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闺中文学”——歌册
  吴无吾
  在湖南省江永县一些瑶族村寨里，流传着一种笔画纤细，由右向左书写的特殊文字。它历来只为当地瑶族妇女所掌握，妇女用其写作、读唱及交往。这种“蚊脚字”被学术界称为“女书”。
  无独有偶，自明清以来，在粤东和闽南一带，也流传着一种特殊的妇女文艺活动形式——唱歌册。
  这种歌册是以潮州方言写作的长篇叙事唱本，所以也叫潮州歌册。古代妇女多不识字，也很少外出抛头露面，只在家中绣花、织布、织鱼网、理家务。中午或晚上，她们常常三五个、七八个聚在一起、在大埕边、榕树下、祠堂前、公厅内，由一个识字的妇女唱歌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妇女们听得如醉如痴，或评论，或沉思，或扼腕叹息，或潸然泪下。
  妇女们通过听歌册，学识字，长知识，了解社会，认识历史，丰富文化生活，通过听歌册，她们还辨善恶，明是非，接受礼教，陶冶性情。歌册使邻里之间联系密切，感情融洽。
  同时，歌册还随着华工妇女飘洋过海，在台湾和东南亚一带流传繁盛。
  学术界称唱歌册为“闺中文学”。它是闽南粤东一枝奇特秀丽的民间文学之花，是一笔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
  据考证，歌册这种民间文学形式起源于明代后期，繁盛于清代和民国时期。它是在潮剧、畲歌、词话，秧歌、民间俗曲等艺术形式和叙事内容的影响下产生的。
  歌册唱本最早为手抄本，以后多是木刻版本，规格一般为长18.5厘米，宽10.5厘米，玉扣纸或毛边纸印刷线装本。歌册每部短的有近万字，长的则有三、四十万字。如歌册《临江楼》，为潮州府内财利堂藏版，分上下二册，每册6卷，每卷以粉红色纸隔开。直行，每行4句，每句7言，每页刻10行为280字，每卷约800至1000字，上下二册约1万字。而描述杨家将故事的《双鹦鹉》则长达48卷计12万字。
  歌册以诗的形式写就，为七言古诗，四句一韵，也有连韵，多押平声，朗读时还带点潮剧的唱腔，每节的末句拉长音节，并略作间歇。文字又口语化、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如：
  “男童回家去挑葱，女婢回家去嫁翁（夫），男女婢仆一听见，呵啮（称赞）老爷好心人。”“目汁（眼泪）只是里里（不断）流，母女在此来离抛，铁石人闻亦怜悯，哭到无声硬了喉（哽咽状）。”
  歌册在叙事中还夹些说白，或是人物对话，或是简要交代事件过程，使故事眉目清楚，又加强了节奏感，说白以3、3、4或4、4、4、4等句式。如：
  “事敢做，自敢为，方是男儿。”
  “恶人设计，不测风云，贪妻嫁妆，心起不仁。”
  这种通俗诗歌的句式，朗朗上句，妇女易学易听。
  歌册的叙事内容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歌册取材十分广泛，包括历史故事、古代小说、宋元杂剧、潮剧故事、民间传说和本地事件等。
  歌册中有的歌颂爱国英雄人物、秉公执法的清官、除暴安良的豪杰，如描述岳飞、杨家将、包公、狄青、海瑞、王昭君等故事的《万花楼》《双鹦鹉》《狄青平西》《罗通扫北》《双凤奇缘》等；歌册中有的倡导行善积德，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如《刘明珠》《双如意》等；有的激励士子注重名节、艰苦奋斗，以科举进身取得荣华富贵，如《张古董》《吕蒙正回窑》；有的赞颂忠贞爱情，历尽苦辛而缔结美满良缘的，如《明珠记》《陈三五娘》《二度梅》等；有的鞭挞谴责奸佞、祸国殃民、忘恩负义的邪恶小人，如《潘葛子》《陈世美》《潮阳案》等。歌册中也有不少封建糟粕，如颂扬一夫多妻、歪曲农民起义等内容，在描写宫闱斗争中又往往把国家的兴亡归结在一个后妃的身上，即所谓“国家中兴出圣后，败国多因出红颜。”
  歌册的作者大多是戏曲的编剧，落第的文人和小市民，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深切了解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他们的作品能得到群众的共鸣。歌册的故事大多构思巧妙、扣人心弦、情节跌宕变化、波澜起伏。故事中的人物往往历尽艰辛或悲欢离合，在山穷水尽中才见柳暗花明。它还仿照章回小说，在每一卷的末尾，在故事紧要关头，蓦地煞住，设置悬念，使人忍不住要继续听下去。如在第二卷的结束处：
  “状元夫妇能上京，生死存亡不知情，若要知他京中事，三本之中唱人听。”
  歌册中的故事大多以大团圆为结局，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有情人终成眷属，照应了妇女善良的愿望和追求美满的心态。如《双如意》中所说。
  “俗话句句无羞池，恶人自有恶人治（对付），
  善人自有良善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在歌册中，大量使用了方言，如“目汁”（眼泪）、“天光”（天亮）、“眉头湾”（皱眉）等，同时，为了雕版和让群众识读的方便，又大量使用了简化字，如“仆、难，怜、机、义”等，有的把一些偏旁进行了简化，如“女、弓、〓、〓”等一律简化成“〓”。
  歌册由于以上原因，深受古代妇女的喜爱，从明代后期开始形成，在清代和民国时期盛行了数百年。
  解放后，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收音机、电视机，VCD等家用电器的普及，歌册这种文艺形式已不适应现代妇女的需求而逐渐消亡。现在，除了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妪偶尔还聚在一起重温歌册的旧梦，年轻一代已没人感兴趣了。但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特殊文艺形式，它需要我们去研究发掘，也需要我们珍惜保存。
  诏安书画收藏概况
  墨缘居主
  书画艺术品有着独特的社会功能，它与传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发展态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又使人们在艺术欣赏中得到美的享受，陶冶思想情操。因此，保护好民族书画艺术品，对弘扬我国优秀文化、推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艺术品的收藏主要有国家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的收藏与私人民间收藏。
  书画收藏功不可没。历代许多艺术珍品历尽劫难能幸存下来，都是许许多多收藏家的精心保存、倾心相护，甚至有的为保护珍贵文物而倾家荡产。我县民间保存一件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育的精品，后来于1958年被南京博物馆收购珍藏。
  诏安有较厚的文化底蕴，书画收藏有较长的渊源。
  一、明清时期，书画收藏之风盛行
  早在明末，我县书画收藏已成风气，社会名流、文人墨客都有此嗜好，竞相购置书画名家的作品珍藏、悬挂，并经常互相观摩展示。已知主要传世作品有：张瑞图书法册页，黄道周“行书七言律诗”行书条幅，沈起津草书“闲来无事不从容”中堂等。
  清代，诏安海运业十分发达，经济上的繁荣促进了文化艺术品的交流，当时的书画市场已显得十分活跃。乾隆年间、诏籍名家沈宝善的指头书为世人所重，《诏安县志》称其“公余好临池，尤擅指头书，至今人争购之。”嘉庆、道光年间以后，我县主要收藏名家的精品又有：沈铨“松柏寿带图”，上官周“樵夫”人物条轴，陈偕灿“题谢琯樵太湖石图”，以及清朝大臣左宗棠和何冠英的对联和小楷等。咸丰年间诏籍举人林葳（字惠庵）不仅是一位有名气的书法家，而且是名噪一时的收藏家，集名家字画作品甚丰。
  二、清末、民国时期的藏家与藏品
  清末、民国时期，我县的书画收藏已有相当规模。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收藏书画爱好者与收藏家。他们是：沈瑞舟、张贞、沈向奎、沈淮三、张式玉、林师潜、吴名世、谢梅年、谢松山、林仲姚、林耀文、吴〓、张香圃、黄慕周、郑石友等人。其中以沈瑞舟、张式玉、吴名世的藏品为著称。
  沈瑞舟，字苞九，号琴船。登清光绪（1877年）丁丑科武进士，历任光绪、宣统两朝御前四品花翎侍卫。擅丹青、篆刻，喜收藏。晚年解甲归田时，带回一批名人字画。尤为珍贵作品有：高其佩“山水指画”条幅、任伯年“雄鸡图”、沈古松“戏蟾图”及数十幅名家扇画。
  张式玉，字天籁。曾任国民党漳码公安局长等职，终生为收藏书籍、字画费尽心血。他每见名家佳作，必用重金购之，视其为生命，曾用银洋三百元购得唐寅“行楷书扇面”一帧。主要藏品有；唐寅书法扇面、吴昌硕“寿桃”屏条、李丹麟“莲花博古”等名家作品数十帧。主要藏品用章，常钤“张式玉印”、“天籁考藏金石书画之章”。
  吴名世，字佑滋。民国时期曾任诏安县图书馆馆长等职，是一位名闻漳南的书画收藏家。其祖父吴楚颿也喜欢收藏名人字画。吴名世平生痴情丹青，藏品丰富，精通签赏，故所藏字画多属精品。他每见名家墨迹“必披览之，爱不释手”（见黄慕周题跋），为之魂牵梦绕。同时，对字画的裱褙、悬挂展示、存放保管都有独到的见解。主要藏品有：董其昌的诗轴、张瑞图的对联、黄慎的“春水双鸭”条轴、砺杜纳的诗轴、孙岳颁的书法条屏、徐州书法中堂及诏籍书画名家沈起津、刘国玺、沈瑶池、谢琯樵等精品数十幅。主要藏品钤章有：“曾经吴名世品评”、“诏安吴佑滋鉴赏书画章”、“吴佑滋鉴定真迹”。另有一方钤章句曰：“曾在吴名世家”，喻“暂得”之意，与传统的藏品观念“子孙永保”及“世家宝玩”等持有不同见解，寓意深刻，尤为可贵。
  除上述三人的藏品外，在这一批爱好书画者中的藏品较引人关注的名家墨宝还有：（属真迹精品）
  古代书画作品：黄道周“自作诗一首”横披长卷，沈葆桢“玉田芝草艳春晖”对联，王维珍“鲸镛时动蓬馆晨趋”对联，左宗棠“大道初无人我见”对联，何冠英“清秘图书云林题阁”对联，梁同书及王仁堪书法条幅，王铎书法条幅及朱喜榜书。
  李方膺“蜀葵、鸡冠、枇杷、桃树”四条屏。（此四条屏1958年被南京博物馆收购珍藏）
  高其佩“芦雁”指画立轴。
  恽南田花鸟册页斗方。
  王石谷山水条幅。
  吴俊指画山水四条屏。
  胡公寿“水墨兰花”四条屏。
  黄璧“韩溪图”山水中堂。
  陈鼎“三迁移居”人物中堂。
  现代书画作品：
  徐悲鸿“奔马”、“竹鸡”、“松泉”图轴。
  孙中山、蔡元培、于右任、黄炎培等人书法。
  齐白石“松鼠葡萄”图。
  陈树人“花鸟”册页。
  以上详述的名家藏品，大多毁于六十年代文革期间，历代的书法名画被视为“四旧”，在“红卫兵”查抄中不是被焚，就是遭受损坏，有些散落民间。在这间期，被焚或流失的名家字画有：唐寅的扇面书法，王石谷的山水条幅，王铎书法及朱熹榜书，上官周“樵夫”人物图轴，黄慎“春江双鸭”图轴，齐白石“松鼠葡萄”图及诏籍众多的名家佳作，如沈古松、谢琯樵的墨宝等。
  总之，清末至民国时期我县的藏界状况，不仅藏家众多，而且藏品丰富，尤为可贵的是，提倡悬挂展示名家字画、成为社会一种良好的风气。这种有别于传统的收藏观念、也是我县藏界艺术氛围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因为，从我国传统的收藏本义来看。“收”即收集、统一，“藏”重藏字，让人不得见也。藏家们把藏品当“秘玩”之物，视藏品为生命，从不把藏品轻易示人。所以，这一时期我县收藏界不保守，不封锁，而是互相展示名家字画的风气，是值得赞赏的。
  三、现代藏家与收藏团体的活动
  进入八十年以后，由于我国社会体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县的书画收藏事业一片生机，出现热潮。一批书画收藏家和爱好者脱颖而出，其中藏品颇丰、事迹显著并举办过个人收藏展的主要藏家有：
  沈耀明爱好书画收藏，设“墨缘居”。是解放后我县第一位举办个人收藏展的收藏家，曾于1984年元旦在县文化馆展出我国现代名家精品数十幅。我国著名书画家林林、沈柔坚等曾为其集展题辞，漆画大师沈福文亲笔题辞赞曰：“沈耀明公开珍藏书画展，为精神文明作贡献。”其事迹在电视台、电台、报刊等新闻媒介专题介绍，现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诏安县书画收藏学会会长。他又注重地方书画史的研究，1991年著有《诏安画派初探》，曾在福州海峡之声电台发表，1993年论文《书画之乡——诏安》入选福建省现代绘画创作研讨会。名录《中国当代集藏家辞典》、《二十世纪中国收藏家大全》《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书。
  徐松君擅制紫羽笔，设“紫羽笔庄”。1989年举办“紫羽笔庄藏画展”。主要藏品有：刘海粟、关山月、黎雄才、方毅、肖劲光、陈大羽、钱君匋、冯建吴、王子武等名家墨宝。现在笔庄内开辟陈列书画名家作品展厅，供人欣赏。
  沈钦明1988年创办“博雅斋”。于1992年举办“博雅斋藏画展”，主要藏品为我国现代中青年名家作品。博雅斋集经营与收藏为一体，对于弘扬书画艺术，推动艺术市场起了一定作用。电视台、电台、报刊多次宣传报道，现系诏安县收藏学会秘书长。
  1990年以后、诏安藏界形成一股热潮，投资收藏书画形成良好风气，这种可喜现象是与藏界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和县各级领导的重视是分不开的。1996年在县委宣传部和文联的支持下，我县收藏学会成立，会员22名。他们订阅书画报刊，增加知识面、经常互相切磋交流藏品，并在报刊发表鉴赏研究文章多篇，不断开拓收藏天地。他们在收藏活动中做到四个注重：一、注重专题收藏；二、注重珍品收藏，三、注重以藏品养藏品；四、注重藏品研究。更为可喜者，收藏就是投资已成为社会共识，入世的收藏观（带功利性的），认为收藏即是一种有效投资。所以，要“收藏就得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收藏”已成为现代收藏流行的观点，可以说是传统观念的转化，也是收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必然演变。县收藏学会全体会员踊跃投资书画，会员们拥有的藏品丰富，精品意识强、从数量和档次来看都为整个闽南地区所莫及。他们集藏有：黄宾虹、陆俨少、程十发、关山月、黎雄才、宋文治、唐云、郑孝胥、于右任、林散之、赵朴初等全国名家精品。藏品较丰者有：蒲文彬的“小南楼”，郑碧光的“聚翠阁”，郑育斌的“文心阁”，黄龙安的“倚文阁”，沈筱白的“近墨堂”，吴建发的“今古斋”等。这种题斋命室，以示名流字画的风气，充分说明了我县收藏队伍的日益壮大。
  1997年国庆节，收藏学会在县委宣传部支持下，举办了《诏安县历代书画藏品展》，同时制作了一批相集画册广为宣传，影响颇大，好评如潮。这次展览，扩大了诏安书画艺术的影响，为社会创造了一种高雅文化活动的良好氛围，推动了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沈荣添、高继文、林耀祖、林淮江、陈舜民、郑宗江等先生的资料提供，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