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山西黎城县人的南下干部李振经，是诏安县解放后第一任副县长、第二任县长和县委书记，也是我分配到诏安工作后的第一位顶头上司。
  如今，斯人虽已骑鹤西去，但他那老红军的艰苦朴素精神却永存人间，他那布质中山装上衣口袋中牢牢插着两支钢笔的遗像，勾起我一缕缕割不断的哀思。
  “叫我老李好了！”
  1949年12月12日，诏安县城解放。1950年元月5日我率领闽南公学诏安工作队62位同学徒步抵达诏安县城，进住九户祠堂，李振经同志会同县委书记武克、副书记李亚伟前来接见。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自我介绍说：“欢迎你们来诏安工作，我叫李振经，诏安县副县长，以后就叫我老李好了。听说云霄‘十里铺’土匪猖獗，我正准备派武装班去迎接你们，想不到你们这样快就赶到了。”我拍拍腰皮带上斜插的日本造三号驳壳枪说：“谢谢首长们的关心，同学们急着赶来参加革命嘛！四五百万国民党军队都被消灭了，几个土匪毛贼有啥可怕的，再说我这个‘伙计’也不是吃素的。”这“老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一双像张飞一样的豹眼，圆睁时咄咄逼人，又有一副像赵云一样的仪容，嘴角含笑，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解放初期的干部，以艰苦朴素为荣，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官兵一致，亲密无间。稍有不同的是，老李是红军时期入伍的老同志，吃的是“小灶”（所谓“小灶”，也仅是一碗肉丝汤面或水饺而已。）；他子女多，享受多子女补贴；还配给一辆脚踏车，成了“有车阶级”。至于穿戴方面，南下干部和服务团干部以及军转干部，都是清一色草绿色粗布军装；南方游击干部，保持“红军”本色，一身“黑”打扮，只有黑军帽上布质的红五角星闪着红光。
  解放初，县人民政府干勤人员不多，过的是集体化生活，除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外，老李还规定“三不准”：不准带公文回家；不准在家谈公务；不准回家睡觉（有妻子的准许星期六晚上睡一晚）。“军令如山倒”，老李带头执行，他们壮年夫妻虽同在县城工作，但一样“咫尺天涯”。
  当年的县政府旧址，三进平房建筑，蛇蝎流窜，老鼠横行，前进原是县太爷“升堂”的大厅，自从孙中山先生“推翻了满清，创建民国”以后已经废弃不用，升堂的案桌歪倒在地，差役喊“威武”打屁股、使夹棍的两厢七穿八孔，门庭冷落，只有两株大榕树参天而起。中进的大厅和两厢是县人民政府的办公地点，各科室拥挤着像“蜂窝”一样。后进是少得可怜的宿舍，几十个人象沙丁鱼一样“济济一堂”。老李虽单独一间但也有老鼠作伴，曾闹过“五步穿鼠”的故事。话说有一晚，老李刚睡下，几只大老鼠就出来跳“踢踏舞”。老李打开手电筒一照，一只小猫样的老鼠竟然在五步外站直身子和他四目相对。老李是山西黎城人，南下前是县武委会主任，使惯枪杆子打过日本鬼，眼见老鼠如此大胆，怎能不气？他立时从枕头底下摸出短枪举手就是一枪，只见老鼠“吱”的一声惨叫，带伤而逃。这一晚，老李总算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他跟我们谈起这事时哈哈大笑，但笑着笑着，突然他的脸形变长，语不成声，我们认为他中了“歪嘴风”，急着要去找医生，他却摇手制止，只见他用右手掌托住下巴向上按摩几下，立即恢复原形谈笑如常。他说他的下巴肌肉松弛，哈哈大笑或大喊大叫时经常要掉下来。
  老李非常关心下属的疾苦。教育科年仅17岁的上海南下服务团战友王果义，行军路上过度劳累加以水土不合得了肝病，面黄肌瘦，他的宿舍紧邻老李住房，老李从“查铺”中发现他经常“遗精”后，就特意吩咐总务股长沈铁生给王开“小灶”吃“病号饭”，每餐一碗肉丝汤面或水饺。王果义病倒后，老李经常过来看望，一再叮嘱要用最好的药物治疗，可惜当时小小的卫生院，设备简陋，人员又少，没有住院病房，终因回天无术，王果义于1950年10月去世。事后在老李关怀下，全县两百余名机关干部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开了追悼会，并护送灵柩到良峰山麓安葬，然后由民政科给他家属发去讣告、慰问信和抚恤金。
  解放初，诏安县县委会和县人民政府的机关干部多数是年青人，风华正茂，生气蓬勃，特别是上海南下服务团分配来诏安工作的我和刘辛仁、毛元洪、王果义四位战友更为突出。我们穿一式白色汗背心衫，白汗衫上印染“为祖国而战”五个鲜红大字。我们对体育活动各有所爱，当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们和老区干部韩学宽、沈天赞、邱士元、林荣元等，以及长江支队南下干部马立功、赵年宏、郑海生、陈广馀等，经常举行篮球和排球比赛，老李也常披挂上阵。有一次篮球赛中，陈广馀不懂比赛规则，抢球时横冲直闯，猛一下把我撞得仰天跌倒，“脑震荡”，当场昏迷，等我在县政府宿舍醒来时，第一眼就看到老李和刘辛仁战友守护在我床边，听到老李高兴的说“傅必放，你昏迷了一天一夜，终于醒过来了。你在昏迷中，一直喊着‘我要革命！我要革命！’四个字，唉，多好的革命同志啊！”
  不拘一格用人才
  诏安解放后，在武克政委（当时对地、县、区党委书记统称“政委”）李振经县长（后任县委书记）主持工作期间，是知识分子干部的黄金时刻。
  老李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算命、卜卦、麻衣相法无所不精，也喜欢“舞文弄墨”；对有文化知识的干部十分重视，当作人才培养。当时，县政府各科室除县府秘书兼财粮科长钱明全是南下干部外，其余科室皆由老李委派文化水平较高政治素质较好的干部“分兵把口”。老李说，这是对干部的实践考察。当时还没有成立人事科、司法科和人民法院，就叫民政科的我兼管人事工作和调处民刑事案件；老区干部沈天赞、陈雪华夫妇接管和整顿救济院和卫生院，南下干部武起忠和服务团战友刘辛仁分管财粮科；任命老区干部林楠为教育科副科长、韩学宽为教育科督学，老区干部邱士元为卫生科负责人；林学禹为建设科负责人；闽南公学同学张福裕负责工商科。
  经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考验，我首先被老李起用。他非常欣赏我在第一区傅厝乡和第六区（官陂）天庄乡两期“土地改革”所写的小结和总结，他认为我是比较有分析能力的干部，不止一次说过：“傅必放写材料不但有理有节，而且快速及时，别人还在‘十月怀胎’调查研究时，他的材料就出来了，所以地委和专署的工作通报中经常有诏安县的经验介绍。”因此，他首先任命我为第六区副区长，不久又调我为第一任建设科科长（当时的建设科包括农林水电畜牧渔和交通公路工区等）。第三任县府秘书杨贵生调任第一任检察院检察长后，又调我为第四任县府秘书。
  与此同时，老李任命刘辛仁为财政科科长；福州革命大学毕业的陈德明为粮食科副科长；老区干部林荣元为第二任建设科长；老区干部韩学宽为供销合作社秘书科科长（当时的供销总社是副县级单位。）；老区干部邱士元为卫生科副科长；老区干部张建忠、沈奇善、林克治和本地干部何瑶波等分别被任命为科（区）级领导。闽南公学同学中，最先提拔的是柳正哲为城关区副区长，陈宗海为第二区（上营）副区长，紧接着方华荣在1952年入党后上调地委宣传部科长，张福裕任工商科副科长，朱藏鼎、汤钟杰、吴南中为供销总社正副科长和经理，郭春迪为粮食科副科长，黄水纯为农技站站长。
  军转干部也一样被重视。当时，全国人民正在高喊“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所以支前、征粮是重点工作，很多军转干部如刘书田、沈猛勇、沈玉生被任命为各区粮库主任，张世沂、王凤兰等被先后任命为粮食科（局）长，谭文臣为民政科长，汤培德为人事科长，刘树信为第五区（太平）区委会委员，张兴快、孙忠国先任区委会委员，后任区委书记、副书记。
  老李用人不疑，对留用人员也一样人尽其才。如张学朱任财粮科总会计，许金发、王师古分别为卫生科和工商科主办科员，薛雁书为总务股事务长。写得一手好字，会刻腊板印刷的吴卓洪调入秘书室任文印。当时专署建设科来文要调一名干部去学习防治病虫害，但县建设科近十名干部都各有其职，只有一名当过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督学”的×××无所事事又年龄偏大，经请示老李后同意他去学习，学习回来后，积极性很高，深入农村，采集和制作了许多害虫标本，在农业展览会上展出。他自豪地说：“我这个国民党‘督学’解放前连过河也是叫人背的，现在总算为人民服务了。”
  有三件事对我印象特深：第一件是，当时破落的中山公园要雇佣一名花匠，有人推荐一名人选，但是个管制分子，当我和老李谈及此事时，他说：“又不是请他当政治委员，用他的技术种花嘛，有什么不可以的。现在全国解放了，中山公园要绿化，让人民过上自由幸福生活。”于是我们雇佣了这位花匠，月薪28元，还修理了荷花池，装置了喷泉和激光设施，把几间亭台楼阁油漆一新。一时间，花团锦簇，美景如画，游人云集。第二件事是，刚接管时的中山纪念堂鼠雀作窝，瓦砾成堆，有人提议要修建；当我请示老李时，老李说：“孙中山先生是革命先行者，值得我们纪念，国民党政府把孙中山纪念堂搞成这样，实在丢脸，现在我们虽然经济困难，但这点钱还是应该花的，修！”老李一声令下，我们立即行动，当时建设科没有土木建筑工程师，我们就聘请懂行的沈天保为“编外技术员”，负责设计图纸并实地指导工程实施。修建后的中山纪念堂富丽堂皇，群众集会、节日文娱晚会都曾在这里举行。第三件是，当时地委敌工部介绍来一位“台湾仔”郑××来诏安置；解放初，人们是“谈台色变”的，安置“台湾仔”使我十分头痛，但老李说：“台湾人民是好的，先看看他有什么特长？”当从档案中了解他当过“光板印刷工人”时，老李当场拍板说：“就分配他去印刷厂当负责人。”
  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由于诏安县党委、政府在武克和老李等集体领导下使用干部得当，所以解放初的几年各项工作十分出色。五二、五三、五四连续三年农业大丰收，群众反映说：“再这样搞他三年五年，老母猪也可以挂上金耳钩了！”
  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
  老李在诏安的工作中，既雷厉风行，又深入细致，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
  摆鸿门宴，请君入瓮。这是老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第一把火。说的是刚解放时，社会不安宁，老李为防止国民党的恶势力在社会上兴风作浪，破坏社会治安和新政权的建设，在上任不久，发出帖子“邀请”原诏安县国民党党、政、军、警各界大员和社会恶势力的各路头目几十人来县人民政府“开会”。一阵客套以后，老李突然环眼一睁，沉下黑脸猛喝一声：“来人啊！把他们统统拿下，收监候审。”这一招，对地、富、反、坏分子的“杀、判、管、放”掌握了主动权，随时可以“瓮中捉鳖”。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关住“蛇头”，使首恶分子无法在社会上兴风作浪；二是“群蛇无首”，使胁从分子无所适从不敢蠢蠢欲动；三是搬掉“绊脚石”，激发了广大人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为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铺平了道路。经验证明，老李这把“火”放得好，对比其他县，解放初发生什么“大刀会暴动”“县中队叛变”“区公所被袭，区委书记被杀”等血淋淋事件，诏安局势应该说是相对稳定。
  老李对镇反运动中的错案也勇于承担责任，如乌山老区基点村的“白皮红心”的“五老”张××被错判15年，老李获悉后立即派人到苏北劳改农场把他请回来，并设酒宴亲自把盅敬酒为他“洗冤”，当面向他道歉认错。又如闽南公学同学陈光华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错判五年徒刑的冤案，1984年当我和郭春迪在厦门罗晓文（原诏安县银行干部）陪同下找见老李时，老李说：“时间太久，我记不起来了，但你傅必放我是了解的，你办事我放心。”他爽快的写出“同意为陈光华平反纠错”的证明，使含冤三十多年的陈光华重见天日。
  打农业仗，科学种田。诏安是农业县，当时全县不足2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以农为生，以水稻、番薯、甘蔗、花生为主产。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但耕作技术落后，水稻插秧仍是“大株稀植”，每株十多枝，株距一尺多，亩产四、五百（市斤）。这时全国农村开展“互助合作，小株密植”运动，老李雷厉风行，认真贯彻，抓紧以下三个环节：
  一是听汇报。解放初的任何会议，第一天是下级给上级汇报工作。当时的区委书记和区长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李政委听汇报。”每次给李政委汇报工作时，区委书记都要你推我，我推你的“不敢放第一炮”。因为，给老李汇报工作，不能空洞无物，不能泛泛而言，要实事求是，要有具体数据，要有典型实例，还要有群众语言。他听汇报时，嘴上露着笑，骨碌碌的大眼睛盯着你，一边双手不停地记录着，时不时“打破沙锅问到底”，如“路边密植株距是几寸？”“山坑田偏僻田密植了吗？你有没有去看过？”“你说家家有余粮，户户谷满仓，余粮多少，你去看了吗？”“互助组是父子互助，兄弟帮忙，还是几家合伙的等价交换？”问得你面红耳赤，瞠目结舌。俗语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堂堂七尺男子汉谁愿甘居“弱兵”呢？老李特别喜欢来自群众的语言，听到后就立刻记下来作为教育材料，如“大株稀，不够喂鸡，小株密，母猪挂金钩，”1952年蔗糖丰收但销路不好，蔗农埋怨说：“想想过去，奸商找上门来收红糖；比比现在，红糖卖不掉；看看将来，甘蔗没有人要种了。”老李听到后，不但在扩干会上念给大家听，而且责令供销社立即解决蔗糖的购销问题。
  二是树典型算细账。为了以点带面，老李亲自抓了一个郊区后林村作为互助合作增产增收的试点村（他曾为该村写过一本小册子，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要求各区抓好一至两个生产互助组，作为典型示范推广。一时间，互助组像雨后春笋一样萌发出来，涌现出大批农业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如沈禹水、陈糊、林架再、许加福、江土枝、江吉猛等，其中陈糊上过北京，参加过全国劳模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沈禹水参加赴朝慰问团，跨过鸭绿江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算细账是推广水稻小株密植的有效办法，当时在老李的具体指导下，区乡干部人人会算这个账，即小株密植株距6×6（8×8）一亩可插多少株？每株六、七穗，共有多少穗？每穗平均有饱满谷粒多少，共有多少粒？每一市两大约有多少粒，折合市斤多少粒？通过算账，广大干部和农民们实实在在的知道，每亩水稻产量一千市斤是不成问题的，从而激发了农民对水稻小株密植的信心，并自觉的付诸实施。
  三是深入基层，指导工作。解放初，干部下乡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老李要求干部下田劳动要“三自带”（自带锄头、畚箕和标尺，即密植的标准竹竿。）（时至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水稻密植早已是农民的自觉行动，农民是最务实的，谁不愿意多打粮食呢？但在解放初，却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县区领导用“九牛二虎”之力，看看官路边，密植了，但到山坑田偏僻田一看，仍是株距一尺多的“满天星”。）老李也经常手拿“尺杆”，赤脚下田量量比比；他经常召开评比检查和现场观摩会，掀起比学赶帮高潮，他检查生产不走“阳关道”（公路边和向阳地），专行“独木桥”（山坑和偏僻地）。第六区官陂张姓和黄姓为争农田灌溉经常打群架，老李实地调查后，派出建设科的水利干部李曾炀指导群众把废弃多年的五通陂重新修建，解决了两地几千亩田的灌溉问题，使两地群众言归于好。此外老李还发动农民合理灌溉、合理施肥和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增产措施，使农业连续三年大丰收。
  老李由于政绩卓著，1954年下半年被提拔为中共龙溪地委常委、地委农工部长，后又任地委副书记。他在“文革”中被冲击，全家“扫地出门”，1968年在凄风苦雨中，夫人申志珍（中共党员、南下妇女干部）病亡。后来续娶夫人，重建家庭。离休前是中共厦门市委副书记，离休后定居厦门，生活上享受副省级待遇。2000年7月病亡，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