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诏安地扼八闽粤门户，水陆交通尚称方便，是内地通往港澳的必经之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寇扩大南侵时，曾经三次入侵诏安，并派遣数以百计的敌机来犯，滥施轰炸扫射，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害。面对日寇的疯狂暴行，诏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闽粤边区特委（1938年后改称漳州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深入开展形式多样、旷日持久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十分深远，事迹可歌可泣，在诏安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日寇犯诏的累累罪行
  日寇曾经三次进犯诏安。第一次在1939年11月30日，盘踞广东澄海的日军特务团、警备团和伪军中华和平军第一集团军计二千多人在汉奸黄大伟、日军大佐山本募的率领下，经饶平进入我县境，越过南山的白马坑，于当天下午占领县城。县城沦陷后，日寇一方面扩散反动传单，强行使用伪钞，并着手拼凑一个以随军汉奸提乾元（江苏东台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两度出任诏安县知事）为县政委员长的维持会，妄图作长久统治；一方面抓丁拉夫在良峰山、东溪西岸构筑防御工事，封锁人行要道，还计划进一步开辟飞机场和筹办奴化教育。但侵略者的美梦不长。到12月7日凌晨，在国军第75师史克勤旅、新编第20师张一鸣团和地方军民三路的夹攻下溃退广东，县城在午后收复。尔后，广大军民协力搜索为虎作伥的汉奸，终于逮捕17名归案，处斩12名、判刑5名，还通缉在逃犯若干名。
  第二次日寇入侵在1941年7月1日，日军独立102旅团第34联队第1大队附海军陆战队和伪军黄大伟部二千名，在日酋鹤田的率领下越过分水关，骚扰上营、樟朗一带乡村，又炮轰上营、华表等地，群众死伤数十名。他们原拟进一步入侵县城，后因受国民党新编20师第60团和地方国民兵团武装的阻击，加上暴雨成灾而撤退。
  第三次日寇入侵在1945年7月17日，盘踞金门的日军大佐德本光信联队200多人，汇合驻厦门伪军06师团1200多人，在遭我重创之后，窜往海澄白坑（今属龙海），然后沿漳汕公路过漳浦，经云霄，入侵骚扰我县梅洲、四都、田美、上湖、公子店、院前、大埔、菜园埔一带村庄，炮击民房，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打死打伤群众多人，于19日下午入侵县城。他们在我军民沿途截击下惶恐不安，只逗留至20日早晨就窜往广东。与此同时，还有一中队日伪军因盲目逃窜，误入乌山禾仓岽，为当地农民所截击而乞降。
  诏安人民除上述三次横遭入侵的日伪军的蹂躏外，在8年抗战期间，还先后遭受144架（次）敌机的扫射和轰炸，共计投弹217枚，炸毁公共设施87处，炸毁校舍、民房266间，炸毁渔船6艘，炸死炸伤109人，百姓的生命财产蒙受惨重的损失。
  影响深远的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响应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和闽粤边特委的指示，许钓纶、郑觉先创办的“大同派报社”，前潮澄饶县委在诏城中建立的内线工作组，抗日救亡的标语、口号在群众中迅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1937年暑假回乡的京沪和漳厦泉学生与在龙溪专员公署办的“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结业的诏安学员，就率先联合部分中小学教师，成立“诏安旅外回乡服务团”，上街游行演讲，举行抗日歌咏会，书写墙头标语，还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火炬游行，使沉寂的诏城开始了沸腾。
  为了加强对诏安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云和诏县委决定派林楠和许沙洛潜入诏城搞地下工作。随后，县委又派员进城，发展林楠、许沙洛、沈秋生、林士彬入党，组建中共诏城支部，肩负起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地下党充分利用“一致对外”的形势，与社会各阶层的爱国进步人士广泛建立统一战线，城东小学校长张源，富有爱国热情，对日寇的疯狂侵犯早已义愤填膺，一经地下党提出以城东小学作为一个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阵地，立即表示赞同，并接纳许沙洛重新回校任教（许秘密离诏去龙岩时是城东小学的教师）。学校除增设时事课外，还在国语、历史、地理等科目中补充新教材，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和形势教育。并出版铅印刊物《抗战》，发表师生抗日文章。高年段学生以班为单位，组织“儿童救国团”和纠察队，学习战时救护常识。每逢星期天，又联合其他学校师生上街宣传群众，教导群众唱抗日歌曲，发动学生制慰问袋、写慰问信，寄汉口《新华日报》社转达抗日前线。中华抗日救国总会一发出开展“一元还债运动”号召，学校师生又在1939年元宵夜，深入各大神庙、祠堂宣传抗日，结合募捐，还到各大商店劝捐支持政府抗日。县城沦入敌手后，还挑选了20几名年纪较大的学生在溪东集训，准备应付急需，因县城很快光复而中止。
  当年，厦门地下党曾团结爱国人士创办了“儿童剧团”，深入敌后巡回演出。他们曾一度冲破重重阻力直至诏安公演。诏城支部受此启发后，也以城东小学的儿童救国团为主体，很快组建了一支拥有60多人的“诏安孩子剧队”，由地下党员许沙洛、谢家群带领，利用课余假日深入街道农村活动，教导群众唱《骂汉奸》《保卫诏安》等方言歌曲和《大刀进行曲》《太行山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一大批救亡歌曲。还集中排练抗日剧目，先后公演了《谁说我们年纪小》《古庙钟声》《雪里红》和《爸爸不要做汉奸》等剧目，使抗日救亡道理深入人心，引发同仇敌忾。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诏城地下支部也不断壮大，经中心县委批准，支部分拆为社会、学校二支部，分别领导社会和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社会支部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积极酝酿创建一个能广泛团结全县救亡力量，又可以公开露面的合法团体，来取代因暑假结束、旅外学生回校而解体的“回乡服务团”。最后，找到一个与地下党员有过交往，又热心救亡的青年党人龚健其（在县政府任收发员），由他出面申请、筹建“抗战青年社”。一时，社会上许许多多“不愿当亡国奴”的名流，如林仲姚、沈照亭、沈锡纯、沈炳华等都前来报名参加，10多名地下党员也经组织批准，以个人身份参加活动，使“抗战青年社”成为一个归属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体。他们坚持每逢星期六、日都上街演讲，教群众唱抗战歌曲，演街头活报剧；每个晚上开设“土广播”（就是用广播筒站在高楼天台广播）。还出版铅印刊物《抗战青年》，发表了大量抗日救亡文章。学校支部在诏安中学和诏安师范二校中，组织同学读书会，发动学生订阅20多种抗日报刊；还创办了《文艺旬刊》和《晓角》《血铲》等墙报，将青年学生团结到抗日救亡旗帜下来。
  兴起于1937年的诏安抗日救亡运动，由于有共产党的抗日正确方针作指导，又有地下党组织的具体领导，所以一直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规模壮阔，形式多样，影响深远。当年的漳州中心县委机关报《前哨报》还专题作过报道。这一局面直到“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形势才发生逆转。诏城党支部不得不遵照中共南方局“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迅速组织已暴露的党员作策略退却。随后，孩子剧队和抗战青年社也分别受到当局腰斩。方兴未艾的救亡运动便由此消沉下去，只剩下二、三个官办的宣传队、剧社在零星活动，作了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工作。
  1943年，国民党当局为了“扭转难堪的宣传局面，平息民众怨言”，又由县教育科出来筹办诏安县巡回歌剧队。一些未暴露的地下党员和原抗战青年社成员，一本爱国初衷，又报名参加活动，而且逐步成为歌剧队的中坚力量。歌剧队坚持上演进步作家老舍、陈白尘写的《生命之花》《烟苇港》和《桃李春风》等抗战剧目，拒演宣扬投降亡国主义的《野玫瑰》（是奴化文人陈铨所写）；还由许沙洛、郭宗鲁、夏里等
  筹办了一次抗战版画巡回展出，出版抗战木刻专刊。还用延安抗日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队训，一直活动到抗战胜利前夕。
  抗日救亡运动激励一代人的民族气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大大激励了一代人的民族气节。
  诏城首次沦入敌手后，汉奸提乾元着手筹划成立日伪政权时，因他曾经二次出任过诏安县知事，颇为熟悉“民情”，所以首先想到请前清举人、亦曾任过县知事的陈熙台出山，但陈此时已谢世一年多了。随后，他又想到曾在北洋军阀张毅部与他共过事的陈幼崖。陈幼崖一听到风声，认为这是“上贼船”“当汉奸”“成民族罪人”的祸事，便避而不见，跑到下五都一带当中医，使提乾元要找也找不着。在提乾元炮制的名单中，还有一名曾任过前清千总、以守备备用的许斌扬。便由几个败类轮番上门“规劝”他出山，虽然每次都遭受他的严词斥责，但他们却不死心，又叫族亲许×出面，提出“只要签个名，人不露面也可以”。这可把许斌扬气坏了，他拍着桌子将他骂个狗血淋头：“你这是狼心狗肺，认贼作爸”，“你别以为当上汉奸光彩，日后还不成为千古罪人”……不容他再说就将他推出门去，他带来的“签名簿”也被甩得远远的。事后，家中的媳妇都劝老人暂时到乡下避避风头，他却一步也不走。还说，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威风几时？他要剐要杀，就将我这副老骨头拿去！其凛然大义是可泣鬼神！
  诏城光复后，在当局追捕卖国求荣的汉奸时，每天都有民众上县政府提供线索，有的还亲自带警察去抓。汉奸徐雨苍就是藏匿在荆棘丛中几天，最后才被群众抓来归案的。那一批被斩首的汉奸首级悬在三民北路示众时，几天中都有人怀着民族仇恨，到那里去泼屎尿、骂汉奸。
  在日机疯狂轰炸时，由地方医院与私营诊所的西医组成的一支抗日战争救护队，每次都不顾个人安危，冒着腾腾的烟火和纷飞的弹片，到处抢救受伤群众，有的自己受伤了也坚持不下火线。他们的这种不愿当亡国奴的高尚民族气节，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啧啧称赞。

（作者附记：本文成稿时，曾参考引用过许沙洛、谢家群、谢继东、陈鹤章、许慕容和陈纯良等先生以前写的回忆录或闻见录，并依据作者六十年代写《诏安人民革命史》时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