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私立元光初级中学创办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七年秋季实际酝酿筹备则始于同年春季。学校开办后总共招收过六届学生，到一九五二年，与当时的县立初级中学合併，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这是云霄县历史上唯一的一所私立中学。这所学校曾经教育培养过约五百名学生，涉及本县教育事业的部份史实。我作为这一学校直接负责的创办人，有责任如实提供学校创办的经过和有关情况。
  兴学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教育落后，人才缺乏。以我们云霄来说。解放前全县有十二万人口，自清朝末年直到一九四七年近四十年间，中等教育只办了一所县立初级中学，一所省立高级中学和一所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其中初级中学每年招生最多不过一百来名，怎能满足全县广大青少年入学的要求？因为入学不易，所以失学的青年不断增多。这些现象逐渐为关心教育事业的人士所重视。
  发起筹备的经过
  一九四七年春季，我在厦门市私立中华中学任教务主任期间，曾参加云霄旅厦同乡联谊会的聚会活动。联谊会会长张澜谿，同乡张奋生、吴德露、郭兆罴、陈振兴、吴月秋等，跟我交谈中都感到家乡教育落后，青年失学、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有增设中学的必要。当时我主张，在云霄办一所新型的私立中学，建议旅厦同乡联谊会在这方面做个提倡。张澜谿和其他的同乡对此都表示积极支持。
  为了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并实践自己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想法，我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初回到云霄来了。当时我不是去找国民党政府联系，而是先去访问我的老朋友陈扬休。我对他谈起回乡办私立学校的打算。他很赞同。并告诉我关于陈耀琨回到本县陈岱乡下养病的消息。据我了解，陈耀琨参加过一九三三年在福建发动的抗日反蒋运动，是当时以李济深为首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领导成员之一。一九四一年我在永安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因此，我和陈扬休特地到陈岱，征求他对办学的意见。陈耀琨对兴学也真热心，并表示支持。我们当即请他进城主持筹备工作。
  过了几天，陈耀琨如约来城关。他下榻当时本县参议会议长方志贤的寓所，在那里邀集地方上比较关心教育事业的一些社会人士就有关兴学的问题交换意见。大家多认为增设一所私立初级中学确有必要；还认为应该发动全县各乡群众和旅居海外的侨胞都来支持；并提出以纪念开疆辟土、传播文化的乡贤陈元光作为这所私立中学的校名，定名为私立元光初级中学。这样也便於利用原来祀奉陈元光的威惠庙作为建校的基地，同时解决校址和校舍问题。原先威惠庙早被县教育所占为所址。经与县政府交涉，即将该庙拨出作为私立元光初级中学的校址。说起来名正言顺，问题很快就解决了。那时大家还推举我起草“创校缘起”、“董事会组织规程”和“学校创立计划书”等文件草案。
  “私立元光初级中学创校缘起”揭示了创校的三条宗旨：一、为设办学校，造就人才，传播文化，继往开来，要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历史人物，代替以往的迷信纪念活动。二、为提高国民教育水平，需要发展中等教育，特别要重视青年期教育，从设办初级中学入手。三、为中学教育结构的革新作尝试，除必修的基础课程外，要有选修的专业课，在进行升学准备的同时，结合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训练，使学生毕业后进可升学，退可就业。这三条都得到大家的赞同。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征集了八十四位发起人，包括上自本省的教育厅长，下至漳属各县及本县各界的代表人士等。他们都从社会舆论上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支持。
  我和陈耀琨一起研究了创校的准备情况，以及工作日程的安排以后，决定首先成立本校董事会，并从发起人中聘请了本县籍陈耀琨等十五名人士为董事；公推陈耀琨为董事长，许桂芳为副董事长。各项工作筹备就绪以后，就在七月二十一日借当时的县参议会，由陈耀琨亲自主持召开了本校第一次董事会，经通过了“私立元光初级中学董事会组织规程”和“私立元光初级中学创立计划书”。接着，一致推选陈嘉音兼任校长，负责建立校务机构，着手进行开学的各项工作。
  从发起筹备，到开学招生，只有近两个月的时间。学期开始前，我还特地赶到厦门去，向本县旅厦同乡联谊会会长张澜谿及其他同乡作了汇报。他们都感到满意，因而热情地帮助募集了一笔开办费；有的根据学校开设的需要分别捐赠了各项图书、仪器及设备，包括整部的《中学生文库》，各科的工具书，体育运动用品、教具，以及铜钟和挂钟等。同乡联谊会还捐赠了一套军乐器。会长张澜谿甚至把刚买给他的女儿在家里练习的一架风琴也捐献出来了。旅厦同乡们的殷切寄望和深情厚意是很感人的，对学校的创办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
  创校的艰难和欣慰
  我们的学校开办以后，既有助力，也有阻力。首先是董事会决定以元光为校名这件事，一些有封建思想的人曾经企图加以利用。在为学校募集基金工作中，个别甚至还有假公济私的。其次，由于一千多年以来在闽南各县群众的心目中，陈元光被认为开疆辟土的民族英雄，甚至立庙崇拜，视若神明。私立元光初级中学建校以后需用原来祀奉陈元光的威惠庙作为校舍。用了从前的庙堂作为办公厅，并把偶像封闭起来，落后群众的习惯势力常常找我们的麻烦。还有在建校过程中，因校址和学生活动场所和当地群众房屋接近引起的争执；学校范围内的公地，以前被私人长期占用，讨回时要费相当的力气等等。这些也都给发展工作造成了不少的困难。
  对我们学校妨碍较大的要算是经济上的困难。由于我们的学校始终没有接受过国民党政府的任何一分钱，全靠自力更生和有限的捐助，以及学生的交费。因此，学校的经费相当拮据。一些发展计划未能如期实现。当时我们学校教职员的工资也较低，但校内教职员工，多能同甘共苦，照样勤勤恳恳地搞好教学工作。
  此外，还有一项比较难办的立案手续，按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规定，私立学校必须依法立案才能取得合法地位。但当时碰上伪币不断贬值，立案标准随之一再变动。据教育部于一九四七年颁布的“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开办费及每年经常费最低数额表”规定，私立初级中学开办费为建筑费二亿元，设备费为一亿五千万元，每年经常费为二亿元。到了一九四八年四月则改定为按战前原定数额十万倍计算，这样，就必须按规定标准提高十倍。但不久，又再改定为须按不动产折算。这些情况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已经发展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因而成了我们办理立案手续的巨大障碍。但为了争取学校及早被正式承认，迫使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那时国民党政府无心办教育，可是当群众自发起来兴学时，却又给予设置重重障碍，真是咄咄怪事。我在创办学校过程中就曾为了办理学校的立案两上省会，在教育厅遇到了许多周折，目睹过国民党衙门的腐败现象。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才参照其他私立中学办理立案的权宜之计，借用一些现成的不动产充当校产，作为立案基金，最后算是获得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完成了立案手续。其实不过是形式而己。为了这件事，前后竟然延宕了将近两年时间，使我们在繁忙的建校工作中为此耗费了许多精力和财力。这确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
  诚然，创始识艰难。但我们通过实践也亲尝到了不少创业的乐趣。一些事情从今天看来还是值得我们自慰的。下面也举一些例子：
  一、学校从无到有，以一座破旧的古庙作基地，创办了一所我们所设想的私立学校。私立元光初级中学的校址，原先只有一座祀奉陈元光的威惠庙，连同庙旁的两间小屋而己。经修缮以后，我们把一座空空洞洞的古庙安排成一间办公厅、三间教室、一间图书室、一间阅览室、一间乒乓球室、一间会客室、两间宿舍、一间储藏室，还开辟了三处运动场地（包括一个蓝球场、一个排球场、一个体操场）。后来由於发展的需要，我们购置了学校旁边一座称为“西园”的私人花园，作为校园和实验园地。到一九四八年，又有华侨陈世弼经手募款兴建了一座三间的教室。学校的设备，从办公厅到教室的全部桌椅和各项必需的用具，也都是新置的。一座古庙，经过不到两年时间的经营，真是旧貌变新颜！这所学校已从开始时的因陋就简，发展到初具规模了。
  二、我们的学校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初步在必修的基础课之外，增加了选修的“农艺”课。投资设办了印刷厂；还计划办一个农场。打算逐步发展为亦工亦农的职业中学。这些都属于我们规划的一部份。同时，我们还提倡一种新的学风，提出“真诚、勤劳、勇敢、健康”的校训。我们重视言传身教，学以致用，注意布置读书的环境，以利于潜移默化。当时我们学校的经费虽然比较困难，仍然订出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免费入学的条例，从而树立好学的风气。
  三、我们学校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学校，还在于我们对旧社会反动党团之间存在的复杂情况，采取坚决不介入的态度。在我任内，我们的学校都没有建立过反动党团的任何组织。在我们办公厅用来隔离神像的整幅屏幕上，也只用大字写满了《大同篇》全文，此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标帜了。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当时的认识是怎么进步，不过表示超然一点而己。
  四、在我们的学校中，农村的学生不断增多。甚至邻县漳浦、平和、诏安、东山等地的学生也有远道负笈而来的。经过学习，他们都成为农村的知识分子。这些初中学生，不管是已经毕业的还是肄业的，几乎都成了解放初期基层干部的培养对象。有人说，私立元光初级中学的创办，在客观上为解放后的农村准备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基层干部。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五、私立元光初级中学的创办，造成了兴学的社会风气。影响所及，当时邻县漳浦即相继创办了纪念乡贤黄道周的私立道周中学；不久，本县也有人办起了私立元甫小学等。虽然各校创办的出发点和条件不尽相同，但传播文化知识的客观作用却是同样不可忽视的。
  人民学校人民办
  我们的学校创办以后，虽已经过正式立案，事实上却没有可靠的基金。我们原先对华侨募款寄望很高，但实际得不到保证。当时因为学校的经常费仍然没有着落，以致处境愈来愈困难。但想到学校开创不易，为了对学生负责，我们还是继续坚持下来。
  云霄县解放前夕，我已陆续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地下刊物和振奋人心的传单。这对我那时候的境遇来说，真像在黑暗中见到了曙光，给我送来了新的希望。我衷心地渴望人民的救星，期待学校的新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云霄人民得解放。我们欢欣鼓舞地进入新社会，深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即将领导我们改变学校的窘境，创设新的局面。解放以后，尽管侨汇中断，困难加重，但我们为了学校的前途，也为了发展人民教育事业，照常开学上课。同时，我及时向县人民政府如实反映我们学校面临的情况，并积极建议人民政府派人接管这一私立学校。县长石瑞特地接见我，听了我的汇报，十分关心我们学校的处境。他向我传达了中央在解放初期时对私立学校采取的保护政策，要求我们克服暂时困难，先维持原状，以后再研究。虽然那时我们学校的窘境一时尚未改变，但总充满信心，觉得学校的前景是大有希望的。
  到了一九五〇年初，县人民政府通知公私立中等学校全体教职员到漳州参加专区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班学习。我趁这个机会向专区有关领导反映了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建议将私立元光初级中学改办为公立初级农业职业学校。专区教育科长陈以一肯定我的建议是建设性的，可供参考；再就我们学校当时的问题作了指示，鼓励我要提高信心，向前看。学习结束，回到本县，正是春季开学之前，我们感到校内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已经不是学校自己所能解决的。我们必须考虑私立学校存在的经济基础和人民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为此，我再次代表学校向石县长汇报有关学校的情况，并继续建议改办为公立农业学校，或与县立初级中学合併。石县长经过调查研究终于同意合併的方案。随即调我和另一教师到当时的云霄高级中学任教，同时调了两位教师跟全体学生一起到县立初级中学，两校合併成一校。我还继续与县人民政府联系解决其他同事的工作问题。可是我们校内有一些教职员因一时尚未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产生了疑虑。于是有人怂恿少数学生到县人民政府反映，说是学生不愿合併，请求续办。石县长即时召我去询问。我澄清了事实。他当场宣布，既然有人愿意续办，就让他们去办。你们已经调出的，就去报到。问题也就这样解决了。这就是私立元光初级中学在併校问题上发生反复的经过。
  后来，这所私立学校即由继任为董事长的陈泰阶兼任了校长，续办下去。不久，陈泰阶因他故去职，改推石戊继任校长。这一时期，县人民政府已按上级指示对私立学校实行民办公助，但困难仍然不少，直到一九五二年最后还是和县立初级中学合併起来。一九五三年，县立初级中学又和高级中学合併为云霄中学，即现在的云霄一中。
  一九八一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