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让红色记忆永不褪色
  林峰
  “福建是文物大省！”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有的同志一听，立马反驳道：怎么可能呢？！人家六朝古都南京、十三朝古都西安，一脚能踢出个秦砖汉瓦，一锄头能挖一个汉唐铜镜，那才是文物大省！说出这种话的人说明他对福建文化遗产的了解不够，也说明我们对福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宣传更是不够。
  我省已有武夷山、福建土楼两处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和古泉州（刺桐）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正紧锣密鼓进行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目录的有闽东北木栱廊桥、闽南红砖建筑、福州三坊七巷等。就文物类别而言，我省有涉台文物、红色文物、海丝文化、海防文物等；在建筑类型上，有徽派建筑、红砖建筑、福建土楼、闽中土堡、永泰山寨、海岛石厝等。“红旗不倒”的红色文化遗存遍布八闽大地，不可移动文物有33251处，国有馆藏文物44万多件（套）……与全国其化省份对比，福建确实可以说是一个文物资源大省。
  随着社会进步，公众对文化遗产认知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在城市建设、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中，在关系复杂的产权归属问题上，文物保护时常处于弱势状态。作为全省文博界唯一的一名省政协委员，我深感文物工作责任重大，希望能借助政协平台，为做好文化遗产宣传、传播正确文物保护理念、发动社会参与保护做些工作。为此，2017年4月，我参加了省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赴三明、漳州两地开展的“我省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课题调研活动，这次调研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福建省丰富多样的文物资源中，红色文化遗产独具特色。根据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目前我省登记革命（红色）文物962处，其中原中央苏区革命（红色）文件518处，比如长汀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红色县级政权；毛泽东在古田协成店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还有古田会议旧址、上杭才溪乡……
  有着闽南革命摇篮之称的诏安乌山雄、奇、秀、险、幽，八十多年前正是在这里，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建立了闽粤边革命根据地——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和闽南地委机关驻地。当我们一行人站在闽粤边根据地创始人卢叨同志生前战斗过的地方，脑海中浮现出一幕幕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壮烈景象，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并在他安眠的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我们探访了曾经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挥部和东方军驻地——永安小陶的清代建筑“树荆堂”，瞻仰了“月港事件”发生地诏安建设乡的达三祠堂，参观了清流林畲乡塘堀村的毛泽东旧居“诒燕第”。其中“诒燕第”值得一说。时光回到1930年1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经连城入清流森畲塘堀村，在此宿营，并写下了著名的《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只见眼前这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本体保存良好，为了发挥红色文化遗产的教育示范作用，当地政府还在前面建了一个广场。在我们到达时，正值三明市妇联组织职工来此参观学习。
  调研中我们发现，曾经我们对红色文物保护得更多的是建筑，对红军标语和漫画的保护却不容乐观。300多条红军标语和漫画，全国第一个中央红军标语博物馆，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指挥部旧址——永安洪田镇马洪村“逢源堂”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宁化陈塘第四红军医院内，除了保存着教育官兵洗澡、剪指甲等做好个人卫生的漫画，红军标语数量更是高达1000多条！在这些标语中，有动员发动农民参加红军的，有宣传武装打倒国民党的，有北上抗日动员令的等等，既有实物价值，又有文字史料价值。然而，这些中央红军标语、漫画的保存现状令人担忧：由于已有八九十年历史，一些标语风化严重，部分文字难以辨识，更有甚者随墙体大片脱落而消失，还存在当地群众重描刷新标语的情况。对此，我和大家一样都感到十分惋惜；如果不马上进行抢救性保护，再过一二十年，我们还能看到这些珍贵的“活化石”吗？
  欣赏红军标语和漫画，就是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保护红军标语和漫画，就是弘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对于这些饱经沧桑、十分脆弱的红军标语和漫画，我认为必须原汁原味地将其保护好，不能再进行人为的破坏。鉴于当地群众缺乏这方面的技术，文物部门应采取保护措施，并抓紧数字化信息采集工作，让那令人难忘的红色记忆永不褪色。
  这次调研活动，让我对红色文物的保护利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应该说，在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我们是有短板的，是有历史欠账的。但我们也看到了希望，国家文物局2016年6月下发了《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通知》，福建省委宣传部制定印发了《福建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和弘扬工程实施方案》，福建省文物局已着手向国家文物局申报《福建省革命旧址保护利用需要资金规划》，正在推动编制《福建省革命旧址保护利用规划》和《福建省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暂名）》工作。各设区市也积极响应，三明市政府出台了《三明市红色文化遗址保护管理办法》，龙岩市编制完成了《龙岩市革命旧址保护利用规划》，正在出台《龙岩市红色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有了好的政策，还要有好的行动。正如于伟国省长所言，文物是个充满矛盾的事物，如何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一个问题，而保护不够、利用不足则是个核心问题，应该做好“保、留、用、活”四个字，即“保起来、留下来、用上来、活起来”。作为文博界的委员，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文物保护工作，围绕“保、留、用、活”这四个字，为推动福建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积极建言献策，尽自己的一份力。
  编者按：弘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为此，编辑部通过《政协天地》杂志社孙红英副主编联系了十一届省政协委员、省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文博研究馆员林峰同志撰写此文，在此对孙红英副主编和林峰主任表示感谢。
  诏安申报中央苏区县工作纪实
  中共诏安县委党史研究室
  2009年5月4日，这是六十万诏安人民的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光辉日子——福建原中央苏区县名单上又增加了诏安这个县份。两天后，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真是双喜临门，喜上加喜。诏安作为中央苏区范围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美好发展前景。这一刻，让盼望已久的诏安人民激动不已，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这一刻，让付出艰辛汗水的县领导与全体申苏工作人员感慨万分，深情地拥抱这沉甸甸的硕果。
  回首艰辛曲折的申苏历程，一幕幕往事在眼前回现。
  一、领导重视，申苏工作一盘棋
  2007年12月20日，县委在采纳市、县老促会关于诏安申报中央苏区县（以下简称申苏）的建议、开展前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县委书记于南生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申苏工作。市委党研室高家凌主任应邀出席会议，他介绍了争取中央苏区县的现实意义及申报的基本条件，客观分析了诏安开展申报工作的前景和困难。会议指出，申苏是县委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实施海西发展战略、加快诏安崛起的重大战略举措。做好申苏工作，不仅是对曾经在诏安战斗过的革命先辈的缅怀和纪念，也是在新时期重构诏安优势、推动诏安发展的可贵资源和难得契机。会议决定成立诏安县申报中央苏区县工作领导小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许武章任组长，县老促会会长沈汉溪副任组长，聘任原县委党研室副主任蒲云西等4人为领导小组顾问，下设申苏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县申苏办），依托县委党研室，主要承担申苏资料搜集整理、业务指导和上传下达的职能，由组织部、老区办等单位抽人组成。在会上，于南生书记提出“申报工作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的要求，予人以信心和力量，以后一直成为了整个申报过程中工作人员动力源泉。正是这次会议，诏安开始迈出了申苏的坚实步履。
  申苏启动以来，在许武章常委的组织协调下，相关单位分工负责、自觉配合，处处都体现了同心同德、顾全大局的大协作精神。县委组织部主要承担申苏中后勤保障、人员协调、部门协调的职责，及时地解决了工作中的一系列实际困难和问题。县建设局以大局为重，及时让出县园林处办公楼，又主动地处理了相关善后问题，使要求达五年之久的筹建县革命历史纪念馆馆址问题迅速得到解决；霞葛镇党委以申苏为己任，书记多次亲临现场督促落实，投入27万元，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南陂厚安村“文圃学堂”这一重点革命旧址的搬迁、修复和配套道路建设。县委办、政府办、老区办、民政局、老干局、财政局、档案局、广电局、机要局等都对申苏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县委、县府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和乡镇的密切配合，形成了申苏工作全县一盘棋的格局，是申报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
  二、环环紧扣，紧张有序上轨道
  申报伊始，县申苏办首先着手组织全体党史干部查清县内现存的史料状况，对照申苏的四个基本条件，发现该时期（1930年至1934年10月）的史料存在着研究成果不多、历史文献缺乏、史料观点偏颇等重重困难和矛盾。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2008年元月下旬，先后五次邀请了顾问和一批老同志、老党史工作者进行集中座谈，许武章常委亲临指导。与会老同志对县委的申苏决策深受鼓舞，情绪高涨，不但积极释疑解难、提供资料及线索，而且还主动承担工作任务。通过集思广议，明晰方向，工作面随之紧张展开。6月5日，在工作量加大，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县委组织部确定一位副部长负责县申苏办的后勤保障工作，抽调多名干部充实县申苏办力量，并分成两组同时开展工作。文物组承担着督促落实县委办下发的《关于发动征集、修复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文物和史迹的通知》（2008）28号文件精神，具体负责文物征集，督促县纪念馆改造和秀篆石下“敦敬堂”、霞葛厚安“文圃学堂”、官陂马坑楼仔村等11处革命旧址的修复工作。文字材料组除了相应承担县馆、旧址的文字、图片及布设任务外，继续加班查阅、整理资料，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第一稿申报材料在3月5日形成。之后，按照上级党史部门的指导意见和不断寻得的新证据，反复地进行修订、充实。
  三、紧抓重点，下大力气固根基
  5月29日，县领导小组在福州举行省、市、县三级审稿座谈会上，省、市室领导和专家在会上评估了诏安申报进展状况，帮助剖析问题，理清思路，指出了申报证据依然乏力的要害问题。据此，我们加大了证据搜集的工作力度。县申苏办迅速制定外出查档预案，查档人员于6月5日就全部赶到福州。当日，省室领导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召集诏安查档人员，就主攻方向、心理问题和技术要点等方面作了详细的指导。此后，省室巩玉闽副主任还多次与有关单位沟通，为诏安查档人员提供了很多的工作便利。许武章常委高度重视这一工作，每天都在了解进展情况，并予反馈指导和鼓励，使工作人员感受到责任的重大，干劲倍增。
  在这次为期36天的查档旅程中，我们是马不停蹄地一地接一地，一处接一处，先后走访了省档案馆、省党史部门档案室、省图书馆及闽西、粤东九个市、县的党史部门和一些档案馆、纪念馆。在档案资料查阅中，面对部分临时抽调人员业务生疏的问题，党研室宣传股长沈明娇、征研股长叶妙真发挥了业务骨干作用，言传身教，以老带新，按照“不漏不丢、有的放矢”的要求开展工作，整个团队始终处于协作、紧张、高效的运转状态。共查阅《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闽西革命历史资料汇编》等文集、书籍和档案300多（本）卷，报纸四种（1931—至1934年的《红色中华》、1930年至1935年的《福建民国日报》、《福建民国》、《江声报》）约4000份，获取有价值的史料证据愈66条。其中，在福建省博物馆找到了1976年我县霞葛镇五通陈坑村人黄显凸捐献的“饶和埔诏县苏维埃政府”铜质印章，与在省图书馆查到的1932年9月22日《江声报》的一则报道相呼应，有力地印证了饶和埔诏县苏维埃政府在诏安成立及活动的客观历史事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苦功夫得来的成果，使诏安苏区发展的轮廓日益清晰，为申报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加强沟通，上下联动保成果
  联络沟通工作是申苏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申苏初期，许武章常委和县申苏办陈碧火主任就多次往返福州、漳州两地，积极与省、市委党研室领导联系、沟通，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2008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二），许武章常委和陈碧火主任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带着申苏材料初稿在漳州向省委党研室副主任巩玉闽和原副主任、巡视员林强汇报了申苏工作进展情况，并聆听了专家的指导意见。2008年3月7日，省、市室领导的帮助下，把在平和调研的中央党研室一部原主任黄修荣、一部苏区处处长王新生邀请到诏安，请求指导诏安申苏工作。由于历史文献积累不足、申报材料相对薄弱等因素，申苏工作陷入僵局。直到8月3日，申报材料第一次上报中央室，仍然未得专家的认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我们从未气馁，依然负重前行，一方面在自身问题上找原因，继续在完善申报软硬件上下功夫；一方面保持与省室的密切联系和沟通，还数次奔波于北京进行艰难的汇报和沟通，以寻求新的突破。
  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2008年8月，“中央苏区县历史与发展论坛”在建宁举行期间，省室副主任巩玉闽多次与中央党史专家就诏安申报一事交流了看法，很多观点都被专家所接受。10月，市室高家凌主任获悉中央党史专家将参加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学术研讨会”的信息，马上派曾一石副主任赶往参加会议并寻机与专家接触，经过长谈，双方在“饶和埔诏”即就是“饶和埔”的问题上初步形成了共识。11月13日，在得知中央党研室领导来武夷山市调研的情况后，许武章常委和陈碧火主任立即驱车赶往武夷山市与之会面。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真诚、敬业和执着感动了中央党研室的领导和专家，再加上省、市室的有效沟通，他们对诏安申苏工作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当晚，黄修荣老主任、王新生处长立即加班审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使陷于困境达半年之久的申苏工作终于见到了曙光。为赶在新年到来之前上报中央，我们赶制了新一稿申苏材料前往福州，省委党研室主任陈雄、省老区办主任罗万荷两位领导连夜听取汇报。第二天，2009年元月5日，省委党研室、省老区正式联合向中央党研室上报《转报中共诏安县委、县政府关于请求确认诏安县为中央苏区范围的请示》的文件及相关附件，这标志着申苏工作已进入实质审查的新阶段。
  2009年元月诏安举办“青梅节”期间，中央室一部领导应县委邀请再次亲临诏安指导，参加了诏安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开馆仪式等活动，并进行了认真全面实地考察，使他们深入客观地认识了诏安的历史与现状，从而进一步认同了诏安的申苏史实。值得一提的是，1月8日晚，黄修荣老主任和李蓉副主任放弃休息时间，与省、市、县等13位同志一直加班到凌晨2点30分。根据中央室的的指导意见，我们趁势而上，加班加点，赶紧补缺补漏，修订申报材料，在2009年3月份又二次上京，在专家的指导下当场修改，直至达到申报审批标准。在申苏的重要关口上，县委于南生书记、吴文团县长亲临北京、福州，向中央党研室有关领导和专家汇报，他们以殷切之心、肺腑之言，表达了诏安六十万人民要求还原历史事实、告慰革命先烈的迫切心愿，深深地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大大加速了申苏进展。辛勤付出终于迎来了收获硕果的时刻，2009年5月4日，中央党研室终于正式发文确认诏安为原中央苏区县。
  五、经受考验，风雨过后见彩虹
  申苏工作的成功，凝聚了中央、省、市委党研室领导的片片深情，凝聚了县委书记于南生和县长吴文团和领导小组运筹帷幄的决策智慧，凝聚了全体参与申苏工作人员的酸甜苦辣。
  申报工作紧迫而繁重，需要每个人实实在在付出时间精力，用心用脑去做。实际上，在一幅幅火热与严酷并存的苏区革命斗争画面中，在一个个充满理想和执着的共产党人身上，无处不闪烁着那种“坚守信念，舍己为公，艰苦奋斗，顾全大局”的苏区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工作人员。因此，参与申苏本身就是一个接受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在550天的申苏工作中，许武章常委和陈碧火主任曾七次赶赴北京、多次往返福州、漳州两地，与党史系统有关领导沟通、汇报和会稿，加上工作人员奔赴赣南、粤东、闽西、福州等16市县查阅历史文档，总行程将近5万公里。申报过程中，全体工作人员团结协作、日夜奋战，查阅相关历史文献资料610卷、历史书籍923册、民国时期报纸近5000份，总计字数达2亿字，查访当事人、知情人、历史见证人100多人，主报告及附件也反复修改了13次。“举全县之力，作申苏之搏”，这就是诏安的申苏轨迹。
  超常规的任务接锺而至，申苏工作人员无论何时何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牺牲了无数个节假休息，舍小家，顾大家，从无怨言。长年积劳和外调时的长途颠跛，很多人身体一直处于透支状态，依然坚持。在福州时，有位同志在上路时已感冒发烧，在到达的当天下午工作时从无提起，直到回宾馆休息时才发现已发高烧，在打针吃药后的第二天继续带病投入紧张工作。在申苏处于困难的半年间，大家丝毫不敢懈怠，人心不乱，工作不松，力度不减，从不放弃。我县新老党史工作者都认识到这是党史部门百年一遇显身手的绝好时机，懂得去珍惜机遇，善于去把握机遇，全力履行部门的职能，化压力为动力，尽到了党史工作者的良知和职责。正如上级党史部门一位领导对诏安党史工作的评价所言：不但积累大量宝贵的资料和成果，充实了硬件设施（纪念馆、旧址），而且在实战练兵中，锻炼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风雨华年
  ——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在诏安
  黄家祥
  历史上，“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对诏安革命、建设事业的重要贡献，及其折射出的可贵精神，值得后人记取。
  这段历史缘于1949年那个乍暖还寒的初春。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决胜阶段，按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太行太岳老解放区抽调4000多名干部，组成一个省政权的成套班子，随解放军十兵团南下接管福建新解放区。
  这支负有特殊使命、实行军队编制的队伍，内部称作中共南下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全体成员在河北武安县城接受为期两个月的集训，于1949年4月25日踏上南下征程，一路上迎着炮火硝烟，翻越中条、太行、武夷等山脉，跨过黄河、长江、淮河、钱塘等河流，途经8个省，行程3000多公里，于8月5日到达福建浦城。之后，支队6个大队分赴全省6个地区。
  来自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五大队，奉命进入龙溪地区，所属第一中队48人被安排到诏安县。其中，有来自山西省陵川县的武克、葛奠华、武起忠、李秦生、郎锁虎、郎壮发、苏王存、李明亮、郑富成、郎牛虎、冯法根、刘庆生、杨青云、姚金孝、王保胜、王里程、郭官妞、王子清、韩法昌、姚景玉、侯永华、赵国都、路新发、魏金锁、张存庆、任生妞、郭秀林、昊章喜、申远龙、郎壮保、常四旺、张天顺、肖小丑；山西省黎城县的李振经、申之轸（女）；山西省晋城县的陈广馀；山西省壶关县的郑海生；山西省沁县的杨在忠；河北省磁县的马立功；河北省元氏县的钱明全；河北省武安县的赵振华；河南省沁阳县的赵年宏、黄永仁、李在山、赵德慧、杨有道；河南省获嘉县的刘锡平；河南省温县的邢秀文。此后，支队南下干部因工作需要调出调入诏安的，为数不少。
  这些人系按党性强、作风正、身体好的条件加以选拔，多数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到了诏安这个全新的环境，尽管遇到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等生活、工作上的困难，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热情与活力，他们与地方干部、军转人员以及上海南下服务团、闽南公学等新参加工作的同志一道，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出色完成了党赋予的使命。
  解放诏安——这支南下干部队伍在武克、李振经的带领下，于1949年10月6日抵达乌山脚下的圆林村，与中共云和诏县委及游击队的同志会合。20日，在坪林村举行的会师大会上，宣告中共诏安县委、诏安县人民政府成立。当时漳潮属县大多解放，诏安成了国民党残存军政人员及惯匪恶霸、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的糜集之地。退踞于此的国民党龙溪专署专员、保安司令童懋山兼任诏安伪县长，境内如“福建省保安团”“闽南暂编纵队”“反共救国军”等乌七八糟组织各占一方，横征暴敛，驻县城的军官团甚至光天化日在城里打家劫舍、强抢店铺财物。南下干部会同正规军、游击队对敌予以坚决打击。1950年2月11日，诏安全境解放。
  接管诏安——新生的人民政权接管了旧政权的党政财文各个机构，并重新配置县、区、乡及其管理干部。针对潜伏匪特的抢劫勒索、纵火放毒、暗杀破坏活动，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双管齐下，到1951年底，全县共清肃匪特1000余名。同时，通过减租减息、土改反霸，密切了党群关系；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引导农民互助合作增产增收。1952年，实现了新区“巩固民主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初期目标，全县国民生产总值1525万元，为1949年的1.9倍。社会秩序亦由乱变治，不论是县城还是乡村，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失遗”。
  建设诏安——诏安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于1953年开始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延至1957年，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诏安为宜耕宜渔之区，乃传统农业县，规模不大的工业亦以农渔产品加工业为主。1959年，太平公社依靠集体力量向山发展，当年实现果、竹、林和油茶各万亩。影响所及，诏安开发荒山造林种果和沿海营造木麻黄防护林形成热潮。1960年，全县造林种果22万亩，数量超过以往百年的总和。1965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诏安再兴“太平之风”，在抓开山造林种果茶的同时，改良田园，围垦滩涂，兴修水利。是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3483万元，为1956年的1.7倍。
  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幅改天换地的图景。我们回顾诏安这段历程，应当承认长江支队南下干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49年到1982年，统领全局的历届县委书记，从武克、李振经、杨寿仙、刘秉仁、王满元、杜锷生、罗全贵、李枝惠、孙承泽、安静山到刘兴玉，皆为南下干部；1951年到1978年间，任县长（主任）的李振经、杨寿仙、姚金孝、李枝惠、孙承泽、安静山、刘兴玉，也是南下干部；还有更多的人担任县直机关和区、公社主要领导职务。以致解放后至“文革”前，大凡县里召开党政干部会议，与会者大多操太行山地区的口音。这些人中，不乏受到民众爱戴和怀念的好干部。
  武克，原沁阳县委书记，在诏工作4年。1949年10月起任县委书记，面对地方百业待兴的经济状况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团结南方、北方干部，一道开展接管、剿匪、土改、镇反和党建、“三反”、“五反”等工作。其时，民众被广泛发动起来，为支援解放东山岛，全县1万余民工修建常山至分水关公路，数千名民工于水陆两途运送兵员、物资；为抗美援朝，全县数百名青年参加志愿军，民众踊跃捐款17万元购买1架战斗机。
  李振经，原博爱县武委会主任，在诏工作4年。1950年以副县长主持政府工作，从收审旧政权的主要成员和社会恶势力头目入手，推进反霸减租、肃特剿匪，很快稳定了地方局势。1951年1月任县长，翌年8月接任县委书记，其间带领群众开展土改、镇反和生产互助运动。他亲自在后林村搞互助合作增产增收试点，并为此写过一本小册子，由省出版社在全省发行。又推广小株密植、合理灌溉施肥和防治病虫害等增产措施，全县农业连续3年大丰收。
  王满元，原博爱县区委书记，在诏工作8年。1953年1月任诏安县委副书记，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搞试点抓推广。1956年8月任诏安县委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县委作出兴建港口渡围港工程、三姑娘渠道和东西溪防洪堤等10多项水利设施的决策。由于这些设施相继建成使用，得以变水害为水利。王满元支持太平公社开发万宝山的创举，以县委名义要求全县“学、赶、超”太平，组织各社场开展竞赛，掀起开山热潮，县委还进一步提出大办社营农场、林果场、畜牧场、水产养殖场和工厂。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于1960年2月专程视察太平，号召全省“大兴太平之风”。
  近70年过去，当年这些太行儿女是何等意气风发、生龙活虎，而今多已离世。历史难以复制，风范却可传承。笔者之所以将旧事重提，乃其背后蕴涵着值得弘扬的高风亮节。
  一是克己奉公的品德。他们听从党的召唤，辞别故土、亲人，从太行山区来到山水迢遥、人地两生的滨海边陲诏安，无怨无悔，把心血汗水洒在这块土地上！解放初，他们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干工作”下基层靠走（没车子坐）、开大会靠吼（没扩音器）”，时常背着背包、雨伞、电筒、笔记、文件及锄头、畚箕等日用物件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没下去的区乡脱产干部晚上不到11点不敢睡觉，因为县区电话通知多是紧急通知，就是半夜三更也要分头下去传达。尽管如此，大家从不怕苦、从不喊累。南下干部或多或少都掌握着权力，却绝少以此谋私利、搞特殊。这些人中据说只有一人，因多吃多占而受到从部门领导降为一般人员的处理。
  二是一心为民的情怀。临解放时，地方百姓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把持几个大姓氏的土豪劣绅，乘机裹挟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反共救国军”。长江支队干部入诏后，不少人起初心有疑虑，没过多久却能团结在南下干部周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究其原因，便是人们从其所作所为，看到他们的真实情怀。那个年代，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非常强，为了解社情民意，担任县区领导的南下干部，除开会、学习外，大部分时间用来走访基层、深入群众，他们白天和群众一起挥汗劳动，晚上同群众一起亲切夜谈，从中知道群众的所盼、所忧、所急。通过带领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为其摆脱贫困、发展经济创造条件，同时投入县内的水利、交通建设。1951年至1960年，修复诏平线、城铁线，建成龙分公路、下宫线、霞秀线、林白线等公里，里程210公里；同期，修复大陂、新陂，建成三姑娘、青天、英坑渠道和梅洲、丁寮、水吼、红坑等水库，工程7515处。
  三是求真务实的作风。南下干部在诏安的革命、建设事业中，实事求是看事情，脚踏实地办事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李振经获悉乌山基点村“白皮红心”的张某被错判15年，立即派人到苏北劳改农场将其请回来，设宴敬酒为他“洗冤”；对一些学有所长的留用人员，敢于不拘一格大胆任用；检查稻谷生产情况，往往不走公路边和向阳地，专行山坑田和偏僻地，还手拿尺杆、赤脚下田量比；听干部汇报工作，重具体数据、典型实例和来自群众的语言。当年，官陂张姓和黄姓为争农田灌溉屡屡打群架，李振经亲到实地调查，又派水利干部下乡，指导群众把废弃多年的五通陂重新修建，解决两村几千亩田园的灌溉问题。王满元为实现群众改变穷山恶水的愿望，踏遍诏安的山区、平原、海岛，认真探讨、实施治理方案。他不为“大跃进”虚假浮夸之风所动，在经济工作中不夸大成绩，不拔高指标，不搞瞎指挥，坚持实事求是，避免了经济建设走弯路。
  赤诚为民的何瑶波
  吴万顺
  1968年3月30日这一天，时年只有39岁的原中共诏安县委副书记何瑶波壮烈牺牲，据《中共诏安历史大事记》记载：1968年3月30日，在某些居心叵测者的阴谋策划和教唆操纵下，“联司”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县影剧院召开批斗大会，批斗原县委、人委、人武装部领导。在批斗会前后，该群众组织中的一伙暴徒丧心病狂地将原县委副书记何瑶波在看守所活活打死，原县委书记罗全贵、副书记刘锡平、县人武装部政委李吉如、副县长解志成等人被毒打致重伤，酿成了骇人听闻的“三·三〇冤案”。
  1980年2月，中共诏安县委作出给予何瑶波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1980年4月和1983年8月，福建省政府、国家民政
  部先后批准追认何瑶波同志为革命烈士。1980年5月26日，中共诏安县委在县人民影院隆重召开“何瑶波烈士追悼大会”，许多干部和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纷纷赶来，为何瑶波烈士送行。
  几十年过去了，何瑶波烈士的革命精神在诏安干部群众中挥之不去，每逢清明节到来，在家乡诏安梅岭，何瑶波烈士陵园排满着前来祭扫的人们，那一桩桩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仍铭刻百姓心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荔红不忘种果人
  何瑶波，诏安县下河村人，1929年12月出生，1951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过桥东、四都的区长、区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兼县农工部长、县委副书记等职务，工作以来，他始终关注民生，关心农民，心系农村和农业工作。任职期间，主持兴建的“三姑娘渠道”引水工程，曾经使太平、建设、西潭、深桥、桥东等乡镇数万亩耕地得到灌溉，从此摆脱干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组织兴建的港口渡拦海堤坝、前江、西山围田三大工程，垦田近万亩，造福了当地农民；昔日由他一手组织开发种植的荒山果园更加郁郁苍苍；1958年，何瑶波赴京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一幕幕，勾起了人们许多美好的回忆，激起群众对何瑶波的深情怀念。
  后陈大队的“臭头山”自然村，解放时只有13户，70多人，人穷地瘦水缺，既落后又贫穷。为了改变这一贫困村的落后面貌，何瑶波多次深入调查研究，1961年他带工作队驻“臭头山”，组织打井抗早，规划描绘开山种果的发展蓝图，发动群众种植棉花发展多种经营。很快，形成了共识，村里划出村后山坡地及黎壁山等荒山野地作为荔枝基地。他随即组织群众挖穴，亲自到华表等地选调优质荔枝苗，连片种植乌叶荔枝300多株。1970年，第一次采摘荔枝7000多斤，村民们欢腾起来，昔日的“臭头山”如今变成了花果山，一片荔海，充满生机，欣欣向荣。
  荔红时节，当地的干部群众首先想到的是何瑶波，为了告慰他在天之灵，都要选择最大最红的荔果送到何瑶波家，为的是让他在九泉之下，也能尝尝自己栽种的“臭头山”荔枝的滋味。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1957年农历七月十三的晌午。太平区走马村，村头巷尾人声嘈杂。驻村蹲点的何瑶波一听，敏感地意识到村里有人出事了，他立即循声直奔出事地点——后坑水库，原来是一名姓杨的妇女溺水了。面对蔚蓝色的浩瀚水库，眼看岸上束手无策、焦急万分的群众，他挤进人群，在了解那妇女溺水方位之后，纵身跃入十多米深的水库，奋力寻找溺水者，一次、两次均未发现目标，第三次，他调整了方位再次跃入水库，时间一秒一分地飞逝，正当岸上的群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他终于将溺水的杨赛云托出水面，但因杨赛云溺水时间长、紧急抢救无效死亡。然而，时任副县长的何瑶波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奋勇潜水救溺妇的事迹却为人所传颂。
  1958年盛夏的一天，何瑶波同一位干部从红星农场的进水徒步去场部办事，途经朱厝村，发现一位小女孩手被柴刀砍伤，血流如注，他俩义无反顾地轮流背着小女孩走了10多里路，送到场部医疗室抢救。女孩的父母感激不已，逢人就说：“老何他们啊，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万家墩抗洪抢险，前江埭堵缺口，冒台风暴雨西山抢修海堤也都留下何瑶波的身影。1954年6月间，西沈一带，由于连日暴雨、山洪爆发，内涝严重，一片汪洋，丰收在望的千亩水稻被洪水吞没。何瑶波冒着倾盆大雨，亲临西沈指挥排涝，面对涛涛洪水，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潜入滔滔洪流，使尽浑身解数，硬是将闸门打开，排除了内涝，保住了千亩稻田。这一抢险瞬间的历史镜头虽然没有留下，但他那共产党人死都不怕的光辉形象却留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
  共产党人的风貌
  何瑶波出生于梅岭镇下河村一个贫农家庭，家有五个兄弟，他排行老大。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他只念了三年私塾就失学，从小就挑起帮助家庭维持生计重担。解放后他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基层做起，后来成长为地方党的领导干部，他严于律己，勤政廉洁，一生清贫，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
  1964年，何氏兄弟相继长大成婚，建房娶媳妇迫在眉睫。一些好心人当面要他开个戒律，申请一块厝地，批几米杉木，以应建房之急。但何瑶波谢绝了诸位的请求，他说：“厝地用下河圩旧厝地换村内地，杉木兄弟们自己找。”结果，家人只好按他的意愿办，既没有动用国家一分地，也没有向国家申请一分杉木，用旧利废勉强把房屋建了，连楼板也是买了一块旧船底凑成的。
  然而，对于贫苦农民，他体贴入微；对于生活困难的干部，他关怀备至。他每月工资80多元，除了给其妻5元和自己的生活费外，所剩工资几乎全花在资助贫困户和生活有困难的干部。1960年，他带工作组驻港头村，对无依无靠、生活无着、以乞为生的孤寡老人钟素蝶倾尽爱心，不仅多次亲自深入老人家里问寒问暖，而且不定期给点钱，还交代工作组给她送粮、送物、送衣，并专门派女工作队员照顾老人家，尽管送的只是一件衣服、一双鞋、几元钱，却把党的温暖送进万千百姓的心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1964年春，农工部干事王象聂因公外出，其弟因公负伤，何瑶波闻讯，托人捎去50元慰问关心。在他的影响下，机关干部为民办好事办实事蔚然成风。
  敞胸怀于宇宙，灌两袖之清风。何瑶波牺牲时，身上仅有3.75元和4.8斤粮票，家里既无分文存款，也没有一件贵重物品，只有祖辈遗留下来的五兄弟共有的一厅一房，这就是一位共产党人、县委副书记何瑶波留给子孙后代的全部财产。
  巾帼英豪江花枝
  胡秀英
  自古以来，女子半边天，在近现代，更有“甘将热血沃中华，不教日寇侵河山”的赵一曼。闽粤赣边区革命史也铭记着许许多多巾帼英雄。如李梨英、吴阿柔，江花枝等，她们中的许多人，是从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成长为崇高的革命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们抛头颅洒热血，宁死不屈，其艰辛、其痛楚，感天动地，名垂千古。比如，中共地下党员江花枝誓死保住党的秘密，为了革命的胜利，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
  江花枝生于19世纪末，诏安县大元中下磜头自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长大后，嫁给官陂镇豆畲村张亚烟为妻子。
  豆畲村位于乌山西北侧，东靠云霄梅林、七高磜，北接仙石、龙透、南邻公田，西与禾仓岽、北坑接壤。全村只有7户农家，50多人口，这个小小的山村，在革命时期为了革命的胜利，英勇牺牲了9人，其中有3户人家成了双烈士之家，江花枝家就是其中的双烈士之家。
  饶和埔诏苏区形成后，东江红军46团就到乌山西边活动，曾经开进豆畲村住宿休整或隐蔽待命。眼见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军纪的红军战士，全村老小非常欢迎，均乐于与红军战士们接触、交谈，年轻小伙子自然有了一股参加红军热情。从1935年到1941年短短6年里，豆畲村先后有17名男丁参加红军、游击队，或在村里坚持革命工作，而村里的妇女、老人则参与为苏维埃政权送信跑交通，接待安置来往部队等工作，江花枝是其中的一员，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2月，闽粤边红三团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四团北上抗日之后，留在乌山地区的闽南领导合作抗日和革命斗争的卢叨、陈文平、莫丁贵、李亚伟、沈万伍等领导同志，常在豆畲村的山上或小祠堂落脚，与国民党反动派及保安团斗争。1943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突然包围豆畲村，要来抓云和诏县委书记陈文平和县委委员张火瑞（张北柱）、沈万伍，但是他们在村里群众掩护之下已经离开，没有抓到，却把脚底生疮、走不了路又躲避不及的中共地下党员张亚烟抓走，并杀害在本村后面的柿子树林下。
  当时正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驻扎公田的联防队、保安团乃至国民党军队频频出动对豆畲村进行袭扰、抓捕我革命干部及其家属，迫害是惨无人道。江花枝在丈夫张亚烟壮烈牺牲后，化悲痛为力量，不畏强敌依然继续为党工作。1949年某日，江花枝为党组织送信到平和壶嗣乡，正急匆匆地走在通往目的地的平和大溪路上，突然间迎面遇到国民党保安队，眼见脱不了身。在保安队进行搜查前的危急关头，她迅速地将要送的信件吞下肚子里，这一动作被保安队员发现，判断她所带的肯定是游击队的机密信件，即将她逮捕审问。在刑讯中，保安队拷问鞭打，她都不说，反动保安队先剁掉她的10个手指头，她在满身血淋淋的酷刑下，任凭保安队严刑逼她供出信件事情，她就是半句都不说，除了断然拒绝又怒斥凶残的敌人，并大声痛骂：狗东西，你们的末日快到了，要杀要砍由你们，怕死的不是我江花枝。残暴凶恶的敌人再将她的10个脚趾也剁掉了。人说10指连心，被剁掉20个指头的她并没有被敌人的威摄所压跨，反而愤怒地往保安队长脸上吐口水。她仍然守口如瓶，宁死不屈，保住党的秘密，最终被保安队枪杀了，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就这样，江花枝夫妻为革命的胜利，双双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夫妻成了双烈士。她们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后人所敬仰，也将一直激劢着下一代。
  宣传南澳抗战的诏安籍作家郭少音
  林俊聪
  据广东省方志办编篡的《广东史志·总述》记载，1938年7月，粤闽台海上要冲南澳岛“打响了广东军民抗日的第一仗”，震惊中外。那一年7月至9月，中外报纸登载大量澳战消息、访问记、特写，汕头、香港先后出版了《南澳血战记》一书，其作者就是汕青抗会员、诏安籍作家郭少音。
  1985年10月14日至18日，我到福建省诏安县城出席“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讨论会”，通过林师珍先生的介绍信，会议结束后，乘车抵达龙海县石码镇，登门采访郭少音这位历尽劫难、令我崇敬的古稀文翁。
  郭少音出生于诏安县城，父亲是侨居缅甸中医。约1934年时，郭少音在福州师范学校毕业，到泉州当小学教师，后返故乡诏安县城教小学，当校长半年后辞职。他思想比较进步，曾认识揭阳县人藩茂元、梅县人诗人蒲风等，参加了弘扬鲁迅精神的岭东文艺青年座谈会。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一五五师李汉魂部驻汕头。爱国青年上街宣传抗日，李师长提出“誓与潮汕共存亡”。李欢迎地下共产党组织的汕头市青年抗敌救亡同志会（简称“汕青抗”）工作团随军，师部发给养，同意他们到农村去宣传抗日。郭少音遇到刚成立的汕头抗敌后援会办讲座，他充满爱国心，前去听讲，受到教育而参加了汕青抗。1938年6至7月间，由原《星华日报》编辑张问强介绍，当上《珠江日报》社驻汕特约记者。8至9月间又经汕青抗领导人、地下党员杜伯深推荐，再当泰国华侨所办《中原日报》驻汕特约记者，10月，一五六师师长邓龙光奉命率军去保卫上海，郭少音参与潮汕青年北上抗日随军工作队。大家历险到湖南、上海等地，乘难民渡船南下，于1938年元旦至广州，再回汕头。汕青抗活动很活跃，他负责撰稿、编书，印潮州话《抗敌歌曲集》好多集，大力向军民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6月21日拂晓，日寇侵占了粤闽咽喉南澳岛。驻汕一五七师黄涛师长派吴耀波营长率陈永宸连长为加强连，在抗日自卫团第四大队洪部及南澳县自卫中队长李居甲、副中队长吴承绵等配合下，共约380名义勇军从海山岛夜渡，于7月17日收复南澳，20日至23日与反扑强寇血战，后靠西半岛众多山洞与日寇周旋，至8月初奉命撤退返大陆。此役寇伤亡众多，我殉国者约300人，打响了广东军民抗日的第一仗，获国共高度赞扬，7月28日汉口《大公报》发表社论《南澳抗战精神》。
  从6月21日凌晨日寇自钱澳湾侵占南澳县城，到7月17日我义勇军克复海岛、稍后血战、游击战，郭少音在汕头向黄涛师要员采访，夜以继日，废寝忘餐写稿，发稿，中外报纸纷纷登载其稿件。
  8月初清晨，他从汕头坐长途客车到澄海县盐灶，再雇水手划小船往东驶向数公里远的饶平县海山岛——收复南澳岛前线指挥部黄隆乡刘厝祠，采访刚从南澳岛撤返的国军吴耀波营长，详尽了解血战日寇之举。
  之后，郭少音再到附近黄厝祠采访洪之政、陈汉英及军人和海山岛支前者，在岛上住二三天，参加了潮汕各界慰问义勇军自卫队座谈会。
  郭少音回汕后，很快写出了《吴耀波访问记》、《洪之政访问记》，旋被国内和暹罗（泰国）的《中原日报》、香港《珠江日报》等报纸、通讯社采用，义勇军南澳血战的英雄事迹，传遍中外。
  当时，汕头市启明书店特约郭少音编写一部《南澳血战记》之书。郭少音欣然接受，辛勤笔耕。该书3万余字，内附有南澳岛地图、吴耀波照片和一五七师政治部主任吴今写的序。内容有专访、特写，颇具报告文学味道，词语生动，情节精彩，感天地泣鬼神。书一出，很快销售一空，香港青年救亡出版社，再版印行成万册，除香港，还发行马来西亚、安南（越南）、暹罗（泰国）、潮汕各地。此举，使南澳血战事迹，在中外更被广为传颂。
  时任汕青抗领导人杜柏深充分肯定了郭少音，称赞他在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为宣传全民族抗战，做了一件大好事，为青抗会争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