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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汶辉封还御旨
  诏史
  《明史》第一百三十九卷，《列传》第二十七篇《李仕鲁、陈汶辉传》中，有一段记载：
  “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以荐授礼科给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数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
  短短44字，把陈汶辉的姓名、籍贯、出身、任职、言行和不幸下场，作了简明而全面的记叙。
  陈汶辉是我县四都梅岭人，出生于元朝大德年间。父亲陈君献，做过南胜县学训导。辉“幼通儒学，于书靡所不窥”（《诏安县志·本传》）。因见元朝残暴，立志不仕。壮年后，游历燕、越，登临衡阳、潇湘，观察山川形胜和风土民情。后来归隐于本县初稽山。明太祖渡江后，闻陈汶辉声誉，屡次征聘他出山，把陈汶辉比做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吕尚、汉末的诸葛亮。但陈汶辉不肯应聘。直到明太祖统一天下的十三年后（1380），征聘经明行修科遗才，陈汶辉才上京应考，得到第一名，被称为“八闽元士”，授职礼科给事中。陈汶辉利用谏官身份，先后上过许多奏章，请求朝廷减轻沿海边民赋税，让群众休养生息；请求取消江浙船舶税收；请求改变重僧侣，轻朝臣，以致文武官员，不安其位；等等。《明史》本传说：洪武帝即位后，“颇好释氏教……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辉相继争之。”当然，这些直言都无济于事。但陈汶辉仍然提意见，又请求效法程濒所提的十件事，明太祖很讨厌，批评陈汶辉“志大言迂，不达时变，徒泥成语，纷更朝事”（《漳浦县志·本传》），把陈泣辉调任大理寺丞。
  大理寺相当于后来的最高法院，寺丞是高级助理官员。陈纹辉到职不久，发现大理寺和刑部处理某些案件，不敢坚持法制，而是按照皇帝的“内旨”判决。便上奏章揭露，他指出十二月份所审理的张廉使、李知府等几个案件，完全按“内旨”办事，背法理。他说：“张某在山东，因杖一僧人；李某为知府，因忤一屯道；翰林学士，只撰写犯讳忌字，皆非大奸恶。刑部及本寺僚属，因得内降，但欲织狱”（《漳浦县志·本传》）。建议不要因为杖责一个和尚，得罪某官员，或写错个把字，便要处以极形，须知廉使、知府这些高级官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造就的。“伏念得贤之难，少知爱惜”（《漳浦县志·本传》）。
  陈汶辉升任大理寺少卿后，碰到开国功臣李善长被冤下狱。陈汶辉明明知道明太祖不准朝臣为李善长喊冤，谁开口谁倒霉，但还是冒着生命危险，请求为李善长平反。李善长被处死了，明太祖耍弄手腕，对陈汶辉没有治罪，反而召入赐宴，并赏赐白金彩缎，还奖赏了陈汶辉的三个儿子。
  不久，山东宪使张某，因不听皇帝说情的“敕谕”，依法惩处了皇帝的犯罪亲戚，皇帝逮捕了张宪使，下“御旨”命令大理寺判处张某极刑。陈汶辉问明案情后，认为张宪使做得正确，不必惩处，据理力争，并“封还御旨”，把皇帝的密令顶回去。皇帝老羞成怒，派锦衣卫指挥将陈汶辉逮捕，押往刑部治罪。汶辉看到法制不行，是非颠倒，想用自身的死唤起朝廷上下的觉醒，在经过金水桥时，投水自杀，享寿90余岁。
  陈汶辉的自杀引起了朝野很大的震动，明太祖不得不再耍手腕，追究押解陈汶辉的锦衣卫指挥“坐视不救”罪，处以死刑，并亲自写祭文祭奠陈汶辉，“御赐祭葬”，追赠陈汶辉为太子少傅，谥文烈。
  陈汶辉以他正直的言行，为当时官员树立了楷模，为家乡诏安带来了光荣。
  明代勾结倭寇的大海盗吴平
  吴友元
  明王朝立国之初，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除有限度地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规定“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准入番”，以严刑峻法禁止海上的私人贸易活动。然而东南沿海的闽、浙、粤诸省百姓自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从中获利颇丰。所以地方官吏也只能顺其自然，一直采取默许的态度。
  明嘉靖皇帝于1521年即位，又重申了明初有关海禁的规定。嘉靖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间（1547-1549年），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朱纨进剿浙江宁波附近“下海通番”者聚集的双屿港，上疏揭发浙闽势家“通倭谋利”，又追击海上私商和葡萄牙人于福建诏安之走马溪，大获全胜。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对外通商贸易空前发展、商人和地方势家力量增强、社会结构正在转型的时期。一些亦商亦盗的海上武装集团勾结倭寇和欧洲葡萄牙、西班牙海盗同时出现在我国东南沿海，导致了长达几百年的“海盗之患”。如林国显、林凤、吴平、林道乾、许栋、曾一本等勾引倭寇在潮汕、闽南一带活动十分猖狂。
  诏安位于福建省最南端，与广东饶平相交接，扼闽粤交通之要冲，其濒临之海域曰诏安湾。诏安湾两侧为东山岛和南澳岛，海岸蜿蜒，岛屿星罗棋布，是海船停泊的理想港湾。靠近东山岛一侧的走马溪，可“泊南北风船五十余”，为“贼舟始发之处，掼徒交接之所”。诏安滨海居民以海得利，“视重洋如平地，岁再往返，攘利不贷”，而梅岭乡民尤为活跃。
  梅岭半岛凭借地理优势是明代漳、潮海外贸易区重要和活跃的民间走私贸易港口。在明王朝严禁对外贸易时，不少乡民为了生计，同倭寇互相勾结，进行武装走私活动，据方志载：“乱民从倭者梅岭且万家……其在浙直为倭，还梅岭则民”。
  俞大猷在《奉报兵部尚书克斋李公书》中说：“漳州之梅岭，在诏安地方。此地方之人，相尚为贼，或在山，或在海，为漳潮二府之害已数十年。”他还说：“（梅岭）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梁肉，女不蚕丝，而衣皆绮，莫非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
  朱纨曾记载梅岭武装走私活动的情况：“如田、如林、如何、如傅、如苏等姓，延聚数里许，人户不下千余，凶顽积习，险狼成冈。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当时，悬钟地方出了一个海盗头子，名叫吴平。
  吴平，诏安梅岭人，“为人短小精悍，有智略，幼与群儿戏，部署号令皆如法”。年轻时，曾为地主家奴，“其主善待之，主母尝苦平，遂逃去为盗”。吴平起事时，不过数十人，寻入倭中为别哨，遂肆掠动。
  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集结力量，“自温州来者合福宁、连江倭寇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者合福清、长乐诸倭攻陷玄（悬）钟所，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见《继光传》）。
  吴平率盗寇袭陷悬钟所城，捕抓百户罗伦，杀死千户周华，占据了明军抗倭的防御设施，并以此为中心向外扩展，占据了整个梅岭半岛。
  倭寇海盗相勾结，结营于沿海四面水路险隘的横屿，“官军不敢击，相守逾年”，闽中告急。明廷乃调俞大猷、戚继光为福建正副总兵，集重兵以剿之。
  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平慑于俞大的威势，接受了俞的招降，安置于梅岭。吴平素有心计，他担心终会为俞所杀。于是在入据海岭之时，就为再次反叛做好了人力物力上的准备。扩充兵力，结集万余人，筑城防守，行劫滨海郡县。吴平还“掠其主母，以壶系两乳，令裸身磨米，身动壶摇水淋漓，以为乐”。（民国《诏安县志》）。
  当年，倭寇自福建入广东，寇惠州、海丰等地，遇飓风倭船互相撞击，覆溺几尽，余众不能成军。吴平收拾残倭，统有其众，更加大了势力。
  嘉靖四十四年（1565），人力物力都已强大了吴平，再次反叛。“谋入梅洲土堡，劫掠一空。五月攻破厚广土堡，六月又统贼数千围攻县城，烧毁木栅及西关外房屋”。杀把总朱日玑、王豪，“贼焰益炽，势力大振”。
  福建“巡抚汪道昆决策命戚继光讨吴平。旬日，贼缚其枭党陈进献于师，诸军从间道夹进大破之，贼遁入南澳”。
  南澳位于闽粤交界海面，距大陆十余海里，周回三百余里，分隆、深、云、青四澳。云、青两澳属诏安，隆、深两澳归饶平，粤两省分而治之。“嘉隆间，倭舶于此互市，广捕急则奔闽，闽捕急则奔广”。两省间“分疆而守，分将而营，彼此推诿，贼人得以乘其隙”。同时，“深澳面北，半倚山阿，外险内宽，千舟可聚”。四方异客相继到此贸易，每当讯风季节，往返于南澳的各地商船，相望于途。这样松散的军事管理状况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南澳成为海上走私贸易的据点，先后有许朝光、谢佬、林国显等海盗集团在这里盘踞。
  吴平遁入南澳，其地“称绝险，自以为不拔”，便“造居室，起敌楼于娘娘宫澳口之前后，泊蒙冲巨舰于澳前深处”。并在海上设三城，纵横控制南澳至浯屿海面，“率众驾船四百余艘出入南澳、浯屿间”（《明世宗嘉靖实录》），或拦劫商船于海上，或抄掠抢夺于城乡。
  当时，潮汕海盗林国显、许朝光、林道乾、林凤、曾一本等都各集其党羽，又株连蔓延，“为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吴平是饶平贼首林国显的侄婿，曾一本、林凤是林国显的侄孙，林道乾原投于吴平部下，吴平又尚谋略，所以诸贼咸惧之。
  1565年秋，吴平“入犯福建，把总朱日玑等战没于海中。大猷将水军、继光将陆兵夹击平于南澳。”此时，有一广东东界人要引导官军劫其营，“平怒令分哨掠之，方发十五艘先行，猝遇戚继光探哨兵船，都司傅应嘉与战，获其二舟，既而降其党涂礼。继光令为乡导，由宰猪澳间道抵云澳”（民国《沼安县志》）。
  戚继光“从澳之云盖寺芟割林莽，且息且进，三日开道，布列已定，铳炮齐发，众贼大惊披靡，一夜浮斩三千级”（《南澳汉寿亭候庙碑记》）。
  昊平收拾残兵逃饶平凤凰山。大猷所部参将汤克宽、李超等率兵追击。吴平“杀兵夫夺其旗号衣甲遁出汤溪，追者且至，辄卧道旁，官见其衣号，以为兵也。遂夺渔船，径奔海岛”。
  吴平从俞大猷手下逃脱，朝廷追究责任，俞被革除了惠潮总兵之职，明世宗命戚继光兼镇闽广。
  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在戚继光的指挥下，闽广官兵追击吴平于安南（越南）万桥山澳。提督待郎吴桂芳檄安南万宁宣抚司发兵会剿。参将汤克宽、都司傅应嘉等率水军围攻吴平于万桥山下，正逢傍晚大风刮起，明军采用火攻，烧毁吴平所乘之舟，吴平投水而死（《明世宗实录》）。
  对于吴平的去向，还有另外几种说法。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谓吴平“变姓名，浪游江湖，有人亲见其鲜衣怒马，在京浙间为大贾。平炙其面，人无识者，后复归故巢，掘取所藏金宝而去”。广东《东里志》说：“把总许瀚招贼林逢阳欲以擒平，平觉，遁至兴化湄州山中，共余党掉渔舟载之而去，匿迹漳泉间”。旧《潮州志》则称“平在海岛抱枯树而死，为蝼蚁所食”。
  据说，吴平在南澳还密藏金银珠宝十八窖于“水涸淹三尺，水涨淹不着”之地，平遁时，责令其妹看守宝藏。藏金之事成为千古之谜，后来还不断有人前去探宝。吴平的营寨怪石嵯峨、惊涛拍岸。现南澳县政府在此地架桥建亭刻石，并命名为“金银岛”，成为南澳一道景观。
  在诏安梅岭半岛，也保留了大量明代抗倭将领和幕僚的诗词文字的摩崖石刻，成为这段历史的印记。
  一代名医田伯良
  伍昭宇
  田伯良，字捷乡，清末名医，诏安县田厝村人。初习儒，后往平和灵通岩学医。先生青灯黄卷，日夜苦习，博览医药书籍，吸收中医名家临床经验。学成归来，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医生。他曾在诏安城东关悬壶，为贫苦民众看病除疾。他医术精良，医德高尚，扶弱济贫，深受群众的敬仰和尊重。
  有一次，城人有个富绅请田伯良先生出诊，刚好又有一个穷人的孩子病危，田先生以治危救急的原则，先到穷人家去急诊，使重病的孩子转危为安。富绅闻知此事，感到失了面子，第二天手执拐杖，怒气冲冲地守在田伯良必经之路，伺机杖打、辱骂先生。
  田伯良受此凌辱，难以吞下这口气，愤然卖屋迁居广东汕头，后又辗转至新加坡等地。
  先生在新加坡一带，弘扬中华医学精粹，为当地群众解除病痛，深受华侨和当地民众的爱戴和尊重。
  当时，西洋医学东渐，多有崇尚新奇者，他为了弘扬祖国中医传统，刊行了《中华古圣医经大全》丛书。后又以理、法、方、药为纲，论疾病机理，吸收时方验方，编著了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增广病机汇论》十卷，并在新加坡付梓发行，扬名海内外医界。
  田伯良先生还注重培养人材，如诏安林眷西先生，原为田先生医治的患者，田先生看到林眷西聪明，又爱好医学，便结为师友，传授中医技艺，后林眷西先生也成为诏安名医。
  田先生务医50年，一生救过无数患者，享年70岁，其业绩载入我国医史文献《中医人物词典》。
  田考三代人和“田振安公司”的业绩
  吴倔冷
  祖国恩情大给我“传家宝”
  清光绪十八年（1838）农历三月初三，田考生于诏安县梅岭镇田厝厝村的贫苦农家，田考幼年失母，靠兄嫂抚养，养成了勤俭忠厚，助人为乐的品德。16岁时，跟着乡亲一起闯荡南洋。1844年他来到马来西亚的煤矿上当苦力，不久，当上砂朥越开埠统治者的查理士、布洛克在来砂朥越谋生的各色人种中，经多方考察后，认为罗波洲未来的发展，只有靠华人才能完成。把华人介绍进入一个新国家的价值，在砂朥越特别显现出来，古晋及其他许多地方，用砖瓦筑成的漂亮巴刹，全由华人建造……他们比苏格兰人更有进取心。”（刊于《砂朥越宪报》）。因此矿山中的华人苦力，获得“优惠”进入古晋的机会，田考于1946年到古晋石隆门一田姓同宗的客家人那里当工人。主人很欣赏田考做人老实、办事勤快，逐步增加给他的报酬，他把节约起来的钱，，花在助人济困上。老板经过几年的观察，认定这个勤劳的后生心地又好，必有出息，便慷慨资助资金，让他独立发展。田考选择在石隆门山下路旁搭起草寮摆摊卖凉水、水果。每当他回忆这段艰辛的岁月，总不胜感慨地说：“祖国、故乡、家庭都很贫穷，都给我‘传家宝’——一颗勤奋善良的心，凭着这颗心，我才能在异邦找了一个落脚点，才能生存和发展！”
  掘土得金事业兴隆
  开水果摊有了盈余，田考又开办了杂货店。杂货店的路边、厝后，尽是肥沃的荒地，田考更利用空余时间，自己挥锄开垦，种植了300多“移结”（每“移结”相当于四斗种）的木薯、蔬菜。有一天，田考在菜园挖地，无意中见到挖地的泥土闪光，定眼一看，竟是金块，他喜出望外，把金块兑钱，扩大了杂货店的经营，购建了住宅，买了大片的荒地，雇工开垦，成了有名气的农场主。他还有济贫谅偷的逸事，有一天凌晨，田考起床下楼，看见有人影偷偷摸进来，便藏身静看，来人衣衫槛楼，不偷贵重物品和金钱，却一口气偷了三包大米，田考不出声，让他将米偷走。
  田考对家人说：“此人是饥饿难忍才来偷的，我也穷苦过，怎么能抓这穷苦人呢？”英国商人听到田考掘地得金传闻，勘探这一带确有金矿，便以高价买下田考的大片园地，连同住房和商店，创办“慕良公司”，开采金矿。田考得到巨款便迁到吉晋开办“田振安商行”，生意火红，而英国商人却因金矿开采亏本而万分焦急。
  后来英商诚邀请田考主持矿务，合伙开采金矿。当过矿工的田考接手矿务后，处处体贴工人，事事身体力行，把员工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金矿很快扭亏为盈。不久他把“田振安商行”扩充为“田振安有限公司”，公司分属的行店，鳞次栉比地占满了这条大街，因此这条街被众人改称“振安街”。砂朥越许多州府，都设有“振安公司”的分支机构，田考一次成为名闻遐迩的富商。
  随着田考企业的发展，前来投奔他的故乡人络绎不绝，他嘱咐公司的伙计和家里人，只要是从祖国来的，不论是穷是富，一律热情接待，免费膳宿；需要谋求职业的，也千方百计帮助解决。有的人找到了工作，可一时觅不到适当的住宿，就再住下来，他谆谆告诫手下的人，要理解他乡异域投奔亲人的期望，谅解寄人篱下的苦楚。由于田考热情待人，在昔加木一带结集成了一个较大的诏安方言社群。古晋的“诏安路”就是因为田考的号召力聚居了3000多诏安籍的华侨而得名。通过田考的帮助，转到啦老、尼亚、唠叻等州府开巴、做工、经商的，也一直保持同田考的密切联系。“田园庄”的声誉，传播诏安故里和南洋各岛。
  福泽故里落叶归根
  田考在他邦发迹，但不忘生养他的祖国和故乡，时常返回桑梓探望，而每一次回乡，主题总是为家乡举办公益事业，经常访贫问苦，那一时期，举凡故乡中贫病无法医治的，因穷苦而无钱婚嫁的、死亡家属无力安葬的……，都一一得到田考真诚的帮助，他常教育身边的人说：“钱银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能让钱花得其所，是很有意义的事呀！”晚年的田考，兑现了他“落叶归根”的夙愿，在故乡田厝村安度幸福的岁月。1904年农历7月20日，田考因病医治无效仙逝，享年60，治丧时，诏安县四乡六里、三教九流都来拜祭。诏安县知县亲临灵堂吊拜，清朝廷追赠田考为“荣禄大夫”，赠田考在南洋的太太蔡氏为二品夫人，丧事极尽哀荣。海内外都一致赞颂田考好人有好报。
  眼光远大致力教育
  田考有6个儿子，老二田祈顺才华俊逸，而且尊兄爱弟，得到家中老幼和公司员工的爱戴，主持“田振安有限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购置了货轮，做起大笔的海上运输，“田振安有限公司”的业务更上一层楼。砂朥越开埠第一代华人，多专心致志于发展自己的事业，田折顺作为第二代华人，眼光更加远大，注意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以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田祈顺在社会活动中为砂朥越王国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做了出色的贡献，国王任命他为政府重要官员“甲必丹”，委以管理华侨事务的重任，祈顺在工作中至情至理地为乡亲们解了难、撑了腰、赢了利，获得广大乡亲的拥护。
  随着华人在古晋安身立业、繁衍子孙，乡亲不断在此地集资兴建故乡崇奉的庙宇，成为增进乡亲情谊的场所，得到了众乡亲的爱护。在1877年（光绪23年）“福建帮”主办的凤山寺（圣王宫）扩建乐捐芳名录中记载：田祈顺乐捐一百七十元，居福建同乡首位。当时一个华侨，在解除饥寒之后，都着急子女的教育培养问题：当地学校全部英语授课，今后子女不懂中国字会忘却祖国，失却与祖国联系的文字和感情，送子女回国学习，费用浩大，力不从心；把子女送到邻岛胜洲的华校学习，也有四百余海里之隔，极为不便。作为土生华人，受了英语教育的田祈顺，牢记父亲热爱祖国的教导，急侨胞们所急，千方百计发动华侨在古晋创办华校，四处奔走捐募建校基金，由于他在华桥中享有极高威望，乡亲们一呼百应，共襄义举，与同安籍的第二代侨领王长永合力创办了古晋最早的华校——福建学堂，为华校的兴办带了个好头。《砂朥越诏安会馆成立50周年纪念特刊》上评价田折顺“倡办福建义学、奖掖后进”“厥功尤伟”。
  田祈顺象父亲田考一样爱国爱乡，而更加关怀故乡新一代的培育，在家乡创办了“田庄小学校”，以“田振安有限公司”的一座田庄园楼房命名，办学经费由“田振安有限公司”负责，每年提供四百块大洋，此举开诏安县华侨回乡办学的先河。
  田祈顺正当英年有为之时，不料一病不起，不幸亡故，对祖国、对故乡、对砂朥越王国都是个极大的损失，海内外侨胞、乡亲都沉痛哀悼，砂朥越国王下令降半旗志哀，葬礼极为隆重。
  桑梓情深创建诏安会馆
  田祈顺逝世后，他的独生子田贵宗继承父志，经营田家企业。在优裕环境中长大的田贵宗，全不沾染富家子弟的纨绔风气，一如祖父田考的忠厚勤奋，并且才华横溢，从商以后，极重企业信誉，带动兄弟们兢兢业业经营，很得叔伯们的夸赞。后因大家庭人口近百，分家以利发展，田贵宗与好友合伙在中国街创办“共济公司”，专门经销日罗冬土特产，生意兴隆。
  那时，中国本土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穷苦乡亲，历尽千辛万苦到南洋谋生的需有个落脚点。田贵宗秉承了祖父、父亲遗传给他的那颗中国心，日夕为安置入埠乡亲和增强同乡凝聚力而思虑，他时时向乡亲们宣传组建诏安会馆的重大意义，得到当时有名望的诏安人杨继祖、吴耀池、何宪周等人的大力支持，先组建了筹委会，订立了章程，广招会员并向当地政府申请，办理注册手续。1936年12月19日砂朥越诏安会馆隆重宣告成立。田贵宗众望所归被推选为首届执委会主席。从此，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会馆的运作上，为一群群失去本国政府保护的乡亲服务。
  初创的诏安会馆，租用大井巷一间简陋的房子，却成了漂海外侨胞寻觅谋生职业的救生岛；千方百计关照有病痛的乡亲渡过难关，组织乡亲举行故乡的风俗活动，成为异域游子的温暖大家庭。1940年田贵宗为兴建新会馆向侨胞募捐时，乡亲立即纷纷解囊，一举购买下大石路30号楼房一座，楼下出租给咖啡店，楼上有修装应时的礼堂和办公室。会馆常驻有薪金聘请的座办、收捐员、馆丁。会馆业务，蒸蒸日上！
  日本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田贵宗义愤填膺，为了替祖国分忧，他四处奔走，号召侨胞爱国爱乡，节衣缩食赈济被日寇迫害的同胞，被各界侨贤推选为古晋筹账委员会委员。1941年日寇铁蹄蹂躏南洋群岛，砂朥越即告沦陷，抗日侨领的田贵宗旋即遭迫害，囚禁囹圄，备受谤掠侮辱，可他坚强斗争不为淫威所屈，不为利诱所动，展现了崇高的气节。1945年秋，日寇投降，田贵宗又获得与祖国、为华侨奉献的自由，热情比以往更加炽烈，特别在家庭生变故，厄运接连的困境中生活大不如前，他坦然面对，淡泊自甘，舍去企业经营重担，而全心倾注对教育慈善公益事业，日夜为之奔走亦所不辞。他担任华人咨询会委员，市政局委员、福建公会副主席等众多要职中，其维护正义、刚直敢言、认真负责的表现，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赞扬。诏安会馆执委会主席这一职务，他从1939年，一直担任到1953年病逝，连续荣任十四届主席。
  田考、田祈顺、田贵宗三代人，历经了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时代，成了当地华侨一面爱国爱乡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