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
  新石器时代是指在考古学上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以色列未来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新石器的产生对于直立人的意义无异于宇宙飞船和计算机对于智人的意义，因为新石器的出现象征着人类进入了农耕社会。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起源于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的田野考古，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序幕，他主持的殷墟发掘更是中国考古界的辉煌。以此标准来衡量，很早以前就有人着手进行粤东闽南的新石器时代考古，20世纪30年代，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调查福建西部的史前遗址，并将调查结果写成《福建武平的石器》。20世纪的40年代，当时在粤东传教的意大利神父麦兆良，曾在海丰、蕉岭等地发现一类含釉陶大口尊、石戈的考古遗存，但因未能弄清其内涵而把它归入所谓的“菝仔园文化”。其遗存现存于香港历史博物馆。
  史前的粤东、闽南大地，有一种特征鲜明、风格独特、覆盖区域广阔的考古学文化——浮滨文化，浮滨文化是指分布在粤东、闽南区域内的一种以长颈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釉陶器、直内无栏石戈、三角形石矛、凹刃石锛组合为特征的考古文化。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饶平县浮滨区塔仔金山、联饶区顶大埔山两个地点，清理发掘了21座竖穴墓，第一次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来研究。
  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浮滨类型陆续在广东省的潮阳、潮安、普宁、揭阳、揭西、大埔、丰顺、南澳及福建省的漳州、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南靖、南安、华安、龙海、泉州、莆田等地发现。目前发现的地点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处，已经形成一支地跨闽粤两省，分布在榕江、韩江、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内，文化面貌基本相同的考古文化——浮滨文化。
  二
  为配合沈海高速复线漳州段工程建设，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2010年对漳州境内公路沿线进行全面调查，发现诏安县官陂镇乾岗、平和县钟铜山和山格镇牛路头三处遗址，2011年5～6月，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与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对三处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在我县官陂镇乾岗遗址（位于官陂镇新径村）发现新石器墓葬1座；在平和的钟铜山、牛路头遗址发现商周时期墓葬4座，灰坑1个（按，“灰坑”，考古学术语，是古代人类留下的遗迹之一，其中包含物较之建筑遗迹、墓葬都更为丰富，包含了很多当时在此生活的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物品，如陶器等，其特点是主要呈灰色或夹杂其他因有机物分解形成的颜色如褐色，土质较同一地点的其他土要软，主要由废弃的水井、窖穴等形成）。
  其中在官陂乾岗遗址地层发现锛3件、球1件；墓葬1座，填土中发现两三片软陶片，随葬品发现陶罐1件、陶壶4件。详述如下：
  锛（编号TN02E01），灰色，表面有较多的黑褐色斑点，顶部、刃部残，扁平体，从残存部分推测应为长方形，正面平整，背面微弧，两侧边直面微斜，截面为梯形，残长8.5，宽5.9，厚1.9厘米。
  锛（编号TS05W02）灰黄色，表面风化，有铁锈斑和许多黑色小斑点，器物较小，长方形，扁平，顶部弧，正面中部稍凸，背面微弧，平刃，截面近梯形，刃口截面微凹，长3.4，宽2.3，厚0.7厘米。
  锛（编号TN02W03）灰黄色，表面有黑色斑点，器物小，长方形，扁平体，顶部平，顶端窄而稍厚，左侧边较斜，右侧边直，刃部稍宽而较薄，背面平整。磨制光滑，长2.3，宽1.15，厚0.3厘米。
  球（编号TN04E01），灰黄色，表面有较多黑色斑点，近椭圆形球体，长径7.2，短径5.4，厚4.1厘米。
  墓葬1座（编号11ZGQM1，简称乾M1），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平面呈圆角长形，壁稍斜，底部较平，西北角被现代树坑打破，方向94度。墓口距地表深约0.3米，墓长2.9、宽1.1、残深0.1-0.18米。墓内填灰褐色砂土，土质疏松，含较多石英颗粒及黑色砂岩碎屑，填土中有两三片灰褐色夹砂软陶片。出土随葬品5件，均为陶器，有罐和壶。
  罐1件（M1；1），泥质橙黄陶，陶质较软，施黑褐色釉，大部分剥落。上部残，深弧腹，圜底，小矮圈足。器表拍印较细密的竖条纹，腹径30.4，圈足径8，残高17.4厘米。
  壶4件（M1：2～M1：5）
  M1：2和M1：3形制相近，，均为泥质硬灰陶，器壁内、外均残留有黑褐色釉。口微敛，圆唇，细束颈，鼓腹，圜底，小矮圈足。颈部轮制旋痕明显，小圈足与器底为粘接而成，器壁较薄。
  M1：2，腹部、底部拍印细密的平行斜线纹，口径8.2，圈足径6，高13.5厘米。M1：3，口部残。上腹部拍印细密的平行竖线纹，下部压印折线纹，底部竖线纹不甚规整清晰，最大腹径9.2，圈足径6.2，残高11.9厘米。
  M1：4，泥质灰陶，器壁内、外施黑褐色釉，大部分剥落。口微敞，高领，束颈，鼓腹，圜底，小圈足。下腹部饰一周平行而细密的斜线纹，外底拍印斜线纹，口径8，圈足径6.5，高10.6厘米。
  M1：5，泥质软陶壶片，器形不辨。
  平和牛路头墓葬一座，大部分已被破坏，仅发掘出陶器2件，分别为陶尊和陶罐。
  平和钟铜山遗址地层遗物有石器共13件，有锛（4件）、戈（2件）、刀（1件）、环（2件）、锤（1件）、凿（1件）、砺石（2件）；
  陶器共3件，有动物（1件）、碗（2件）。
  墓葬之一的随葬品均为陶器，共16件，有豆（5件）、尊（4件）、盆（1件）、碗（2件）、器耳（1件）、罐（1件）、壶（2件）。
  墓葬之二的随葬品均为陶器，破碎严重，形制不可辨。
  墓葬之三的随葬品均为陶器，共19件，可辨器形15件，有豆（3件）、尊（3件）、尊（3件）、罐（2件）、碗（1件）、盘（1件）、杯（2件）、器足（1件）、圈足器（1件）、圜底器（1件）。
  据考古判定，以上三处遗址均属浮滨文化遗存。本次发掘的墓葬进一步丰富了粤东闽南早期文化的内涵，为研究闽南地区浮滨文化的地方类型及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以上参与发掘两单位及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2015年写成论文《福建诏安、平和县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发表在2016年第12期《考古》杂志上。
  二
  诏安县梅岭镇腊洲村北边有座腊洲山（117°14′E，23°38′N），海拔仅92.5米，山上除祥麟塔胜景外，还有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1985年，在腊洲山南、北坡发现大量石器、石料和绳纹、印纹陶片。断崖贝壳层中有印纹陶、陶纺轮、蚌器、石钵、石镞、砺石块和唐、宋时期的瓷罐。文化层厚0.2～0.3米，堆积整个东部山顶，覆盖面1000平方米，遗物分布范围2.5万平方米。经福建省考古队和厦门大学人类学专家以碳14测定，属7000年前的新石器贝丘遗址。该遗址的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人类已在这一带沿海地区居住生息，从事渔猎、采捕、纺织等活动。
  所谓“贝丘”，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以包含大量古代人类食剩馀抛弃的贝壳为特徵，也称贝冢。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有的则延续到青铜时代或稍晚。
  三
  据黄辉全报道（文字未作任何改动，照录如下）：
  （2017年）5月3日，文博研究员、岩画专家陈立群经反复研究、比对，认定诏安县悬钟东门湾山、悬钟南门“望洋台”和梅岭镇腊洲山发现的太阳纹岩画、太阳纹与脚印岩画、太阳纹、女阴、杯状圆窝穴岩画，应为青铜时代。
  根据诏安旅游信息咨询服务部总经理吴友江提供的线索，4月29日，诏安县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东山县文化发展研究会联合对该县梅岭镇悬钟东门与南门、腊洲等多个地点进行考察。考古发现，位于梅岭镇悬钟古城东门村东门湾山上一巨石右侧中部，距地面约7.7米，为一个直径80厘米的圆形浅穴，深约5厘米。浅圆穴相对光滑，圆圈明显为人工凿刻，凿痕宽6厘米，深超过1厘米。
  利用自然圆形凹穴加以修整加工，并以石器为工具凿刻圆圈，形象地表现世界岩画中最普遍的主题——太阳。中部左上角岩画制作手法与风格，与右侧中部的太阳完全相同。
  吴友江在悬钟古城南门村海滨“望洋台”巨石顶部发现了一处太阳纹和一对脚印岩画。该太阳纹岩画利用天然椭圆形凹穴加以修整加工而成，整体因风雨浸淫而显光滑，边缘依稀可见加工痕迹。脚印岩画掌印分别长33厘米、48厘米。该太阳纹与脚印均以石器工具凿刻而成，脚印硕大粗壮，惟妙惟肖。
  考古人员在海拔92.5米的腊洲山上，距祥麟古塔东侧60米处一岩石上发现一处太阳纹岩画，其制作手法或风格，与东山岛东门屿太阳纹岩画十分相似。
  据陈立群介绍，梅岭悬钟东门湾山、南门“望洋台”与腊洲山均出现太阳纹太阳岩画，反映了该地区原始住民太阳崇拜与生殖崇拜的宗教意识。从这些岩画所处的地理环境看，三处太阳纹岩画地点，很可能曾是当地人举行太阳崇拜与生殖祈祷的活动场所。诏安与东山自从原始时期便处于同一个经济文化小区，特别是腊洲山的太阳纹岩画与东山东门屿的基本相同，可断定梅岭岩画的年代与东山岩画的年代同属于青铜时代，岩画作者族属应是商周时期福建一带“七闽”中的一支。
  四
  诏安一中已故退休历史教师谢绍美老师的《略说诏安县及诏安人之由来》一文中说：“根据诏安出土的文物考证，早在石器时代，同祖国其他地方一样，我们的祖先即在诏安这个地方劳动着生活着了。1958年，诏安一中师生协助福建省探矿队到诏安的太平、官陂、秀篆等山区探矿，在官陂彩下乡捡得两枚石簇（即石箭头）（按，应为“石镞”）。1964年，湖内乡糖厂基建时又挖出了一枝石枪（按，应为石枪头）和若干陶网坠。这些都是原始的渔猎工具，经过检验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以上发现雄辩地证明，远在新石器时代，即距今一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里打猎捕鱼，过着原始的渔猎生活了。”
  文中提到的“1964年”，误，应为1966年4月。作为亲历者，笔者也参加湖内糖厂的地基平整。在该地发现一石枪头，灰白色石头磨成，无斑点，呈卵形叶片状，长14厘米，宽8厘米，前端尖，后端斜平，中间有棱（中间厚两边薄），两边有刃，下刃较上刃略长，两面对称，后端的上方有一直径约0.8厘米的圆孔。制作极为精美，仅下刃中部有一1毫米左右的破损，保存极为完整。
  此石枪头后为诏安一中历史教研组征集，同时征集到数枚陶纺轮、陶网坠。
  石枪头后端绑上长木棍就是打猎时投掷工具（类似现在运动场上的标枪，那圆孔就是捆绑绳索用的），亦可作武器。推想系先民打猎时投掷后遗落或猎物负伤后带着石枪头逃脱而遗落。
  可惜1967年“文革”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诏安一中大量财产，包括图书、仪器设备等损失殆尽，荡然无存，石枪头亦在劫难逃，从此不知所踪。
  七十年代笔者还听说平和也发现一石锛，现存厦门大学。
  五
  作为新石器的标志物，上述的石镞（石箭头）、石枪头、石锛等等对于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渔猎等活动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其可移动性，原始人类的聚居地与石器的遗存地往往不能重合，它们的发现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陶器（陶罐、陶壶等陶制器皿、陶纺轮、陶网坠）、贝丘及灰坑的发现更是对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从事渔猎、采捕、纺织等活动、居住、生息的完整性研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考古界认为，陶制器皿由于其笨重、易碎的特点，其遗存地一般即与先民的居住地重合。
  诸多新石器的遗存表明，在7000到13000年前诏安西至广东揭阳东至莆田的这一片广袤地区，就已经有原始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据说，在官陂、秀篆的一些工地和在东溪一些采砂场，时有陶制品的残片和石器等遗存发现，可惜失诸蒐集、整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