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建于明代的诏安通济桥是原来福建通往广东的主要通道，历代多次重建。2004年至2005年通济桥又重新修建，并把原来的石基础改为水泥结构，工程耗资巨大。由于诏安东溪河床历经苍海桑田的变化，淤泥沉积层很厚，大型挖掘机把十多米深的沉积层挖起。2004年11月诏安村建站的沈某反映：“通济桥的工程挖泥机越挖越深，从表面至最底层，发现一些古代钱币。”结合当时有多位钱币爱好者拿古钱到诏安钱币学会咨询的情况，我们认为此次出土的古钱币与以往不同，以往所发现的古钱都是窖藏，而这次是海底里挖掘到的，应该会跨越多个朝代，时间久长，多次聚集慢慢形成的，将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所以我们立即组织考察组往现场进行考察。当时的考察组以原诏安金融总支书记吴掌通、原县社团办主任许碧莲和本人牵头，组员有涂秋红、陈彬庚、陈少波、陈小川、张桂发等。经过多次现场考察及对发现的钱币实物进行综合梳理得知：诏安通济桥头沉积的泥沙层，约有十米左右深，自下而上，分布有自汉至民国的历代古钱数十斤，层次分明。经清理及现场发现的资料进行复位判断，最底部的唐代文化层，出土了唐朝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及多种南唐钱币，这一钱币层中无有发现宋以下钱币。北宋文化层的底部发现北宋的主要流通货币，年号或非年号钱基本都有，也夹有小量的唐代货币，（说明唐“开元通宝”有夹在北宋钱使用）。南宋钱币文化层有多种钱币。自建炎通宝至咸淳七年的南宋普通流通折二钱和小平钱（咸淳八年的无发现）。但只使用一年的年号“开庆”铸钱也有发现。除南宋钱币而外，也夹有北宋钱及开元钱。南宋钱币文化层之上是金、元、明时期文化层，此文化层中唐、宋钱占的比例比其本身还多。除了“正隆通宝”数量稍多（有几十枚），渗在唐宋钱，而外有少量的“大定‘西’字”等和元“至大通宝”小平钱，还有一枚“至正通宝”背“辰”小平钱，明代的“洪武通宝”背‘福’、‘浙’都夹在其中。而“洪武”背‘浙’的钱比背‘福’的小平钱数量多一倍以上，发现洪武钱的文化层除唐宋钱而外，以下的纪年钱只在其上面发现。明代钱币洪武、永乐、宣德、弘治、嘉靖、隆庆、永历、泰昌、天启、崇祯的钱币依层次都有发现，但除了洪武、万历、崇祯三朝数量较多而外，其它纪年的钱币数量甚少，万历钱最多，崇祯次之。我们感到惊喜的是，明代中期有万历通宝整串整串完整在出土层发现，南明郑成功所铸“永历通宝”篆体，及背“国”字版别都发现多枚，只是郑氏“行书”永历钱无发现。
  清代文化层有以上历代钱币夹在里面，从顺治至最上面的“光绪通宝”小平钱都有发现，其中“乾隆通宝”最多，同治、光绪最少，在最上面有光绪铜镭及民国铜镭，明清钱币文化层交界处有吴三桂政权的“利用通宝”、“昭武通宝”、“洪化通宝”，邻国越南古钱、以及日本“宽永通宝”等多种货币在浅层发现，
  “顺治通宝”背上“福”字以及“康熙通宝”背上“漳”也都有多枚发现，还有一枚民国时期军队的皮带头和其它多种金属遗件，真是打开了历史的大观园，我们对小部份钱币进行拓图，以保存部份资料。
  钱币文化层是如何形成？我们认为：本地及周边市县，以往发现的古钱多为窖藏或随葬，窖藏时大都是一次性形成，而通济桥发现的历代古钱是经历上千年的人类活动慢慢形成的，跨越的时间特别久长。在同一个范围内又是在水下为什么会在同一地点存留这么多的古钱？我们探视一下诏安东溪通济桥的历史地理位置，诏安是福建的南大门，唐时曾置怀恩县，后撤，明嘉靖九年设置诏安县，县治之左为母亲河“东溪”，通济桥是福建通往广东的古道必经地，又称东溪桥，原也是航运码头，可见诏安通济桥钱币文化的形成与本地的历史、政治、经济有极大的联系。
  据历史资料记载，诏安县古属“七闽”地，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楚国灭了越国，越国的人员分散到福建和江南沿海其他地方。进入福建的越人与当地土著居民长期互相融洽，逐渐形成了新的闽越部落。越族的进入传播了吴越文化和中原文化，孙吴时期，中原地区战争频繁，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其困难，不少中原人为了躲避战祸也迁入闽中。当时动乱中崛起的江南孙氏，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在闽中建立建安郡，下辖五个县，诏安就属当时的侯官县。唐朝初年在泉州和潮州之间居住着一些被称为“蛮獠”的小数民族，大部份学者认为他们是现在诏安畲族的祖先，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现在分布在我国西南以及海南岛的一些少数民族和畲族的共同祖先。如果根据后一种看法，那么如今诏安畲族村“美营”、“港头”、“汀洋”等钟姓畲族后裔仅仅是当年“蛮獠”中的一支而已。宋代刘克庄就把畲族当作“溪洞种类”之一，这种看法应是比较客观的。当时诏安的“蛮獠”生产力水平低下，经常居住于靠近荒野、鸟兽出没之地，或溪河旁边，也需要经常迁徒，但他们有一套自己风格的民俗民惯。由于“蛮獠”是一个比较强悍的民族，所以常常以武力对抗封建王朝的地方政权。六朝以来，汉族的中央政权统治力量不强大，无力遏制南方“诸蛮”，他们派驻到漳州地区的军队只能驻守在九龙江以东，“阻江为险，插柳为营”，与“蛮獠”久久相持。直至唐王朝，为巩固东南边陲，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派戎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三千六百名“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绥安县地方”，唐军一到镇守地，少数民族就组织武装力量狙击，双方交战，互有胜负。唐军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后，“师屯御梁山之云霄镇”，唐仪凤二年（677）陈政死后，其子陈元光袭父职统领已发展近万人的队伍，并且认识到要统治这一远离中原的地方，不能单靠武力战胜，应对小数民族实行招抚政策，在可以不使用武力时，尽量争取大多数群众归附。陈元光还划出了一定的地域给归顺的小数民族百姓居住，此地域后称为“唐化里”，在“唐化里”不征收田赋，免除徭役。为了安定和开发边境，唐朝移民实边鼓励将卒家属亲友南迁创业，在长期的劳动中，逐渐和本地少数民族互通有无，互相交往，互相学习，互相通婚。至唐朝垂拱二年（686）唐王朝准陈元光奏请，置怀恩县（诏安），诏安少数民族畲族有在先辈去世时，用清水洗沐遗体的习俗，畲汉相通以后，受到畲族的影响，南来的汉族人也沿用此习俗，由于中原先进文化和农耕方法的发展，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其中流通货币的大量使用，又促进了本地民俗的发展。由原来的用水沐洗演变为用钱币向河神买水沐洗先辈遗体的民俗，正因为此民俗沿用上千年至今，所以才有可能把历代本地民众投向东溪路口的钱币逐年沉积，漫漫形成钱币文化层，它默默地铭记了闽南唐以来的历史文化。
  备注：本文参考《漳州简史》（陈再成等）、《可爱的家乡诏安》（谢绍美）、《辞郎吟》（黄朝凡）、《诏安乡谭》第四期（谢继东主编）、《抚今忆昔话东溪》（谢春盛）、《宋史》（百衲本）、《诏安县志》和《丹诏报》、《漳南泉声》等文献书籍，黄妙芬、涂若山、涂秋红协助拓图，林芝协助校查部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