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洪门是一个已延续350多年，在五大洲华人社会广泛流布的秘密会社组织。它有着与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浴血抗争的光荣历史，辛亥革命后，褪去了政治色彩，成为江湖帮会。清代，统治者以严刑重典禁止民间聚众结盟。为适应秘密斗争的需要，洪门对内以组织禁律和公共道义约束会众，利用各种暗号、黑话进行联络；对外则用奇异图式和隐晦文字遮人耳目，并变换不同的名称、手法开展活动。致使洪门文化遗产让后人难以捉摸，其起源更成了谜中之谜。本文是在借鉴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漳州地区的史料和遗迹，对其缘起的考证和漳州等地反清起义与洪门表里关系的探讨。
  一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3月，李自成挥师攻入京城，明崇祯皇帝自缢于万岁山。关外的清军，乘此非常时期，在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接应下，长驱直入，颠覆了大顺政权。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纵容八旗将士圈地、屠城，强迫汉人投充旗下为奴，并在全国推行血腥的剃发异服令。这一系列暴政，激起了汉民族各阶层的反抗，东南沿海地区反抗尤其强烈。
  为了消灭残存的南明势力，清军大举进兵闽粤。顺治三年八月，占领福州，执杀隆武帝朱聿键，又由闽入粤，顺治四年三月，攻克肇庆，永历帝朱由榔出逃。一时间，漳、潮“乱者蜂起”，山区、海岛成了明皇族、遗臣和抗清义士的重要集结地。诏安的二都，有一支在崇祯年间因不满乡绅肆虐，以万为姓，聚众造反的队伍，在长林山一带安营扎寨。入清以后，出于民族大义，转而抗清。顺治三年秋，为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经以万为姓集团化外军师万五道宗、明遗臣沈起津和曾随黄道周勤王的黄调阳等人会议，拟推举当时退避于闽粤边的明德化王朱慈烨为盟首，并与之取得联系。是年冬，“会众黄梧回平和，与赖升谋，杀知县，在曾庆立的带领下，到平和九峰，迎接明德化王朱慈烨，从粤入闽”。朱化名僧人火华，借演戏为掩护，召集万姓集团等义军的首领商讨结盟大计。接着，经过一番筹备，于翌年二月，各方正式会盟镇龙庵，创立洪门组织，确定了“反清复明”宗旨和武装斗争方略。当时与会的，有明德化王朱慈烨、永宁王朱慈炎、尚书路振飞、太仆寺卿许祚昌、巡抚卢若腾、户部郎中张士良、知府张一栋、司理沈起津；义军首领黄朝阳、万礼、吴六奇、刘相、江景融、黄万沾；长林寺住持释道宗；枫山观道长李广德；还有黄梧、曾庆立、张子可、江南金等。会盟的队伍统称“洪义军”（万姓集团的“洪义军”大木牌，在长林寺）。
  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可通过史志、会簿、遗迹互为印证。据《福建通志·通纪》载：“顺治四年二月，平和县曾庆立和诏安等处义军，拥立德化王朱慈烨”。会簿《问你入看乜物》诗：“头门跪下拜母烨，合掌同心拈桂枝，忠心义气来结拜，好比桃园结义时。”诗中的“母烨”应为慈烨之隐，头门跪拜显见众人共奉朱慈烨为洪门盟主。关于会盟的时间、地点，见《问你住何处》诗：“左边桃李又发芽，梅山聚会入洪家，花亭聚义同饮水，松柏林中是我家。”和《桥边饮水》诗“义兄叫你拜灵神，三八二一不差分，饮过桥头三合水，齐家都是姓洪人。”及会簿中“弟兄结拜红莲胜会”的记载，诗中交代聚会正当早春二月南国桃李发芽的时节，与志书所记时间吻合，地点在镇龙庵前的梅山拱。众人在义兄（洪门成员皆以兄弟相称）朱慈烨的带领下参拜“五显大帝”，并在傍水的花亭以水代酒、歃血盟誓。“花亭”乃镇龙庵之别称，该建筑塔亭一体，庵内拱顶饰有盛开的红莲图样。镇龙庵附近的“松柏林”、“桥头”至今地名未改、风物犹存，“桥头”处确有东溪、庵下溪、彩下溪交汇。会簿还以“三河合水万年流。二十一人共壹舟”诗句，暗示了“洪”字的来由。
  从洪门志士当年为镇龙庵敬献“精忠洪门”“忠贞献礼”等金匾和“双龙护珠”“洪水横流”等彩绘，此后相沿成俗于每年仲冬酬神演戏纪念，又在洪门再聚的康熙十三年、雍正十二年重修是庵，足见它在洪门中地位之神圣。如今置身其间，还可见到这些挂匾、绘画和沈起津题刻在石门上的匾额（“龍”的左边被写成“青”），见到手持三角宝做三字诀（均为洪门标志）的五显大帝和镌有“播丕烈帝（烈帝即崇祯皇帝）”的石碑，体味到那与众不同的氛围。
  在洪门的号召下，出现了各路义旅联合抗清，民众纷起响应的新局面，“遍海满山，在在皆贼”。以万为姓集团根据地由长林山、犁壁石山向点灯山、乌山扩展，并控制了诏安二都（即今诏安县的官陂、秀篆、霞葛、太平四镇和红星乡），武装斗争在漳州地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于顺治五年形成了高潮。据《漳州府志》及一些县志记载：是年二月，黄调阳、江景融围攻拥清的南陂，三月，万礼领兵攻下诏安县城，歼灭清兵1000多名，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四月，沈起津率诏安、平和二县义军，会同许祚昌义军，攻打漳浦县城”。“春末大饥，黄调阳、江景融和黄万等，杀红花岭守将马守惠，又挟杀诏安知县林尉。”“六月，诏安黄调阳会同饶平乾天豹、坤地虎攻打云霄。清军大败，镇守总兵王之纲退守漳浦盘陀岭。此时，盘陀岭以南均为义军占领。”“十一月初九日，许祚昌、万礼和卢若腾、丘建会共同攻打漳浦县城。清军守将张大勋出城迎敌，被义军斩于马下。”顺治六年“七月，佛昙义军攻占漳浦新亭寨，杀清总兵杨佐。”同时，郑成功从南澳发兵，“领大队舟师至铜山”，“攻取盘陀岭，令柯宸枢驻守，自统兵下诏安，屯兵分水关。”十一月，郑成功率师征潮州。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动摇了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为扭转局面，清廷调兵遣将，大举反攻。“顺治六年十一月，清兵攻克延平将军寨，明德化王朱慈烨死之”（据《先王实录》）。诏安、漳浦、平和等处义军连连受挫。顺治七年三月，清总兵王邦俊袭击佛昙，义军全部溃散，六月占领云霄、诏安县城后，又乘万礼军入饶之机，率清兵清剿二都山区，大肆烧杀抢劫，营寨、村庄被毁，无辜者尸横遍野。同时，清副将王之纲与游击张胜合攻盘陀岭，郑军守将柯震枢及战士全部阵亡。不久，平和县城也为清将李率泰所破，曾庆立等十三人就义。
  二
  在这洪门盟主新故，洪门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难关头，长林寺住持道宗以僧人身份为掩护，奔走于各地义军间。在他的部署下，刘相到广西护随永历帝，黄调阳退到犁壁石山根据地据险坚守，江景融回防环沙寨、深丘里，而万礼则率主力突破清军的防线，进入郑成功军队驻守的潮州。顺治七年（1650）五月，万礼“带领黄梧、郭义、蔡禄、张进、黄万等数千名将士，加入郑成功军队。”被编为后营（据《台湾外纪》）。不久，万礼在广东惠州打山地伏击战立功，擢升为前冲镇。郑军得万礼这支生力军，遂于翌年四月收复金门、厦门，此后多次跨海出击，略地攻城，截获大量马匹给养。越一年，郑军形成了对漳州城合围之势，其间又在海澄歼灭敌前来解围的两万余精锐步骑。于顺治十一年十一月，里应外合夺取了漳州城，“漳属各邑，以次归附”。接着，乘势南征北讨，控制了闽南、粤东大部分地区。万礼战功卓著，累升至后都督、建安伯，郭义、蔡禄也分别被授予左右冲镇总兵之职。
  诏安的“以万为姓集团”，系由万礼、道宗、郭义、蔡禄和沈明、陈升、黄靖、廖兴、鲁英、叶士伟、刘阿贤等云、和、诏人氏（据传是十八人，其中还有一人是菜姑），取“万人合心，义高万古”之意异姓结拜而组成的团体。早期在诏安马坑大头顶山的山子园建有营寨（这就是洪门在开香堂盟誓结拜和其他重大活动时，必供置于神坛前的“木杨城”原型，天地会“会簿”和香花僧“秘典”中多次提及）。顺治九年（1652）之后几年间，万礼驻军东山，建“康美兵营”。从其建筑样式及现存建筑物上镌刻的图案、文字看，与山子园的营寨一脉相承，规划设计明显出自万五道宗。这段时间，道宗还主持扩建东山的九仙堂、诏安的长林寺，修建了云霄的小隐寺、厦门的闲乐居，并在这些地方留下了不少诗文题刻，为后人研究天地会和道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长林寺位于诏安县东北边陲，毗邻云霄、平和，于崇祯末年由道宗开山草创。顺治十年腊月进行扩建，历时两年多完工。寺院规模宏敞，为“闽南百十梵宇之魁”。据尚存的《长林寺记》所载，扩建时，藩府郑成功郡王亲临奠基典礼，其重要将领黄廷、黄山、洪旭、张进、甘辉、万礼、苏茂、林胜、余新等二十多人为其捐资助缘，万礼的养父张子可也慨赠了田舍。
  万五和尚原姓张，俗名云龙，法号道宗、达宗、无智，系万礼的小功弟（又有人说是崇祯三皇子朱慈炯）。自幼出家，拜临济正宗、南少林派下东山古来寺开山祖明雪熙贤法裔为师，学佛之外，又修文习武。出师以后，与佛、道、儒、侠中人广有交往。顺治年间，他以自己的特殊影响号召力，在抗清集团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同安名士卢若腾《赠达宗上人》诗云：“君家两俊杰、异道却相谋。以尔津梁法，为人帷幄筹。心惟存选佛，骨不羡封侯。军族喧阗处，长林未改幽。”这首诗，是对万五道宗不求功名富贵之心和文韬武略、政治远见的评价。以万为姓集团之所以往往克敌制胜，不断发展壮大，在众多起义队伍中脱颖而出，显然同道宗这个方外军师有很大关系。郑成功在厦门、东山、金门时间，将道宗延至左右居住，以备咨询，郑军的武将文官，也都格外敬重他，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顺治十二年（1655）春，清贝勒世子罗托率领3万精兵入闽围剿郑成功，六月间，郑军主动退出漳州城及漳浦、诏安、南靖、长泰等县，集中兵力坚守海澄、东山、厦门。次年六月，黄梧、苏明献海澄降清。此后，漳州成为郑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地方。数年间，诏安山区的径口、深丘里和环沙寨等一些地方先后遭到血洗，义军重要首领江景融被捕死于县狱中。诏安的犁壁石山义军因吴钩叛变，根据地为清军攻占，主将黄朝阳及家人、部下1000多人被杀。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北伐功败垂成，南京一役，甘辉、万礼、张英等14员大将阵亡。郑成功率残部退回厦门后，建了一座忠臣庙，“享诸死者”，以甘辉为首、万礼次之。翌年，郑移师台湾前，听信关于万礼非战而死的谗言，命撤去万礼祀像。并怀疑其结义兄弟蔡禄、郭义等私通黄梧怀有异心。随后密谕洪旭，调二镇赴台海作战，如延迟观望，急除之。道宗得知消息，遂策动了“铜山之变”，为保存洪门骨干，指使郭义、蔡禄、叶冲、陈升、黄靖、鲁英等万姓兄弟降清，行以清养洪策略。
  蔡禄、郭义降清之后，清政府分别授予总兵之职，道宗等一些人则返回了诏安。道宗返诏后，时于二都的长林寺奉佛，时而到下官墟供奉万礼及其部下阵亡将士神牌的“万公祖祠”，为亡灵诵经超度，并筑后楼，在那里谈禅说法，派衍门徒，以待时变。
  三
  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集中全力围剿郑军，为了摆脱困境，郑成功挥师东渡，攻占荷兰殖民主义者窃踞的台湾。为断绝郑氏的物资接济，清政府于九月颁行“迁界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界内的民居、庙宇及船只等，尽行焚毁，并挖沟筑垣，设兵巡守，寸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漳州府属有龙溪、海澄、平和、诏安、漳浦（包括云霄）涉及，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收取台湾，民众才得以回归故园。其间加之天灾频仍，官府于军饷正供之外，催科多名，百姓陷入“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的境地，致使漳州人口减少近半。
  进入康熙初年，全国暴风骤雨式的抗清斗争基本结束，但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反对满清统治的各种力量正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重新蔓延滋长。康熙七年（1668），全国北至京师、南至广东、东到沿海、西到山西，普遍发生地震，“以甲申（1644）始，必以甲寅（1674）变”的谶纬之说在广泛流传。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叛清，次年，各地乘势而起。南宁总兵郭义和怀庆总兵蔡禄等万姓兄弟也纷纷倒戈。郭义投吴后，为吴所倚重，官至勇威将军、秦彝伯。蔡禄因事泄，连同子侄百余人被杀害。其一些部众扮成僧人南下投奔道宗。道宗在距长林寺八里，山高地僻的天马山修建了高隐寺，作为他们的藏身之所。民族仇、国家恨和众多异姓兄弟死于非命的悲愤，交织在道宗的心头，坚定了他重整洪门与清廷对抗到底的决心。康熙十三年（甲寅年）七月的盂兰盆节（中元），道宗聚集洪门旧人、万姓部众和自家门徒，在高溪庙（《会簿》云“高溪庙有三座。”《香花僧秘典》中又记“本邑有座高溪庙，庙后有个古林泉”“高溪约五本字”。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炤先生考证，当指诏安山子园万礼营寨遗址后的大头顶庙），亲自主持水陆法会，为万礼、黄朝阳、蔡禄、江景融等结义兄弟设祭超度。二十五日丑时普度结束时，众人歃血立誓，决心继承洪门反清复明事业，替死难的兄弟报仇。为掩人耳目，便于日后开展活动，组织乃取“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和天阳地阴合而为“明”之义，起名“天地会”，而会内大家仍以洪门兄弟相称。作为原先洪门核心人物的道宗，被会众推为盟主（从参加抗清的志士郑郏所撰“万物总归三尺剑，五云时现七星旗”的联句，也可说明道宗其时在洪门中的地位）。此后，天地会由道宗领导，以沈起津、张一栋、陈升、黄靖、叶尚、廖兴、张鲤、廖清河、道士珠光明和僧人实晟、喝参莹等为骨干，又开始了有组织的反清斗争。山子园的营寨经过整修，成了义军的根据地，如会簿里所说：“新造木杨城，惊动众洪英，干戈重重起，反清又复明”。
  乘三藩变作之际，郑经由台湾渡海占领厦门、漳州，对清朝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东南沿海地区兵连七年不解。鉴于郑经已为万礼恢复名誉，道宗与之捐弃前嫌，洪义军一部由叶尚、陈升率领，汇入郑经军队。一部由黄靖、廖兴率领，留守根据地，在云、和、诏开展斗争。康熙十四年五月，郑经军在汕头鲎母山遭清军伏击，伤亡惨重。战后，道宗以僧人身份前往收殓。《台湾外纪》载：“是役也，道宗和尚于战场收尸骸，计三千有余，尚有不能遍及者。”
  康熙十五年，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又复降清，吴三桂不久病故，形势逆转。但洪门的武装斗争仍在坚持，“康熙十六年，漳浦巫者朱寅（珠光明），挟左道，诡称朱三太子，附者日众，蔓延于漳泉属县，凡深山、穷谷、严寨无所不到，派粮以食，头裹白巾，时谓之曰白头贼。”与同为洪门一系，时据水晶坪的黄靖部和诏安湾的徐容部互相呼应。到第二年，朱寅拥众万余，袭击安溪、攻陷平和，并进逼潮州。清廷急派康亲王调集人马，合力围剿，起义归于失败。审时度势之下，为了保存实力，道宗授意黄靖、廖兴接受福建总督姚启圣的招抚，“率伪官三百余员、兵一万三千余降。”并着手安排天地会五祖带一部分会众，“隐开各省，流传旗色牌号，以便异日相认”。为便于组织的联络承传，他在沈起津（即会簿中的“水东先”）的帮助下，对天地会的组织纪律和公共道德作了规范。又对该组织的宗旨、组织结构、活动方式、联络办法等作了规定。较之初起的洪门，天地会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密会社组织。在这种改变的同时，也标志着汉族地主、士大夫阶层已淡出抗清历史舞台，而逐渐变为以民间下层社会为主体的斗争。
  康熙二十年前后。道宗避开二都复杂的恩仇纠葛，住锡诏安凤山报国寺，坐镇指挥各地的天地会支系组织。为便于安置反清志士、展开会党活动，道宗改革法事，放宽清规戒律，创建香花宗。香花僧人散布在寺庙宫观，文武同修，荤素不拘，甚至可以娶妻传嗣。香花宗以佛家的佛法禅理为主体，又吸收了道家的教义、儒家的伦理以及民间信仰成份，适应了各种施主檀越的不同需要。在宗教活动中，既焚香诵经，又烧符念咒，也演武唱歌，僧人所着的袈裟、所用的“木杨城”和“源头曲词”等，蕴含着天地会的特定内容。诏安凤山寺世代传承的《香花僧秘典》，就是一本录有祖师为门徒制定的关于本派历史、法事仪规、科仪、曲赞、秘诗、符咒、偈、联及花会歌、洗佛歌等项的纲领性文件。
  四
  康熙四十年（1701）冬季，天地会香花宗的创始人、一代高僧道宗圆寂，终年89岁。道宗门徒秉承其遗志，继续开展活动。康熙后期，相继出现蔡荣祖图谋攻打漳州府的大案和朱一贵领导的台湾30万人大起义。到雍正年间，从清廷破获的结会树党案件推断，时天地会已涉及闽粤和江西、江南、四川等省份。在天地会创立的又一个甲寅年（即雍正十二年），桃必达联络五虎大将等洪门中人再次聚会结盟，“改立天地日月，分派父母兄嫂别名”，严密组织纪律，统一联络暗语，设立五色旗号。乾隆年间出现的天地会补充修改本，加入了两次甲寅年结盟的内容，包括起会根由、图像、碑记、誓词、盟单、表文、诗歌、对联、隐语、暗号、口白、问答、旗帜、腰凭、花帖、号纸、符录、茶阵、开台排式等。
  乾隆年间的僧人万提喜，是天地会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提喜俗名郑开，漳浦县云霄高塘村（今属云霄县莆美乡）人。生于康熙末年，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大约在乾隆十年（1745），已经娶妻得子的他，到本村的寅钱寺做了香花僧。当时，天地会在漳州一带有父母会、上帝会、祖师会等各种名色，提喜也加入其中活动。乾隆二十七年（1762），提喜在高溪观音亭任住持，并改从万姓，成为长林寺派下的第五代传人。他不但继承了道宗所尊奉的临济宗衣钵，也继承了道宗开创的天地会政治事业。万提喜以观音亭为秘密据点，传布天地会。他注意吸收那些诸如江湖郎中、拳棒师爷之类走南闯北、交游广阔的人做为心腹骨干，通过他们，很快便在闽南粤东发展了众多会徒。
  乾隆三十三年，提喜的嫡传弟子卢茂等纠集300多人，密谋于三月十八日起义，因消息泄露，起义临时提前于十四日举行，分三路攻打漳浦县城。由于事起仓促，加之城中守敌已有防备，清军救援也很快赶到，内外夹攻之下，义军伤亡惨重。闽浙总督崔应阶秉承乾隆皇帝“严究余党，务净根株，悉力擒拿，毋令一人漏网”的谕令，在漳州地区大肆搜捕，“究获伙党三百六十五名”。但清政府并未从中查出幕后策划者提喜，其核心骨干人物李浩等人在出走闽北、浙南途中，继续散发结盟、安良二图及孔明碑记。一年半后，提喜的弟子李少敏在云霄、诏安又秘密策动新的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却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动武装反清斗争积累了经验。十几年后，提喜的徒孙平和人严烟把火种播撒到台湾，终于引发了由平和移民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天地会大起义。清政府耗费了国库年三分之一收入，动用了七、八个省的军队，方将这次历时三年遍及全台的起义镇压下去。同时，平和、漳浦的组织也被破获，会首陈彪、行义（提喜之子）等被处以极刑，其子女被发配为奴或流放处置。一些脱逃的会众，转移到两广、两湖、江西、浙江甚至远涉云、贵、川继续活动，促使天地会在嘉道年间蓬勃发展，构成对清统治的重大威胁。万提喜为天地会新局面的开创，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以致后来一些人把他当作天地会的祖师。
  洪门的反清色彩和同甘苦共患难、一人有难大家相帮的江湖义气，适应民间下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要求和心理状态，因而，它能在清政府严密缉捕并处以凌迟、砍头、绞刑等酷刑之下，不仅没有绝迹，反而在清统治区不断发展，还随着华侨的足迹传播海外。鸦片战争后，洪门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前驱与后援。同治年间，太平军李世贤部入漳，就得到天地会的支持配合。漳州天地会支派如小刀会、白扇会、忠义堂、兄弟会、义兴会和“奉天明朝军”等也相继多次组织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是闽南小刀会起义。其最初首领为海澄县江源和龙溪县陈庆真，拥有会众6000余人。因事机不密，两人先后被当局杀害。咸丰三年（1853），各地会首共推黄位、黄得美带领，于五月十三日继续发动起义。各地天地会组织积极响应，起义军很快便攻占了漳州、厦门及所属的7个县，队伍发展到数万人。起义虽在清政府厚集兵力围攻，又切断粮源的情况下失败了，但它震撼了清朝在闽南的统治，促成了小刀会在上海的起义。
  辛亥革命时期，海内外洪门组织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依靠力量。1911年（农历辛亥年），漳州同盟会革命志士联络哥老会、三点会等洪门支派，共同开展反清斗争。是年11月10日，同盟会员朱润卿等人，携带用铁烟罐制作的假炸弹，进入监狱威逼狱吏尽释囚犯。翌日早晨，哥老会首领张仪率领武装队伍围攻汀漳龙道衙门（地方军事机关），逼其缴械投降。漳州知府等一干官员闻风而逃，当天漳州宣告光复。民国建立后，已经完成其历史宿命的洪门组织，开始蜕变，正邪异途。至今，洪门仍是海外华侨、华人中影响最大的社团。
  五
  洪门天地会究竟起于何时何地、缘于何人，是研究该秘密会社的根本问题，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清朝最高统治者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义爆发后，才正式发现天地会名目，之后虽严命对它的根由进行追查，但最终没有得出确凿的结论。洪门内部则传说是于顺治十八年（1661）创自台湾，并奉殷洪盛为洪门始祖，以郑成功为武宗、史可法为文宗。100多年来，中外学者对其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借鉴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的史料和遗迹进行探讨，我觉得：首先从创立时间地点来说，作为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组织，不可能创自明代，这与其宗旨相背；也不可能创自雍正以下，因为无从解释为何当时已形成广布数省的组织网络。而顺治台湾之说，无论是会内的原初文件或官方的历史档案，都未提及。洪门天地会起自清初的漳州，则不但在清政府追查天地会的留存档案和地方史志中有记载，而且该组织早期秘密文件内收录的不少诗文、对联，可在长林寺、镇龙庵、高隐寺、五通宫、九仙岩、古来寺、高溪庙、万古庙和报国寺遗留的碑、柱、挂匾、楹联等文物中找到出处；所提到的地名如南寮及乌龙江、太平圩、丁山、白狗洞、下港尾村、宝珠寺、马溪庙等地名也在漳州一带；会簿还保留了大量的闽南方言，如说收埋郭秀英、郑玉莲的坟墓“忽然发出二丛桃李。”这里，称长为“发”、株为“丛”。还有阶石叫“岑街”、座叫“位”等。其次从洪门天地会的始创人物说，顺治四年二月镇龙庵各方会盟，共推明德化王朱慈烨为盟主，有据可查，目前并没有更有力的反证可以推翻这一论点；天地会的创始人是达宗（即道宗，已经过专家考证）不是万提喜，最有力的证据是所有不同抄本的会簿都一致记载天地会创始人“受职长林寺，开山第一枝，达宗公和尚塔”这16个字，而长林寺开山僧只有道宗一个，别无他人。
  洪门做为秘密组织，具有值得研究的文化特点。它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大量思想营养，与儒释道有着不解之缘。洪门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为道德规范，以神、佛、仙、鬼附会其政治愿望。洪门史上的许多传说，如天地会创会缘起的著名“西鲁”故事等，大都是借重于天命观进行含蓄的政治宣传。洪门的各种活动，如香堂仪式、应酬拜谒、联络活动、盘问检查等等，几乎每一个动作都配有诗歌，有时直接以诗歌代语言互相问答，这些诗歌的特点在于通俗，更贴近基层民众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态。洪门采取宗法封建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与之相适应的是香堂仪式的威严和龙头大哥的绝对权威，并通过《十八本律书》规定其纪律和刑法。为适应秘密斗争的需要，洪门的活动方式，无不具有神秘色彩，使用多种联络暗号、江湖隐语、凭证、旗帜和特殊的图式、文字等，如“大指为天、小指为地、传递茶烟具用三指”“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反搭二纽扣，腰缠白布巾”，就常用于初次见面相互辨认。同时，洪门借重《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民间文学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忠义精神作为维系团体和反对敌人的思想武器。
  洪门天地会是清初历史条件下民族矛盾与阶级关系互相作用的产物。闽南漳州尤其是诏安、云霄、平和毗邻地区，之所以成为洪门天地会的渊薮，除了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大背景外，还有其特定的原因。漳州是远离全国政治中心的频海临边之地，清初的40年间，为清政府与郑氏势力交替控制，加之这里山高林密、海阔屿多。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时间、空间的便利条件。当地民众深受清军屠戮之害、官绅压迫之苦，迁界更给沿海居民带来无穷的灾难。“防剿官兵，暴虐过甚，居其室而掠其野，少不遂，鞭策滥施。经过之处，拆房舍，毁器具，无所不至。”“更有地方民牧，抚绥无法，而差徭繁重，敲诈不已。”“民不安生，遂铤而走险，此官逼民为贼也。”富有斗争性、革命性的客家人，反抗表现的尤其激烈。因此，洪门天地会就有了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它也与地方的尚武传统和订盟习俗有关。漳州是唐代陈元光父子入闽之后逐渐开发的，从中原迁来的民人，对土地等生产资料大多采取以族群占而据之的方式。明中叶以来，乡族间山场、海涂的争夺加剧，地方也时受倭寇、土匪侵扰。为了抗暴自卫，乡社纷纷组织民团，教习武艺，弱族小村往往通过订立盟约相互援助。清代，漳州人参加武科考试中进士举人近千人，居全省之冠。民间秘密结社也常以开办武馆为掩护，组织训练队伍。如漳浦天地会、闽南小刀会，就是通过办馆练武，为发动起义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