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60年5月，北京举行全国职工业余文艺会演，我们一家父母兄弟六人的器乐合奏——“全家乐”节目，光荣上京参加会演得了奖；并且得到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那时我刚刚十二岁，是“全家乐”成员之一。当时的幸福情景深深地铭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久久不能忘怀。
  我家在莱埔村。父亲张敬彬，解放前给地主放过牛，两度跟戏班学习拉胡琴，后来戏班解散，回家务农。解放后有了幸福家庭，激发着他吹拉弹唱的兴致，于是添置各种乐器，茶余饭后，便自拉自唱，让全家快乐一番。1958年10岁的我，和9岁的和平、6岁的世界、3岁的保卫三个弟弟，被悠扬悦耳的乐曲所陶醉，都争着要学乐器；父亲被我们的热情所感动，就手把手地教给我们各种乐器的演奏技艺。没有多久，一个家庭小乐队便形成了，连目不识丁的母亲，也学会了击拍、敲碰铃。农闲时节，全家人聚集一堂，丝竹管弦，好不热闹。
  当时是“大跃进”年代，公社、大队经常召开群众大会。会前，总是请我们“全家乐”弹奏一番，以鼓动群众情绪。这个情况引起了县文化部门的重视。1960年春节，县里要举行业余文艺会演。事先，文化馆的张跃堂、汤建德同志选拔节目来到我们家，看了演奏非常满意。农历十二月廿七日，我们一家带着“全家乐”的节目来到县里，在经堂口剧场参加会演，又到人委会议厅向县委、县人委领导作春节汇报演出。1960年1月31日到漳州参加专区会演，2月10日选拔到福州参加省群众与民兵业余文艺会演，分别获得了“演出奖”、“特别奖”。
  最使我终生难忘，也是我们全家最为幸福、最值得骄傲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那是1960年5月11日，我们全家六人：父亲、母亲、我和三个弟弟组成的“全家乐”，随福建省代表团到达北京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文艺会演。一家人独领风骚，住的是高级宾馆，进出有专用轿车，省军区代表团专派两位会说闽南话的广东人洪东鸟、吴佩秋（驻厦门浯屿岛的解放军连长、副连长，也是省代表团人员）照顾我们四个兄弟和管理乐器、道具、当翻译。起居饮食一应包下。参加这次会演的有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代表队，500多个节目。分为二个剧场进行了14个晚上的演出。经过评议，从500多个节目中筛选出10多个节目，我们“全家乐”有幸被评为优秀节目，参加了向中央首长的汇报演出。6月1日晚上，人民会堂座无虚席，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以及中央各部领导人都来了。我们“全家乐”被安排在第三个场次演出。第一个节目是《社会主义好》，正当壮年的父亲（45岁）以高吭的唢呐引奏，音色清亮、声调激越；我拉胡弦，弟弟和平吹笛子，世界打扬琴，只有3岁的小保卫击鼓敲板，母亲敲碰铃。一曲终了，掌声雷动。接着合奏潮乐《粉蝶采花》、《寒鸦戏水》、《闹江洲》、《赛龙夺锦》，演出15分钟，三次谢幕，掌声雷动。演出结束后，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记得当时有人拉着父亲的手说：“你真幸福！人家当了多少年的干部，要做出很大的成绩才有希望到北京来；你现在全家老少，连三岁小孩也抱上京来！”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半晌说不出话来。是啊！旧社会当牛做马，被讥为唱乞丐歌的人，新社会却上京登台献艺，新旧对比、悲喜交集，该怎样说才好呢？！
  会演结束后，我们“全家乐”还被留在北京半个月，到各机关、工厂、部队汇报演出。解放军总政治部奖给一台扬琴，空军、海军司令部各奖二胡一支，《人民日报》、《新观察》、首都各种报纸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登载和广播了“全家乐”演出情况。
  我们于6月26日离京后，按照安排，沿途还到济南演出5天20多场；到上海演出12天40多场；到杭州演出5天20多场，并且录了象。8月回到福州，省军区政治部、省文化局、省总工会联合颁发了：“奖给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文艺会演福建省代表团张敬彬同志：生产当英雄，文艺当尖兵”的奖状。还奖了一把定音笛，一把胡琴。
  时间过去了三十年。现在，我们“全家乐”除我父亲于1979年谢世外，已由原来六人的小乐队发展成为兄弟六家组成的三十多人的大乐队。其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至1979年、1989年庆祝建国三十、四十周年的文艺晚会上，我们又跟全县人民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