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红星往事
  吴介男
  1990年7月至1996年9月，我在原中央苏区县诏安的主要苏区乡镇——红星乡工作。红星乡是我走上领导岗位工作的第一站，我从县体改委科员被县委提拔到红星乡担任纪委书记，成为红星乡领导班子的一员。1993年11月起又兼任乡党委组织委员，分管红星乡党建，主管纪检监察和组织等工作。
  红星乡位于诏安县东北部，距离县城32公里。早在1935年冬，中央闽粤边特委领导的红三团就进入红星进水、北庶等村，播下革命火种，辖区内有北蔗村、十八间、进水石洞、乌山三角洞等革命遗址。红星乡是诏安县贫困偏僻山区，省重点扶贫乡镇。辖区乌山麓的进水、六洞，成了城里人形容边远山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1994年11月前，龟坪公路的龟许路段尚未开通，进出道路只有连接诏平线的江进公路。全乡42个自然村落散布于群山峡谷中，组成8个行政村和7个作业区。1984年10月诏安县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将红星农场改为乡建制，成立红星乡，实行“乡场合一”的管理体制，即红星乡人民政府与国营红星农场并存，由中共红星乡党委统一领导。农场场长由乡党政领导兼任，当时的乡长沈舜龙、陈辉明；乡党委副书记谢德祥就先后兼任过场长。
  我在红星乡六年两个月的工作和生活，成了我不能忘却的记忆和留念。
  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
  九十年代初期，红星乡由于受历史地理条件等原因，基础设施较落后，工作生活环境差。乡政府唯一通往县城的江进公路路况差，是沙土路面，崎岖不平。车辆经过，晴天路面泥土飞扬；雨天路面打滑，并常发生塌方。雨天路面上碎石裸露或烂泥成片。坐在客车上的人常被驾驶员喊下车，帮忙推车或抢修道路。车辆加大油门或重新启动，后面推车的人便被溅了一身泥水，个个成了大花脸。遇到雨季，公交车时开时停，有时我们从县城到红星，早上候车，晚上才能到达。客运班车承运的报刊杂志和信件，十天半个月收不到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次雨季，我们被困在红星一个多月，好不容易等到天晴路面抢修好，当晚我们乘坐农场的吉普车出来，当车行至国道与诏平线交叉的三角点，看到久违的夜景灿烂的灯光时，大家眼睛一亮，全车人大声欢呼而起——“县城到了”！叫喊声打破黑夜中一路的沉静，像游子见到母亲似的。在红星遇到风雨天更糟糕的是电话线被风雨吹断，通讯中断，成了与世隔绝。
  1994年底以前，红星的电站尚未并入县电网，枯水期供电严重不足，乡政府驻地每晚供电不足1小时。全年晚上有供电照明时间不足一半，其余晚上的照明靠点煤油灯或蜡烛。每到枯水期和无月亮的夜晚，乡政府驻地一片漆黑与寂静，让人有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在漫长的夜晚，由于没有供电，乡政府唯一的一部电视机，我们也收看不上。只能在宿舍里“干坐”，或三五成群在宿舍里谈天说地、喝茶聊天或打扑克。这种枯燥乏味的情景，让人感觉寂寞与无聊。岁数稍大的一些干部还受得了，那些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干部就有点受不了。在这期间，有的年轻干部便与同事或当地教师、护士谈起恋爱。后来像黄云辉与沈美妹结为伉俪的有3对。
  1992年底，县计生局检查计生工作，在红星住宿过夜。那段时间刚好遇到枯水期，晚上，乡政府大院点煤油灯照明，带队的黄海燕副局长询问乡党委书记杨镇发，山区漫长的夜晚没供电你们是怎样度过？杨书记灵机一动说，只要你愿意，我同样可以给你们安排精彩的夜生活，点蜡烛陪你们跳舞。乡长陈辉明立马让办公室人员去整理会议室，搬走桌椅，在四周的窗台上点上蜡烛，摆上收录放的“三用机”播放舞曲，瞬间把会议室变成舞场。谢小明副乡长便动员几位刚从学校毕业到乡政府工作的年轻干部一起参加跳舞。他们随着舞曲踩着慢三或慢四的节拍，跳起了交谊舞。舞场设备虽简陋，甚至有点滑稽，但并不影响他们跳舞的热情。舞会持续到负责点蜡烛照明的通讯员手中蜡烛用完。当晚的舞会，乡场机关年轻干部几乎全部到场。但由于男舞伴不足，多数人只能看热闹。这场舞会过后，乡领导看到年轻干部的渴望和热情，决定由乡团委和妇联牵头，举办交谊舞培训班。林红华、许燕芬等几位会跳舞的年轻干部，自然成了大家的培训老师。书记杨镇发、乡长陈辉明等领导带头参加学习跳舞。红星的烛光舞会，日后便成了我们在山区工作苦中乐的节目。该节目极大丰富了山区干部的夜生活。1994年国庆节县举办首届交谊舞比赛，红星组队参加比赛，获得一等奖。
  红星乡政府驻地借用红星农场场部，周边大部分为橡胶园。夏天，蚊子很多，咬人特别利害，一旦被叮上皮肤的红肿一大片。女同志夏天不敢穿裙子。冬天，干部洗澡也是一个难题，驻乡场机关干部有30余人，晚上洗澡要轮流排队等热水。供应热水仅靠一个家用“煤碳炉”烧水，经常排队要排到深夜。有位干部无奈地开玩笑说，不用每天都洗澡，要么就擦洗一下身体的重点部位，省得排队。那时候，我被迫学会冬天用冷水洗澡。夏天，男同志不得不入乡随俗，与村民们一道，到金溪西埔桥边露天洗澡。
  九十年代初期，群众受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影响，红星山区群众生育观念落后。造成盲目生育，不少家庭一年生一个孩子的现象较为突出，出现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状况。改变群众封建生育观，引导村民少生快富成为我们每位干部的必修课。那时候为完成计生“四术”任务，我们经常在夜间集合统一行动，进村入户做计生对象工作。乡政府交通工具少，一部吉普车要挤上男女干部10多人，我们有的或蹲或坐、或站着半弯腰。吉普车在黑夜中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行驶。我们在靠近村庄停车，步行随村干部进村，敲开计生对象的门入户做工作。由于群众对计生政策不甚了解，认为生孩子是自己的事，与政府无关，对我们入户做工作很不理解，甚至反感。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将对象带回乡政府参加学习班，帮助其提高认识，直至落实节育措施。
  脱贫致富大写意
  绘制发展蓝图。1990年12月，红星乡分别召开第三届党代会和人代会。“两会”为红星未来的发展大手笔谋篇布局，响亮提出：“十三万三万三，三年绿化无荒山”的山地开发发展目标，以及“一点二线三角”的村镇建设发展思路。山地开发，“十三万”就是全乡包括农场山地造林面积达到13万亩；“三万三”就是新种橡胶、青梅、茶叶各万亩；“三年绿化无荒山”就是用三年时间基本消灭宜林荒山。村镇建设，“一点”就是以乡政府驻地（选址暂定在许寮乡财政所旁）为中心点；“二线”就是以龟头至坪林，江亩坑至进水两条乡镇公路为二线；“三角”就是以东埔洋、许寮、金溪片区为三角，推进实施村镇规划建设。这一颇具前瞻性战略目标一提出，让人极大振奋，记得当时整个人代会场一片欢呼。由于目标的表述，在文字设计上颇见工巧，上口易记，让人至今还铭记在心。现在不少上岁数的红星人见到我们还时常提起。时任诏安县委书记肖炎根到红星检查工作，乡党委书记杨镇发、乡长陈辉明向其汇报时，得到其充分肯定，认为“大手笔、思路清”，希望持续推进。
  1993年12月，红星乡分别召开第四届党代会和人代会。会前新任乡党委书记张君羽在党委会上强调指出，我们要本着一张蓝图画到底的目标和决心，全力推进和完善上一届确定的总体发展目标，集全乡力量，继续把扩大青梅种植、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深化农场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红星脱贫致富的三大主攻方向。为新一届“两会”提出发展目标定调。
  打造青梅种植基地。红星青梅种植基地的形成，主要经历了开发山地种植到砍伐橡胶林改种青梅两个阶段的发展飞跃，掀起大面积种植青梅，面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不足5千亩到九十年代中期的2.8万亩，为全县青梅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强。红星乡种植青梅的历史悠久，经历长期的培育，形成“白粉梅”、“青竹梅”两大当家品种。1991年底，县委加大科技扶贫力度，给红星配备科技副乡长，陈细勇到任后，成立了全县首个乡镇果树栽培研究会，即红星青梅种植栽培研究会，对青梅种植技术进行全面指导。红星青梅种植讲究苗木的精选和培育。以杨秋金为代表的“白粉梅”育苗专业户和以林镜色为代表的“青竹梅”育苗专业户，为红星青梅种植做出了贡献。红星发展青梅成为脱贫致富的主要经济支柱产业。1995年红星乡仅青梅一项人均增收1700多元，加上茶叶等其他收入，人均纯收入达2000元，走上脱贫致富道路。同年，红星在全县4个省级重点扶持的贫困乡镇，率先摘掉贫困帽子。1996年，红星青梅种植被列为“漳州市国家级外向型农业示范区红星青梅示范小区”。为此，红星乡党委、政府将此品牌标志架设在龟坪公路入红星路段的上空。红星青梅价格从1992年开始一路飙升，特别是1993年至1995年，每市斤青梅价格高达7-8元，一担青梅可卖上千元。有一次我和乡武装部长康育之、农技站长钟武钦，一起下村路过朱厝青梅收购点，看见一位50多岁男性果农，挑一担青梅让收购商过称后，接过一大把面额百元的钱，突然忐忑起来，好象怀疑这么多钱是不是真的，走到路边，搁下篮子和扁担，把手中的钱一张张举在眼前过目确认。我们见此情景，相视会意一笑，真替果农高兴。那几年红星的楼仔、西埔两村，青梅年收入上万元的农户占80％。青梅树成了摇钱树，果农喜容挂满眉梢。
  每到青梅采摘季节，红星成了我县各乡镇青梅集散地。整个红星白天热闹非凡，晚上呈现出不夜城的景象。平时不多见的餐饮店遍地开业，并新增了几家“打金铺”。随之而来的美容美发等服务行业应运而生。那几年，每年青梅登场后，全乡新购摩托车近千辆；金溪片几乎每户均有“打金”，购金上两重的约占五分之一。从县城新购进家具不计其数，一车车装满新家具的车辆运往红星。乡财政青梅特产税收入，也逐年大幅度增长，分成收入从1990年的5-6万元，到1996年的80多万元。
  全力推进乡村公路建设。为改变山区落后面貌，在乡村道路建设上，重点修建龟头至许寮至坪林的龟坪公路，至1994年底走马大桥建造完工，龟坪公路全线通车。并对江进公路的许寮至进水路段，不断进行改造，使路况不断改善，先后进行路面沙石整修、路基加固到路面柏油铺设。同时，还不断推进行政村、作业区通往自然村的村道建设。1996年9月，我离开红星乡调任县纪委常委时，龟头至许寮至进水公路铺设柏油路面工程正在进行。全乡行政村、作业区通自然村的村道建设基本完成。并逐步打通红星有进无出的断头路，修建的简易公路进水白路盆，通云霄水晶坪只差约2公里。
  红星老区人民修路热情高涨。1996年春节前，乡党委、政府为解决往年常发生青梅上市，因路况差，雨天车辆无法通行，青梅运不出去的问题，决定在雨季到来之前，举全乡之力，对龟坪公路的龟许路段、江进公路的许进路段进行全面整修加固，路面用小石头铺垫硬化。发动群众就地取材，到公路沿线的金溪河捡卵石，挑上岸作为石料铺设。乡政府分路段给各村区；各村区再把路段所需卵石任务，按人口分到各户。各路段铺设好，由工程队用压路机统一把路面压实整平。为此，乡党委、政府在春节放假前一天召开乡村干部大会进行动员部署，要求春节过后各村区马上行动。村民们便提早争先下溪捡卵石，生怕近处的石头被捡完，要到远处去找。那年的大年初三，一早整个金溪上游便出现众多的男女老幼在河滩上捡卵石挑上岸，来回穿梭的热闹情景。特别是那些背着孩子在水中捡石头的妇女，旁边河滩上大一点的孩子在帮忙的场景，更让人感动。县领导挂钩红星乡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明辉，见状为之动情地对陪同的乡党委书记张君羽，副书记、主持政府工作的谢德祥说：“最可爱的人，还是老区人民！”我们过完春节假期，初七回去上班时，进入红星路段，看到公路两侧已堆满卵石。
  建设一公里商业街。为探索发展区域经济，1995年底规划在乡道江进公路的许寮至场部路段两侧开发，建设红星一公里商业街。设计改造拓宽为路基宽23米，路面宽7米的柏油路。路段两侧沿线建三层商住房，形成一公里商业街；同时规划在商业街头，靠近场部办公大楼后面，预留一块空地用于建设红星水果市场。其全部用地由农场负责征用。商业街设计方案一公布，当地很多人认为路基和路面不用那么宽，有的人甚至调侃质疑是不是要建飞机跑道。记得那时候大家正在热议，时任诏安县委书记何红孙到红星，乡党委书记张君羽汇报工作，提及此项目建设方案，得到县委何书记肯定，并说：“君羽，我认为这段路基23米不够，建议改为28米，你跟乡长陈辉明再研究一下。”县委何书记走后，便召开乡场领导班子会，讨论县委何书记的建议，赞成按何书记说的办。并决定由分管土地、城建工作的副乡长沈建加负责该项目，尽快组织实施。大家知道这又是一个先上马、后找钱的建设项目。当时红星正处于发展较快时期，乡财政较为困难，很多建设项目都是这样干出来的。按照书记、乡长的话说，没钱能办成事，才叫本事。在红星发展过程中，倒成了“真理名言”。我离开时，该项目已完成征地、放样、道路拓宽等工作。
  抓党建引领脱贫致富。1995年4月，青梅登场一结束，乡党委组织各村区党支部书记和县水产局副局长傅武忠、县工商联副主委林银清两位县委派驻坪林村、进水村奔小康工作队队长，赴永春美岭参观学习，响应年初省委发出“学美岭、奔小康”号召。县委组织部对红星这次外出党建活动非常重视，派员随团指导。参观学习团由乡党委书记张君羽任组长；我和县委组织部秘书科科长沈通福任副组长。通过实地观察，听取该村走“建电站、修公路、办企业”三步棋的经验介绍，大家感触颇深。特别对美岭党支部领头雁苏新添富有远见、勇于开拓、拼搏进取的精神更加赞叹。记得在回来的路上，大家对美岭一个贫穷小山村的巨变，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体会谈感受。乡党委书记张君羽时而插话，引导大家要把红星这颗梅做大，打造产业链。回来后，圆林村党支部书记许海源下决心要带头兴办青梅加工企业，得到乡党委、政府的重视和鼓励。乡长陈辉明即时帮助其厂房规划设计。企业用地以许海源自家一块靠村庄果园地为主，不足部分，由乡党委副书记、经委主任胡溪琴负责出面帮助协调置换。几个月后，一期工程完工。许海源从广东普宁请来技术员，办起了“红星绿源食品有限公司”，成为红星第一家个私青梅加工企业。工程竣工时，县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根源为其点放鞭炮。为此，县委组织部以“红星乡一次外出党建活动，催生全县第一家个私青梅加工企业”为内容，报道了红星乡党委的经验做法。由于红星乡抓党建较有特色，1995年7月，我和乡党委秘书林红华分别被市委、县委评为先进党务工作者。
  一次撤乡建镇虽未果却有益的尝试
  1991年底，我县掀起撤乡建镇的热潮，各建制乡镇纷纷要求撤乡建镇。红星乡更为积极，认为有国营农场为依托更有条件。乡党委书记杨镇发便主持召开乡场党政班子会议，专题研究红星申报乡改镇工作。乡场办公室主任张瑞海首先传达县集镇建设规划会议精神，要求符合民政部新调整建镇标准条件的建制乡，要积极做好撤乡建镇申报工作。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撤乡建镇对促进红星的发展大有好处，要抓住机遇，努力创造条件。会议决定，进一步完善集镇规划建设，突出金溪墟市场改造提升、金溪卫生院扩建等重点项目建设。要提高非农业人口比例。红星农场有7个作业区，其中芹山、东埔、五洞三个为全民作业区，职工报酬为工资制；下河、许寮、西埔、朱厝四个为半民作业区，职工报酬为记工评分制。把四个半民作业区的职工报酬改为工资制，上报市农垦局和县劳动局，让其完全脱变为工人身份，以增加非农业人口数。为做好申报工作，会议还决定成立申报工作领导小组，杨镇发书记任组长，陈辉明乡长兼场长，沈达龙副书记任副组长。同时还明确相关领导和部门的工作责任。会后，申报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半个月后，杨镇发书记再次主持召开乡场领导班子会议，听取申报工作相关情况汇报。针对已将四个半全民作业区职工的报酬记工评分制改为工资制，上报市县有关部门，但原本的非农业人口再加上这部分，仍达不到建镇非农业人口需占全乡人口10％以上标准的问题。经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申请报告应补上红星属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乡长陈辉明指出要把红星总面积近13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4000人，这些数据写进申请报告。书记杨镇发最后强调，撤乡改镇申请报告就按乡长和大家的意见进一步完善，要研究透政策和标准；金溪墟集贸市场改造提升、金溪卫生院扩建等集镇建设项目，要尽快拿出规划图纸，项目尽早动工。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红星就将申请撤乡建镇报告上报县政府和县民政局。
  后来撤乡建镇虽未能实现，但却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加速红星的全面发展。主要有：四个半全民作业区职工报酬记工评分制改为工资制，上报县劳动局的花名册，后来成为农垦系统正式员工补办社保的依据，惠及红星近千名职工。金溪墟市场的改造提升和金溪卫生院扩建等项目；以及红星集镇建设总体规划的提早制定，进一步活跃了红星经济，有效提升红星商贸、就医、集镇建设水平，加快红星城镇化建设步伐。
  在红星工作是我人生美好的记忆。在那六年间，我结识了很多同事加朋友，他们都是我这一辈子的良师益友，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很大……
  上山下乡杂忆
  林爱珠
  1969年11月，我们五个女知青，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西潭公社玉楼大队下茂营村第三小队插队。“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们个个胸怀大志，满腔热情地准备接受贫下村农再教育。
  一切都是新鲜的
  报到的那一天，我们各自借了辆自行车，沿着渠道岸，一边是流淌着的渠水，一边是田园，岸上长满杂草，中间只剩下凹进去的一尺来宽的小道。我们十分小心地瞄准这尺来宽的弯弯曲曲的、高高低低的车道，生怕车头稍不稳便会掉下水去。中午，好不容易才到了下茂营，两只手都麻木了，从没骑车走过这种路！
  乡干部领我们到生产队去，刚好碰上生产队吃公饭。在一片荔枝树下，饭用竹篮子装，菜用钵头盛，人们围着菜钵蹲着吃，年轻的村姑热情地给我们盛了饭，我们也就入乡随俗，蹲着吃了起来。但没过多久，我们几个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蹲着吃怪难受的，几个大嫂都在偷笑。
  高低不平的村道，大地当饭桌的第一餐，开始了我们知青农村新鲜的、漫长的生涯。
  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们肩扛锄头，踩着露珠，在甘蔗园锄草、松土、培垅。这时，千万要穿长袖衣服，要不，甘蔗叶子两侧有锯齿，会像刀子一样划破皮肤，非常痛。更难以忍耐的是甘蔗株上白色的茸毛，别看它软软的，粘在衣服上、手臂上，肉眼看不到，但不时地有扎刺的感觉，好几天都难受，连农民兄弟都不敢忽视这个小问题，他们叮咛说“要趁露水未干时干活，太阳出来后就别干，回去一定换掉衣裤”等注意事项。
  阳光下的田野很美，庄稼的色彩就是大地的衣裳。春季，稻田如碧绿的地毯，微风吹拂，丝绒般的华丽；稻田由绿而黄，金色遍野，此时的田野里，到处是沸腾的声响和成熟的香味，让人有成就感。阳光下的田野很美，一年四季都在忙碌。生产队长哨子一吹，我们和社员们就成群结队地出发，“园改田”时，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引水灌溉；收大花生时，蹲在花生地上，用铲子扒翻，捡起那些没被连根拔起来的残余果实；砍甘蔗时，剁去蔗头，修去蔗尾，还要挑到大队小型糖作坊去榨汁……“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当年知青的歌曲，就是当时劳动繁忙的写照。阳光下的田野很美，但田野的阳光很毒，夏天，“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怕’夏日长”。没多久，我们都被晒得黑不溜秋的，夜里见面，只能瞧见对方一嘴牙齿，两个白眼球。
  最令人难忘、最具特色的农活要算稻田里“薅草”了。秧苗插下一周后就开始要三遍的施肥、锄草、松根。“薅草”之前要先撒牛棚粪或泼入粪尿，然后大家把裤腿高高卷起，一字排开，跪爬在水田里，每人左四丛，右四丛，边朝前爬跪，边抓田土和杂草。队长两手插腰，站在田埂上喊：“屎团要往苗根旁塞！”我们真的都照办，实在太傻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感到十分恶心。我们知青与社员同等任务，每人分得三、四亩地，膝盖皮都跪得磨破了，血流不止。晚上，洗擦干净涂上红药水，明天还得跪爬。年纪较小的女伴忍受不了，哭了。这活怎么这样干的？世世代代原始的劳作方式不能变革吗？纵观全县其他农村，那年代大都是如此干，我们扭转不了乾坤，只怪膝盖太不争气了。我们商量后决定全体穿长裤，拖着裤腿爬跪，这在当地农民眼里，已是一大改革了。皮肉之苦尚可忍受，被蚂蝗叮上更让人心惊肉跳。稻田里有些地方水面上漂浮着一层七色的油光，这种地就像红军过草地时碰上的沼泽一样，人或牛一踩上去就会被深深地陷进去，且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要别人帮忙，或铺上稻草爬上来，或用扁担拉。我们学会了识别与回避，但是这种水田蚂蝗特多，且都是黄边的，大条的。“蚂蝗听水声，远远里里来”，人一下水田干活，一条条蚂蝗就左右扭动着腰姿游过来了。那家伙紧贴在腿上吸血，不吸到圆滚滚的绝不甘愿脱落，而且据说它吸多少血，脱落后必继续流多少血。干革命流点血怕什么，令人恐惧的是那东西紧吸在腿上，滑溜溜的，拉起来又弹回去，口香糖似的掐不掉！
  尽管天天“日未出而作，日已落尚不息”，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余粮却仅仅三毛七分钱。
  为了每天三餐饭
  在城关，人们做工赚钱，买米买柴草回家做饭，而在农村，除了出工外，空闲时间几乎都耗在了准备解决吃饭的问题上。做饭的米是稻谷变来的，要先用石磨碾，去掉壳，再到石臼去舂，去掉糠，又再用竹筛子筛出来糠，选出白米，工序既复杂又规范，要按部就班，马虎不得。做饭烧的柴草，要自己去割或砍，每天闲下来时就要围坐在一起“缠草茵”，那“省草炉”一天要“吃掉”很多柴草，天天“缠草茵”，天天被烧光。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让人感觉到花在每天三餐的时间太多了。工余时间怎么总与一缕炊烟有关？其实所煮的也就仅是“饭”而巳，一天三顿，清肠寡肚的，虽吃得让人烦厌了，却还是要吃、想吃。记得当时每当生产队会餐时，大家心里都会牢记“三项基本原则”：一碗尖，二碗平，三碗顶到中脊梁。这是抢饭吃的策略。还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躲在被窝里，肚子饿得咕咕叫，有人提议煮夜宵，然后两个人就跑到菜地里偷拔了人家的一颗包心菜，回来煮了菜饭，五个人竟然把三斤包菜、四斤米做的菜饭一归而光！
  自留地里用科学
  村民们都很朴实、真诚，对我们很关照，我们与村里同龄的兄弟姐妹们关系又特好。生活方面，平时收工回家，无论路经何家门口，只要锅里准备喂人和猪的地瓜已煮熟，我们优先吃；农活方面，哪个季节种什么，如何开沟引水浇灌，怎么挖粪坑，独轮车怎样才能把稳，脚踩水车时应注意什么等等，我们都听乡亲们的，一些劳动技巧，还手把手地教会我们。但我们毕竟多喝了点墨水，多懂些科学常识，多少也想露一手。于是，我们通过关系到山东农科院要了些白菜、萝卜等种子。农科院的种子就是不一样，种出来的白菜有茸毛，一棵十几斤，但一煮就烂，味道鲜美极了；种出来的萝卜一截白色，一截青色，且可生吃，甜甜的；种出来的荷兰豆一直开花结豆夹，连续摘不完。当然，我们科学地使用了“920”催长药液喷洒，自留地的花生、地瓜、蔬菜等农作物长得比其它园地的好，村民们看了都夸：“这些知青阿姐会种田！”
  日夜奋战建大坝
  当时，亚湖水库建设是一个大项目，其规模之大，民工之多是我县所罕见的，可以说，当时是举全县之力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当时社会上流传着顺口溜：“拆戏园、补亚湖，拆民房、修公路，拆公园、做草鱼埔……”就是很好的写照。
  修水库时，我们的任务是用独轮车从山上运土筑大坝。之前，我们刚刚学会了推独轮车到广东饶平县去挨家挨户地买草木灰，到县城运载石灰来改良土壤，收成时运运稻谷、花生、地瓜、甘蔗等等。但推独轮车的本领，却在筑大坝时得到了升华，我们个人披肩坎、系水巾，独轮车上绑着四个竹筐，装满土后立即冲刺，人随车跑，如猛虎下山，又趁势冲上坝头，然后两手朝上一举，车手把向前一掀，车翻转180度，轮子朝上，四筐土扣地，随后再走到车尾一提，土就倒在坝上了。所有的一系列动作连贯、干净、利落，如此周而复始，一天来回要跑上百次。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如此高危的重活，对于当时才二十岁的我们，竟然没有一点恐惧感。回想起来，倒是有一幕惊险镜头，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村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女孩载土下山，因山路不平，土筐前移，结果重心不稳，车翻下了山沟，人被车把撬到了大腿，连滚带翻了几个跟头，好险！幸好人无大恙，只擦伤了几处，但大腿内侧至膝盖下的裤腿被撕开了。当着众人面，小女孩紧紧地捂着，揪着裤子，脸涨得通红。
  工地上人声鼎沸，红旗飘扬。机器声、喇叭声、口号声连成一片，各镇村来的民工在开展劳动竞赛；工地的夜晚，汽灯通明，人们仍在加班加点，你追我赶，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大坝在不断长高。由于日夜奋战，我们浑身都酸痛，于是每夜躺下便睡得很死。直到撤离工棚时，草席一翻才发现，我们席地而卧的“床”，稻草垫发黑腐烂，有的还被“孵”出了白色的菇。
  随遇而安苦中乐
  上山下乡的生活是艰难的，平淡的，难道一辈子就这么过了？大家心里十分茫然。无可奈何之下，只能随遇而安、苦中求乐了。我们向其他生产队的知青借来一些手抄本，相互传阅，看得津津有味；月光下，知青友拉着二胡，自拉自唱，其他人边听边干活，偶尔也附和，形成女声小组唱，不亦乐乎；听说广东省潮州县在放映电影《卖花姑娘》和《三笑》，这对于当时只能看到样板戏的我们来说，吸引力太大了，我们立刻骑上自行车，赶到七十公里外的潮州县买高价票观看……特别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位大嫂，上午还挺着大肚子和大家一起出工干活，半途交代我们帮她把牛牵回牛圈。等收工了，我们把牛拴好后找到了她，她正在溪边洗衣服。原来，她已经把小孩生下来了，马上又亲自到溪边清洗东西。天哪，生个孩子简直就像拉了次大便！看着这位大嫂，比起这位大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言苦道累呢？因此，在五个知青的大家庭里，我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鼓励，时刻充满着朝气和活力，那间知青小屋，也始终充满着歌声和笑声。
  上山下乡的日子是艰辛的，但磨炼了人的意志，我们练就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积极进取、勇于奉献的人格，形成了懂得珍惜、知足、理解、宽容的胸怀。因此，我1975年之后有机会当上赤脚医生，抓药、打针、外敷、接生样样会；1980年考上云霄师范民师班，在校是优秀生、学生会干部；1982年到诏安县实验小学任教，兢兢业业，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改革，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漳州市劳动模范”，获得“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和“县拔尖技术专业人才”等荣誉称号，我也从教师、副教导、副校长到校长兼支部书记，1992年10月光荣地出席党的十四大会议；1993年11月任中共诏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十年宣传部工作，尽职尽责，被评为“福建省宣传系统先进工作者”；2003年11月至退休，任诏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选漳州市人大代表。
  知青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的确让人永久难忘。
  我的知青生活
  高晓明
  1975年7月，我在诏安中学（现诏安一中）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报名上山下乡，到本县深桥公社后埔大队（现深桥镇后埔村）知青点插队落户。回首33年前的知青生活，使人思绪万千，岁月的长河难以淘洗掉磨练我的那一幕幕往事……
  知青新家
  从1974年起，诏安县也推广湖南株洲关于建立知识青年集体户即“知青点”的管理模式，按县直单位与有条件的大队（行政村）挂钩，建立知识青年点。知青点的建立和管理，比1969年以来上山下乡老知青们的劳动生活条件，可谓大大前进了一步。我和同届毕业的徐福东、许毅川等人，按父母所在的粮食系统工作单位报名，被分配到后埔大队知青点。
  后埔知青点的房子由国家拨款和大队协助建成，两层石木结构的楼房，上下各3间，杂木楼板，装修虽然简陋，但也算宽敝明亮。记得我们第一批到知青点的有14人，加上早先单独到后埔大队插队的2名知青，也并入知青点管理，还有后来陆续下乡的历届学生，到1976年底，知青点人数最多时达到24名。
  1975年7月5日，这个后来成为我和许多知青一生难忘的日子，成了我们入伍年月的档案记载。那一天，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现县委和县政府）在中山公园广场（那时还是个广场）召开规模盛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大会，规格和欢送应征青年参军入伍一样，我们都胸戴大红花，知青们的家长代表也送我们到知青点。
  当家长代表和知青们到达知青点时，受到了大队领导和社员群众的隆重欢迎。大队党支部书记叶何春发表了热情的欢迎词，大队部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饭后，当家长们乘拖拉机返城时，知青们的心都酸溜溜的，好几个眼眶都红了。记得母亲对我说：“你要听大队领导的话，好好干，注意身体……”
  后埔大队党支部分工叶锦聪副书记分管知青工作。在知青点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被大家推选为知青点组长（点长），主管学习，蒲少坤为副组长，管生活。大队叶副书记对大家说：“大家响应党的号召，从一个城里的学生婴仔成为一名光荣的知青，到农村来锻炼，你们要努力干，争取好表现，将来国家需要保送读大学、招工和参军，你们都是人才……”这是多么热忱朴实的语言！当时我心里想，叶书记不讲扎根广阔天地炼红心，而讲国家需要上调回城，真敢讲实话……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大队叶副书记极有远见，似乎早就看到了这场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结局……
  知青点成立之初，和社教工作队合办集体伙食，过了一个多月，后来又因生活费来源困难而由大锅饭的“公饭公菜”改为“公饭私菜”。由于后埔村离县城10多公里，大家利用十天半月轮休1-2天的时间回到城里家中，弄来下饭的菜，有肉丝炒菜脯、贡菜、肉松等，五花八门。当时，知青劳动得来的工分还不够养活自己，还要靠家里资助。知青点因此伙食费困难而换了三任司务长，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还是沈顺添的司务长当得民主，大家服气，他把伙食帐定期公开，就象今天的“政务公开”。为了让大家安心劳动，大队部派了村寨里一个50多岁手脚麻利的中午妇女为我们知青点煮三餐饭，大家亲切地称她为“阿姆”，大队还每天补她1个工的工分。按当时的政策，知青们下乡第一年，享受国家城镇粮油定量供应，每人每月33斤大米的配额。知青点把供应口粮集中起来，每天每人按1斤大米的标准，早中餐各三两稀饭，晚餐四两干饭。后来三餐改为三、六、六两，有的还要吃双份。正在长身体的知青们，三两稀饭下肚，挥几下锄头就消化了。大家常饿肚子，又不敢回城向家里多要点米，怕增加家里的负担，因为那时家里的口粮也是定量供应的，大家觉得这样已经比当地社员们好多了。
  知青点成立之初，后埔大队就对知青的文化学习非常重视，规定每周二、四下午专门学习，念报纸，工分照给。知青们还兼各生产队的政治夜校辅导员，我和沈顺添都兼过总辅导员。后来这一做法还到县知青工作会上介绍经验。我还利用工余时间读了许多文学名著，如周立波主编的《散文特写选》、《唐宋词百首浅释》和蒋孔阳的《文学概论》等书，自学了《物理》、《数学》等自学丛书，给后来参加高考打下了基础。
  初学制茶农艺
  后埔大队有4个自然村，12个生产队。我们这一批知青算幸运，全体分配到大队茶场劳动，但是户口和工分结算下放到各生产队。我的户口分到上园山11队，当时1个工分值0.3元左右。大队茶场有10多个社员，以种茶和茶叶初加工为主，同时兼种十多亩水稻和几十亩农地，有花生、甘薯，还有青梅、李子等水果。我第一次拿锄头，屁股翘得老高，到茶园锄草，挥了几下锄头，腰酸背痛，把刚种上的茶苗也锄掉了，老农赤米伯手把手地教我拿锄头。后来，我们在大队茶场里学会了插秧、割稻子、锄草、施肥，学会了采茶、晒茶、揉捻、焙茶等一套茶叶初加工技术，成为一个合格的茶场新茶农。在知青点里，我还利用在中学里学过水利测量的知识，协助公社水利技术员搞测量、开渠道，还干过临时司务长，到汾水关给农业学大寨青年突击队送饭菜。
  我们还经常参加大队组织的基干民兵的军训。记得有一天半夜，全体男知青紧急集合，参加大队基干民兵排的抓赌行动。当民兵们举枪包围了赌徒们时，看到赌徒们被吓得跪在地上哆哆嗦嗦的样子，我们心里痛快极了。但是也少不了我们知青出洋相的时候，有一次大队民兵实弹打靶归来，有一个知青手里的步枪子弹没退完，不慎走火了，还好是对天空开了一枪，把大家的脸都吓得青一阵白一阵……
  生活贫乏的日子
  知青点组建初期，文化生活条件极差。记得初到知青点不久的1975年7月23日晚上，9个男知青耐不住寂寞无聊，毅然徒步10多公里回城，走了两个多小时，当晚上9点多到达县粮食局大院时，把粮食局的值班干部吓了一大跳。这些小伙子怎么跑回来？有的光着上身，有的穿背心短裤，赤着脚……狼狈极了。大家纷纷要求局里改善知青点的文化设施和生活。记得粮食局干部耐心地给大家做了思想工作，说条件会逐步改善，要大家明天回到知青点，安心劳动……后来，这件事还受到县知青办领导在全县知青工作会上不点名的批评。
  经过此事，我决心改进知青点的文化生活，把外婆从马来西亚带给我珍贵的意大利手风琴搬到知青点，发挥我在中学文宣队里演奏二胡和手风琴的特长，每天晚上收工后，知青点就响起悦耳的手风琴和二胡声，偶而女知青们也到男知青宿舍伴着琴声唱唱歌。1975-1976年，我两次被借调到县文化馆乐队，参加全县歌咏大会的伴奏。1975年11月，深桥公社搞汇演，我编写了小歌剧《上农大》和小话剧《交叉路口》，自己谱曲兼演奏手风琴和二胡，还请来我二弟和中学文宣队的乐队同学帮忙，知青沈顺添既当导演又当演员，知青点副组长朱其生、女知青沈子毅、沈冰君、魏淑贞、谢俊娟都扮演不同角色，经过紧张的排练，到郭寮大队参加公社汇演，记得社员们人山人海，有的爬到屋顶上看演出，不知发出阵阵笑声和掌声，给我们全体参演的男女知青极大的鼓舞，我们的节目得到公社的奖励。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食粮贫乏的年代，能吃上一个热馒头看一场新电影，穿一件新衣服都是奢侈的享受。记得197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和沈顺添、许毅川3人闲聊到半夜，又冷又饿。当时村里晚上靠大队米厂发电照明，从天黑到9点半就停电，而且米厂的柴油发电机组是皮带传动的，电压不稳，电灯一闪一闪的。电一停，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偶有几家晚睡人家的煤油灯在窗口闪烁，加上狗叫声，真是一幅山村荒凉图。我们三人摸黑敲开了大队民兵营长松泉哥的门，拿出顺添从城里带来的炒菜脯，就着松泉哥煮的稀粥，每人喝了几大碗才缓过神来。我不禁想起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句“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而我们是“三两半斤米饭，怎耐他又冷又饿”。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会忘记那个难忘的夜晚和炒菜脯蒜泥的香味……
  还有一次收工后，我和民兵营长松泉哥回城办事，刚好父亲给了两张电影票，母亲刚蒸好一蒸笼热馒头，我和松泉哥在电影院里边吃热馒头边看新电影《南征北战》，真感到是一次舒心的享受。
  生活趣事
  三年多的知青生活，我们知青和当地农民朝夕相处，不仅结下了了深厚友谊，而且留下了许多难忘而有趣的事。
  著名作家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是当时大家熟悉的名作，那是地主老财剥削长工的故事。可是我们知青点里也发生了一起难忘的“半夜鸡叫”。记得初到知青点的一天晚上，米厂关机停电后，大伙寂寞无聊极了，其中几个年长一点的知青抽起了从城里自带的“白”包香烟（土办法自卷的烟），吹起口哨，哼起歌曲，其中有一个不会唱歌，竟然装出一声鸡叫声，夜深人静，没想到把全村的鸡都引叫起来了。那时才晚上10点多，属于“二更”天，当地俗语说：“鸡叫头更报喜（晚上7—9时），二更报死（晚上9一11时）”。第二天，村寨里的老人们大为不满。大队叶副书记在知青点学习会上批评了这一恶作剧，大家觉得很不好意思。过后不久，恰逢天旱，村寨里唯一的水井快干枯了，知青沈金荣带头下井为乡亲们淘井，受到了大队和社员们的表扬，挽回了知青点的声誉。
  由于气候湿热，在艰苦的劳动中出汗多，加上知青点卫生条件简陋，男知青们大多数都长了股癣。我给大家献了中学老师教的土配方：涂辣椒治股癣。晚上收工，大家到知青点后的茶园纳凉，趁天黑没有人经过，照此办理，没想到下半身火烧火燎一晚上，几个小伙子摸黑在茶园里拼命用扇子扇呀扇呀，笑着骂着……大家戏称是“过火焰山”。
  从1975年7月到1978年2月，经过全点知青的努力，我们知青点成为全县知青工作的先进单位，受到了县领导的表扬。1977年10月，我光荣地出席了全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积代会）。1976年，知青点徐福东、许毅川、沈学振、沈炼等4人参军入伍，沈子毅上大学；1977年12月16日，我们参加了“文革”后的首届高考，我考上了福州大学电机系，沈顺添、蒲少坤也考上了大、中专，1978-1979年，其他知青也纷纷招工、招生，开始了新的生活。
  两年半的知青点生活虽然短暂，但知青点火热的劳动生活是一辈子难以忘记的。虽然那时我们的青春没有在知识和科学的课堂里奋发，但在农村的人生大课堂里，我们把身骨炼硬朗了，把心炼成熟了，把人生的起点筑扎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