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谢长廷“祖籍诏安”考
内容
民进党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谢长廷的祖籍地在何处？历来没有确切之说。有说在漳浦，有说在南靖，也有说在华安，更有说在厦门同安。谢长廷族系宗亲则认为，其祖籍地应在“诏安二十五郡”（或“诏安二十六郡”）。但由于诏安历代仅设“都”未设“郡”且只辖“一都”至“五都”，故“祖籍诏安”说历来未获确证。
今年10月3日，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谢氏委员会漳州分会成立。根据台湾谢氏宗亲提供的线索，漳州谢氏宗亲开展了对谢长廷祖籍地的寻觅及考证工作。经过10多天紧张的史料查证、实物考据，已获重大突破，终于确证谢长廷的祖籍地在诏安五都（今东山），与台湾谢氏宗亲掌握的史料基本相符。
10月20日，谢长廷在新竹市参加谢氏宗亲会秋季祭祖时表示他“来自福建诏安”（中评社香港10月20日电）至此，谢长廷“祖籍诏安”终获定论。
媒体关于谢长廷“祖籍福建诏安”的消息报道后，在台湾朝野引起了相当轰动：“扁、谢原是同乡！”研究台湾政党政治的人感到有趣的是，民进党“五大天王”中，除苏贞昌外，其他四人几乎都与“诏安”有关：陈水扁是诏安人，游锡堃是诏安人，吕秀莲的母亲是诏安人，谢长廷也是诏安人！众多民进党领导人竟然“同根同源诏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有趣的现象！
谢长廷“祖籍诏安”虽已成定论，但考证中仍有一些问题尚需做进一步研究探索，新闻媒体原来的一些报道内容也有失实之处，有些“结论”甚至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为此，本文结合查证的情况、已获得的史料和实物依据、尚未查证的问题及错讹之处提出一些看法，就教于谢氏宗亲及学术界同仁。
一、谢长廷先祖谢光玉、谢建雍生平考证
谢光玉（1750-1822年）系谢长廷族系去台开基祖，其生平事迹未见史料记载。东山发现的“神主牌”写的“清皇诰封武翼都尉”，是死后追封的荣誉，是因其子建雍之“荣”而受“封”的，不是其生前官职。
谢光玉生卒年月，媒体报道的神主牌记载“生于乾隆庚子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辰时，卒于道光壬午年二月十六日戌时”。笔者发现，其出生年月记载有重大错误：乾隆庚子年（1780）与乾隆五年（1740）不是同一年间，其间相差整整四十年！经与东山铜钵村谢氏宗亲了解，才知道原来是媒体报道错了。谢光玉神主牌记载的是“乾隆庚午年”。据此，谢光玉出生年月应是“乾隆十五年（1750）”。
谢光玉卒于道光壬午年（即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享年72岁。遗骨于道光13年（1833）由其子孙运回大陆诏安五都埋葬。
谢建雍（1780-1831年）系谢光玉次子。清嘉庆、道光年间在福建大陆、澎湖、台湾安平（今台南）、沪尾（今淡水）、艋舺甲（今台北）等地任外委、游击、守备、参将、水师副将等武官官职。行伍出身，后官高至正二品。其事迹见于《福建通志》《台湾省通志》《淡水厅志》等史籍。
据《淡水厅志·卷八》记载，清嘉庆十三年，淡水厅添设艋舺营沪尾水师守备，“谢建雍，（嘉庆）二十年（1815）暑”。“道光四年改升艋舺营水师参将”“谢建雍，（道光）七年（1827）署”。（按：“署”即代理、暂任）
《台湾大事纪要·人物志》记载，道光二年（1822），“八月，谢建雍由守备护理水师左营游击，谢氏为福建诏安人。”（见台湾彰化县《鹿港镇志》）
《福建通志·台湾府》载：“谢建雍，诏安人，十年任。[（清）孙尔准纂修，见台湾文献丛刊第84期]
1994年由刘宁颜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的《重修台湾省通志》记载：“谢建雍为中国清朝武官官员，本籍福建。行伍出身，于1829年（道光9年）奉旨接替邵永福，于台湾地区担任台湾水师协副将。而隶属台湾镇之下的此官员是台湾清治时期的这阶段、全台湾的海防军事层级最高武将（按：职等为正二品），其统帅三标水营，数千名水师兵勇。是年五月，升艋舺营参将。”其时，谢建雍49岁。
该文献还记载：“1832年（道光12年）行伍出身的陈景岚奉旨接替谢建雍。”这可能是接替谢建雍去世留下的空缺。由于史料没有发现谢建雍生平记载，其生卒年月也仅能按神主牌提供的线索推断。从陈景岚接替职务这点看，也可证实谢建雍确实已于道光十一年（1831）去世，享年52岁。
谢建雍是诏安人，但笔者在《诏安县志》中找不到此人。原来诏安县志《人物志》所入编官员，均以科举出身而定。谢建雍既是“行伍”出身，自然没有“资格”被《诏安县志》收编。《诏安县志》找不到谢建雍也就不奇怪了。
笔者还考证了东山县李明于1942年编纂的《东山县志》（民国稿本），其中卷
四“人物志”“仕官”“清武官”中，确有“谢建雍安平副总兵”的记载。但对谢建雍的祖籍地等资料均无记载。明清时东山属诏安县治，称“五都”，民国五年（1916）方设东山县。故东山历来亦称诏安。
上述史料记载证实：谢建雍父子本籍确是福建诏安。
二、谢长廷先祖去台时间推断
从东山发现的谢光玉父子神主牌和墓葬记载的文字分析，谢光玉生于乾隆庚午年（1750），30岁时（乾隆庚子年，1780年）生建雍，按此推算，谢光玉去台时间可能在此30年间。如果谢建雍是在大陆出生的话，则谢光玉有可能在30岁后去台，距今大约210年左右；如果谢建雍是在台湾出生的话，去台时间则可能距今230年左右。原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谢氏委员会老会长谢宗楷先生则认为“是嘉庆二十年建雍赴台任职时一家人（包括父亲）一起去的。”谢老是国内谢氏渊源研究专家，其意见应该有一定依据。如是，则谢长廷先祖去台时间距今不到200年。
总之，谢长廷先祖去台时间距今约200年左右，准确时间待考。谢光玉繁衍至谢长廷共6代，200左右年的繁衍时间比较合理。东山铜钵考证认为“300年前迁居台湾”显属不合理，因为谢光玉从出生算起至今不过250多年。
三、“二十五都”说法由来浅析
谢长廷10月20日在新竹市参加谢氏宗亲会秋季祭祖时表示他“来自福建诏安”，还说“他的祖先的历史是写二十五都，但诏安现在没有二十五都，最后谢氏宗亲会去找，找到过去的二十五都现在是东山。”（见中评社香港10月20日电）可见，他对祖先流传下来的“二十五都”是念念不忘的，可是，他又错把东山当作“二十五都”了。
实际上，东山古今都称“五都”。明嘉靖九年（1530）建诏安县，原属漳浦的二、三、四、五都划属诏安县管辖，唯铜山（六都）仍属漳浦。清雍正十三年（1735），又割铜山属诏安，所以东山本岛五都、六都均属诏安县治，称为诏安五都。东山县是民国五年（1916）设立的，至今不过90余年。从历史看，谢长廷认为自己“来自福建诏安”是正确的。
谢长廷祖先乃至今天的宗亲为什么对“二十五都”或“二十六都”印象如此深刻呢？笔者分析，这与诏安二都、五都、六都谢氏宗亲间的密切关系可能有关。
诏安二都（今官陂一带）很早以前就有谢姓居住，而且成了当地最大的姓氏。现在官陂半径村谢姓村民就有六、七百人。由于地处山区穷乡僻壤，当年谢氏宗亲或去台谋生，或迁居广东潮汕地区，或搬到县城、沿海一带居住。传说有谢、黄表兄弟俩就迁居东山铜钵，在铜钵繁衍子孙。而今官陂谢姓，或成“客家谢”，或成“河佬
谢”，更有“台湾谢”，可谓流向广阔，衍派繁多。所以诏安二都谢氏与三都、五都的谢氏宗亲，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去台的谢氏宗亲为了生存、发展，必然会加强团结，不断凝聚亲和力，时间久了，“二都”、“五都”的隔阂逐渐淡化，乃至遗忘，最后模糊到“二都”＋“五都”＝“二十五都”而相传至今。这种把东山当作“二十五都”“二十六都”的误传误记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信的。
四、东山谢光玉、谢建雍墓考证
10月8日，厦门日报率先报道了东山发现谢光玉、谢建雍父子坟墓的消息。虽然此次考证尚属初步，许多证据仍嫌不足，但媒体为了宣传效应，未及调查核实就报道出去了，以致某些错讹流传甚广，造成了遗憾。为了澄清史实，笔者当时写了《谢长廷先祖坟墓真伪辨析》一文，发表于《漳州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10期。该文最大的争议点在谢建雍墓。由于东山考证者把墓碑碑文上的“绍周”错以为是诏安三都人、清雍正年间进士、当过陕西凤翔知县的谢彤诏，张冠李戴，把谢建雍当作谢彤诏，造成谢建雍“进士出身”和“道光时代的人，死于100年前雍正年代”的严重错误。之后，东山的考证者同意本人观点，重新进行了研究。但是，由于媒体的传播作用，这个错误仍被各地媒体和学术机构所采用，至今未得到澄清纠正。
随着谢光玉、谢建雍神主牌的发现，谢建雍父子的身世才得以昭示。笔者根据神主牌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认为铜钵发现的二座坟墓可以认定是谢光玉、谢建雍父子的墓葬。其理由有二：一是墓葬碑文与神主牌记载基本吻合；二是谢建雍逝世时间可以断定为道光十一年（1831）。
道光十三年（1833）4月，谢光玉、谢建雍的子孙为实现其先人“叶落归根”的夙愿，把二人遗骨从台湾运回埋葬在铜钵村“净山顶”和“西崎尾”山地。由于父子官职、地位不同，谢建雍墓的规模和华贵程度高于谢光玉墓，而且谢建雍墓旁还竖立着当时诏安知县所勒石碑，戒示村民保护坟墓等等。笔者认为，这都是合乎情理、令人可信的。
五、谢光玉、谢建雍“神主牌”的发现
10月10日，东山铜钵谢氏宗亲和县有关部门经过考证，证实该县铜陵镇顶街（古称演武场）洪花阿婆收藏的“神主牌”确系谢光玉和谢建雍父子的“神主牌”。这是谢光玉父子坟墓发现后的又一个重大发现，也是谢建雍祖籍地考证工作中一个重大突破。
这次发现，证实“西崎尾”的墓主人确系谢建雍，而东山10月6日把谢建雍同诏安三都人、雍正年间进士谢彤诏混为一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这次发现，也证明笔者在《谢长廷先祖坟墓真伪辨析》一文中认为道光十三年谢光玉父子运回铜钵埋葬时
“谢建雍还在军中任职”的推断也是错误的。经对《淡水厅志·卷八》史料反复验证，发现其记载的“谢建雍，七年署。二十年署”原属嘉庆、道光二个不同年号的任职时间。原来，在淡水代理守备职务的谢建雍，是“（嘉庆）二十年署”，而代理参将职务则是“（道光）七年署”。笔者把“嘉庆二十年”误为“道光二十年”，因而做出了“谢建雍正活跃在军中服务”的错误论断。历史考证是一件十分严肃、细致的工作，稍有疏忽就会酿成错误。笔者对此谨致歉意，也希望广大研究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本着实事求是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负责。
通过神主牌记述的文字，清楚了谢光玉父子的生卒年月准确时间，这为研究其生平活动和后裔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为考证铜钵“净山顶”和“西崎尾”两座坟墓主人身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经查证，神主牌的记载与台湾谢长廷族系掌握的史料基本吻合，为谢长廷等宗亲返乡寻根问祖提供了依据。因此，本次发现意义十分重大。
六、东山谢长廷先祖“故居”尚待考证
东山县的考证研究人员把东山铜陵镇顶街发现的存放谢光玉父子神主牌的洪花阿婆住屋确认为谢长廷先祖“故居”。
“故居”者，从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
东山发现的洪花阿婆住屋，虽是安放谢光玉父子“神主牌”的地方，但尚未找到谢光玉、谢建雍父子生前曾经住过的证据，所以不能认定其为“故居”。
在家族观念很强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每个村落，每个姓氏都会修建祠堂、公厅一类的建筑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供族人安放神主牌，以供族人祭祀。
根据这一传统习俗，尤其是以谢光玉父子的身份和地位，神主牌安放于祖祠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谢氏父子的神主牌却安放于铜陵镇演武场洪花阿婆家中，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考证。
笔者认为，洪花阿婆老屋很可能是谢光玉子孙修建的家祠、公厅之类的建筑，不可能是谢光玉祖上遗下的祖厝。因为谢光玉去台前不可能拥有如此大规模和高标准的房屋。何况，正厅大门上的“总戎遗泽”及门外的石旗杆表明，这都是谢建雍任官和功绩的记录。谢建雍担任过参将、水师协副将（副总兵）等官职，而古代称总兵为“大总戎”，称参将为“参戎”，匾上“总戎遗泽”正反映了这个事实。可见，洪花阿婆的老屋，系谢光玉、谢建雍子孙和族人所建，其目的是安放谢光玉父子的神主牌，以供祭祀和纪念。至于选址选在演武场，可能与其子孙缅怀谢光玉父子戎马一生、眷恋军营有关，也可能谢建雍父子去台前与“演武场”就有某种关系。
由此可以推定，演武场洪花阿婆老屋只是供奉谢光玉、谢建雍神主牌的家祠或公
厅，而决非谢光玉生前居所。因此，把洪花阿婆老屋认定为谢光玉“故居”是缺乏依据的。至于谢光玉去台前的“故居”在何处？是住在铜钵村中，还是住于“演武场”附近，有待进一步去考证。还值得指出的是，所谓东山“风俗”（房屋安放谁的神主牌，谁就是房屋的主人）根本不足采信。
东山谢光玉、谢建雍父子两座坟墓和神主牌的发现，为展现闽台“五缘”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为进一步研究诏安、东山谢氏宗亲与台湾谢氏宗亲的渊源关系、亲情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会。更可喜的是，这次考证活动时间短，人员少，速度快，收效高，影响大，是谢氏宗亲和历史研究工作者、有关部门领导合作的结果，与媒体大力支持也是分不开的。藉此机会，谨向所有关心、支持这一工作的族亲、领导和朋友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我们还高兴地获悉，谢长廷先生十分关注家乡宗亲的寻觅、考证工作，对我们的考证成果迅速作了回应和肯定。先生眷恋故土，感念宗亲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动。
正是：谢氏宗亲骨肉亲，同根同源情更深。但愿陆台桥跨海，宝树堂连两岸心。
今年10月3日，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谢氏委员会漳州分会成立。根据台湾谢氏宗亲提供的线索，漳州谢氏宗亲开展了对谢长廷祖籍地的寻觅及考证工作。经过10多天紧张的史料查证、实物考据，已获重大突破，终于确证谢长廷的祖籍地在诏安五都（今东山），与台湾谢氏宗亲掌握的史料基本相符。
10月20日，谢长廷在新竹市参加谢氏宗亲会秋季祭祖时表示他“来自福建诏安”（中评社香港10月20日电）至此，谢长廷“祖籍诏安”终获定论。
媒体关于谢长廷“祖籍福建诏安”的消息报道后，在台湾朝野引起了相当轰动：“扁、谢原是同乡！”研究台湾政党政治的人感到有趣的是，民进党“五大天王”中，除苏贞昌外，其他四人几乎都与“诏安”有关：陈水扁是诏安人，游锡堃是诏安人，吕秀莲的母亲是诏安人，谢长廷也是诏安人！众多民进党领导人竟然“同根同源诏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有趣的现象！
谢长廷“祖籍诏安”虽已成定论，但考证中仍有一些问题尚需做进一步研究探索，新闻媒体原来的一些报道内容也有失实之处，有些“结论”甚至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为此，本文结合查证的情况、已获得的史料和实物依据、尚未查证的问题及错讹之处提出一些看法，就教于谢氏宗亲及学术界同仁。
一、谢长廷先祖谢光玉、谢建雍生平考证
谢光玉（1750-1822年）系谢长廷族系去台开基祖，其生平事迹未见史料记载。东山发现的“神主牌”写的“清皇诰封武翼都尉”，是死后追封的荣誉，是因其子建雍之“荣”而受“封”的，不是其生前官职。
谢光玉生卒年月，媒体报道的神主牌记载“生于乾隆庚子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辰时，卒于道光壬午年二月十六日戌时”。笔者发现，其出生年月记载有重大错误：乾隆庚子年（1780）与乾隆五年（1740）不是同一年间，其间相差整整四十年！经与东山铜钵村谢氏宗亲了解，才知道原来是媒体报道错了。谢光玉神主牌记载的是“乾隆庚午年”。据此，谢光玉出生年月应是“乾隆十五年（1750）”。
谢光玉卒于道光壬午年（即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享年72岁。遗骨于道光13年（1833）由其子孙运回大陆诏安五都埋葬。
谢建雍（1780-1831年）系谢光玉次子。清嘉庆、道光年间在福建大陆、澎湖、台湾安平（今台南）、沪尾（今淡水）、艋舺甲（今台北）等地任外委、游击、守备、参将、水师副将等武官官职。行伍出身，后官高至正二品。其事迹见于《福建通志》《台湾省通志》《淡水厅志》等史籍。
据《淡水厅志·卷八》记载，清嘉庆十三年，淡水厅添设艋舺营沪尾水师守备，“谢建雍，（嘉庆）二十年（1815）暑”。“道光四年改升艋舺营水师参将”“谢建雍，（道光）七年（1827）署”。（按：“署”即代理、暂任）
《台湾大事纪要·人物志》记载，道光二年（1822），“八月，谢建雍由守备护理水师左营游击，谢氏为福建诏安人。”（见台湾彰化县《鹿港镇志》）
《福建通志·台湾府》载：“谢建雍，诏安人，十年任。[（清）孙尔准纂修，见台湾文献丛刊第84期]
1994年由刘宁颜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的《重修台湾省通志》记载：“谢建雍为中国清朝武官官员，本籍福建。行伍出身，于1829年（道光9年）奉旨接替邵永福，于台湾地区担任台湾水师协副将。而隶属台湾镇之下的此官员是台湾清治时期的这阶段、全台湾的海防军事层级最高武将（按：职等为正二品），其统帅三标水营，数千名水师兵勇。是年五月，升艋舺营参将。”其时，谢建雍49岁。
该文献还记载：“1832年（道光12年）行伍出身的陈景岚奉旨接替谢建雍。”这可能是接替谢建雍去世留下的空缺。由于史料没有发现谢建雍生平记载，其生卒年月也仅能按神主牌提供的线索推断。从陈景岚接替职务这点看，也可证实谢建雍确实已于道光十一年（1831）去世，享年52岁。
谢建雍是诏安人，但笔者在《诏安县志》中找不到此人。原来诏安县志《人物志》所入编官员，均以科举出身而定。谢建雍既是“行伍”出身，自然没有“资格”被《诏安县志》收编。《诏安县志》找不到谢建雍也就不奇怪了。
笔者还考证了东山县李明于1942年编纂的《东山县志》（民国稿本），其中卷
四“人物志”“仕官”“清武官”中，确有“谢建雍安平副总兵”的记载。但对谢建雍的祖籍地等资料均无记载。明清时东山属诏安县治，称“五都”，民国五年（1916）方设东山县。故东山历来亦称诏安。
上述史料记载证实：谢建雍父子本籍确是福建诏安。
二、谢长廷先祖去台时间推断
从东山发现的谢光玉父子神主牌和墓葬记载的文字分析，谢光玉生于乾隆庚午年（1750），30岁时（乾隆庚子年，1780年）生建雍，按此推算，谢光玉去台时间可能在此30年间。如果谢建雍是在大陆出生的话，则谢光玉有可能在30岁后去台，距今大约210年左右；如果谢建雍是在台湾出生的话，去台时间则可能距今230年左右。原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谢氏委员会老会长谢宗楷先生则认为“是嘉庆二十年建雍赴台任职时一家人（包括父亲）一起去的。”谢老是国内谢氏渊源研究专家，其意见应该有一定依据。如是，则谢长廷先祖去台时间距今不到200年。
总之，谢长廷先祖去台时间距今约200年左右，准确时间待考。谢光玉繁衍至谢长廷共6代，200左右年的繁衍时间比较合理。东山铜钵考证认为“300年前迁居台湾”显属不合理，因为谢光玉从出生算起至今不过250多年。
三、“二十五都”说法由来浅析
谢长廷10月20日在新竹市参加谢氏宗亲会秋季祭祖时表示他“来自福建诏安”，还说“他的祖先的历史是写二十五都，但诏安现在没有二十五都，最后谢氏宗亲会去找，找到过去的二十五都现在是东山。”（见中评社香港10月20日电）可见，他对祖先流传下来的“二十五都”是念念不忘的，可是，他又错把东山当作“二十五都”了。
实际上，东山古今都称“五都”。明嘉靖九年（1530）建诏安县，原属漳浦的二、三、四、五都划属诏安县管辖，唯铜山（六都）仍属漳浦。清雍正十三年（1735），又割铜山属诏安，所以东山本岛五都、六都均属诏安县治，称为诏安五都。东山县是民国五年（1916）设立的，至今不过90余年。从历史看，谢长廷认为自己“来自福建诏安”是正确的。
谢长廷祖先乃至今天的宗亲为什么对“二十五都”或“二十六都”印象如此深刻呢？笔者分析，这与诏安二都、五都、六都谢氏宗亲间的密切关系可能有关。
诏安二都（今官陂一带）很早以前就有谢姓居住，而且成了当地最大的姓氏。现在官陂半径村谢姓村民就有六、七百人。由于地处山区穷乡僻壤，当年谢氏宗亲或去台谋生，或迁居广东潮汕地区，或搬到县城、沿海一带居住。传说有谢、黄表兄弟俩就迁居东山铜钵，在铜钵繁衍子孙。而今官陂谢姓，或成“客家谢”，或成“河佬
谢”，更有“台湾谢”，可谓流向广阔，衍派繁多。所以诏安二都谢氏与三都、五都的谢氏宗亲，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去台的谢氏宗亲为了生存、发展，必然会加强团结，不断凝聚亲和力，时间久了，“二都”、“五都”的隔阂逐渐淡化，乃至遗忘，最后模糊到“二都”＋“五都”＝“二十五都”而相传至今。这种把东山当作“二十五都”“二十六都”的误传误记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信的。
四、东山谢光玉、谢建雍墓考证
10月8日，厦门日报率先报道了东山发现谢光玉、谢建雍父子坟墓的消息。虽然此次考证尚属初步，许多证据仍嫌不足，但媒体为了宣传效应，未及调查核实就报道出去了，以致某些错讹流传甚广，造成了遗憾。为了澄清史实，笔者当时写了《谢长廷先祖坟墓真伪辨析》一文，发表于《漳州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10期。该文最大的争议点在谢建雍墓。由于东山考证者把墓碑碑文上的“绍周”错以为是诏安三都人、清雍正年间进士、当过陕西凤翔知县的谢彤诏，张冠李戴，把谢建雍当作谢彤诏，造成谢建雍“进士出身”和“道光时代的人，死于100年前雍正年代”的严重错误。之后，东山的考证者同意本人观点，重新进行了研究。但是，由于媒体的传播作用，这个错误仍被各地媒体和学术机构所采用，至今未得到澄清纠正。
随着谢光玉、谢建雍神主牌的发现，谢建雍父子的身世才得以昭示。笔者根据神主牌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认为铜钵发现的二座坟墓可以认定是谢光玉、谢建雍父子的墓葬。其理由有二：一是墓葬碑文与神主牌记载基本吻合；二是谢建雍逝世时间可以断定为道光十一年（1831）。
道光十三年（1833）4月，谢光玉、谢建雍的子孙为实现其先人“叶落归根”的夙愿，把二人遗骨从台湾运回埋葬在铜钵村“净山顶”和“西崎尾”山地。由于父子官职、地位不同，谢建雍墓的规模和华贵程度高于谢光玉墓，而且谢建雍墓旁还竖立着当时诏安知县所勒石碑，戒示村民保护坟墓等等。笔者认为，这都是合乎情理、令人可信的。
五、谢光玉、谢建雍“神主牌”的发现
10月10日，东山铜钵谢氏宗亲和县有关部门经过考证，证实该县铜陵镇顶街（古称演武场）洪花阿婆收藏的“神主牌”确系谢光玉和谢建雍父子的“神主牌”。这是谢光玉父子坟墓发现后的又一个重大发现，也是谢建雍祖籍地考证工作中一个重大突破。
这次发现，证实“西崎尾”的墓主人确系谢建雍，而东山10月6日把谢建雍同诏安三都人、雍正年间进士谢彤诏混为一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应予纠正。这次发现，也证明笔者在《谢长廷先祖坟墓真伪辨析》一文中认为道光十三年谢光玉父子运回铜钵埋葬时
“谢建雍还在军中任职”的推断也是错误的。经对《淡水厅志·卷八》史料反复验证，发现其记载的“谢建雍，七年署。二十年署”原属嘉庆、道光二个不同年号的任职时间。原来，在淡水代理守备职务的谢建雍，是“（嘉庆）二十年署”，而代理参将职务则是“（道光）七年署”。笔者把“嘉庆二十年”误为“道光二十年”，因而做出了“谢建雍正活跃在军中服务”的错误论断。历史考证是一件十分严肃、细致的工作，稍有疏忽就会酿成错误。笔者对此谨致歉意，也希望广大研究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本着实事求是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负责。
通过神主牌记述的文字，清楚了谢光玉父子的生卒年月准确时间，这为研究其生平活动和后裔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为考证铜钵“净山顶”和“西崎尾”两座坟墓主人身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经查证，神主牌的记载与台湾谢长廷族系掌握的史料基本吻合，为谢长廷等宗亲返乡寻根问祖提供了依据。因此，本次发现意义十分重大。
六、东山谢长廷先祖“故居”尚待考证
东山县的考证研究人员把东山铜陵镇顶街发现的存放谢光玉父子神主牌的洪花阿婆住屋确认为谢长廷先祖“故居”。
“故居”者，从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
东山发现的洪花阿婆住屋，虽是安放谢光玉父子“神主牌”的地方，但尚未找到谢光玉、谢建雍父子生前曾经住过的证据，所以不能认定其为“故居”。
在家族观念很强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每个村落，每个姓氏都会修建祠堂、公厅一类的建筑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供族人安放神主牌，以供族人祭祀。
根据这一传统习俗，尤其是以谢光玉父子的身份和地位，神主牌安放于祖祠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谢氏父子的神主牌却安放于铜陵镇演武场洪花阿婆家中，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考证。
笔者认为，洪花阿婆老屋很可能是谢光玉子孙修建的家祠、公厅之类的建筑，不可能是谢光玉祖上遗下的祖厝。因为谢光玉去台前不可能拥有如此大规模和高标准的房屋。何况，正厅大门上的“总戎遗泽”及门外的石旗杆表明，这都是谢建雍任官和功绩的记录。谢建雍担任过参将、水师协副将（副总兵）等官职，而古代称总兵为“大总戎”，称参将为“参戎”，匾上“总戎遗泽”正反映了这个事实。可见，洪花阿婆的老屋，系谢光玉、谢建雍子孙和族人所建，其目的是安放谢光玉父子的神主牌，以供祭祀和纪念。至于选址选在演武场，可能与其子孙缅怀谢光玉父子戎马一生、眷恋军营有关，也可能谢建雍父子去台前与“演武场”就有某种关系。
由此可以推定，演武场洪花阿婆老屋只是供奉谢光玉、谢建雍神主牌的家祠或公
厅，而决非谢光玉生前居所。因此，把洪花阿婆老屋认定为谢光玉“故居”是缺乏依据的。至于谢光玉去台前的“故居”在何处？是住在铜钵村中，还是住于“演武场”附近，有待进一步去考证。还值得指出的是，所谓东山“风俗”（房屋安放谁的神主牌，谁就是房屋的主人）根本不足采信。
东山谢光玉、谢建雍父子两座坟墓和神主牌的发现，为展现闽台“五缘”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为进一步研究诏安、东山谢氏宗亲与台湾谢氏宗亲的渊源关系、亲情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会。更可喜的是，这次考证活动时间短，人员少，速度快，收效高，影响大，是谢氏宗亲和历史研究工作者、有关部门领导合作的结果，与媒体大力支持也是分不开的。藉此机会，谨向所有关心、支持这一工作的族亲、领导和朋友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我们还高兴地获悉，谢长廷先生十分关注家乡宗亲的寻觅、考证工作，对我们的考证成果迅速作了回应和肯定。先生眷恋故土，感念宗亲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动。
正是：谢氏宗亲骨肉亲，同根同源情更深。但愿陆台桥跨海，宝树堂连两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