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绿染山川果飘香
  黄嘉祥
  诏安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堪称繁衍植物的“风水宝地”，就果树而言，现在人工栽培的有25科160多个品种，还有10多种野生树可资育种。果品中，既有荔枝、龙眼、柑桔、橄榄等亚热带水果，又有香蕉、菠萝、芒果等热带水果和梅、李、柿等温带水果。境内果树生长发育期长，同一种水果在省内最早成熟。从年头到岁尾，各色各样的佳果络绎应市。近15年来，由于用地制度改革，加之在传统栽培基础上，引入众多的良种良法，使我县果业空前兴盛。
  一
  据《古今图书集成》所载，唐时漳州一带已广种荔枝、龙眼、甘蔗。到宋代，南诏场（即今诏安境内）植荔之风颇盛。荔枝形美果甜，且具药用价值，时人推其为“百果之王”。每逢荔红时节，商人便竞先前来收购，除营销鲜果外，还大量予以加工。当时主要采取“日晒法”，即置鲜果于阳光下，曝晒至核干，再放进瓮内百日，让其出汗，去掉汗后，便可经年不坏，再是“红盐”和“蜜煮”等法。加工后的荔枝（也有龙眼干）多从梅岭港运出，水浮陆转，销往外埠他乡。县内明时柑桔、香蕉、菠萝，清时柿子、酸梅、橄榄，也都有所发展。
  明清两代。漳州的水果种植、加工业名声远播，这其中，不无诏安人的功劳。明之浙江衢州、福建漳州的芦柑称雄于天下，而诏产芦柑属上品；清代漳州的荔枝已超过福州地区成为主产区，而漳又以浦诏为盛。至近代诏安民间的凉果作坊星罗棋布，所产荔枝干、龙眼干、柿饼、桔饼、梅脯、咸金枣、蜜金枣、青竹梅、山枣糕的质和量，闽中诸县少有出其右者。
  在长期的栽培实践中，果农积累了经验，明代已知以压条、扦插繁育苗木，清代开始有嫁接方法传世。古今相比，道理一样，只不过所用的材料、手法有所不同而已。如传统的高空压条（俗称敲枝）系用陶钵包土环壅，现在则以塑料薄膜包扎含有养份的泥团于枝上。时机一般是“随花驳（圈枝）、随果落（离枝）”；传统嫁接系靠接、嵌接、劈接，以麻绳、咸草、石蜡为材，现在多用切接、舌接、合接及芽片贴接，以薄膜带（厚0.01-0.02毫米）包扎，用材少，工效高，较易成活。古时果农以壳灰、烟草、鱼藤草、除虫菊等制剂结合剪除病枝虫枝、不良花穗防治病虫害，对侵害果实的蝙蝠，人们取粗竹破开，弄出声波加以驱逐。为克服荔枝、龙眼“大小年”现象，则人为调节使其每年半生半歇。
  通过千百年的筛选培育，诏安保留下若干适应本土条件的良种。乌叶荔枝系明代由粤引入，树体高大、枝条疏长、叶大浓绿，中熟，果实中等偏大，肉软滑多汁，味甜带微香，青壳乌叶为其中佳品，核小肉厚，个粒饱满，落地不沾沙；泰兴本龙眼系清代传入，树势强壮，枝条开张，叶大稍曲，中熟，果实中等偏大，肉质酥脆味甜，鸡蛋龙眼成熟期较早，成熟后可在树上挂果近一个月，果近扁圆，肉厚质脆味甜，醮核率高，品质上等。乌叶荔枝和泰兴本龙眼为县内目前的当家品种，较高产稳产。
  我县的传统良种还有走马塘芦柑、白叶芦柑、五斗梅、圆仔梅、元宵柿等。诏安的芦柑、酸梅先后为我县最大的出口水果，在全国同类水果中，其品质有上佳的表现。1982年在全国柑桔生产区划良种鉴评会上，白叶芦柑名列第一；日本是酸梅消费量最多的国家，对诏安的酸梅可谓情有独钟。
  清末民国初，境内的果树有荔枝、龙眼、柑桔、梅、桃、李、柿、梨、柚、杨梅、杨桃、石榴、番石榴、葡萄、枣、橄榄、枇杷、香蕉、甘蔗、梧桐子、菩提果、莲雾、番荔枝（林檎）、黄弹（黄皮）、余甘（油甘）、香橼（佛手）、椎（山榛）、菠萝蜜（木菠萝）、桃金娘（倒粘子）、凤梨（菠萝）、椹（桑树籽）、〓（芒果）、莲子、菱角、荸荠等。
  民国时期，诏安栽培的果树，以荔枝、芦柑、香蕉为大宗，在一些地方呈规模化连片种植。荔枝园主要在下官、溪南、山河、华表后港一带；芦柑园主要在走马塘、白叶、彩下一带。一部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园，一部分是因当时销路好，群众为利所驱新栽的还有的水果虽在县内不算大宗，但在一个或几个地方集中种植，此则与当地的传统习惯和立地条件相关联，如科下、华表一带的龙眼园；元中、走马塘一带的柿园；太平、奇材一带的梨园和后埔的青梅、马城的碧桃、景坑的杨梅、湖美的文旦柚、寨畔的红肉李、磁窑的杨桃、西山的番石榴及峰岐的西瓜。
  民国前期，诏安的海商较为兴盛，干鲜果品、蜜饯通过汕头（居多）、厦门（居少）转输天津、宁波、香港等地，起到了以销促产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外销受阻，内销不畅，种植业也随之衰落，果树一般只限于冬耕春施，其余时日任其“头吃土尾吃露”，自生自灭。民国31年（1942年），全县果树种植面积0.92万亩（其中荔枝4500亩、柑桔400亩），总产量1800吨。抗战胜利后，海陆商旅复通，生产渐次复苏。
  二
  诏安刚解放时，全县果树1.13万亩，产量2094吨。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保留着一些历尽沧桑的果树。下官寨里自然村，有5株早红品种的荔枝，树龄在300年以上；深桥埔上自然村100年左右的荔枝树有2000余株；科下的鸡蛋龙眼、上营的泰兴本龙眼、白叶的芦柑，其母树亦历经百年风雨。
  1952年，专署组织区、县技术人员，对各县柑桔、荔枝、香蕉、菠萝、龙眼、柚子的品种和栽培状况进行调查，尔后决定“普遍恢复，重点发展，奖励果树上山”。同年，诏安60个拥有山林的乡完成了山林改革，按政策将没收、征收的山林部分划归农民所有，让群众开发林果业。福建农学院院长、著名果树专家李来荣教授于这一年到走马塘考察，发现该村的芦柑大多种在坡、垅上，树势健旺，挂果累累。于是撰写《柑桔上山》专文予以介绍。在翌年召开的南方果树会议上，这一做法受到赞赏，认为是解决柑桔生产与粮食生产争地可行途径。
  在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果树大多折价入社，合作社采取由农户包管或评工记分的分红办法，同时，政府对在非耕地开辟果茶园，实行作物收入免税政策，并发放贷款予以扶持。上述举措，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到1957年，全县面积增至1.95万亩。
  1958年公社化后，除原有的林果纳入社队林果场外，太平公社率先提出“靠山、养山、吃山”的口号，发动和组织社员向山发展，到1959年，全社共造林种果6.38万亩。“太平之风”很快吹遍全县，群众开发性生产如火如荼，十分壮观。到1962年一统计，诏安仅植果面积就达4.07万亩。
  果树是多年生植物，一旦种下，不宜移动。定植后，如该类果树的生态特性与当地的立地条件不合，生长便受影响。因此，选址和规划、开垦和择种皆有所讲究。县里组织社队干部，技术人员实地观摩并进行培训，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滥垦乱种。太平公社总结出较好的经验：公社对待开发的丘陵、山地做了规划，要求各大队在营造中注意顾及当地的地势、土质、水源、交通及种植习惯、群众意愿，尽量让林、果、竹、茶各得其所。在经营管理上，做到“以短养长、长短结合”，实行果林套种、果果套种、先种粮食作物后种林果或在果园中间种瓜、豆、薯类经济作物。为保持水土，果地按等高线建水平梯田，梯田宽窄依果种、坡度而不同，并在台前筑埂，台后开沟。在劳力和时间的安排上，实行临时集中突出与日常专人整治相结合，农忙以田里为主，农闲以山上为主。1963年，由于天灾（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人祸（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果业受摧残。1964年后又加以重视，诸如提高水果收购价，肥、粮奖售挂钩，减免果园征购粮任务的措施相继出台，水果生产逐步得以恢复、发展。
  五、六十年代，水果批量出口（芦柑主要运销苏联和东欧国家，荔枝主要销往香港或内调供罐头厂加工），县内反成稀罕物，群众难得品尝。当时为适应水果外调的规格、品质要求，对果园不惜工本。当时荔枝、龙眼的病虫害有蝽蟓、果蛀虫、干溃疡；柑桔有溃疡病、疮痂病、锈壁虱、黄龙病、红蜘蛛；香蕉有叶斑病、象鼻虫等。由农技人员下乡指导社员以波尔多液、石硫合剂等药物防治，收到一定的效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果业地位微妙，强调吧，又怕被戴上“破坏以粮为纲”的帽子，不管吧，水果上调任务又须完成；允许社员有自留果，又不准上市自由交易。政策的难以适从，导致生产起落无常。1969年，因上调任务增加，荔枝、柑桔、李树种植一度有所发展，县、社并组织林果队就栽培技术进行观摩、交流及讲课，1974年。还借鉴过外地的做法，如对初结果树扩穴改土、深翻熟化、套种绿肥、客土培园以及修高树冠，培养立体树形。
  1978年，全县果树种植面积5.15万亩（荔枝最多，1.9万亩，其次柑桔0.22万亩），总产量3055吨。之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社队集体果场（园）大都由联合体或个人承包。在栽培管理上，承包期长的较为精细，而短期承包的，则出现一些重收轻管的掠夺性行为，而对新果地开发，人们都持观望态度。全县1983年比1978年仅增加570多亩。
  当时，境内荔枝栽培品种有乌叶、兰竹、早红、猪母奶、龙眼本、小金贞、南海荔、下番枝、乌叶舅、火烧本、有谷仔、鸡奎仔；龙眼有泰兴本、鸡蛋、兰尾本；柑桔有白叶芦柑、走马塘蓬头柑、金桔、蜜桔、四季桔；菠萝有卡因、皇后、西班牙；酸梅有五斗梅、圆仔梅；香蕉有柴蕉、粉蕉；柿有元宵柿、红柿等。
  三
  1984年起，国家政策允许农地承包期在15年以上，山林10-20年，群众原先的顾虑基本得到消除。年底，县里又做出鼓励农户大力发展水果生产的决议，群众压抑已久的创业热情被激发出来。柑桔在13个乡镇普遍推开，除主栽的白叶芦柑（长源一号、河二号）外，还有蕉柑、脐橙、铁线橙，县农技部门在西潭、深桥，建设大面积推广柑桔“矮、密、早”种植，与此同时，双华李、四月李也广泛种值，起到了以短养长（套种荔枝、龙眼）的作用。1986年后，开发性生产得到世界银行贷款和各级政府扶贫资金、优惠政策的大力扶持。
  1987年，为抓好果业规划和实施，引进、试验、示范新品种，总结推广栽培新技术，县成立水果开发中心。之后县内除大量繁殖乌叶荔枝、泰业木龙眼和木地青梅、白梅嫁接苗外，还相继引进示范品种妃子笑、桂味、糯米糍、白糖罂、三月红、东刘一号、白蜡荔枝和福眼、乌龙岭、八一早、东壁、九月乌、油潭本、立冬本、草埔本、储良、石硖、古山二号、大乌圆、水南一号、龙优一号龙眼，并引进天宝高矮蕉、新台蕉一号、巴西香蕉和砂朥越菠萝等。提倡开大平台、挖大穴、下大肥、种大苗和合理密植的速生高产模式，但在实践中，不少果园由于密植过度，措施跟不上，过早封行，得不偿失。到1989年，全县面积13.36万亩，总产2.12万吨。其间，蜜饯、果脯加工业也创新高，6年累计产量2.6万吨。
  1990-1995年，政府按高山种树，山坡种果，山下种茶的原则，对开发山地绿化荒山进行规划。在巩固发展已有167个集体果场的同时，鼓励私人开发，国家下拨扶贫资金的分配也相应倾斜。几年间，荔枝、龙眼、香蕉、双华李仍保持较快的进展态势，酸梅种植急起直追，柑桔则逐步缩减。水果除低温、加药保鲜外运销售外，其他加工品种（如干果、蜜饯、果酒、果汁）也比过去明显增加。综观全县，开发臻于鼎盛，年均植果2.62万亩。在量的高速度大规模扩张之下，管理跟不上，市场建设滞后，品种良莠不一，中熟品种多，早迟熟少等问题逐步显现。1997年以后，如何以市场为导向，避免因盲目种植导致人力、财力的损失，已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及开发者的注意。新垦植的园区多种上有市场前景的青梅、白梅及桂味、妃子笑、三月红、东刘一号荔枝和乌龙岭、八一早、东壁、水南一号、古二号龙眼，其他水果也引种了一些新良种。同时，对8万多亩旧果园按园建、土壤、树冠分别制定标准，实施改造。改造中，结合推广营养诊断、配方施肥、节水灌溉、保花保果、疏花疏果、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1999年12月21日，诏安遇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寒害，果树大面积受冻，地势低洼，避风处的及弱质的果树为重，灾后，部分改补种酸梅，部分荔枝，龙眼则借此机会进行高位换种。
  2000年，全县种果面积37万亩，总产量11.7万吨。三大水果中，荔枝11.58万亩，2.67万吨，以官陂、霞葛、深桥、太平等乡镇为主产区；青梅7.88万亩，2.01万吨，以红星、太平、官陂、建设为主产区；龙眼6.14万亩，0.87万吨，以深桥、西潭、建设、白洋等为主产区；面积较大的还有李4.3万亩、柿2.5万亩、橄榄1.6万亩、菠萝1.1万亩。
  近10年来，县有关部门、单位每次举办果树实用技术培训，组织科技下乡，开展技术咨询、农艺交流，印发《科普知识》《农情信息》《病虫情报》等资料，民间也出现了一些水果种植、加工的研究会或协会。
  多年以来，县、乡镇众多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良种良法的示范推广付出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吴耀豹、沈鸿耀、蒲鸿浦、刘成金、沈龙生、叶合文、王旭东在果树的栽培管理方面有着较高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诏安的果业基地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并热心为广大果农排难解惑，传经送宝。县农业局、水果开发中心通过组织科技人员对一些影响较广的课题攻关，进行面上的指导，收到了较明显的实效，如针对荔枝、龙眼不结果或少结果的成因，总结出“一促”（促进秋梢及时抽生）、“二控”（控冬梢、控花穗）、“三保”（保雌花、保授粉、保坐果）等一套综合治理措施；及时向果农提供寒害后果树处理的可行办法（县农业局叶合文的论文《龙眼树冻害后处理及其效应》曾获省农业厅课题三等奖）。叶合文、王旭东、张耀兴、李少辉曾获’98国家农业部新植蕉栽培模式推广二等奖。酸梅是诏安较有优势和特色的水果，钟武钦在果农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较为简明适用的栽培管理技术。
  针对我县普遍存在的滥施化肥和滥用农药、植物生长调节剂、营养剂等现象，农技人员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讲授、问诊开方、介绍新肥新药等服务活动。在果农中宣传施肥“四适”（适应需要、适合时机、适宜位置、适当方法），并小面积试行营养诊断、配方施肥；对有所加重的果树病虫害（荔枝、龙眼主要有霜霉病、炭疽病、爻纹细蛾、尖细蛾、尺蠖、卷叶虫、蝽蟓、亥麦蛾、角颊木虱、天牛、婴壁虱、茶材小蠢虫等；酸梅主要有黑星点病、灰霉病、褐腐病、炭疽病、流胶病、梅毛虫、蚜虫、介壳虫、天牛等）提倡综合（化学的、生物的、人工的）防治，根据病虫害发布规律施药。
  中国即将“入世”，水果关税下调（至14.5％）势在必行，在诏安果业受冲击的同时，也为我县优势水果出口和引进境外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提供便利，为适应市场的变化，我县提出突出发展酸梅（创建中国梅乡）；巩固提高特色水果荔枝、龙眼；在改造传统管理的基础上，加大先进栽培技术的引进推广力度，积极开拓市场的思路。2000～2004年酸梅、荔枝、龙眼三大基地的建设规划已开始实施。
  金涛银浪唱渔歌
  吴倔冷沈东生
  （一）
  诏安县地临东海、南海交汇的诏安湾，海岸线长达65.6公里，梅岭半岛的宫口、赤石湾、田厝村等有良好的避风港，从事海洋捕捞与海上运输的条件十分优越。唐光化元年（公元898年），梅岭半岛的梅岭港辟为贸易港，至明代，已是漳州重要的外贸口岸，置安边馆。清乾隆、同治年间，诏安的海上运输业十分兴旺，最盛时全县有顺庆堂、永垂堂、堂泰行、建昌行等商行的三桅船（大驳船）近百艘，北上宁波、上海、天津等地。海洋捕捞是诏安渔业的主体，广大渔民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明代时，渔网已由闸箔小网改进为搬山网；清代时，更发明了延绳钓的钩钓和〓钓，用来捕捞鲨鱼、鳗鱼、鲂鱼，并开始有小型拖网等作业。渔业生产规模的促进了造船业、织网业和各种渔具的生产、鱼行、鱼市应运而生。同时，海水养殖业也逐步发展起来，渔民利用浅滩涂和海湾，垒堤筑闸围成“咸水埭”，起潮时各种鱼、虾、蟹随海水进入埭内，潮落时把好闸门，安好网具，埭内鱼、虾、蟹随流水出闸时，便一一落入网内。此法省本多利，有谚语说：“闸门打开，钱银进来”。海底“龙宫”，让渔民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其中以诏安湾渔场所产的马鲛、赤鲸、带鱼、红蟳、海蚌（西施舌）、江瑶贝等海味，最负盛名。
  县境内有93.03公里长的东溪和17.4公里长的西溪，还有庵下溪、金溪、长田溪、赤水溪、梅洲溪、石飒溪等诸多小溪流，为近陆浅海带来了大量的营养物质，是多种鱼、虾、贝、藻类繁殖的好场所，捕捞作业终年不衰，普遍发展。到民国时期，诏安名优特海产品大梧蚝、仙塘膏蟳、鸡母埭大虾、玄钟埭乌鱼、甲洲乌耳鳗都名闻遐迩，而人工管养的海蚌，更名扬海内外。
  清顺治十八年，清政府为切断郑成功与沿海居民的联系采用迁界政策，把海边渔民尽驱内地，设烟墩、置炮楼，不准渔民下海。清康熙二十三年，渔民才获准返回家乡，艰辛地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年景较好的1935年（民国24年）全县有木帆船180艘、竹排420只，从渔劳力1650人，年产水产品750吨。此段期间，牵风船、竹桁、搬山网等生产资料，大都集中在少数渔业主的手里，广大贫苦渔民，充当其雇工。少数有能力自置车缯、竹排等渔具，独自生产的渔民，水产品也不得不交到渔业主开设的渔行，横遭多种盘剥，日子过得沉重。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飞机轰炸，诏安渔船被炸沉近百艘，渔民死伤多人，渔区人民不敢出海捕捞，断了生产门路，长期在饥寒交迫中受煎熬。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只顾到渔区抓壮丁，派“戡乱捐”，全不问渔业生产。1949年全县水产品只有665吨，比1935年还减少85吨。渔业产值只占农业总产值的2.10％。渔民出海，常被海盗洗劫，生计艰难，无法更新船只和渔具，破船烂网，全靠人工操作，狂风恶浪袭来，海难频仍。真是“行船走马三分命”！渔民生活每况愈下，“孤子、寡母、草寮、破衫裤”成了渔区的写照。破落的渔村，流传着一首血泪凝成的民谣：
  “大海浪滔滔，
  烂网照日头；
  破船做厝挡风雨，
  几粒盐〓仔摆桌头；
  讨来鱼虾食不得，
  米袋仔吊裤头；
  有脚无路走，
  渔民目汁流！”
  （二）
  1949年12月12日，诏安解放，渔民跳出苦海，获得新生。人民政府有步骤地带领渔区人民，建立了渔业工会、渔民协会，取缔了鱼行，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渔业主占有的滩涂，分给贫雇农。甲洲、大梧等村，把蚝埕同耕地一样分配给贫雇农。继而组织渔民开展生产合作，及时发放贷款，扶持渔民修造船只，添置渔具，建设渔港。1952年宫口建立台风警报站，加强安全生产。在城关及下河、宫口等重点渔区建立水产品交易所、组，办起渔民供销合作社，便利渔民出售水产品，购买生活、生产必需品，大大地鼓舞了渔民生产积极性，渔业生产得到了恢复。1952年全县水产总量2270吨，比1949年增长241％。
  1955年，县政府设立水产科，成立水产技术推广站、水产科学研究所、水产供销公司。这些部门同心协力、深入渔区、支持渔业生产，开展了“一船多具、一人多艺”“多出海、勤下网”“南征北战找鱼群”“迎鱼头、追鱼尾”等生产竞赛，不断为渔民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据1957年统计，全县木帆船增加到417艘，机帆船从无到有发展到24艘，水产养殖发展到3500亩。退潮时的蚝埕，蚝石嶙峋起伏，方圆横亘数里，蔚为壮观。全县从事渔业劳动增加到6500多人，生产的发展，促进渔民生活的改善，家家有了温饱和住房。渔村教育蓬勃发展，使出海渔民大都由文盲、半文盲提高到普遍具有高小、初中水平，适应了操作无线电讯、导航仪、探鱼器、灯艇电光等机帆船配备的先进设施的需要。
  诏安渔区，出现了喜人的变化：
  “草寮变成新楼房，
  破木船换机帆船；
  渔家娃娃换新装，
  喜气洋洋上学堂；
  众口都夸渔村好，
  姑娘爱找打渔郎！”
  （三）
  1958年，不切实际的“大跃进”逐步升级——宫口、大梧、洪洲等渔村的海防高级渔业社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下，草率地进入人民公社，强令渔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社随意平调渔民的劳力、工具、资金、产品。渔民出海所捕捞的产品，由生产队集体处理，渔民以记“工分”的形式分配，每天所记工分价值平均约为3角人民币。渔民捕捞失去积极性，渔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58年全县渔业产量1450吨，比1957年减少440吨。此后，从1960年起的三年困难时期及1966年起的十年动乱，诏安的渔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至“四人帮”倒台时，已处崩溃边缘。
  在这段天灾人祸严相逼的日子里，有关部门也做了一些努力：1959年石码航标站在宫口航道上建造外屿灯桩和牛母石灯桩两座，发挥了导航作用；同年，县水产技术推广从广东引进罗非鱼苗种2万多尾，试养成功，为诏安淡水养殖辟开新路；1960年水产科人员与宫口、田厝等村渔民一道，改革传统苧麻编织的单层单重流刺网，试用尼龙线、塑料线编织绫网，轻便耐用，又增加产量，促进全县捕捞网线、锚索向化纤化、大规格化革新；1961年县水产人员和集美水产学校联手在溪雅村试验青、草、鲢鱼人工繁殖成功，促进四大家鱼的人工繁殖，使苗种充裕供应本县及外县的需求；1962年全县禁绝“敲鮕”作业，保护海洋水产资源，但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产品产量，1966年至1978年，全县水产产量在2500吨至3430吨之间徘徊，渔业生产值只占大农业总产值的3.44％-5.37％。
  （四）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诏安的渔业，进入了大发展的新阶段。诏安县水产部门又在上级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深入渔区，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全面促进了渔业生产。在发展海洋捕捞业方面，1978年赤石湾、南门等渔村首先进行生产责任制试点，并逐步推广到全县渔村，使广大渔民在生产经营上获得自主权。1984年允许渔民私人进行海洋捕捞，鼓励渔民自筹资金，进行流刺、钓鱼等作业，建成赤石湾冷冻厂和200吨级天桥式水产码头（有四个泊位）并投入使用，便利捕捞产品的加工和外运。1985年全而取消水产品派购，渔民可自主处理渔产品；水产局组建了8艘探捕信息船，为渔民传递渔汛、风情、警报。1987年4月宫口港被省府定为台胞渔船停泊点和避风港，同年10月，赤石湾被国家农牧渔业部定为重点渔港。1995年全县拥有木质机动船686艘，是1975年的28倍，还逐步配备了现代化的垂直探鱼仪131台、RV-680型卫星助渔导航仪101台、定位仪80台、雷达15部、SSB-1型超短波单边带电台6部、对讲机384部，这些科技设备，使焕发海洋捕捞积极性的渔民，如虎添翼。1998年林头村32艘大马力拖网船转场到广西北海部湾，拖捕巴非蛤等贝类6500吨，带动了新渔场的拓展热。渔民大胆改革悬浮拖、定置网、白姑绫等接近淘汰的落后作业，改变捕捞方式，使这三种传统作业焕发新的活力。调整好结构，发展新优海捕作业，到1998年，全县灯捕船有52组，产量3.4万吨，成为全省最大的灯光围捕县份。铁笼诱捕新作业，也发展到185艘，成为我县海洋捕捞业的第二主力军。
  水产养殖得到快速发展。1984年认真落实了自留滩的划分，实行了“以户经营”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妥善解决了过去纷争的海界34处，为3588亩责任滩发放了使用证。1985年9月，县派出9名科技人员，到青岛市参加全国对虾育苗、养成培训班，结业后为含英、大梧和西山农场培训了50名养虾骨干。1986年春试养对虾2090亩，亩产对虾65公斤，当年亩纯利550元，“对虾热”从此在诏安掀起。在省水产厅的支持下，凭着世界银行贷款600多万元，县财政、农行贷款300多万元，虾农自筹400多万元，硬是把十多年围垦未成的梧西、田朴围垦工程的3000多亩滩涂改建成虾池，并在当年受益。1987年全县养殖对虾猛增到10415亩，养虾的技术由放养一季改进为放养两季、三季，均获成功。1990年2月，全省海水养殖工作经验交流会在诏安召开，与会者参观了三季对虾、日本对虾的养殖及人工育苗、土池养石斑鱼、海蚌暂养的科研成果。1992年诏安县荣获农业部“七五”期间全国渔业生产先进县，县水产局多年被省市评为水产工作先进单位。1999年，全县对虾养殖发展到2万多亩，不断探索对虾与蟹、贝、鱼、蚶混养新技术，对虾养殖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海水养殖业方兴未艾。
  欧鳗养殖始于1981年，西山农场与香港正光食品有限公司合资开发养殖，1982年投产成功，从此，欧鳗养殖成了诏安淡水养殖的一个重头戏。高峰时，养殖面积达3500亩，产鳗3300吨，其间，受市场诸多因素影响，曾一度跌入低谷。1998年外资企业高富瑞烤鳗厂在诏安落户后，情况有了好转，该公司1998年、1999年各烤鳗7000吨，产值7000万元，出口创汇800万美元。
  贝类养殖试验，屡获佳绩。1987年下傅村渔民在石斑鱼池试验筏式垂下立体养殖日本牡蛎，由于省去石料，生长期又缩短，大受渔民喜爱。1988年扩展到全县，养殖面积达2万亩。田厝港连片3000亩，亩产创8吨以上的高产。1999年全县牡蛎吊养面积达22100亩，收获8.5万吨，成为渔业生产新的增长点。更有寮雅村渔民，试用毛竹搭架法，养殖翡翠贻贝10亩，获得成功；再用木麻黄树杆插桩养殖翡翠贻贝150亩，也如愿以偿，亩纯利4000元以上，由此，全县掀起了“海上田园”养殖热，成为诏安改革开放以来，养殖业数量与质量的一次飞跃。
  1999年起，为保护渔业资源，国家实行伏季休渔，一定程度影响诏安的海洋捕捞，但全县渔业产品总产量仍有增无减，达20.5万吨，比1998年同期增长12.63％，全县的渔业总产值按90年不变价可达7.5亿元，占大农业总产值56％，成为农业的“半壁江山”。
  世纪之交话电信
  吴惠聪
  时值世纪之交，回首我县电信发展的历程，令人百感交集。
  诏安自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开办电报业务，开通诏安——云霄——漳州同线莫尔斯机电路一路，民国时期仍使用此种设备。一直到解放后仍延续使用“报话两用业务”，话机容量50门磁石交换机。通信业落后状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能改变，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诏安经济蓬勃发展，但落后的邮电通信与急剧增长的社会需求构成相当突出的矛盾。
  由于邮电通信基础差，自我发展能力弱。至1979年末，全县程控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仅为750门，电话机总数仅为310部，电话普及率为0.03％，长话业务电路仅有16路，通信能力弱，100％的电话用户仍在使用“摇把子”电话，80％的长途电路依靠架空明线传输。技术水平很低。邮政生产条件简陋，运输能力不足的问题也相当突出。截止1985年，全县邮电业务总量完成552994元，企业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
  经济要振兴。通信是关键。1989年9月，诏安电信人终于甩开了手摇把子，安装纵横制2千门自动电话，可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500多个城镇直拨电话。诏安电信局抓住时机规模投入、规模建设、规模发展，迅速与市场接轨，走适合诏安实际的通信建设路子。
  几十年来，诏安电信在通信建设中，注重适度超前发展，把有限的资金投资在最能体现效益的项目上，把力气下在增强通信网的综合通信能力上，做到传输与交换、长话与市话、市话机械与线路、市话交换机与用户交换机、邮件处理能力与运输能力、公用通信网与专用通信网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起了较好的效果。
  诏安电信以国家干线为依托、以实现长途自动拨号为目标，以市话、农话发展为基础，努力增强长市农一体的综合通信能力的发展。1986年11月6日，居留诏安的郑先生，在电信局的帮助下，与阻隔两岸三十多年的在台湾的女儿通了长途电话。这是解放以来第一个挂通台湾的电话。1990年诏安电信长途电话去话达37.66万张，为1978年的13.48倍；1994年长途电话去话达246.99万张，为1990年的6.56倍；1996年长途电话增为360万张。1988年装设2000门自动电话交换机，实现市话通信自动化。至1996年末统计，市话用户达12597户，公共电话达635处，城区公话普及率6.1部/千人。1997、1998年是诏安电信发展年，净增用户数达2万户，是过去50年的总和。1998年底数字移动网已覆盖全县14个乡镇，移动电话用户到达数8328户，是1990年刚开通的395倍，无线寻呼到达数18587户，全县城乡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为57334门，电话用户到达数30921户，电话普及率7.3部/百人，全县邮电固定资产达到1.8103亿元，比1978年的44万元翻了411倍，到1999年7月，全县电话普及率10部/百人。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倍，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大增强，通信建设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至1999年国庆节前，已实现全县村村通电话。1998年邮电分营，分设诏安邮政局、电信局，1999年无线寻呼、移动通信剥离，诏安电信从综合电信经营转入固定电话、数据业务经营。
  1989年7月诏安邮电局新建七层邮电大楼竣工，总面积2810平方米，为诏安增添一处亮丽的景点。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拥有一个标准化的综合营业大厅，为群众提供一个宽敞、舒适的用邮环境。新建电信支局所、网点分布全县各乡镇。
  经过几十年来的不断开拓和进取，诏安电信在通信建设和管理、服务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综合能力大大增强。
  目前，城乡电话程控交换总容量已达10万门，预计到2000年年底全县装机总容量可达12万门。现已实现了全县城乡电话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开通了电信新业务168语音服务系统、分组交换、数字数据网和会议电视系统，实现营业微机多点收费联网。
  新世纪之初，诏安县电信局局长张步高说：“诏安电信以更加快捷的步伐发展，电信通信将全面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通信事业超前于国民经济发展，超前于社会通信需求，服务于诏安经济新的繁荣与腾飞。”
  诏安县农业科技发展的回顾
  郑兆钦
  解放前，诏安县是一个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县，教育规模小，从事农业、工业、建筑和医学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少之又少。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但生产方式仍十分原始粗放，科技对农业的支持尚未登堂入室。以后，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政治热情代替了科学态度，出现并坵密植放“卫星”、伐林烧炭炼钢铁创“奇迹”，为此，我们遭到了违背自然规律的惩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教育和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对国力的增强越显重要。1956年全国响起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我县成立了县科学技术普及委员会，1959年成立县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县农科所、农药试验站、橡胶试验站、水产推广站等科技管理机构和专业研究机构，同时，随着一批新中国培养的大学毕业生的分配，我县农业科技人才逐年充实，这些新中国培养的科技人员以极高的工作热情和科学态度，从事良种培育、良种引进和推广，植物病虫害的测报与防治，农村农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和农业科技知识的普及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我县农业科技开始起步。
  “文革”的结束迎来了科学的第二个春天，广大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中央、省市县的科学大会相继召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四化建功立业的热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使科技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改革开放20年，是我县农业科技事业发展的最佳时期。1995年县委立志科技创先，经三年奋斗，于1998年获得“创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称号，全县综合科技贡献率提高近十个百分点，科技在扶贫工作中大显身手，广大农民真正尝到了“傍科技、驱贫困”的甜头。
  诏安县的科技机构和科技人才
  诏安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为逐步提高全民的科技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我县于1956年成立技术普及协会，谢继东任兼职副主任，科协与县委文教部合署办公。1979年后，由于各学科的发展，又相继成立了各种学会、协会、研究会计有28个。如县自然辨证法研究会、县医药卫生协会、县土木建筑协会等，会员达1425人。农村成立21个专业研究会，如桥东甘茹研究会，大布茶叶技术研究会、官荔枝研究会、红星青梅研究会等，会员达642人。科协成为科技人员之家，其中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土木建筑学会、小学教育研究会等多次得到上级的表彰。九十年代以来举办15种专业的福建省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212班，结业学员10221人，还培养造就了320名不脱产的农民技术员、农技师，成为农村第一线带头致富的科技尖兵。科协经常性地组织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使科技走进千家万户，走到田头果园。1999年，我县创办了有1266m2、功能齐全的科技馆，为科技普及活动开辟一块新天地。
  诏安县科学技术委员会1959年，我县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黄忠任主任，与县科协合署办公。1982年，县科协归县委群团系列，县科委属政府职能机构，两个科技机构分开办公。县科委担负全县科技管理和服务，其职能是：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年度科技项目与科技经费安排意见；开展科技项目的论证、引进、示范、中试和推广；组织实施省市下达的星火计划项目；争取省市对重点课题的扶持，并组织实施，阶段验收、鉴定和成果奖励的申请；专利登记、高新技术企业的培植、推荐认定和科技开发服务等工作。在县科技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科学技术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并与之紧密结合，产生许多科技经济实体：县水产开发中心，南霞水产养殖场，科技饵料厂，水果开发中心，农业机械研究所，节能技术研究会、科技开发服务站、水果研究所和科技信息中心，这些科研机构和经济实体，做了大量的科技试验、研究、引进、推广和培训、咨询工作。
  科技人才人才是发展科技事业的关键，也是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催化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我县科技人员挣脱了“臭老九”的精神枷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家乡，做出了很大贡献。
  1989年，我县推荐一名科技人员列入漳州市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管理，我作为有贡献的高级农艺师被列入。至1999年的第四批，我县已增加到五名：郑兆钦、陈耀清、许日平、黄镇春、沈承箴；我还因“对我国农业发展作出的贡献”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还有二名中青年优秀科技人才刘兆文、吴超男列入漳州市中青年科技人才管理对象；我县也先后选拔二批共17名的县管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我县优秀科技人员王友聪，是四都镇农技员，长期奋斗在基层，为农户做农技推广工作，他以科技工作者精益求精，无私奉献的精神，获得“漳州市劳动模范”称号。他因劳累过度，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英年早逝，年仅47岁，他那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的事迹和努力拼搏，执着追求的科学精神，是我县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历经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我县造就了一大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至1999年底，全县有专业技术人员660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22％，高学历、高职称人才大幅度增加，素质不断提高：本科毕业生411人，大专毕业生1713人，占科技专业队伍的32.1％；中级职称1095人，高级职称99人。
  经济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是关键，我们越来越感受到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是何等正确。我县现有科技人才总量仍偏少，结构搭配仍欠合理，教育系统占七成，而直接服务生产、经济建设的自然学科及管理人员仅占21％，且人才老化（年龄老化、知识老化），后继乏人，更存在人才外流，使用浪费等现象，而某些学科急需的人才仍十分短缺，引进乏力。这些情况，诏安县政协已向县委、县政府提出《建议案》，县有关部门已在进行专题调研，着手研究制定人才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人才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诏安农业科技硕果累累
  我县农业科技成果累累，获省、部级以上的科技进步奖有18项，如“橡胶在北纬18°-24°大面积种植技术”获1982年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八仙茶选育”获1989年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市厅级科技进步奖有33项，如“风寮110KV变电站小型化技术”获1990年国家水利水电厅科技进步一等奖；“杂优水稻制种”获1990年农业厅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获县局级的有98项，如“诏安县旱地农业综合开发”获1991-1995年诏安县科技进步一等奖；“橡胶白粉病综合防治研究”获1980-1990年诏安科技进步一等奖。还有，国内专利登记的发明有11项。对此累累硕果，本文略作介绍：
  “橡胶在北纬18°-24°大面积种植”这一科研课题，是我国为冲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下决心发展国防急需的紧缺战略物资“橡胶”而下达的一个重要课题，建设农场于1958年开始试种攻关。并获全国“橡胶大面积北移”成功。截至1990年我县五农场十乡镇种植橡胶6.2万亩，累计产干胶3783吨，种植面积占全省50％，产量却占全省80％，为国家建设和国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我县科技工作者在橡胶科研、生产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利用微机对橡胶白粉病的中长期预测预报，中期准确率达66.7-87.5％，短期准确率达83.3-100％，获1992年福建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推广橡胶新割制“针刺采胶”，提高劳动生产率50％，增加经济效益20％，1978年省科学大会奖；橡胶大面积稀土农用技术试验、示范和推广，增产4.7-16.7％，获1991年省农业厅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一代科技工作者为橡胶事业献出了青春年华。
  八仙茶选育。八仙茶是我于1965年在秀篆镇凹背畲高山茶园中发现的有性群体后代茶树中筛选出的变异单株，采用单株选种法，经三十年艰难曲折（因种种原因，几近夭折）培养而成的乌龙茶新品种，因培育于白洋乡八仙山下的汀洋茶场，专家鉴定时取名“八仙茶”。它早芽、高产、优质，内含有效物质丰富，制成乌龙茶香气高锐，滋味浓厚，回味甘爽，1994年12月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批为国家级茶树品种，并认为是建国以来唯一新选育的国家级乌龙茶良种，该成果于1989年获福建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获“中国新名茶”奖；农业部、福建省名茶、优质茶称号；海峡两岸乌龙茶品评会头等奖；入选《中国名优茶选集》，是名扬八闽的乌龙新秀。我县种植八仙茶达2.8万亩，形成太平镇、白洋乡、建设乡、红星乡、西潭乡、秀篆镇等六个生产基地，全县有毛茶初制厂（坊）300多家，年产干毛茶2500吨，产值6000万元，成为我县农业支柱产业之一，十多年来，我县茶农种植八仙茶和繁育苗木供外地种植的收入十分可观，汀洋村人年均收入超千元，大布等村也人年均收入达600元以上，白洋乡政府和汀洋村人民饱尝科技兴农的甜头，在白洋乡17株八仙茶种树前立碑《八仙茶种志》，以资纪念。碑文写道：“此十七株茶树由高级农艺师郑兆钦先生于一九六五年从本县秀篆茶站筛选后，于一九六九年元月定植的，一九八二年命名为八仙茶”，碑文列举了八仙茶得奖情况。八仙茶茶种已推向全国，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在闽、粤、湘、桂、苏、川六省七十二县（市）推广种植7500多公顷。
  水果是我县农业的重点，规模大，发展前景好，科技支持主要是良种引进、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我县大宗水果主要有青梅、荔枝、龙眼。青梅是我县的拳头产品，以红星、太平为基地，种植而积达10万亩，年产量50万担，产值1.25亿元，品种有“白粉梅”、“青竹梅”等，诏安红星青梅以果大、肉厚、核小、酸度高、宜加工等特点驰名中外，现已上互联网，打出了品牌，争占国内国际市场，前景看好，“十五”计划诏安要建成“中国青梅之乡”。
  荔枝是我县的传统水果。我县是荔枝最佳生长带，我省的重点产区，传统品种以乌叶、兰竹为主，鲜果壳薄、肉脆、核小、甜度高、且上市较早，极具竞争力，更有“金钟”为酿酒之佳果。近年来，引进大量良种如青壳乌叶、妃子笑、桂味、糯米糍、三月红等，现全县面积有11.58万亩，产量达50万担，生产中对“荔枝产量大小年”课题正在研讨，并对荔枝保鲜难题组织攻关。
  龙眼是我县第三宗水果，现种植面积达6万亩，产量15万担，品种以泰兴本、福眼为主，还有乌龙岭、八一早、鸡蛋龙眼以及新引进的水南一号和水南二号。在改造老旧果园中总结出的“龙眼高位嫁接换种”技术，已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走马塘芦柑是我县驰名中外的珍稀水果，太平镇白叶村有一株“百年芦柑”（九十年代初老死）宝贵资源，七十年代广东省汕头柑桔研究所曾对其提纯复壮、苗木繁育，培育出柑桔新品种“长源1号”和“河阳2号”，曾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后大量育苗供应我省我县，种植面积达数万亩。
  优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推广，其经济效益是巨大的，但大面积引进外地良种前必须进行科学的论证、试种、中试、示范等，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90年代初，我县引种上万亩的广西紫花芒果，由于地理、气候、土壤差别，加上尚未对该品种的特性总结出科学的栽培管理方法，至今留下的数千亩芒果树，枝繁叶茂，但由于我县春季阴雨绵绵不利芒果结果，因此结果稀寥，经营者悔之莫及。
  诏安县是福建省水产养殖和捕捞大县，水产业是我县主要支柱产业。
  对虾八十年代初我县开始围海养对虾，养殖面积达2万多亩，曾创对虾大面积双季养殖亩产达120公斤的全省记录。后因虾病困扰，多数虾池改为虾、蟹混养，近年还引进了海水高位池对虾养殖方法。
  单性罗非鱼省星火计划“德国鲤”引进和市星火计划“单性罗非鱼”大面积推广成功使老百姓能享用到味美价廉的“非洲鲫”。
  鳗鱼养殖我县是全省养殖规模位列第二的县份，养殖面积达3800多亩，其中精养池2300亩，土池1500亩，因国产鳗苗供不应求且价格高，后改养欧洲鳗鱼，经一阶段的试验，不断总结教训终获成功，使养鳗成本大幅度降低。90年代初养鳗业在我县发展迅速，经济效益巨大，亦曾因“狂奔”病肆虐，造成鳗鱼价格狂跌，使许多养鳗户亏多盈少，风险较大。县科技开发站承接省科委下达的“海水淡化养鳗”课题，已通过了阶段性的验收。
  深海延绳牡蛎吊养，引进太平洋牡蛎良种，开辟了海洋养殖新路子，全县面积达一万多亩，年产值上亿元，养殖户通过实践总结出适当控制吊养密度、科学规划、减少海水污染等技术措施，使延绳吊养发展迅速。
  粮油蔗生产曾是我县农村种植的主业，县农科所于七十年代培育出水稻良种“南台梗”不育系；“潮薯一号”引进大而积推广；花生“粤油511”高产栽培技术；水稻病虫害的综合防治，高产高效的半年蔗推广等，福祉广大农村百姓。
  畜牧业是我县农村传统副业，随着农村种养业结构的变化，其在农业比重有上升之趋势，尤其是养鹅业规模扩大，经济效益好，已成我县七大支柱产业之一，近年引进，复壮筛选、繁育的“诏安灰鹅”以体大，生长快，适应性强，肉质鲜美的特色走俏广东潮汕市场，年产成鹅100多万只，应用鹅苗孵化术，年出鹅苗140多万只，既有规模，又有效益。人工培植牛黄技术应用，既满足药材需求，也为山区脱贫增加收入。
  保持生态平衡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经省林业、公安批准的我县汾水关野生动物研究中心，对野生动物的收养保护、驯化和综合利用作了尝试。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创新能力的提高，加入WTO后对科技工作的推动，全民重视科技，参与科技工作，我县科技的明天将更加灿烂。
  走向市场
  ——乡镇企业备忘录
  黄嘉祥
  诏安县的乡镇企业，已走过40年的风雨历程，而实现从“草根工业”到“半壁江山”的历史性跨越，则在近20年。“乡军”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农村的变革，缩小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在诏安的经济建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乡镇企业的前身为社办企业，其家底来自1958年下放人民公社的手工业社、组及收归社有的原农业合作社的果茶园、林场。“公社化”以后，全县相继掀起“四土化、四大搞、大办公社工业、大炼钢铁”和“学太平、赶太平、开发万宝山”的群众运动。两年时间，221家社办土糖寮、榨油厂、碾米厂、壳灰厂、砖瓦厂、竹木器厂、陶瓷厂、小农具修造厂和盐场、林果茶场、禽畜鱼场便星罗棋布，遍及全县。其间，出现过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仓促上马的情况及平调生产队、社员的人力、财力、物力，挫伤群众积极性的做法。为纠正上述问题，1961年，将社办厂场划为社、队两级所有，一些有名无实，难以为继的厂场如土肥厂、农药厂、养猪场则予以裁撤。当时社队企业基本上是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活动半径一般不超出县域。企业生产的新式农具、加工工具、小农具及土化肥、土农药支援了农业生产；制造的土机械、土动力、土电气使社队工业从手工操作进入半机械化生产；并培养出一批技术工人和土专家。
  “三年困难”时期，社队厂场大量关、停、并、转，只有少数林果场和农械具修造厂、粮油加工厂得以保留，非农业人口也被相应压缩。到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全县社办工业企业仅30家，从业335人，队（街）办工业企业64家，从业1353人，工业产值直至1963年方有回升。然而，不论遭遇何种情况，社队工业均以支农为己任。1963年诏安出现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1965年境内发生大面积水稻螟虫为害，社队企业应抗御灾害之需，日以继夜赶制，修配器具，又抽出不少技工、动力上第一线。此外，还竭其所能支援了乡村农田基本建设及小水利、小电力工程建设。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声浪中，社队林果场遭损毁，砖瓦厂被铲除退田还耕，加工厂被勒令停产，运输队解散，商业店铺取缔。“文革”中期，“太平之风”被批判为“破坏以粮为纲”；一家产品曾行销13个省市的辣椒粉厂被查封，主要负责人因故被枪决；一个加工尼龙丝的作坊被当作地下黑工厂，业主在县工商局办公楼上吊自尽，如此这般，使人们心有余悸，束手束脚。尽管1975年以后，又重对社队兴办企业进行正面宣传鼓动，但效果并不明显。到1978年，县成立社队企业管理局，9个公社也先后成立办公室，实行归口管理，历尽劫波的社队企业渐次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是年年底，全县社队（集体）企业378个（社办52个、队街办326个），从业人员15863人，总产值889万元。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会后，各级政府相应出台鼓励扶持措施。穷则思变的农民，在新生活的召唤下，立足本地资源，开展多种经营，有声有色地登上非农产业的舞台。1981年起，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有重大改变，由原先的层层下达生产指标变为企业自主制订，实行经济责任制；生产费用由无定额改为核计成本，定额包干；计划内的原辅材料由上级和计委下达指标，计划外的由企业自购；产品除中小农具及外贸出口纳入计划，余者允许自销；企业由个人或集体承包，职工报酬由记工评分改成工资制。1983年，全县企业（集体）1079个，总产值2.73亿元。
  1984年，县局改称乡镇企业管理局，社队企业易名乡镇企业。四个轮子（乡镇办、村街办、合作办、个体办）六大产业（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同时运作。由于外部环境宽松，内部机制灵活，市场购销两旺，乡镇企业进入了“黄金时代”，合作或个体创办企业蔚然成风，一批名、特、优产品开始显山露水。1985年，官陂柑饼、太平柿饼在省食品行业评比中双双获奖。省政府组织乡镇企业晋京展销，我县70种产品参展，其中6种入录《福建产品集锦》，21种产品被评为优秀产品，得奖数居漳属各县之首，梅港罐头厂的蘑菇罐头更是爆出冷门，8天零售50吨。同年，在福州市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福建省乡镇企业产品展销会”上，我县142种产品参展，金马时装厂生产的童装人气颇旺，连进三次货仍供不应求，有10余家客商当场与之签下订货合同，此外，诏产日用器皿、化工建材、蜜饯食品、蛇皮类制品在会上也获好评。
  1987年，在省、市扶贫工作队和各级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我县乡镇企业利用优惠政策与扶贫资金，在原有的基础上，努力培植骨干企业及开发市场适销产品，壮大规模经济。到1988年，初步形成罐头食品、果蔬蜜饯、水产品、茶叶、粮油、饲料加工和抽纱刺绣、服装针织、塑料化工、日用陶瓷、建筑建材生产等工业群体；形成水产、水果、水禽、茶叶、罐头原料等农业基地；商贸、运输、饮服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全县乡镇企业（含个体户）总数10441个，从业51593人。在国家对生产资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全而放开，取消计划统配统销的形势下，企业较平稳地走向市场。当年实现总产值2.26亿元。
  1989-1991年，时值国家实行治理整顿，经济环境趋紧。我县依据“扶优限劣”原则，关停乡镇企业38家，并转187家，压缩拟建项目41个，同时对产值50万元以上的22家工厂和果蔬加工、海产品加工、花釉陶、食品罐头、塑料编织、工艺美术品、建材等26种产品，在资金等方面予以倾斜扶持，新上了一批鼓励发展的项目。使乡镇企业生产布局和产品结构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矫正。当时由于资金紧张、市场疲软，也逼使企业苦练内功，基础管理、计量达标工作开始推行。一些企业努力寻找境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外向求生存发展。这时间，乡镇企业共承接“三来一补”业务16宗，举办中外合资、合作项目6项。1991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1.8％，成为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乡镇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优势之一，给乡镇企业撑了腰、壮了胆，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创业氛围。诏安县以发动群众集资办股份制合作企业为重点，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突破口，兴起了新一轮的创业潮。是年，乡镇企业总产值比上年翻了近一番。一些企业乘风而上，在商海弄潮中大显身手，到1995年，先后有13家企业荣获“福建省先进乡镇企业”称号，还有36家企业通过基础管理达标验收，8家企业的计量管理获得技术监督部门的合格确认。县内沿国道两侧设置的乡镇工贸园区，经过几年的开发建设，已具相当的规模，发挥了工业生产的集约效益和商品流通的聚散功能，成为农村兴工促贸的重要载体，增强了乡镇的招商引力。
  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逐步进入买方市场。如果说，前些年乡镇企业是在计划经济的夹缝、市场供求的空档中靠灵活机制潇洒了一回，风光了一把，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夹缝不再、空档不再，与另类企业在机制上的相对优势在失落，而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产品档次和管理方面的弱点却凸现出来。在这种情势下，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科技进步，优化用人机制，拓宽融资渠道，成为当务之急。我县乡镇企业自觉不自觉地从一些处于市场劣势竞争的行业中抽身退步，利用与农业、农村、农民的天然联系，转投其他具有自身优势和地方特色的行业。由于农副产品为数众多、分量偏重、易坏烂，就近加工可减少物耗与运费，而加工出来的产品又有广大的消费面，因之农副产品加工成了再次创业的亮丽风景。目前，在诏安乡镇企业中，属农副产品加工业效益最好，最富活力。全县从事这一行业的生产单位（含个体作坊）1872个，制成品近100种，应用的技术、设备有的已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年产值约占全县工业的30％。乡镇企业开发的干湿梅、青梅酒、八仙茶、苦丁茶、仿古家具、鱼虾、蛇鹿制品在市场享有声誉，蜜饯、干果、肉松、食品罐头、果汁饮料、速冻果蔬、冻干食品及免淘洗米、方便面等，也堪与市面上同类产品媲美。为了推销诏安货，诏安人走南闯北，到外地参加交易会，开设专卖店，红星乡杨秋金、杨文通父子甚至多次自费赴日本考察酸梅种植加工业，将干湿梅生意做出了国门。适应乡镇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改造更新技术、设备的需要，近5年间，全县举办有乡镇经贸办及企业人员参加的培训3500多人次，评定高级技术职称1人、中级40人、初级418人，有4家企业通过农业部全面质量管理认证，同期，外引企业55家，内联企业212家，与外地厂商、科研机构开展单项、短期协作项目1350余项。
  中共诏安县委、诏安县人民政府致力创造较为宽松的投资兴业环境，1996年以来，先后制定《关于对乡镇企业（含个体经济）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管理规定》、《关于扶持乡镇企业和个私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并认真组织实施。县里还举办每季一次的银企座谈会、成立民发担保有限公司，帮助企业解决贷款难的问题。
  至2000年，全县乡镇拥有集体、私营企业5630家，总产值48亿元。时值世纪之交，回首往事，不能不让人深感40多年来创业者负重跋涉的艰辛，展望未来，中国加入WTO后，又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前头。可以相信，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乡镇企业，不会停下走向市场的坚实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