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沈裕康先生1895年出生于诏安县县城东门内一个书香门第，因学业优异得到顺庆堂祖祠“书租”的资助，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获国立北平师范高等专科学堂数学学士学位。后到日本、东南亚各地考察教育事业，学习各国先进教育经验。回闽后历任诏安县教育局局长、福建省教育厅督学、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华侨中学师范部训育主任、福建省第三高中（龙溪高级中学）校长。由于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奖掖后进，乐于资助穷苦学生，故深得同行好评和学生的爱戴。
  沈裕康先生1926年回诏安，应诏安县长何实军委任就职诏安县教育局局长。任职期间，重用人才，如课长李绍光（漳州中学堂毕业）曾任东吴竞业学校校长；督学陈鸿猷（集美师范毕业）曾任诏安集英学校校长；干事沈日新（诏中毕业）曾任东恒学校教导主任；陈士培兼任郭厝寮村民众学校校长。
  沈先生在任局长期间，因诏安初级中学校长林树松急病去世，便亲自兼任诏中校长，不但主持校务，还亲自兼课。当时的诏安中学虽创办不久，但已初具规模，一批知名人士在该校任教，如教务主任林振成、教员王亮保、陈大业、李俊英、陈鸿猷、林秉正、羌景维、谢静溪、李天每、谢锦波、吴复（吴复先生后任教务主任）等。
  沈先生教学认真严谨，师生十分佩服。在他任教育局长期间，针对学校混乱现象，大力进行改革。当时诏安的学校教育是从旧科举学制（私塾）逐步改造转变发展的，教师不仅缺乏优秀人才，而且大半由旧科举的秀才、童生、落第文人担任，教材由教师自编自授，学校几乎没有校舍，多半是借用各姓氏的祠堂公厅，甚至是私人的书斋，如城内的松斋、铭斋、城斋等，教师素质良莠不齐，为了争得名誉地位，各自封任校长、教员，滥收学费。对这些弊端沈先生极力倡行整顿，将教师进行统一考试，按考试成绩优劣定等级，制定新的工资制度，最高薪水为甲级，每月可领到8块银元，当时，这样的收入家庭生活便过得相当不错。从而形成激励机制，稳定了教师队伍。通过考试，将合格优秀教师派往各小学任校长，目前尚健在的百岁老人陈士培先生就是在当时被派任郭厝寮小学校长的。同时委派督学陈鸿猷、干事沈日新经常到各校督察指导。
  沈裕康先生任局长期间，与教务课长李绍光、督学陈鸿猷等倡行勤政兴学，以淘人才和尽天职为已任，注重“智育、德育、体育”三育，以“学而时习”为校训，从校长到教员都以“诲人不倦”为职责，还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为重点，设立各乡的民众学校，使成人文盲有机会入学扫盲，此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扬。
  一次偶然的经历，坚定了沈裕康先生立志振兴教育，资助穷苦学生求学上进的志向。那是在他大学三年级的暑假，从北平返回诏安途经上海时，身上盘缠用光，急切之下寻到上海中南银行经理韩希琦先生处借旅费。一个穷学生，衣衫破旧，面呈菜色，在高楼大厦之下，显得那么弱小无措。门卫认为他是乞丐，不仅不予通报，还恶言喝其走开。沈先生又气又急，只能强忍着在旁等待，所幸不久韩希琦先生送客到大门外，发现沈先生的窘状，遂招呼他进到经理室，给予关怀和资助。有此经历，沈先生感悟到穷苦学生的困境，求学的不易，立志尽毕生之精力帮助穷苦学生。在其后的教书生涯中，他先后帮助了陈鸿猷、吴崇、王秀南、李启右……等穷苦学生，尽力培养其成才，为国家效力。
  受到沈先生资助的一批穷苦学生，学成之后，许多出国到东南亚等地谋职。在后来国家遇到自然灾害时，他们纷纷捐资购买大米、糖、油、布、衣衫等邮回家乡，资助困境中的师友，正应了“投桃报李”的至理名言。
  沈裕康先生在任职期间，汲纳华侨资金，兴办诏安集英小学于许氏祠堂，派任许瑞煌、许瑞琏、吴崇等人为校长和教员，参与丹诏小学竞争办学，开展各种活动和考试竞赛，一时诏安各小学办学之风兴起，各校蓬勃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从而推动了诏安教育事业的向前发展。
  沈先生不仅热心培养人才，先后推选一批诏籍优秀学生到集美师范就读，学成后回诏任教，且积极引进外来人才为诏安教育事业服务，如聘请北师大毕业生林树松先生为诏安中学第二任校长、吴复先生任教务主任。还推荐北师大毕业生庄观澜先生任龙溪中学教务主任、校长，王秀南为龙溪中学继任校长，等等。
  1928年，沈先生应邀赴漳州创办龙溪中学，将漳州市区数间初中合并，升格为龙溪高级中学，为首任校长。该校作为漳州当时的最高学府，校址选于芝山南麓，校舍宽敞，风景怡人，为有识之士所赞赏。创校之初，他不辞辛劳，日夜奔波，终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31年逝世于任上，年仅37岁。噩耗传出，全校师生以及学生家长、社会各界人士为之哀恸！为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教育界先贤，学校集资建立“裕康楼”及纪念碑。
  沈裕康先生在其短暂的37年生命旅程中，先后在集美华侨中学、诏安教育局和诏安中学、龙溪高级中学3个任内为振兴民族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不愧为一代知识分子楷模。

（本文撰写根据的资料由沈裕康先生之子沈兆固先生、百岁老人陈士培先生及一中退休教师、原龙溪高级中学毕业生沈叔雄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