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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介庵的《游六峒丈量学田记》
  吴友元
  在民国版《诏安县志》有沈鈇的一篇文章《游六峒丈量学田记》，为我们保留了一些可贵的史料。原文如下：
  余邑僻壤，以都名者有四，而二都在萬山中，叢谷峭嶺，半插天表。至六峒，则畲民所居者。峒有田數十畝，九候岩僧主之。會土姓争佃不决，前邑令公判田入學宫，嗣為許氏富豪獲焉。今邑大夫夏公奉督學洎自郡二千石，檄查前田，力請還學舍業，有成議矣。先檄友陪涂三尹勘量之，诸友怵富豪氣焰，無敢往。夏大夫余同行，余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孟軻氏所戒也，田為養土之需，先精神命脈系焉，不妄敢舆避怨哉！”二博士江君、李君命庠士十二生约余於八月六日起程。届期，则何生先遁矣，許生亦不至友曰：“何生為避咎也，許生為避嫌也，匪有它者。”余舆林生樹觀、许生琦、葉生經、林生魁期、沈生經綸、沈生侃、沈生汝、沈生乘、黄生正色、吴生臣并而驅，午于李公樹。余戲謂生曰宣尼父過宋，群弟子習禮樹下，桓司馬伐木而逐之，诸君子今得戒心耶？”午後，渡一溪澗，激水迅急，假竹筏以濟。歷金溪就社，人以壶迎，谢却而去。日晡于神宫坑，盖岸生沈登瀛寓所也。是晚，移宿于沈生束田舍。其地曰坪林，去六峒不遥矣諸友徐步山质，赌新月如斗大。余曰：“蘇柬坡謂山高月小，蓋自下而觀之也。兹自上而觀之，则山愈高而月愈大矣，非去天稍近者哉？”诸友领之七日，質明起，捫涉險，望峰巒如揖如拱，不啻过客也。迤還抵樹岗，蓋客境界矣。中隔坑塹，石荀嵯峨，流泉满道，行者苦之此，则崇崗叠，一舉目魂摇摇作怔悸狀。兩人相掖，方達山顶。上下山谷，皆金人所種植者。良久，至峒。編籬為垣，覆以管茅，鳞次而居者懂三四家。男子束發腦後，婦女椎髻于前，舆城邑别。余拉友坐峒屋中，睹高山當户，溪潤流前，别是一小洞天也。涂君洎巡宰陳君、宋君至，促諸役持衡較量田畝，且問土人疆界。云自峒口赤竹坪起至桂子寮，中有山腰、纸寮、塘岸、横石、洞里，桂子寮前后直至龍而止，皆六峒境内者。其云六峒，则山之總名也。峒凡延表五六里，田凡若干畝，丈勘凡兩日始畢事。涂君率二巡宰胼胝泥中，惟恐邑大夫任使，間以禾苗方茂，丘畝参差，不無挂漏。大都六峒田，已還舍，则尺土非富家物矣。夫前田乃僧產也，溯其初不途之者何人，但先是、蔡二令尹已送庠中，為師生肆業费，庶幾有逃墨儒氣象。富家豪既攘之緇流，又欲之膠庠，此不獨為孔氏罪人，亦佛氏所共恶也。自非邑大夫夏公扶植斯文，则原田為富室有矣。原所目盖繇聖道大明，幽谷必照，即六峒雖稱荒服僻區乎，而濟濟衿珮，聯雲集，無論沃土颗粒，得薦清廟而馨香豆，俾六峒氓一旦喁喁從善，將易侏離而為馴雅之習，固于今卜之矣。语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余且為六峒山靈幸，為六峒民幸，不岛庠士私耳矣！是行也，奔走凡五日。始抵舍，呼篝命子纪之，以好事，且質之有道者。夏公名宏，束粤海陽人；涂君名来江右豐城人；江君名化鯉，閩之惠安人；李君名若標，粤之高要人；陳君名本道，粤之全州人，宋君名民信，浙之山陰人；摩士林，皆余邑庠也。記成為萬歷丙申八月十有一日。
  沈鈇，字继扬，号介庵，诏安县三都人，明万历二年（1574）进土。初任顺德知县，累迁至衡阳、九江知府，礼部主事等职。为人刚正不阿，“耿耿自将”。明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称介庵为八“孤介之士”，布政提学薛士彦也称赞他“清风劲节，楚粤著声”。
  介庵后半生告老回乡，约有30余年。闲居期间，热爱家乡公益事业，做了诸多好事。如倡建东溪石桥，并出资十分之三；建市场，收纳税金归官学，作为考生川资补助；倡建文昌，文公诸祠以兴学风；倡建港头三合路，往来商旅交口赞誉；还曾为荷兰殖民者侵入海岛肆掠内地之事，上书南抚台，提出富有政见的六条策略。他的《上南抚台经营澎湖六策书》被顾炎武编入《天下郡国利病书》。
  《游六峒丈量学田记》写于明万历丙申年，即1596年。当时沈介庵46岁，已当了20多年官员。为了收回被富豪霸占的学田，亲自带巡宰、衙役和诸学生爬山涉水，往六峒丈量清查，使学田数十亩重归官学所有。
  文章中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史料：
  一、古代官学有不少供师生费用的官田，连在“丛谷峭岭”中的六峒还有不少学田。
  二、六洞古称六峒，畲民所居，但人数不多，“鳞次而居者仅三四家”。畲民“男子束发脑后，妇女椎髻于前”，穿着打扮跟城邑人不同。房屋是以竹子编结成墙，屋顶盖着一种叫“管茅”的草。菅，禾本科多年生草木植物，夏秋抽出大型花序，高达3米。杆叶可作造纸原料，古人也常晒干捆扎当火把。
  三、六洞位于红星乡东北部，直距7公里，古时交通不便，正如沈介庵在文中所记：“在万山中，丛谷峭岭，半插天表”。到六洞要骑马、乘筏、扪萝涉险，“只见峰峦如揖如拱，中隔坑堑，石笋峡峨，流泉满道，行人苦之。过此则崇岗叠，一举目魂摇摇作怔悸状，两人相掖，方达山顶”。
  四、旧时，地方土豪势力极大，气焰嚣张，连供奉教师和补助学生费用的学田也敢霸占。而且县令已命搬查，大家还“怵富豪气焰无敢往”。而山区农民生活困难，住茅屋，佃学田以生活。
  现在，六洞村住张姓居民70多户，300多人口，汉族，讲客家话，有耕地百亩，年人均收入2600元，有初级小学1所，小水电站1个，有电灯照明，简易公路可通汽车。村民住上了小洋房，生活大大改善。后面有一篇《山里人住上了小洋房》，是六洞村一位农民的自述，可供比较。
  山里人住上小洋楼
  ——一位老区农民的自述
  李瑞滨 沈丽木（整理）
  我叫张阿红，今年44岁，出生在六洞村这个诏安有名的穷山村。咱村是老区基点村，地处深山老林，交通闭塞，曾是云和诏县委所在地。解放前，我家和大部分村民一样以砍柴、烧炭为生。当时，出村的路还没有开通，我妈到许寮卖柴、卖炭，要翻山越岭走10多公里山路。100斤木炭，只能卖1.2元，天没亮挑出门，要摸黑才能回家。每天的收入不够维持最低生活，家里穷得连盐都买不起，只好拿酸菜汁当盐，住的是一间随时可能倒塌的草屋。当时游击队经常在这里活动，国民党三天两头到村里抓人。抓不到游击队就抓村民当壮丁。烧房子、打百姓的事时常发生。我爸就被打得满身是病，一辈子干不了农活。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咱村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82年，上级政府出钱修通了村里到乡政府这条路，建设了小水电站。政府还买来果苗，让村民开发山地。现在你看，山前山后都是青梅，平均每户有七八亩。我家算是少的，也有5亩，每年可摘1000多公斤，能赚两三千块钱。路好走了，没有运输工具，卖水果还是要用肩头挑出去。没办法，我向银行贷款1万元，买了辆手扶拖拉机，跑起运输来了。平时收些柴草拉到长埔砖厂去，水果季节就载青梅什么的，一年也可以赚六七千元。跟我爸那一代比起来，可就是天上地下了。1985年，我还清了贷款，还建了现在住的这间两层瓦房。搬进来的那天，老妈一直哭，说是太高兴了。
  现在，我有两个娃子，小的还在念书。大的叫张永宝，初中毕业后就回家了。1994年，大儿子叫我卖掉手扶拖拉机，并花了5.9万元买了1辆中巴车。这小子载客，专门跑县城，一天往返6次。现在村民生活好了，出门的人多了，车的生意还算不错，一年的纯收入有三四万元。现在家里什么都有了：液化气、热水器、彩电、VCD、音响、冰箱、电话、摩托车，还有3部手机。还花了2万多元向村里买了一块宅基地，准备年底再盖一座楼房。儿子说了，爷爷奶奶苦了一辈子，该让他们享享福，尝尝住“洋楼”的滋味了。这可是上一代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啊。我妈知道后，欢喜得几天都睡不着觉，说是“没想到山里人这辈子也能住洋楼。这得感谢共产党的好领导、好政策。”
  一水难隔两岸情
  ——诏安客家迁台史话
  黄家祥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支系，千百年间曾经万里迁徙，有着独特的文化习俗。“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随处立常纲，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他乡即故乡”的歌谣，正是客家人“时时为客，处处为客”情状的写照。我县现有人口中，客家人近15万，聚居在域内北半部山区。历史上诏安有44个姓氏近千客民东渡台湾开基创业，繁衍至今后裔逾70万人。尽管山海阻隔，岁月移易，两岸的客家情缘却一代接一代演绎着。
  唐宋时期，原先世居北方的汉人，为避战乱大举南迁。诏安客家入闽始祖出中原、渡长江、过鄱阳湖，沿武夷山脉迤逦而下，在崇山峻岭怀抱的闽西汀州安家落户（汀州治下的宁化县石壁村，由于地处自赣徙闽、由闽迁粤的要冲，后来由诏安开台的几个大姓如游、王、李、张、吕、黄、林等，都与其发生过寄居关系）。经过数代的繁衍生息，当地有限的资源无法供养众多的人口，一部分人便再行外迁。
  客家人之入诏，较早的在南宋年间，先是游氏乐山迁秀篆，稍后秀篆邱氏、李氏、吕氏亦迁入。元代又有黄姓久隆、陈姓元隆（台湾现任“总统”陈水扁的祖），林姓向日入诏开基。其他族姓则大多集中在明万历至清乾隆年间。明清时，汀潮航道已开通，人们沿着这条航道顺流而下，抵达广东大埔的三河口，再辗转入诏，在我县溪流上游、山区腹地的“二都”择地安身。
  当时的二都，宜于耕作的土地已被土著畲民所拥有，可供客家人开发的，多属山高水冷、丛谷峭岭的贫脊之地，生存环境之艰苦可想而知，而台湾岛上鸿荒甫辟、百业待兴，“台湾好赚食”的传言，对客家人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诏安与台湾一水之隔，由梅岭半岛的宫口上船，快则一昼夜，慢则两天，便可抵达台湾西岸。不少家族为求生存图发展，便携妻带子，引亲呼朋冒险渡台。
  明崇祯三年（1630），闽南闹饥荒，福建督师熊文灿采纳郑芝龙的建议，招募饥民，“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船运至台湾，令其在岛上西岸平原的南端芟舍开垦荒土为田。当时县人应募者众多，其中包括客姓游氏、吕氏、邱氏等。
  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挥师收复台湾，官陂张、张廖等姓氏将士并眷属、乡亲数百人随之东渡屯垦台南。其后，郑经部将秀篆人游廷院组织游民子弟自成一军，转战福建兴化一带，兵败身亡，所部退踞岛上。其子游一涵及部属在宜兰番割田、北角庄、桃园南圣角、台北三貂岭等地解甲归田。
  清领台湾（1683年）后，翌年设台湾府，“集流亡、垦荒地”，诏安人亦加入群迁群垦行列。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允许台湾居民从东南沿海搬取家眷。秀篆的王游氏邱氏、官陂的廖氏、张廖氏从17世起，数世都有人入台；秀篆焕塘村黄姓自乾隆七年（1742）起，12世至16世子孙先后渡台，垦植于桃园县的南兴庄、更寮下和台北土城庄、五十九番地；霞葛五通黄姓则自“保存公”之后，族人一批批跟进，沿浊水溪垦植，入彰化平原，在埔心乡建立旧馆、埠霞等5个村落。粗略算之，自乾隆末年允许沿海居民移住台湾，延至嘉庆，其间客家入台近400余人。
  康熙二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684-1875）间，清政府出于军事、政治原因曾多次严禁沿海民众偷渡台湾或无照携眷入岛，但禁者自禁、渡者自渡，由于沿海启航点甚多，官府防不胜防。康熙四十年（1701），世居官陂的廖朝孔、廖朝问、廖朝路三兄弟与堂兄弟廖朝近、廖朝厅一行5人，冒着禁令，携带少量干粮，五谷种子和扁担、柴刀、锄头、十字镐、畚箕等生产工具，孤舟登临台湾，落脚于云林县二仑。
  昔时渡台以帆船为运载工具，若遇狂风暴雨，则船翻人亡；如遭海盗，也要失财丧命；而禁令设置的人为障碍，使渡台更添风险。奸顽客头恐汛口觉察获罪，将人赶入仓中，封钉仓盖，不使上下，将船驶至近岛沙汕，辄赶骗离船，沙汕距岸尚远，行至深处，全身陷入淖中，为潮流漂溺。县人出梅岭港不知所终者不少，涂氏族谱中就有兄弟4人一起渡海赴台，在海上历尽险阻，最后只有1人登陆的记载。即使平安登岸，一抵台地，生番骠悍，出草杀人，互相拼斗，难免有无辜毙命者；垦荒中野兽毒蛇出没伤人，动辄死于非命；初辟时瘴气熏蒸，瘟疫丛生，不少移民因水土不服，不幸罹病，无处求医殒命者，也不计其数。天灾人祸，使迁台之旅险象环生。
  二
  在开发台湾的活动中，移民为应付险恶环境，便于大规模拓垦，往往群体聚居。
  台湾的同乡、同姓聚落比比皆是，有的同乡聚落以祖籍地命名，如彰化、台南的“诏安厝”、云林的“诏安里”、台南的“新营乡”。官陂新坎村有个圆形土楼“井头楼”，村民在台湾新居地也建起一个规模相似并以“井头”名之的土楼。有的同姓聚落以姓氏命名，如刘厝、许厝、沈厝寨等，嘉义县的“沈厝寨”，当年开辟这个地方的是诏安沈姓楸公派的移民，今天居住还是我县的沈姓后裔。据台湾有关的资料，岛上以诏安村寨命名的有80多处。
  比同乡、同姓聚落形成较晚的是同宗聚落。家族从开台始祖迁台创业，一般要经过数代繁衍，才能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血缘聚落。桃园县大溪镇月眉里李氏，就是一个血缘家族聚落的形成过程较典型的个案。该家族开台始祖李善明，康熙六十一年（1722）生于秀篆乡大坪村，乾隆年间率妻黄氏及儿子先〓、先琏、先洛、先极、先抓渡台。起先帮人挑猪肉，后来自己卖猪肉，积攒了一点钱，便迁到今大溪镇美华里，垦田耕作谋生，日子并不好过。其子先抓30岁到月眉自闯天地，几年间务农致利，娶妻生子，却不幸41岁早逝，其妻廖氏带着3个幼儿，努力撑持。待李家3个儿子长成，适逢大溪作为台湾北部重要的商埠，进入繁盛的时期，长子李炳生以所产米谷，经营米业，又购置帆船，往返于台北、大溪之间载货行商，后又购地兴建了今和平路街道。历经数代，该地已成为月眉李氏大家族聚居的小区域。
  诏安客家乡亲入台开基有张廖、张、廖、王游、王、游、李、邱、黄、吕、沈、林、陈、程、许、谢、钱、钟、杨、赖、卢、涂、吴、江、田等44个姓氏，经过数百年繁衍，其后商约70万人。有的姓氏已成为泱大族，其中张廖氏人数近39万，分布于云林县的西螺镇、板桥二仑乡，台中市西屯区、台中县大雅乡，台北县土城乡，南投县的南投镇等地；游、王游氏人数约12万人，分布于宜兰县的罗东、礁溪番割田，北角乡北六村、庄溪、竹溪，桃园县大园南圣角、桃园市，彰化县圆林，台北市中和，台南县凤山，基隆市三貂岭以及台中市，高雄市等地；李氏约3万人，分布于桃园县中坜市大溪镇、大桧溪，宜兰县鸡笼山、基隆市、台北市等地；林氏约2.万人，分布在嘉义县大目根堡白杞寨、溪洲新社坑竹头崎和台北市地；邱氏约2.2万人，分布于桃园县八德乡、中坜市等地。黄氏约3.4万人，吕氏1.4万人，程氏1.2万人。台湾资料表明，游氏迁台人口以诏安占大宗；在福建迁台的吕姓族人中，秀篆居第二位。
  明清时期，诏安客家乡亲渡大海入荒陬，同其他台湾住民一道，胼手胝足，沥血流汗，将林野遍地、满目蛮荒之地开辟成阡陌纵横、田园肥美的宝岛。秀篆乡游氏的一部分移民，早年开基彰化县大埔厝，光绪五年（1879），游永明等人自大埔迁埔里社四角城“开发量农”。8年后，又有游龙发、游坤上等，从四角城迁出，到一个叫“水蛙”的山间小盆地，“奋力拓耕山火田”，使这处难于开发、无人问津的荒地变成良田。移民带去的稻、薯、蔗、茶、果、蔬种苗，在台湾优越的自然条件下生根开花结果。张廖族人聚居的西螺，所产大米饮誉海外，蔬菜也长期称雄于台岛。米、糖、茶是清代台湾大宗的商品，诏安客家人不但有“李金兴”经营米业的成功范例，在糖、茶加工方面，则不但带去家乡的技术，甚至设备也从诏安运去，为台湾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客家移民的后裔，广泛分布于台湾各行各业，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界皆有崭露头角者，现任台湾“总统”陈水扁、“行政院长”游锡堃、“总统府秘书长”许惠佑等，祖家就在诏安。
  三
  在大时空迁徙的历史背景下，客家人比汉族其他民系更注重保留自己的方言、风俗，热衷于传承记录着家族本源和来自的谱牒、郡望、昭穆、堂号等。
  客家人去台，大多带上祖宗香火牌位，开初条件艰苦，一般在族人较集中的地方建简陋茅舍置香案供宗亲膜拜。到清末，人丁渐渐兴旺，血缘聚落略具规模，兴建宗祠风气渐盛。日据时期，传统的返乡春、秋两祭活动受阻，各家族更热衷于建祠，到如今，举凡姓氏家族聚居之地，必有宗祠之设。官陂张廖氏属一嗣双桃的独特姓氏，在台宗祠就有30余座。云林县张廖氏聚居的西螺镇，镇中福田里有座“崇远堂”，族人年年举行春秋两祭及迎神赛会，散居各地的族姓宗亲届时共聚一堂祭祖省亲。为弘扬祖先业绩，训勉子孙后代，大祭之日，族中长者都要把祖训“七嵌”宣读一番。各个族姓去台时，往往要留下族人在诏安承继祖业，奉祀香火。台湾游氏、王游氏1991年集资200多万元，将西洋、东升、龙潭、埔坪、上井等诏地祖祠修葺一新，翌年又集资对龙潭家庙“盛衍堂”（秀篆最大的宗祠，占地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02平方米）按原规格予以重建。近20年来，台湾客家各姓宗亲捐资修建宗祠、校舍、道路的不胜枚举。
  在带去祖宗牌位的同时，有的移民还带去祖地的神。黄姓聚居的乡村，都建有“五通宫”，供奉从霞葛五通宫分香的“五显帝”；分香去台的，还有彰化溪洲乡的“伏魔大帝”等；在台湾，“三山国王”是客家人普遍敬奉的地方守护神。而官陂奉祀的“靖天大帝”则引自台湾，其缘起颇带传奇色彩。相传康熙年间官陂开台祖张元聪的商孙返乡重修祖坟，在吴坑蛇地山野中，反复寻觅找不到归途。张氏顿悟，将来时身带的靖天大帝刘备香火袋挂于树上，跪地叩拜，方得走出坟地。从此该地香火旺盛，闻名遐迩。两岸官陂张姓，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共聚蛇地祭神拜祖，演戏做醮。后又立下祭规，每12年搭大彩楼，每3年搭小彩楼。1993年节庆所搭大彩楼高25米，底长15米，宽10米，由5层主楼和东西阁楼组成，整座彩楼装饰万盏彩灯、300多幅古典人物像以及狮龙等彩扎。其间，漳州地区近10万游客、信士、商人、艺人和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宗亲云集官陂，观彩楼，赏潮剧，谒祖祀神，盛况空前。
  客家人重视生命本源，锲而不舍修谱的情状，亦颇感人。返乡抄谱续谱的人，带着族亲的嘱托，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好不容易寻找到祖居地。家乡的族亲照例要向来者询问宗族堂号、世系、昭穆等事项，确认后，先要举行祭祖形式，欢迎宗亲的到来，然后抄录族谱的存本，并续记迁台族人的情况。修成后，将新族谱用红布包裹，置于列祖列宗神位前，摆上祭品，由抄续者主祭，族亲陪祭，事毕择日返台。据美国犹他家谱协会在台湾所做的田野调查，诏安有353部族谱，可见移民续谱热情之高。诏安林婆社开台十八世商孙林先对此感慨良多，以“诏安”两字藏头，作诗曰：“诏海通台阳，万派同流，岂非一本；安山绕角板，千枝一树，总是同源”，以此作“修谱纪念”。
  1987年11月11日，台湾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观光，隔绝40多年的两岸关系解冻，客家后裔掀起“寻根热”。世界丘（邱）氏宗亲总会副理事长邱正吉先生为探求家族迁徙的轨迹，多年往返山东、河南、江西、广东、福建，在寻根睦族之旅中，为修复各地宗祠、祖坟捐资200多万元。客家人“从唐山到台湾”，其间在诏安少则几代多则十余代，对语安感情尤深。近20余年来，到诏安寻根祭祖、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的客属台胞共约8500人次。单是游氏、王氏组团回乡就达70余次，最多的一个团人数13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