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血海》是我县已故的旅居新加坡的侨领、文化人谢松山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世的一本诗集。该诗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南侵占领马来西亚以后，在新加坡进行大屠城的惨绝人寰的血腥罪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呼唤人类竭力制止和灭绝战祸，共同过安乐和平生活，内涵丰富，思想性强，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我在过去的20年中，曾两次从友人手中借读到它的前身《昭南竹枝词》，最近又读到谢镛先生从新加坡寄给林师珍先生的一本包罗《昭南竹枝词》在内的《血海》（第三版），比较全面地了解了该书的创作、出版过程，对它的认识也提高了一步。因考虑到现在尚有好多人未读到这本书，故值纪念全民抗战60周年之际，不揣浅陋地写个简略评介。
  （一）
  《血海》的前身是《昭南竹枝词》。那是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不久，谢松山用“浩劫余生”的笔名，在星洲《南侨日报》固定版地连载的。全卷含竹枝词51首。连载时间近2个月。由于它是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成的作品，所以，“义正词严”，“字字珠玑，章章见血”，发表后在星马一带的广大侨胞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奔走相告，竞争吟诵，还有很多人通过报刊发表评论，给予很高评价，称它是“日寇血腥罪行的铁证”，是对“东洋武士道精神的有力控诉”，是“血的纪程碑”，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和血史”。事后，作者应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又依据胜利后新加坡东南亚临时战犯法庭在鞫审日寇“星洲大检证七元凶”过程中所控诉揭发出来的实录，对《昭南竹枝词》作了较大修订，增加一半以上的篇目（由51首增至108首），以新增部分作为前卷，已发表的竹枝词作为后卷，合署一册《血海·谢松山自署》，交南洋报社有限公司出版单行本（为该社丛书第8种），于1950年4月公开发行。1个月内虽连印2版，仍不敷需求，最后又于当年9月印刷第3版，不久也告售罄，创南洋出版界图书发行的先河。
  （二）
  谢松山是今南诏镇县前街人，为曾任清贵州省知州、著过《梦草轩诗存》的谢锡铭的次子。他幼年随父旅黔，耳闻目睹清廷种种弊政，导致国家积弱多年，列强侵华升级，年长还乡后，当即追随同盟会报效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又负笈广州，深造于圣心学院，毕业后曾一度出任本县教育局长。1934年秋，应邀随张贞出洋考察侨情；之后，便一秉救国救民夙愿，留在南洋从事华文教育和宣传抗日，先后出任槟城和吉隆坡的《槟城新报》《光华日报》和《马华日报》主笔，或主编，或总经理，还一度执教于槟城钟灵中学，在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抗日言论。日寇占领槟城后大肆搜捕抗日分子时，他因事先携眷匿居新加坡，所以幸免于难。在避难中，他潜心于研究国际形势的同时，认真搜集日寇罪行和有关资料，以满腔的民族义愤和饱蘸血泪的笔锋，酝酿创作了“竹枝词”，并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颇具讽刺味道的地名“昭南”——日寇南侵后改星洲为“昭南岛”来统领全卷，俟日寇无条件投降，就投报发表。
  谢松山出身于士宦家庭，诗学家有渊源。早年赴港粤经商时，就常以诗会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南渡从事文化工作后，更是手不释笔，常有诗文见诸报刊，并出版了诗集《赤雅轩吟草》，其诗文素以恬淡清新见称于时，是星马一带素孚众望的侨领和文化人。他之所以选择以“竹枝词”的形式来揭露日寇罪行，这是因为“日人原善于制造美丽名词，所谓天堂乐园、大东亚共荣圈与八 一宇等连篇累牍，笔不胜书”，“欺骗国内外的怪事奇闻，层见屡出”，“不佞居此三年，耳闻目睹，实难计数。因其事之未传，恐日久遗忘，爰效古人以竹枝词之体，笔而记之，成数十章，以一诗记一事，更系之以说明。”（引文均见《昭南竹枝词》·《自序》）这完全可以视作他创作《昭南竹枝词》的初衷。《自序》中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对于这类竹枝词，“虽属明日黄花，不能作为一种信史，然思以往之恐怖，念今日之幸生，不妨留为茶余酒后之谈，俾使后人知在日寇统治下之所谓昭南市民如何渡过三年余之悲惨生活。至于寇入境后之施行检证，坑杀我们无数同胞，其血帐应留与身受目击者或为当局之调查记载，不佞殊不能道其万一也。”这种对自己的作品采取自我解剖和自我评价其社会价值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难怪迄今几十年，星马一带乡侨犹念念不忘他的道德风范。
  （三）
  《血海》虽未再署“竹枝词”，但仍是竹枝词体的诗篇，它的最大特点是明快简约，流畅通俗，易读易记。全书除序言外，含诗108首，均未署篇目，唯以数字为序；每首诗章的末尾皆系以注脚，长者570多字，短者120多字，一般350字左右，读起来就象一短文，它旁及古今中外有关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历史方面的知识，没有经历一个广征博采和长期积累的过程，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旦的。更值得一提的是，第3版的《血海》中，除收录以前各版的序言和作者新写的序言外，又增加文化界其他人士所写的新序、题词和有关图片，还附作者蒙难的《忆变四律》，集文史、诗画于一册，这对于研究当年历史和诗的主题思想有很大帮助。作者这种苦心孤诣的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就《血海》的内容而言，108首几乎是“面面俱到，事事触及”，有无情揭露日寇的血腥罪行和反动本质的，有嘲讽日寇“讳败为胜”和“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欺骗性的，有描绘日寇营建所谓“昭南岛之新生”的凄凉现实的，有抨击少数出卖灵魂、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的，有谴责日寇推行奴化教育，摧残中华文化的，有反映广大侨胞在日寇铁蹄下的血泪悲剧的，还有尽情讴歌盟国军队反攻、游击队坚持斗争的，等等，在作者笔下，一个在日寇血腥统治下的“昭南”社会的丑恶面目昭然若揭，读者随着诗章的不断展开，一种“嗤之以鼻、同仇敌忾”的情绪也不断升华，庆幸虎口余生、热爱未来生活的心情亦随之俱增。如：写日寇占领星岛后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城的残酷的：
  尽驱民命入屠场，生死无从叩彼苍。
  嗟我华侨佳子弟，纷纷待宰似羔羊。
  楚囚相对默无言，六月飞霜白昼昏。
  到处豺狼张血口，几人侥幸得生存。
  写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汪逆，应邀到东京参加东条开会的丑相的：
  亚洲傀儡尽来朝，忙煞东条日夜招。
  年少六旬汪主席，女儿面孔是人妖。
  写日寇占领星洲后，官商合一，垄断物资，导致物价暴涨、民不聊生的；
  米珠薪桂竟如斯，斗米千元未足奇。
  一日两餐何处办，木茹无奈且疗饥。
  写日寇在爪哇抓丁充当修路工，而不问其病残工伤，以致流落街头，横尸异乡的：
  何来如许爪哇人，流落异乡孰与亲。
  饿死道旁喂野犬，孤魂尽化作青磷。
  写美军占领冲绳岛后，马来亚的日寇仍发动深挖洞壕作垂死挣扎的：
  凿洞穿壕日夜忙，欲凭巷战救危亡。
  冲绳已失生机断，只手安能挽夕阳。
  所有这些诗章，由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注意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素材，加以集中概括，塑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加上将大量的群众口语融入诗中，与优美的艺术语言揉合在一起，所以使之深入浅出，明白如话，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味无穷，实在不失为一部用古典诗词的形式反映现实重大题材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