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洪门索源
  黄家祥
  洪门是一个已延续350多年，在五大洲华人社会广泛流布的秘密会社组织。它有着与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浴血抗争的光荣历史，辛亥革命后，褪去了政治色彩，成为江湖帮会。清代，统治者以严刑重典禁止民间聚众结盟。为适应秘密斗争的需要，洪门对内以组织禁律和公共道义约束会众，利用各种暗号、黑话进行联络；对外则用奇异图式和隐晦文字遮人耳目，并变换不同的名称、手法开展活动。致使洪门文化遗产让后人难以捉摸，其起源更成了谜中之谜。本文是在借鉴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漳州地区的史料和遗迹，对其缘起的考证和漳州等地反清起义与洪门表里关系的探讨。
  一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3月，李自成挥师攻入京城，明崇祯皇帝自缢于万岁山。关外的清军，乘此非常时期，在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接应下，长驱直入，颠覆了大顺政权。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纵容八旗将士圈地、屠城，强迫汉人投充旗下为奴，并在全国推行血腥的剃发异服令。这一系列暴政，激起了汉民族各阶层的反抗，东南沿海地区反抗尤其强烈。
  为了消灭残存的南明势力，清军大举进兵闽粤。顺治三年八月，占领福州，执杀隆武帝朱聿键，又由闽入粤，顺治四年三月，攻克肇庆，永历帝朱由榔出逃。一时间，漳、潮“乱者蜂起”，山区、海岛成了明皇族、遗臣和抗清义士的重要集结地。诏安的二都，有一支在崇祯年间因不满乡绅肆虐，以万为姓，聚众造反的队伍，在长林山一带安营扎寨。入清以后，出于民族大义，转而抗清。顺治三年秋，为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经以万为姓集团化外军师万五道宗、明遗臣沈起津和曾随黄道周勤王的黄调阳等人会议，拟推举当时退避于闽粤边的明德化王朱慈烨为盟首，并与之取得联系。是年冬，“会众黄梧回平和，与赖升谋，杀知县，在曾庆立的带领下，到平和九峰，迎接明德化王朱慈烨，从粤入闽”。朱化名僧人火华，借演戏为掩护，召集万姓集团等义军的首领商讨结盟大计。接着，经过一番筹备，于翌年二月，各方正式会盟镇龙庵，创立洪门组织，确定了“反清复明”宗旨和武装斗争方略。当时与会的，有明德化王朱慈烨、永宁王朱慈炎、尚书路振飞、太仆寺卿许祚昌、巡抚卢若腾、户部郎中张士良、知府张一栋、司理沈起津；义军首领黄朝阳、万礼、吴六奇、刘相、江景融、黄万沾；长林寺住持释道宗；枫山观道长李广德；还有黄梧、曾庆立、张子可、江南金等。会盟的队伍统称“洪义军”（万姓集团的“洪义军”大木牌，在长林寺）。
  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可通过史志、会簿、遗迹互为印证。据《福建通志·通纪》载：“顺治四年二月，平和县曾庆立和诏安等处义军，拥立德化王朱慈烨”。会簿《问你入看乜物》诗：“头门跪下拜母烨，合掌同心拈桂枝，忠心义气来结拜，好比桃园结义时。”诗中的“母烨”应为慈烨之隐，头门跪拜显见众人共奉朱慈烨为洪门盟主。关于会盟的时间、地点，见《问你住何处》诗：“左边桃李又发芽，梅山聚会入洪家，花亭聚义同饮水，松柏林中是我家。”和《桥边饮水》诗“义兄叫你拜灵神，三八二一不差分，饮过桥头三合水，齐家都是姓洪人。”及会簿中“弟兄结拜红莲胜会”的记载，诗中交代聚会正当早春二月南国桃李发芽的时节，与志书所记时间吻合，地点在镇龙庵前的梅山拱。众人在义兄（洪门成员皆以兄弟相称）朱慈烨的带领下参拜“五显大帝”，并在傍水的花亭以水代酒、歃血盟誓。“花亭”乃镇龙庵之别称，该建筑塔亭一体，庵内拱顶饰有盛开的红莲图样。镇龙庵附近的“松柏林”、“桥头”至今地名未改、风物犹存，“桥头”处确有东溪、庵下溪、彩下溪交汇。会簿还以“三河合水万年流。二十一人共壹舟”诗句，暗示了“洪”字的来由。
  从洪门志士当年为镇龙庵敬献“精忠洪门”“忠贞献礼”等金匾和“双龙护珠”“洪水横流”等彩绘，此后相沿成俗于每年仲冬酬神演戏纪念，又在洪门再聚的康熙十三年、雍正十二年重修是庵，足见它在洪门中地位之神圣。如今置身其间，还可见到这些挂匾、绘画和沈起津题刻在石门上的匾额（“龍”的左边被写成“青”），见到手持三角宝做三字诀（均为洪门标志）的五显大帝和镌有“播丕烈帝（烈帝即崇祯皇帝）”的石碑，体味到那与众不同的氛围。
  在洪门的号召下，出现了各路义旅联合抗清，民众纷起响应的新局面，“遍海满山，在在皆贼”。以万为姓集团根据地由长林山、犁壁石山向点灯山、乌山扩展，并控制了诏安二都（即今诏安县的官陂、秀篆、霞葛、太平四镇和红星乡），武装斗争在漳州地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于顺治五年形成了高潮。据《漳州府志》及一些县志记载：是年二月，黄调阳、江景融围攻拥清的南陂，三月，万礼领兵攻下诏安县城，歼灭清兵1000多名，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四月，沈起津率诏安、平和二县义军，会同许祚昌义军，攻打漳浦县城”。“春末大饥，黄调阳、江景融和黄万等，杀红花岭守将马守惠，又挟杀诏安知县林尉。”“六月，诏安黄调阳会同饶平乾天豹、坤地虎攻打云霄。清军大败，镇守总兵王之纲退守漳浦盘陀岭。此时，盘陀岭以南均为义军占领。”“十一月初九日，许祚昌、万礼和卢若腾、丘建会共同攻打漳浦县城。清军守将张大勋出城迎敌，被义军斩于马下。”顺治六年“七月，佛昙义军攻占漳浦新亭寨，杀清总兵杨佐。”同时，郑成功从南澳发兵，“领大队舟师至铜山”，“攻取盘陀岭，令柯宸枢驻守，自统兵下诏安，屯兵分水关。”十一月，郑成功率师征潮州。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动摇了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为扭转局面，清廷调兵遣将，大举反攻。“顺治六年十一月，清兵攻克延平将军寨，明德化王朱慈烨死之”（据《先王实录》）。诏安、漳浦、平和等处义军连连受挫。顺治七年三月，清总兵王邦俊袭击佛昙，义军全部溃散，六月占领云霄、诏安县城后，又乘万礼军入饶之机，率清兵清剿二都山区，大肆烧杀抢劫，营寨、村庄被毁，无辜者尸横遍野。同时，清副将王之纲与游击张胜合攻盘陀岭，郑军守将柯震枢及战士全部阵亡。不久，平和县城也为清将李率泰所破，曾庆立等十三人就义。
  二
  在这洪门盟主新故，洪门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难关头，长林寺住持道宗以僧人身份为掩护，奔走于各地义军间。在他的部署下，刘相到广西护随永历帝，黄调阳退到犁壁石山根据地据险坚守，江景融回防环沙寨、深丘里，而万礼则率主力突破清军的防线，进入郑成功军队驻守的潮州。顺治七年（1650）五月，万礼“带领黄梧、郭义、蔡禄、张进、黄万等数千名将士，加入郑成功军队。”被编为后营（据《台湾外纪》）。不久，万礼在广东惠州打山地伏击战立功，擢升为前冲镇。郑军得万礼这支生力军，遂于翌年四月收复金门、厦门，此后多次跨海出击，略地攻城，截获大量马匹给养。越一年，郑军形成了对漳州城合围之势，其间又在海澄歼灭敌前来解围的两万余精锐步骑。于顺治十一年十一月，里应外合夺取了漳州城，“漳属各邑，以次归附”。接着，乘势南征北讨，控制了闽南、粤东大部分地区。万礼战功卓著，累升至后都督、建安伯，郭义、蔡禄也分别被授予左右冲镇总兵之职。
  诏安的“以万为姓集团”，系由万礼、道宗、郭义、蔡禄和沈明、陈升、黄靖、廖兴、鲁英、叶士伟、刘阿贤等云、和、诏人氏（据传是十八人，其中还有一人是菜姑），取“万人合心，义高万古”之意异姓结拜而组成的团体。早期在诏安马坑大头顶山的山子园建有营寨（这就是洪门在开香堂盟誓结拜和其他重大活动时，必供置于神坛前的“木杨城”原型，天地会“会簿”和香花僧“秘典”中多次提及）。顺治九年（1652）之后几年间，万礼驻军东山，建“康美兵营”。从其建筑样式及现存建筑物上镌刻的图案、文字看，与山子园的营寨一脉相承，规划设计明显出自万五道宗。这段时间，道宗还主持扩建东山的九仙堂、诏安的长林寺，修建了云霄的小隐寺、厦门的闲乐居，并在这些地方留下了不少诗文题刻，为后人研究天地会和道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长林寺位于诏安县东北边陲，毗邻云霄、平和，于崇祯末年由道宗开山草创。顺治十年腊月进行扩建，历时两年多完工。寺院规模宏敞，为“闽南百十梵宇之魁”。据尚存的《长林寺记》所载，扩建时，藩府郑成功郡王亲临奠基典礼，其重要将领黄廷、黄山、洪旭、张进、甘辉、万礼、苏茂、林胜、余新等二十多人为其捐资助缘，万礼的养父张子可也慨赠了田舍。
  万五和尚原姓张，俗名云龙，法号道宗、达宗、无智，系万礼的小功弟（又有人说是崇祯三皇子朱慈炯）。自幼出家，拜临济正宗、南少林派下东山古来寺开山祖明雪熙贤法裔为师，学佛之外，又修文习武。出师以后，与佛、道、儒、侠中人广有交往。顺治年间，他以自己的特殊影响号召力，在抗清集团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同安名士卢若腾《赠达宗上人》诗云：“君家两俊杰、异道却相谋。以尔津梁法，为人帷幄筹。心惟存选佛，骨不羡封侯。军族喧阗处，长林未改幽。”这首诗，是对万五道宗不求功名富贵之心和文韬武略、政治远见的评价。以万为姓集团之所以往往克敌制胜，不断发展壮大，在众多起义队伍中脱颖而出，显然同道宗这个方外军师有很大关系。郑成功在厦门、东山、金门时间，将道宗延至左右居住，以备咨询，郑军的武将文官，也都格外敬重他，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顺治十二年（1655）春，清贝勒世子罗托率领3万精兵入闽围剿郑成功，六月间，郑军主动退出漳州城及漳浦、诏安、南靖、长泰等县，集中兵力坚守海澄、东山、厦门。次年六月，黄梧、苏明献海澄降清。此后，漳州成为郑军与清军反复争夺的地方。数年间，诏安山区的径口、深丘里和环沙寨等一些地方先后遭到血洗，义军重要首领江景融被捕死于县狱中。诏安的犁壁石山义军因吴钩叛变，根据地为清军攻占，主将黄朝阳及家人、部下1000多人被杀。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北伐功败垂成，南京一役，甘辉、万礼、张英等14员大将阵亡。郑成功率残部退回厦门后，建了一座忠臣庙，“享诸死者”，以甘辉为首、万礼次之。翌年，郑移师台湾前，听信关于万礼非战而死的谗言，命撤去万礼祀像。并怀疑其结义兄弟蔡禄、郭义等私通黄梧怀有异心。随后密谕洪旭，调二镇赴台海作战，如延迟观望，急除之。道宗得知消息，遂策动了“铜山之变”，为保存洪门骨干，指使郭义、蔡禄、叶冲、陈升、黄靖、鲁英等万姓兄弟降清，行以清养洪策略。
  蔡禄、郭义降清之后，清政府分别授予总兵之职，道宗等一些人则返回了诏安。道宗返诏后，时于二都的长林寺奉佛，时而到下官墟供奉万礼及其部下阵亡将士神牌的“万公祖祠”，为亡灵诵经超度，并筑后楼，在那里谈禅说法，派衍门徒，以待时变。
  三
  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集中全力围剿郑军，为了摆脱困境，郑成功挥师东渡，攻占荷兰殖民主义者窃踞的台湾。为断绝郑氏的物资接济，清政府于九月颁行“迁界令”，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界内的民居、庙宇及船只等，尽行焚毁，并挖沟筑垣，设兵巡守，寸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漳州府属有龙溪、海澄、平和、诏安、漳浦（包括云霄）涉及，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收取台湾，民众才得以回归故园。其间加之天灾频仍，官府于军饷正供之外，催科多名，百姓陷入“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的境地，致使漳州人口减少近半。
  进入康熙初年，全国暴风骤雨式的抗清斗争基本结束，但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反对满清统治的各种力量正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重新蔓延滋长。康熙七年（1668），全国北至京师、南至广东、东到沿海、西到山西，普遍发生地震，“以甲申（1644）始，必以甲寅（1674）变”的谶纬之说在广泛流传。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叛清，次年，各地乘势而起。南宁总兵郭义和怀庆总兵蔡禄等万姓兄弟也纷纷倒戈。郭义投吴后，为吴所倚重，官至勇威将军、秦彝伯。蔡禄因事泄，连同子侄百余人被杀害。其一些部众扮成僧人南下投奔道宗。道宗在距长林寺八里，山高地僻的天马山修建了高隐寺，作为他们的藏身之所。民族仇、国家恨和众多异姓兄弟死于非命的悲愤，交织在道宗的心头，坚定了他重整洪门与清廷对抗到底的决心。康熙十三年（甲寅年）七月的盂兰盆节（中元），道宗聚集洪门旧人、万姓部众和自家门徒，在高溪庙（《会簿》云“高溪庙有三座。”《香花僧秘典》中又记“本邑有座高溪庙，庙后有个古林泉”“高溪约五本字”。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炤先生考证，当指诏安山子园万礼营寨遗址后的大头顶庙），亲自主持水陆法会，为万礼、黄朝阳、蔡禄、江景融等结义兄弟设祭超度。二十五日丑时普度结束时，众人歃血立誓，决心继承洪门反清复明事业，替死难的兄弟报仇。为掩人耳目，便于日后开展活动，组织乃取“拜天为父、拜地为母”和天阳地阴合而为“明”之义，起名“天地会”，而会内大家仍以洪门兄弟相称。作为原先洪门核心人物的道宗，被会众推为盟主（从参加抗清的志士郑郏所撰“万物总归三尺剑，五云时现七星旗”的联句，也可说明道宗其时在洪门中的地位）。此后，天地会由道宗领导，以沈起津、张一栋、陈升、黄靖、叶尚、廖兴、张鲤、廖清河、道士珠光明和僧人实晟、喝参莹等为骨干，又开始了有组织的反清斗争。山子园的营寨经过整修，成了义军的根据地，如会簿里所说：“新造木杨城，惊动众洪英，干戈重重起，反清又复明”。
  乘三藩变作之际，郑经由台湾渡海占领厦门、漳州，对清朝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东南沿海地区兵连七年不解。鉴于郑经已为万礼恢复名誉，道宗与之捐弃前嫌，洪义军一部由叶尚、陈升率领，汇入郑经军队。一部由黄靖、廖兴率领，留守根据地，在云、和、诏开展斗争。康熙十四年五月，郑经军在汕头鲎母山遭清军伏击，伤亡惨重。战后，道宗以僧人身份前往收殓。《台湾外纪》载：“是役也，道宗和尚于战场收尸骸，计三千有余，尚有不能遍及者。”
  康熙十五年，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又复降清，吴三桂不久病故，形势逆转。但洪门的武装斗争仍在坚持，“康熙十六年，漳浦巫者朱寅（珠光明），挟左道，诡称朱三太子，附者日众，蔓延于漳泉属县，凡深山、穷谷、严寨无所不到，派粮以食，头裹白巾，时谓之曰白头贼。”与同为洪门一系，时据水晶坪的黄靖部和诏安湾的徐容部互相呼应。到第二年，朱寅拥众万余，袭击安溪、攻陷平和，并进逼潮州。清廷急派康亲王调集人马，合力围剿，起义归于失败。审时度势之下，为了保存实力，道宗授意黄靖、廖兴接受福建总督姚启圣的招抚，“率伪官三百余员、兵一万三千余降。”并着手安排天地会五祖带一部分会众，“隐开各省，流传旗色牌号，以便异日相认”。为便于组织的联络承传，他在沈起津（即会簿中的“水东先”）的帮助下，对天地会的组织纪律和公共道德作了规范。又对该组织的宗旨、组织结构、活动方式、联络办法等作了规定。较之初起的洪门，天地会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密会社组织。在这种改变的同时，也标志着汉族地主、士大夫阶层已淡出抗清历史舞台，而逐渐变为以民间下层社会为主体的斗争。
  康熙二十年前后。道宗避开二都复杂的恩仇纠葛，住锡诏安凤山报国寺，坐镇指挥各地的天地会支系组织。为便于安置反清志士、展开会党活动，道宗改革法事，放宽清规戒律，创建香花宗。香花僧人散布在寺庙宫观，文武同修，荤素不拘，甚至可以娶妻传嗣。香花宗以佛家的佛法禅理为主体，又吸收了道家的教义、儒家的伦理以及民间信仰成份，适应了各种施主檀越的不同需要。在宗教活动中，既焚香诵经，又烧符念咒，也演武唱歌，僧人所着的袈裟、所用的“木杨城”和“源头曲词”等，蕴含着天地会的特定内容。诏安凤山寺世代传承的《香花僧秘典》，就是一本录有祖师为门徒制定的关于本派历史、法事仪规、科仪、曲赞、秘诗、符咒、偈、联及花会歌、洗佛歌等项的纲领性文件。
  四
  康熙四十年（1701）冬季，天地会香花宗的创始人、一代高僧道宗圆寂，终年89岁。道宗门徒秉承其遗志，继续开展活动。康熙后期，相继出现蔡荣祖图谋攻打漳州府的大案和朱一贵领导的台湾30万人大起义。到雍正年间，从清廷破获的结会树党案件推断，时天地会已涉及闽粤和江西、江南、四川等省份。在天地会创立的又一个甲寅年（即雍正十二年），桃必达联络五虎大将等洪门中人再次聚会结盟，“改立天地日月，分派父母兄嫂别名”，严密组织纪律，统一联络暗语，设立五色旗号。乾隆年间出现的天地会补充修改本，加入了两次甲寅年结盟的内容，包括起会根由、图像、碑记、誓词、盟单、表文、诗歌、对联、隐语、暗号、口白、问答、旗帜、腰凭、花帖、号纸、符录、茶阵、开台排式等。
  乾隆年间的僧人万提喜，是天地会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提喜俗名郑开，漳浦县云霄高塘村（今属云霄县莆美乡）人。生于康熙末年，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大约在乾隆十年（1745），已经娶妻得子的他，到本村的寅钱寺做了香花僧。当时，天地会在漳州一带有父母会、上帝会、祖师会等各种名色，提喜也加入其中活动。乾隆二十七年（1762），提喜在高溪观音亭任住持，并改从万姓，成为长林寺派下的第五代传人。他不但继承了道宗所尊奉的临济宗衣钵，也继承了道宗开创的天地会政治事业。万提喜以观音亭为秘密据点，传布天地会。他注意吸收那些诸如江湖郎中、拳棒师爷之类走南闯北、交游广阔的人做为心腹骨干，通过他们，很快便在闽南粤东发展了众多会徒。
  乾隆三十三年，提喜的嫡传弟子卢茂等纠集300多人，密谋于三月十八日起义，因消息泄露，起义临时提前于十四日举行，分三路攻打漳浦县城。由于事起仓促，加之城中守敌已有防备，清军救援也很快赶到，内外夹攻之下，义军伤亡惨重。闽浙总督崔应阶秉承乾隆皇帝“严究余党，务净根株，悉力擒拿，毋令一人漏网”的谕令，在漳州地区大肆搜捕，“究获伙党三百六十五名”。但清政府并未从中查出幕后策划者提喜，其核心骨干人物李浩等人在出走闽北、浙南途中，继续散发结盟、安良二图及孔明碑记。一年半后，提喜的弟子李少敏在云霄、诏安又秘密策动新的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却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动武装反清斗争积累了经验。十几年后，提喜的徒孙平和人严烟把火种播撒到台湾，终于引发了由平和移民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天地会大起义。清政府耗费了国库年三分之一收入，动用了七、八个省的军队，方将这次历时三年遍及全台的起义镇压下去。同时，平和、漳浦的组织也被破获，会首陈彪、行义（提喜之子）等被处以极刑，其子女被发配为奴或流放处置。一些脱逃的会众，转移到两广、两湖、江西、浙江甚至远涉云、贵、川继续活动，促使天地会在嘉道年间蓬勃发展，构成对清统治的重大威胁。万提喜为天地会新局面的开创，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以致后来一些人把他当作天地会的祖师。
  洪门的反清色彩和同甘苦共患难、一人有难大家相帮的江湖义气，适应民间下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要求和心理状态，因而，它能在清政府严密缉捕并处以凌迟、砍头、绞刑等酷刑之下，不仅没有绝迹，反而在清统治区不断发展，还随着华侨的足迹传播海外。鸦片战争后，洪门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前驱与后援。同治年间，太平军李世贤部入漳，就得到天地会的支持配合。漳州天地会支派如小刀会、白扇会、忠义堂、兄弟会、义兴会和“奉天明朝军”等也相继多次组织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是闽南小刀会起义。其最初首领为海澄县江源和龙溪县陈庆真，拥有会众6000余人。因事机不密，两人先后被当局杀害。咸丰三年（1853），各地会首共推黄位、黄得美带领，于五月十三日继续发动起义。各地天地会组织积极响应，起义军很快便攻占了漳州、厦门及所属的7个县，队伍发展到数万人。起义虽在清政府厚集兵力围攻，又切断粮源的情况下失败了，但它震撼了清朝在闽南的统治，促成了小刀会在上海的起义。
  辛亥革命时期，海内外洪门组织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依靠力量。1911年（农历辛亥年），漳州同盟会革命志士联络哥老会、三点会等洪门支派，共同开展反清斗争。是年11月10日，同盟会员朱润卿等人，携带用铁烟罐制作的假炸弹，进入监狱威逼狱吏尽释囚犯。翌日早晨，哥老会首领张仪率领武装队伍围攻汀漳龙道衙门（地方军事机关），逼其缴械投降。漳州知府等一干官员闻风而逃，当天漳州宣告光复。民国建立后，已经完成其历史宿命的洪门组织，开始蜕变，正邪异途。至今，洪门仍是海外华侨、华人中影响最大的社团。
  五
  洪门天地会究竟起于何时何地、缘于何人，是研究该秘密会社的根本问题，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清朝最高统治者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起义爆发后，才正式发现天地会名目，之后虽严命对它的根由进行追查，但最终没有得出确凿的结论。洪门内部则传说是于顺治十八年（1661）创自台湾，并奉殷洪盛为洪门始祖，以郑成功为武宗、史可法为文宗。100多年来，中外学者对其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借鉴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的史料和遗迹进行探讨，我觉得：首先从创立时间地点来说，作为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组织，不可能创自明代，这与其宗旨相背；也不可能创自雍正以下，因为无从解释为何当时已形成广布数省的组织网络。而顺治台湾之说，无论是会内的原初文件或官方的历史档案，都未提及。洪门天地会起自清初的漳州，则不但在清政府追查天地会的留存档案和地方史志中有记载，而且该组织早期秘密文件内收录的不少诗文、对联，可在长林寺、镇龙庵、高隐寺、五通宫、九仙岩、古来寺、高溪庙、万古庙和报国寺遗留的碑、柱、挂匾、楹联等文物中找到出处；所提到的地名如南寮及乌龙江、太平圩、丁山、白狗洞、下港尾村、宝珠寺、马溪庙等地名也在漳州一带；会簿还保留了大量的闽南方言，如说收埋郭秀英、郑玉莲的坟墓“忽然发出二丛桃李。”这里，称长为“发”、株为“丛”。还有阶石叫“岑街”、座叫“位”等。其次从洪门天地会的始创人物说，顺治四年二月镇龙庵各方会盟，共推明德化王朱慈烨为盟主，有据可查，目前并没有更有力的反证可以推翻这一论点；天地会的创始人是达宗（即道宗，已经过专家考证）不是万提喜，最有力的证据是所有不同抄本的会簿都一致记载天地会创始人“受职长林寺，开山第一枝，达宗公和尚塔”这16个字，而长林寺开山僧只有道宗一个，别无他人。
  洪门做为秘密组织，具有值得研究的文化特点。它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大量思想营养，与儒释道有着不解之缘。洪门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为道德规范，以神、佛、仙、鬼附会其政治愿望。洪门史上的许多传说，如天地会创会缘起的著名“西鲁”故事等，大都是借重于天命观进行含蓄的政治宣传。洪门的各种活动，如香堂仪式、应酬拜谒、联络活动、盘问检查等等，几乎每一个动作都配有诗歌，有时直接以诗歌代语言互相问答，这些诗歌的特点在于通俗，更贴近基层民众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态。洪门采取宗法封建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与之相适应的是香堂仪式的威严和龙头大哥的绝对权威，并通过《十八本律书》规定其纪律和刑法。为适应秘密斗争的需要，洪门的活动方式，无不具有神秘色彩，使用多种联络暗号、江湖隐语、凭证、旗帜和特殊的图式、文字等，如“大指为天、小指为地、传递茶烟具用三指”“出手不离三，开口不离本，反搭二纽扣，腰缠白布巾”，就常用于初次见面相互辨认。同时，洪门借重《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民间文学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忠义精神作为维系团体和反对敌人的思想武器。
  洪门天地会是清初历史条件下民族矛盾与阶级关系互相作用的产物。闽南漳州尤其是诏安、云霄、平和毗邻地区，之所以成为洪门天地会的渊薮，除了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大背景外，还有其特定的原因。漳州是远离全国政治中心的频海临边之地，清初的40年间，为清政府与郑氏势力交替控制，加之这里山高林密、海阔屿多。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时间、空间的便利条件。当地民众深受清军屠戮之害、官绅压迫之苦，迁界更给沿海居民带来无穷的灾难。“防剿官兵，暴虐过甚，居其室而掠其野，少不遂，鞭策滥施。经过之处，拆房舍，毁器具，无所不至。”“更有地方民牧，抚绥无法，而差徭繁重，敲诈不已。”“民不安生，遂铤而走险，此官逼民为贼也。”富有斗争性、革命性的客家人，反抗表现的尤其激烈。因此，洪门天地会就有了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它也与地方的尚武传统和订盟习俗有关。漳州是唐代陈元光父子入闽之后逐渐开发的，从中原迁来的民人，对土地等生产资料大多采取以族群占而据之的方式。明中叶以来，乡族间山场、海涂的争夺加剧，地方也时受倭寇、土匪侵扰。为了抗暴自卫，乡社纷纷组织民团，教习武艺，弱族小村往往通过订立盟约相互援助。清代，漳州人参加武科考试中进士举人近千人，居全省之冠。民间秘密结社也常以开办武馆为掩护，组织训练队伍。如漳浦天地会、闽南小刀会，就是通过办馆练武，为发动起义作准备。
  乌山人文资源及其开发——兼谈闽南旅游资源的整合利用
  沈惠德
  关于乌山的传说
  相传在天荒地老的从前，东南海交汇的地方有一座山，这山既猛且狠地老往天上长。偶有一天，八仙巡游东海，一出南天门便俯视到这座春笋般老长的山。于是将这一不妙的消息急呈玉皇大帝——拿天当烙饼了，还有这狂妄大胆的山！惶恐的玉皇帝旨一下，旋即来了个天打五雷轰。终于，天火烧死了山神，雷电烤糊了石块。从此这黑不溜秋的山就叫“乌山”。
  一、乌山概况
  灵秀的乌山位于闽粤交界的诏安县红星乡，横亘官陂、霞葛、太平、西潭、金星、四都、梅洲等乡镇，面临东山岛并连接云霄、平和两县。乌山为燕山期间露出地表的晶润花岗岩和流纹岩构成，主峰1117米，方圆面积900平方公里。
  做为自然的山水风景区，乌山包括有雷公陂、西山岩、赤竹坪、紫梅坑、将军斜、大石巷、三角崆、画眉石和龙磜、坪坑、金溪、进水、天池、北蔗、亚湖、松涧、龙潭等景区景点。
  星罗棋布的奇岩怪石构成了乌山神笔般美妙的峭壁悬崖和众多的深涧巨壑。乌山气势磅礴、出神入化。乌山无疑是一座名符其实的石头的乐土、石头的家园和石头的文化宝库。
  乌山脚下被誉为香雪海的十几万亩梅园和乌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宽不着边的原始雨林，同样如诗如画如仙境！
  画家洪惠镇先生曾赞美乌山具有“庐山之秀，泰山之雄，华山之险，黄山之奇”！这对于乌山堪为真切的喻美和导向式的评价。
  毋庸置疑，未来的乌山应当是闽粤泉漳潮旅游道上蕴味上乘的歇脚驿站，也将会是闽南地区一个优秀的旅游观光品牌，因为乌山充满秀色的同时还蕴藏着大量期待开发的人文旅游资源，这些人文的资源因素必将是乌山景色的衬托和灵气的升华！
  二、乌山人文旅游资源探析
  人文是指人类文化现象的总和。人文旅游资源是能够引起旅游活动的文化现象，它包括人类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总和中能引发人类旅游活动的成果部分。人们通常说的人文景观就是人文资源的外现，它是包含有浓厚文化因素的旅游景致，包括文物古迹、宗教信仰、民俗风情、著名建筑、科技成就等等。
  去年，福建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在乌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资源调查中勘明，乌山现有景点213处，人文景观30处，属Ⅰ级的52处。其中元代民族英雄陈吊眼兄妹起义遗址和洪门、天地会反清复明胜迹、中共闽南特委机关革命遗址以及长林寺、九侯禅寺、曾英岩等宗教寺庙和多处摩崖石刻均属Ⅰ级人文景观。
  1.中共闽南特委机关及乌山革命根据地遗址
  乌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的闽粤边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闽粤边特委、闽南特（地）委、云和诏县委相继在这块远离中央（一度甚至隔断）的红色土地上，高举起烈士鲜血染红的旗帜，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长达20年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
  20年卓越的征战，我党领导下的乌山人民在乌山革命根据地写下了20年悲壮的奋斗历史。现在留存于乌山地区的红色革命旅游景点有进水、北蔗老区基点村和分布在大石巷、三角崆区域内的中国工农红军闽粤边区独立营、闽南红三团、闽南特委机关、《前哨报》印刷所、警卫哨、军械所、电台室以及红军大操场等数十个。卢胜、卢叨等革命前辈许许多多的动人故事也在乌山地区广为流传。
  做为名闻闽粤赣浙的红色旅游景区，乌山确实不失为闽南革命史的活档案。而今，由漳洲市人民政府主持建设、址在埔尾寮的“乌山老游击队员之家”已圆满竣工并对外开放，里面展示的图片、实物和文字翔实记载了乌山革命斗争的历史。乌山老游击队员之家也已被诏安、云霄两地列为爱国主义革命教育基地。
  “革命不息，红旗不倒！”一个响当当的口号成为历史的回音，充分体现了大革命时期乌山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那种坚定的意志和豪迈的骨气！
  乌山的确让人回肠荡气，寻根自然也在乌山令人回味的历史和久远的故事！
  2.佛教圣地九侯岩
  九侯山俗称九侯岩，北距诏安南诏镇15公里。方圆十余里。据《漳州图经》载：“夏禹庶子封于会稽，其后九人入闽，殁而为神，各主一山”，故名。1998年省政府命名九侯山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九侯山方圆十余里，向称“南闽第一峰”并被誉为“仙造九侯岩”。钟鼓禅轩、松声竹影、烟岚云树和众多的怪石奇泉彰显了九侯山风姿绰约、独秀群芳的生动和瑰丽！因此，长期以来九侯山都是闽南粤东人气鼎盛的旅游和礼佛圣地。
  风动花瓶月案开，天门罗汉佛飞来。
  五儒人去棋盘古，三宝殿空松涧徊。
  瀑布泉边鲤跃浪，天然桥畔牛眠苔。
  香炉烟透云根里，雾锁茶园望海台。
  邑人清朝翰林院编修林壬的《九侯十八景诗》说的就是天开门、棋盘石、五儒书室、云根、松涧、天然桥、罗汉洞、望海台、月案、瀑布泉、茶园、福胜岩和三宝石、花瓶石、牛眠石、风动石这九侯山美丽的十八景。
  九侯山人文景观众多，包括朱熹、黄道周手迹在内的摩崖石刻、古建筑楹联及题匾、神牌等等都具有文化历史和艺术观赏价值。
  被收编入中国名寺的九侯禅寺始建于唐朝，它是闽南令人瞩目和景仰的著名的佛教祖庭寺院，其香火遍及闽南粤东以至东南亚。
  3.天地会遗址长林寺
  长林寺位于官陂镇林畲村海拔800米的长林山上，建于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公元1653年），为二进一殿三天井建筑。该寺院保存的《长林寺记》《长林寺弟子报恩题名志》等石碑记六方，石柱楹联六副和卢若骥书写的《化莲堂》木匾一个等文物。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戎笙、何龄修以及来自上海、杭州、厦门的专家学者考证认为它是洪门天地会历史的重要史迹。其文物史料在天地会会簿中都有明确记载，对研究洪门天地会起源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同行的罗炤教授同时认为长林寺是天地会源头之一，并且在其著作《天地会的两个源头》中写下了一段感慨的文字：“荒僻的诏安县官陂镇深山中，隐藏着一段壮烈曲折的历史悲歌”！
  歌者歌矣。然乌山脚下长林山中，唱出的缘何是回声久远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悲歌！
  4.陈吊眼史迹
  在700多年前的宋末元初，元朝统治者为巩固其野蛮的民族统治和残酷的政治压迫政策，大规模举兵南侵。元兵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掳掠，千百万汉人在这悲惨的狼烟之中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其时陈吊眼（？-1282年10月15日）奋勇上山举旗聚众，在充满血雨腥风的乌山地区组织成千上万民众率先建立了闽南抗元根据地。1278年夏，陈吊眼曾亲率乌山农民义军帮助文天祥击退元军，进取赣南。而后又配合张世杰进攻泉州围守寨堡，并封号为王，建立“昌泰”政权，借“大宋之名鼓舞人心”。（《铁函心史》）
  陈吊眼因此成为抗元农民起义军领袖，“势力遍及漳、汀、潮一带，号十万众，连营数百里”（《元史，世祖本纪》）。元至元十九年十月（即公元1282年10月15日），陈吊眼因受困元军，壮烈阵亡于白叶峒附近的山岭上，殉国之处就此称为“陈吊岭”。其威震江南的抗元业绩蜚声闽山粤水，流传至今。
  六十和九十年代乌山地区先后发现了陈吊腰牌钱铜纽币和镌有八思巴文“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背书的元军“管领官军之印”等文物。陈吊岭、陈吊洞、试剑石、十八腌缸洞以及陈吊花随兄抗元的梳妆台和陈姑娘亭等古迹引人入胜，颇值得观瞻和探秘。
  三、乌山的开发、整合措施之我见
  鉴于乌山风景区兼有独特的秀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着力开发乌山人文旅游资源，同时还要通过闽南尤其是漳州南部几个县的旅游资源整合，变这种潜在的旅游资源优势为现实的区位经济效益。
  1.要借助毗邻广东的地理优势以及省际文化古邑、书画艺术之乡、青梅之乡的品牌资源，进一步从人文的角度发展乌山旅游。红色旅游以及洪门寻根两个部分，是目前最为赶热的项目。因为它连带到国家对特种旅游行业的重点倾斜和中国清史的编撰以及洪门会党的寻根谒祖，具有广泛客源和良好商机。应当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继续举办一些专题的书画节、青梅节之类的活动来展示和升华乌山的人文韵味，从而扩大乌山旅游的知名度。
  2.要依靠地方政府和社会贤达的合力，既集合资金财力又发挥人的闯劲和智慧，加紧乌山基础设施建设。争取乌山旅游快速发展，必须由路开始消除“瓶颈”，逐步提高景区的可入性。政府和社会要形成合力，保证及时开发快出效益。就象红星乡一样快速发展青梅种植，快速获得品牌并快速做好了乌山旅游的发展规划。也应当象乌山旅游探险协会一样，积极招商引资并坚持上山造林。做为社会力量，已经租赁乌山经营权的开发公司应该兼顾乌山旅游行食住游购娱诸要素，在细化景区和景点设计和建设的同时快速修路，而且越快越好。
  3.要发挥县里各旅行社的工作职能职责，努力宣传、推介乌山并广泛招徕各地游客进入乌山游山赏景。在争取扩大乌山客流量的同时为乌山获取更大的广告效应。从而使乌山对游客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占有率，并逐步达到我县旅行社由组团社向地接社的转变，为我县旅游业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县假日旅行社结合招徕游客引资成功已成为业界典范，值得效尤。
  4.要挖掘地方企业的创造力，积极利用我县的资源特色设计并生产更多的旅游商品。随着旅游事业的迅猛发展，广大游客对购物，尤其是对一些具有文化品味的旅游纪念品的购物活动，确实有着巨大的兴趣和需求。因此我们在完善旅游购物要素的同时，有必要注重拉长我县的旅游产业链，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此实现一业兴百业旺的双赢目标。为此，政府要将鼓励企业发展的机制引入旅游商品生产企业，同时有必要给予更大的优惠。以促成我县的旅游商品生产形成规模，力争逐步对外推销，争取效益。
  与诸多行业一样，产品的组合抑或是资源的整合，归根到底无非都是人和事的联手合作。旅游资源的整合最终也是旅游业中人和事的大合作、大联合。从效益上说，旅游界的这种资源整合非常必要。因为它具有串起零散珍珠以及并拢五指或攥紧拳头的可比价值和力量。因此，我觉得全市区域性的旅游业的大联合，有利各县区旅游资源和产品优势的互补，有利于促销，也有利于共同发展。曾记得2000年春秋季节漳南云、诏、东三县首次向珠江三角洲的联合促销，其效果确实出乎意料的好。当时不仅《中国旅游报》（2000年6月2日的该报2635期A第2版）报道了此次活动，事后诏安因为这次联动促销，起码接待了来自珠三角的十来个旅游团。事实证明，具有针对性的联合推介促销确实是旅游业界一个有效的生财之道。
  “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这话原只是在形容一个具体景点中山水交融的那种审美效果。如果将它放在漳南东山和诏安两地山水景观资源的整合，实现旅游线路联接沟通的话，便是一个意味十足的大概念，是漳州旅游资源整合一个小范围里的一篇大文章。
  滨海资源辽阔的东山与高山美景众多的诏安，一个是陆地要塞，一个是水上枢纽，并且紧密地处在漳州南部的“一小时”旅游圈。所不同的是东山人气鼎盛、行市热烈，而诏安却淡然无声、唯唯诺诺。然而东山季节性明显、淡旺季不均，适时季节人流如织，一过夏天便客源稀少甚至门可罗雀，也是事实。因此东山怎样做到冷天热市、淡季不淡，而诏安又如何切入启动环节并设法旺市，自然是一个值得用心探讨的话题。
  首先，两地业者都应当特别注重山和水的景观连带，即资源互补。通过线路搭接来延伸各自提供游客的观赏景点景致，由此增加游览资费收入来提高经济效益。因此，两地业者需要加强信息沟通，密切业务往来，共同拓展各自旅游产业链。
  再者，诏安一定要着手拓展东山以及潮、汕甚至于珠三角旅游市场，在吸收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广开门路，大量招徕吸纳他们的人气和客源，逐步营造旅游观光气氛，以达到提高诏安县旅游市场的占有率。做好这一工作尤其需要东山众多旅行社的协作和支持。当然这也是两地互惠和双赢的手段。
  另外，除了山和水的资源整合还要注重打造品牌并精心包装好自己的旅游观光产品。如用资源种属归类，诏安、东山两地可供连带交流、观赏、游乐、朝圣甚至史学考究的资源地还很多。比如：
  黄道周纪念馆——沈耀初美术馆
  东门屿——麒麟山
  金銮湾百亿新城——闽粤第一城
  九仙顶——长林寺
  寡妇村——白叶峒
  武庙——城隍
  关公——活佛
  上述都是类同而同时又在旅游市场中独树一帜的旅游景点和朝圣形象，在今后各自的业务操作中如能有机地编制行程并连带入市，旅游的景点空间就能扩大，旅游的韵味和效益也将同时得到提升。相信通过业者的认真思考和积极运作，通过两地资源的有效整合互补和产品的大量流通，尤其是通过乌山与东山岛的客源对接，东山、诏安两县旅游的区域平台都将更为宽广！
  诏安、东山同根同缘，同处海峡西岸，同属福建南大门又共同面临台湾岛，门户和窗口的区域地位明显、山水旅游资源丰富。因此，其资源整合的意义和旅游发展的对策自当是多方面并且也是有可为的，但愿受到关注并延续商榷，以利于通过实施，为咱们闽南地区甚至于台海两岸的旅游经济向前发展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乌山做为闽南旅游富有潜能的开发和建设的资源地，其产品开发和资源整合，在当前我省构建三条通道和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过程中，理当引起各级政府以及各方人士更为热忱的关照和鼎力支持。
  诏安同潮汕的因缘源远流长
  傅崇毅
  诏安是漳州市乃至福建省最南端的县份，处于闽粤交界，同广东省潮汕地区，特别是饶平县山水相连，边境相交，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化相融，其密切的地缘、人缘、文缘关系，源远流长。
  一、地缘方面
  首先，诏地在1500多年前，曾属广地管辖上千年。诏地春秋时属南越国，秦汉时属南海郡（郡治在今广州），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划隶南海郡揭阳县。东晋成帝咸和时（326-364）南海郡分出东官郡（东莞），诏属东官郡。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东官郡又分出义安郡，辖海阳、海宁、潮阳、义招、绥安5县，其中的绥安县，辖今漳浦、云霄、东山、诏安4县。一直到南北朝梁天监期间（502-519），绥安县划属南安郡（郡治在今福建南安），诏地才属隶福建。以后几经辗转，隋炀帝大业三年（607）绥安县并入建安郡（泉州）的龙溪县。唐初陈元光平定泉潮之间的哨乱，于武后垂拱二年（686）建立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诏地属怀恩。开元二十九年（741）怀恩县撤销，诏地属漳浦。天宝十年（752）漳浦划属岭南（广东），上元元年（760）仍归福建。诏地属漳浦近800年，至明嘉靖九年（1530）才独立建县。从历史上看，诏安同广东潮汕的渊源是深远的。
  其次，边境交界线长。诏安现有乡镇15个，同饶平接壤的有7个，占了一半，边境交界线七八十公里。诏安属漳州虽长达1300多年，但距离漳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却比潮汕远。例如，县与县方面，诏安县城距离云霄县城45公里，但距离饶平县城黄岗却只有20公里；诏城距离漳州城140多公里，而距离潮州、汕头却只有七八十公里。
  再次，现属汕头市的南澳县，所属的隆澳、深澳、云澳、青澳4澳，其中的云澳、青澳，明、清两代属于诏安县，云、青两澳每年的赋税要交给诏安县，打官司也要到诏安县。当时形成南澳一岛的行政管理属福建、广东两省，而军事上设的副总兵却统一管辖全岛，故有“南澳总兵管两省”的俗语。
  二、人缘方面
  首先是血缘关系。主要有两点：
  一是潮汕有一部分姓氏村落是从诏安播迁的。潮汕人有称为“福佬”的，是指从福建播迁的人，其中有的是从诏安下去的。诏安最大的姓氏沈姓，据说播迁潮汕的后裔有数万人，如饶平县的沈厝乡、东石乡、赤坑、凤山楼村的沈姓，潮安县华美乡的沈姓，澄海市金砂乡、富砂乡、金洲乡的沈姓，都是从诏安播迁的。其他姓氏也有，如饶平县汫洲汫北村的叶姓，是从诏安宝桥上营店前村迁移的。就连我这个在诏安属于“小字辈”的傅姓，也有一支播迁潮安县彩塘镇东寨村，以后又有一支播迁到潮阳县海门镇。
  二是通婚频繁。诏安同潮汕，特别是饶平，婚嫁很多。历史上，潮汕一带妇女出嫁诏安，几乎成为一种习俗或风气。抗日战争期间，不但潮汕妇女出嫁诏安的多，而且青少年男子到诏安当赘婿、当养子的也不少。诏安人娶潮汕妇女为妻的，有的乡镇几乎占了一半。靠近闽粤边界分水关的上营村，解放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潮汕妇女；同上营村相邻的樟朗村，在解放初期有三四成户口有潮汕男人。为什么过去一般是潮汕妇女嫁诏安呢？民间有一种传说，说是潮汕（主要指饶平）同诏安各有一座莲花山，潮汕的是莲花母，诏安的是莲花公。这种传说，虽属无稽，但也很趣。由于族亲多，亲戚多，朋友多，往来相当频繁，逢年过节、婚丧喜庆、扫墓祭祖、官事俗事，都来来往往，关系密切。
  其次是语言相通。诏安话与潮州话，都属闽南方言语系。闽南方言还有厦门话、泉州话、漳州话，但只有诏安话比较接近潮州话。诏安话同潮州话的差别，主要是诏安话的腔调比较重、比较硬，潮州话比较轻、比较柔，诏安人学起潮州话来比较容易，往往可以“以假乱真”。诏安人到潮州、汕头一带经商办事，潮汕人往往认为是饶平人。而闽南其他地区如厦门、泉州、漳州人学潮州话，则使人感到比较别扭。
  再次是历史上的军事革命活动互有牵连。在宋末元初，诏安二都白叶峒的农民起义领袖陈吊眼，以诏安乌山为根据地，进行反宋抗元斗争，拥兵十万众，纵横于漳潮之间，曾一度攻克漳州城，自立为王，饶平一带有不少人参加义军，至今饶平等地还流传着陈吊眼起义的不少故事，并有义军活动的多处遗址遗迹。明朝中期，饶平农民军领袖张琏，曾率部攻占诏安一些乡村。明末清初，诏安二都以万礼为首的“以万为姓”义军，在反清复明中，活动地区也包括饶平在内。由高僧万五道宗于诏安二都长林寺创立的天地会，其活动更遍及潮州地区。清末饶平黄岗的“丁未起义”，诏安西路一带的乡村有不少青年前往参加。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是由饶平人首先在诏安山区开展活动燃起革命火种的，以后又成立“饶和埔诏”县委，把诏安的革命斗争推向高潮。三十年代中期，“云和诏”县委同“潮饶埔”县委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可以说是连成一片的。
  此外，诏安在经济上同潮汕地区关系也是密切的。诏安的农特产品，大部分销售到潮汕，在计划经济时代，诏安几乎成了潮汕的“生产基地”。潮汕的手工艺品，则畅销诏安，诏安有不少青少年，到潮汕拜师学艺。改革开放后，潮汕经济发展较快，诏安每年前往打工的成千上万。
  三、文缘方面
  诏安同潮汕的文化因缘，是多元化的，不论是民间通俗文化，还是群众的生活习俗，在不少类项中，可说是融为一体，潮汕有的，诏安也有；诏安有的，潮汕也有，有的几乎是分不清哪是潮汕的，哪是诏安的。
  首先是戏剧。历史上流行在诏安的剧种主要有两种，一是汉剧，一是潮剧。明清以来直至解放初期，汉剧和潮剧在诏安都有爱好者，但由于汉剧讲的是湖广话，潮剧讲的潮州话，大多数观众还是喜爱潮剧的，故数百年来，潮剧成为“统治”诏安的剧种。诏安人不但经常聘请潮汕的剧团（戏班）来演出，而且群众自已大办戏班，清末到民国期间，诏安的民间私办潮剧戏班有二三十班。解放后，诏安除了公办的潮剧团（曾一度办了两个团）外，群众中的业余潮剧团一度多达30多个。这些剧团（戏班），不但在诏安演出，还时常到潮汕地区演出。而潮汕有名的剧团到诏安来，更是场场爆满。诏安潮剧界在唱腔、乐器和剧目研究上，也有一批造诣不低的人员，有的还不逊色于潮汕地区的人员。
  其次是音乐。诏安历史流行的音乐有古乐古筝、四平锣鼓和潮乐，但以潮乐为主。古乐在诏安也曾风行一时，民国时期国民党党部曾组织一个“国乐会”，演奏的就是古乐，但因它属上层人物的高雅音乐，广大劳动人民较难听懂，所以寿命不长，只几年时间就散伙了。只有潮乐，不论是曲调，还是锣鼓，在诏安是长久不衰的。民间常有的音乐合奏，诏安人称为“对操”，其演奏的曲调，基本上都是潮乐；民间的逢年过节、迎神赛会、红事喜庆，打的是潮州锣鼓。所以说，潮乐在诏安，至今还是占“统治”地位的。
  其三是歌册。诏安民间妇女中，流行一种被称为“闺中文学”的，叫歌册。这种歌册，是以潮州方言编写的长篇叙事唱本，内容大多叙述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文字口语化、形象化，通俗易懂，很受过去的妇女（包括现在上了年纪的妇女）的喜爱，她们常常三五成群，在中午、晚上业余时间聚集一起，一人唱，众人听，叫做“唱歌册”，有的听得津津有味，有的听得如痴似醉，有的听得挨声叹气，有的听得泪流满面。这种歌册，是从潮州流传来的，称为潮州歌册，但它已在过去诏安的妇女中植了根，成为民间妇女中一种经常的文娱活动。
  其四是俗语、谚语、歌谣。诏安流行的俗语、谚语，同潮汕特别是饶平，基本上是相同的，饶平县出版一本《饶平俗谚》，其中诏安基本上条条都有。又如童谣、畲歌、山歌，诏安有的，潮汕一带也有，有的不过是在内容上大同小异。
  此外，在生活习俗上，两地也是相近的。潮汕盛行喝“功夫茶”，诏安则家家户户都备有“功夫茶”茶具，客来必以“功夫茶”款待，有的闲暇时也常独品“功夫茶”。喝酒猜拳，拳令基本相同。饮食也都是以清淡为主，少用或不用辛辣之品。“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的相近，对于促进两地的文化交流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开发“圣王文化”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
  吴倔冷
  内容提要：闽南民间将历代关爱人民、弘扬正义的人物，尊奉为比自己父母还敬重的、庇佑乡土的神祇，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其中，“圣王文化”的内涵特别丰富多彩，应该摒弃求签问卦的视觉，大力开发“圣王文化”的精华，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服务：
  一、“圣王”的父亲、儿子三代人为开拓闽南倾注心血和生命的事迹，是扎根于闽南沃土的先进文化，是爱国爱民的好教材。
  二、奉祀“圣王”的庙宇，历史悠久，汇集了当时的能工巧匠，留下了很多建筑艺术的瑰宝。
  三、“圣王”之子陈珦，不恋高官大权，矢志发展闽南教育，其办学、育才，都是发展闽南教育的可贵资源。
  四、台胞组团回闽南祖地拜谒“圣王”与漳州“圣王”神像出巡台湾等“圣王文化”活动，加深了闽台一家的情谊，有力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
  闽南人民对历代风云人物，爱憎分明，把对人诚信、推动社会进步的人物，尊奉为比自己父母还敬重的、庇护乡土的神祇。集资建庙，虔诚奉祀，成了地方宗教的载体。这些人的生命轨迹的故事，庙宇的建筑艺术、楹联、匾额、碑刻以及拜祭的仪式，汇成闽南热土的特色文化，摒弃求签问卦的视觉，将其作为文化现象来研究，就能认识到这文化的继承、创新与传播，对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服务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和推动祖国统一都有重大意义。
  在闽南文化中，“圣王文化”的内涵特别丰富多彩，其中四个方面，对现实很有补益，有大力开发的价值。
  一、爱国爱民的好教材
  唐总章二年（667），闽粤间的蛮獠作乱，唐高宗钦点祖籍河南省光州府固始县的归德将军陈政，率部入闽平乱。陈政带领职授鹰扬将军的儿子陈元光和许天正、沈世纪等123员大将，统率中州、光州、蔡州府兵3600多名，挺进福建。那时的闽南，交通极不方便，一路尽是穷山、恶水、毒瘴。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战局虽柳暗花明，陈政指挥若定，步步逼进，可惜大功未竟，陈政便于凤仪二年病故军中。陈元光奉诏接任父亲“岭南行军总管”的职务后，采取了恩威相济的策略，令蛮民诚服，终于平息了动乱。其后，广东省豪强陈谦煽动山区少数民族首领苗自成、雷万兴攻陷潮阳城，潮州剌史常怀德无力抵御。元光奉皇命率部征讨，不久，攻克潮阳城，平定叛乱仍回闽南驻地。为了更好地治理东南边陲国土，元光上表奏请在泉州、潮州之间建置漳州，以加强管理。朝廷准奏于垂拱二年（686）在漳江之畔（今云霄县西林村）建置州治，下辖漳浦、怀恩二县，任元光为漳州剌史。从此，元光以身作则，率来自中原的58姓子弟兵落籍漳州，带动当地蛮民开荒垦田，设立唐化里，引进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彻底改变当地古老的刀耕火种。还举办陶瓷、冶炼工业、创办州学庠序，“并于四境设立行台，定时巡逻、戒备，方圆数千里‘无烽火’之称，号称乐土。”（《漳州市志》）。民间有“辟土开漳施德政，修文重教颂仁风”的传说。于是，原来荒漠的闽南，出现了“杂卉三冬绿，嘉禾二度新”的丰收景象。
  景云二年（711）雷万兴、苗自成的儿子伙同蓝奉高等又在潮州作乱，蓝奉高带40多名骑兵企图偷袭漳州府，他们潜抵云霄时被哨兵发现。正为开发闽南沤心沥血的元光，此时身边只有7、8骑，援兵未至，他临危不惧，在指挥血战中壮烈牺牲于云霄火田葛布山。元光的女儿陈怀玉是军中英勇女将，尚未婚嫁，也为保卫边陲国土流尽了一滴血，时年仅17岁。元光父女战殁，震动朝野，“百姓哀号，相与制服哭之。”朝廷追赠陈元光为“豹韬将军”，开元四年（716）再追封“颖川侯”，下诏立庙，称将军庙。宋徽宗政和二年追封元光为“开漳圣王”，赐匾“威惠”，此后将军庙便改称“威惠庙”。绍兴年间，追赠陈怀玉为“柔懿夫人”。元光父女的功绩，赢得闽南人民世代钦崇，尊称陈元光为“开漳圣王”，简称“王公”；尊称陈怀玉为“柔懿妈”“妈祖”，奉祀在“王公”神像之侧。“王公”手中的七尺龙泉，在民间演绎了许多降妖伏魔、大快人心的神话。这正如宋吕畴《谒威惠庙》的诗句：“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
  随父亲陈元光落籍漳州的陈珦，为教化闽南人民在松州建书院讲学。元光牺牲后朝廷令陈珦袭父职任漳州剌史兼岭南行军总管。陈珦临危受命，挑起带兵平乱的重担，他深入摸清敌情，率精锐乘夜奇袭匪窝畲峒，斩了蓝奉高，俘获并教化其余党，悉平乱后仍执着继承父志，致力于闽南的开发。开元十五年（737），已57岁的陈，“疏乞哀龄待终，复就松州别业，聚徒教授……”再度回松州书院讲学，践行自己的夙愿，为培养闽南人才，奉献毕生精力。
  “圣王”及其父亲、儿女三代人可歌可泣的人生之旅，都融入了造福闽南的不朽事业，历经了几百年风雨的淘洗，仍为闽南人民所钦敬。笔者故乡诏安县梅洲乡的大庙，规模宏大，神祇众多，其中最受人崇拜的便是“王公”，广阔的大庙埕常搭戏台演戏给“王公”看，有时乡中各房头同时间请了五个戏班，一字儿搭起五个戏台，演戏的这几天，四乡六里群众、商贩，潮水般涌来参与盛会，人山人海，极是热闹。这段日子是全乡小孩最开心的日子。在平时，长辈们常对着神韵焕彩的“王公”神像，怀着庄重的表情，娓娓讲述“王公”及其家人、部将爱国爱民的故事，故事古老却有现实意义，神话不科学却蕴含了人民对真、善、美的渴求。老一辈就这样在言传身教中，把做人做事的准则，哺育了下一代。圣王故里河南的人民，对圣王是怎么看的？笔者往河南省固始县实地调查中，拜谒了壮观的陈元光庙，受到固始县陈元光研究会会长、固始县政协副主席陈学文的盛情款待，了解到圣王在其祖籍地也是受到各阶层人民尊敬的神祇，而且固始县人民已建立了研究圣王的组织，正有计划地开发“圣王文化”，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固始县之行，使人深受启迪：作为受圣王庇荫最大的闽南人，更应该千方百计开发这部“父子三代拓闽疆，一门忠烈芳千古”的好教材。
  二、中华建筑艺术的奇葩
  遍布闽南城乡的威惠庙，历史悠久，其庙宇的建设汇集了当时的能工巧匠，留下了珍贵的古建筑精品。驰名中外的云霄威惠庙，位于云陵镇享堂村，始建于唐嗣圣元年（686），此庙仍保留古色古香的建筑精萃：不论是石门楣的浮雕圆形八卦花边图案，还是大门与侧门之前的八角形花窗上环饰的龙、凤、麒麟、蝙蝠，都精巧非常；那门前方形讹角檐枋上雕刻的狮子，青石壁屏上浮雕的龙虎，都形象逼真、灵动；那大殿两侧前檐柱与外金柱间的穿插枋上，竟神奇地安置木狮、象、驼墩各2件支饰抱头梁，下镌神采飞扬的“鱼乐图”“福兽图”；在大殿及前厅垂脊，各堆塑两组粘瓷的戏剧人物，栩栩如生；在前后屋脊的瓷塑上，牡丹怒放、凤凰飞舞；庙内梁架上浓墨锦彩的人物故事与各种浮雕、装饰互相辉映，使人陶醉！令人赞叹！整个庙宇内、外、上、下，构成了文明古国建筑艺术上无与伦比的独特风采！
  芗城区天宝的威惠庙，始建于元延祐元年（1319）之前，是集庙、庵、祠为一体的宏大建筑。其前殿背后有个方形的石砌天井，中间立一座青石雕就的莲花，高1.01米，顶部直径0.65米，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高0.5米，中部0.16米，下部0.35米，上下两部呈喇叭形，中部若圆轮，整体外观近似觚的形状，其上雕莲瓣，构成一朵莲花，当人们转动石莲花的上部时，中部便会冒出水来，上部转动越快，中部冒出的水就越多。这个控制出水的奇巧装置历七百多年仍完好无损，特别是久旱仍不干涸，是全国罕见的文物，堪称“世界无双，华夏一绝”！1995年5月，国家文物局、建设部的老专家单士元、罗哲文、郑孝燮等到此庙实地查察，对石莲花出水的科学之谜，赞赏不已！
  在闽南城乡，座落于明媚风光中的各座威惠庙，都以其古老而精美的建筑特色吸引了中外人士。重视威惠庙建筑艺术的开发，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摄影家、企业家和石雕、木雕、瓷塑等艺术家，开展采风、展览、研讨等活动，必将开创弘扬圣王文化和促进旅游事业发展的双赢新局面。
  三、教化的先驱与育人的风范
  位于芗城区浦南镇松州村的松州威惠庙，占地5亩多，是一座庙宇、书院（前庙后校）结合成整体的建筑，规制十分宏伟，兴建于唐景龙二年（708），是圣王之子陈的讲学处。
  陈珦字伯珙，号松州，于696年“举明经，授翰林承旨直学士，见武则天改制气疏归养”，于是“龙溪县尹席宏隆礼聘主乡校，府君（陈珦）辟书院于松州，聚州人子弟教于乡学，多有向方。”《中国教育史》上记载：以书院为学校名称，始于唐代丽正书院，即唐开元六年（718）。陈珦创办松州书院就比丽正书院早10年，松州书院才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首个书院。
  陈珦象父亲陈元光一样爱民，他焦急平闽后蛮獠陋俗尚未革除，就立下为闽南移风易俗、培育人才的宏愿，“辟书院于松州，与土民讲习，时州治初建，俗尚鄙，珦开行古义，于风多所裨益。”（见《漳州府志》）是松州书院，使中原文化的春风，吹遍闽南大地，提高了闽南人民的素质，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据史料所记：唐代建置漳州之后，闽南才有科名人士，其中龙溪县10人，漳浦县2人，居福建省第4位。闽南文化的进步，陈珦功不可没。
  陈元光战殁之时，匪乱狂张，陈珦以教书匠之身，继任父职统领三军，智勇双全地勘平匪乱。其后在州治也取得显赫成绩，可特重对教育事业身体力行的陈珦，不恋眷高官大权，恳求重回松州书院任教，以两袖清风为国育才，于62岁辞世于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上，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崇高品格。为缅怀陈元光、陈珦的功德，例定漳州文武官员于春秋祭日都要进威惠庙拜祭。松州书院虽地处郊区偏隅，交通不便，但漳州籍海内外信众，都认定书院是漳州的发祥宝地，数百年来，香火旺盛。今后，《中国教育史》重修之时，应该对松州书院和书院创办人陈珦大书特书。
  松州书院的优良传统和陈珦乐育英才的精神，更应该让漳州教育界传承发扬以推动闽南全社会的尊师重教。
  四、联结闽台宗亲的坚韧纽带
  随元光入闽的58姓官兵的后裔，明末参加郑成功的忠贞军，东渡台湾驱逐荷夷后，就在台湾建家立业，并建庙隆重奉祀开漳圣王，以寄托不忘祖先和眷念大陆故土之情，他们的子孙繁衍到南洋各地，也照样建庙奉祀圣王，台湾岛内的圣王庙，至今已逾360座，在台繁衍的子孙，把“圣王文化”世代相传，成为与祖籍地相同的家风民俗，他们对祖籍地奉祀圣王的活动，更是崇拜敬慕，每年元宵节圣王出巡日和农历二月十四圣王诞辰，闽南城乡举行的“鉴王”“走王”“巡安”等活动，再现了圣王当年戍境安民、军民一家的情景，各甲头搭台演戏、放映电影，人神同乐，热闹无比，吸引了大批港、台、澳同胞和海外炎黄子孙，纷纷远道来与闽南宗亲共度佳节，并送来制作精美的金字牌匾、锦幛。天宝路边威惠庙里，有个保福庵，庵中奉祀圣王部将昭德将军韩器，是漳籍姓韩的祖先，法国著名汉学家尤巴尔·苏尔梦（译音）受印尼韩姓侨胞重托，携《印尼韩氏族谱》到保福庵考查，确认台湾和印尼等地的韩氏子弟，均属韩器祖派下繁衍分宗的亲人。1989年2月，台胞韩彰保带领韩姓亲人到保福庵寻根谒祖，此庵因而成为海内外韩姓宗亲联谊的圣地。松州威惠庙周围有许天正、李伯瑶、宋用、林孔著等圣王著名大将的茔墓，10多年来，他们的后裔很多旅居台湾等地，每逢圣王和许天正、李伯瑶等人的诞辰，都组团到闽南拜谒祖墓，答谢祖先庇荫的，逐年增加。这期间的松州威惠庙，古乐悠扬，香烟缭绕、祭品垒叠、鞭炮轰鸣，闽台同姓子孙，汇聚一堂，共庆盛典。10多年来，台湾开漳圣王庙团联谊会，数十次莅临云霄云陵镇威惠庙谒拜，奉敬了“漳台圣宗”“圣德覃恩”“惠泽四海”等金光夺目的牌匾。云霄的圣王神像，也作为友好的使者，数度赴台巡安，每次都受到台胞极其隆重的迎接和欢送。这种闽台文化交流，增加了台胞对祖国的理解和热爱，有力促进台胞投资祖国，开创两岸亲人共赢的新局面，并以事实验证了闽台人民一家亲，血浓于水的心桥，是任何势力也阻不了，割不断的。
  “圣王文化”扎根于闽南大地，开花结果于宝岛台湾。追宗谒祖、迎神赛会的各种活动，息息牵动着海峡两岸的民心，步步关联着中华的振兴，亟待我们采取多种多样的民间交流形式，使其更好地完成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和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
  诏安画派的发展源流及影响
  沈耀明
  诏安画派是中国传统画派中的一支地方性流派，它的形成及发展始末大致可分为：孕育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及嬗变时期。
  孕育时期于清代初期至乾隆年间（1644-1795年），主要代表画家有康瑞、沈大咸、沈和、刘国玺等人。形成时期于嘉庆年间至咸丰年间（1795-1861年），主要代表画家有沈锦洲、沈瑶池、谢颖苏、汪志周、许钓龙、吴天章等人。发展时期于清末光绪年间至民国时期，主要代表画家有马兆麟、林嘉、沈瑞图、沈镜湖等人。嬗变时期于当代，主要代表画家有沈耀初等人。
  诏安画派是以清代诏籍画家为主的一支地方性流派。由于他们吸收历代名家艺术精华，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逐渐演变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绘画艺术风貌。诏安画派风格突出、他们的作品多崇尚中国文人画写意一路韵味、注重笔墨淡雅性和情趣性，着色偏重赭石、花青，以孤冷淡雅而自成一格。在诏安画派艺术风格的表现上，历代诏籍画家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独创性和继承性。独创性，指诏派艺术风格的形成时期、代表画家具有开拓的精神、从而探索出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继承性，是指以师承关系一脉相承延续诏派风格的诏籍画家群体。在他们的作品中都不期而然地传达着诏安画派的艺术韵味、即崇尚文人写意的淡雅性和情趣性的传统笔墨精神，这种精神始终贯穿于诏安画派艺术源流的发展始末。
  现本文就诏派形成时期至嬗变时期、艺术风格独创性和继承性方面予以剖析，并按每一时期的演变过程为序，阐述主要代表画家的艺术风格特色和影响。
  沈锦洲为诏派一代宗师。清代嘉庆年间（约1800年）以后、是诏安画派形成时期。由于诏安湾当地海运业的发展，使得沈锦洲趁北上商旅之便，而有机会拜会各地名家，扩大视野、提高技艺。他的艺术风格是建立在诏安先辈画家康瑞和刘国玺的文人水墨写意画的基础上，揉合宋院体工笔画风和常州恽寿平（号白云外史）自称学徐崇嗣的没骨法，形成兼工带写的艺术新风。它的风格特征是：写花绘物，以半勾勒、半没骨法入画，并且注重形神兼备、意到笔到。其用笔特点是：线条圆静，清秀挺拔。落墨清淡，设色明亮，色胶混用，极有神采。这种画风开诏安绘画先河，成为承其衣钵者的画学典范，并为其弟子沈瑶池、谢颖苏等人发扬光大。
  道光年间（约1821年）以后，诏安画派进入鼎盛阶段。这一时期，诏安画坛出现画家群体，由于他们承上启下的努力，并吸收扬州画派新罗山人画花鸟“幽穆清丽”的韵致和黄慎写人物的豪逸之气，融当地文化为一体。此一风格形成流派，影响波及福建全省（包括台湾）、广东、浙江以及日本、东南亚地区，故时人乃以诏安地名而称之为“诏安画派”。最早见载于文字的诏安画派的书籍是《五百石洞天挥麈》清末大学者邱炜萲编著，刊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见诸史籍志书记载的有《诏安县志》《福建史志》等。
  鼎盛阶段主要代表画家有沈瑶池、谢颖苏、汪志周，他们的作品都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他们的名字分别入录具有全国性、权威性的美术典籍如《中国画家大辞典》（黄宾虹请孙濌著1934年版）及《中国画学全史》（郑午昌1929年编著）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俞剑华著）。
  沈瑶池（约1810年-1888年），字古松，诏籍画家。擅画人物、花鸟、山水，为沈锦洲弟子。其人物画揉合黄慎沉雄苍劲的画风，往往寥寥数笔、即能形神兼备。如他创作的人物《吉庆图》，堪称画家佳作。图中老者神采奕然，侧耳聆听着手中击乐器而传出的悠扬之音，神态悠然自得。赏其笔墨功力，笔笔见痕，力透纸背，墨色淋漓。他一改黄慎以狂草书法入画的特色，参合己意，演变成为用笔浑厚饱满、线条圆静奇逸的中锋运笔。他的人物画虽取法黄慎，但主张“形神兼备”，与黄慎“写神不写貌，写意不写形”的艺术指导原则截然不同，各有独创成就。他擅以赭石风采、湿笔渲染、惜色如金形成“淡墨薄色”的新面目，作品别具一格。他的赋彩最具特色，如其花鸟作品《幽竹双禽图》，画上方一侧用淡墨勾勒出枝干竹叶，施以淡淡的花青。竹下双鸟栖息石头，均以赭石薄色渲染，点染之处，俱见神采，使人耳目一新。赭石、花青，一暖一冷，造成画面最简单最显著的单纯对比，极合色彩科学，加之空白衬托，使人回味无穷。此种赋色手法，看似平常，但要达到如此妙境却并非容易。梨园界有“台上一转身，台下十年功”的说法，中国画的笔墨、赋彩之提炼，道理与之相通。因此不少宗其画学者独钟情于诏派的用色“喜用赭石、花青”不无道理。（详见《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评价诏派画家辞条）
  沈瑶池的弟子众多，一脉相承者有许煌、西舫、沈铭新、谢楚瑜、沈镜湖、沈耀初等人，代有发展，历时100多年。
  谢颖苏（1811-1864年），字琯樵，诏籍画家，时有“三绝之誉”。琯樵最为人称道的是写意墨竹，中国历代擅写竹的画家不少，但是可以画出自己的特点却很少，历史上有“湖州竹派”和清代郑板桥为著称。琯樵画竹与世人不同，他擅长写意墨竹法“妙于用水，水墨神化”。画家作画时用笔奔放，墨色淋漓，随机触发，兴尽而止，极尽能事地表现了笔势运动，表现了画家的胸襟气度。他的墨竹“吸收郑板桥豪逸之气，能自出新意，入法脱法，不为古人所囿”。他的墨竹虽取法板桥，但画家以意运笔，潇洒风神的艺术韵味与郑板桥以草书中竖长撇法运笔，瘦硬奇峭的写竹风格明显有所不同。更可贵的是琯樵的题画诗文富有文学内涵，他的颜体书法风格比之板桥非古非今、非隶非楷的“六分半书”也明显不同，这充分体现了诏安画派的代表画家的个性面目，即独特的艺术风格特色。同时，他的创作观也与众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在《谈画偶录》中说：“与可画竹，胸有成竹；板桥画竹，胸无成竹。余尝下一解语云：不是有成竹，焉能无成竹？惜不起板桥于今日，共参破此偈也”。画家大有一种“恨我不见古人，又恨古人不见我，视天下画家者流，何啻相去万里”之感慨。这种感慨，表现了画家执著的艺术革新精神。
  谢琯樵的画名影响较大，尤其在日本、台湾更为瞩目。延续其风格的诏籍画家有：沈祖文、谢楚瑜、谢锡璋、沈锡纯等人，师承源流历时100多年。
  与沈瑶池、谢琯樵同享盛名的画家还有汪志周。汪志周，字瘦石，诏籍画家。他长期客居福建莆城及福州等地，为诏安画派艺术的传播及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画家一生培养造就了一批弟子，他曾在莆城设“澹一斋”画室授徒，《莆城县志》称“汪志周画花鸟尤臻，下笔如生，其弟子多名于世。”他的花鸟画有新罗遗韵，山水得诏安先辈刘国玺意境，取法米芾韵格，常用淡墨淡彩，点染雨景，表现“苍烟情趣”，颇饶诗意。其弟子多宗其法，他又把画法传与福州陈文台，陈文台又传一代名家林畏庐。《闽画源流及影响》一书中评述林畏庐中说：林畏庐“师事陈文台二十六年，得诏安一脉翎毛用墨法”，“花鸟淡墨薄色，神致生动，保持诏安画风。”诏安画派的艺术风格不断运动延伸传播、影响波及全省，一时福建画坛倾向这一风格，诏安画派曾一时左右影响了整个福建画坛。因此，建国后对福建画坛深有研究的陈子奋、王铁藩、俞剑华等著名画家及画学史论家，总结这一时期具有地方特色的流派为“闽派”又称“诏安画派”。诏安画派盛极一时，但已成为强弩之末，此后诏派的马兆麟画风与海派合流，又转向另一阶段。
  降至光绪年间，诏安画派艺术风格的演变处于发展分化时期。以马兆麟（1837-1918年）为首的画家群体，开创了诏派一代艺术新风，《福建画人传》说他“喜花鸟，一时画名藉甚。间作山水，孤冷幽淡，诏安派中之健者。”马兆麟在继承诏派笔墨的基础上，一变诏派形成时期的画风，在山水、花鸟及赋彩这三方面各有所变化，并做到“有沿有革”。首先在山水画方面，画家舍其诏安先辈崇尚刘国玺取法米家山水的风格，画法“直窥元人堂奥”，吸收了山水名家倪瓒一路的画风。他的山水画笔墨简练，专尚疏淡，意境清远萧疏，常作平远法山水景，如其作品《秋景图》表现了“疏树寒山淡远姿”的意境。花鸟画方面，画家及时地吸收了海派任伯年的艺术精华，他以自己的文学内涵充实绘画意境，运笔挺秀，神韵墨趣，自然天成，且溶诗书画为一体。他把诏安一脉翎毛的用墨法，再充实完善，使表现的笔墨语言更为精致，把客观事物描写得更为细致入微，从而达到神致生动的境界。同时，其花鸟用色在偏重单一的赋彩法，如陈陈相因的常用赭石、花青的风气重新审视，设色也由单一性变为丰富热烈、鲜明艳丽。作品其观赏性适应了大众层次的心理要求，但其画仍保持诏安气局、即擅于表现“淡雅性”一路的诏安传统风格。
  马兆麟的艺术风格对当时艺坛影响较大，他的山水四景图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这一时期崇尚其画家的有沈瑞图、鄞标以及马兆麟的一批高足，清末至民国时期，如谢东澜、林嘉、沙韵、曾筠等人，他们都名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
  由此可见，诏安画派从形成时期到发展时期，它的艺术风格是随着每一时期的进展而演变，且画家画风各不相同，所以诏安画派是个地域性的概念，而并非统一风格。这种现象正如海派一样，任伯年、吴昌硕、虚谷同是海派画家，但画风各异，每家都持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诏安画派欠缺的是在形成时期、发展时期的过程中，还没有出现一位象海派大师级的画家。所以，诏安画派的艺术影响也就不能象海派一样波及全国，它的影响范围毕竟只是在福建境内，台湾及东南亚一带，或跨邻省，如广东部份地区。因此，诏安画派应是个地域性的流派。
  进入当代，崇尚诏安传统文人画一路的画家有：沈汉桢、许沙洛、高继文、许毅聪等人，他们的作品都有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这一时期，诏安画坛出现国画大师沈耀初（1907-1990年），他是集诏派代表画家画学大成者。
  沈耀初的绘画艺术与诏安画派的艺术渊源有着紧密的承上启下的关系，并不断嬗变充实发展。他少年时期绘画启蒙老师沈镜湖是清末民初时期诏派人物名画家，沈耀初同时对诏派代表画家刘国玺、沈古松、谢琯樵、许钓龙、吴天章、马兆麟、沈镜湖诸家的艺术作品特别关注欣赏。他在其学画自述中说：在家乡“我自幼耳濡目染，对那些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真有说不出的欣羡与爱好。”在抗战前后1931年至1941年之间，他当时任本县小学美术教师，其花鸟国画多次参加县办书画展。他当时的作品已吸收了诏派名画家沈瑶池、沈镜湖等人的笔墨韵致并已具有创新意识，这从他作赠画友沈秋松的《山水人物图》可以清楚看出。同时，在其“学画自述”中也可以得到检验。沈耀初自述说：“当这些大胆作风的画面首次公开展出，曾使许多位鉴赏者和地方画坛先进们大吃一惊而刮目相看。本来吾诏传统画风是看惯新罗山人，白云外史等以清秀劲拔为主的画风，至民初马兆麟在上海师事任伯年专攻花鸟，画风虽为之一变，大家称之为‘海派’，但仍不失传统精神。因此我的初期作品的确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一时期画家的画风不但蕴含诏派先辈的艺术韵味，而且又大胆揉合了吴昌硕、任伯年等人的艺术精华，著名画家沈柔坚在《沈耀初画集·序》中说：“沈耀初先生是我少时学画的启蒙老师……我爱上他的图画课，更喜爱他来自吴昌硕、任伯年等，气势非凡，色彩清新的画风。”
  沈耀初于1948年东渡台湾后，从此客居台湾，长期任中学美术教师，数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国画艺术。1973年，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院的国家画廊为其举办了一个划时代的个展，从此，沈耀初脱颖而出，从一个普通的中学美术教员成为被誉为与张大千齐名的台湾十大画家。沈耀初的国画艺术受到台湾和国内外艺术界的极高评价。辛意云在台湾《中国时报》中赞扬耀初“似乎透过绘画向前跨了一步。”又说：“沈耀初已触及中国魏晋以来在绘画观念上要求形神兼备的特质。”著名评论家蒋孔阳评论说：“观其作，意高笔简，蹊径独辟。深感这是我国近代画坛中写意派中的又一次奇峰突起。”唐金海教授认为：沈耀初是当今画坛“卓然成一代大师者。”同时，著名画家及美术理论评论家沈柔坚、丁羲元、洪惠镇等诸位先生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诏安旅台画家沈兆鹏在《诏安画派源流与沈耀初》一文中总结沈耀初的艺术成就时说：“他的画是集我诏安画学之大成。”如果用这种观点来分析诏安画派艺术源流在当代是否存在，那么，可以说诏派艺术源流依然存在。沈耀初的艺术就是当代诏安画派杰出的代表画家、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诏派艺术源流并没有消失，只是分解淡化而已。虽然当代诏安画坛出现多元化的艺术局面，但历代以来诏安先辈的艺术韵味仍有保留，它是在“沿革”中发展，并有所创新。沈耀初的艺术就是在诏安传统的笔墨精神基础上又吸收了吴昌硕、齐白石所谓的金石笔法；然后又在书法入画的观念上再做更大的表达。实际上，沈耀初的艺术过程可分析得知二种现象：一是在大陆40余年、其艺术是属于继承诏安艺术传统风格阶段；二是在台湾时期、其艺术在诏派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大胆地揉合了齐白石、吴昌硕等人的艺术精华，是发展个性即创新风格阶段。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诏安画派的艺术源流发展至今，并没有消失。当代国画大师沈耀初用其精湛的艺术丰富充实和发展了它，进一步开拓了当代诏安画坛新局面。
  我们今天研究诏安画派的目的和意义是：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中去探索并求得正确认识诏派美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以此推动当今诏安以及全省画坛艺术创作的发展。它的意义正如著名理论评论家洪惠镇所说：“开展诏安画派研讨，意义重大，综观全国，以一个县份形成地方画派实不多见，不管诏安画派实际情况如何，它都是贵县以及福建省的文化财富，认真研究、整理、总结和批判地继承和发挥、使它振兴，成为当代福建省的一个国画流派，并力争在全国扩大影响。其现实意义是毋庸赘言的。”
  我们深信：挖掘整理研究诏安画派对发展我国地方区域性的文化以及提高诏安乃至福建画家队伍的创作水平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性作用。
  香花僧与南少林
  许育智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福建有南少林，为八闽大地增辉不少。入清以后，南少林声名大起，天下尽知福建有南少林，文武兼修，在反清复明战场上，立下了备受世人敬仰的不朽功勋。福建南少林之探源者又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莆田、泉州、福清、仙游皆声称南少林在其境属。据宋《三山志》、明《八闽通志》《福州府志》，福清市明代以前确有少林寺或少林院之史载，名号虽有，但成就却无，不具名扬天下之条件。每个人，每种事物，能够扬名天下者，就必须有所建树，成就辉煌，对国家、民族大业有卓著的贡献。如嵩山少林寺，不但是中国禅宗的发源地，且有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世美谈，文武兼修，犹以技击见长，成为中华武林泰斗，方能饮誉海内外。何况福建南少林的扬名是在入清以后，在抗击清兵入侵的战场上，立下了不朽功勋，为世所传颂，所以说“南少林”难以名号而定论。
  莆田市虽有近代一些史学家，依据天地会的文献“会簿”，论及天地会相传创建于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故而在一些史论中，述及莆田少林寺，以及僧兵在莆田留下的史迹。因南少林最具特点的象征就是僧兵。“僧兵”故名思义就是既是兵也是僧。多少大明将士，不愿臣清者，不愿剃发易服者，但又在清朝剃发令的高压之下，或为僧、道者甚众，因而产生了闽南、粤东特有的香花僧与香花道士。同样，在福清、莆田、泉州、德化、漳州、东山、诏安直至粤东的潮、汕，皆留下僧兵抗清的史迹。
  多年来，笔者在探索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上，发现了南少林与天地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南少林是天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香花僧的代称，哪里有香花僧，哪里就有南少林，那里就有洪门。南少林的成名，是通过天地会的发展、壮大及后来外逃而传播海内外的。在现已发现的所有的天地会《会簿》中，皆记载有“西鲁序”。基本内容是大清康熙年间，清兵火烧少林寺，少林僧兵奋起抵抗，后寺院遭清兵洗劫，逃出13人；沿途再遭追杀，再向漳、潮逃窜，最后只剩5人。这就是天地会之五僧，也就是洪门五祖。后来集结于闽、粤交界的一带山区，联合地方势力万氏集团，共同抗清。“西鲁序”中的少林寺就是南少林。在《会簿》“贵本”有“忠义少林寺碑图式”以“少林寺”为匾额，对联是“少年出家洗净全身修正果，林中入寺诚心斋戒念弥陀。”可见南少林与福清少林寺毫无关系，但却与福清市黄檗山万福禅寺，有着莫大牵连，这应从清兵入关后说起。
  随着崇祯、弘光两京之败亡，唐王朱聿键福州称帝。改元隆武。两京南逃遗臣、志士矢志扶明反清，力图恢复。但在郑芝龙降清后，清兵铁骑长驱入闽。福州续陷，隆武出逃，汀州遇难。福州的前明遗臣、将士纷纷南下。加之清朝“剃发令”的颁发，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高压之下，民族矛盾日益高涨。“宁做束发鬼，不做剃头人”响遍大江南北。南逃的将士、遗臣为抵抗清朝的剃发令，纷纷在福清、莆田、仙游、泉州、漳州直至粤东的惠、潮、梅一带遁入空门，披着僧人外衣，行反清复明之实。福清黄檗山临济万福禅寺即为其中之一。
  黄檗山万福禅寺，始于唐德宗贞元五年（785）。由六祖慧能法嗣正斡禅师创建。初名般若堂，后改号建福寺，二代希运，三代临济义玄。“自师门出一临济，宗风大振”黄檗山遂成临济道场。并弘法北上，大展临济宗风。宋代最盛。嘉靖三十四年，遇倭寇之乱，堂宇尽毁。隆庆初年，中天正圆禅师（惠安人）力图恢复，结茅庵于荒址，权作栖息。万历二十九年赴京请赐藏经，留京八年，未蒙命而病殁。其徒兴寿、兴慈继其志。越六年，相国叶向高（福清人）奏赐万福禅寺之号。四十二年敕赐藏经全部并帑金三百两、紫衣三套。崇祯二年，隆宓、隆瑞继其业。六年冬，费隐继其席。九年夏，隐元承之，成为临济三十二代传人。于是大兴土木，拆月台重建大雄宝殿于旧址之上。以旧殿为法堂，建斋堂、钟鼓楼、山门、云厨、库房等，并置寺田，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清兵入闽之后，隐元禅师为报明朝厚恩，积极参与抗清扶明，广收明朝遗老、志士、文臣、武将，僧众倍增，达数千之众。是僧、是将、是兵一时也难以说清。在万福禅寺遭受清兵洗劫时，隐元、费隐率僧众奋起抵抗，费隐在奋战中，被砍断右臂，促成他以后的左笔书法，独具一格，蜚声日本。（后隐元赴日本随行者不乏文臣为僧者，不但开辟了日本黄檗宗，使临济宗风广播。更有甚者，他们的诗文、美术、书法、医学更是名扬天下。）万福禅寺遭清兵洗劫，隐元禅师苦心经营的宝刹毁于一旦。这悲壮的一幕与天地会《会簿》所描述的“西鲁序”，洗劫少林寺如出一辙。寺毁僧逃，隐元与僧众纷纷退向莆田、仙游、泉州，有的继续南下，集结于闽、粤交界山区，投入了诏安二都山区的“万氏集团”共同抗清。故而这样的和尚不姓“释”而姓“万”称万和尚。从《香花僧秘典》“少林千古山门灭，暗下奔逃至南寮。”的诗句得到验证。“南寮”是唐代以来对漳州、潮汕的特称。隐元禅师退至莆田的永庆禅寺，积极联络莆田的抗清志士郑郏（字奚仲，号皆山）。在郑郏所著的《皆山集》中，可以看到他与隐元的关系。《皆山集》“乐部”第三十五页“将入麦斜，取道永庆禅寺，晤隐元对谈三日，别后赋寄。”“礼部”第四十二页，诗小序：颂言为隐元赋。和姚兴公韵，兴公云：“壬辰冬，本师隐元为诸方衲子开戒，拜读疏言，至‘列圣恩深，今皇重德’一时伤感，涕泣不能仰望。嗟乎！天下臣民，宜哀号恸哭者众矣，独使老衲一声泪，响向振空山，千载而下，有闻是事，识是心者，当不知何感激也！”余心悲其言，为赋二律。
  亦知趺草暗惊魂，山静时多涕泪痕。
  衲子一声关至性，群公何日答深恩。
  禅堂最怯腥羶气，帝里犹余松柏村。
  白马林间时远望，鼎湖怆恻自悲吞。
  踏破空山霜雪痕，夕阳暗淡断离魂。
  惊心故国双麟卧，镂臂丰城一剑存。
  纵有布金酬士死，金无鞭策痛朝昏。
  依然陵谷人何在，泪湿堂前谁与论。
  诗题与“诗序”中的姚兴公，名翼明，兴公是其字，浙江人，清兵占领南京后，兴公起兵抗清，后参加鲁王政权，官至兵科给事中，后出家皈衣佛门。“诗序”中的“列圣恩深、今皇德重”。“列圣”隐指崇祯帝。崇祯称烈帝，列与烈通用。“今皇”又指何人？从诗中的“鼎湖怆恻自悲吞”，好似是指肇庆之永历。但从“帝里犹余松柏村”“惊心故国双麟卧”。“帝里”可解帝王之居处，仅余下松柏村。而“松柏”之名在《会簿》也频频出现，显得十分重要。如《田本》“一日，齐天御史捧着忠义榜文，在高溪松柏林张挂。”《田本》《姚本》《贵本》都有“松柏林中是我家”。而“松柏林”却是地名，在诏安霞葛镇。“惊心故国双麟卧”。感到吃惊的是故国明朝，尚有两个龙儿在。这“今皇”又似指“洪门”三、四两位太子。总之，二首诗序中，将隐元禅师忠于明王朝，坚持民族气节，与郑郏的关系表露无遗。
  随着清兵的追剿，皈依临济门下的将士、文臣纷纷往南退却。汇集闽、粤边界山区。由于人数众多，生计维艰，因此临济门下，也就出现了中国禅宗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特殊僧人——香花僧。香花僧分两派，沿海的香花僧为“日”派。山区的僧人为“月”派。团结合为一则是“明”字，表示志在复明。这种休闲时是僧、参战时是兵的特殊僧人即是南少林僧兵。香花僧人既可削发亦可留发，腥、荤无忌，娶妻生息不禁，三教合一同祀。因为是在特殊环境下迫使他们遁入空门，所以也就成了特殊僧人，与其他禅派大相径庭。香花僧文武同修，能文善武，所收传人择其长而教之，文臣教文，武将授武，山区好武功一直流传至今。为了生计他们化整为零，各寻棲处，连一些本非僧人居住的庙宇，如关帝庙、城隍庙、玄天上帝庙、圣王庙、妈祖庙等，都住上了香花僧。他们相互联络，专为民间做道场、超渡、安龙、洗佛、开光等。以为生计。法事科仪与佛数又不一样，香花僧参插有武功表演、唱赞优美，配有鼓乐笛箫、音韵依然保留莆仙戏唱腔，因此这种僧人，在闽西南、粤东、山区颇受人民喜爱。下面几处古迹，即是历史实证。
  一、福建诏安县官陂镇长林寺，现存古碑刻《长林寺记》内记“是故独踞宝林曹溪，开五叶之花，鼎建少林”“为□□百千梵宇之魁。”“长林宝刹第五和尚道宗创造”最后署款“甲午年腊月八日兄发僧士良思元甫顿首拜书”。
  碑文中“是故独踞宝林曹溪，开五叶之花，鼎建少林”。乍看之下，似乎描述的是六祖慧能，衍开五宗。而在“鼎建少林”句，又可以看出所言并非慧能，因慧能并无鼎建少林。事实隐指洪门。“曹溪”系闽西地名，（今属龙岩市）“开五叶之花”指洪门五祖的分开各省，发展会众，故曰“开五叶之花”。“鼎建少林”这时鼎建的少林，并非嵩山之少林，而是香花僧之南少林。所以说哪里有香花僧，哪里就有南少林，南少林并非有固定的所在。又如东山县发现的《香花僧秘典》，也有这样的记载“夫古来寺承兴化清源九座寺”“钵承南祖临济义玄禅师，广传临济正宗，寺僧五百余众，有南少林之誉。”碑文中“长林宝刹第五和尚道宗创造”。万五道宗创建了长林福刹，成为天地会的首脑所在，所以在莆田林泉院（今南少林）西北方向的保民殿（俗称红花亭）始建于顺治三年（1646）蒲月。由陆圻、郑郏同建，保民殿的前柱对联“柏酒倾杯绿，篱花带雨红”岁在壬寅端月。后柱对联“万物总归三尽剑，五云时现七星旗。”对联首字嵌入“万五”两字，可见万五道宗与陆圻、郑郏、红花亭、林泉院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地处云、和、诏三县交界万山丛中的高隐寺。第一代住持僧实晟之神主牌位，原物现存于诏安县官陂镇龙光庵。上书：“传临济正宗三十五世实晟霞公之灵位”实晟是道宗之徒，万五道宗应为临济三十四世，系隐元之徒孙。
  三、诏安县九侯禅寺，保存一块古老木牌，两边雕刻双龙、顶端火珠。安放于佛前供案之上，永受人间烟火。上书：“万历皇帝万岁万万岁。”这是隐元门下，为报答万历皇帝厚恩，特设牌位，永世供奉。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收藏的天地会秘书抄件、D本有“大明天子皇帝万岁万万岁”基本一致。
  四、诏安县凤山报国寺，保留完好的康熙年间和尚墓。墓碑顶端四个横字“九座宗派”，右边上角竖字“康熙辛巳岁壬子吉旦”，中间“第三代祖师无智宗公普同塔”，下角书“五房徒子孙同立”，这也是九座寺南下实证之一。
  五、在东山县康美村的万礼军营（土堡），南门门斗石刻，一边是一只麟，上方是一轮红日，另一边也是刻着一只麟，上方云遮月的图案。一边日，一边月，合成“明”。“双麟”与郑郏诗的“故国双麟卧”一样寓意。
  综上所述，诸多史迹，足可作为清初莆、仙、泉一带僧人，南逃漳、潮一带史证。以闽、粤交界山区为根据地，再向全国各地发展。后来，清政权逐渐稳固，加紧对天地会镇压，他们只得走向台湾、东南亚各国，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天地会。福建南少林随着天地会的向外发展而传播，因而扬名天下，为世人所敬仰。
  花会
  许育智
  它是民间的一种赌博形式，是世界上彩票的原形，“彩票历史悠久，十八世纪以来，欧、美等国政府认识到，发行彩票于国于民，均有好处，使彩票发行合法化，将其收入用于市政、教育等公益事业，并对穷苦阶层提供帮助。1776年美国国会发行四种彩票，筹集了教育基金，协助建立哈佛、耶鲁著名大学。1886年前后，彩票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摘自《彩票一点通》第一章·伊黎人民出版社）
  早在顺治年间，“花会”彩票已在天地会的势力范围内出现，尤其是活跃于闽南、闽西、粤东三地的客家居处，并逐渐走向全国各地。自从清入闽，福州陷落，大批前明遗臣、志士，不愿臣清者，纷纷南逃，集结于闽、粤交界的山区，伺机举义。据《福建通志》纪·四，“康熙十八年三月总督姚启圣奏伪总兵廖典、黄靖等率众据水晶坪，联络山海贼寇为害地方，遣臣招抚，率伪官三百余员、兵一万二千余降。”可见官兵成众，从顺治初至康熙十八年以前，闽、粤交界山区，依然属残明的势力范围。是前明遗臣、志士的聚散地，反清复明的大本营。由于人数众多，生计维艰，穷则思变，他们或寄迹于寺、庙，称之为香花僧、香花道士；或为盗寇，称为红头贼、白头贼。文臣办学教文、武将开馆授武，各尽所能，以为糊口。并创造了世界上第一种的彩票“花会”，从中敛财，供养会众，又起到暗示洪门的一种标志。
  “花会”以三十六个号牌组成。三十六暗示“天”字，合天罡之数。牌上各刻名号，号名如下：天申、火官、宋正顺、张九官、明珠、陈攀桂、合同、合海、上招、陈日山、吉品、安士、太平、月宝、占魁、荣生、陈逢生、只得、万金、茂林、音会、原吉、黄坤山、王志高、元贵、青元、三槐、龙江祠、郑必得、井利、有利、林艮玉、李汉云、天良、珠光明、天官。三十六个号牌全是化名代号，与今天的彩票只是名号上的不同，每个号名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为外人所不知的抗清名士，天地会的主要人物。化名三十六人，暗隐真名三十六名，共合七十二人，隐含七十二地煞之数，暗示“地”。在闽诏安县山区霞葛镇发现的古本《香花经》内的花会歌，与《香花僧秘典》的“花会歌”（化莲堂名称歌）基本一致。三十六名分别是：天申（吴天成）、火官（忠振伯）、宋正顺（洪太岁）、张九官（万九泽）、明珠（沈明）、陈攀桂（郑擎柱）、合同（方大洪）、合海（林大江）、上招（李式开）、陈日山（刘望旦）、吉品（张魁）、安士（林义）、太平（萧拱长）、月宝（陈六御）、占魁（周全斌）、荣生（翁求多）、陈逢生（余新）、只得（余宽）、万全（郑道德）、茂林（杨仗佑）、音会（方惠成）、原吉（吴延贵）、黄坤山（周洪英）、王志高（黄志高）、元贵（姚必达）、青元（傅青主）、三槐（陈引）、龙江祠（王船山）、郑必得（郑君达）、井利（李式地）、有利（黄昌成）、林艮玉（郑玉兰）、李汉云（卢若腾）、天良（释和尚）、珠光明（朱道长）、天官（黄南雷）。
  三十六名神秘人物，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为天地会《会簿》中的传奇人物。如：洪大岁、方大洪、李式开、吴天成、姚必达、林大江、方惠成、郑君达、郑玉兰等。其中洪大岁、方大洪、李式开、吴天成、姚必达被列为天地会的五祖，均有在《会簿》或抄件中出现。其他皆为天地会中的主要人物。二为明朝遗臣。如：黄宗羲（南雷）、傅山（青主）、王夫之、卢若腾、黄志高等。黄宗羲：明末余姚人，字太冲，号梨洲，称南雷先生。明将亡，奔走营救，随孙嘉绩、熊汝霖诸军于江上，鲁王任为左佥都御史。傅山：山西阳曲人，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明季，天下将乱，坚苦持气节，国变时，衣朱衣，居土穴养母，善书，推为当时第一。顾宁人（炎武）尝曰：“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是抗清志士。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齐，崇祯末举人，入清浪游不仕，后隐石船山，故亦称王船山。黄志高：“顺治六年（永历三年）永历诏各勋镇考试、诸生赴广省，郑成功送生员叶后诏、洪初辟等十数人同黄志高持本赴行，舟至潮阳遭风不得达，独志高至粤，诏以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便监成功军。”（摘自《福建通志》通纪·第三册卷十一）卢若腾：字闲之，号牧州，福建金门贤聚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唐王时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浙东，加兵部尚书衔，顺治五年，卢氏与万礼合兵攻打漳浦。是抗清的前明遗臣。三为郑成功麾下大将。如：洪旭、周全斌、翁求多、肖拱宸、沈明等。洪旭：封忠振伯、郑氏居厦门时封为户官，专管海上运输，顺治十八年郑氏收复台湾后，获悉守铜山的蔡禄、郭义二将暗中交结黄梧，密谋降清。郑成功恐后方不隐，命杨荣回厦门向洪旭传达密谕，叫他转令蔡、郭二将立即率部来台，如二将观望拖延，证明确有异图，授权洪旭当机立断，立斩两人。洪旭派人往铜山传达郑成功的调兵命令。郑氏此时依然不知洪旭也是洪门中人，所差非人。洪旭暗中通风，蔡、郭自知反情暴露，因而导致爆发了率部降清的“铜山之变”。周全斌：同安浯州人，顺治九年投郑成功，授房宿镇。康熙三年二月在黄梧、吴六奇的招引下降清，调北京任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三藩之乱”前夕在其府组织，联络反清造反，事泄，被捕。翁求多：诏安人，官总兵。郑擎柱：海澄人，莆田籍，官同知。三十六名神秘的抗清志士，缘何鸠集一起同列名于花会歌，因他们都加入洪门，都是洪门兄弟。
  “花会”的举行多在山区客属的地方。因墟期而定，或一、四、七，或二、五、八日。有条件的地方，即高搭彩棚鸣罗鼓众；无条件的地方，即于果林之中聚众行赌，将要出之花会号牌藏于木匣之中，高悬其上，傍置投注柜。投注者以白纸书写号名、金额，交款后投入柜中。或用竹夹子夹住，置于案上。中午十二时正（午时）准点开彩。所押名号与匣中之号名相符者即为中彩，以一赔三十的赔率兑现。这与今天的彩票别无二致，只是形式上的不同。随着天地会五祖的分开各省，洪门队伍的不断扩展壮大，他们首创的“花会”也随着洪门会众的扩散而走向全国各地。“花会”既可谋利维持生计，也是天地会的秘密联络标志。
  康熙中叶，随着清朝政权的逐渐稳固，加强对东南沿海各省秘密组织、结社进行疯狂镇压搜捕，部分天地会会众无法立足国内，被迫逃亡东南亚各国及台湾等地，带去了“花会”以为谋生，并联合当地华侨团结互助，组织抗暴自卫。当时统治东南亚的英国、荷兰、法国，为了控制华侨，防止和镇压他们的反抗，开始了解、搜集天地会的情况，对天地会研究发生兴趣，收集了大量天地会内部资料，至今犹存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率先发起研究天地会者，首推英国人米因。
  “花会”见于文字记载较晚；如《辞源》“花会”注释为：“赌博之一种，以广东为最盛。清道光中，浙江黄岩盛行花会，书三十四名古人名，任取一名，纳于筒中，悬之梁间。人于三十四名中，自认一名，各注钱数投入柜中。如所认适应筒中之名。则主者如所注钱数加三十倍酬之。”见《右仙台馆笔记》
  诏安铁枝木偶
  沈幼仙
  木偶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据有史可考，已有2000多年历史了。木偶艺术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民族民间艺术，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中，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是我国乡土艺术之瑰宝。木偶戏至今在广大农村，尤其逢年过节，仍是主要观赏娱乐项目之一。它与地方戏曲相结合，成为特殊的地方戏曲，保持了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铁枝木偶戏也称“铁枝戏”，有着中国原始文化瑰宝”的美誉，它与提线木偶、布袋木偶并称“福建木偶三绝”。关于铁枝木偶的渊源，据《中国戏曲艺词典》和《辞海》记载是清道光咸丰年间，由广东潮州的纸影戏传入福建诏安一带后发展而成，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而中国傩学专家叶民生先生花了十几年调查考证，写出《福建傀儡戏史论》，认为：根据《永乐大典》之“通鉴佚文”及相关资料中发现，与铁枝木偶相同的“以泥捏塑，有机关以动手足”的傀儡戏形式早在宋代于江左（今江苏等地）已形成，并以“快活三郎”之称存在于宋人之傀儡行列中。而广东潮州的泥塑及纸影戏偶技艺的艺人吴静山，其祖籍即为漳州的漳浦（公元714年怀恩县（诏安旧名）归入漳浦县），于宋代避祸潮州而将此艺传潮州，可证铁枝戏不是迟于清末才形成，更不是潮州传诏安，而是宋代就已流行，从江浙传福建后再传潮州。
  有关资料表明，这种纸影戏早在宋代已流行，由于南宋王朝的溃逃南迁，临安逃难艺人入闽南传到闽南漳浦、诏安、广东潮州等地，于明代与当地流行的四平腔相融合，从而形成唱潮音调的铁枝戏。古时纸影戏以牛皮雕形，以纸为屏幕，表演时人物映照在纸幕上，民间称为“白竹纸影”。随着艺人不断创造，纸幕改为玻璃幕，并捆稻草为身、扎纸为手、削木为足、塑泥为头，再给人物着戏装，称“圆身纸影”。这种变化使纸影戏由平面影像表演变成立体表演。表演时由艺人在幕后用三根铁枝管套上铁枝操纵身高30多厘米、彩塑泥头、桐木躯干、纸手木足的木偶，以潮剧或广东汉剧为伴唱，身段和手势特别灵活细致，其艺术风格与泉州提线木偶、漳州布袋木偶明显不同。现在的铁枝木偶，彩塑的木偶头已改为木头雕塑，但冠戴、服饰、造型相仿。演出时分文武畔，文畔司管弦乐，武畔司打击乐。剧本多选取一些故事性强、节奏鲜明的戏文，擅长武打戏，如《水漫金山》《武松打虎》《哪吒闹海》等剧本。
  明末清初，诏安铁枝木偶有唱潮剧和广东汉剧之分。唱汉剧调的铁枝戏班有小昆冈、碧壶天、彩香华、新金华等；唱潮剧曲调的有万年春、鸣凤春、中源华、老源华、新顺兴、老赛宝、乐天香、玉春香、中正顺、福顺、三多、一枝香、老三多、荣天彩等。当时诏安城乡就有80多人戏班，非常活跃。但到解放前，就只剩下几个戏班了。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门对铁枝木偶加以关怀和扶植，曾抽调艺人排演《韩妙珍》参加福建省第二届戏曲会演。1955年，由陈庆标、沈开德、许振山等艺人晋京参加全国木偶戏会演。1955年月11月，县文化部门抽调14个铁枝木偶艺人，边学边演。1957年3月成立“诏安县铁线木偶剧团”。1959年9月，该团上调地区艺术剧院，为“龙溪专区艺术剧团木偶剧团铁线戏演出队”，1960年赴京演出。1962年，铁线戏演出队撤销，原班人马回县恢复“诏安县铁线木偶剧团”1966年8月，县铁线木偶剧团撤销。
  1977年后，一度中断的铁枝木偶又重新活跃在城乡，城乡又出现了许多铁枝戏班，有城关万年春、阳山及湖美等铁线木偶剧团。1989年，老艺人孙仕九、许荣禧、退休干部许崇德、孙水湖等12人集资购置木偶制造道具，办起“万年春”铁枝木偶剧团。万年春铁线木偶剧团艺人较多，设备较完整，在艺术方面能认真探索改进，木偶造型及舞台设置也都能不断更新，使铁线木偶戏有新的面貌。万年春剧团的艺人许崇德的儿子许少德还是全国木偶学会会员，福建省第一届木偶艺术学会理事。1989年万年春铁枝木偶剧团参加在泉州举行的首届国际木偶艺术节，1990年又参加第二届中国泉州国际木偶节，它以古朴、简捷、原始，较多地保持早期文化的特色，引起海内外木偶艺术家的关注，日本、荷兰、美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学术报刊都刊发介绍中国铁枝木偶戏的艺术特色的文章。耍木偶的好手孙月云，曾在国际木偶节上以精湛的技艺获得了“东方魔女”的美誉。国外木偶艺术家如英国“小天使”木偶剧院罗伯特夫妇、荷兰国家艺术节代表、澳大利亚木偶艺术家等先后专程到诏安观摩交流。
  1994年，荷兰国际木偶艺术节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观看了台湾国立艺术大学江武昌教授专程来诏安录制的《中国万年春铁枝木偶剧团演出实况》引起极大轰动，赞美诏安铁枝戏是“中国人民伟大地创造、将列祖列宗特异的文化艺术传统和现代人们天才的智慧完美结合，创造新中华文明之果，为中国争光，为世界添彩。”这时，诏安铁枝木偶的声誉，达到了它的历史顶峰。
  铁枝戏的表演很具特色，文戏的细腻和武戏的气派，有些非人戏所能及，尤其是手执刀枪的打斗技巧更是威振乾坤。诏安历代铁枝戏表演艺术家张烙称、孙仕九、沈开德、沈园孙、何景城等，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刻苦钻研，表演传神逼真，能根据人物性格和剧情的需要表演开扇、开伞、看书、写字、喝茶、饮酒、骑马、打斗、舞凉伞、变幻术、翻跟斗等，艺人把自已的思想感情融入“偶像”，心想神传，把木偶注入人性化。艺人沈开德的丑角表演、陈景城的刀枪对打、许扁妹的舞凉伞、孙月云的刀马戏等，表演惟妙惟肖。
  1997年万年青铁枝木偶剧团因艺人年龄已老化，后继无人自行解散。诏安铁枝木偶戏现仅流传在诏安县白洋乡，铁枝木偶戏的演出形式也应村民的需求发生了一些变化。
  白洋乡是我县一个小乡镇，总人口2万多人，但这里群众文化生活活跃，民间戏曲艺术鼎盛，素有“戏剧之乡”美誉。这里流传的潮剧和潮剧配音的铁枝木偶戏有着百年历史。当地的农民群众从老人到小孩，几乎嘴里都会哼上几曲潮剧，手上都能舞上几手木偶戏，演出形式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随时改变。湖美村的“湖中香”木偶剧团原来表演铁枝木偶时，演员不化妆，只在幕后操纵木偶。有一次在粤东演出，当地村民要求演员站在幕前表演，剧团就真的买来潮剧行头，主要演员化装成传统潮剧扮相，形成了“人偶同台演出”的新形式。一些戏班干脆转达行演电唱戏，即由真人代替木偶表演、“电声”代替人唱。
  湖美村的桂台香潮剧团是现在乡里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演“电唱戏”又演木偶戏的剧团。团长和老伴、儿子、女儿都是耍木偶的好手，70多岁的师傅吴崇桂从12岁开始学习铁枝木偶，一辈子从事木偶演出，带过的徒弟自己数也数不清，他的几手绝活如“打扇花”、“旋花瓶”等高难度动作，都能表演得惟妙惟肖。村里79岁的老艺人吴圆孙能表演本应两人操纵的花旦骑马武打和小生耍花等一系列高难度技艺，还能一人操纵铁枝木偶，表演“打扇花”“旋盘花”“旋花瓶”等高难度的杂技绝活。只见一具木偶手执小木棍顶着铁盘子旋起盘花，并飞快旋动起来，这就是“旋盘花”；表演“旋花瓶”时的木偶用一根小木棍插入一个装满水的小花瓶，神奇地提起花瓶并迅速让其飞旋起来而滴水不漏。
  古往今来说畲歌
  许慕辉
  畲歌是诏安一种曲调粗犷、情感缠绵的古老民歌。它的历史久远，涵量丰富，内容旖旎多彩，群众基础深厚，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民间歌曲。它在诏安的历史长河中，已经翻滚了千百年，一直受到群众的喜爱，是诏安文化艺术领域的一朵奇葩。
  诏安的畲歌，究竟产生于何年代，同它的本来格调一样，今已不可考。现在，依据古代史和民间姓氏宗谱的记载，我们只能知道，以前的闽西南直至粤东一带的高山地区，聚居着一支庞大的部落——畲族；他们据峒为家，居无定所，过着狩猎游牧、刀耕火种生活。所以，闽粤文艺界都倾向于畲歌（不论是闽西南的，还是粤东凤凰山区的），其源盖出于这支少数民族，是畲族人民在劳动生产中创造出来的歌曲。岁月沧桑，畲歌也经历了不断演绎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到唐总章二年（669），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和京兆别驾、宣武将军许陶、许天正父子，奉高宗御旨率部入闽，削平泉潮间獠乱之后，畲民有的迁徙远遁，有的便被逐步“唐化”；随着进一步的畲汉融合、通婚，中原文化（包括礼教、风俗、文字和语言等）不断渗入，原来土生土长的畲族民歌，必然也发生质的变化，成为一支别具一格的、畲汉文化合璧的古老民歌。这种畲歌的传播面很广。诏安有，潮汕地区也有，闽西各县也有。它们之间的格式和内容大体相同，不同者只是方言的差别。过去，诏安有妇女过洋去当佣人，也往往把畲歌捎去，所以在东南亚的侨民中，只要是会讲河洛话的，也都有畲歌流行。
  畲歌的蕴藏量究竟有多少，这是谁也无法讲清楚的。有一条畲歌这样唱：
  畲歌畲㗒㗒，要唱畲歌一米筛。
  一千八百才来唱，三十二十免近来。
  ××××××
  畲歌畲㗒㗒，要唱畲歌一簸箕。
  一千八百才来唱，三十二十免近边。
  由此可见，畲歌的蕴藏量是很多的。早期，我在文化馆工作时，正是老一辈妇女还兴唱畲歌的时候，我们曾一度广泛搜集过，一下子记录了七八百首还不见底。后来工作调动，这一工作也就半途中辍。有一次，田厝我的小姑妈来家作客，我让她和我母亲“答畲歌”（就是你唱前四句，我唱后四句，连接唱下去），她们可以一口气唱了三四十首还不重复。从已经征集到手的畲歌来看，它的内容实在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几乎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
  韭菜开花白披披，阿妹掼饭到田边。
  保庇阿兄年冬好，金钗重重打一支。
  ××××××
  韭菜开花白抛抛，阿妹掼饭到田头。
  保庇阿兄年冬好，金钗重重打一抛。
  这是反映纯真爱情的，唱得多么亲切和诚挚，没有丝毫的造作和虚伪，也十分形象感人。类似这种以爱情为主题的畲歌，是畲歌中的主要部分，含量是比较多的。还有，直接反映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不合理和残酷，表示了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和不满，如：
  长麻好绩无秕丝，家官气苦目汁啼。
  怎得家官象父母，怎得云开见日时。
  ××××××
  长麻好绩无秕头，家官气苦目汁流。
  怎得家官象父母，怎得云开见日头。
  一把红箸十二双，怨父怨母怨媒人。
  怨父怨母收人聘，叫我细细就嫁人。
  ××××××
  一把红箸廿四支，怨父怨母怨媒姨。
  怨父怨母收人聘，叫我细细就嫁伊。
  还有褒扬人间高尚情操，启迪后人奋发向上、崇善如流的。如：
  乌鸡讨食门脚兜，鲫鱼要活跟水流。
  男勤功课落田园，女勤家务做针钩。
  ××××××
  乌鸡讨食门脚埕，鲫鱼要活跟水行。
  男勤功课落田园，女勤家务不惊穷。
  一粒豆仔青又青，做成豆肝好顾家。
  人呾豆肝生理小，小小生理好安家。
  ××××××
  一粒豆仔圆又圆，做成豆肝卖作钱。
  人呾豆肝生理小，小小生理好赚钱。
  也有针砭势利小人，鞭挞社会陈污积垢，发人深思的。如：
  鸟仔飞来头欺欺，嫁女〓𠁞𠀾𠁞做小人妻。
  小人夭寿心歹毒，害命谋财祸厝边。
  ××××××
  鸟仔飞来头摇摇，嫁女孬做小人娘。
  小人夭寿心歹毒，害命谋财祸四乡。
  更有不少畲歌以流行于民间的潮剧传统剧目做主题，极力讴歌剧中的主要人物，象闽南粤东群众家喻户晓的《陈三五娘》《山伯英台》《西厢记》《吕蒙正》《陈三磨镜》和《嫦娥奔月》等，都在畲歌中有所反映，唱得形象十足，栩栩如生。如：
  溪水溪水干，一干二干到桥脚。
  陈三骑马来砌塔，五娘坐轿砌塔脚。
  ××××××
  溪水溪水悠，一悠二悠到桥洲。
  陈三骑马来砌塔，五娘坐轿砌塔周。
  门脚一丛杏，唔高唔矮到君睛。
  唔高唔矮好打扮，打扮起来象张生。
  ××××××
  门脚一丛橙，唔高唔矮到娘胸。
  唔高唔矮好打扮，打扮起来象莺莺。
  诏安畲歌除具有历史悠久、蕴藏量深厚、内涵丰富多彩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特点外，艺术特色也非常突出。一是运用古代近体诗的表现手法，借物比兴，极力渲染，进行合情合理的联想和夸张，来塑造典型。往往是通过一个比喻，迅速进入主题，使要褒或要贬的对象“形象化”起来，而且极具“个体化”，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二是具有与近体诗相近的叶韵和平仄相间的特点，呈现了音乐美。由于畲歌是用民间方言歌唱的，所以它的叶韵只能是方言中相近的韵字，但大量的已注意到押“平声韵”；它的平仄也是这样，大部分采取了“平”与“仄”间开使用，所以读起来朗朗上口，音韵铿锵。而且畲歌都是每首八句，分二段落，除少数首句是五字或六字外，大量的都是七字，其格式就类似用二首七言绝句来合成一首。三是通俗化，具有明白晓畅、雅俗共赏的特点。它虽然融入了大量的群众口语，但却不滥不粗，也不见淫秽污浊语言，而是俗中带雅、朴实无华。由于它的结构形式是采用重叠反复、对衬复沓的格局，所以在每一首的二段中，其第三句完全相同，其余三句也只有末端的二、三个字有变化。这跟闽东民歌中的“三条变”近似，每变一次就自成一首。畲歌的这种结构，本来就方便人们记忆，再加上它的唱法简单，不用乐器伴奏，就可以在生产劳动中或歇息休闲中，你一首我一首的答唱下去，所以，自古以来，畲歌就被人们当作“家教”、“启蒙”的一种好教材。这也是畲歌之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壮年妇女的欢迎，而经久不息的原因。
  畲歌虽然是一种民间歌曲，但由于它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过去历史和社会的各个侧面，直抒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可以帮助后人寻踪问史，透过歌词找到几千几百年前的先辈的社会活动轨迹。所以，畲歌也应归属于人文风貌的范畴，是我县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正因为上述种种原故，诏安畲歌曾在1957年被选中参加福建省民间音乐舞蹈汇演，一举获得了节目奖和演出奖，受到了全省文化界人士的好评和关注。当时，我县还有一些业余文艺工作者，采取“推陈出新”的方法，用畲歌固有的格调创作了反映现代生活的“新畲歌”来，多次在省报刊发表。后来，省委发起搜集编辑福建民歌时，也把这些“新畲歌”收了进去，刊在《福建民歌》第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