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49年12月底，漳州市炮仔街省立龙溪师范学校内一片欢腾，抗大式的闽南公学在这里举行结业典礼，505位来自漳属各县的学员，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这里学习近两个月后，编成16个工作队，即将分赴龙溪专区各地。他们依依惜别，互赠相片或题词题字留念。
  我原是上海南下服务团成员，在闽南公学担任第五中队副中队长。学习结业后，接受校部委派，于1950年1月3日，率领4个工作队奔赴浦，云、诏、东（其中：漳浦15名，云霄36名，诏安53名，东山26名）。
  解放初期的浦、云、诏、东，没有公路，不通汽车，只靠两条腿走路。尤其是到诏安，二三百华里路程中，要翻越九龙、盘陀、油柑三座大山岭和云霄的十里埔草地，在崇山峻岭、羊肠小道、茫茫林海草原中，虎狼出没，土匪如麻。为了安全，校部发给我一杆只有3发子弹、“赤膊”的（无枪套可装，无皮带可背）日本造三号驳壳枪。我以解放军的打扮，头戴军帽，身穿草绿色军装，在腰皮带上插短枪，一路上时刻警惕戒备，子弹上膛，大机头扳起，保险闸卡住，处于临战状态。一百几十人的队伍，专人携背档案，民夫挑运行李，轻装简从，晓行夜宿。到达漳浦县城，移交了该县的工作队和档案，住了一晚。到达云霄县城，移交了该县和东山县（尚未解放）的工作队和档案，住了一晚，便向诏安方向前进。
  1950年1月5日下午，我们闽南公学诏安工作队53位同志，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首尾被切断的通济桥，进入诏安县的中山路，一时锣鼓喧天、鞭炮阵阵，诏安县的干部、群众对我们夹道欢迎。到了中山路西段，被迎进东城九户祠堂暂住。县委书记武克、副书记李亚伟和主持县人民政府工作的副县长李振经，都来看望和接见我们。先期到达诏安的上海南下服务团三大队四中队的战友刘辛仁、毛元洪、王果义也来欢聚一堂。丹诏小学青年女教师谢再欣带领七、八个小学生，负责对我们的招待，她们端茶送水、嘘寒问暖，十分热情。
  诏安县城是1949年12月12日解放的。解放伊始，百废待举，干部缺乏，闽南公学诏安工作队的到来，可说是给诏安县委、县人民政府雪中送炭。这批干部的特点：一是熟悉民情，懂本地方言，可成为南下的北方干部的“千里眼，顺风耳”和左右手；二是除个别外，都不是本县人，同地方势力少有瓜葛（其中云霄人43人、平和7人、东山人2名，只有吴倔冷是本县人）；三是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大学5名，高中或普师25名，初中或简师22名，高小1名）；四是政治觉悟较高，革命自觉性较强，有6名在解放前参加过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有8名在学习期间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五是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政策，聆听地委领导的报告，认清形势，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因此，诏安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工作队的同志休息了几天后，即给这批新生力量分配工作，一部分安排在县直机关单位，大部分安排到各个区公所。从此，这些同志就在机关和基层第一线，参与指导各个政治运动，在火热的群众运动中考验和锻炼自己。
  现将诏安工作队53名队员录列于下。张金宽、方炎生、林福源、林接发、张填、何延辉、方华荣、张火珠、施仁睦、汤日瑞、张自宗、张建义、吴成章、朱泗宣、张清福、汤义民、高乃操、蔡凤山、张福裕、张瑞成、陈光华、柳正哲、陈宏海、蔡守己、吴南中、朱藏鼎、关玉如、吴扶之、陈宗海、郭春迪、陈玉清、张进金、林友邻、许荣华、林联长、吴倔冷、唐添茂、柳成泉、张锡福、方振东、方崇仁、周友声、吴茂己、黄水纯、林进生、张木水、张大远、陈壁辉、高士超、汤钟杰、汤树林、张满红、张纪瑞。
  寒暑交替，岁月流逝，弹指之间，已经五十个春秋。半个世纪中，人生变幻，世事沧桑，原闽南公学诏安工作队的同志，也都各自经历了波涛起伏的风风雨雨，有着酸甜苦辣的人生历程。
  五十年代初期，这些同志由于勤勤恳恳，认真工作，相当一部分被重用提拔或上调深造。1951年土改以后，柳正哲、陈宗海先后分别被提拔为城关和二区的副区长，郭春迪、高乃操、张福裕、朱藏鼎、吴南中、汤钟杰等陆续被分别提拔为粮食、法院、工商、供销等部门的副科长，方华荣、张火珠、吴茂己、张金宽、方炎生、林福源等则上调或外调。这些同志中，方华荣是佼佼者。他起初分配在二区，后调县委宣传部，由于对党忠诚，敬业拼搏，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县级领导岗位。1952年入党，1954年调任地委宣传部科长，后任龙海县委宣传部长，“文化大革命”后任漳州市（县级市）委副书记，1980至1984年任诏安县长、县委书记，后为漳州市（地级市）委统战部长，退休后任漳州市计生协会副会长，继续发挥余热，被推选为闽南公学同学会会长。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个别同志则是短暂的。最可悲的是汤树林，工作不到半年，在1950年夏天，即被人在装卸枪机时不慎“走火”，而被夺走了年仅19岁的生命。陈宏海、陈光华则因所谓“家庭、社会关系”问题，工作了一两年便蒙冤被处理“回家”。以后，随着极左路线的发展，受到不明不白错误处理的不断增多。郭春迪、陈宗海被“张冠李戴”，别人的反革命帽子飞到他们的头上，被开除公职贬遣回家。林友邻、吴倔冷、张清福、高士超、汤钟杰、吴南中、朱泗宣等，也都受到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的牵累，离开革命队伍，或调离行政单位。还有林联长因一杆驳壳枪触怒区领导，蔡守己因被视为“自高自大，目无组织”而被开除公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蒙冤受屈的同志通过落实政策，有如枯木逢春，得到新生。陈宗海、郭春迪首先获救，在理顺原职务后调回云霄家乡。其他同志经过三波四折，也都一一得到落实，但多数因年龄问题，办理退休，个别的则办了退职。原任县供销合作总社生产资科经理，后被清洗回家的汤钟杰，在诏安办了落实政策手续后回到云霄老家峛屿，在哈哈大笑中猝死。吴倔冷解放初期在《龙溪农民报》社当记者，后因家庭成份问题调任小学教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一面开办晚上辅导班，一面笔耕不辍。同时，多次写了入党申请书，迫切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1997年，在市委组织部张绳华部长的重视下，解决了离休问题和入党问题，使他重新焕发了革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