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沈藻澄先生事略
  沈镇坤
  解放前，我县的老百姓对教师一般都称为“先生”，只有对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才尊称为“老师”。当时在县城，被尊称为“老师”的有两位，一位是林仲姚先生，一位是沈藻澄先生。
  沈藻澄先生，本县县城南关人，字学庸，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卒于民国38年（1949年），享年76岁。他的一生，在事业上从教、务医，擅于书法；在品格上俭朴、疏财、乐观，不为名、不为利，淡泊人生。
  从教育人
  清光绪期间，沈藻澄先生考中秀才，补过廪。后来，应缅甸汉文中学校长沈亦可的邀请，出洋到仰光，任该中学的国文教师。因他对医道颇有研究，对企业经营也有卓识，在担任国文教师期间，同研制虎标万金油的胡文虎过从甚密，被胡聘请担任仰光永安堂的“裁副”（参与协助管理企业，即现在的经理助理）。后来因母亲病重，藻澄先生告别仰光回家事亲，但仍与胡文虎常有书信往来。抗战前夕，胡文虎到汕头巡视其企业，特派人来诏接先生往汕叙旧。
  从缅甸回家乡后，藻澄先生对教育事业十分热心。开头，他把从南洋带来的一些资金，在城内世恩堂创办灵源小学。辛亥革命后，他任私立师范讲习所所长。因原所址设在城内王庙，地方狭小，他四处奔波，扩借世恩堂和新祠堂为校舍。为改善办学条件，自己拿出数百银元修缮教室，添置维修课桌椅。同时，与世恩堂公房管理会协商，每年从其公田田租中拨出10-20担稻谷作为学校日常教学办公费用。加上他的严谨治学，讲习所办得比较出色，培养出一批师资和人才。如曾于三四十年代担任厦门《星光日报》主编，后任福建师范大学中文教授的郭荫棠；解放前担任县参议会议长，被选为国民党“国大”代表的沈淮三，都是讲习所毕业的学生。
  行医济世
  先生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医道，对祖国的医学遗产有较深刻的研究，中年以后，改行业医。在四十多年的行医中，他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医风医德，博得城乡民众的好评。
  先生是儒生出身，曾在教育界多年任职，在诏城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在从医中，以便民为信条，从不摆架子，不耍脾气，不刁难群众。他不计寒暑昼夜，有请便出诊，来家即诊治，一切为病者着想。在县城。经常对急重病人主动上门探巡复诊，对乡村的病人，他用一种“换病单”（处方）的方法，以减轻病者的经济负担和痛苦。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便，无论是病者来就医，或是医生下乡村诊治，出入都要用轿子抬，十分麻烦，费用也大。因此，他对乡村的重病患者，首次诊断开了处方后，就嘱咐病人亲属留意观察病人服药后的病情变化，如睡眠、体温、大小便、咯痰等情况，然后由亲属带上初诊的药章（处方）来向他阐述，他据此进行用药调整，减轻了病人往返的劳累和费用。
  先生在诊病中，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他认为每人的生命价值都是平等的，故从不轻视或怠慢贫贱的病患者。不但如此，对一些贫困病患者，他不仅不收诊金，有时还送钱赠药。他出洋回家时，曾带回一些当时有很好疗效的西药品，如止痛退热的阿斯匹林，治疗疟疾的奎宁丸，以及虎标万金油等，包括自制的一些药粉，他都经常赠送给一些贫困的病患者。
  先生医术的精良是城乡闻名的，每天上门看病求医者络绎不绝，有的疑难病症患者四处求医没有治好，最后由他治愈了。新安村许瑶台秀才的堂弟，肚胀多年，医治多年一直治不好，面黄肌瘦，形容枯槁。后经先生诊断，确诊为癓瘕症，经精心施治，不久即恢复健康。许瑶台因此送先生一块“医德可风”的挂匾。
  先生的书斋“澄园”也是先生诊病的处所。空暇时间，他经常浏览、钻研收藏的四五十本医书，如《古今中医验方》《古今中医偏方》《医宗金鉴》《药性赋》等，以求医术精益求精。同时，他还潜心编写《中医中药杂锦集》（手抄本）一书，并根据在仰光永安堂所接触了解的，自编《万金油配方制造方法》《头痛粉配方和制造方法》，以期流传于世。
  一代书家
  藻澄先生从教治学严谨，业医医术精良，他还擅长于书法，堪称诏城一代书家。
  先生的书法，师从何绍基，以行草为著。他写给友人的条幅、中堂，无不淡雅清逸。欣赏先生的书法，唤起人们愉悦、平和之情，给人以美的享受。
  先生的墨迹，在诏邑的文人雅士中多有收藏。他自撰自书勉励后代的“耕农多乐地，教育是良田”的条幅，至今仍在其子孙中珍藏着。他还曾为不少寺庙、商店、民居写过对联、门匾、铺号，我县佛教胜地九侯禅寺还存有他的墨迹。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已年逾古稀，还应地方人士之邀，写了多幅的擘窠大字，作为宣传标语，由别人临摹在街头巷尾的墙壁上，以宣传鼓动群众。
  当时有不少青年书法爱好者，常登门向先生请教，先生都真诚相待，谆谆教导，从理论上、实践中阐述写字练字的要领，同时强调：中国的书法尚骨，字首先要有骨气，骨气是书法艺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各种书体的要求，犹如人无骨不能称其为人，字无骨不能称之为书。他常说，练字要看帖读贴，临摹多练，持之以恒，必有长进。
  民国38年（1949年）1月，先生不幸辞世，丧礼十分隆重，设立治丧处，置灵堂，他的学生、朋友以及社会人士前来唁者络绎不绝，陆军上将张贞为先生立一灵旌旗。县长为先生送的挽联写道：
  才子本风流自昔文坛推健将；
  英魂归碧落从此医界失明星。
  （作者注：本文成文时，承蒙陈士培、沈继文等先生提供一些资料，特此致谢！）
  沈东海其人
  大文
  沈东海（1904-1940年），乳名福仔，我县湖内龙冲村人，东溪船工出身，半文盲，任民军连长时起名东海，群众习惯称他为“福仔连”。1933年冬改名澄清，移居县城南关溪沙尾镜庐。
  1923年春，孙中山先生回广州任大元帅，准备东征北伐。我县东峤峤村人张贞（字干之）任大元帅府中将副官长，不久，奉派回闽南组织民军，称为福建建国军。我县东北街人沈皜芳（张贞结盟兄弟）、南关街人沈香九、梅洲人吴保兴分别任民军营长。当时，沈东海是个热血青年，响应孙中山号召，组织东溪民船青年船工和东湖一带的青年农民参加民军，编成一个连，辖于沈皜芳营，他任上尉连长。在张贞率领下，北伐东路军从汕头经漳州到福州，打败北洋军阀的周荫人、张毅等部。沈东海在北伐中，作战勇敢，屡立战功。
  1926年冬，张贞率领的东路军独立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张任中将师长兼福州警备司令，沈东海同仕渡村人沈向奎，都在该师任连长。
  后来，独四师推进杭州、上海至南京，张贞任首都卫戍司令。1928年春，独四师奉命移防漳州，师长张贞兼任福建“剿匪”司令，在诏安设立云诏行营（址在县前街新祠堂），林学渊任行营少将主任。这时，沈向奎升任为该师289团少校营长，沈东海因文化低仍任连长。独四师于1929年改名暂编第一师，1931年再改名为49师。
  驻漳期间，部队进行整训。沈东海连的个别战士因不耐劳苦，逃回诏安，在湖内一带为匪抢劫，被行营抓获，供认乃沈东海连的逃兵。行营即电漳州师部逮捕沈东海，拟解回诏安枪决。沈东海的老营长沈皜芳这时已升任师部副官处上校处长便联络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师部军需处少校粮秣课长沈世雄（原住东城村后移居四都圩）、时任289团中校团付（副团长）沈向奎向张贞师长谏争：“东海连战士逃回诏安为匪，东海人在漳，不过是失察之罪，律不至死。东海是您部下的连长，师长不也有失察的责任？他作战勇敢，何妨从轻惩办！”沈皜芳是张贞的盟兄弟，又是沈东海的老上司，他的直言无讳，张贞不得不考虑，但是云诏行营却坚决要求把沈东海解回诏安枪决。张贞进退两难，只好用拖的办法，把沈东海关押在师部禁闭室，待后处理。
  1932年5月，中央红军一军团在毛泽东主席率领下进军漳州，18日攻占天宝大山，张贞时在天宝，令旅长王祖清从漳州驰援。王祖清部队在距天宝5里的茶铺同红军前哨部队遭遇，不战而退，经程溪逃到诏安。因此，张贞也被迫撤防到诏安。红军解放漳州时，49师师部的人都逃光了，沈东海于是乘机逃回家乡湖内，潜伏在九侯山打“游击”。
  同年6月，中央红军回师闽西，张贞回驻漳州，不久调驻永定坎市。十九路军61师沈光汉部于8月到漳州接防，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也驻于漳州。
  沈东海在本县九侯山一带打“游击”。9月初，他接受秘书詹仲凯的建议，利用49师调走、云诏行营撤销、十九路军61师尚未派部队接防。诏安县城防务空虚的机会，组织夜袭县城。当时城墙未拆，沈东海的人马从东门潜入，拟攻击县政府，其原定路线是：由东门中街南转至五谷帝庙，再西行沿县前街直袭县政府。但向导把人马带至五谷帝庙，没有西行而是向南沿着夺锦街，攻击设在南门内王庙的第一区公所。区长吴名世夜间住在县图书馆（文昌宫），扑了个空。到发觉错误时，驻于县政府的县队已闻枪声，将大门紧闭，上鼓楼布防。沈东海的人马到达县政府，正面强攻，因地形不熟.被打死数人，于是仓惶败退。事后，县长何实军急电漳州求援。61师师长沈光汉即派覃连（名字不详）进驻诏安，驻于许厝祠堂。不久，即对沈东海在九侯山的“根据地”进行清剿，烧掉九侯禅寺，附近乡村群众与沈东海有牵连的，房屋也被烧毁。在清剿中，沈东海的部下被打死好多名，所谓“根据地”也被摧毁。
  早在沈东海在漳州被张贞禁闭时，他的发妻即潜渡南洋。这时他审时度势，便想出洋到马来西亚同发妻团聚，以躲避危机。恰值在这时候，李济深来到福建。同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共议反对蒋介石，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他们考虑十九路军在福建只有4个师的兵力，决定对省内原来的民军改剿为抚，以扩充兵力，同蒋介石对抗。因此，派人同沈东海接洽，予以收编，拨给武器，并派曾在福州东湖干训所受训的学员沈松寿（曾任连长）等帮其扩编军队。沈东海的人马正在集中准备移驻县城时，十九路军的“闽变”在福州失败。沈东海在49师时的老旅长杨逢年奉令成立闽南讨逆军，张式玉（东峤人，原漳码公安局长、49师补充团团长）任第六支队司令。张晓春（东峤人）、胡捷（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分任支队前敌正副指挥，派人联系沈东海，任他为第六支队（旅级）第四总队长（团级）。当时，县长何实军已离职，“人民政府”县长杨伯凯亦于1933年1月逃离。沈东海率部进入县城后，即推荐湖内长田人、清末侍卫沈瑞舟的三公子沈剑秋出任县长。
  “闽变”后，陈仪接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驻于漳州。漳属10县划为福建省第五行政区，朱熙任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驻于漳浦。沈东海的部队改编为第五行政区保安司令部独立大队，沈任中校大队长，辖4个中队（相当连编制），驻平和琯溪，配合省保安第三团马崇兴部（闽西民军收编），与共产党领导的红三团对抗。
  沈东海任独立大队长期间，深得专员朱熙的倚重，沈对朱也感激涕零。1935年秋，朱熙病故，沈东海大队调往福州东整训，改编为省保安第八团第二大队，沈仍任大队长。团长陈崑，原是49师的老团长，对沈东海也不错。但是，省主席陈仪对收编的民军却十分猜忌。1936年夏，沈东海被调为省保安处中校附员，进入省保安干部训练所军官队受训，结业后以保安处中校附员身份，回本县南关溪沙尾镜庐闲居。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沈东海于是以省保安处中校附员身份，出任诏安县抗敌自卫团中校副司令兼常备大队长，下辖2个中队。当时，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收编民军的头面人物已虎视眈眈，准备对诏安的沈东海、平和的张和山、长泰的叶文龙等人开刀了。这些人，由各地军统提供资料，交驻漳157师黄涛执行。为了解决沈东海，省政府调军统成员陈荫祖到诏安任县长。
  1939年11月30日。驻于汕头日伪军侵占诏安。12月6日，县当局奉令反攻，驻漳75师韩文荣部史克勤旅由四都经凤楼岭向诏安县城推进，驻平和瑁溪的新编20师钱东亮部李逾群旅由二都经牛仔岭向良峰山西北麓推进，攻击驻守良峰山的日伪军。县长陈荫祖，自卫团副司令沈东海（时改名为沈澄清）则率县队配合李旅反攻良峰山。日伪军占据良峰山制高点阵地，以猛烈炮火压制反攻部队，我军攻击屡次受挫。沈东海颇有藐视20师的表现，最后请命李旅长，在该旅猛烈炮火压制下，日伪军终于败退，县城得以克复。在此次战斗中，沈东海虽然立功，但也埋下杀身之祸。
  1940年1月24日，新编20师旅长兼东诏地区指挥官李逾群终于动手。先在沈百男家把藉口筹备办报的人员沈俊民、沈子桓、沈达材、沈镇五等人逮捕，然后再逮捕沈东海和他的部下14名。2月初，在西校场处死许汉才等8名，沈达材、沈镇五等人陪斩后释放。沈东海、沈俊民、沈子桓3人解往平和琯溪，沈东海、沈俊民被杀，沈子桓释放。
  抗战时期，沈向奎任83师师长，曾托沈世雄调查沈东海下落，拟调往83师任职。沈向奎认为沈东海虽少文化，但作战勇敢，抗战勇敢。在得到答复已被陈仪处决之后，沈向奎、沈世雄都为之慨叹。
  （编者注：本文仅提供沈东海一些生平事略，有关他围剿红军游击队、残害革命志士等劣行见《诏安县志》相关记载。）
  沈东海二三事
  何济武
  （一）
  青少年时代的沈东海，经常在湖内长田人、清末侍卫沈瑞舟家出入。民国6年（1917年），沈瑞舟被国民党当局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后来告老还乡。这时的沈东海只用乳名福仔，经常从龙冲村到长田村，同侍卫沈瑞舟往来，听取教诲，帮助老人办事，博得沈瑞舟的好感。后来，张贞招募民军，沈侍卫认为福仔仪表堂堂，是当军官的料子，便叫他出面募兵，说如募一连兵，你可当连长，于是福仔便募了一连兵，由沈侍卫以“福如东海”之意，给他起个官名东海。但群众仍习惯称他为“福仔连”。
  （二）
  红军进漳后，沈东海从漳州逃回诏安，重新招兵买马，搞起一支武装队伍，住在他家所在龙冲村的一个寨内，在九侯山和湖内一带活动。当时的封建房派比较严重，邻寨有一个对立房派的头面人物，想勾结官府对其“一网打尽”，假意对沈东海说：你们的寨小，队伍住不下，何不到我们的寨内来。沈东海表面上答应，暗中却派人调查，得知此人当晚不在寨内，而是到东湖去，于是将队伍转移。后来查明此人当晚是到东湖乡公所去报告。恰巧乡公所无人在，所以阴谋没有得逞。沈东海事后不露声色，与此人往来更加密切。在一次一同出外时，于半路无人处，沈东海下手将此人收拾掉。
  沈东海攻打县政府失败，官军前往他的老家龙冲村清剿，把他住的火烧楼（寨名）团团围住，沈东海逃不出去，便潜入一间牛舍。这间牛舍较宽敞，深邃幽暗，里面关着几头牛，还堆放着石头。沈东海在急忙中，手捧牛屎，涂满周身，隐蔽在石头边。官兵到处搜不着沈东海，只好撤走，沈东海因此脱险。
  （三）
  沈东海住在县城南关溪沙尾镜庐“金屋藏娇”，养着一个小老婆，对这个小老婆十分宠爱体贴，感情很好。有一次，沈东海的小老婆在缝补衣服，一根缝衣针丢到地上，一直找不着。恰巧沈东海入门，看到小老婆蹲在地上东瞧西找，问道：“你在做什么？”小老婆说：“一根针丢了，一直找不着。”沈东海睃巡一下，找着了。小老婆同他开玩笑说：“还是你的贼仔目金，一看就着。”沈东海顿时发怒，拔起手枪，把小老婆打死。（注：“金”，明亮的意思）
  （四）
  1939年底，日伪军侵占诏安县城。几天后国民党军队组织反攻。当时群众称这些军队为“中央军”。“中央军”命令沈东海带保安团从军寮进攻县城。队伍来到桥东，同已先行到达的“中央军”交起火来，打了一会，才发觉弄错了，但双方已各有伤亡。
  诏安城克复后，沈东海的部队驻在九户祠堂。有一次在吃牛肉时，装牛肉的钵突然无故破裂。秘书詹仲凯认为是不祥之兆，主张把部队撤出县城，进驻九侯山，但沈东海不听。
  不久，国民党20师师长钱东亮发来请贴，邀请沈东海赴宴，詹仲凯力阻无效。沈东海带着十多个护兵大摇大摆直抵钱东亮设宴处。在进门时，门岗挡住护兵，说：“首长在开会，不准带枪的人进入。”沈东海独自进入，一进厅堂，即被埋伏的兵士捆绑，十多个护兵也被解除了武装。后来，沈东海被枪决于平和琯溪。
  明代全城义士涂膺
  涂金添
  过去，在桥东仙塘村外莲花石大路边，竖立一块石碑，镌刻的碑文写道：“大明全城义士口口钦命口文官下轿口武官下马”。石碑所说的“全城义士”，是仙塘村的侠士涂膺。
  涂膺，字信庵，仙塘村人，世族行义，自幼好武艺，习无不精，体力过人，机智有谋，昭著南诏；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乡众莫不赞颂其慷慨好义。他尚有一特技，擅长于凫水，能在水中生活七昼夜，是一位传奇式侠士。
  明代正统末年，福建沙县、尤溪有一支被称为“流寇”的武装队伍，在首领邓茂七的率领下，纵横八闽。其部下杨福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直逼漳浦。漳浦县的官员逃往潮州，人民扶老携幼怆惶出逃。在战乱中，漳浦群众被杀死和病死者互相枕藉，房屋、器物被焚毁破坏者不计其数，许多寡妻孤子哭声载道。但是，当时还属漳浦县管辖的南诏城（即后来的诏安县城），却安然无恙。并不是这支武装队伍没有来到南诏，而是侠士涂膺带领全城军民搞好防备，大力抗御，故使其“不能肆其毒也”。
  当时的南诏城，周遭数千步，居民数百家，巨室好义者十余辈，比屋弦歌，号称富庶。在那支武装队伍至漳浦时，众人相议：吾诏富庶，“贼”不数日必来。“城外杰士涂膺，深沉有智谋，又仁且勇，世族重于乡里，行义出于等伦，宜屈致入城，保此一城生聚，而众服其约束，富家出谷馈饷，庶乎肖济。众皆唯唯。”于是，相率到仙塘村延请涂膺，告以此情。“膺慷慨入城，图指方略，誓协心力以守”。不久，此支武装队伍到达城外，近城设策将入城。涂膺率众，“先破其机牙不得发”；但对方又“制梯作长匮障身至城下，膺严号令分垛备守，熔铸铁汁倾灌，矢石交下”，使城外的武装队伍被伤死十二三，于是败退。隔日复来仍以此法御之。同时，涂膺又派强健之勇士，于夜间秘密潜入敌营，杀死敌首。又派人到潮州请援兵。敌见城攻不下，相怨撤退。待潮州援兵到达，众喜无恙，都说涂膺有“全城之功”。当时正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三日。
  后来，有一股海贼，据城洲岛濒险为屏障，经常上陆地残害百姓，抢杀掳掠，民无宁日，官府无法治理，乡民便请涂膺设法歼灭，以拯救百姓。涂膺满口答应，使与乡贤商议，决定“擒贼先擒王”。他吩咐家人蒸一笼甑水粿装在鱼篓里，等到夜晚，穿上潜水衣，背上水粿，带上利刃，悄悄地潜入海水行走，游到城洲岛，在岛边观察动静。因贼方有戒备，未能下手。一直到第四天夜晚，见群贼饮酒作乐，特至其饭饱酒醉，众皆熟睡时，涂膺凫水到岛边，见无动静，便上岛去，猫腰蹑足地摸进大营，趁着星光窥视贼首睡处。轻身摸近前，认定贼首，举起利刃，一刀割下首级。旋即离开贼营，潜入海底，凫水回来，在家换了衣服，连夜赶到南诏城。城门未开，他施展轻功跃上城墙，到官府时刚刚天亮，擂鼓报告驻城官员，献上贼首首级。驻城官员要荐任其官职，涂膺说：只要为民除害，保民安宁。不求做官。
  城洲岛上的海贼因群龙无首，各自逃亡。从此，南诏地区有二十多年没有海贼为患，民众能够守着安居乐业的日子。
  嘉靖期间，诏安建县后，官府把涂膺全城杀“贼”的事迹上报朝廷，朝廷追封他为“大明全城义士”，钦赐其后裔金匾，并在村外立一石碑。此碑在1958年为石匠开石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