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26年5月，我来到诏安县党部工作。那时，诏安县城人口不过万余人，小学却有38所之多，每一祠堂几乎都办一所小学。我发现这些小学学生人数都很少，教学质量也很差，最少的一个学校，全校学生只有九个人。教员的工资也少得可怜，除县立小学一所，教员工资每人每月平均约有10元外，其余私立小学，每人每月平均只有6元左右；许多教员还是一人兼教两三个学校，每校送给二三元，一共才有五六元。
  由于工资太低，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费用，因此有些人用出卖毕业文凭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当时诏安县各姓宗族都有“奖学金”的设置，凡是小学毕业得到文凭的，每年可分得一定数量的“奖学金”，因此有钱的富豪子弟不惜重金，去弄到一张小学毕业文凭，也为将来的升官发财打下基础。所以出卖文凭这一笔变相的收入，往往要比教员的正式工资多得多。普通一张小学文凭可出卖几十元，最高的价格竟有达到150元的。只要花上一笔钱，挂个名字，时间一到就可以领到一张毕业文凭；有的连名都不要挂，钱一过手就可以拿到文凭，不过这样的价目要比挂名入学的贵得多了。
  我了解到诏安县小学教育这些混乱情况后，草拟了一个计划，组织起诏安县教育改造委员会。党政军都有代表参加委员会，党的代表是叶松崧生、林学渊，政的代表是徐奕福（诏安县长），军队代表是许显时，还有余佩皋等都是委员，我任常务委员。后来又吸收一些大学毕业生参加，一个是北京中国公学毕业的黄仰文，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沈裕康，还有几个外地的毕业生和诏安本县的毕业生。教育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后，县教育局暂时取消，我们即按照计划分步进行教育改造工作。
  首先，进行全县中小学的调查登记。由委员会印发学校情况调查表，分别派员详细调查各校的校名、学制、经费设备、班级、学生人数及教职员履历等。
  第二步，进行全县中小学教师甄别考试。凡是正式师范和中学毕业两年以上的教员，只要通过甄别审查，不必参加考试；不是正式学校毕业的教员，一律要通过考试。考试结果分为及格和不及格两种，及格的又分为几等：甲等每月工资18元，乙等
  15元，丙等12元，丁等10元。刚开始进行甄别考试的时候，许多教员不来参加，后来我们采用各种办法动员他们参加，第一批检查合格的有三四十人，考试录取的也有三四十人；第二批又考取了100多名。
  第三步，统一管理全县的教育经费。当时诏安县小学的教育经费，全年只有3000多元，粥少僧多，不敷分配，各校难以维持。当地政府用捐税附加征收的办法来扩大学校的经费来源，为了统一管理全县的教育经费，我们决定扣发全部经费，利用暑期学校放假的机会，用这一笔经费筹办一个文化合作社，购置石印机，办理印刷业务，以赢利所得作为学校教育经费。这个措施开始执行时，遭到各校的反对，他们推派代表到张贞处请愿，我得讯后，即先写信给张贞说明原委，并将各校情况调查表全部寄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对他提出：“如果赞同这一改革工作，可将请愿的人斥责一顿；如果不赞同改革，可来函通知，当即作罢。”张贞给我们复信，对诏安学校教育的改造工作表示赞同与支持。因此，当这批教员代表去找张贞时，就被他碰了一个大钉子，他们回来后，心中更加不满，遂集众游行示威，有的人还在县党部门前泼上大粪，表示抗议。他们对我意见最大，还做了一首“三句半”骂我，诗云：“望山是姓秦，专骗诏安人，揽权兼得势，果真！”
  教育改造委员会统一管理本县的教育经费后，在暑假期间，把各校的桌椅、黑板等校具全部集中在县党部内，以便统筹分配。当时有一个姓沈的小学校长，抗拒不肯集中，因为他那所学校的校具较好。他还联络了几个人在街头贴我们的大字报，对我们进行肆意攻击。经我们核对笔迹，发现是姓沈校长和另外两人所为，遂将他们扣留，分别处以三至六个月的徒刑。
  新学年开始时，我们在诏安县城重新筹办了7所小学，包括尚齐小学（该校校董会有两万元的教育基金）、集美小学（系陈嘉庚捐款创办）、女子小学以及城东、城西、城南、城北等7所。县城以外的小学，每“都”保留一个，共计10所。这时，教育改造委员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县教育局重新设立，派黄仰文为局长，原教育改造委员会未完成的工作移交教育局继续办理。新办7所小学的教员由县教育局就甄别考试合格的教员中分派担任。规定学生人数在30人以上才能开班，人数不足的归并，那一学期全县小学生人数增加约一倍。诏安县小学教育的改造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除了小学以外，我们对诏安县的中学和私塾也进行一番改造工作。当时，诏安县的中等学校计有师范讲习所、工艺传习所和诏安中学3所。我们同样要三校办理接交手续，可是他们不肯照办。那时，诏安中学的沈校长，是前清科举举人出身，又是徐县长的老师，他依靠这个特殊的身份，倚老卖老，态度最为顽固。有一天，我带了两支
  勃克枪去找他，要他办理移交，交则已，不交则抓。他找到了徐县长，要他出来撑腰，后经徐县长转圜，沈校长先向县政府办移交，再由县政府移给教育改造委员会。诏安中学的移交问题解决后，其他两校随亦办了移交。3所中学合并成立一个诏安中学，派沈裕康为校长。
  私塾方面，规定离小学一里周围，不得设立私塾或改良私塾（私人设立的，半私塾半小学的性质）。这个命令公布之后，许多“冬烘先生”都来县党部请愿。有个别私塾先生带来绳索，要在县党部的“考棚”内（科举时考秀才的场所）上吊自杀，作为威胁。这一批人约有四五十个，除部分考取担任小学教员生活有了依靠外，余下的把他们安置任宣传或裱背工作，每月给以四五元，以维持生活。
  诏安县的教育改造工作，进行了三四个月即告结束。虽然由于采取了大刀阔斧甚而较为生硬的改造手段，以致引起诏安教育界暂时的混乱，但经过这一番改革，开始改变了诏安县教育的落后面貌，教育事业呈现出新兴的气象。（于是本县教育改造工作完成10年时，还举行一次庆祝会以为纪念）。余佩皋在省政务委员会的教育改造委员会工作时，也曾打算仿照诏安的办法，把全省的学校进行一番整顿，后因“清党”事件发生而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