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商业文化内涵丰富，包括商店的名号、商号的书丹、商号楹联的制作和书丹，商标和广告的设计，以及店容店貌的装饰和交易语言的运用等。
  诏安县商业文化的形成由来已久。从历史的角度看，由于地处偏僻，过去经济不发达，商业文化反而较多地保留了禁锢封闭的特色，带有古老、敦厚的内涵，而不象某些大中城市或靠近大城市、交通比较发达的城镇，在鸦片战争后受西方奴化教育的侵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意识。这可以从当地的店号、店联等方面看出来。早在清末年间，南诏镇东关清翰林林壬就为一家不很显眼的调味店“味味店”号过店名，并为它制作一副饶有风趣的店联：“直说滋滋有；莫嫌淡淡无”。用“滋滋、淡淡”来配衬“味味”，构成了天衣无缝的调味特色，在当时是很受人青睐的。城内伍家在县前十字街开办一家餐馆时，原先是延请任过清知县的陈熙台书丹匾式的，但他觉得自己肚内的墨水实在不如其弟陈熙咏（熙咏当时在县内文名很大），就转请其弟书丹。虽然署的仍然是“陈熙台”，但人们一看其墨水都清楚是谁写的。这种无意中的默契配合，倒使这家餐馆的生意特别看好。知道个中缘故的商人，此后便竟相效仿，延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人落墨，号店名的、为店号书丹的，或为其制作店联的，竟一时热闹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文化与商业相结合的格局。中山路的“广源信局”有一副嵌字楹联：”广大民众来往专凭一书信；源头活水汇通直达五部洲”，就是出自一位名叫许春雨的前清秀才之手。在诏安县享有崇高声誉的文化人林仲姚，也曾先后为一家裁缝店“剪剪花”制作过二副嵌字楹联：“剪剪新蒲舒锦绣；花花大地尽文章”、“剪裁只在一心运用；花样全凭两手翻新”。他还为“艺风”广告社题过“艺花百般斗红紫；风标一向说文章”的楹联。据传，县内的其他一些老一辈文化人，如陈幼崖、韩希琦、沈卫崖等，都曾先后应约为各类商家的店号、店联动过脑筋。早期在通济桥头有一家叫“明远”的眼镜店，它的匾式就是韩希琦的墨宝。有几家老的字画裱褙店的匾式，则出自晴澜、马兆麟（东山县人，东山置县前属诏安）等书画名家之手。还有的店家因有过某种机缘，它的店名则是延请漳、厦、泉或福州等地的名家书丹的，如中山路的一家专售文具用品的商号“藏记书局”，它的匾式就是又福州萨军豫题署的。
  诏安是一个文化炽盛的地方，历来文人荟萃，世代相沿，不单书画历史悠久，而诗词传统亦有渊源。由律诗演绎而来的楹联，在诏安也很盛行。这方面反映在商号的楹联很具有特色，内容丰富多彩。除上面提到的几幅已知名的楹联外，还有很多。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人专门收集过解放前后的县内商号楹联，数量近百副，涉纳的店家很广泛，有米店、药店、干果店，还有茶叶店、食品店和客栈，等等。其中，如“荣茂”饼店的“荣生凭上粉，茂业在纯炉”；“大丰”米店的“大道生财财恒足，丰年积谷谷如山”；“益元堂”药店的“益自谦来爻尽吉，元为善长寿而康”；“远来”货行的“远道只凭公道，往来不敢私心”等店联，都是以富有哲理、善于言辞称道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诏安的西北地区建立了中共饶和埔诏县委，开拓了毗连闽粤四县的大片苏区，县委委员谢卓元、余丁仁、张华云曾经由于形势需要，在今霞葛的南陂村筹办了一家公开经营中药，暗地里却是革命联络点的“益寿堂”店名。善于创作山歌的能手张华云，也是制作对联的能手，她为这家药店写过一副“益世事多想多做，寿人术可传可施”的楹联。从这里可以看出，诏安商家很早以前就注重商号的内涵和宣扬良好经营作风的楹联。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文化同商业结合之后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营造了和谐的环境氛围，它显得既典雅，又俊美，自然也大方气派。有了这样用文化装饰起来的商业街容街貌，给人的印象是古色古香、敦厚丰怡，看起来特别舒畅、悦目，虽然是人来人往的商业地带，也令人觉得繁中有静，静中有文。
  不少过洋谋生的诏安人，在新加坡、泰国等地开办商店，还将祖居地的这种商业文化带到那边去，延请当地有文化素养的华人题写店号和撰写楹联；有的还直接来信请家乡的文化命名撰联，然后通过邮路寄到南洋去装饰。上面提到的陈熙咏为福华鱼廊公司、美发布庄、生发商店、远发鱼廊公司和兴万成染坊等商号撰过嵌字鹤顶格楹联，其中，象撰“兴万成染坊”的一副对联：“兴国规模工点染，万家机杼大经纶”，是很出名的。
  编者按：在编辑许慕辉先生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心情是沉痛的，就在上半年先生不幸因病去世，离开了我们。此刻夜深，“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凛凛凉风生，始觉夏衾单。”我们更加怀念先生，追忆他热爱生活、认真工作、执着文史的一生。许慕辉先生是我县知名文化人，担任过诏安政协文史委主任，退休后一直是诏安政协文史顾问，为诏安文史的资料搜集、整理和撰写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刊载此文，以表达我们对先生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