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历史上，“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对诏安革命、建设事业的重要贡献，及其折射出的可贵精神，值得后人记取。
  这段历史缘于1949年那个乍暖还寒的初春。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决胜阶段，按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太行太岳老解放区抽调4000多名干部，组成一个省政权的成套班子，随解放军十兵团南下接管福建新解放区。
  这支负有特殊使命、实行军队编制的队伍，内部称作中共南下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全体成员在河北武安县城接受为期两个月的集训，于1949年4月25日踏上南下征程，一路上迎着炮火硝烟，翻越中条、太行、武夷等山脉，跨过黄河、长江、淮河、钱塘等河流，途经8个省，行程3000多公里，于8月5日到达福建浦城。之后，支队6个大队分赴全省6个地区。
  来自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五大队，奉命进入龙溪地区，所属第一中队48人被安排到诏安县。其中，有来自山西省陵川县的武克、葛奠华、武起忠、李秦生、郎锁虎、郎壮发、苏王存、李明亮、郑富成、郎牛虎、冯法根、刘庆生、杨青云、姚金孝、王保胜、王里程、郭官妞、王子清、韩法昌、姚景玉、侯永华、赵国都、路新发、魏金锁、张存庆、任生妞、郭秀林、昊章喜、申远龙、郎壮保、常四旺、张天顺、肖小丑；山西省黎城县的李振经、申之轸（女）；山西省晋城县的陈广馀；山西省壶关县的郑海生；山西省沁县的杨在忠；河北省磁县的马立功；河北省元氏县的钱明全；河北省武安县的赵振华；河南省沁阳县的赵年宏、黄永仁、李在山、赵德慧、杨有道；河南省获嘉县的刘锡平；河南省温县的邢秀文。此后，支队南下干部因工作需要调出调入诏安的，为数不少。
  这些人系按党性强、作风正、身体好的条件加以选拔，多数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到了诏安这个全新的环境，尽管遇到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等生活、工作上的困难，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热情与活力，他们与地方干部、军转人员以及上海南下服务团、闽南公学等新参加工作的同志一道，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出色完成了党赋予的使命。
  解放诏安——这支南下干部队伍在武克、李振经的带领下，于1949年10月6日抵达乌山脚下的圆林村，与中共云和诏县委及游击队的同志会合。20日，在坪林村举行的会师大会上，宣告中共诏安县委、诏安县人民政府成立。当时漳潮属县大多解放，诏安成了国民党残存军政人员及惯匪恶霸、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的糜集之地。退踞于此的国民党龙溪专署专员、保安司令童懋山兼任诏安伪县长，境内如“福建省保安团”“闽南暂编纵队”“反共救国军”等乌七八糟组织各占一方，横征暴敛，驻县城的军官团甚至光天化日在城里打家劫舍、强抢店铺财物。南下干部会同正规军、游击队对敌予以坚决打击。1950年2月11日，诏安全境解放。
  接管诏安——新生的人民政权接管了旧政权的党政财文各个机构，并重新配置县、区、乡及其管理干部。针对潜伏匪特的抢劫勒索、纵火放毒、暗杀破坏活动，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双管齐下，到1951年底，全县共清肃匪特1000余名。同时，通过减租减息、土改反霸，密切了党群关系；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引导农民互助合作增产增收。1952年，实现了新区“巩固民主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初期目标，全县国民生产总值1525万元，为1949年的1.9倍。社会秩序亦由乱变治，不论是县城还是乡村，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失遗”。
  建设诏安——诏安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于1953年开始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延至1957年，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诏安为宜耕宜渔之区，乃传统农业县，规模不大的工业亦以农渔产品加工业为主。1959年，太平公社依靠集体力量向山发展，当年实现果、竹、林和油茶各万亩。影响所及，诏安开发荒山造林种果和沿海营造木麻黄防护林形成热潮。1960年，全县造林种果22万亩，数量超过以往百年的总和。1965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诏安再兴“太平之风”，在抓开山造林种果茶的同时，改良田园，围垦滩涂，兴修水利。是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3483万元，为1956年的1.7倍。
  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幅改天换地的图景。我们回顾诏安这段历程，应当承认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49年到1982年，统领全局的历届县委书记，从武克、李振经、杨寿仙、刘秉仁、王满元、杜锷生、罗全贵、李枝惠、孙承泽、安静山到刘兴玉，皆为南下干部；1951年到1978年间，任县长（主任）的李振经、杨寿仙、姚金孝、李枝惠、孙承泽、安静山、刘兴玉，也是南下干部；还有更多的人担任县直机关和区、公社主要领导职务。以致解放后至“文革”前，大凡县里召开党政干部会议，与会者大多操太行山地区的口音。这些人中，不乏受到民众爱戴和怀念的好干部。
  武克，原沁阳县委书记，在诏工作4年。1949年10月起任县委书记，面对地方百业待兴的经济状况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团结南方、北方干部，一道开展接管、剿匪、土改、镇反和党建、“三反”、“五反”等工作。其时，民众被广泛发动起来，为支援解放东山岛，全县1万余民工修建常山至分水关公路，数千名民工于水陆两途运送兵员、物资；为抗美援朝，全县数百名青年参加志愿军，民众踊跃捐款17万元购买1架战斗机。
  李振经，原博爱县武委会主任，在诏工作4年。1950年以副县长主持政府工作，从收审旧政权的主要成员和社会恶势力头目入手，推进反霸减租、肃特剿匪，很快稳定了地方局势。1951年1月任县长，翌年8月接任县委书记，其间带领群众开展土改、镇反和生产互助运动。他亲自在后林村搞互助合作增产增收试点，并为此写过一本小册子，由省出版社在全省发行。又推广小株密植、合理灌溉施肥和防治病虫害等增产措施，全县农业连续3年大丰收。
  王满元，原博爱县区委书记，在诏工作8年。1953年1月任诏安县委副书记，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搞试点抓推广。1956年8月任诏安县委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县委作出兴建港口渡围港工程、三姑娘渠道和东西溪防洪堤等10多项水利设施的决策。由于这些设施相继建成使用，得以变水害为水利。王满元支持太平公社开发万宝山的创举，以县委名义要求全县“学、赶、超”太平，组织各社场开展竞赛，掀起开山热潮，县委还进一步提出大办社营农场、林果场、畜牧场、水产养殖场和工厂。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于1960年2月专程视察太平，号召全省“大兴太平之风”。
  近70年过去，当年这些太行儿女是何等意气风发、生龙活虎，而今多已离世。历史难以复制，风范却可传承。笔者之所以将旧事重提，乃其背后蕴涵着值得弘扬的高风亮节。
  一是克己奉公的品德。他们听从党的召唤，辞别故土、亲人，从太行山区来到山水迢遥、人地两生的滨海边陲诏安，无怨无悔，把心血汗水洒在这块土地上！解放初，他们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干工作”下基层靠走（没车子坐）、开大会靠吼（没扩音器）”，时常背着背包、雨伞、电筒、笔记、文件及锄头、畚箕等日用物件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没下去的区乡脱产干部晚上不到11点不敢睡觉，因为县区电话通知多是紧急通知，就是半夜三更也要分头下去传达。尽管如此，大家从不怕苦、从不喊累。南下干部或多或少都掌握着权力，却绝少以此谋私利、搞特殊。这些人中据说只有一人，因多吃多占而受到从部门领导降为一般人员的处理。
  二是一心为民的情怀。临解放时，地方百姓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把持几个大姓氏的土豪劣绅，乘机裹挟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反共救国军”。长江支队干部入诏后，不少人起初心有疑虑，没过多久却能团结在南下干部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究其原因，便是人们从其所作所为，看到他们的真实情怀。那个年代，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非常强，为了解社情民意，担任县区领导的南下干部，除开会、学习外，大部分时间用来走访基层、深入群众，他们白天和群众一起挥汗劳动，晚上同群众一起亲切夜谈，从中知道群众的所盼、所忧、所急。通过带领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为其摆脱贫困、发展经济创造条件，同时投入县内的水利、交通建设。1951年至1960年，修复诏平线、城铁线，建成龙分公路、下宫线、霞秀线、林白线等公里，里程210公里；同期，修复大陂、新陂，建成三姑娘、青天、英坑渠道和梅洲、丁寮、水吼、红坑等水库，工程7515处。
  三是求真务实的作风。南下干部在诏安的革命、建设事业中，实事求是看事情，脚踏实地办事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李振经获悉乌山基点村“白皮红心”的张某被错判15年，立即派人到苏北劳改农场将其请回来，设宴敬酒为他“洗冤”；对一些学有所长的留用人员，敢于不拘一格大胆任用；检查稻谷生产情况，往往不走公路边和向阳地，专行山坑田和偏僻地，还手拿尺杆、赤脚下田量比；听干部汇报工作，重具体数据、典型实例和来自群众的语言。当年，官陂张姓和黄姓为争农田灌溉屡屡打群架，李振经亲到实地调查，又派水利干部下乡，指导群众把废弃多年的五通陂重新修建，解决两村几千亩田园的灌溉问题。王满元为实现群众改变穷山恶水的愿望，踏遍诏安的山区、平原、海岛，认真探讨、实施治理方案。他不为“大跃进”虚假浮夸之风所动，在经济工作中不夸大成绩，不拔高指标，不搞瞎指挥，坚持实事求是，避免了经济建设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