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古怀恩县考
  吴友元
  古代，在闽南地区有一个怀恩县，后废置。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有此典故。古怀恩县又经历怎样的变迁？
  笔者经过较长时间古籍资料的搜集，整理出较清晰的线索，以供大家参考。
  （一）沿革
  漳浦、云霄、诏安等县旧为绥安地。周《职方》七闽地。秦为闽中郡。汉为东冶县，属闽越南部。后汉献帝建安初，南部置侯官、建安等五县建安即建宁，属会稽郡。侯官以一县而奄有福、兴、泉、漳四府之地。唯时土圹民稀，城闉聚落，数百里一置也。吴永安三年，析侯官置建安郡。晋灭吴，分建安，立晋安，隶扬州，绥安属焉。梁武帝天监中，析晋安，置南安郡即兴、泉、漳等府地。陈永定初，升为闽州，泉州旧称闽州。领南安等三郡。光大元年，复升为丰州。俱属东扬州。隋高祖开皇九年，改为泉州。大业三年，复改泉州为建安郡，领闽、建安、南安、龙溪四大县。当时，以绥安并入龙溪。唐高祖武德五年，析南安为丰州。六年，析闽县为泉州。太宗贞观初，废丰州并入泉州。闽州隶江南道，至是改隶广州岭南道。
  高宗总章二年，诏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镇泉、潮间，故绥安县地。仪凤二年，将军陈政卒，子元光为左郎将，讨平崖山寇及诸蛮于潮州，开屯漳水之北。中宗嗣圣三年【注：即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疏请建州泉、潮间，以抗岭表。
  这是当时陈元光上奏的奏章：
  请建州县表
  陈元光
  泉、潮守戍、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臣陈元光言：伏承永淳二年八月一日制，臣进阶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者，受命战兢，抵官弥惧。臣以冲幼，出自书生；迨及童年，滥膺首选。未习干戈，守至懦至柔之质；惟知饱暖，无曰区曰处之能。幸赖先臣绪业，叨蒙今日国恩。寄深都阃，任事专征。爰从视职以来，不敢少有宁处。况兹镇：地极七闽，境连百粤。左袵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余。原始要终，流移本出于二州；穷凶极暴，积弊遂逾于十稔。元恶既诛，余凶复起。法随出而奸随生，功愈劳而效愈寡。抚绥未易，子育诚难。窃惟兵革徒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揆诸陋俗，良由职方久废，学校不兴。所事者蒐狩为生，所习者暴横为尚。诛之则不可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倘欲生全，几致刑措，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盖伦理讲则风俗自尔渐孚，治法彰则民心自知感激。切以臣镇：地曰安仁，诚为治教之邦；江临漳水，实乃建名之本。如蒙乞敕定名号，而复入职方，建治所而注颁官吏，治循往古之良规，诚为救时之急务。胡越百家，愈无罅隙；畿荒一德，更有何殊？臣谬居外镇，忝在封疆，所得事宜合奏。谨具厥由，伏候勅旨！
  陈元光的这份奏章在朝议中得到裴炎、狄仁杰等大臣的支持，朝廷于垂拱四年（688年）六月二十九日给予批复，同意设立漳州府。
  “时朝议（明癸酉志有宰相侍从裴炎、娄师德、裴行立、狄仁杰建议云云）以遐方僻壤，不沾圣化，若建官不谙土俗。元光父子久牧兹土，不如兼其秩，俾领州事为便。遂可其请，并给告身，俾建漳州、漳浦于绥安地。进中郎将右鹰扬卫率府大将军，仍世守刺史。”
  “州自别驾以下，县自簿尉以上，得自注用。复疏山林无贤，而部曲子弟多有才干，请授部将马仁等为司马等职。”（明万历癸酉《漳州府志》）
  这是唐高宗准建州县的批文：
  唐高宗皇帝诏陈政镇故绥安县地
  泉、潮据闽广之交，岭南为獠蛮之薮。玉铃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刚果有为，谋犹克慎，其进尔朝议大夫，统岭南行军总管事，挂新铸印符，率府兵三千六百名，将士自副将许天正以下一百二十三员，从其号令，前往七闽、百粤交界绥安县地方，相视山原，开屯建堡。靖寇患于炎荒，奠皇恩于绝域。筮辰佥吉，明发斯征。莫辞病，病则朕医；莫辞死，死则朕埋。斯誓斯言，爰及苗裔，尔往钦哉！
  垂拱四年（688年）年底，漳州及漳浦、怀恩二县便正式建置。
  陈元光又呈上《谢准请表》以谢恩，表示当“恪守诏条，守无私以奉国”。
  谢准请表
  陈元光
  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进阶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臣陈元光言：伏奉垂拱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制，除臣中郎将、右鹰扬卫率府怀化大将军、轻车大都尉兼朝散大夫、持节漳州诸军事、守漳州剌史、赞治尹、营田长春宫使者。伏以社稷初开，首有官僚之建，皇天眷命，重兹樗栎之才，山川顿改，人物更生。窃念臣州：背山面海，旧为蛇豕之区，椎髻卉裳，尽是妖氛之党，治理诚难，抚绥未易。恭惟陛下威震百灵，气消六沴。自东自西，不违于指顾；我疆我理，咸得其区分。民心有系，土俗转淳，觉昨非而今是，必旧去而新更。窃惟治巨室者不用乎条枚，盖明堂者不参乎瓦砾。兹遇陛下：日月其明，乾坤其量，知臣朴忠有守，寒松不改乎凋年；膂力犹刚，老马或谙于故道。申命曲加，因邮传赐，宠之以二政之隆，畀之以十州之重，虽则殊乡，还同昼锦。光华奚止于一身，爵禄许推于后裔。人皆谓荣，臣独知惧，粉身未足报深恩，万死实难酬厚德。已从此日，望阙谢恩，继当恪守诏条，征庸俊乂，平均徭赋，示以义方。持清净以临民，重修前志；守无私以奉国，再砺于衷；展驽骀之力，申鹰犬之劳。庶荒陬蛮獠，尽沐皇风，率土生灵，备闻斯庆。臣无任感恩陨越之至。
  当时，陈元光屯兵在今云霄火田西林村一带。因即屯所为州，领漳浦、怀恩二县，漳浦附州为县自此始按州名漳，章水清浊汩杂有章曰漳，溪水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海门入，清浊合流，义取诸此。玄宗先天元年，光子珦领州事。开元四年（716年），以地多瘴疠，从州民余恭讷等请，县随州徙于李澳川（即今县治）。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改隶岭南经略使。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省怀恩入漳浦按《杜氏通典》：漳浦郡西南为怀恩县，即云霄镇也。朱文公《漳州守臣题名记》载：唐垂拱二年，陈元光奏置，领漳浦、怀恩二县，今从之。天宝元年，改漳州为漳浦郡，还隶福建《闽书》：是年改隶江南东道，代宗大历六年，始名福州，曰福建，漳、泉等州隶焉，与府志不同。十年，又改隶岭南。肃宗乾元二年，复为漳州，隶福建。德宗兴元元年，刺史柳少安请徙州治于龙溪，未报。贞元二年，观察使卢惎录前奏之上，乃以龙溪为漳州治。其李澳川漳浦县治如故。僖宗光启元年，光州刺史王绪攻陷汀、漳二州，绪暴，众囚绪，推王潮为主。昭宗乾宁三年，升为威武军，以王潮为节度使。五代梁开平三年，封潮弟审知为王，领泉、漳等七州。审知传子延翰、延均，至延政为南唐所灭，以留从效为节度使，改漳州为南州。
  （二）怀恩县的方域与变迁
  陈元光于唐垂拱二年奏请建置州县，垂拱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朝廷给予批复。漳州府和漳浦县、怀恩县在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即公元688年十二月初九日建置。当时陈元光开屯漳水之北，即现在的云霄火田西林一带，“即屯为州”，漳浦县附州为县。
  清《漳浦县志》载：旧时漳浦县，即古绥安地，在梁山盘陀之阴，怀恩县在云霄镇。也就是说，以漳江（云霄漳江）为界，江之北为漳浦，江之南为怀恩，包括了现在的云霄县部份和诏安县、东山县以及平和县部份。
  至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漳浦县“以地多瘴疠，从州民余恭讷等请，县随州徒于李澳川”，即现在的漳浦县治。
  漳浦县治北迁后，把梁山以南，漳江以北原漳浦的部分地域割归怀恩管辖，也就是说，从716年开始，漳浦县与怀恩县便以梁山为界，梁山以北为漳浦，梁山以南为怀恩。
  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因瘟疫，人口丧失，省怀恩，并入漳浦。以泉州的龙溪县割属漳州。
  这样，古怀恩县实际只存在53年的时间，前28年以漳江与漳浦为界，后25年方域扩至梁山以南。其后则属于漳浦。诏安称为南诏保。宋称南诏场。云霄为漳浦驿。
  明嘉靖九年（1530年），诏地复从漳浦析出置县，名为诏安县。清初，割平和二十五保，诏安二保十三村，云霄三十保，成立云霄厅。
  民国元年（1912年），从诏地析出云澳、青澳，连同广东饶平划出深澳、隆澳，后置南澳县，属广东省。
  民国5年（1916年），析诏安五都六都地置东山县。
  （三）古怀恩县有关记载
  古怀恩因年代久远，很少有相关的记载。查了不少资料，仅有以下几则。
  ①钟绍京被贬为怀恩县尉（开元间）
  钟绍京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新唐书》载：“绍京以善书直凤阁，讨韦氏有功，夜拜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明日进中书令，越国公。后与刘幽求俱以怨望得罪，再贬怀恩尉。”
  授钟绍京郴州别驾制（《全唐书》）
  漳州怀恩县尉员外置钟绍京，夙负艺能，早申诚节。录其殊效，赐以崇班。未答恩私，自招瑕累。雷雨作解，品物惟新。言念旧劳，稍加甄叙，可郴州别驾。
  当时钟绍京还不是正职（从九品下），只是“县尉员外置”，是个闲缺，相当于现在的副处调研员，旧《漳浦县志》称“梁山古有十二峰，钟绍京增其名为二十四，又中峰岩旧有绍京诗，今亡。”
  ②府兵队正邹牛客墓
  《饶平县志》：“牛客，唐将军陈元光部将。元光令守南诏堡，没葬瑠嶺。”（今琉璃岭）这是唯一有记载的最早戍守诏安并牺牲的将士。
  ③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十一月朔，梁山祥云见，绚烂亘百里。弥月，县白于府。都督辛子言遣参军王庭芝致祭。出现绚烂的祥云，古人认为是祥瑞的征兆。
  ④《诏安县志》“垂拱二年（686年）”【应为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初九，建置漳州府，领漳浦、怀恩二县，南诏隶属怀恩。漳州刺史陈元光设行台于四境。南行台设在南诏，委许天正镇守。”唐垂拱四年（688年），朝廷曾颁诏嘉奖：“尔别驾许天正，军谋赞成于万里，蜚声远播于九重，绰效文猷，协从戎事……”
  ⑤《诏安县志》“世纪与许天正、李伯瑶等同为陈政部六营主将……陈元光……立行台于南诏，沈世纪奉令屯驻。军务余闲，披荆斩棘，开拓村落，营农积谷，广植桑麻，发展贸易，对开漳辟诏作出贡献。”
  （四）怀恩县址在何处
  古怀恩县范围包括了现在的云霄县、诏安县、东山县和平和县的一小部份。但是县治设在何处？一说是设在现在的诏安县城南诏镇，古称南诏保，一说是设在现在的云霄县城云陵镇。
  怀恩县治在今诏安县城，有佐证如下：
  ①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废怀恩县”条“开元二十九年废”句后有“今置镇”三字。《明一统志》也指出：“怀恩故县在漳浦县西南二百里”。恰好在今天的诏安城区。
  ②明嘉靖间，南诏乡民许钟远《奏设县治疏》说：“臣家漳浦县三都南诏城一海滨之巨镇也。地距本县二百余里……”
  ③清乾隆《府厅州县考》在“诏安县”条下载“怀恩县在县界”。
  ④《古今郡县各名》称“诏安县别名怀恩、南诏”。诏安城厢区在清代称为怀恩区。
  ⑤在诏安县城西门帝君庙有一古井，称“怀恩古井”，城隍庙边原有一石碑，刻“怀恩古邑”四个大字。
  ⑥诏安县古人的诗文中，也多有“怀恩”字眼出现。
  如清代诗人谢声鹤的《怀恩竹枝词》，及其子女谢芸史、谢琯樵等都在诗中留下了“古怀恩”的字句。
  ⑦陈元光在南诏保设南行台，并派最主要的副将许天正、部将沈世纪镇守，说明他对此地的重视。在此设县更为合理。
  ⑧如果怀恩县治设在云陵镇，与漳州府和漳浦县治的西林村只有几公里的距离，两县一府挤在一起，这样的设置似乎不甚合理。
  另有一说古怀恩县治在今天的云霄县城。
  ①清代《云霄厅志》记载：“……朝建以元光父子久牧兹土，令兼秩领州。并给告身，即屯所建漳州郡，领漳浦、怀恩二县。漳浦附州为县，怀恩置在漳水南。”（按《杜氏通典》：漳浦西南为怀恩县，即云霄镇也，浦邑志：旧时镇民掘地得石，凿“怀恩”二字，此为故城矣。）
  ②清《漳浦县志》说：“其怀恩在云霄，当是省怀恩人漳浦后，县废为镇耳。”
  大胆设想，还有一种可能，即垂拱四年（688年）设州县时，怀恩县址在南诏保，到开元四年（716年），漳浦县治北迁李澳川，梁山以南属怀恩，怀恩县治也北迁到云霄的云陵镇。因此，开元年间钟绍京被贬为“怀恩县尉员外置”时，才得以方便多次上梁山游览。
  但不论县治在何处，云霄、诏安、东山三县都属古怀恩。
  诏安新石器时代遗存琐谈
  吴央
  一
  新石器时代是指在考古学上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以色列未来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新石器的产生对于直立人的意义无异于宇宙飞船和计算机对于智人的意义，因为新石器的出现象征着人类进入了农耕社会。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考古起源于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的田野考古，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序幕，他主持的殷墟发掘更是中国考古界的辉煌。以此标准来衡量，很早以前就有人着手进行粤东闽南的新石器时代考古，20世纪30年代，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调查福建西部的史前遗址，并将调查结果写成《福建武平的石器》。20世纪的40年代，当时在粤东传教的意大利神父麦兆良，曾在海丰、蕉岭等地发现一类含釉陶大口尊、石戈的考古遗存，但因未能弄清其内涵而把它归入所谓的“菝仔园文化”。其遗存现存于香港历史博物馆。
  史前的粤东、闽南大地，有一种特征鲜明、风格独特、覆盖区域广阔的考古学文化——浮滨文化，浮滨文化是指分布在粤东、闽南区域内的一种以长颈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釉陶器、直内无栏石戈、三角形石矛、凹刃石锛组合为特征的考古文化。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饶平县浮滨区塔仔金山、联饶区顶大埔山两个地点，清理发掘了21座竖穴墓，第一次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来研究。
  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浮滨类型陆续在广东省的潮阳、潮安、普宁、揭阳、揭西、大埔、丰顺、南澳及福建省的漳州、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南靖、南安、华安、龙海、泉州、莆田等地发现。目前发现的地点据不完全统计有近百处，已经形成一支地跨闽粤两省，分布在榕江、韩江、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内，文化面貌基本相同的考古文化——浮滨文化。
  二
  为配合沈海高速复线漳州段工程建设，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2010年对漳州境内公路沿线进行全面调查，发现诏安县官陂镇乾岗、平和县钟铜山和山格镇牛路头三处遗址，2011年5～6月，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与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对三处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在我县官陂镇乾岗遗址（位于官陂镇新径村）发现新石器墓葬1座；在平和的钟铜山、牛路头遗址发现商周时期墓葬4座，灰坑1个（按，“灰坑”，考古学术语，是古代人类留下的遗迹之一，其中包含物较之建筑遗迹、墓葬都更为丰富，包含了很多当时在此生活的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物品，如陶器等，其特点是主要呈灰色或夹杂其他因有机物分解形成的颜色如褐色，土质较同一地点的其他土要软，主要由废弃的水井、窖穴等形成）。
  其中在官陂乾岗遗址地层发现锛3件、球1件；墓葬1座，填土中发现两三片软陶片，随葬品发现陶罐1件、陶壶4件。详述如下：
  锛（编号TN02E01），灰色，表面有较多的黑褐色斑点，顶部、刃部残，扁平体，从残存部分推测应为长方形，正面平整，背面微弧，两侧边直面微斜，截面为梯形，残长8.5，宽5.9，厚1.9厘米。
  锛（编号TS05W02）灰黄色，表面风化，有铁锈斑和许多黑色小斑点，器物较小，长方形，扁平，顶部弧，正面中部稍凸，背面微弧，平刃，截面近梯形，刃口截面微凹，长3.4，宽2.3，厚0.7厘米。
  锛（编号TN02W03）灰黄色，表面有黑色斑点，器物小，长方形，扁平体，顶部平，顶端窄而稍厚，左侧边较斜，右侧边直，刃部稍宽而较薄，背面平整。磨制光滑，长2.3，宽1.15，厚0.3厘米。
  球（编号TN04E01），灰黄色，表面有较多黑色斑点，近椭圆形球体，长径7.2，短径5.4，厚4.1厘米。
  墓葬1座（编号11ZGQM1，简称乾M1），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平面呈圆角长形，壁稍斜，底部较平，西北角被现代树坑打破，方向94度。墓口距地表深约0.3米，墓长2.9、宽1.1、残深0.1-0.18米。墓内填灰褐色砂土，土质疏松，含较多石英颗粒及黑色砂岩碎屑，填土中有两三片灰褐色夹砂软陶片。出土随葬品5件，均为陶器，有罐和壶。
  罐1件（M1；1），泥质橙黄陶，陶质较软，施黑褐色釉，大部分剥落。上部残，深弧腹，圜底，小矮圈足。器表拍印较细密的竖条纹，腹径30.4，圈足径8，残高17.4厘米。
  壶4件（M1：2～M1：5）
  M1：2和M1：3形制相近，，均为泥质硬灰陶，器壁内、外均残留有黑褐色釉。口微敛，圆唇，细束颈，鼓腹，圜底，小矮圈足。颈部轮制旋痕明显，小圈足与器底为粘接而成，器壁较薄。
  M1：2，腹部、底部拍印细密的平行斜线纹，口径8.2，圈足径6，高13.5厘米。M1：3，口部残。上腹部拍印细密的平行竖线纹，下部压印折线纹，底部竖线纹不甚规整清晰，最大腹径9.2，圈足径6.2，残高11.9厘米。
  M1：4，泥质灰陶，器壁内、外施黑褐色釉，大部分剥落。口微敞，高领，束颈，鼓腹，圜底，小圈足。下腹部饰一周平行而细密的斜线纹，外底拍印斜线纹，口径8，圈足径6.5，高10.6厘米。
  M1：5，泥质软陶壶片，器形不辨。
  平和牛路头墓葬一座，大部分已被破坏，仅发掘出陶器2件，分别为陶尊和陶罐。
  平和钟铜山遗址地层遗物有石器共13件，有锛（4件）、戈（2件）、刀（1件）、环（2件）、锤（1件）、凿（1件）、砺石（2件）；
  陶器共3件，有动物（1件）、碗（2件）。
  墓葬之一的随葬品均为陶器，共16件，有豆（5件）、尊（4件）、盆（1件）、碗（2件）、器耳（1件）、罐（1件）、壶（2件）。
  墓葬之二的随葬品均为陶器，破碎严重，形制不可辨。
  墓葬之三的随葬品均为陶器，共19件，可辨器形15件，有豆（3件）、尊（3件）、尊（3件）、罐（2件）、碗（1件）、盘（1件）、杯（2件）、器足（1件）、圈足器（1件）、圜底器（1件）。
  据考古判定，以上三处遗址均属浮滨文化遗存。本次发掘的墓葬进一步丰富了粤东闽南早期文化的内涵，为研究闽南地区浮滨文化的地方类型及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以上参与发掘两单位及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2015年写成论文《福建诏安、平和县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发表在2016年第12期《考古》杂志上。
  二
  诏安县梅岭镇腊洲村北边有座腊洲山（117°14′E，23°38′N），海拔仅92.5米，山上除祥麟塔胜景外，还有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1985年，在腊洲山南、北坡发现大量石器、石料和绳纹、印纹陶片。断崖贝壳层中有印纹陶、陶纺轮、蚌器、石钵、石镞、砺石块和唐、宋时期的瓷罐。文化层厚0.2～0.3米，堆积整个东部山顶，覆盖面1000平方米，遗物分布范围2.5万平方米。经福建省考古队和厦门大学人类学专家以碳14测定，属7000年前的新石器贝丘遗址。该遗址的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人类已在这一带沿海地区居住生息，从事渔猎、采捕、纺织等活动。
  所谓“贝丘”，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以包含大量古代人类食剩馀抛弃的贝壳为特徵，也称贝冢。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有的则延续到青铜时代或稍晚。
  三
  据黄辉全报道（文字未作任何改动，照录如下）：
  （2017年）5月3日，文博研究员、岩画专家陈立群经反复研究、比对，认定诏安县悬钟东门湾山、悬钟南门“望洋台”和梅岭镇腊洲山发现的太阳纹岩画、太阳纹与脚印岩画、太阳纹、女阴、杯状圆窝穴岩画，应为青铜时代。
  根据诏安旅游信息咨询服务部总经理吴友江提供的线索，4月29日，诏安县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东山县文化发展研究会联合对该县梅岭镇悬钟东门与南门、腊洲等多个地点进行考察。考古发现，位于梅岭镇悬钟古城东门村东门湾山上一巨石右侧中部，距地面约7.7米，为一个直径80厘米的圆形浅穴，深约5厘米。浅圆穴相对光滑，圆圈明显为人工凿刻，凿痕宽6厘米，深超过1厘米。
  利用自然圆形凹穴加以修整加工，并以石器为工具凿刻圆圈，形象地表现世界岩画中最普遍的主题——太阳。中部左上角岩画制作手法与风格，与右侧中部的太阳完全相同。
  吴友江在悬钟古城南门村海滨“望洋台”巨石顶部发现了一处太阳纹和一对脚印岩画。该太阳纹岩画利用天然椭圆形凹穴加以修整加工而成，整体因风雨浸淫而显光滑，边缘依稀可见加工痕迹。脚印岩画掌印分别长33厘米、48厘米。该太阳纹与脚印均以石器工具凿刻而成，脚印硕大粗壮，惟妙惟肖。
  考古人员在海拔92.5米的腊洲山上，距祥麟古塔东侧60米处一岩石上发现一处太阳纹岩画，其制作手法或风格，与东山岛东门屿太阳纹岩画十分相似。
  据陈立群介绍，梅岭悬钟东门湾山、南门“望洋台”与腊洲山均出现太阳纹太阳岩画，反映了该地区原始住民太阳崇拜与生殖崇拜的宗教意识。从这些岩画所处的地理环境看，三处太阳纹岩画地点，很可能曾是当地人举行太阳崇拜与生殖祈祷的活动场所。诏安与东山自从原始时期便处于同一个经济文化小区，特别是腊洲山的太阳纹岩画与东山东门屿的基本相同，可断定梅岭岩画的年代与东山岩画的年代同属于青铜时代，岩画作者族属应是商周时期福建一带“七闽”中的一支。
  四
  诏安一中已故退休历史教师谢绍美老师的《略说诏安县及诏安人之由来》一文中说：“根据诏安出土的文物考证，早在石器时代，同祖国其他地方一样，我们的祖先即在诏安这个地方劳动着生活着了。1958年，诏安一中师生协助福建省探矿队到诏安的太平、官陂、秀篆等山区探矿，在官陂彩下乡捡得两枚石簇（即石箭头）（按，应为“石镞”）。1964年，湖内乡糖厂基建时又挖出了一枝石枪（按，应为石枪头）和若干陶网坠。这些都是原始的渔猎工具，经过检验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以上发现雄辩地证明，远在新石器时代，即距今一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里打猎捕鱼，过着原始的渔猎生活了。”
  文中提到的“1964年”，误，应为1966年4月。作为亲历者，笔者也参加湖内糖厂的地基平整。在该地发现一石枪头，灰白色石头磨成，无斑点，呈卵形叶片状，长14厘米，宽8厘米，前端尖，后端斜平，中间有棱（中间厚两边薄），两边有刃，下刃较上刃略长，两面对称，后端的上方有一直径约0.8厘米的圆孔。制作极为精美，仅下刃中部有一1毫米左右的破损，保存极为完整。
  此石枪头后为诏安一中历史教研组征集，同时征集到数枚陶纺轮、陶网坠。
  石枪头后端绑上长木棍就是打猎时投掷工具（类似现在运动场上的标枪，那圆孔就是捆绑绳索用的），亦可作武器。推想系先民打猎时投掷后遗落或猎物负伤后带着石枪头逃脱而遗落。
  可惜1967年“文革”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诏安一中大量财产，包括图书、仪器设备等损失殆尽，荡然无存，石枪头亦在劫难逃，从此不知所踪。
  七十年代笔者还听说平和也发现一石锛，现存厦门大学。
  五
  作为新石器的标志物，上述的石镞（石箭头）、石枪头、石锛等等对于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渔猎等活动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其可移动性，原始人类的聚居地与石器的遗存地往往不能重合，它们的发现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陶器（陶罐、陶壶等陶制器皿、陶纺轮、陶网坠）、贝丘及灰坑的发现更是对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从事渔猎、采捕、纺织等活动、居住、生息的完整性研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考古界认为，陶制器皿由于其笨重、易碎的特点，其遗存地一般即与先民的居住地重合。
  诸多新石器的遗存表明，在7000到13000年前诏安西至广东揭阳东至莆田的这一片广袤地区，就已经有原始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据说，在官陂、秀篆的一些工地和在东溪一些采砂场，时有陶制品的残片和石器等遗存发现，可惜失诸蒐集、整理、研究。
  梅岭镇腊洲山的新石器文化与岩画
  沈耀明
  考古发现，中华民族不仅人种起源于本土，中华文化也起源于本土。
  我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分布，从鄱阳湖顺赣江南下至珠江三角洲，以此为中轴，东至福建、台湾，西至广西。这一带新石器文化大致说来，属于古越族部分的为多。
  福建省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多集中在闽江下游地区，重要的遗址有闽侯县昙石山、庄边山、溪头和福清县东张等，最有代表性的是昙石山遗址的文化，该遗址分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它们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推测它们的年代，下层文化距今约5000年，中层距今约4000年，上层不晚于商代。昙石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已饲养猪、狗等家畜。渔猎、采集也占有重要地位。石器以锛为最多，除扁平常型锛、有段石锛外，以带人字形纵脊的石锛最具特色。陶器多为砂质陶，还发现少量彩陶。昙石山文化的性质可能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阶段。从上层有段石锛等文化特征看，应是古越族的一部分。
  诏安梅岭腊洲山，是闽南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一。腊洲山又名麒麟山，海拔92.5米，原是诏安宫口港东南海上小岛。
  1985年，福建省考古学家在腊洲山南、北坡发现大量石器、石料和绳纹、印纹陶片。断崖贝壳层中有印纹陶、陶纺轮、蚌器、石钵、石镞、砺石块和唐、宋时期的瓷罐。文化层厚0.2～0.3米，堆积整个东部山顶，覆盖面1000平方米，遗物分布范围2.5万平方米。经省考古队和厦门大学人类学专家以碳14测定，属7000年前的新石器贝丘遗址。该遗址的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早期，原始人类在这一带沿海地区居住生息，从事渔猎、采捕、纺织等活动。
  在该遗址的分布范围内，发现有太阳纹、女阴、杯状圆窝穴岩画。该组岩画位于腊洲山山顶的同一块岩石上。岩石近似方形，高3.5米，边长4.5米，距祥麟古塔东侧约60米。
  太阳纹岩画凿刻在该岩石东面的右上角，其角处突出，状似兽首。环“兽首”凿刻一道弧线成一半圆，半圆边缘分布着21条长短不一的放射线。半圆直径1.4米，放射线最长1.42米，最短0.5米。岩石顶部平坦，面积约20.5平方米。在顶部东侧刻有一近似圆形的女阴岩画，直径最大78厘米，最小64厘米，圆形中心位置凿一圆孔，直径、深各16厘米。凿痕较深，风格粗犷。同时，在该岩石的顶部尚刻有4个杯状圆窝穴。
  “腊洲山太阳纹岩画与今东山东门屿的太阳纹岩画基本相同。”（陈立群《诏安县梅岭岩画考察简报》）。无论从其制作手法或风格十分相似，凿刻手法和雕刻工艺也基本相同，具有其相同的文化特征和岩画的断代借鉴。女阴与杯状圆窝穴岩画也是我国常见的岩画题材之一。腊洲山发现的女阴岩画，它是以写实的手法，形象地描绘女阴，表达一种女性、母性的生殖崇拜。女阴岩画周围的杯状圆窝穴应是祭祀时用来放供品的“祭祀杯”。太阳纹、女阴岩画是古人类刻在岩石上的图画，是母氏族社会人类天道崇拜的表现。
  腊洲山新石器文化遗址与岩画的发现，印证和说明了诏安先民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审美的意识和追求。探寻中国史前艺术，据张岱年《中国文史百科》称：“人类艺术起源的最重要动因之一是劳动。”“石器是手的延伸，从石头到石器是一个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人类最早的美感正是这种工具的加工制作活动中萌芽的。”在石器打制、修整过程中，实际上已包含了最原始的雕和塑的因素。中华先民，开辟洪荒，有巢氏构木为巢，初绘轮圆螺旋；伏羲氏观象於天，察法於地，及於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始画八卦，作为天、地、风、雷、水、山、泽的标记，配合生发，以象万物。因此可以说，诏安腊洲山新石器和岩画文化，也是诏安本土远古先民早期绘画的胚胎和雏形。虽然，诏安先民当时制作的岩画、石钵、石镞、石器和印纹陶器，其本意原在图形而末能即成，但已极富绘画的意义，体现了诏安先民一种浓重的、热诚的原始精神和追求质朴自然美的艺术创造。
  （图片由沈耀明提供）
  汾倬文《咏雀》诗系套用
  吴仰南
  汾倬文，一作淖文，字石亭，号遯庵，生卒年不详，我县北关人。本姓陈，世称陈腰公。清康熙壬午科（1702）举人，曾任江西吉水和浙江定海、镇海、慈溪等县县令。民国版《诏安县志》称其：“弱冠淹通经史”、“宦游三十年，归休之日，箬笠垂钓，文酒自娱”。
  一次，汾倬文买船北上赴考途中，舟中诸多江南士子，对来自穷乡僻壤的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在言语、行动上亦多有表露。年少气盛的汾倬文不甘示弱，伺机反击，他跟这些傲气十足的士子约定：“即景吟诗。”县志中记载了二首，其二为《咏雀》：“一个二个三四个，五个六个七八个。个个田间徒食粟，凤凰何少汝何多。”（按：2004年出版的《漳州古代诗词选》误为：个个日日走食粟”）吟咏声音刚落，举舟为之刮目相看。此诗历来为邑人所津津乐道。
  近翻今人郭征帆编著的《诗苑趣人趣事趣话》（《金盾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趣诗一览”一辑收录宋代女诗人李清照的《骂麻雀》诗：“一窝二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尽食皇家千斛粟，凤凰何少尔何多。”两诗的句式、遣词十分相似，作者一为宋人，一为清人，如郭氏的辑录没有错误的话，汾倬文的《咏雀》诗显然是套用李清照的诗，仅是改动几个字而已。
  诗词创作中的仿效或点化，要求在原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深化。这方法常为古今的诗家所应用，如鲁迅先生的《吊大学生》（阔人已骑文化去）脱胎于唐崔颢的《黄鹤楼》，就是运用这种手法的典范，它并没有因为是仿效而失去其意义和特色。汾倬文的那首诗也属于这种情况，虽惜没有什么新的创意，但从说麻雀以喻那些傲气的江南士子，却也更为形象、生动，而且其博学、机警亦从中可见一斑！
  县志的记载并无错误，但如能说明此诗是套用、化用，似更准确，也能减少一些读者不必要的疑惑。
  一碑汇两朝
  沈幼仙
  在诏安县秀篆镇焕塘村开元寺（黄氏家庙）现存一块石碑，同时出现南明“隆武”和清朝“康熙”两个年号。碑长93cm，宽55cm，铭文如下：“福牌。诸善新买开元寺田种四斗，坐址牛栏坑大路唇，上一丘下三丘，租谷九石为五帝四月八日酒肉之用。谨题。隆武丙戌秋月旦吉。康熙丙寅年桐月鼎建募缘，坝里黄祖公谨题。”该碑所记载的内容为当地一些善人，为开元寺购买田地四丘，并约定九石租谷为四月八日敬拜五帝的酒肉之资。这本来是一通寻常的买卖契约，但由于碑铭中同时出现了“隆武”和“康熙”两个不同的年号，且两个年间又相差40年。这就使得这碑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据相关史料，公元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毅宗朱由检于煤山自缢，明亡。后清军入住中原。明朝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的抵抗满清政权，史称南明。南明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18年。隆武政权是南明第二个政权，是唐王朱聿键于顺治二年（1645年）在福州建立的，年号隆武，史称“隆武政权”。次年，清军入福建，朱聿键被俘而死。隆武只历经短短两年，跟清朝的顺治年间交叠，因此隆武年间碑铭，实弥足珍贵。
  明朝的“隆武丙戌”为公元1646年，即清朝的顺治三年。康熙丙寅即公元1686年，该碑立于隆武丙戌，还是康熙丙寅？为什么相差40年的两个落款会出现在同一块碑中？初看似乎是康熙年的题款“加塞”进去的。但古人勒石不至于如此不依常理。笔者认为，该碑应为清朝康熙丙寅年所立，黄氏祖公立碑记录开元寺重建之事时，将之前可能损坏的契约碑重新抄录。依据有三：一，细看字体风格一致，应属同一时期、同一人所书丹，文字造型简拙，行间布局随意潦草，水平不高，应属乡下一般工匠所为。二，一般明代的碑刻，碑首必具“大明”字样，而该碑仅具“明”字，似有闪烁其词，不那么光明正大的嫌疑，毕竟彼时已是清朝的天下。三，从“康熙丙寅年桐月鼎建募缘”可知开元寺曾在康熙年间重建过。该碑立于康熙年间，依然又录入了南明的碑铭，其中应有怀念明朝又不敢过于声张的含义？
  据笔者所知，目前在漳州市乃至闽南地区，南明的碑记少之又少，除诏安县秀篆镇开元寺这方碑记外，也仅在漳州市芗城区发现一方隆武元年募缘建庙的碑记。
  郑成功父子三代屯兵闽粤抗荷抗清
  郑子斌
  郑成功，汉族，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石井镇人。弘光时监生，隆武帝赐姓朱，并封忠孝伯，这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永历帝十二年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康熙元年，他率战舰120艘，将士两万余人，击败荷兰殖民者，迫使荷兰总督揆一投降，收复被荷兰侵占38年的台湾。
  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又名郑一官，号飞黄，明未清初闽粤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曾任南澳副总兵、福建总兵等职。
  郑经，郑成功的长子，字贤之，号式天，昵称“锦舍”，袭封其父延平郡王的爵位，其自幼跟随郑成功到处征战。1663年金门、厦门沦陷后，郑经退守台湾，在陈永华的辅政下，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定制度，境内大治。
  诏安地处闽粤交界，明崇祯年间，荷兰殖民者占据台湾西南部及彭湖列岛，经常派出舰船到闽南、粤东沿海骚扰。福建巡抚邹继琏重用郑芝龙抗击入侵者，郑芝龙熟悉闽、粤东海屿潮汐情况，于崇祯元年为朝廷招抚，授游击职，驻军南澳，诏安悬钟一带。受命后，郑芝龙从崇祯六年至十三年率船队在闽粤海上多次与荷兰入侵船队海战，其中仅崇祯六年九月二十日的海战即击毙敌20多名，俘118名（其中指挥官1名），击沉战船50余艘，俘巨舰1艘。他屡获战功，升南澳副总兵、福建总兵。闽粤沿海一些零星海上武装集团也为其所收服，海面平静，运输畅通。崇祯年间，闽粤乡绅士民在诏安汾水关用花岗岩仿木结构，建一座单檐歇山式加两坯的“闽粤功覃”牌坊，纪念大总戍都督郑芝龙的功绩；在桥东镇雅头村石泉井处一组明代石刻群，其中有两块分别刻有“大都督郑公谕和功德碑”、“大都督郑公捐砌嶺路兵民戴德碑”，据考证，大都督郑公即郑芝龙，时郑芝龙担任南澳副总兵驻防诏安期间，捐资修建梅岭通往漳州古道，改善交通设施，造福当地，百姓感戴其恩，立碑纪念。
  清顺治三年，清兵进军福建延平等地，八月底郑成功在延平辞别隆武帝后，带领一批义士，驻军闽粤沿海抗清。清顺治四年，诏安未编入清朝版图。诏安所辖五都（今东山县铜陵镇以外乡村）、四都、梅岭悬钟至汾水关、南澳（在明万历二年至清雍正九年云澳、青澳等属诏安管辖）等地均为郑军控制，并先后在县境内八尺门附近、四都、梅岭、南诏等地与清军进行拉锯战。顺治六年春三月郑成功留黄延、洪政守浦之罗山岭，柯宸枢守盘陀岭，自己统兵马下诏安，师屯汾水关。郑成功兵驻诏安有三个有利条件：从地理条件看，诏安尚未编入清朝版图，地处两省交界，进退自如，易守难攻之关隘；从社会基础看，其父郑芝龙曾在闽粤沿海抗击荷兰倭寇，受到福建广东乡缙绅士民的拥护，有较好群众基础；从经济基础看，靠近比较富饶，人口众多的广东潮州地区，这是郑家军队的粮饷、兵源补给主要来源地。当时潮州地区属不清不明的社会状况，土豪拥据、自相残倂，粮课多不入官。同年十一月初一日，郑成功督师夜由汾水关抵黄岗，驻军潮州，智擒总兵车任重。
  顺治七年夏，郑成功派左先锋施琅到诏安二都招抚万礼义军。万礼率二千多义军投入郑成功抗清队伍。万礼生于平和县小溪，父母早亡，幼年被诏安二都官陂富商张子可收为养子，乳名张耍（又名张要、张礼）。明朝末年，吏治腐败，乡绅肆虐，天灾频繁，民不聊生。为了反抗官府和乡绅压迫，张耍同好友十八人，以信天地会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同心聚义。为了表示“万众同心”，不论原姓什么，都改姓（万）大家推举张耍为首领，张耍（张礼）改姓名“万礼”。他们聚众揭竿起义，割据诏安二都，总部设在诏安平和、云霄县交界处的九甲社长林寺。万礼在郑军中攻城略地，筹粮措饷，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成为郑成功前线“五虎将”之一。南明永历帝敕封为建安伯。顺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万礼在郑成功军队围攻南京城战役中牺牲，郑成功祀万礼神牌于忠臣庙。后人在台湾台南的郑成功祠，置万礼塑像于郑成功塑像之左，还附碑志记其事迹，供人景仰。
  顺治七年六月，清将王邦俊占驻诏安城。顺治八年，郑成功遣右先锋黄延等潜入诏安。顺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郑军攻陷南诏城，派护卫左右镇沈明、沈奇驻守并往诏安九甲、平和等处略地措粮。南诏城攻陷后，郑成功率将前往南诏城内郑氏宗祠拜祖，受到周围百姓和郑氏宗亲的热情接待。顺治十年，诏安九甲社长林寺扩建，郑成功应开建和住持长林寺的万五道宗高僧的邀请，前往为长林寺的扩建奠基。顺治十二年，郑成功右先锋黄延、戍旗镇亲随协将万礼拆南诏城，再次屯兵汾水关，控制粤东沿海。顺治十五年，万礼率兵破青山、磁灶等26堡。顺治十七年，福建总督李率泰奏请把沿海民众迁入内地，以断绝郑成功的军需。顺治十八年，诏安执行这个清廷政策，沿海耕地、房舍尽失，人民生活无着，流离失所，有不少老弱民众饿死路旁，诏安自悬钟至五都铜山皆为虚地，但这个策略依然不能阻止郑军在闽粤沿海的军事活动。
  郑芝龙、郑成功、郑经三代人及其军队驻扎闽粤抗荷抗清，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