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诏安的由来
  谢绍美
  诏安地处祖国东南沿海，是福建省南端的一个县份。距离首都北京3000多公里，距离省城福州400多公里。全县面积约1247平方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形状好像一个巨人奔海的足印。县境四至：东邻云霄，西接饶平，南临大海，北界平和，东南和西南分别同东山和南澳隔海相望。全县人口约56万，基本上都是南迁汉人的后裔。以前虽有少数土著畲民，但早已同化，畲汉难分，现在已经融合为一体了。
  诏安和诏安入到底是怎样来的呢？
  （一）诏安县的由来
  根据诏安出土的文物考证，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即在诏安这个地方劳动着生活着了。1958年诏安一中师生协助福建省探矿队到诏安的太平、官陂和秀篆等山区探矿，在官陂彩下山捡了两枚石簇（即石箭头）。1964年，湖内乡糖厂基建时又挖出了一枚石枪和若干陶网坠。这些都是原始的渔猎工具。1985年，省博物馆考古队和厦大人类学系师生到我县考察，在腊州山发现石〓、陶罐及其一些碎片。在官陂的下河和石桥等村发现一些印纹陶片，这些遗物经过检验都是属于石器时代的遗物。这就证明，远在新石器时代，即距今约一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里射杀鸟兽，打猎捕鱼，过着原始的渔猎采集生活了。不过当时这个地方仍然是荒野一片，处于半洪荒的状态，在丛山密林中，虫蛇出没，虎狼咆哮。
  到了大禹时代，根据最早的地理书《禹贡》的记载，禹定九州贡法，诏安远属扬州，纳贡“天子”。又据《周礼》《职方》篇中的记载，诏安原属“七闽”地，（古泛称南蛮）。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封建，行郡县，诏安隶属闽中郡。那时，诏安这个地方仍为荒僻之区。后来经过两汉的逐步开拓，到晋朝时，特别到东晋南渡以后，汉人大量南迁，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度发达的文化，才逐步地影响了闽南，那时诏安又改属岭南义安郡（即今之潮州，现在诏安人仍称潮州为府城）。经过南北朝的动乱以后，到隋统一中国时，诏安又回属泉州。到这时候为止，闽南一带、泉潮之间经济文化仍然落后。既没有漳州的设置，也没有诏安的建立。土著居民（畲民）仍然过着落后的部落式生活。他们依山结寨，有的还居住在山洞里，被称为“洞蛮”。“洞蛮”性情十分骠悍。唐高宗初年，汉人陈廉和“洞蛮”首领雷万兴、兰凤高等联兵“作乱”，袭击边陲，以致边警频传。由于当时正是唐帝国初期，对内励精图治，对外开疆拓土，国势强盛。因此，一闻“蛮乱”当即派遣左郎将陈政统兵前往镇压。因蛮地山险，“洞蛮”凭险顽强抵抗。在艰苦的战斗中，陈政因山瘴病亡。他的儿子陈元光随军远征，英俊有为，因此，唐朝便任命他继掌兵权，继续征战。
  陈元光继掌兵权以后，依靠部属和本地居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作了缜密的部署。经过充分准备以后，便发动了有名的“鹅仔寨”战役。由于知己知彼，击中了要害：切断其鹅颈，断绝其水源。于是不越月，便一鼓破寨，经过“鹅仔寨”破寨战成功以后，战局急转直下。“洞蛮”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蛮乱”便被镇压下去。事定以后，陈元光带兵屯驻漳水北岸，且耕且守。为了安定和开发边境，唐朝移民实边，并鼓励陈元光将卒家属亲友南迁创业。从这以后，中原汉人便逐步南迁入诏。他们在长期的劳动生产中，逐步地和本地土著居民互通有无，互相交往，后来进一步互相学习，互通婚姻。他们肩并肩地向险恶的山川疫瘴和凶猛的野兽虫蛇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坚毅地披荆斩棘，开荒辟地。经过一番的艰苦经营以后，原来疫病流行，野草丛生的荒凉地区，终于逐步地得到了开发，中原先进的农耕方法逐步推广，人口增殖、商旅渐通。
  到了唐朝垂拱二年（686年），由于闽南地区已经步开发，唐朝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便诏准陈元光的奏请，在泉潮之间，漳水之上，建立漳州，任命陈元光为刺史，下辖怀恩、漳浦两县。那时诏安属怀恩县。到了唐开元廿九年（741年）并怀恩入漳浦，诏安改属漳浦县，为南诏保（因为唐初有南诏使者进京朝贡，经过此地，说此地风光好似南诏，因此，便以南诏为名）。以后历经宋、元各代，为南诏场，为临水驿、为沿边巡检寨……等，政区名称，屡有变动。那时都还没有建筑城墙，只是土堠木栅。到了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才开始建筑城墙。以后城区逐步扩大，城墙逐步加固加高，至明朝时，城区周长达一千六百六十余丈、城墙高达二丈二尺，俨然成闽粤边境一座重要的城镇。诏安筑城以后，又经过畲汉人民一百多年的辛勤开发，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得到了普遍的推广，中原先进的文化也得到了较好的传播。这个地方物产日益丰富，人口日趋繁衍，闭塞的风气也日渐开通。如此，这一地区便逐步地具备了建县的条件。
  到了明嘉靖八年，这里已是“粮逾万石，户过三千”，商贾辐辏，文华蔚盛。于是为了靖边陲，长治安，乡绅许仲远等便上奏朝廷，请设县治。第二年，即1530年，获朝廷诏准，将漳浦县的二、三、四、五等都划出另成一县，以南诏安靖的意思，赐名为诏安县。县城设在原南诏守御千户所所城（即今本县县城），隶属漳州府。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将漳浦六都的铜陵和南澳岛的青澳、云澳划归诏安。嘉庆三年（1753年）割余甘岭外至新店地（共26村）归云霄厅。辛亥革命以后，民国5年（1916年）因为诏安辖地分散，治理不便，将五都和铜陵划出去另建东山县。将青澳和云澳划出去，同饶平的深澳和隆澳合并另建南澳县。1949年诏安县解放以后，为了生产和管理便利起见，诏安的辖区又进行了必要的调整，1952年将诏安的大嵼乡划归东山县。1956年将平和县的上洋村划归诏安县。1957年又把诏安的竹港乡划归云霄县。至此，诏安县境便固定下来了，这便是现在的诏安县。
  （二）诏安人的由来
  诏安人口刚解放时约21万，现在已增至56万。这数10万人口是那里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说法各异。
  现在诏安的居民大概可分为三种人：一种是说闽南话的“河佬人”，另一种是说客家话的“客家人”；还有一种已被汉化的畲族人。“河佬人”人数较多，约占80％，聚居在诏安的南半部和沿海地带。“客家人”人数较少，约占20％，聚居在诏安北半部的山区地带。畲族人人数极少散居各地，因为已被汉化很难辩认。关于这三种人的来源问题。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现存语音的不同和居住地区的分布情况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概述如下：
  1.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
  清代康熙时，诏安知县秦炯，拔贡戴冠主撰主编的《诏安县志》附旧志（即明末丁丑志）的《徭人篇》中有“山区徭人（俗呼畲客）常称城邑人为‘河佬’，谓自河南迁来。畏之。系陈元光将卒始也……”的记载。另外，在约占诏安人口半数的沈姓族谱中也明确记载了他们在诏安的开山祖沈勇是“河南光州固始县人”。上述这些记载有力地说明“河佬人”确实是从河南迁来的“河南佬”，不是本地的土著居民“福建佬”。考虑到诏安的“河佬人”，绝大部分是唐朝时跟随陈元光南下的将卒及其家属的后裔。因此，可以判定诏安的“河佬人”确实是唐朝时从河南一带迁入诏地的汉人。
  我们再查一查山区“客家人”的族谱，也可以得到同样有力的证据。例如诏安二都黄姓的族谱明白记载他们的始祖久隆，是在元朝廷祜元年（1325年）入居诏安径口村的。他的祖代和父代原居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再上溯。其远祖是楚春申君的后裔。这一记载也清楚地说明了“客家人”的原住地是江楚，逐步南移的路线是由湘、赣入闽。入诏时间始于元时。
  2.根据现在语音的不同：
  现在诏安“河佬人”和“客家人”的语音相去确实较远，这是由于两者入诏时间相距六、七百年造成的。前者人诏时间长，变化大，后者人诏时间短，变化小。但是两者都同属汉语体系。现在诏安“河佬人”的语音中仍然保存着大量的唐代中原古音的音素。例如以唐诗《长恨歌》（头段）为例：押韵的“得”“识”两字，若以普通话来读是不会协韵的。但若用诏安“河佬”音来读便协韵了。再以另一首唐诗《春望》为例：押韵的“深”“心”“金”和“簪”四字，若以普通音来读也是不会协韵的，但是用诏安的“河佬”音来读便协韵了。
  象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在唐诗中几乎俯拾即是。
  上述诏安“河佬人”的语音中保存着大量唐代中原地区古音音素的事实，正可以有力地证明他们确实是唐朝时，从中原南迁入诏安的。至于“客家人”的语音比较接近现在的普通话，也正可以说明：这是由于他们入诏时间短，因此语音变化小的缘故。
  3.根据现在住地的分布情况：
  “河佬人”现在多分布在晋江（因东晋时北方汉人南迁沿江定居而得名）、九龙江和韩江等流域的中下游及其沿海平原和附近海岛等地区。在诏安则分布在南半部和沿海地带。“客家人”则分布在赣南、闽西和粤东北。在诏安则分布在北半部的山区地带。上述这一居住地区的分布情况，联系到他们各自的原住地分别是河南和江楚，他们南迁的路线就很清楚了。“河佬人”是由河南经安徽、浙江入福建，顺江而下，沿海而南。“客家人”则由江楚经湖南、江西入福建，定居在江河上游和山区腹地。
  另外，诏安本地的原有土著居民是畲民，这也可以从下述文献中得到证实。根据明末《诏安县志》《徭人篇》中记载：“徭人，漳邑深山皆有之，俗呼畲客”。他们过着落后的部落生活。志中记载他们“织绩木皮，染以木实。好五色衣裳，制裁皆有尾形。性鸷悍，言语侏离，其后滋蔓，号曰蛮裔。”“漳徭人，住漳、汀、潮接壤处者，亦以槃、蓝、雷为姓。随山种插，去瘠就腴，编获架茅为居。善射猎，以毒药涂弩矢，中兽立毙。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长短为验。后酋魁亦有办华文者，山中自称狗王，各画其象，犬首人身，岁时祝祭族处。喜仇乐，或侵负之，一人讼则众人同，一山讼则众山同……”。以上记载，说明徭人（即俗称畲民）便是本地原有的土著居民。
  又如《漳州府志》也明文记载漳属山区，明初仍设“抚徭土官”。《诏安县志》还有明朝万历年间沈鈇（即沈介庵）《游六峒丈量学田记》，记中说：“二都在万山中，丛谷峭岭，半插天表。至六峒，则畲民所居者，……上下山谷，皆畲民所种植者。……至峒，编篱为垣，覆以营茅，鳞次而居者，……男子束发脑后，妇女椎髻于前，与城邑迥别”。这就清楚地说明明朝万历年间，诏安山区仍然居住着畲民，只是在这以后，“客家人”才大量入居诏地，畲民也才与之逐步融合同化。
  另外还有诏安的畲歌现在仍在民间流传，解放初期，我县的畲歌手还被邀到北京去演唱呢。现在我县的港头村就是畲族村，谁能区别是畲汉？
  上述一系列具体史实，清楚地说明诏安原有的土著居民就是畲民。
  综合上述大量史实和对这些史实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诏安的“河佬人”和“客家人”基本上都是南迁的汉人。“河佬人”原住地是河南一带，东晋时开始大量南迁入闽，唐朝时便大量入迁诏地，这距今已有1300多年了。诏安的“客家人”原住地是江楚两湖一带，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朝中叶以后才大量入迁诏地，这距今只有500多年。（两者大量入迁诏地的时间相距约六、七百年）。无论是“河佬人”或是“客家人”里面都融合有本地少数原有的土著居民——畲民。
  诏安建县的前前后后
  傅崇毅
  隶属州郡，屡经变迁
  据史书记载，诏地在秦汉时属南海郡（郡治在今广州）。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划隶南海郡揭阳县。东晋成帝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南海郡分出东官郡（东莞），诏地属东官郡。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东官郡分出义安郡（郡治在今潮州）。义安郡辖海阳、绥安、海宁、潮阳、义招5县，其中的绥安县，辖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一带。南北朝的梁天监期间（502-519年），绥安划属南安郡（郡治在今福建南安县丰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绥安并于建安郡（泉州）的龙溪县，诏地亦属龙溪县管辖。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陈元光平定以陈谦为首的畲汉农民起义，经过治理开发，于中宗嗣圣三年（684年）上表奏请朝廷，要求在泉（州）潮（州）之间建一州。武后垂拱二年（686年），朝廷批准建立漳州，并置漳浦、怀恩二县。诏地时称南诏保，属怀恩县。
  漳浦管辖八百年，鞭长莫及弊害多
  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怀恩县撤销，南诏保并于漳浦县。天宝元年（742年），漳浦县改为郡，属福建。十年（752年），划属岭南（广东）。上元元年（760年），又归福建。宋代，南诏划为漳浦县安仁乡的海滨、遵化、修竹、思政等里，统称南诏场，由漳浦一名县尉（称为西尉）管治，后又设临水驿和沿边巡检寨。元置南诏屯田万户府。明初改乡、里为都，南诏划为漳浦县的二都、三都、四都、五都。
  南诏隶属漳浦县，有将近八百年的时间，可说是历史悠久。当时的漳浦县地域广阔，相当于现在的浦、云、诏、东4县。南诏在最南端的偏远地带，居于闽粤边界处，距离县城百多里，山峦重叠，道路崎岖，中间有山林险恶、盗贼出没的盘陀、余甘、半沙等山岭，有波涛汹涌、江面宽阔的洋江，交通非常不便，官府在管治上鞭长莫及。故长期以来，“官司难以约束，民俗相习顽梗”①，治安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白昼夺人于城门之外”“子弑父、妻弑夫，弑逆相仍”“军士买卖……尽夺其所有，使之袖手而归”，以及“强夺人之妻，强焚人之房屋，十五为群，纵凶肆恶而莫敢言者”②，老实正派的老百姓，可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多次请求设县治，朝中无人被搁置
  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南诏地区群众要求建立县治以加强管理日益迫切。明弘治十七年（1507年），乡民许仲选向上呈请设立县治，但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衙门经过协议后，只同意设立南诏守御千户所，调漳州卫后所军前来守备，但“武夫悍鸷，罔思民瘼，每遇警急，束手坐视，不曰官军不敢妄动，则曰巡捕官军稀少；且党令军士，凌虐小民，滥受词讼，欺骗万端，水深火热，无可控诉。”③正德十四年（1519年），分巡道周佥事按临漳州，乡民郑绅又一次呈送告，要求设立县治。之后，上司只议设通判一员驻于南诏。这位通判到来时，“民方翘首，企仰太平”，但他却“畏难避险，常以在府，无事则拥众而来，徒劳里甲之支应；有事则望风先去，不管地方之安危。是以民有两头当差之谣，贼有免劳相送之诮。调军御暴反以为暴，设官护民只觉厉民”④。不久，驻诏安通判撤销。
  这件设置县治事，成为当时南诏地区仅有中式的两名进士李旦、叶亹的心事。李旦，字周辅，四都厚广（后港））人，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任过浙江江山知县，后致仕回乡；叶亹，字世黾，号龟峰，三都宝桥（上营）人，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他们两人相约，谁有“寸进”，谁要为设置县治事奔波出力。嘉靖二年（1523年），叶亹任江西南城知县，通过江西饶兵备道范副使向朝廷奏请，要求将漳浦的南诏和饶平的神全分析建县，但是，饶平的神全被批准建县，改名大埔，而南诏设县事却“未蒙区处”。嘉靖四年（1525年）福建布政司陈布政使和参政蔡潮“相继经临”，一些乡绅又再提出申请，要求建县。陈、蔡还来观形势，“慨然准行”。但转呈巡按刘御史后，却批“从长计议”，行文答复漳浦县。建县之事，又被搁置。
  叶亹京师详谋划，疏通关节终促成
  叶亹治南城，“清操异政，著有贤声”⑤，深受群众爱戴，也得当地王爷和上司的嘉许。嘉靖五年（1526年）上调朝廷，任都察院都事，翌年转任经历。这时，南诏乡人要求建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京师的叶亹，对建县之事耿耿不忘于怀，写信给致仕在乡的进士李旦，要“诸友欲为乡邦建立县治”一事共同努力。李旦接信后十分高兴，赞扬叶亹“十余年之旧约不忘于贵显之日，诚所渭久要不忘矣，此人情所甚难而先生以之，欣慰，欣慰！”李旦列举了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许多恶性的治安问题，说：
  “自今言之，县治之设，尤为甚于昔日者”，要叶亹“可不乘能为之时，以造福我乡邦之福哉，是为加意而力行焉。无穷之基，无穷之闻，在此举矣！”⑥
  叶亹在京师，对申请建县的事宜作了细致的调查，原来它的程序手续是：“文移具是抚、按衙门，会同布政掌印官、守巡官踏勘，呈给巡抚，会同巡按、镇守，奏请户部，依议复本，咨吏、礼二部，选官铸印，咨都察院，行抚、按举事，节次合该如此。”⑦
  嘉靖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叶亹在京师撰拟一篇言词恳切、有理有据的《奏设县治疏》的奏稿，写了信件，派人带回乡梓，交给李旦。信中表示：“设县一节，实吾地生民之福，亦亹夙愿而未遂也”。信中一方面指示奏请建县的程序手续，要求乡人以他撰拟的奏稿，“择识事者三四位，来赣投告新巡按，亦如谢分巡处”；一方而表示要“面请汪公故旧，在官宦者多方寻访，求书达情”，要求乡亲“文移须紧要打点回上，趁早奏请到京”，他在京则“亦可著力赞成”，使建县之事“以树丰功不朽”，他“亦得遂附骥之愿也”。⑧
  乡亲们接到叶亹从京师寄来的奏稿和来信，大家欢欣雀跃，经过商议，以乡绅许仲远等人的名字，呈上奏疏，逐级活动。叶亹则在京师朝廷，“多方寻访”，疏通关节。经过上下齐心努力，终于促使朝廷于嘉靖九年（1530年），批准将漳浦县的二都、三都、四都、五都，也即是原来的南诏地方，另建一个县，取“南诏安靖”之义，命名为诏安县。
  加强治理兴教化，文风渐盛科第出
  批准建县后，首先确定南诏城为县城。南诏城历史悠久。唐初陈元光曾率部将许天正等“统兵拒寇于此”，后在此设立巡逻行台，称南诏行台，“以四时躬自巡逻，命将分戍其地”。宋时，设漳浦西尉，置沿边巡检寨，在此设土堠木栅。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右丞罗良命屯官陈君用砌筑石城，长645丈，高1.2丈。明弘治十七年在此置南诏守御千户所，石城周围拓展至长1360丈，高1.6丈。确县城后，为便莅任知县拜谒，于当年择城西之地建起了城隍庙，作为祀典之庙。
  翌年，即嘉靖十年（1531年），朝廷派江西-雩都人、举人出身的何春为首任知县，还有典史汪富（仁和人）、教谕曾简（吉水人）、训导龙瑞（峡江人）。漳州府则派通判陈贤前来筹建县署和儒学学宫，由他“董其役”。县署以原漳南道府馆故地为址；儒学学宫在县署之前，前为文庙，后为明伦堂，与丹诏书院为邻。
  何春就任知县后，“以化民成俗为已任”，“行乡约，禁图赖，毁淫祠，教民习文公家礼。每以簿书之暇，诣明伦堂，与诸生论所以学之要”⑨，一方面加强基层管理，一方面重视教育民众，同时，为官清廉，离任时“行李萧然”，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影响。以后的知县，也都比较重视儒学教育。因此，这个土瘠民劳、民气劲悍的漳南边陬之地，民风渐开，文风渐盛，从而人文蔚兴，科第迭出。有明一代，从洪武一年（1368年）至建县前的嘉靖八年（1529年），在161年中，诏地中式进士者只有2名（李旦、叶亹），中式举人者也不过7名；而建县后的嘉靖十年（1531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只111年中，中式进士者21名，中式举人者58名，而且出现胡文、胡士鳌、沈鈇、沈起津、林而兴、林日瑞等3对“父子进士”和上湖的“一村三进士”（胡文、胡士鳌、胡丹诏）。这些，就为以后诏安被誉为“海滨邹鲁”打下坚实基础。
  注：
  ①《奏设县治疏》（叶亹作，许仲远署名）
  ②李旦：《与叶龟峰书》
  ③④《奏设县治疏》
  ⑤民国《诏安县志·卷十三人物》
  ⑥李旦：《与叶龟峰书》
  ⑦⑧叶亹：《答乡人书》
  ⑨民国《诏安县志·卷十职官》
  诏安县孔庙的沧桑史（提要）
  谢绍美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世界伟大的文化名人。他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卓越整理，学术思想的精辟阐发和人文教育事业的伟大开创，功垂千古，惠及万民。特别自汉武帝后，我国各地和接受我国文化的周边国家，大都建庙崇拜。诏安县的孔庙始建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此后的460多年间还经过了10次修建和扩建，3次改建后拨作他用。1995年被拆卖。兹谨将其沧桑史简述于后。
  （一）我县孔庙的始建
  我县孔庙始建于我县置县后的第二年，即明嘉靖十年（1531年）。由漳州府通判陈贤倡建。建于县衙和县儒学的前面，知县吴桂继之，砌筑庙之东西为两庑，庑尽必为戟门，外为棂星门，以东为儒门，棂星门前为泮池。池跨石桥，桥之外天垣。教谕徐商又继之，合庙学而围之以垣。
  （二）我县孔庙的十次修建和扩建
  我县孔庙始建后，至终清一代的380年间（1531-1921年），曾经有过10次修建和扩建。
  1.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邑宰廖候来第一次修建，并革新典礼，撤塑像祀柱。邑人许判撰《诏安修学记》评论其事。
  2.嘉靖廿七年（1548年）同知龙遂又修筑之，垣覆以瓦，并置几榻诸礼器，庙貌改观。（事载《诏安县志·学校志》）
  3.明隆庆五年（1571年）知县陈素蕴复扩沣池垣而大之，竣地加深，环以石栏，立三坊。中匾曰文明，左曰崇门学，右曰育英才。（同上志）
  4.明万历间，知县黄元立重修，改泮池，又改崇门学、育英才二坊为腾蛟、起凤坊。（同上志）
  5.万历三十一年，邑宰郑化麟又全面整所重修。邑人胡士鳌特撰《邑侯郑公重修儒学沣宫碑记》，详载之。
  6.“明崇祯间，又建石坊于学宫之东，匾曰：儒林”。（《县志·学校志》）
  7.清顺治间，诏安反清义军迭起，战乱频仍，以致学废庙毁。乱稍平后，孝廉姜公日广，县令欧阳明宪，以身作则，倡导重建县学孔庙，事迹感人。驻诏首科会元陈常夏，特撰《重新诏安县学文庙碑》，详载之。
  8.清乾隆十年（1705年）邑侯姚斐园，因痛庙貌衰败，又大事修建，使之又焕然一新。本邑教谕万师珙撰《重修文庙记》，详载其事。
  9.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邑候张所受和陈、林二学博，因泮池失修，积污蹶人，共同倡导募资重新之。事载林学博名世的《重新沣池记》。
  10.清嘉庆三年（1798年），县学训导柯辂倡修露台庙门牌坊。事后他亲撰《修露台庙门牌坊记》，详载其事。
  经过以上10次修建和扩建（其中有6次刻石留碑，以石龟背碑列竖于戟门内廊庑东端），我县孔庙的规模之大，典制之隆，为漳州府各县之冠。
  （三）我县孔庙的三次改建和拨作他用
  辛亥革命后，孔庙祭典被废，此后的80多年间（1912-1995年），曾经3次改建，并拨作他用：
  第一次：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胜利，孔庙因长期荒废，由县府拨归丹诏小学管理，稍事修建后即作为该校校舍，大成殿、拜亭、露台和戟门内的开阔地充作文化娱乐活动场所；东西两庑改作教室；棂星门内外包括宫墙边和泮池边的空地，改作生产劳动场所，种植香花、香蕉、果树和蔬菜，泮池中种莲、养鱼。
  第二次：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由县府将其改建成大会场（即诏安县的会议中心），党政历次大会，包括人大会、政协会、扩干会和各群团组织的代表会议（包括学习和讨论）等都在这里举行。
  第三次：“文革”期间，拨归县人武部使用。人武部在庙前建干部宿舍和其他附属设施，其中大成殿一度拨给县潮剧团作排练和放置道具器材的场所。1992年，在内外三仙门（即戟门和棂星门）之间，由县府建一两层楼的县老人活动中心，作为县离退休老人文化活动场所。1995年6月经县五套班子会研究，孔庙卖给常州丽保第房地产公司，开发为常安商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