三天，他果然来了，我只好照办。后来才知道，这诗也一并收入在《八邑志书序例》的“附录”里。
  半杯酒宴
  郑先生是一位爽快人。春节前几天在我家闲聊，忽说：“春节到了，你应该请我喝酒。”我说：“只怕先生不肯，果真乐意，我是求之不得的。”他接着说：“那好，时间你定，菜由我点。”我说：“云霄习俗，正月初二吃‘韭菜春’，墨鱼干叫‘春干’，用韭菜炒，寓‘长春’之意。”他说：“那是最好的。但晚上不方便，就定在初二中午吧！全席蚶一碗、韭菜春一盘、高梁酒半杯、干饭一碗，多了我就不吃。”我只好按照吩咐去办。届时果然如约。
  民国卅六年（1947）春节过后不久，《云霄县志》编纂告成，郑先生也就离开云霄。六月，我母亲逝世，他闻讣特地寄来挽联。听说又到南靖县修志。由于他笔政繁忙，渐渐失去了联系。1950年冬，忽接到他从福州邮来的新作《道情曲》，可借他在封缄上只写“福州郑笔山寄”，没有具体通讯地址，以致无法联系上。直至1986年，我因开会到福州，有幸探访到他的外甥马宁同志，才获知郑先生于1952年被聘为省文史馆员，不幸于次年初病逝于厦门鼓浪屿。闻之，不胜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