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200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百年人生丛书”系列。其中有韦君宜的《思痛录》、吴冠中的《生命的风景》、周汝昌的《天·地·人·我》和林林的《八八流金》等等。这些世纪老人从时代的角度，对沧桑历史回顾，对祖国命运的关切情怀，使读者感动不已。他们的回忆，让我们触摸到近百年中国历史跳动的脉博。
  林林，1910年9月27日出生于诏安县桥园村，原名林仰山，林林是他在日本东京写诗时起的笔名，取自柳宗元的“总总而生，林林而群。”
  1929年，林林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1933年毕业。当年夏天赴日本，到东京早稻田大学读经济学，后转为文学。
  1934年夏，在东京参加左联东京分盟。1936年回上海，到《救亡日报》社工作。
  1938年5月，林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救亡日报》被迫停刊，林林被廖承志派往菲律宾，主持地下报刊《华侨导报》工作。
  1947年，林林回到香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林林到广州市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工作。1950年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处副处长、华南文联秘书长，后任广东省文化局副局长。
  1955年调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1958年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亚非司司长。1973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1978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连任第六、七届两届，共十五年。又兼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诗词学会副会长、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
  文化使者
  东方的文化有个奇怪的现象，由于古代中国灿烂文化的影响，在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带，当地的文化都深深地打上汉文化的烙印，许多专家学者对中国文化都有很深的研究。大量的中国侨民，又在侨居国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且很少受到当地文化的同化。
  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由于这种现象，中国与东南亚、日、韩等地的文化交流工作就显得至关重要。共同的文化内涵，成了国与国之间友好往来的纽带。
  林林先生一生主要的业绩也正是作为一个文化使者，在沟通和加强我国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1934年，在广大留日学生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秘密成立并开始活动。林林先生此时加入左盟组织，负责干事会工作。左盟东京分盟办了三个杂志：《杂文》《东流》和《诗歌》。当时盟员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凭着一股热情，进行了进步的文化活动，翻译马克思文艺论文及苏联理论家、作家的文章、出版文艺理论丛书、介绍法国、苏联、日本左翼作家的小说诗歌、介绍世界文学动态。这些作品，对国内文学青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6年至1941年，林林在抗日的烽火中，参与了《救亡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作为夏衍的助手，转战在上海、广州、桂林等地。《救亡日报》在宣传抗日救国和统战工作方面起到重大的影响。
  1941年，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廖承志指派林林和张敏思作为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女士的代表，前往菲律宾筹办出版报纸。周恩来同时安排胡愈之到新加坡、王任叔去印尼，目的和任务都一样，就是以报刊为载体，团结当地华侨社会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兵东南亚。1942年1月马尼拉陷落。林林和菲律宾华侨社会的数百名精英分子撤到中、南吕宋。当时的交通线都有日军巡逻，他们只好夜行晓宿。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和屡历险境，林林一行抵达邦板牙省的干达巴地区，受到菲律宾全国农民协会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地处偏僻的阿拉悦山区，树木茂盛，又多沼泽，正适合作为抗日的根据地。
  为迎接新的战斗，菲律宾华侨组成“特委”，林林任宣传部长。1942年3月，成立菲律宾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4月，创办《华侨导报》。
  华侨在中吕宋岛山区高高竖起武装抗日大旗，在菲律宾近代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当地民众的抗日武装与菲侨武装一起战斗，他们的英雄行为，一直鼓舞着菲律宾惨遭涂炭的生灵。
  1943年9月，林林奉调到《华侨导报》工作，返回日寇盘踞下的马尼拉。
  《导报》高举抗日大旗，在菲侨中产生强烈的影响，极大鼓舞了侨胞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志。《导报》是一份地下油印的报纸，第一期只印发了100份，每周1期，16开两版。随着斗争的发展，逐渐增加到300份、600份、800份。《导报》的抗日宣传作用似匕首、似投枪，使敌寇十分恐慌，采取了种种手段进行封锁堵截。
  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导报》数度转移。报社每搬一次家，都要根据房子的结构，研究如何妥善隐藏收音机、钢板、蜡纸、油印器材和文件。有时利用炉灶，有时利用墙壁、楼梯等进行改装，日本兵来搜查时，不露破绽。
  《导报》的传递发行也十分严密，充满风险。报纸到了读者手中，他们便如获至宝，秘密传阅。《导报》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抗日组织也从众多的读者中发展新盟员。因此各地基层组织都把发展《导报》读者当作一个重要任务。
  1944年底，《导报》编辑部和秘密发行站遭到破坏，许多战友壮烈牺牲。林林等转移到新的地点继续进行斗争。
  1945年日本投降。《导报》从此由秘密转为公开，周刊改为日报，油印改为铅印。1945年2月9日，第一张铅印的《华侨导报》在苏巴兰街出版，这是马尼拉光复后出版的第一份华文报纸。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林林除了抓好报纸的组织领导、编印发行外，还以杨墨的笔名经常撰写社论、诗歌和其他文章。
  1947年，《导报》被迫停刊，林林回到了香港，继续从事文化工作。此时，他当选为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常委，为《华商报》编副刊《笔谈》和《读书生活》，并在南方学院兼课，讲授延安文艺作品。
  1949年，林林奉命回广州，参加接管文化单位的工作。
  1955年调任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这期间，他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史和佛学；陪同严文井等组成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及赵朴初率领的佛教代表团访印；写了散文《玄奘游历过的巴比扬》及《印度诗稿》。
  1958年冬，林林调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亚非司司长。这期间访问了苏联、阿富汁、缅甸、日本、印尼、阿尔巴尼亚、柬埔寨、阿联酋、巴基斯坦等国，接待了越南等国来宾。
  1973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主管亚非地区工作。
  这期间，接待了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日本西园寺公一先生、书法家丰道春海、艺术家平山郁夫、日本茶道代表团、日本俳人代表团等访华的团体和名人；访问了日本、爱尔兰、英国、印度、伊拉克、尼日尔、加蓬、安哥拉、赤道几内亚、圣多美·普林西比、苏丹、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等国家；先后15次访问日本，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多项文化活动，如纪念中日茶文化交流、中日俳句交流等活动。
  作为一个文化使者，林林先生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特别是与日本的交流作出极大的贡献。
  诗人
  林林先生一生写了大量的文章。他的散文是学者式的随笔，旁征博引，才思纵横，涉笔成趣，如行云流水，使读者在愉快的阅读中得益匪浅。他的政论、评论笔力犀利、叙述严谨，一语中的，有深厚的功力。
  林林先生文艺上的成就在诗歌方面更为突出。他在上初中时，就喜读冰心的小诗集《繁星》《春水》等，这语文老师的奖品不知不觉地奠定了他爱好诗歌的基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东京为左联刊物撰稿，发表了反映红军题材的诗歌《盐》，这首诗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刊物《诗精神》上发表。1936年回上海编辑《诗歌生活》。
  1941年在菲律宾期间，翻译菲民族英雄阿塞·黎萨尔的绝命诗《最后书怀》和爱国诗人波尼法寿的作品。1947年香港文艺生活杂志社出版其诗集《同志打进城来了》，后改名《阿拉悦山》。1949年，翻译出版海湼政治诗集《织工歌》、《奴隶船》。1959年出版《印度诗稿》。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林林从日语翻译的《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集》。1982年出版散文集《扶桑杂记》。1983年翻译出版日本松尾芭蕉等诗人的《日本古典俳句选》。1987年出版散文集《海和船》。1990年翻译出版《日本近代五人俳句选》。1991年出版诗集《雁来红》，艾青作序。1992年12月应京都友好汉诗协会的邀请在日本座谈，作《中国汉诗的现状与展望》的讲话。1995年出版汉俳和短歌集《剪云集》，袁鹰作序。1996年出版《扶桑续记》（附《扶桑吟草》）。
  林林先生说：“诗人是艺术家，也是战士”。他以强烈的时代精神，把握时代脉博，写出大量富有时代感的革命诗篇。
  在诗词方面，林林先生的最大贡献还在倡导和实践“汉俳”的写作。
  1980年春，林林先生和赵朴初、钟敬文二老共同首倡写作汉俳。虽然得到日本朋友的赞赏，但中国诗界同仁对这种新鲜事物应和者廖若晨星。早行者并不寂寞，他们继续孜孜不倦地继续耕耘，“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经过10多年的实践和倡导，这种短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
  日本的俳句，是一种最短的三行诗。林林先生等参照日本的俳句，创作了中国的“汉俳”。他幽默地把“汉俳”称为汉诗的“外孙”：“古代汉诗到日本，产生了和歌、连歌生出俳句。从日本俳句回到中国产生了汉俳，如果说汉诗是老祖宗，汉俳有点象外孙了，因为汉俳有外亲的血缘。”
  汉俳与日本的俳句，具有同样的两个特征，一个是五七五的音节，另一个是使用季语。但也有差别，日语多音，汉语单音，所以汉俳的十七音比俳句的十七音含意更多。
  在汉俳的创作中，林林认为要做到：（一）深入生活，把对人间社会、自然风光的感受写出来，不在叙述而在表现，不在于讲理而在于抒情。（二）避开因袭的语言，力求单纯精炼含蓄暗示，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三）用字必须认真推敲，一字之差，可定优劣。
  林林先生写了大量的汉俳作品，出了《剪云集》等诗集。这些诗，短短3行17个字，却情思无尽，韵味无穷。其中《花云》一诗被日本文学辞书作为“汉俳”词条的例句。
  花云
  花色满天春，
  但愿剪来一片云，
  裁作锦衣裙。
  林林先生的古典诗词功力深厚，在旧体诗平仄押韵等严格韵律的约制下，仍能纵约有度、得心应手，用典遣词皆如信手拈来，毫不牵强。
  郭沫若先生逝世时，林林写悼念文章，中有《忆秦娥》词：
  哀思切，女神起舞星空阔。星空阔，壮怀激烈，喇叭声发。
  何期妖孽多猖獗，破门逼害诗心裂，诗心裂，心光如月，耀辉天厥。
  在词中，“女神起舞”“星空阔”“喇叭声发”“诗心裂”等词语都有出处，对郭沫若来说，都用得极为中肯恰切。
  诏安籍漆艺大师沈福文举办漆画展时，林林曾写七绝一首以祝贺：
  勤学一生业已精，超前功力起中兴；
  鱼游水中人称绝，漆艺新编入艺经。
  四行诗句，便将福文先生的艺术成就，对中国漆艺的重大贡献及其代表作《金鱼》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而且诗中还洋溢着一股浓浓的乡情和友情。
  书法家
  林林先生对当代中国书法艺术的迅速发展及对外艺术交流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他出生于中国书画艺术之乡诏安县，自小耳濡目染，对书画艺术有一定的兴趣和修养。以后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也经常关注书法艺术。抗日战争期间，他长期与郭沫若先生接触，有机会收集到不少郭沫若的手迹，可惜后来在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中遗失了。
  林林先生担任中日友协副会长后，接待了大量的日本书法界人士，如丰道春海、西川宁、村上三岛、今井凌雪、殿村云田等日本书法名家。书法是从中国传承过去的，但是在日本，书法得到重视和发展，而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本土书法艺术却近乎荒漠。林林先生看到此种状况，心中十分着急。他认为，要发展我国的书法艺术事业，就必须成立书法家协会。而且日本书法代表团来，由对外友协接待，但还要有专业人士组织对口交流，于是他建议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1981年12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书法界的同仁欢欣鼓舞。林林担任第一届中国书协副主席。中国书协的成立，为我国书法艺术的中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有中国书协的组织领导，开办书展、书赛，创办书法报刊，加强与国外的交流，组织对传统书法遗产的挖掘和研究，举办书法培训班等活动。从此，在古老的神州大地，掀起了书法热潮。这门独特的艺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书法人才。
  林林先生从不以书家自称。但是他的字中融有一种长者的雍容大度、一种学者的超凡脱俗和一种智者的天真烂漫。
  他写字时纵笔自如，不矫揉造作，不囿于桎梏，不刻意求工，在朴实中又有跳跃和灵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浓淡枯湿、轻重迟速，都是那么自然和谐。他作品的内容又不是别人写滥的唐诗宋词，而是自己创作的短歌俳句，更使人感到清新独特。
  他对当今流行的怪诞书风深表反感。他说，所谓的“变”要在传统基础上变，如郑板桥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力，以画入书，才能怪得令人信服。
  林林先生不看重钱财，别人求字，特别是家乡人，几乎是有求必应。他为家乡小学、商场等题匾，为漳州市千米书画长卷题“盛世漳州”卷首，为许多个人的诗文书画集题签。
  世纪老人林林丰富的人生经历，是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一段缩影。正如他在《八八流金》的卷后语所说：“回首平生，与同辈的许多文化人相比，我的一生虽然没有太多的波折，但却是和二十世纪坎坷多艰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是与时代休戚与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