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金门沧浯有个“丹诏村”
  许慕辉
  金门有个鲜为人知的“丹诏村”。“丹诏村”在金门沧浯，是唐总章二年（669）随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陈元光父子一道奉敕平闽的副帅、宣威将军许陶、许天正的后裔，在宋末战乱时逃难来此聚居的村落，至今已有七百二十多年历史。诏安许姓所有老的谱牒的世系，对于宋末有裔孙播迁金门事皆悬阙，直至1995年夏新编《南诏许氏家谱》时，对此史实，也只能从外来的族谱中引述了一个概略：“宋末，因战乱曾有逃难到金门的裔孙，定居后其聚居村落曰‘丹诏村’”。其他详情因资料匮乏而未述。
  “丹诏”是诏安古时的一个别称。究竟始于何时，从未见诸史籍。五十年代初，曾听我县文化耆宿林仲姚先生说过，好象一是指诏安气候四季如春，全年平均气温为21℃以上，日照时间较长，“丹诏”就是“日照如丹”的意思；还有的认为，自宋绍定元年（1228）由漳浦县西尉周申创办“丹诏书院”以后，“丹诏”作为一个官办的学校名称，一直延续了七百二十多年（中间，清光绪三十三年，“丹诏书院”曾改称“官立丹诏高等小学堂”，民国成立后又改称“丹诏小学”），培育过大量人才，对海内外的影响很大。所以，不论什么人，只要一提起“丹诏”就知道是诏安，久而久之，“丹诏”也自然成为诏安的一个别称。仲姚老师当年说这番话时，他自己对第一种说法，也是抱怀疑态度的，说“那不过是民间一种传说而已”，而对第二种说法则比较肯定，说“可以说得过去”。此外，“丹诏”一名还曾多次出现在我县明、清时期的一些诗文中，如清拔贡沈祖庚、举人沈堃连就都写过《丹诏十二景》组诗；还有，不少书画家，自古至今也习惯落款为“八闽丹诏人”，有的闲章还镌上“家在闽粤边陲丹诏”。所以，金门沧浯的“丹诏村”，其根就在诏安不会错。据我从旅台宗亲、已故的许震波先生手中获得的、有关金门“丹诏村”的历史资料，也足以佐证这一脉络。有一份《浯江珠浦宗谱序》称：“余世家沧浯之珠浦也。余始祖五十郎，自丹诏赘其家，后以陈艰为嗣，因隶其籍。”在另一份资料《钟斗山传》中，说得更具体。内称：“今浯之许姓，据金门县志所载，系宋末自丹诏迁来，故名初居之地曰“丹诏村”（后世谐其音亦称“山灶村”），后分数系。后浦许姓始祖五十郎，名忠辅公。”
  以后，我又从归来故地寻根会友的旅台宗亲友人中读到另一份《金门许姓卜居杂说》的史料，它关于沧浯之“丹诏村”说得更加详尽。它说，沧浯“丹诏村”，是宋末许姓自诏安迁来，开基至明末已拥有“四千籍”，而今早繁衍几万人丁。还说，沧浯许姓派系六大房分居后浦、后湖、官里、山前、庵前、旧金城、榜林、小径、新市、料罗、金沙、浯坑、官屿、列屿、东林、湖井等10多个村庄，有的后裔还播迁到台、澎和马祖，以至东南亚各地。在这份《金门许姓卜居杂说》中，还爰引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他们的先人生怕日后裔孙忘祖，除命其开基地为‘丹诏村’外，还在其传世的家谱中郑重写上一笔：‘谱成告于父兄。父兄曰，谱为先人也，先世出自丹诏。今丹诏之宗虽不可详，亦必厚以处之，毋塗人也！则能敦斯谱之所以，而斯谱以知宗。’”
  上述这些资料，都是前人所撰，弥足珍贵，亦堪作信史读。特别是记述其先人敦敦告诫后世不要忘祖一段，更使人对其思其亲怀其祖的至诚心地深为感动。这也是炎黄子孙因有其血缘亲缘的关系，所以，不论人走到天涯海角，它的灵魂深处总是同祖籍地的亲人“一脉相通”的。这就是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息息相关的道理。
  前些时候，我还读到一本由香港友人捎来的台湾乡土杂志，内有一篇作者称是经过考证的有关沧浯人文历史的资料，很具研究价值。它称，金门沧浯的山灶村，过去称丹诏村，是许姓的先人在宋末兵荒马乱时从丹诏逃亡而来这里聚居的村落。丹诏，听说在漳南，今称诏安。先人取名丹诏村，是教后世子孙不要忘本，永远记住他们的祖先地，知道他们的根在哪里……”
  本来到这里，金门沧浯的“丹诏村”许姓居民与诏安的许姓居民的血缘亲缘关系已经明朗化，无庸置疑了。但是，作为一个姓氏的宗史也好，或是一个地方史也好，还是有其不足的地方。比如，金门的史料所称，沧浯许姓是“宋末”时“兵荒马乱”从丹诏逃亡而来的。这里所指的“宋末”具体是何年代？“兵荒马乱”指的又是什么“战乱”，才迫使许姓居民“逃亡”？从寻踪问史的角度说，这些问题完全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的。基于这个观点，我又先后查阅了《八闽许姓发祥史》和《南诏许氏家谱》（“南诏”亦是诏安古时另一别称），终于将其来龙去脉进一步搞清楚。在《八闽许姓发祥史》一书中有《许夫人其人其事》一文，说的正是宋末元初时，晋江许夫人广泛联合、统一领导的包括以黄华为首的闽西汉民义军，以蓝太君为首的畲民义军和以陈吊为首的漳南汉民义军在内的闽西南和粤东一带的畲汉起义军，建立了从闽西到漳南计二十四峒的义军据点，使抗元的烽火在方圆几百里的土地上熊熊燃烧起来。许夫人带领的这支庞大的起义部队，曾积极配合南宋丞相陆秀夫和重臣张世杰领导的宋军，先后参与围攻泉州叛逆蒲寿庚的战斗、广东百丈埔大会战以及厓山勤王扈跸的斗争，大大挫灭了元军的威风，使南宋幼主赵昺在厓山立下脚根。这一时期的抗元复宋斗争，在正史《世祖本纪》亦有记载。它称，由畲妇（即许夫人。史记有误）率领的畲汉义军“势力遍及漳、汀、潮一带，号十万众，连营数百里。”由此可见，当年参与许夫人领导的抗元义军的规模是何等壮阔和雄烈。
  这里所提到的许夫人，在诏安老一辈人们中，特别是在许姓的老一辈人们中是比较熟悉的，它与宋末诏安人民反抗异族入侵的斗争关联很大。据史记载，这位“许夫人”本姓陈，福建莆阳人（即今莆田一带），是南宋福建路兴化军知军陈文龙的爱女，适南宋晋江进士授文信郎许汉青，曾受宋帝昺册封为世代孺人，加赐银笄。因丈夫一家，自先祖及其先祖叔伯起至许汉青一代，有“十科十进士”之殊荣，是福建少有的望族。所以，许家所有的命妇，世皆以“夫人”相称，她们的本名时间一久却无人知悉。许夫人生长于这样一个极其荣耀的家庭，亲自经历了南宋末年国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痛苦生涯，又目睹了父亲、丈夫以及二家的叔伯兄弟，都先后为国捐躯（今杭州西湖尚存陈文龙坟茔，游西湖者到此凭吊的不少）。连家祖母、母亲也都先后尽节。在如此惨痛的国仇家恨的触动下，她拍案而起，毅然走出闺门，决心“罄尽家赀”招募畲汉义兵，与元军决一死战。她上走闽西，下达漳南，四处联络，多方倡举，终于与上述闽西南几支抗元畲汉起义部队联合起来，组成一支规模庞大、声威并重的起义大军，使元朝初定的政权受到震慑。
  顺着《八闽许姓发祥史》揭开的脉络，我又查阅了《南诏许氏家谱》中的《略述南宋许夫人的抗元斗争与诏安许姓的关联》一文，终于找到了南宋末年在诏安发生的“战乱”以及迫使许姓裔孙“四处逃难”的轨迹。这篇文章在写许夫人如何联合漳南另一支巨大的抗元义军陈吊部，参加陆秀夫厓山勤王，因寡不敌众，为元兵所破，最后陆负南宋少帝赵昺跳崖尽节后称：“许夫人和陈吊的抗元决心并没有动摇，又折师回闽与元兵周旋，最后据守于诏安的乌山、点灯山一带竖旗……”“诏安的许姓原与许夫人有血缘亲情的关系，在她的感召下，群起参加抗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前呼后拥地投入复宋的斗争，而且旷日持久，不为凶残无道的元兵所吓倒……”还特别提到，到元至元十九年（1282），陈吊因听信谗言，在乌山千壁岩误中奸计，引起内讧，惨遭内外夹攻，几乎全军覆灭，自身亦壮烈牺牲。许夫人虽幸免罹难，仍坚守山洞数日，但眼看义军已溃散，只得挥泪告别乌山，潜回她的家乡晋江东石许厝巷匿居，不久终因忧伤过度而终。今晋江东石尚保存许夫人的一座“夫人宫”，其英烈事迹有记，可供后人凭吊。
  这篇文章的最后，还写到了元兵在占领漳南地区，地方政权日趋稳定以后，如何进行血腥大镇压，特别是对曾经参与抗元复宋斗争的人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诏安许姓因参与过许夫人的抗元义军，当然是元兵血洗的重点。元兵的报复性镇压，用的是‘宁可错杀千人，也不漏掉一个’的斩草除根作法，使诏安许姓几于灭族，仅漏七岁遗孤许耐京一人……”（许耐京就是后来为广东文万户收养至抚养成人，并以女妻之，才回来诏安重新开基的、诏安许姓后世尊称为“重开南诏一世祖”的七痣祖）。另据许姓分支的宗谱记载和历代宗亲传承下来的口述资料，关于这段维系一个宗族的惨痛历史，还有更详尽的表述。说的是，元兵剿灭许姓的时间，锁定在元宵夜统一行动，逐家逐户清除，不论男女老幼、孤弱病残，无一幸免。在此情况下，漏遗者只有少数外出经商、作客未归者；但他们自此不敢回乡，四处潜逃，有的亡命他乡，有的渡海过洋。所以，这一时期，应该就是金门沧浯许姓始祖“五十郎”在此开基的时候；其有关资料指的“战乱”，就是宋末元初（按较实际的推算，应当是元至元二十年或二十一年，即1283-1284年），元兵占据诏安后进行报复性灭族屠杀的“骚乱”。当然，当时因此“战乱”逃亡海内外的肯定不止一个“五十郎”，只是有的至今还不晓其详。最近，随着国内的政通人和，长治久安，诏安许姓后裔播迁到外地的，已经有不少千里迢迢前来祖籍地寻根谒祖和校对家谱。相信隔绝几十年的彼岸宗亲，回祖家团聚的时候应是指日可待！游子的根在祖国，游子身上流的是炎黄的血，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游子回归的意愿。
  诏安画派对台湾画坛的传播及影响
  沈耀明
  诏安书画艺术源远流长，素有“书画之乡”之美称。唐宋时期即有著名书画家钟绍京，学者、书画家陈俊卿、朱熹、陈淳等在诏安活动、播下书画种子。明代，诏安画家见诸史载的就有沈起津、徐登弟、方映辰等。降至清代，诏安画坛名家辈出，书画之风鼎盛，诏安画派脱颖而出。
  诏安画派风格突出，他们的作品多崇尚中国文人画写意一路的韵味，注重笔墨淡雅性和情趣性，着色偏重赭石、花青，以孤冷淡雅而自成一格。
  追溯诏安画派的形成因素，是因为清代的诏安画坛具有得天独厚的书画兴盛之风和一支众多的画家群体。更重要的是离不开当时诏安湾海运业的发展以及独特的地理位置。据《辞海》称：“诏安湾为闽粤二省海疆门户。”来往南北以及台湾的船只经广东时，必须进入诏安湾。诏安画派的一代宗师沈锦洲当年曾趁商船北上扬州、京津等地区，大胆吸收了北派宋院体兼工带写的画风，画出了自家的风貌，并影响了周围画家，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诏安画派。
  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是，清代诏安海运业的繁荣促进了当地本土文化的发展，形成了诏安画派。而诏安画派形成后，不少诏安画家有机会崭露头角，以海上交通的便利，东渡台湾，对台湾的画坛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宏观系统地看，闽台两地书画，堪称一家文化同脉。人文地理学者尝谓这种现象是：“海洋有统一文化之使命……海运世纪到临，文化资讯遂乘海浪以俱来。”（《岭南绘画与杨善深》）。台湾著名艺评家林柏亭先生说：“台湾的绘画传自福建地区的画风，决定台湾绘画的发展倾向。”（《台湾美术年鉴·中原绘画与台湾的关系》）。
  自清代以来，诏安画派东渡台湾、传播书画艺术较负名气的画家有谢琯樵、马兆麟、林嘉、沈耀初等，他们的书画对台湾画坛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谢琯樵，名颖苏（1811-1864年），少年时拜沈锦洲为师，弱冠已驰名远近，擅诗、书、画，时有三绝之誉，尤长于墨竹。谢氏是诏安画派代表，《诏安县志》称其：“诏安画派之盛实颖苏有以发挥光大之。”他的花鸟画作品生前即已入内府，为故宫文华殿收藏。他在道光二十年（1840）被闽浙总督颜伯焘征聘入幕府，从此在宦海浮沉20年。琯樵成名后于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多次受聘东渡台湾，先后在台南海东书院、艋舺青山宫和台北板桥大观义学讲学作画，对台湾画坛起着启蒙和开拓作用。他的作品作为清代台湾绘画的代表珍藏于台湾历史博物馆，墨竹图刻于台湾“忠烈祠”的主壁。日本占据台湾后，四处掠夺琯樵的书画作品，其山水画被珍藏于东京博物院。日本汉学家尾崎秀真称誉谢琯樵“为清朝中叶以后南清第一巨腕”。
  谢琯樵在台湾传播书画的活动及影响深远。据《台湾省通志》载述：“至于清代游宦游幕或流寓之士，工书画者亦有多人，而以谢颖苏与吕世宜最为杰出。”台湾学者连横在《雅堂文集》写道：“晚近谈艺之士，辄宗吕西村，谢琯樵。……琯樵名颖苏，号懒云山人，诏安人，负奇气。擅画兰竹、山水尤佳。题诗作画，皆超脱不群。壮年游台湾，历主巨室，居于东海精舍……”近年台湾出版的《古今名画辑览》说谢琯樵于“咸丰元年二月莅台，先后执教于台南庄雅桥海东书院及板桥林氏家塾。……诗文书画俱能稽古不俗，且笔力雄健、蔚然深秀，虽吉光片羽，皆为台闽人士所拱。”林仁川、黄福才《闽台文化交融史》说谢颖苏“咸丰七年（1857）至台南，初寓于砖仔桥吴家，旋移居海东书院，后就板桥林家（文察）之聘北上，与吕世宜同游其间。”又说琯樵善山水、花鸟、人物，尤精画竹：“其所描绘往往多瘦挺之姿，于潇潇中别有刚劲之气。颖苏客居台湾虽然时间不长，但为清朝台湾画人之冠，对当时台湾画坛影响最大。”
  谢琯樵之所以被台湾画坛称为“对当时台湾画坛影响最大”的画家，是基于当时台湾的历史事实与文化背景现状。在明末1684年之前台湾只有高山族居住及曾荷兰人占领，1684年间，大陆大量汉人移民移居台湾，当时汉族人口大约是12万人，是一个以农耕、渔猎为主的开垦社会，文艺界仍没有发根的环境，1684年之后，清廷占领台湾，并设台湾府于台南，隶属福建省，至1875年的一百多年间，清廷未积极开发台湾，导致文化落后。1875年，清廷增设台北府，显示台湾的发展已由南扩至北部。1885年台湾成为正式一省，不再隶属福建省，并设有三府、十一县、三厅，台湾全岛已普遍开发，经济逐渐繁荣。富商及地主开始在文化上努力，聘请福建名师来台，兴建义学书院，对当时文艺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在上述的台湾文化背景下，谢琯樵多次被聘东渡台湾，对台湾的书画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作品被列入“台湾早期书画展”，在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他的画名很大，被誉为台湾画坛的开山祖师之一。
  马兆麟（1837-1918年）字竹坪，号子般，东山县人（时属诏安，见载《诏安县志》），光绪（1875-1908年间）举人。以书画饮誉艺坛，时人称诗、书、画三绝，壮年时，曾挟艺旅台。《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其：“善花鸟，一时画名藉甚。间作山水，孤冷幽淡，诏安派中之健者。”
  马兆麟自幼聪明颖慧，他好从人师，中年时，画名已驰誉海内外，邱菽园在《菽园赘谈》中称其：“兴酣挥毫，顷刻数纸，求书画者，户限为穿，且有从六千里外走书帛，以相属者。”马氏中年后，花鸟画一变旧时“孤冷”的诏派画风，及时吸收了海派任伯年的艺术精华，用笔爽健、赋彩热烈，其观赏性适应了大众层次审美的要求。马兆麟以一代名家面目出现，开创了诏派的一代新风。他的画风雅俗共赏，在台湾及东南亚地区很受欢迎，故流传在台湾的书画作品颇多，如他的花鸟水墨设色四条屏列入“台湾早期书画展”在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1995年）、个人简历入载1990年《台湾美术年鉴·明清至近代过世美术家名录》。马氏一生画作颇丰，不仅广布闽台，而且流传日、韩和东南亚各国，并被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885年，他的水墨画《春、夏、秋、冬》四景图获巴拿马世界博览会荣誉奖状。画名入载《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是清末八闽和对台湾影响较大的画家之一。
  林嘉（1874-1939年）字瑞亭，号东山渔子。出生于福建东山县（时属诏安）。他是清末民初一位负有盛名的诏派画家，少时是个银匠，性恬静，爱好书画。后拜马兆麟为师，善山水、花鸟，尤精人物。他的人物画法有海派任伯年“明快温馨”的格调，作品着色偏重赭石、花青，别开生面，新人耳目。
  林嘉1904年在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一隅，开设“东山瑞亭画室”，名扬海内外，蜚声台湾。当时台湾很多大众慕名前求买画，以尺论价。林氏成名后，挟艺东渡台湾卖画，好事者持缣素踵门求真迹，特别是他的人物工笔画，用笔简练、线条流畅、形态兼备、栩栩如生，赢得台湾大众的赞赏。
  林嘉的传世佳作颇多，《达摩图》藏于福建泉州开元寺，《牧牛图卷》发表于《福建画报》，《晓春访梅图》选刊于1990年《台湾美术年鉴》，其画名并入载台湾《明清至近代过世美术家名录》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
  沈耀初（1907-1990年）福建诏安县仕渡村人。小名仲裕，后改为耀初，童年师从沈镜湖学画，从而打下扎实的国画基础。青年时就读广东汕头时中专科学校，1928年毕业后回家乡执教，1938年与沈汉桢等创办燕石画社。1948年东渡台湾，居台中雾峰，1979年迁居新竹，不久又迁往台北新店。先后辗转于西螺、水里、台南、斗南、苗栗、二仑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和国画创作，后在台中雾峰农校退休。1990年回故乡诏安定居，同年10月病逝。
  沈耀初是我国当代一位国画大师，他东渡台湾后，在台湾客居40余年，在台期间，他隐居于南投县中兴新村农庄，专心作画，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1973年，沈耀初的画作得到台湾艺评家姚梦谷的赏识并推荐他到台湾历史博物馆国家画廊办画展，沈耀初画作的展出使台湾画坛大为震憾，从此，沈耀初成名于台湾并享有极高的声誉。
  沈耀初的国画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的艺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一是在大陆40余年，其艺术是属于继承诏安艺术传统风格，他的画是集诏安画学之大成者；二是在台湾时期，他揉合了齐白石、吴昌硕、任伯年等人的艺术精华，画出了国画大写意的自家面目，其画风独树一帜。
  沈耀初的国画艺术在台湾画坛有着深刻的影响。1974年沈耀初荣获台湾画学会最高荣誉奖——金爵奖。1983年，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拍摄“十大美术家”专题系列片，沈耀初与张大千等一同入选，并拍摄沈耀初专辑。1985年，被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选为“当代十大画家”之一，同时与张大千、黄君壁、林玉山并列为“十大”当中的“四大国画家”。1987年，台湾十大画家的作品被选送日本东京木下美术馆展出。沈耀初的画名及作品并入载台湾的《中国巨匠美术周刊》，介绍从晋代至现代的“中国百位巨匠”系列。同时，在台湾的许多著名专家、教授对沈耀初做了专题研究并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由此可见，沈耀初的国画艺术在台湾有着极高的地位和影响。
  沈耀初在台湾教学数十年，培养了一批画学弟子，他们是：陈拙园、王文石、吴明德、吴友国、黄义文等。沈耀初逝世后，弟子陈拙园等为纪念沈耀初先生，组织成立了“台湾仕渡人国画研究会”，以示弘扬沈耀初国画艺术。
  此外，还有一批当代诏安籍旅台画家，他们在台湾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和书画创作，现按出生年代为序，介绍如下：
  陈学将（1914-2001年），旅台画家，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擅水墨写意，尤精画鱼，用笔纵逸豪放，赋彩热烈，兼擅草书。多次举办个展和国内外书画展，出版有《陈学将画集》。
  沈兆鹏（1924-2002年），旅台画家，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师从沈耀初，擅写意花鸟，用笔迂回屈曲，意境清新，兼擅书法。
  沈庆泉（1925年-），旅台画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擅花鸟、山水，兼工书法。作品多次参加省及全国展，出版有《沈庆泉书画集》。
  许凯夫（1929年-），旅台著名画家，攻花鸟，擅山水，尤精瀑布、梅花。书法溶碑帖为一体，古朴苍劲，耐人寻味。常以泼墨写山光岚影，构图新颖，气势雄浑，有画水高手之称。作品多次在台湾北、中、南部之文化中心、省立博物馆举行个展，并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美展。第三十二届亚洲太平洋影展在台北举行时，台湾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及中影文化城特邀请许氏当从挥毫作画，博得极高赞誉。曾应邀赴新加坡个展和讲学。其山水画在台湾画坛卓有影响。
  许海钦（1930年-），旅台著名画家，现移居加拿大。擅人物、花卉，尤精画鱼，画风清逸，别具一格，作品多次在日本、南朝鲜、新加坡等国展出，并赴欧美作环球巡回个展。曾讲学于台湾淡江大学及南朝鲜庆南大学，论文及《许海钦画集》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从上述内容和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诏安画派历代旅台画家100多年来在台湾画坛的活动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远溯清代对台湾早期书画传播乃至当代对台湾书画艺术的影响，诏安画派的旅台画家们都做出了令人瞩目和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福建全省乃至全国，诏安能以一个县份出现这么多的名画家东渡台湾，传播中国的书画艺术，而且影响波及整个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此现象确实罕见。今天我们研究和探讨诏安画派对台湾的传播及影响意义是深远的，相信这将会进一步促进闽台两地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同根同宗同仰”一家亲
  ——诏安县五通宫与台湾五通宫的渊源
  黄毅飞
  在诏安县霞葛镇，有一座名闻海内外的文物保护单位——五通宫。它，坐落五通村鸡笼山下东溪河畔，倚山傍水，风景秀丽，始建于明永乐癸未年，供奉着“南游记”传说中降妖伏魔为民除害的“华光天王”，俗称“五显大帝”。600多年来，不但远近庶民踊跃膜拜，而且有不少地方官员光临瞻仰。明大学士、民族英雄黄道周还亲笔为五显大帝题写“正位居体”的大横匾。因此，这里长年香火旺盛，传扬四方，呈现一派“古阙巍峨春常在，文物胜地游客多”的景象，不愧为难得的一处旅游观光之古迹。
  在众多的香客游人中，来自海峡彼岸的台湾同胞，还与五通宫有着“同根、同宗、同仰”的特殊关系，洋溢着浓浓的乡情、手足情，涌现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情景。
  特别叫人难忘的是1986年4月4日清明节那天，祖籍五通村的台湾著名无党派人士、原台东县县长、“立法委员”黄顺兴先生，几经周折辗转回到五通宫寻根谒祖。他在诏安县县长沈耀喜的陪同下，虔诚步入五通宫，向五显大帝进香朝拜。他亲热地对前来迎接的乡亲说：“我的祖先是从大陆迁往台湾的。那边也有五通宫，同样奉祀五显大帝。50年前，我在中学读书时就产生寻根的念头。今天，终于回到了祖地，真高兴呀！”
  这时，五通村村民黄草齐拿出1本“黄氏族谱”让顺兴先生看。当他翻到注有“十二世祖第四子保存公往台”的字样时，竟然哈哈笑了起来，说：“就是呀！就是呀！这族谱同60年前我叔父回五通抄去的一样样。”他又情不自禁地背诵起一首黄峭公“祖训诗”：“骏马登程往异方，各从胜地立纲常。身居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根深叶茂同休庆，三七男儿总炽昌。”顿时，乡亲们欢欣雀跃齐鼓掌，纷纷说：“好，好呀！我们真正是同根、同宗，同一家人哪！”
  黄顺兴先生接着向众乡亲介绍，300多年前，他的第十三世祖保存公往台湾拓荒时，随身奉请五通宫五显大帝的金像和香火到彰化埤脚庄，在家中设坛奉祀膜拜。后因五显大帝神威显赫，各方信徒热烈筹资建庙供奉五显大帝，并同样号名“五通宫”。不料，香火越来越旺盛，十方善信与日俱增，纷纷到这里引香火再建“五通宫”。至今，台湾各地已有50多座“五通官”了！有的地方为怀念故土，还用“五通”命名街、路，诸如诏安巷、五通南路、五通北路等等。
  黄顺兴先生在北京定居后，与五通宫的联系更加密切，再次回来朝拜五显大帝，又拿出自己的稿费，为五通宫辖内的五通、溪东两村学子设立“奖学金”，直至两村脱贫，在群众中产生极好的影响。
  从此以后，以朝拜五通宫五显大帝为契机，大大促进两岸炎黄子孙的交往和团结。
  1988年8月，彰化县埤脚庄五通宫管理委员会主任黄振琅首创组织“祖庙朝圣团”之纪录：率领10多位信士，恭请本宫供奉的五显大帝金身，搭乘飞机回到祖籍地诏安县五通宫，隆重举行“寻根朝圣”的仪式，实现长期以来朝思夜梦的愿望，也博得祖地乡亲的热烈赞扬。
  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台胞回五通祖地朝圣谒祖的活动更加频繁。尤其是1993年，台北市天显宫管理委员会为满足百姓敬奉五显大帝的良愿，事先委托祖地五通宫理事会雕刻五显大帝之金身，又于10月间组团回来五通宫，请道士，做法事。祖地五通、溪东两村的乡亲闻讯，深为台胞的虔诚行动所感动，纷纷备办牲礼、果品，陪同台胞一起举行“五显大帝金身开光典礼”。整个活动，热烈非凡，感动四邻。当台胞恭迎五显大帝金身返台之际，祖地乡亲又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盛况空前，充分呈现“两岸一家亲”的浓浓情谊。
  去年11月，台湾彰化县五行宫常务监事长黄茗丰，也带领32位信徒，奉请本宫的五显大帝神尊回来五通宫，举行盛大的“膜拜引香仪式”。他们既得到祖地乡亲的热情款待，又受到诏安县对台办、宗教局等有关部门和霞葛镇政府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初略统计，近数十年来，先后有彰化县五通宫、台北市天显宫和莲花县五圣宫等近20座寺庙组团前来五通宫“寻根、进香、谒祖”。三五成行的零散香客，不计其数。同根同宗一家亲，手足情浓甜如蜜。两岸炎黄子孙的频频交往，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将起着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水仙王公”与台湾之缘
  许柏柱
  2004年3月22日（农历二月二十日），台湾台北市松山区水福宫进香团，由董事长李金团带队，一行33人前来诏安县南诏镇林厝市，座落在松卷巷的上帝宫，祀奉在宫内的水仙王公进香。
  座落在松卷巷的上帝宫始建于明代，为东关林氏五常堂祖上作为林氏地头庙所建。庙宇坐东向西，二进三开间，大门、拜殿、大殿连在一起，进深8米，面阔4.5米，占地36平方米。庙宇虽小，但仍循着诏安庙宇建筑结构方式，三开间，二重屋脊，门厅翘角飞檐，屋脊上瓦雕精美。大殿屋瓦上的二龙戏珠与瓦片雕花，却体现了庙宇的小巧与庄严。
  大门上面悬挂着“上帝宫”的金字匾额，有一副对联：
  忠气贯君臣黎庶；
  烈风鼓道德文章。
  大殿龛上有横匾曰“上林保障”。中央横梁上亦有横匾曰“天柱飞光”。在前面拜殿上迎门横梁上有署以“诏安上帝宫惠存岁次乙酉年孟春”，下面署以“台湾台北松山水福宫管理委员会全体敬献”、题署“圣威显赫”的横匾。
  玄天上帝即玄武、真武，民间称真武大帝。历来记叙来历书籍颇多，记叙各异。但有一点相同的都肯定为水神，象征北方星辰。据《北游记玄武出身传》说：隋炀帝时，一日，玉帝在三十三天兜率宫，设宴会众仙，将自己三魂之一化身降生为西霞国王，后来长年修行，命多坎坷，乃去见其师妙乐天尊，天尊告之曰：“你之苦难未满，更要投胎人间，才得入极乐之境。”因此又投胎于净乐国善胜皇后。开皇三年三月三日，由后左胁降生。年一十四岁，于“上元节”出宫观灯，见人类难免财、色、酒、气之苦，即舍位入武当山修行，功成飞升，镇守北方，号曰玄武。
  上帝宫大殿主祀“玄天上帝”，因为是水神，属水的，所以左偏殿奉祀“天上圣母”“水德星君”（水仙王公），右偏殿奉祀“许太殿”（许太尉林氏奉为地头、保护神，故林氏族人称为舍人爸爸）。
  早在台湾开放探亲后，台湾台北松山区水福宫就多次来信找寻“水仙王公”庙未果。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原来东门外林家族人早年经营海外贸易，为因海上风浪，故把石块条石压在仓底。有一次到台北做完了生意，就把石块捨在当地。过后当地居民以石块建造房屋时发现有一块署以“水德星君”石碑，认为是尊神，就在当地建立“水德星君”庙，为水德星君塑像祀奉，从此松山区居民发展了，成立了管委会。水福宫香火鼎盛，他们认为这是大陆尊神给他们的福祉，应该到大陆寻根溯源，殊不知数十年人神两地阻隔，盼到台湾开放探望，台湾水福宫多次来信到大陆闽南各地为尊神寻亲不遇，但并不灰心。2002年5月12日（农历）台湾台北市松山区水福宫，以理事长李金团为团长组团，带着乩童、水仙王公神象，一行40余人，浩浩荡荡，来到诏安。东访西寻，几经周折，终于在东关东嶽庙前经一老人指点，在松卷巷的上帝宫找到了水仙王公水德星君。
  诏台两地水德星君座下信众，核对了资料，台湾水德星君与诏安上帝宫水德星君寿诞皆为农历十月十日，而且民间传说相符。皆大欢喜。台北水福宫李金福理事长深情地告诉诏安上帝宫信众说：找了这么多年，今天终于找到了，毕了我们的心愿，也毕了水仙王公思乡心情。本来我们已感到灰心，今年王公扶乩，说今年去诏安一定能找到，但要有一个属鸡人帮助。刚好我们在虎蹄桥头加油站加油，碰到了林丽萍先生，一聊，林先生也颇为热情，他说：“我就是属鸡的”，就陪同我们一起寻觅，终于找到了水仙王公。
  自从找到了水仙王公，台湾台北市松山区水福宫每年都带领信众前来诏安进香，到今年3月4日来的33人，已有五次155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