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陈宗镛先生的潮汐人生
  于宜法
  陈宗镛先生身材不高，极瘦，也许是从小在海边长大，也许是长年与海打交道，海风给了他黧黑的烙印。每天，他戴着眼镜，推一辆旧自行车去学校上班。他给人的印象是文弱的，毫不起眼的。可是，谁能想到，他有那么惊人的毅力，那么坚定的事业心，那么坚强的一副硬骨头。谁能想得到，就是这个文弱书生，领军统一了全国高程基准，创造了海平面研究和潮汐学领域的一个个国内第一、世界领先，成为世界著名的潮汐学专家、我国海平面变化研究和海洋潮汐学的奠基人之一。
  自古才俊多磨难
  1928年，陈宗镛生于福建省诏安县甲州村的一个渔民世家。甲州村是一个渔村，地处东溪下游，东西两条溪流环抱，南面濒临宫口港，是淡水、咸水交汇的地方，因盛产鱼虾，以讨海而闻名遐迩。每逢农历大潮时，风浪澎湃，烟波浩淼，赶海人络绎不绝。据县志记载，明朝以前，这里是诏安湾畔宫口湾内的一个岛屿。随着岁月流逝，上游的泥沙淤积，现在已与大陆接壤了。在这个半岛上，礁石因受潮水冲刷侵蚀而变得千姿百态、光怪陆离，海涛湍急的“相杯石”、水波荡漾的“莲花石”……应有尽有，波光帆影、风景绮丽的古迹“临江亭”就修建在这里。
  然而，当陈宗镛降生到这个美丽富饶的小渔村时，迎接他的并不是玫瑰花般的艳丽色彩。3岁时父亲出海不幸遇难，是母亲忍辱负重、靠编织渔网把他拉扯大。天寒地冻的冬天，母亲用手蘸着彻骨的凉水织网……24岁就守寡的母亲含辛茹苦，用生命呵护着这个孤儿，不到40岁便满头白发。
  伴随着潮涨潮落，每天都在海水里浸泡的陈宗镛一天天长大了、懂事了。他渴望了解为什么大海那么无情地夺去父亲的生命；为什么涨潮了，大人们就纷纷驾船出海，满载而归；落潮了，人们就急急拥向海滩，去挖海蛎子、摸鱼虾、捉蟹子，采拾种种海鲜。海潮的神秘感不仅为这个大海的儿子带来了无尽的好奇和敬畏，更影响了他今后的人生之路。
  陈宗镛的初小阶段，就在本村就读，高小时转学到离村不远的后园村小学。懂事的陈宗镛深知母亲的艰辛，立志学出成绩报答母亲。当时诏安县全县的最高学府就是一所初中，陈宗镛是全县500多名应试考生中的第二名。因学习刻苦，加之生活艰难营养跟不上，入学体检时的他体重仅24.5公斤。
  考入初中后，正是“逃鬼子”的兵荒马乱时期，学校为躲避白天日本飞机的轰炸，只好利用早上和傍晚时间上“疏散课”。
  在外祖母及舅舅们的资助、关照下，他得以在战乱纷纷中读完高中。
  1948年，带着儿时的梦想，陈宗镛如愿以偿地考入厦门大学海洋系，踏上了探索海洋奥秘的征程。这年寒假他乘船回家，船中途触礁，说来也巧，当时正遇涨潮，船被潮水推上浅滩，他们被搭救上岸。这使他又一次感受到潮汐的力量和它对人类的重要性，从而更加如饥似渴地扑向知识的海洋，几近“贪婪”地索取海洋知识。在著名海洋学家唐世凤教授的指导下，他完成了毕业论文《潮汐分析》。
  1952年，陈宗镛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当助教，适逢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厦门大学海洋系并入当时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前身），他跟随唐世凤教授带着两届学生来到了青岛。
  著名海洋学家赫崇本教授卓有远见地把动力海洋学粗分为流、浪、潮三个分支，并培养他从事潮汐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此，陈宗镛的一生便与潮汐学和海平面变化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历经风雨露峥嵘
  在海洋科学界前辈和老师赫崇本、唐世凤、毛汉礼等教授的指导下，陈宗镛在潮汐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进步很快，逐渐展示出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海洋学者的不凡才华。他的学生周天华深深地爱上了他，通过教与学的纽带，在向海洋科学进军的征程上，他们结为最亲密的伴侣和战友。
  正当陈宗镛意气风发、扬帆起航时，灾难降临了。195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政治狂潮使他和许多正直有为的知识分子一样，被莫名其妙地“打蒙”了。他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崂山修水库。当时，一对对“右派”夫妇分道扬镳，而年轻的周天华却冒着“划不清界限”的罪名，多次到改造营地看望他，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生活的勇气。他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安排，老老实实地“改造”着，直到有一天传过话来，“已经改造好了，可以上讲台了”。
  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穷困、精神上的压抑，使本来身体就瘦弱的陈宗镛百病缠身：胸膜炎、肝硬化、胃病、肺结核、神经衰弱等接踵而来。但他没有向厄运低头，依然勤勤恳恳地教书、偷偷摸摸地研究，身处逆境而不气馁。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所谓“有问题的人”取得的任何成果，是不会被人承认的，而且往往还会制造出一些人为的障碍。有些资料，被莫名其妙地加以封锁，教潮汐、研究潮汐的人偏偏不准看潮汐资料，当然更不准用潮汐资料去开展科学研究了。陈宗镛不敢奢望，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和勤奋，坚定执著地向着科学的高峰攀登。
  一分成绩需要千万滴汗珠的浇灌。1959年夏，陈宗镛引入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杜德森方法，设计出31张表格和9片镂孔格，每天十几个小时挥汗如雨地用手摇计算机连续摇了60多天，在我国首次作出一年潮汐观测资料的分析，求出61个分潮的调和常数，并作出准确预报，使当时的潮汐预报达到了国际水平，被海军和有关海洋部门采用。至今，一年资料的潮汐分析和预报仍是国际上通用的标准。
  1960年，陈宗镛提出了后来被称为“陈宗镛公式”的计算日平均海平面的低通数值滤波公式，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计算日平均海平面最简便的公式。经与19年每小时资料计算结果对比，表明其准确度和已有的国内外4种公式相近，都准确到毫米量级。
  1965年，陈宗镛开创了含摩擦效应的泰勒问题研究，比西方同类研究早10年。这一年他还综述了潮波数值计算的原理和方法，该论题从海区到大洋延续半个世纪，一直是海洋潮汐研究的重点内容，特别是随着卫星高度计的采用，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
  “文革”期间，陈宗镛3次应邀到浙江温州参加鸥江海涂开发和航道整治研究工作。除了白天正常观测外，为了保证测量数据准确可靠，他不顾当时“武斗”子弹横飞以及江水湍急稍有不慎便有生命危险的险恶环境，连续半个多月每天晚上都要乘船在沿江13个潮位站逐个检查，表现出一位科学工作者的大无畏胆识和献身科学的崇高精神。
  “文革”中，揪斗批判、隔离审查、劳动改造等更是频频光顾陈宗镛。他出门接受批判，回家钻研海平面和潮汐。他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严冬总会过去，党、国家和人民需要科学。是海平面和潮汐支撑着他，顶住了一次次狂潮和恶浪的袭击，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扑进科学的春天
  1976年，因国家建设需求，全国一等水准布测会议提出了重新确定我国高程基准的研究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作为主要承办单位，立即马不停蹄地在北京、大连、天津等地拜师选将，招贤纳才，经过3个多月的奔波调研，依据参照许多单位和专家推荐，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完成重新确定我国高程基准的研究任务，陈宗镛是最佳人选。
  正当部队的同志兴冲冲地来找陈宗镛时，有人“正告”他们：“陈宗镛是右派，我们可把话说在头里！”
  部队同志不理这一套。
  知遇之恩当全心相报。陈宗镛迅速进入角色，以科学家的严谨制订了长达十年的研究计划，并身先士卒，躬行垂范，立即收集和编写相关资料。10年，他斗室里的灯火常常是彻夜不熄；10年，他由46岁进入56岁，将人生最壮美的华彩乐章奉献给了“中国海拔”。而陈宗镛与部队高工汤恩祥的合作友谊犹如陈年老酒，弥久弥香，历经30多年，至今仍在合作开展研究工作。
  为了给部队同志讲解研究必备的相关知识，陈宗镛在当时连打字机都没有的情况下，复写讲义。为了提高效率，他一次复写5份，每一份几十页，手都写肿了，之后一个多月胳臂抬不起来，手里拿不牢东西。
  从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到广西白龙尾沿海，部队和地方的科研工作者以及上百名测绘战士几十米、几十米地一步步硬是量了一遍。
  就是靠这种拼搏精神，陈宗镛和汤恩祥等人踏遍祖国万里海疆，历时10年，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了42个验潮站累计1000多站年的观测资料。经过联测，首次获得了20245个固定水准点的精确高程值，控制并统一了全国高程基准。
  1986年9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家鉴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比1956年黄海平均海面稳定精确，科学实用（这次研究发现1956年黄海平均海面有300多处原始资料有误——笔者注）。国家一等水准网的布设规模和实际精度均达国际水平”，并被正式命名为“1985国家高程基准”。
  1987年5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测绘局向全国公告，启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统一的高程基准，成为我国测绘、制图、防洪、防潮、地壳升降监测等都必须采用的高程基准。
  是科学的春天，使陈宗镛走进了收获的季节。
  1980年，陈宗镛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潮汐学专著《潮汐学》。“该书是我国潮汐学方面的第一本著作，论述严格，内容亦较丰富和全面”，我国海洋科学奠基人之一毛汉礼先生如是说；“陈为国际海洋潮汐学科作出了重大贡献”，国际海洋潮汐工作组主要成员斯德威切斯基（美国）亦给予高度评价。
  1991年，他和同事们完成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海流数值预报表（渤黄东海及西北太平洋）》的研究报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国家专家组鉴定后认为。
  对于潮汐分析预报模型，陈宗镛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由杜德森的11对订正公式发展成58对订正公式，理论上更加严谨，预报精度也进一步提高，为我国大量船舰提供了可靠的潮汐预报表。
  1985年以后，陈宗镛带领研究人员除继续收集50多个验潮站的资料外，又收集了全球共500站12000站年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现。首次在国内提出“海平面并非平面”，而是“南高北低，相差70（±10）厘米”。根据这一沿海平面空间变化，汤恩祥发现了全国一等水准测量中的问题：天津至北京、至柳桥（山东）、至绥中（辽宁）三条路线的重大错误（天津至北京差了12.85厘米；天津至柳桥差了13.81厘米；天津至绥中差了26.23厘米）。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又进行了重测，确认属实，使其及时得以纠正，避免了对测绘及其应用上给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学研究，特别是京、津、唐地区的建设造成损失。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随机动态分析、预报模型等5种平均海平面分析预报模型，并求得了均衡基准下的中国沿岸平均海面变化速率和全球平均海面变化速率。海平面变化研究成果的鉴定结论和查新报告称，“成果在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随机动态预测模型居国际领先地位”。
  此后，一系列科技成果奖项纷至沓来：
  1988年，“1985国家高程基准和用流体动力水准联测海南岛高程的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列第一位），《潮汐学》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独著）；
  1989年，“潮汐潮流的分析和预报”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列第三位）；
  1991年，“海流数值预报表（渤、黄、东海及西北太平洋）”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列第三位）；
  1993年，“搞好课程评估，确保教学质量”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列第二位）；
  1994年，“中国器测海面和沿岸地壳形变的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列第一位）。
  世纪之交的2000年，陈宗镛更是喜讯频传：
  “中国沿岸现代海平面变化及其应用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列第一名）；
  “中国沿海月均和年均相对海面的机理和预报的研究”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列第一名）。
  这是一位老海洋科学家向新世纪献上的一份厚礼，这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跟党坚定前进半个多世纪的世纪总结。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的奉献，1988年至1995年，陈宗镛先后两次被山东省人民政府、中共山东省委选拔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0年起，终生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艰苦卓绝做痴人”
  20世纪40年代的厦门大学久负东南民主堡垒盛名，陈宗镛在此就读期间，就曾被选为厦大学生会副主席、理学院学生会主席。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热血沸腾地与同学们一道配合解放军南下，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发起最后攻势。
  陈宗镛向往共产党，为党的壮丽事业贡献一生早就是他的夙愿。无论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还是“文革”10年动乱，他心中的航标灯一刻也没有熄灭，对党的向往一刻也没有动摇，因为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国共产党。“大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我历经坎坷，但我深切感到是党给了我新生。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时如是说。
  1986年1月4日，是进入花甲之年的陈宗镛先生终生难忘的一天，经过近40年的不懈追求，他终于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这一年成了陈宗镛先生人生新的起点。他精神焕发，干劲倍增，仿佛年轻了许多。
  这一年，他担任了高教研究室主任，在搞好自己的潮汐研究的同时，承担起全校的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工作。
  陈宗镛忘我地工作着。2000年3月，老伴、也是自己科研的战友和助手周天华教授因病去世，他含泪送走老伴，回来又扎进书房埋头科研。他知道老伴在默默看着他、鼓励他，希望他能挑起两人的重担，为党、为国家多作贡献。
  2001年2月。
  这是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属于科学。2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向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获奖人员和集体颁奖。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铬基、胡锦涛、李岚清等出席大会，并与获奖代表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合影时，73岁的陈宗镛先生被安排在400多名获奖代表的第一排，他的两眼湿润了，半个世纪的潮汐人生一幕幕涌上心头，他有多少心里话要向总书记说，要向党汇报啊……2002年7月，陈宗镛先生以一名老科学家、共产党员的身份，荣获全国“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金杯奖，再赴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
  进入80华诞的陈宗镛先生每天仍孜孜不倦地研究着他的潮汐学，胸装四海，精神矍铄，伏案著书，指导后生。最近，他又出版了凝聚着大半生心血的《潮汐与海平面变化研究陈宗镛研究文选》。“从这本文选可以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陈先生在培养人才和海洋潮汐、现代海平面变化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和创新性成果，也为我们继往开来、进一步提高潮汐和海平面的研究水平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文献资料。”（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国洪语）
  陈宗镛先生笑谈自己的一生是“惊涛骇浪犹奉献，艰苦卓绝做痴人”。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个“痴”就是对教书育人和潮汐科学的研究如醉如痴，而自己则是朝着“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目标不断地攀登着。
  正如他的一位学生写的诗“献身海洋六十年，弄潮敢为天下先。标定零点泽后世，驾驭潮汐一圣贤。”道出了人们对陈先生景仰的心声。
  编者按：陈宗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潮汐专家，也是我们诏安人的骄傲，为纪念陈宗镛先生，编辑部特约陈宗镛先生在诏亲人，并通过他们联系上原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陈宗镛先生的学生于宜法教授，感谢于宜法教授特地从北京为编辑部提供了他在《中国海洋报》发表的纪念陈宗镛先生的文章。
  清誉孚惠的林师珍先生
  林俊聪
  林师珍（1910年12月—2005年5月），福建省诏安县人，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系。曾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经建委专员、广东省南澳县县长、福建省诏安县县长，落实政策后是诏安县政协副主席、省政协特邀委员。
  他的父亲林友石，字竹宾，又字云坡，号逸园，是清末秀才，著有《逸园诗草》、《清河世谱》。后期从事实业，创办诏安县商会任会长，又创竞业学校（即今城东小学）。母亲李素娘，继母高赛玉，都是良家闺秀。父母共生四儿四女，林师珍于四男中居季，他的大哥林师颖，字达聪，又字绍之，毕业于福建商业专科学校，约1914年南渡沙涝越、新加坡，晚年受聘为新加坡总督府中医主考，创诏安会馆并任二、三届主席；他的二哥林师潜，字学渊，毕业于福建法政专科，是孙中山同盟会员，1924年任大元帅府少将参谋，1930年后任四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党代表、国民大会代表，1942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福建省银行董事长等，后居台湾；他的弟弟林师成，后为香港《星岛日报》退休人员。
  林师珍在北平民国大学读书时，参加北平“12·9”学生运动。此后到山西太原党政军训练学校、延安抗日大学第四期学习，后被分配到阎锡山部队的连队里当指导员。当时由于南洋大兄力促要他去帮助经理行铺，而辞职起身前往南洋。路经重庆，因修车而闲阅报纸，发现张贞在军委会开会，所以前往拜谒，并被张贞留下。因张贞与熊克武，受军委之命要成立军风纪巡察团，值用人之际，便委以林师珍上校秘书。林师珍因此放弃星洲之旅，又因张贞与其兄林学渊有手足之谊，所以受到特别关照，后随熊克武和张贞到各战区视察，就任广东曲江办事处主任，主持全省军风纪巡察任务。
  抗战胜利后，林师珍从部队转业，在福建省经建委当专员。在省城福州期间，由于婚姻的缘故，再从军旅，当卓献师秘书。卓献师是其兄旧部，曾被蒋疑为间谍通缉，后经他和张贞力行营救而无事。卓献师是远征军负责到缅甸修建飞机场，沿途收编地方武装兼与土司打交道。当卓与林师珍等临近缅甸时，英国变卦不修机场而部队回师。经广州时，林遇到罗卓英，受罗卓英之命于1946年11月13日任南澳县县长，其夫人杨德林在岛上生下儿子林邓坚，1948年11月6日获省政府批准辞去广东省南澳县长职务，同年12月改任福建省诏安县县长。他本来不想当诏安县县长，由于张贞力促而成行。任职期间，本与地下革命者、秘书林友有密商促诏安县和平解放事宜，后因联系不顺而未能成功。
  林师珍当官多年，两袖清风。1949年辞职住香港期间，全仰仗大哥从南洋汇款维持生活。大哥准备再叫他到星洲，但当时已不能入境，唯有先到小洲府暂停一年半载然后再移星洲。大哥便安排他先到沙劳越一间中学教书，其夫人暂在一间印刷厂当会计，待有机会再转往星洲。后来，他与夫人私下商量，联系到北京工作，这又失去一次赴星洲之良机。
  1950年到京后，林师珍先在中侨委从事侨务工作，不久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其夫人在京新华书店任会计。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期间，因交代历史问题不清楚，于1953年被扣押，1955年被遣返诏安县，遭判刑10年劳改，至1969年释放回家，下乡插队当“四类分子”。1979年落实政策时，所幸庄希泉健在证实，才拨开云雾而重见青天，平反恢复名誉。1980年当选第五届政协诏安县委员会常委，1984年12月当选第六届政协诏安县委员会副主席、省政协第五届特邀委员，1987年8月以副处级干部待遇退休。
  林师珍晚年在诏安县城与侄子林俊雄一起生活将近廿载，2005年5月6日病逝，享年96岁高寿。按其遗愿，经漳州市民政部门特殊批准，把他和原夫人骨灰合葬一墓。
  后记：本文根据诏安县方志委主任许渊彪提供的《林师珍简历》、林俊雄《回忆叔公林师珍》和南澳人林贞俐在汕忆述等整理。
  丹诏画坛一秋松
  沈耀明
  沈秋松（1910—1983），笔名凌云，福建诏安县大美村人。他在当代人才济济的丹诏画坛中，画名虽默默无闻，但其画艺精湛，可称上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先生的绘画艺术，曾得到我国著名画家张书旗、国画大师沈耀初及同辈画家沈汉祯、徐序行、许沙洛、高继文等人的赞赏与推崇。
  秋松先生生性聪慧，幼嗜绘画，少年时每见有画图，必细心观摹。大美村与仕渡村相邻，清代道光年间，仕渡村出了名画家沈古松，清末民初，大美村出了名画家沈镜湖。两位画家都在当地留下了不少墨迹，先生每遇先辈作品，总是仔细品读，默记于心，并挥毫背临。先辈的画风，启开了画家艺术的心扉，弱冠之年，先生的作品即颇具功力。1926年，他与同窗好友沈耀初考入厦门美专（后沈耀初转考汕头时中攻读文科）。时适著名画家张书旗任教，张氏对秋松不凡的绘画才能和专心苦练的精神，表示赏识，并赠与《水仙图》，以示勉励。秋松在美专学习期间，掌握了扎实的西画及国画的技法。毕业后，他返回家乡，在梅溪（仕渡）小学执教多年，由于沈氏为人豪爽、谦虚好学、作风正派，曾被聘为该校校长。
  沈氏不仅擅国画，而且爱打篮球、拉二胡、喜吟诗、好饮酒。
  他与耀初是莫逆之交，年青时期，他们两人的友好相处，成为佳话。先生在梅溪小学任教期间，每逢暑假，即与耀初同住村里祠堂（梅溪小学校址）朝夕相伴。耀初每次出游，常由秋松伴之。登南山、涉西溪、搭渡船，或昼或夜、或山或水、或步或舟，观景吟诗，兴致挥笔，无不引为至乐。秋松游南山寺（又名渡头庵）曾有诗云：“朝辞风雨渡头来，寂寞禅房锁不开”。耀初生性虽沉默寡言，但听此吟诗后也不觉朗声大笑，为之附掌称妙！
  1948年，耀初话别秋松，只身赴台。秋松内心充满孤独和忧伤。之后，他辞去校长的职务，到沃头村管埭寮，种蔬菜，过上田园隐逸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秋松丢弃压抑，重新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先后在西潭、溪南及城北小学任教。这一时期，先生的艺术与时俱进，创作了不少佳作。主要表现题材有花鸟、蔬果、鹅、鸭。他重视写生，体察入微，描写物象，富有生活情趣。尤擅水仙、菊花、梅花。画梅私淑吴缶翁，斑烂苍茫，古朴凝重，以金石味自鸣其学。如他在1960年创作的《梅石图》，纸本，长132公分，纵35公分（见图）。画中巨石，构图严谨，落墨清润，线条简练有力。所作梅花，用笔遒劲，沉雄老辣。主干纵逸，新枝劲挺，数朵梅花乃至每个花蕊，无不流露出稚拙天真的意趣。
  先生治学严谨，他在艺术创作中，持以精品意识，每幅作品总是几易其稿且力避重复。他以画学坚实之基础，主张习画之步骤，应先从法则，次求意境，三求神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当画家的艺术走向成熟的时候，先生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清洗出教师队伍。此时，先生思想极度悲观和痛苦，他返回乡里，遭受到无数次的批斗，他在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又历尽了二十年的风霜和磨难。
  庆幸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春风吹醒神州大地。八十年代初，沈秋松得到平反，重获新生。但此时先生已是70多岁高龄，正当他返回艺坛、重新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却被病魔夺走了宝贵的生命，先生永远地告别了艺术生涯。
  秋松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绘画艺术将如其画名，似松常青！
  张瑞图晚年隐居诏安县仕渡村
  吴友元
  明代晚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多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代。阉党横行，官员贪朽，政治生活十分混乱。而思想文化界受资本主义萌芽的冲击，出现了一种对正统观念的质疑与反叛。
  大哲学家李贽的“童心学”思想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反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千年以来形成的纲常礼教受到质疑，传统艺术所推崇的“中和之美”及“文质彬彬”的观念也受到鄙弃。
  书画艺术强调表现个性，宣泄个人情绪，追求自由的写意人生。这种张扬性情的美学思想得到积极的回应。书画界涌现了一大批极具个性和创新精神的人物。如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等。在晚明书坛，张瑞图是当时新书派出现的标志性人物，为明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与董其昌、邢桐、米万钟齐名，又有“南张北董”之号。
  张瑞图于明隆庆四年（1570年）出生在福建晋江一个山村，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中举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38岁的张瑞图赴京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十多年间，在魏忠贤的照看下，宦途顺风顺水，升太子太师，进中极殿大学士，后又进左柱国，太师。
  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驾崩，思宗朱由俭即位，开始了清算魏忠贤“阉党”的运动。由于张瑞图进退于“阉党”之间。虽与魏忠贤的穷凶极恶有所不同，而且“内持刚决，外示和易，阴剂消长，默施救济”（《泉州府志》），但终究脱不了干系。魏忠贤自杀后，朱由俭发布政令，要内阁、六部、都察院的大臣“定阉党逆案”。张瑞图列入“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
  崇祯三年（1630年）张瑞图被遣归，回到晋江青阳故里。
  张瑞图回到家乡后，仍惶惶不可终日，毕竟逆案罪名重大，涉及面又广泛，怕被其他人牵连重新定罪。而且以前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变为冷眼相看，躲之惟恐不及，一些地方官员也可能奉命对他暗中监视。思前想后，他找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去处，这地方就是福建省最南端的诏安县海边的一个小村庄仕渡村，藏到村里面一个退休的官员和族长沈灿家中。
  张瑞图与沈灿的交情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沈灿家住诏安县仕渡村，这是一个靠近大海的小村庄，村民大多以讨海和海运为生，又在海滩盐碱地种一些咸水赤稻。经营海运有很高的利润，把闽南的一些苎麻、甘蔗、红糖运往宁波、天津等地，又把北方的黄酒、棉花等贩运回来销售，所以家境十分富裕。
  沈灿登明万历十三年（1585）乙酉授元考，授职襄阳府审理正（《沈氏族谱》）。后又连续三任浙江江山知县。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任山东武州同知。后致仕回家，被推举为族长，热心于家乡的慈善事业。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沈灿乘坐自家的“北船”前往浙江，傍晚，停泊在晋江港口。沈灿吃过晚饭，便上码头走走。忽然看见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女孩在海岸边哭哭啼啼，似乎欲寻短见，连忙过去劝阻。经几次询问，妇女才道出隐情，这女子嫁给晋江一个张姓的穷秀才，生活十分窘困。昨天张秀才为一个富裕的宗亲祝寿，被诬偷了一个金杯。因为张秀才的裤子打满了补丁，只好穿了一件妻子的裤子。当时女裤裤脚有绣花，便用一双布袜包起来。张秀才怕被人耻笑，不愿被搜身，只好认下赔偿这只金杯。回到家里，跟妻子王氏商量卖掉女儿去赔钱。妻子大哭不已，绝望地抱着女儿要投海自尽。
  沈灿听后说：妹子，这事好办，我会帮助你们。王氏转悲为喜，带沈灿回到家中。原来，这张秀才便是张瑞图，文章、书法皆是一流，无奈虎落平原任犬欺，十分落魄。
  沈灿与张瑞图一夜畅谈，竟觉相见恨晚，尽管沈灿比张瑞图年长很多，而且已当了官，但仍与张瑞图结为兄弟。
  当年恰逢大比之年，第二天，沈灿拿出银子赔了金杯，又给王氏母女留了一些银两作为生活费用，便带着张瑞图前往福州参加乡试，一切费用皆由沈灿开销。
  秋闱发榜，张瑞图高中举人，三年后，沈灿又资助张瑞图赴京考试，在殿试中夺得第三名探花，从此飞黄腾达。
  后来，张瑞图的堂叔发现了醉客乱放的金杯，而张瑞图又捷报频传，便诚惶诚恐地来向他赔礼道歉。
  诏安县的民间故事，说是沈灿连续几年考不上，张瑞图发达以后，才让他的门生特招了沈灿为“超等选拔”，并当了官，这都是无稽之谈。当时，沈灿已任山东武州同知等职务。
  崇祯二年（1629年）“阉党”逆案中，张瑞图被定“结交近侍又次等”之罪，论徒三年，后准纳资赎为民。1630年，被遣归乡。
  张瑞图回家后，仍寝食难安，便想到投奔恩人沈灿家中。
  在仕渡村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村民纯朴豪爽，听说这位族长的贵宾是致仕的宰相，又是著名的书法家和学问家，是皇帝的老师。大家对张瑞图当神仙一样地供奉着，一些学子也有求学问、求字画的，一些渔民陪他坐船到溪中海边钓鱼，日子过得极为惬意。在此隐居的大约四年的时间里，张瑞图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字画。
  据梁桂元《闽画史稿》第六章第四节“闽南画坛”中考证：张瑞图“因魏党案受牵连罢职为民，匿诏安沈灿家，以书画度其晚年。《渔父图》轴、《十八罗汉图》等均为此时所作。他在诏安的艺术活动对清代诏安书画坛的兴盛有显著的影响。”
  “福建省政协所藏的绢本水墨《渔父图》轴，……其渔父之神态非一般渔人，似为自己隐居的写照”。
  “张瑞图《十八罗汉图》（西冷印社1926年出版）纸本，水墨，十八开。人物造型奇逸，笔墨潇洒脱俗，并融入草书韵味，有徐渭泼墨遗风。原作已流传海外”。
  张瑞图在仕渡村隐居期间，适逢仕渡修建大庙，张受邀为大庙题写了“长祚玄江”横匾和“海不扬波黄耉喜，地虽斥卤贤豪生”对联。其书法一改其峻峭欹侧的特点，显得较平正，但仍保留了一些冷峻峭利的本质，是难得一见的张瑞图楷书精品。
  不过，从联句的内容看，是表达了张瑞图个人当时心态和感受：宦海的汹涌波涛已逐渐平息，老夫心里很高兴；在这穷乡僻壤的盐碱地，居然有这么多贤豪之士，对自己真诚相待。而且“贤”字写成异体字贒是否有意用这异体字作为对魏忠贤的追念？
  老实说，这种词句，作为乡里大庙的对联，其实并不合适，但或许碍于张瑞图的名望，居然镌刻在大庙的门柱上，历四百年而流传至今。
  张瑞图在诏安期间，求字买画的人很多。诏安民间收藏有不少他的作品。民间传说，张瑞图是水星投胎，号二水，家中悬挂其作品可避兵燹之灾，而且还真发生过这样神奇的事情。清代期间，有几家人发生火灾，唯独中厅挂着张瑞图书法的人家没有遭受损失。
  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沧桑，张瑞图的作品大多已破损或外流。最近发现的一件作品显得更为珍贵。
  这幅作品高116CM，宽36CM。全文如下：
  “鸣玉锵金尽正臣，修文偃武不无人。
  兴王会净妖氛气，圣寿宜过亿万春。”
  这是杜甫诗《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史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之六，张瑞图借用杜甫的诗句，表达了对当今皇上讨伐魏案“会净妖氛气”的赞赏，并祝“圣寿宜过亿万春。”以表明自己的清白和对皇上的感恩。
  这幅作品集中地体现了张瑞图的创作特点：以奇为正，笔势生动，奇姿横出，峻峭劲利，锋棱四露，仄逼重叠。正如董其昌所说的“临写之时，神气挥洒而出，不主故常，无一定法，乃极势耳。”
  而且，这张作品还体现了其晚期作品的特色：雍容大气，沉着自如，不故作奇而奇气自溢，令人叹为观止。
  张瑞图对诏安书画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直接影响了东山的黄道周和诏安清代的谢迹山等人的书法取向。清代，诏安已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书画家，并形成了“诏安画派”。
  大约1634-1635年期间，张瑞图回到晋江青阳下行故里，偕如夫人贺氏隐居山村，悠游田园林壑，忘情山水，以诗文翰墨自娱，留下了大量书画和诗文作品，其所作《村居》、《庵居》等300多首诗为世人传诵，著有《白毫庵内篇》、《白毫庵外篇》。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张瑞图卒于家中，终年七十四岁。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由黄道周、郑芝龙拥立的唐王朱聿键为张瑞图被列入“阉党”一案平反，特赠太傅，赐谥文隐，这种死后的哀荣，应该与黄道周的主张不无关系。
  参考书目：粱桂元《闽画史稿》
  陈玉峰《张瑞图绘画艺术漫谈》
  沈耀明《丹青异彩仕渡村》
  一代名宦林壬
  林惠聪
  在诏安古城，清末四品御前带刀花翎侍卫林天骥、翰林院编修林壬叔侄同科文武两进士，同朝为官，成为一时佳话。
  林壬（1848—1887），诏安县人，字二有，号韦生，清同治十二年（1873）由府学拨贡举人，清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进士，会试高中二甲第42名，殿试中式第7名，后授翰林院编修（为诏邑翰苑开先），兼国史馆协修，出任清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山西乡试主考，后退赋闲居，40岁卒于诏安。
  林壬堪称书香门第，家世显赫，其父林天翔，清咸丰元年由恩科拨贡举人，任广东省饶平教儒，从七品，著有“四书啜离篇”等；其三子林少韦，1916年任东山县长，国民党福建省参议员。
  一、诗文词赋成就
  林壬善诗，天资聪颖，文采渊博。诗作感情丰富，个性突出，有浑然天成之境界，其诗文甚多，可惜，世存诗作仅《绣佛斋剩稿》（54首）。在诏期间，他的足迹遍及诏安的灵山秀水，笔歌墨舞，留下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五绝《题风动石》、七绝《游斗山岩》和七律《重游九侯山》等诗篇充分体现了这点。1881年搜集整理了谢芸史《咏雪斋诗草》136首，名《咏雪斋诗录》，付梓出版，为文坛留下了一份珍贵资料。在他生前最后一年，即清光绪丁亥年（1887）仍游斗山并赋诗，其诗跋：光绪丁亥夏杪，与陈幼箴、吴篆徵两茂才为斗峰之逰，时马耿甫征君自鹭门初归，亦入山相访，征君偶述旧句，爰依韵和之。
  林壬不仅工于诗文，书法也有较深造诣，其书法工行楷，清秀生动，爽朗俊逸。《福建美术在线》关于“诏安历代主要书法家简介”中称其“工行楷、隶书、清秀可观，遒婉有法”。至今，诏安、东山等处尚有其墨迹遗宝——
  1、诏安南诏东关东岳庙，速报司楹联即林壬撰：“速应无偏官民一例；报司有准邪正两途。”
  2、诏安九侯名山的风动石，有其诗和跋题刻。诗为五绝二首，其一：“托地何巍然，不受藤萝绊。峭影摇秋空，白云皆惊散”；其二：“小别倏八年，重来蹑绝险。问君识我不？无言头自点”。跋云：“丙寅丁卯间，家君赋闲，寓寺之西斋。壬与先兄随侍，日抚摩斯石，此景忽忽八年矣！京华归来，爰成五截若干首，聊志三生之缘云尔。”
  3、东山县铜陵镇（当时隶属诏安，俗称五都）东门外的虎崆滴玉，是海滨水涯边一个天然海蚀洞，在此取水烹茗，兼观沧海、灵感泉涌。林壬美其泉为“灵液”，镌“灵液”二字于石，苍劲超脱。并书其事，其文云：“品泉虎崆，列席沙碛，席殊湫湿，因与陈君麟，平凹凸、辇异石，高者卓之，低者几之，铜铫竹炉，位置妥贴。沈君镜銮、瑞舟皆曰善。光绪丁亥初夏二有林壬记。”碑文今已半风化。
  4、条幅“竹屋纸窗清不俗，风台月榭悄无言”清逸俊秀。
  二、谜坛佳话
  诏安谜史悠远，谜事活跃。清代涌现了黄开泰、林壬、马近光等著名谜家，《东溪渔友瘦词合刻》编著者即是林壬与马近光。在黄开泰、林壬等的倡导下，谜坛融汇了南宗北派的精华，谜事也逐渐摆脱了仅在文人墨客中流行的旧习，日趋活跃，成了雅俗共赏的一项活动。是时，逢年过节，制谜人便以纸作老虎装饰手推车，悬挂灯笼，灯笼外贴谜笺，沿街推行，路人纷纷参与竟猜，别具一番情趣。
  谜坛至今仍传有林壬的谜语数则：
  1、浪荡子，浪荡子，妾本竹林人氏，未嫁时满头苍翠，嫁后遍体无衣，休提起，休提起，一提起珠泪淋漓。谜底：船篙。
  2、风流子，风流子，红粉佳人吻着汝，叫声夫啊夫，不见光明不放汝。谜底：吹火筒（火管）。
  3、小圆窗，小圆窗，见阳叮当，远听之，疑是张生琴韵，近看之，似小僧禅房。谜底：夜壶。
  4、“长安水边多丽人”谜底：字“湜”
  三、翰林府、大夫第
  封建时代，为彰显身份，官员多建有富丽堂皇的私宅，做为一种身份的标榜。东关的“翰林府”及溪东岑头村的“大夫第”（又称“考园”）是林壬府邸，“翰林府”府址是其出生地、居所。翰林府位于诏安县城东门外，前门遗址现在东关街中山路50号，后门遗址位于东关街武德巷3号，翰林府坐北朝南，建筑面积约600平方米，翰林府旁“承裕堂”尚存，翰林府遗址也在，但已几易其主。
  印象中的翰林府有古大厝传统韵致的建筑特点，俗称“四点金”，有偏房和穿斗式回廊，内有天井，外有凹式门楼。笔者少时，翰林府后门尚存有门楼，大门板等。门楼由砖瓦、石刻、木质斗拱梁构成，雕梁画栋、镌花刻鸟。进门楼后是一大埕，大埕边是东西偏院，再进去是主院。后大门前宽埕矗立旗杆斗4支（“承裕堂”巷边2支，小大帝庙后2支）。后大门两侧雌雄两石狮，雄狮脚下踩着一只绣球，雌狮身下依偎着一只幼狮，皆庄严威武。我年少时常在那带玩耍，和小伙伴们穿廊串巷追跑，争先恐后争夺骑坐狮子的机会，遗憾的是如今仅存遗址。
  漫步在“翰林府”旁的狭长小巷，抚摸着“承裕堂”斑驳的“灰沙墙”，追忆这里曾经的辉煌，不由感叹岁月的无痕。
  说到“翰林府”，肯定要提到“大夫第”。“大夫第”又称“考园”，是林壬的另一处府邸，位于诏安县西潭乡岑头村，前门遗址现在岑头村37号，后花园遗址在岑头小学和岑头村部、村敬老院内，从遗址中可以想象到“大夫第”当年的繁华。
  大夫第坐东向西，三进厅，是诏安俗称的“七包三”大厝款，前是莲池，后为花园，主建筑占地约二亩（不包括莲池、花园），当时的后花园种植有梅、荔、菠萝蜜、新西兰香花等。系林壬中式后所建。
  走近“大夫第”，映入眼帘的“大夫第”杂草丛生，残垣断壁，但石制大门框尚存，大门前原有的一对石狮已不见。残存的“灰沙墙”围墙内有残破的南厢房一间，另有石井一口，井沿内圆外六角，宽埕上零乱的散落些石桌、石墩、石柱或配件。“大夫第”大门框被一棵大榕树的根系包裹，透过榕根，门匾依稀可辨“大夫第”三字。此门匾乃林壬同科状元、结拜兄弟王仁堪所书。
  林壬死后停棺于“大夫第”（据老辈说，林壬是患急症医治无效逝世），直至解放初期，其嫡孙才将其安葬于诏安县西潭乡青山村一带。
  林壬为何会将府邸建于溪东？经论证，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当时，县城至溪东水陆交通皆便利，沿东溪溯流而上，溪船可至山河村一带，直至九侯山。岑头村紧邻东溪，东溪水可漫流到的岑头庙，也就是“大夫第”一带。溪东岑头一带水域是诏安县古时十二胜景的“长湖秋水”所在，这里山明水秀，帆影点点，苇竹映水，溪鱼穿梭，泛舟东溪，渔舟互答，吟诗作赋，心旷神怡。择居于此，是为宜居。
  （2）清代，溪东是经济重镇，经济活跃，东湖区大圩，集市繁华，岑头村威惠庙尚有一块“长湖重镇”的木匾可证。择居于此，有人文经济基础。
  （3）当时诏安县海事活跃，海盗也较为猖獗，因此，那时候的官吏富豪常另置府宅于近山处，有安全稳定的因素。
  现代知名作家、诗人吴秋山先生曾写过“考园怀古二首”，将考园描述得很全面。题曰：“‘园为清翰林林壬所筑，址在福建诏安岑头村，距城约三十里。山明水秀，允称胜地。园中植梅荔各十馀株。厅事宽敞，旁有厢房，颜曰“蘋烟谱笛馆”，为林氏游息之所。并尝造一画舫，名曰“木兰舟”，时与朋辈泛游溪中，分韵联吟。雅人雅事，传说佳话。顾时过景迁，园林荒废，已成陈迹矣！’。）平生随处喜览游，今到考园第一回。溪水绕庭明镜展，云山对户列屏开。却愁芳溆残蘋蓼，又怅华堂委草莱。风景依稀人事异，颓檐蛛网挂尘埃。（2）从来名士爱山丘，别筑园林便息游。已没兰舟泊渚畔，尚留笛馆在岑头。倚墙凋荔攀藤葛，卧栅谢梅走蚁蝼。满目荒凉遗废址，西风残照不胜秋。”
  四、任职山西主考和文化传承
  翰林公少时聪颖异于常人，府试高中秀才，省试又榜上有名，因此信心百倍进京参加京城会考。据说，林壬金榜题名后寄信向诏安家人报捷，家书仅七个字“坐翰宛、看三及第”。时高坑进士黄开泰赋闲在诏安，黄进士也是林壬授业恩师，其父将林壬的家书转阅黄进士，黄进士阅后言道：“与三及第无缘矣。”问其原因，黄开泰直言：“看”乃底气不足，若来信说“坐翰宛、抢三及第”，则甚有希望。殿试后，果然如此。
  作为翰林学士，主要职责是担当起草诏书、纂修实录、圣训、本纪、玉牒及其论撰文史等，但每遇文武乡试、会试、殿试时可充任主考官、读卷官。林壬在翰林院一呆多年，终于任职了山西主考，按规定，每次乡试有大试差和小试差两种，大试差考举人，小试差考秀才，林壬主持了大试差之后，因离乡多年，思亲心切，因此，将小试差委托副主考主持，带旨绕道回诏安。有人就此上奏朝庭，说林壬带旨私自回家犯了欺君之罪，又罗列了其他。还好，林壬当朝的亲友千里飞驰将此事告知于林壬。林壬拟出一计，让家里开仓放粮接济困难民众，同时，让诏安的管家（且是同窗）吴梦丹先生先代为周旋：言其在山西主考时获知家乡诏安闹饥荒，因此回诏放粮救灾，以示皇恩浩荡，赈灾后即返京复旨。林壬复旨时，当朝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林壬陈情道：离家日久，父母体弱微恙，又放粮救灾，所以转道诏安。封建时代，孝道为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之后，翰林公林壬仍供职于翰林院直至回归诏安。
  林壬赴任山西太原主考时，目睹当地的舞狮盛况，很有兴趣，当他回家省亲时便与东关灯笼街的纸糊艺人一起磋商，模仿借鉴太原狮子的造型并加以改革创新。其狮子造型可说是龙和狮的概括与浓缩，狮子形象威猛，身长约2.5米，狮头连脖子高约1.3米，狮头内撑粗竹竿，供舞者把握旋转，狮尾长约1米，似竹耙状，脖子及腰身为软结构，以便自由摆动。两个舞狮人分前后裹在狮子造型的里面，脚包扎成狮脚状，起落腾跳，一招一式，俱显功夫，引来众多观众的赞赏，慢慢地形成了一种习俗活动，特别是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二日“速报爷公生”时，诏安东关舞狮活动更是隆重，此举带有辟邪喜庆的寓意，也平添了节日的喜庆和热闹。
  林天骥传略
  林耀水
  林天骥，诏安县人，清光绪三年丁丑科中式武进士，御试擢召为五品御前花翎侍卫。光绪壬午年，出任四品京都卫戍统制。历任广东岭南游戎、南澳两省总兵、兼统水师指挥等。天骥与林壬叔侄，丁丑同科进士，时人誉为叔侄同科。光绪辛巳年春，公例假回乡祭祖，光绪帝和太后钦赐《文武世家》殊荣，自此敦伦堂首座主，十三世祖公派下子孙均享受《文武世家》荣誉。
  光绪年间，南澳岛地处闽粤两省，为海隅重镇。南北海运中心，海上贸易频繁。时海匪横行，往来商船及捕捞鱼民，屡受其扰。公督师南澳，军纪严明，爱民如子，平息海盗之扰，缓靖海域之安宁。遂受上宪数次记功。总督为奖赏公之辛劳，白银千两犒赏军士，雇专职吹鼓师六名专为公进餐时鸣奏鼓乐，时谓“三吹三打”，以示督府对军功者褒扬，公恶其喧哗，上书解散乐队，令其携赏银他乡谋生操业，乐匠感激不已，时人皆叹誉公之清高。时至今日，南澳岛上，广为传诵公之事迹。
  公性刚直，平易近人，对乡亲父老，邻居族人，和善亲热，不摆官格，关心民之疾苦。光绪辛巳夏秋，诏安特大洪水，东溪浒溪两处堤岸汲汲可危，公亲临两溪两岸，聚集耆老民众，协力筑堤抗洪。奈因洪峰过大，林家堤岸决口，林家巷乡良田遭受洪水泛滥，溪沙覆没大片良田，乡民流离逃走。公见此景，解囊五佰元，建议五常堂拨公粮五佰石，赈济林家乡民，令其搬掉田中淤沙，千亩良田来年得以及时播种、助林家乡民众度越灾后难关。
  公晚年致仕还乡，进入县境见四处萧然，其时诏安全县大闹宗派姓氏械斗，全县城乡分红白二旗号，相互残杀，持续已达数年之久，时有人命发生，伤残更日有所闻。村村互为虎视，人人毛骨悚然，市井形似瘫痪。官府政令难施，各条街道堵筑栏册，城门出入寥廖无几，城外通道，残留瓜子，长蔓结瓜，来往行人之稀少，可想而知。公见此景旋回南澳，召来旧部，势如大军压境，协同知县武营，即时制止民变。继而亲自出马，奔走城乡各处，诚心竭力劝阻，进而会同县令，纠集各姓族魁于县衙，从中妥协斡调解。至此多年民变械斗得以平息，市井繁荣秩序得以复原，合邑黎庶无不额手咸颂公之功德也。
  公虽为武官，尤好书画诗词，著有《册砚斋》诗集等，传世书法真迹尚留存西郊澹园院内，大殿悬挂之对联：“修入三摩无声无息，度将一切大慈大悲”，署款“光绪旃蒙协浍季秋月”。
  （本文稿为林仕葆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