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同盟会中的诏安人与辛亥革命在诏安
  傅崇毅
  清朝末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后，在国内多次组织反清起义，因革命力量薄弱，时机尚未成熟，故屡遭失败。于是转向国外，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中山抵达日本，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等1300多人的热烈欢迎，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的演说。之后，于8月20日在东京赤阪区成立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约一百人，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又称《同盟会宣言》），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设总部于东京，诞生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素有革命传统、处于闽粤边陲的福建省诏安县，有一批中青年的仁人志士，为了推翻政治腐败、丧权辱国的满清王朝，积极响应革命的号召，毅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中。
  这些仁人志士中，最早参加同盟会的，是旅居缅甸的县城城内人李庆标。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后，即派秦力山到缅甸仰光活动，发展组织。当时年已40、在缅甸已是有名实业家的李庆标，胸怀家国，关注民族兴衰，首批加入同盟会，资助同盟会缅甸分部创办机关报《光华日报》，广泛宣传革命。之后，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多次发动起义，到缅甸向华侨募款，李庆标都带头捐资，并协助会长筹集款项，支持革命。在李庆标的影响和带动下，旅居缅甸的诏安人沈继昌（25岁）、沈起元（36岁）、沈屏夷（24岁）、郑益时（35岁）、徐德风（25岁）、沈绿波（43岁）、李武若（43岁）等一批中青年华侨，纷纷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参加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缅甸分部的成员。
  县城北关人涂渺沧也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参加同盟会的，当时年仅20岁，血气方刚，思想进步，反对腐败的清王朝，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5月，参加由同盟会
  会员陈涌波、余既成组织的广东潮州饶平黄冈的“丁未起义”。由于广东、福建两省制军征召南澳、潮州、漳州三镇军队会师讨伐，起义失败，涂渺沧逃到南洋，在马来亚槟榔屿参与编辑《南洋时报》以宣传民众，唤起民众，还引荐到南洋宣传发动革命的孙中山，同槟榔屿和霹雳洲的华侨领袖会晤。
  光绪三十四年（1908），秀篆人在暹罗（泰国）经商，年仅23岁的游子光，在革命形势推动和感召下，毅然加入同盟会暹罗分会并捐献不少资金支持孙中山作革命经费。这年10月，在福州法政学堂读书的县城北关人谢镇江（字又秋，时年30岁），不满清朝腐败的朝政，认为“非参加革命党组织，不能成为革命家；非颠覆君主专制，国家无有前途”。在同学彭荫祥介绍下，化名金水，参加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福建支部的一员。
  宣统二年（1910），27岁的四都东峤人张贞（字干之），在福州加入以推翻满清王朝为目标的新军敢死队，而后参加同盟会。翌年，直接参加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恢复中华，建立民国”贡献力量。
  在福州法政学堂读书的谢镇江，积极参加同盟会组织的反清革命活动，警察曾到法政学堂抓捕他，因逃离隐匿而幸免。宣统二年（1910）夏天在法政学堂毕业回家乡诏安，一方面同朋友沈鸣春共办振东高级小学，一方面又到县城附近乡村组织农会。因受到一班地主的阻挠，说农会“不利地权”，呈诉状于县署反对，结果组织不成。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6月，在广州黄花岗起义的鼓舞下，谢镇江到福州找介绍他参加同盟会的彭荫祥。因彭行踪不定，到8月间才找到，在密谈中，彭说：“革命不久将有大作为，漳厦一带要依靠你（指谢）去组织行动。”谢提出“无兵力”，彭说：“到时自然有人帮你。”
  回诏不久的9月间，谢镇江接福州来信说：“开学已久，速赴就学。”领会其中含意，便赶到福州去。彭荫祥把组织漳厦一带行动的任务交给他，并介绍同盟会干事、湖南人钟南与他认识。彭、钟说：福州的革命形势很好，只是地方秩序比较纷乱，你赶快南下去组织活动。
  于是，谢镇江搭轮船到厦门，找毕业于省高等师范的同志钟岳，布置有关革命光复事宜。第二天赶到漳州，找林者仁、陈亮、戴国桢等一班同志，通报省城形势，组织响应起义。第三天又搭轮船赶往汕头，了解广东起义准备情况，商量潮汕光复之事。而后回到诏安，组织成立农学讲习所，秘密联络农民，发动乡村丁壮迎接革命起义。
  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全国各地群起响应。11月初，同盟会福建支部派干事钟南到诏安领导起义光复事。钟南于7日抵达诏安，立即与谢镇江研究起义步骤，并一起
  去会晤驻防诏安的新军管带（相当于营长）王得宝，进行密商。王得宝已接到福州同盟会支部的通知，对起义非常支持。9日夜晚，钟南、谢镇江、王得宝三入一同去找知县韩克 ，阐明革命大势，要他看清革命形势，逼他反正起义，剪掉辫子，同革命民众站在一起。韩克看到革命形势高涨，识了时务，答应下来。于是，在10日早晨，竖起共和旗帜，鸣炮宣布起义光复。
  参加“丁未起义”失败逃到马来亚槟榔屿的同盟会会员涂渺沧，在武昌起义鼓舞下，辗转回到家乡诏安，同好友林仲姚、许可均、张香圃等20多名进步青年，组织宣传队，在同盟会干事钟南、会员谢镇江指导下，上街宣传，揭露满清政府的腐败，支持共和政府，组织民团，协维持社会秩序。
  宣布起义光复后，共和政府进行内部分工。韩克 暂时留任，谢镇江分管司法，钟南分管党务，王得宝分管军政，林鸿分管财政，将公局作为临时会议所，释放囚犯，张贴光复布告。这时，全县万众欢腾。
  而后，公推武营游击周运昌为民政长，替代韩克 的职务。王得宝派他的新军第一队（相当于连）到云霄，第三队到铜山驻防。邻近的潮汕、漳州、南靖、平和也相继宣布光复。16日，福州来电说已于9日光复，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
  诏安客家源流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大迁徙
  李应梭
  诏安县地处福建省最南端，该县的西北部山区有五个乡镇连成一片，是客家人的聚居地。明嘉靖九年（1530）设置诏安县，当时是从漳浦县的二、三、四、五都析出的，客家人聚居地基本隶属二都。现建制是秀篆、官陂、霞葛、太平、红星五乡镇（注）。讲客家话的共有58个行政村，650个自然村，人口158000多人，总面积410平方公里，占诏安全县人口58万的四分之一，占全县土地面积1247平方公里的三分之一。其中秀篆镇17个行政村，156个自然村，4.2万人；官陂镇17个行政村，250个自然村，5.2万人；霞葛镇10个行政村，96个自然村，3.4万人；太平镇10个行政村，88个自然村，2.2万人；红星乡4个行政村，25个自然村，4千多人。客家居住地位于北纬23′55-24′10，东经116′55-117′10。东与云霄县和平、下河乡接壤，北与平和县九峰、大溪镇相连，西与广东饶平县茂芝、饶洋、建饶、东山等乡镇毗邻。诏安的地势是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部的秀篆镇有龙伞岽、福州岽、犁头岽、八仙座山，其海拔都在千米以上，还有大笼岽，狮子芽、尖岽子；官陂镇有长林山、尖峰山、头畲山、黄仑岽、犁壁石；霞葛镇有张高山、鸡笼山、牛头山、油柑岭、大岗岭、高岽山；太平镇有白石芽、点灯山、白云山、炕头山、陈吊岭、麒麟山；红星乡有乌山、火烧龙、笋头科。客家人居住地，虽有重重大山阻隔，但有着相通客家话和独特民俗民风，具备团结奋进、刻苦耐劳的精神，是一支敢于开拓的客家群体。
  一、客家族群基本情况
  目前生活在诏安二都客家族群，大都是从元至明初年间，由客家祖地闽西汀州府各县迁来。依据漳州市政协2007年7月编篡、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漳州姓氏》一书的资料及实地调查情况，现把较大族群列表介绍如下：
  注：本县建设乡建华、白洋乡汀洋、深桥镇小金山、金星乡山兜、四都镇林乾、梅州农场等祖籍客家部分仍讲客话的，本文未作记述。
  诏安县大族群姓氏源流分布情况表
  诏安流传着“沈半县，张廖半山”的说法，从上列图表可清楚看出：张廖姓是诏安山区中，客家群体最大的族群，官陂镇17个行政村，与周边的村庄连在一起：有平和县的赤安、廖安，云霄县的水晶坪、白狗洞、小枋和本县红星乡的进水、五洞、六洞、坪路和下河等，共计53000多人。其廖姓，据族谱记载其祖籍陕西淮阳，后称武威。宋时廖圭随军驻扎在闽西上杭，分传八支裔孙。到官陂开基的廖任光，（生于元至顺3年，卒于明洪武31年[1324-1398]，享年75岁）是在元末明初，从宁化石示下村迁入诏安官陂社坪寨村，娶妻江二娘传下四子即：汝常、杨荣、安献、感明。其次子杨荣，娶妻崔三娘，传下七子即：士荣、士宜、郭宁、士董、士宁、舜宁、福宁。其三子郭宁，又名廖化（廖三九郎），娶妻邱三七娘，只生一女取名爱玉（廖大娘）。廖家为人和善，家道殷实。于明宣德九年（1434），原籍云霄西林和尚塘的张愿仔（又称张元子，字再辉，系开漳名将张伯纪公第二十四代裔孙）到诏安二都官陂游学、教书，常住廖化家中。当时廖化看到张愿仔忠厚义气且颇有文理素养，便招其入赘为嗣，并把廖家全部田园和产业交其掌管。张愿仔也象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孝敬岳父母。张愿仔与廖大娘夫妻和睦，次年（1435）生下一子取名友来。
  在廖友来未加冠之时，廖氏家族有人犯案逃逸，祸事累及全族。张愿仔因此以廖族人氏挺身往官衙申辩。因惹上官司并拖累多年，在案结回家途中，身染重病垂危，抵家后亲书嘱友来曰：父感外祖之恩，舍身图报未遂尽其义，我殁之后，尔当姓廖代父报德；死后当书张，以存祖根，生死不忘，张廖两全。
  时值明景泰元年庚午岁（1450），张愿仔逝世后，友来奉父神主，往廖家祖祠，因书张不合入祠，廖族以酬篮盛神主善意奉还。而后，友来用篮奉父神主，往云霄西林张家祖地，并将其父所嘱告知族长，族亲嘉勉曰：“生廖死张，是一祠双祧”。甚善赐祠堂号“崇远堂”，并赐灯一对，书“清河衍派”“汝水流芳”。还用八抬大桥，鼓乐送回官陂为张愿仔立祠。“张廖”两家遂成一脉，自立一族谓“张廖氏”，
  又称活廖死张或张骨廖皮。愿仔为张廖氏一世祖，友来为二世祖。
  廖友来长大后，在廖大娘、岳祖母邱三七娘的呵护下，娶妻江十娘、柳五娘、吕一娘、章一娘。传下四子即：永安、永宁、永传、永祖。长子永安裔孙住官陂，次子永宁裔孙住云霄小枋；三子永传裔孙移广东；四子永祖裔孙住官陂的官北、坪寨、陈畲、郑坑、龙 ；红星进水，云霄水晶坪、白狗洞、饶平的杨梅坪。
  在官陂的三世永安，娶妻萧一娘、徐七娘、罗五娘、江六娘。传下五子即：元钦、元仲、元志、元聪、元宗。长子元钦、四子元聪、五子元宗裔孙外迁。次子元仲传裔孙现有6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住彩下。三子元志传下裔孙现有3万多人，分住在官陂镇的14个行政村中。
  四世元志，娶妻巫九娘、传下二子：道文、道行。两兄弟在新坎溪口楼建祖祠“上纪堂”，兄道文得上厅，弟道行得下厅。建祠地理师说：得下厅者宜外出。从七世起，道行派下裔孙每一代只留下一、两人在家经营祖业，其余的都外迁到台湾发展。
  随着张廖氏族群的壮大，官陂可垦植的土地资源有限，明崇祯三年（1630），闽南闹饥荒，福建督师熊文灿采纳郑之龙开发台湾的建议，招募饥民“一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船运至台湾让其在西岸垦荒造田，张廖族人，同秀篆王、游、李、吕、邱等客家人应募者众多。台湾岛土地肥沃，雨水丰沛、阳光充足，因而成为客家人迁徙创业的首选。因此，在清朝初年，又有官陂有元子公十二代裔孙，廖朝孔、廖朝河、廖朝路三兄弟和堂兄弟廖朝近、廖朝厅共5人，不顾清政府的海禁律令携带少量干粮和镰刀、锄头、铁镐等农具和少量的五谷种子登上破帆孤舟，冒险进入台湾宝岛。他们来到云林二仑乡落脚，同先期赴台的廖必达、廖建泉及钟姓、李姓等族亲同心协力，披荆斩棘，开荒造田，兴修水利，播种五谷，以他乡为吾乡，实现他们立下的意向：到台湾垦荒，前途无量！清政府随着政权底定，逐渐开放跨海禁令，沿海一带掀起了渡海赴台热潮，张廖氏又有更多族亲去到宝岛，把西螺、二仑、仑背、港尾一带原是不毛之地的近万公顷土地垦殖成农业生产基地；二仑乡因此成为台湾的大谷仓，盛产香瓜更是一枝独秀；西螺浊水溪的大米也誉满岛内外，其盛产的优质蔬菜和无籽西瓜更是台湾市场的抢手货。无数的事实充分展现了客家人拓荒垦殖和艰苦创业的成果。他们薪火相传，人丁兴旺，至清末民国年间，宝岛上张廖氏成为具有20多万人口的姓氏大族群。因此在西螺镇建造了大宗祠“崇远堂”，祭祀廖公、元子公及其下传的列宗神主，其楹联：“崇建祠堂诏邑山连鲲岛峙，远寻地脉官陂水合虎溪流”。还建有分支宗祠近30座。留居祖地官陂的张廖氏族人，在民国年间，重新登记户籍时，都改成张姓，不论姓廖、姓张廖其实都是同一血脉，共同祭拜同一祖宗。
  住在秀篆的王游姓，也是两姓同一血脉，共祭拜同祖宗的大族群。
  据《王游氏族谱》记载：秀篆王氏乃唐琅琊王懿忠之后。
  明永乐年间，王念八从汀州府宁化县移居漳州府漳浦县秀篆埔坪磜下村居住（当时诏安还未建县，秀篆属漳浦县管辖）。初到秀篆之时，勤工食力，铸铁营生，娶妻江八娘，单生一子取名先益。先益未满周岁，王念八不幸身故，遗下孀室幼子。时有埔坪崩田游念四之长孙东升房的游信忠娶妻谢氏大娘，无子。念四和游信宗与王念八生前有莫逆之交，遂将先益扶养成人，并分给田地、房产，随信忠改姓游。而后，游信宗娶妻陈氏二娘，传下宗亮、宗武、宗晚三房。现秀篆王游氏裔孙建盘石祖祠，祀王念八为始祖，祀游信忠为远祖。已传衍至二十三代，分住在秀篆陈龙、顶安、北坑；埔坪的盘石、石堀；东径的东坑、田心、新福；堀龙的老屋楼、上村、麻坪里、拦泥洋；上洋的石板桥、上屋、南坑和注湖的上湖、三角塘以及隔背的小北坑、狮头楼，共计一万八千多人，是秀篆客家人最大族群。
  王游姓族群的扩大，与其传至五世祖游瑞清（字前溪、号四十五公）有关。其生于明嘉靖八年（1529），13岁到霞葛南陂拜林八公为师，学经文3年。18岁时，有白叶陈莹玉作乱，南赣军门传檄文到诏安，游瑞清率乡勇讨之，使秀篆免受其害。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龚有成任诏安县长，却有篆山吴湘作反，瑞清组织20多人壮助平。嘉靖四十年（1591），时有倭寇侵扰诏安三都，瑞清率督乡壮在太平大埔寨获倭首七级，交给抗倭名将俞大猷。俞大猷题匾：“义勇奇勋”，授瑞清为千总。而后又领兵征讨广东河源的寇乱，屡建功勋。
  瑞清祖辈是在秀篆溪上游的埔坪盆地，那里先已有赖、游、江、林等姓氏裔孙在居住，土地资源有限。于明隆庆年间，时有江西赣州三寮青囊明师廖梅林（廖弼）来到秀篆，得到瑞清及其妻张氏的热情接待，并送以厚礼，而后廖弼带领徒弟十余人，在篆山径览数载，选定处于秀篆溪中游龙潭吉穴帐内将军大坐（又称黄蜂出巢），并定下阔狭尺寸的建祠规划一并给瑞清。瑞清怕后代裔孙改动，将龙潭祖祠的阔狭高低尺寸，勒石于祖祠东北方的门楼上。
  未建盛衍堂祖祠前，秀篆溪中游，是一片沼泽地，俗称龙潭蛇窟，灌木杂草丛生，游瑞清在廖弼师徒指点下，得到李良才的帮助，购置龙潭田产，筑溪堤造田，开垦成为秀篆比较宽阔的盆地平川，使千总具有领兵、练武的场所，建成龙潭家庙盛衍堂。盛衍堂坐西北向东南，面阔50.5米，进深30米，建筑面积1020平方米，后有花台，前的广场，半月泮池，占地3800多平方米，系三堂式古制大庙建筑，面阔七间，进深四间，三进大厅带两厢、横屋、祠内八天井，总计99间，规模宏大。改革开放后，于
  1992年由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彰化、桃园等地游氏裔孙，集资80多万元，按原貌修复，1993年列为诏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游瑞清曾孙（王游氏八世）游廷院，系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统治者后，驻守台湾的郑氏部下的骑都尉隶虎尉。他与族兄弟廷科、廷录、廷琳、廷碧等，与侄儿一江武生，于康熙十五年（1676），在福建漳泉聚集数百人自成一军，北上兴化（莆田）与清兵作战。战败后，廷院战死在乌龙江，其子一涵同廷科、廷琳、廷碧，及秀篆、官陂、霞葛、太平众多姓氏的客家乡亲，回到台湾安居立业。到十二世游祖送是从台湾迁回秀篆龙潭，带回台湾茶树、柳树和罗汉松树苗在祖地栽种，当年种在盛衍堂附近的罗汉松，至今枝壮叶茂，郁郁葱葱。提倡复王姓，在盛衍堂张挂王、游两个灯笼，王游氏子孙兴旺后，写成三才人子游，与游念四亲传的三方人子游作个区别。在秀篆客家族里有王游、清游，迁台裔孙都是游姓。
  秀篆王游和官陂张廖自成复姓，昭示了客家族群的包容心和知恩图报、不忘祖德的一种高尚情操。至今，王游和张廖两姓仍然是海峡两岸比较大的客家姓氏族群。
  住在秀篆镇的李氏，是从上杭稔田李火德十代裔孙：李仲仪、李仲信两兄弟从平和郑坑（现安厚镇歧山村），分别于明正统至景泰年间（1440-1450年），先后来到秀篆大坪头和青龙山开基。衍传裔孙住秀篆寨坪、青龙山、乾东、饶平县建饶镇布尾村，总计近万人。明未清初有裔孙迁移台湾开基。从桃园、云林、南投、台北、宜兰等县市带回的《李氏族谱》资料可以知道上述四地已传衍近六万人。其创业记述中也有典型个案。不畏艰辛，勇于开拓的事迹，李金兴五大公业，可说是。李仲仪的第十代孙李善明，于乾隆年间，率妻黄氏，儿子先俅、先琏、先洛、先极、先抓五兄弟一起横渡海峡，到台湾桃园县大溪镇月眉里，先帮人挑猪肉，后来自己卖猪肉，积攒一点钱后，便到大溪美华里，垦田耕作谋生，日子并不好过。其尾子先抓，娶妻廖氏，到月眉自闯天下，务农产米，经营米业。生下3个儿子后，不幸年仅41岁就早逝。其妻努力撑持，待其三幼子长大，适逢大溪作为台湾北部重要商埠，进入繁盛时期，其长子李炳生，不仅经营米业，又购置帆船，往返台北与大溪之间，载货赚钱，积蓄资金便购地，参加兴建和平路街道。历经数代经营，形成月眉李氏大家族聚居区，用李炳生创办的李金兴商号，建成李金兴祭祖五大公业，不仅兴建宗祠“肇庆堂”，创办兰园，成为富甲一方的李氏新族群。那种创业有成，不忘宗亲，回报社会，也是客家精神的彰显和弘扬。
  太平沈姓是由中原入闽始祖传至沈廷辅，传下八子即：椿、楸、松、柏、桂、榕、根、枝。各取名木字旁，称八木公派。其裔孙七十三郎，于元代从上杭迁居广东
  饶平新丰。传下八十五郎，（为太平沈姓一世祖）娶妻陈氏生二男：长男百四郎留居新丰。次男百五郎，于明洪武五年（1372）迁居诏安霞葛田心，娶妻黄二娘传二子：寿山、福山。长男沈寿山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择迁居太平（榕城下城），娶妻张氏，传下五子即：宗权、宗宁、宗政、宗德、宗达。现裔孙居榕城下城，科下、林塘、太平庵前、饶平赤坑。次男沈福山先迁潮阳，再于宣德五年（1430）从潮阳迁回榕城巫屋墩，娶妻邹氏九娘，传下三子即：宗乾、宗坤、宗宇。现裔孙居：榕树下、屋子里、林屋、官屋、康美头、新营、新起楼、饶平凤山楼。在太平镇共有太平、科下、林塘、榕城、新营5个行政村连成一片，12000多人。传至十一世沈以质先后携父、子，祖孙三代人迁往台湾埤麻庄半天寮。现沈姓裔孙在台南县新营柯下城仔、云林县斗南镇埤麻里、大东里等地约10000多人。
  客家人的祖先是从黄河流域、中原大地，避战乱、逃灾荒，南迁而来。为了生存与发展，对于包容着儒、佛、道三教于一身五显大帝的信仰和崇拜比较普遍。漳州市政协2005年9月编集出版《漳州民间信仰》一书里写道：现存在漳州境内供奉五显大帝的宫观庵院约有17座，最早的当在唐宋年间建造，主要分布在芗城、龙海、云霄、诏安、长泰、平和等地，以诏安居多，有八座。而处于我县的秀篆、霞葛、太平等客家聚居地就有7座（霞葛五通宫、镇龙庵、太平元中的永丰庵、秀篆的泰山寺、青龙庵、开元院、文兴堂）。
  五通宫、镇龙庵、开元院三座，都是以黄姓裔孙为主在供奉。特别是五通宫始建于明永乐元年（1403），由其二世祖，时任福建省泉州府参军的黄文通倡建，已有600多年历史，建筑规模宏大。主殿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共有50根大柱支撑抬梁式大屋顶，两边是一厅两房的护屋，宫内有两花台三天井，整座是面阔38.6米，进深20.3米，建筑面积784平方米，坐北朝南，后有花台，前有大广场，占地3818平方米。大殿主供着五尊五显大帝神像，威武庄严。据“四游记”中的《华光传》，五显大帝是由佛祖面前油灯蒂，经众神注入骨骼、肌肉和血液而成为法力广大，降妖伏魔、能为民除害的五显灵官大帝。其为找生母、救母亲赴汤蹈火，不怕触犯天条，为达到目的锲而不舍，客家人敬仰这种精神，更是崇拜它由如来佛祖赐给的五通道法：一通天，天中自行；二通地，地中自裂；三通风，风中无影；四通水，水中无碍；五通火，火里自在。在族群聚居地建造大宫庙，作为地方保护神。这种崇拜五显帝的民间信仰文化，随着裔孙的迁徙，也带到新的迁居地。
  在台湾，有18个县市建了从诏安五通宫分香出去“五显宫”。1987年以来，台湾黄氏族人或三五成群，或以五显帝理事组团前来祭拜，接引香火，其中有屏东县、彰
  化县、台中市、宜兰县、云林县等，他们在那里建有五通宫、五显宫、五行宫、五龙宫、五圣宫、兹清宫……都是朝拜五显大帝，作为当地的保护神。
  据县政协文史委和县台办资料估算的数字，现诏籍台胞有60万人，其中客家族群占了50多万，他们到台湾后，有许多仍继续使用客家方言并延续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和客家的传统文化。
  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又一次大迁徙
  客家人从来就具有“开拓进取求发展”的志向，诏安的客家族群，不甘于山区的贫穷和落后，住在太平镇的族群，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发万宝山，大种柿子、柑桔等果树，种植万亩花竹、油茶，被当时福建省委树立为先进典型，美誉为“太平之风”并推广全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住在官陂、霞葛的族群开山造田，绿化荒山，大种水果，成为十万亩优质的荔枝园。住秀篆的客家族群，在计划经济年代，利用山区充沛的水力资源先后建成四座水电站，并成立乡镇电力公司，同时还利用当地丰富高岭瓷土，先后建成17间瓷厂，生产日用瓷器销往大江南北直至出口中东科威特、伊朗、伊拉克。这些作为充分彰显了客家人那种勤劳、耐苦、敢作敢为创业精神。
  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住在山区的客家人再不守土安贫了，勇敢地走出山门，投入洪流融入大市场，走南闯北，寻找商机。他们先后涌入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厦门、汕头、深圳、珠海，走进晋江、石狮以及周边的龙岩，先是在这些地方做建筑工、装修工、清洁工、搬运工，继而开商店，学经营，开工场，承接来料加工，通过摸爬滚打，创业四方并彰显业绩。如霞葛镇的年青人张东涛从90年代初到深圳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后逐渐做商品房生意，略有成就，就带领本村陈东等一批青年入到深圳加以培养发展，而今成为深圳市开发房地产的优秀企业家。又如从官陂镇半径村山坳里走进厦门闯荡的谢平展，1997年先是在一家冷冻厂做一名普通工人，后又当过搬运工、清洁工、建筑工。而后在一家台资企业当过车间主任，还做过小生意。若干年后，在漳州创办汽车材料厂，现在是福建鑫展旺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经管着厦门、漳州、诏安数家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成为客家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开拓创业取得成功的先进典型。
  家住秀篆镇上洋村的王建祥，从八十年代起，就到珠海特区闯商机，从经营粮油生意起家，由于他的精明和勤奋，生意越做越大，就把家乡一些亲友请去帮工，在珠海驻点创业，积累一定资金后，回到广州开办灯饰商场。广州是我国南方的最大城市，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先到深圳、珠海、龙岩、晋江、石狮、厦门等地打拼的诏安客家人，现大都在广州集结。现在广州的诏安客家人有的开加工厂：如王廷政、王廷松、游
  章浦创办的服装厂，王廷邦创办的绣花厂，每个厂场都可安置上百号工人，解决几百户人家迁徙到广州后的生计。租店面搞商品经销：如黄政壁在五仙桥市场租用两间铺面，成为四川宜宾百居亿酒业有限公司广州地区的总经销商，吕文堆、吕文庆、吕文胜三兄弟在麦地服装市场，开办福建石狮柒牌服装专卖店。王廷松还在京溪租楼房开办京源宾馆。在广州的古玩商场一条街上，王辉县开办的古玩商店，宾客云集，生意兴隆。一批客联会成员集资几千万元，参股开发白云区的大源市场。王辉锦、李安水、王廷政、游章宝、吕高峰等人集资在大源物流中心附近投建房地产。叶宗健、李安水等人投资创办学校，为迁徙到广州的客家子弟，创造更好的学习求学环境。
  诏安客家人，保持着开拓创业意识，冒险进取的精神。在九十年代，为了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寻找更快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开创现代的生活愿境，不单是秀篆，而官陂、霞葛等乡镇周边的平和大溪，云霄水晶坪的客家人也大批诵入广州。在那里大家聚居在一起，有着共同的独特语言，独特民俗，共同的心理认同，大多数是两手空空而来，共同为了生存和发展，共同打拼闯商机，表现出刻苦耐劳，协作互助，艰苦奋斗，始终保持着那种筚路蓝缕，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先到那里的秀篆人，他们在广州打拼赚钱后，就回到祖籍地置业连带发展家乡经济。时下“广州有条秀篆街，秀篆有条广州街”的流行说法，便是诏安客家人努力打拼和交叉发展的结果。
  广州有条秀篆街说的是：广州市郊天河以及白云山区交界的五仙桥、牛利岗、红旗站、梅花园、麦地等小区，这里原就是秀篆、广东大埔、饶平等地客家人先期租住人口较多的聚集地，后来随着广州城市的扩展，建设拓宽了广州通往从化的交通大道，更多赴穗创业的秀篆人也聚合在此买房置业，通行客家话而外，信息流通以及生活和劳作方面彼此间还能方便照应，久而久之，此间的秀篆客家族群聚居规模便发展到可以用一条街来表达和形容了。
  而后，秀篆镇政府当时顺应外出经商、打工人员回乡迫切希望改善居住条件的要求，便在秀篆镇牛角墟市场东南方的塔子洋规划建设一条200多米长的商业街。由于购买新街商住楼的客户大都是广州归来的人，因此这条山区乡镇所在地相对繁华的街区自然而然地就被称之为“广州街”。
  有史以来，客家人崇先报本、团结协作的精神一直被族人视为根本美德。广州秀篆街和秀篆广州街的形成自然也是一个有力的印证。
  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加速了交通条件的改善。汕头跨海大桥的兴建、高速公路的开通使得广州与诏安客家村的联络更为便捷。现在8辆豪华平铺大巴，车主是客家人，旅客也多数是客家乡亲，每天频繁往返。车来人往中所呈现的无不是客家人富足
  的喜悦和商品流通的快畅！
  据秀篆镇驻广州办事处统计，目前常住广州白云区麦地的东街、中街、西街、前街、后街、圣地、白灰埕的秀篆籍乡亲有3000户，12000多人，常住在五仙桥、牛利岗、鸡颈坑、红旗站、梅花园、京溪、云景花园、太和、同和、大源、从化、花都、南海等地也有近3000户，10000多人；笔者还了解到官陂镇常住广州的也有4000多户，近20000人；霞葛镇有2000多户，8000多人。常住广州的诏安客家人，不仅都有商住房，还有2000多人购买云景花园、梅花商住楼等带有车位的住房。在近郊的从化购买商品房的还都把子女的户口迁进了广州。除此而外，还有在白云郊区买地建房的，他们依山建筑豪华别墅群并连手营建云秀山庄，共同创建美好的人居好环境。
  2000年驻扎广州的客属乡亲还成立了“漳南客家联谊会”，并且在2006年正式注册登记为“闽南经济促进会”和“漳南客家联委会”。前些年，秀篆、官陂、霞葛3个镇政府为了方便沟通，也在广州设立了既作为联络点又作为服务所的专门办事处。目前，这些常年在广州打拼创业的客家乡亲方言不改、习俗依然，自强不息的抱负和刚毅进取的雄心更是日益彰显。
  可以说，眼下的广州既是诏安客家人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大族群迁徙的一个热点，也是客家人再发展的一个金色摇篮。
  （本文作者李应梭，原任诏安县教育局、文化局副局长，现系漳州市客家文化研究联谊会诏安联络委员会副会长。）
  沈氏福建肇基祖武德侯沈勇佳陵考察
  沈梅生沈高泽
  沈氏福建肇基祖武德侯勇公子孙众多，仅诏安县裔孙海内外人口就50多万人之众，故有“沈半县”之称。然武德侯祖之陵墓在何处却众说纷纭。查阅有关族谱，有的说是在漳州芗城区天宝镇，有的却说是葬在广东潮州桃花洞，但都是一句话带过，且都说不出其所以然来，故至今都没有达成共识。
  最近应厦门市翔安区同翔沈氏理事会宗亲之约，本人随同沈氏诏安县桔林祖源流研究会宗亲多次前往翔安区马巷镇与当地宗亲会晤，并一起赴马巷军岭山（土名卧牛山）考证一块石碑和一座古墓葬。根据该石碑内容、墓葬的风格和当地宗亲的介绍，大家看法一致，确认这一墓葬应当就是我武德侯祖之陵墓。其依据有八点：
  1.根据《福建名人词典》第146页记载，“沈世纪，唐将领，又名沈彪、沈勇。唐高宗总章二年（669）随岭南行军总管陈政入闽，率部进驻古绥安县地。一举陷三十六畲寨。高宗闻其骁勇，下诏赐名沈勇。高宗仪凤二年（667），陈元光代父领军出师潮州，他随同出征，与许天正、李伯瑶等同为陈元光六营主将”。此期间整个闽南（包含泉、厦、漳地域）乃至粤东潮州一带都在以陈元光为首的部队的管辖下，而他们当时确实还处在征服畲寨、统一闽南疆土，并且行政建制尚未建立的非常时期（唐代在福建当时只设长乐郡，地域在今福州一带。福建八府建制是在明代才建立）。而我武德侯祖仙逝时也在唐代（垂拱四年），所以其佳陵择于当时在他们辖区内的今翔安区马巷军岭山（土名卧牛头）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据光绪武举人、民国初厦门公安局长沈大鹏敬立石碑所记载，武德侯祖墓自唐葬于马巷军岭山，土名卧牛头）。
  2.据邑人沈大鹏所敬立石碑记载，“考讳勇公衔唐尚书左僕射加封武德侯镇国将军”。《辞源》注解，尚书省系东汉设置，唐时仍设置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其副职为左、右僕射。宋时沿置，元丰（神宗）改制后，尚书省掌执行皇帝命令，以左、右僕射为宰相，兼门下省及中书省长官职务。所以说，武德侯祖仙逝后，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追封他为唐尚书左僕射加封武德侯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根据《福建名
  人词典》记载年间与石碑记载相符）。
  3.沈大鹏敬立石碑表明：“四至勒石自唐宋元明至今千有余年矣，谱志分明历年巡视祭献承管无异碍”，这说明沈大鹏等立碑者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以他们的知识与阅历是不会草率去确定一座毫无根据的古墓葬为武德侯祖墓的。就是当时负责批准立碑的总督更不会毫无调查研究，而随便批准沈大鹏等人立碑的。更有说服力的是，他们在石碑中明确地指出，武德侯祖沈勇公仙逝后追封为”衔唐尚书左僕射“，这在我们诏安现有资料中也是根本找不到的，所以更充分证明立碑的前辈人不是随心所欲以至毫无根据地立此石碑的。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石碑中还指出“谱志分明”、“历年巡视”二点，我们认为这也是立碑者的依据，他们根据上古记载的“谱志”中四至记载得十分“分明”。再之，石碑又清楚地记载着各地裔孙“历年巡视”武德侯祖墓的史实，这些都充分说明这一石碑是保护和证明武德侯祖墓的无可否认的根据。
  4.沈大鹏敬立石碑系中华民国九年庚申花月十七日重修竖碑的，并陈述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诏安东城祖派布政使衔兴、泉、永分巡道沈延、安溪县拔贡生沈登云、增生沈国箕、诏安举人沈纲（清县学授文林郎、民国福建省政府委员、县参议长）、武进士沈瑞舟（清朝待卫、民国少将）、晋江县生员沈荣年、沈荣椿等人赴辕呈请保护武德侯祖墓一事，这充分说明福建沈姓裔孙对此祖墓的重视、爱护、关心。沈大鹏所敬立石碑有部分文字被破坏，但这部分内容后来是根据当地沈氏族谱补上的，这说明当地沈氏宗谱也有记载着武德侯祖墓的历史背景，所以说上述两个方面也可以证明，这座古墓确实是武德侯祖沈勇公之墓。
  5.我们认为有的宗亲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这么多名人在光绪28年向当时总督申报保护这座武德侯祖陵墓，并取得总督恩准，为什么时隔18年后才于民国9年立此“告示”碑呢？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探讨，经过大家分析当时社会背景，因为那时清末社会动荡，到处爆发战争，民不聊生，所以才延至民国9年由当时呈报的参与者沈大鹏（时任厦门市公安局局长）亲自赴军岭山卧牛头处负责重修祖墓并完成立“告示”碑一事，以了却参加赴辕请示勒石的众位先贤的夙愿。
  6.根据立碑人沈大鹏的后裔介绍，他们的每位前辈都郑重嘱咐晚辈，有大鹏公立石碑于旁的古墓就是我沈氏福建肇基祖武德侯沈勇公的佳陵，一定要保护好。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所以无法向外传播。
  7.据《辞源》文字记载和有关人士介绍，墓碑又叫墓表，是作为坟墓的标志，自西汉时才有的，是刻墓主的姓名和事迹，但当时都没有普遍采用。明代以前各朝代普遍是用三合土夯成墓前的花屏摆手，而墓碑都是用椭圆形或长方形石板，表面刻着花
  纹图案等。而葬于马巷军岭山的古墓葬墓碑椭圆形，屏墙三合土构，墓前三级土质拜埕，这完全符合唐宋年代的墓葬风格。石碑记载着：“东由穴心丈量至路为界计一十二丈五尺西由穴心丈量至外分水为界计一十三丈五尺南由穴心丈量至外砂大石为界计二十五丈北由穴心丈量至园岸为界计五丈五尺四至勒石自唐历宋元明至今千有余年矣”，按此四至计算其面积超过100方步。而根据唐宋两朝的规定，受皇帝敕封为侯爵的，陵墓占地面积可享受100方步。而武德侯祖佳陵的占地面积恰好与这一规定相符合，证明这座古墓是按侯爵规模荣造的。所以我们可以十分肯定这座古墓葬就是武德侯祖沈勇公的佳陵（2000年12月13日厦门市同安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批示，据现场察看，认为此墓葬的墓碑造型以及告示碑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可以列为文物点就地保护）。
  8.厦门市《同安沈氏族谱》记载着：“大唐总章年间，兵部林内郎成龙公，自光州固始县同子左僕射封辅国大将军武德侯祖勇公入闽，勇公墓葬在马巷军岭山卧牛头，穴坐辛向乙兼戌分金，辛酉竖月牌为记”。从上述《族谱》记载内容，也佐证此座古墓就是武德侯祖勇公佳陵。
  注：沈大鹏立石碑文见本刊第27期。
  诏安县建国前“六·三”禁烟概况
  朱本木
  历史背景：鸦片，亦称大烟。自19世纪初英、法等帝国主义将鸦片输入中国后，民众深受其害，道光十九年农历四月二十二，即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焚毁鸦片，揭开中国禁烟序幕，而后便把每年六月三日定为禁烟节。每年“六·三”各地召开纪念大会，宣扬林则徐禁烟功绩，宣读孙中山总理遗训的禁烟条训，当场禁毁烟具，（同时将列为禁止的赌具也一并烧毁），将查获烟民烟具示众，藉以教育民众，使之觉悟，戒烟禁烟。当然，当时社会腐败，禁烟官员乘机中饱、敲诈舞弊、私藏烟土的现象也不乏其例。但就当时的禁烟措施及其效果来看，却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现据诏安县1941年“六·三”禁烟活动的资料，将其禁烟活动简况介绍如下：
  一、组织情况。县设立“禁烟委员会”，乡、保设置“禁烟成员”，负责全面禁烟工作。又设“戒烟所”，负责对烟民体检、关禁烟民、服药治疗，使其戒烟。
  二、设立关卡。严禁烟土流散，查缉烟土运售。
  三、“查禁种烟，前往深山悬崖详密勘查”，铲除烟苗，缉拿烟农。
  四、查禁烟具药品（如海洛因、吗啡等）市售。对药店严密检查。
  五、审判烟毒案件。
  六、政府支拨禁烟专款。
  七、“六·三”举行禁烟纪念大会。
  在每年6月3日上午8时于中山公园集会，县长、禁烟委员及县政府相关官员在大会讲话，各级中小学、警察局分头担任歌咏、漫画、化装表演、演说、张贴标语等。
  1941年集会时，城厢区机关、学校、保甲民众参加者千余人，至为热烈，当场焚毁烟土烟具37件，赌具21件，并将烟民游街示众，当时禁烟规模可见一斑。
  当时诏安县尚有禁烟民谣，现一并录出：
  鸦片是土，食久糊涂。
  妻儿没顾，亲戚断路。
  茼莴杉，菠菱裤。
  鸡屎藤，做鬃步（方言，犹言腰带）
  甘蔗叶，做头布，
  今日无土，大瘾难度；
  明日无土，艰艰苦苦；
  后日无土，一命呜呼。
  （以上资料见自省档案馆《三十年诏安县政府报告》）
  知青岁月
  吴介男
  离开下径知青点已近30年，但我却忘不掉那段激情燃烧的日子。眼下，我们时常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第二故乡——下径村的怀恋。下径知青点的酸甜苦辣以及知青之间的深厚友情，已然成为我们内心永存的记忆。而今，年过半百的我操起笔来记下了我们共同走过的历程，这对认识过去，把握未来，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知青点的建立与消失
  1975年3月，县委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定点工作做出了新的规定，要求应届高中毕业生分别到父母所在单位或户口所在地挂钩的社队知青点落户。当时下径知青点是县教育系统和城关公社七街、八街（今南诏镇北关社区、东北社区）上山下乡知青的挂钩单位。
  当年7月5日，我们这一批1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四名历届生怀揣着县委知青办发给的“上山下乡光荣”证书来到了下径知青点，和先已插队在下径村的3名知青一同入住。至第二年底，又陆续分批来了14名知青，于是下径村这个31口之家便成了当时全县最大的知青点。
  原先属于西潭公社的下径村，离县城16.5公里，位于八仙山下，属丘陵地带，解放前系游击区。当时下径大队只有80多户，人口不足400人，划分为4个生产队。早在1969年，就有18名“老三届”知青到该村插队落户，厦门中国烟草福建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张爱国也是其中的一位。
  知青点在下径村寨外的东侧，土木结构，坐东向西。上下两层的楼房，除楼梯间外，每层4间住房，长约30米，深约9米，占地面积约270平方米。前面是通往西潭公社北部搭桥村的村道，楼房后面围墙外是一片辽阔的田野。一层楼梯间门前的横梁上写有“下径知青点”的字标。二层楼道正面洁白的墙壁上，是毛主席语录“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红色美术大字，确实显得时尚而庄重。楼房背后天井两侧是伙房和储藏室，围墙背边还分别建有男女浴室。这新建的生活设施配套齐全的知青点楼
  房，可算是当年下径村最亮丽、最豪华的建筑。
  知青点的楼房与村里原有的另一座两层五开间的楼房（是4个生产队的仓库和大队合作医疗站）连接一起，底层的楼道相通，形成一条长达约60米的楼房长廓，我们的知青点也由此热闹了许多。
  记得当时知青点实行的是双层管理，所在大队委派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沈顺禄同志分管知青工作。他对我们关爱有加，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严是爱，宽是害，不管不教就变坏，正如陈副总理（陈永贵）所讲的。”当时我们尊称他为“顺禄叔”。县教育局于1975年底还下派钟正坤同志到这里来当任知青带队干部，协助大队管理知青工作，他与知青同生活，时间一年。知青沈克辉、乔建国为知青点正副点长，算是知青领导，不过他俩的职能不外也只是上传下达而已。
  直至1977年底，随着每年的招生、招工和参军，知青点人数逐年减少。至1980年底，留下的最后4名知青，3名由县统一招工到县集体企业，1名办理自谋职业。短暂的5年，人走楼空，下径知青点就此成为村里的闲置房。
  二、知青点的生活
  下径知青点的生活按当时惯例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知青点设司务长一人，从知青中产生，沈国章、郑德茂、林少鸿、沈一智先后当任过这一职务。那时候的政策是，知青下乡后的第一年每月由县里发生活补贴7元、粮食供应16.5公斤；第二年减半。知青点规定原先每天由一名知青值日，负责做饭。后来改为专人负责，其他知青则每人每月扣“一工（10分）”做为值日人员的报酬。
  最初，大队先将我们均分到4个生产队，大家按照出勤工分累积参与所在生产队的收益分配。而后大队向生产队派“公工”，将知青们集中到大队林果队参加劳动。林果队的劳动强度不大，队员一般都是照顾对象。林果队的农活主要是栽培橡胶树和管理茶园，遇到采茶季节，知青们还得在夜间轮流参加茶厂的茶叶加工。只有到了农忙时节，才让林果队队员回所在生产队参加劳动，这样我们每年在林果队集中劳动的时间大概有10个月，算是对我们知青的关照。
  我本人当时也担任过林果队的记工员。平常除了上下午提前出工外，清晨还得出早工。有时还在生产队集中吃午饭，吃完饭后接着劳动。记得第一次参加生产队劳动是到尖嘴坑（大坑）收割早稻，收工时已是正午，头顶烈日，又饥又渴，返回时每人还得挑着一担稻谷，途中要经过一道约10米宽的山沟，没桥，仅是一条用水泥浇灌而成的渡槽。人们得从渡槽的两侧上面走过，那宽度不过十几公分，而渡槽的两旁就是深渊。尽管村民照顾我们，只让挑了六、七十斤重的担子，还特意关照我们过渡槽时
  看渡槽的槽面才安全。但对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家门而又首次做农活的小青年来说，这毕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们只能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走过这段“天桥”。这情景，实在让我们终生难忘。用当时最时髦的话，我们这也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且是在劳动中与农民共创美好的家园。
  在当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参加平整土地、开渠引水等农田基本建设。1976年的寒冬腊月，我们与村民们共同苦战了40天，在村外的荒地上挖渠引水（半挖半填），开出一条长达两公里的引水渠道，确保了该村东面上百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大队把这条渠道命名为“创新渠”。我们每个人除了参加林果队、生产队的劳动外，还外出当过民工，先后参加过岭下溪水库、梅花水库引水渠道等水利工程的建设。在工地上同样与乡亲们一起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当时大队给知青点分配了三分多面积的自留地，我们将这些土地全部种上蔬菜，利用出工前或收工后的时间加以管理。由于注意利用土杂肥来改良土壤，再加上“人多肥水足”，因此我们所种的小白菜最重的一株达半公斤，村民们见了以后羡慕地说：“县龙真大”。自留地所生产的蔬菜，能解决我们半个月的吃菜问题。平常下径知青点的知青还利用自己所学的文化知识和特长，服务新农村建设。沈雪玲、沈庆新和我曾在下径小学担任过短期的代课教师；有一技之长的孙松钦成为大队的第一位手扶拖拉机手；许业之是大队米厂的电工；江水沐、郑煦兴趣美术，是大队的宣传员；许维明、沈庆新会做木匠活，也被派工为小学校舍、大队办公楼维修门窗。
  在那虽不壮烈却也充满激情的岁月，由于肩负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神圣使命，我们不仅很少回家，有的知青友甚至还在自己的农具上镌刻了“玲学农”“并肩”“扎根”等等的字眼，以示自己在农村奋斗拼搏的雄心。
  下径村的知青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集中参加政治学习的制度是雷打不动的。记得那时候晚间的政治学习，三十来个人集中在楼上某一间男知青宿舍进行。大队分管领导每会必到，对我们进行形势教育，内容多从全国讲到本县形势一片大好一类。平常，我们还得撰写一些学习心得体会一类的文章，张贴在知青点的“学习园地”上，名曰互相交流。
  在生活中，我们还学会入乡随俗。比如，每逢乡亲们家里有人结婚办喜事，我们会一小拨一小拨地送上一块五六元钱的布料向当事人表示贺喜，而后便大兵团出动应邀与其他乡亲们一起吃喜宴，这也算是借机开“洋”荤，还美名为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那时候，我们食量大，加之油水也不很足，有一次为了能够吃上猪肉，大伙竟然你一脚我一脚地将集体喂养的一头七八十斤重的猪活活给踹得半死，然后用“病猪”
  当借口报告大队管理层并经顺禄叔验明正身得到准许才得以开铡打牙祭。那时候知青点偶尔还在一些节庆的日子，按每人一斤大米与小白菜煮成饭后均分，结果都被大家一口气吃完，女知青也不例外。
  同甘共苦是下径知青点知青生活的最好阐释。遇到没菜下饭时，有的知青会向关系较好的村民要些咸菜，回来后一个咸萝卜分着吃。值得一提的是，那种在艰苦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友情，让我们在离开知青点后倍感珍重。在离开知青点后的多年时间里，我们一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从个人的事业到孩子就学、就业等。我们在上山下乡中凝成并长期延续下来的这种兄弟姐妹般的情谊，时常让其他社队知青点的知青们感到有趣甚至于羡慕。
  知青点的知青生活虽艰辛，但苦中有乐。偶尔碰到村里放电影的时候我们更是欣喜若狂，在草坪上与村民们席地而坐共同品尝久违的“文艺大餐”。劳动之余，我们还会创作一些文艺小节目，自娱自乐。1977年春节我们自编自演的歌舞“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以及三句半“农业学大寨真正好”等节目，还参加了当时西潭公社举办的春节“农业学大寨”的文艺节目汇演，记得为了那一次演出我们还在乡下度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直至大年初三才回家与父母团聚。
  三、知青的收获
  农村生活磨砺并锻炼我们成长。下径村五年的知青生活，培养造就了我们拼搏、奋斗、进取的精神。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大家风雨同舟，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由于工作优秀，林少鸿被提拔到团县委当副书记；沈雪玲被任命为大队民兵营副营长；叶绿芳被抽调参予县“五·七”大学筹建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知青点的知青们逐个撩起了“大学梦”，希冀奔向新生活。我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各自在宿舍里挑灯夜战，温书迎考。下径知青点的知青伙伴先后考上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共有11人。今天，在我们当中，许多人在各自工作单位成了业务骨干或身负重责。其中已成为科级领导干部的有5人（正科级3人、副科级2人）；具有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有6人（高级1人、中级5人）。下海经商成为老板的有2人。江水沐在绘画艺术上颇有造诣，是中国美协会员、省人大书画院的画师。在工作中，我们有的还成为同事，有趣的是，县纪委的15名委员中，来自下径知青点的有3名（林少鸿、吴介男、林佐雄），其中2名还是常委。
  虽说我们离开下径知青点已近30年，但知青之间的来往和聚会还是比较频繁。牵挂第二故乡的变化，并在各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乡亲们做点事似乎也成了我们的一种习惯。比如在诏安一中工作的许秀娟、沈庆辉老师对下径来上学的孩子都特别关
  照，让孩子们也很感念到知青阿姨、叔叔的亲情。我们曾相约在1997年和2006年春节期间两次回到了下径村。首次回访，我们特地请了电影队为乡亲们放电影，表达知青战友们对乡亲们的慰问。2005年8月，我们得知下径村要修建水泥村道的时候也都踊跃捐资支持乡亲们发展。这一做法，在全县也属首例，下径村群众对此颇为感动。
  5年的知青生活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个里程。因为我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踊跃报名下乡务农，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黑体字是我至今还记得的知青上山下乡通知书里的全部内容。
  光阴荏然，而我却没能忘记我的30位知青战友！他们是——
  林少鸿许秀娟叶绿芳沈雪玲沈箴模沈林凡
  翁惠美林佐雄许维明江水沐沈庆辉孙松钦
  郑德茂陈生辉郑煦黄友民沈辉生沈一智
  沈建平许业之沈国章乔建国谢丽和沈庆新
  许丕成杨俊初黄幼生沈克辉吴学东沈丽安
  注：姓名加黑框的战友均由于工伤、患病或意外遭殃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