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走出历史低谷逐步趋向活跃的诏安诗词
  杨楼笋丁
  在神州广漠的诗的海洋中，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书画艺术之乡”的我县，诗词的历史也同书画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代有骚客词人继起，各领风骚，丹青瑰宝也具有诗、书、画“三绝”合璧同辉的优良传统，涌现了不少精通诗词的书画家。从某种意义说，一幅好的画作，总是要借助于一手好字和一首好诗（那怕是一副联句）来渲染和衬托的。
  据现有文字记载，诏安诗词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开漳刺史陈元光及其部将许天正、丁儒等皆精通诗律，其后裔世居南诏，陈、许二人的诗词作品后来收入《全唐诗》。陈元光还著《陈龙湖集》传世。丁儒的诗作也载入地方志书。这种由一代士宦所倡导的诗风，给诏安后世诗坛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唐以后建立起来的宋王朝，是一个在结束五代时期军阀割据局面而取得全国政治统一的政权。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南北经济文化随之进行了大交流。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这时才陆续有学子出仕，并出现了一批历史上有名的文人学者。后来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朝内形成了主战和主和二派，斗争非常尖锐。战线的南移，使福建很快成为一个大后方，位置也显得重要起来。这时，朝廷对福建一地的监、司、牧、守官员的任用极为重视，因而一些外地的名流都相继被派到福建甚至漳州来做官。一些受奸佞秦桧打击排挤的忧国忧民的学者也陆续南来。象南宋的知名诗人杨万里，在孝宗时就出知漳州，在漳州留下了不少诗作。还有大学者、大思想家朱熹，也在绍熙年间出任过漳州知州，对发展漳州地区的文化有过重大贡献。这个时期的诏安，由于地处闽粤交界，山高水远，乡穷壤僻，更是一些愤世嫉俗的文人骚客聚落的好地方。因此，在南宋绍兴年间，就有本邑儒士陈景肃、吴大成、杨耿、薛京、郑柔、翁待举、杨士训七人隐居于渐山，在这里筑庵设坛授徒，留下了大量诗词。现在能见到的，还有陈景肃的《石屏撷翠集》，吴大成的《梅月诗卷》，郑柔的《康正题咏》。陈景肃的儿子陈肇、陈良翰，孙子陈概、陈植以及后裔陈和卿、陈宜，也都有诗篇传世。陈景肃的孙女陈璧娘写的一首寄崖山驻跸勤王的丈夫、都统张达的《平元曲》，更是悲壮慷慨，委曲缠绵，被后人载入《福建通志》和漳、潮府志，成为千古传诵的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绝唱。
  渐山七贤不仅自己常常登临觞咏极尽山水之乐，同时也招邀朱熹、陈俊卿（丞相）、梁克家（丞相）、颜耆仲（知州）和林用中（学者）等名流硕彦上石榴洞联吟，至今还留下《石榴洞赋》和《洞仙梅花联句》等篇什（载《诏安县志·艺文》），成为诏安骚坛的一段佳话。
  七贤之后，宋宁宗（1195-1224）禁“伪学”时，又有五位儒士上九侯山隐居，择石洞为庐读书吟咏。后人称他们读书的石洞为“五儒书室”，盛赞他们“风韵远相闻，琴书来徜徉，掬被九侯山，就尔五儒肠……”给诏安骚坛带来新的激荡。至宋末元初，社会动荡不安，又有义不事元的沈子真，在九侯山福胜岩石室隐居读书，有《悲愤诗》若干卷传世。
  明代500年中，诏安科甲联绵，中了许多进士、举人和贡生，他们大都是善于吟咏五七言诗的诗人。旧县志人物志本传中提到能诗的，有陈汶辉、李旦、薛亹、薛雍和沈起津等人，艺文志载入的邑人诗篇，涵盖的作者达20人，载入著书总目的诗集有陈汶辉《南皋集》、叶亹《龟峰手稿》、唐文灿《鉴江诗集》、蔡保祯《抑溪集》、叶瑜《水车草堂稿》、薛亹《清野翁集》、薛雍《潮诗集》、文三俊《小雕集》、黄景瞻《醒庵集》和朱瑛《艺余集略》。
  到清代，诏安诗坛更趋兴盛，社会上能诗善词者很普遍，不但科甲人士和仕宦官员唱和联吟，而隐士、僧道和闺秀女史也裒然成集。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有这样几位代表人物：
  释道宗（1613-1701），洪门天地会和佛教香花宗的创始人。诗名为英名所掩盖。现仅存东山县九仙顶的诗刻，和佛门《香花宗秘典》中的几首诗词。明末进士、浙江巡抚卢若腾的《留庵诗文集》（存台湾）中有他与道宗唱和的记录。
  林鹤云，字元白，明末贡生，是明末甘肃巡抚林日瑞的孙子，入清后避居漳浦县。著《元白诗集》，漳浦明侍御李宝弓，清侍郎蔡世远、知府蓝廷珍为之写序。
  戴冠，字子弹。顺治岁贡生。大田县学训导。著《拾得草》。
  陈廷铨，字百衡。秀才。乾隆间应巡抚召试，拔入福州鳌山书院肄业。著《鳌山草》和《邺山怀古》。
  叶观海，字汾浦。乾隆拔贡生。著《春酒堂诗集》。
  谢声鹤（1784-1832），字梅宾。嘉庆岁贡生。仙游、清流县学训导。确守王渔洋门户，有声于骚坛。广东连平县进士颜伯焘未仕时（后官至闽浙总督）闻其诗名，特地负笈至清流学署求教，称诗弟子。声鹤的女儿浣湘、儿子维崧、琯樵俱能诗，一门风雅。著《雪溪诗钞》。
  谢浣湘（1801-1871），字芸史，女，著《咏雪斋诗录》。该集于浣湘生前已广泛传抄于闽、台、粤等省，出版110多年来各地多次再版，并被收藏入美国国会图书馆。部分作品入载《闺秀诗三百首》和《中国历代才女诗歌鉴赏辞典》。
  谢琯樵（1811-1864），名颖苏。著名书画家，亦工诗，诗名为画名所掩盖。生前未结集，后人搜其题画诗若干首，汇入《北溪剩稿》。
  林壬，字二有。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诗未结集，后裔为其编《绣佛斋剩稿》。
  沈祖庚，字似堂。道光拔贡生。著《忙里闲言集》。
  张绳武，字缵庭。光绪举人。著《听雨楼诗钞》和《花韵集》。
  旧县志艺文志收载的邑人诗篇，其涵盖作者除上面简介者外，还有李达可、汪洋、施昶、沈丹青、林天翔、沈实、林秉钧。
  至清末民初，有诗集传世的，还有郑亦邹的《诗文集》、唐朝彝的《汇青堂诗集》、汪洋的《水绕居诗集》、沈坤年的《雪蕉山房随笔》、马兆麟的《吹剑轩诗集》、马近光的《聊自拙修斋诗钞》、黄开泰的《醉吟阁诗存》、陈习夫的《习夫诗集》、吴梦丹的《让溪诗稿》、谢锡铭的《梦草轩诗存》、韩希琦的《樗里散人诗草零拾》、张俞的《铁笛楼诗钞》、林友石的《逸园诗草》、林冠英的《补华馆》和陈熙昶的《寄壶轩剩稿》。还有叶安世、林士梅、林宸、马培源、吴鸣岑、沈注之等人的诗作虽未结集，也不见于志书，但都有零星佳作流传。在民国14年（1925年）举行的诏安乙丑屠城六十周年纪念活动“露一手”的诗人，还有吴梦沂、陈泽、郑焕章、钟国珍、吴晋湘、莫文煦等。
  “五四”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诏安诗坛日渐冷落，诗词作者寥若寒星，留下诗集的多是旅居外地的人士，如在鼓浪屿教书的沈亨九（1881-1940）著《碧溪吟草》；在漳州教书的沈奎阁（1898-1943）著《西溪吟草》；侨居新加坡的有谢松山（1894-1943）著《赤雅轩吟草》和《血海》；吴 （1891-1962）著《一琴轩诗草》和《三元宝诗稿》；李继熙著《槟榔乐府》；侨居马来西亚的吴鹤汀（1896-1986）著《榴槤馆冷饭集》。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废俱兴的情况下，有些诗词作者虽有作品吟唱，但因诗词体裁被贬为“封资修”，所以也只能在暗地里流传，不敢公开问世。只有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端正思想政治路线，解放思想，广开言路，我县的诗词界才同全国各地一样，得到悄悄复苏，在改革开放后而逐步趋向活跃。这时，《诏安文史资料》《诏安乡谭》《诏安文艺》《丹诏乡讯》和《漳南诗叶》等乡土刊物开始刊登诗词作品，政协文史委和文化馆也先后编印了林仲姚的《紫萝兰庼诗存》和《诏安女子诗词》。接着，蓄蕴已久的诗友便脱颖而出，纷纷向省内外的诗词刊物投稿，并积极参加各级诗词组织。1989年省诗词学会漳州分会成立后，我县会员开始进入有组织的活动，先后编印了4集《丹诏诗词》，刊载作品近千首。诗词创作崭露头角。
  1994年10月，在广大诗词作者的共同努力和县政协的支持下，县诗词学会正式成立，先后发展2批会员48人，涵盖了本县已参加全国、省、市诗词学会的所有成员，和社会各界的诗词作者，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新型诗坛，开拓了诗词创作的新局面。从此，诗词的研究和创作、吟唱活动以及各种形式的诗钟、楹联活动全面铺开，并取得丰硕成果。已出版《诏安诗词》2集、《诗钟创作选》1集，不少会员还积极投送诗作到各级报刊，并热烈参加各级诗界包括海外诗界的征诗赛诗活动。现在，全国诗词学会的刊物《中华诗词》和面向全国的广州《诗词》报以及湖北《东坡赤壁诗词》，都登过我县会员的作品，在省诗词组织的刊物《福建诗词》1-7集中，我县会员被采用的人数和作品都占5％强，载入市诗词学会编的《漳州诗词》的比重更多。会员发表于由各类出版社编印的当代各种诗词选本的作品，为数也十分可观。还有一批会员的作品在参加全国、全省或专题竞赛中，分别获得包括一等奖在内的不同等级的奖励。不少会员已开始结集自己作品，准备付梓。已出版的，有沈光的《照亭吟草》、许沙洛的《榴屋题款诗选钞》、郑兆武的《桐村诗文稿》、林臻的《蓝田诗草》和刘宗祺的《雪翎诗词集》等，还有的会员的书画作品（包括书写自己的诗作），获选参加省诗词学会或其他部门承办的展览，并赴邻省展出，有的书法作品还应征入选海南、邳州等地的诗碑。部分会员创作的楹联应征入选全国《迎回归千首楹联》和世界华人迎回归诗词楹联大赛的选集。
  会员的诗词研究也有新的发展。省召开诗词研讨会时，本县会员应征的论文都被择优发表。许沙洛还编写了一本《中华诗律》，先后在文化馆和老年大学的诗词班授过课。部分会员在进行诗词研究的同时，还积极从事整理和编选本县诗词前辈的诗集。现在，已有宋吴大成的《梅月诗卷》、清谢声鹤的《雪溪诗钞选编》、清谢浣湘的《咏雪斋诗录》（注释本）、清林壬的《绣佛斋剩稿》、清末民初林友石的《逸园诗草》和谢锡铭的《梦草轩诗存》（内附谢松山的《赤雅轩吟草》）等再版。
  县诗词学会在短短的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正在引起各方面的瞩目和关注。现在，已有部分会员的小传被载入《当代诗词家大辞典》《中国当代诗人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和《中国诗词学会人名辞典》等辞书。相信在党的和煦春光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沐浴下，源远流长的诏安诗坛必将涌现出一个繁花似锦、灿若星辰的喜人局面。
  南宋爱国女诗人陈璧娘和她的《平元曲》
  许慕辉
  陈璧娘是诏安县抗元名将、都统张达的夫人，是南宋末年漳南著名的民族女豪英，也是一位爱国诗人。她生活在国难深重、民族垂危的年代，忧国忧民，忍辱负重，敢于呼号，敢于抗争，她在面临国破家亡的景况下创作了一首《平元曲》，格调高昂，悲壮激烈，虽然历经了七八百个春秋，但至今仍不愧是一首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的篇章。
  （一）
  有关陈璧娘生活、战斗的史实，在元史和有关志书中都有记述。
  《诏安县志》载：“景炎元年，帝舟迁于潮州，驻跸红螺山。明年正月，迁于惠州之甲子门，张达率勇扈从帝舟。璧娘送达至海洲，辞归。后弟植、格赴崖门，璧娘又赋《平元曲》寄达。……及达殉难，璧娘求其尸葬之。”
  《潮州府志》载，“祥兴二年，帝昺迁舟甲子门，达帅义军扈从，殉难崖山，妻陈璧娘送至钱澳洲畔，有诗词甚悲，后人名其地曰辞郎洲。”
  广东《崖山志》和《新会县志》中皆有张达及其妻陈璧娘条，载：“景炎元年，帝舟次潮州，驻跸红螺山。明年正月，迁惠州甲子门，都统张达率义勇扈跸，妻陈璧娘送至南澳海中洲上，勉达勤王。后达弟格植赴崖门，璧娘赋平元曲寄达……宋亡，达死难，璧娘得达尸葬之，曰：吾夫能忠死，吾独不能死节乎！……”
  《潮州志》中还载，陈璧娘与其夫张达别后，“犹自督率义兵与元人力战，拟词四解以歌。”
  出刊于清嘉庆年间的《韩江闻见录》卷六的“两浮山”与“辞郎洲”条中，亦载：“外浮山为宋末陈璧娘督义兵与元人力战处”，“陈乃女中之英，别张后犹自督率义兵与元人力战。”
  除了有关的各地志书的记述外，在史籍的《续资治通鉴》第184卷，元纪二，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即宋祥兴二年，公元1299年）中亦记载：“二月……己卯，宋都统张达乘夜来袭，败还。”由此可以证明，地方志书的记载与史籍相符，历史上确有张达和陈璧娘其人其事。
  此外，在张达、陈璧娘的故乡一带，还有一个流传久远的传说，也可以印证这一史实。传说称，张达壮烈牺牲后，其妻陈璧娘死不降元，仍招募义勇上山，坚持与元兵力战。以后，在元兵的重重包歼下悲壮死难。她的遗孤在元兵血洗张达村庄后，为出嫁外村的姑母抚育成人，成为今我县四都镇东峤村张氏之始祖。东峤村的孝思祖祠有一副楹联，能证实这一传说的史实性。联文曰：
  “孝可作忠，痛先人斩木救驾，特表奇勋千古；
  思堪锡类，念我祖依姑承祧，犹存庆典万年。”
  上联指的是，当年宋帝昺为元兵追逐，路过我县张达家的隙口时，张正在课徒习武，见情遂急中生智，带领众徒弟就近斩了许多竹木横于路上，使元兵马队一时无法逾越，俟其下马清理好路面，帝昺一行已逃脱了的故事。下联自然是指张达、陈璧娘的遗孤依恃其姑母抚育成人，继承先代，繁衍子孙的典故了。
  （二）
  陈璧娘出身名门，家属望族。自其祖至其父其兄弟的九十三年（即自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至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一家父子公孙兄弟连中四名进士，成为漳南历史上少有的双父子进士。祖父陈景肃因力反秦桧卖国而不仕归林，隐于诏安渐山讲学，是“渐山七贤”之一。父兄辈亦忠君爱国，气节可嘉。在这样的唐虞礼尚家庭的蒸陶下，陈璧娘自幼就知书达礼，能诗能文，并从祖辈父辈身上汲取了忧国忧民的精神力量，培育了高尚的情操。所以，她在家国垂亡的时刻，能够见义勇为，力勉丈夫率义兵勤王，赋悲壮慷慨的《平元曲》相赠，丈夫殉难后犹自率义兵与敌苦战，这皆事出有因，是有其浓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的。没有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象陈家这样的名门，是难以造就出她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爱国女诗人来的。
  她所赋的《平元曲》，和她的英雄业绩一样，流传的地区很广，时间也很长。闽南、粤东，以至崖山、惠州一带都世代传颂，几乎家喻户晓。历史上，粤东地区的“潮州歌册”曾大量颂扬；解放后，在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吴南生的主持下，汕头潮剧团于五十年代根据张达、陈璧娘抗元的史料和传说，创作了一出新编历史剧《辞郎洲》，1959年作为广东省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剧目晋京演出，以后又到沪杭一带献演，一时轰动京沪，各大报刊纷纷发表剧评，《人民日报》的题目是《柔情似水，烈骨如霜》，《北京晚报》的题目是《惊心动魄的爱国激情》，《杭州日报》的题目是《辞郎洲上女英雄，碧血丹心照汗青》等等。《人民日报》还首次刊登评介潮剧的文章。这除了剧目创作、表演成功的因素外，更重要的还是张达、陈璧娘夫妇扣人心弦故事引发的撼动力。
  陈璧娘的《平元曲》，在上述几部地方志书中皆有辑录，但都残缺不全，有的甚至连三分之一的篇幅也没有。在《潮剧闻见录》一书中的《“辞郎洲”的史与戏》文所引的亦只有一半。只有《漳州府志》所录者算是比较完整。全文爰抄如下：
  虎头将军眼如电，领兵夜渡龙舟堰。
  良人腰悬大羽箭，广西略地崖西战。
  三年消息无鸿便，一纸凭谁寄春怨。
  日长花柳暗庭院，斜倚妆楼倦针线。
  心怀良人几时见，忽睹二郎来我面。
  植兮再吸倾六罐，格也一弹落双燕。
  何不将我张郎西，协义维舟同虎帐。
  无术平元报明主，恨身不是奇男子。
  倘妾当年未嫁夫，请效明妃和西虏。
  虏人不知肯我许？我能管弦尤长舞。
  二弟慨然舍我去，目睹江头泪如雨。
  几回闻难几濒死，未审良人能再睹？
  在《潮州志》中，除录陈璧娘的《平元曲》外，还提及她在督率义兵与元人力战时，曾“拟词四解以歌”。《四解》歌，一名《辞郎吟》，全文爰抄如下：
  丈夫知有宋天王，别吾去者海茫茫。
  后有奸宄妾抵挡，试看风霜飞剑鋩。
  郎辞行，勿回顾，北去潇潇虎门树
  传檄早定潮州路，恢复中原驰露布。
  郎有身，身许国，无以家为仇可复。
  妾有身，身许郎，勿谓兵气不我扬。
  一洗千秋巾帼态，泪痕乌在血痕在，
  策郎马，送郎舟，国仇可雪，妾身何求？
  但对此《四解吟》，后人持有质疑，说非陈璧娘所作，是人伪制的。主要是说诗中的“传檄早定潮州路”句是破绽。因为潮州在宋时属潮阳郡，只有到元至元十六年才改称“潮州路”。究竟是真是伪，史学家当还可作进一步的考证，然就一首《平元曲》来说，也足以看出陈璧娘的璀灿瑰丽文才和悲壮激昂情怀。她在叱咤风云的日子里，不愧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巾帼英雄，而在挥毫咏叹时，则又是一名“诗书可泣鬼神”的诗人。正是这一首《平元曲》，将陈璧娘的“似水柔情”和“如霜烈魄”充分表露出来，使人无限敬仰！即使在七八百年后的今天读来，它那惊心动魄的爱国主义激情仍然催人泪下，激人奋进！完全可以这样说，《平元曲》是开漳南地区爱国主义诗篇的先河，为后世奠下了诗词与家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良好基础。
  （三）
  同不少著名的历史人物一样，陈璧娘的籍贯长期以来都有所争属。潮汕地区依据明版《潮州府志》，将她和她的丈夫、宋都统张达均称为“饶平渐山人”，云霄县则说她是云霄人。直至1993年1月出版的《潮剧闻见录》（《潮汕文库》丛书之一），在《“辞郎洲”的史与戏》一文中还写道：“陈璧娘是岭南历史上一名女诗人”（见该书P331）。这些完全是一种谬记。诚然，在唐垂拱四年（公元668年），曾一度设岭南行军总管的行台于南诏保（今诏安），但也不能由此而将南诏（今诏安）谬托归于岭南。修于明清时期的《潮州府志》这样记情犹可谅，今人著书再沿袭此谬实是有悖于理。早在民国三十一年修的《诏安县志》之“张达”条文，就曾对此进行过考勘，结论是：“据潮州旧志，达饶平渐山人，考饶平志，饶无渐山。渐山自唐以来辖于漳浦之南诏保，则达乃诏产也。”实际上，张达是诏安四都渐山下之隙口村（在今四都镇东峤村邻近）人。而陈璧娘一家，上祖曾居云霄仙人峰，属今云霄，自她祖父陈景肃（诏安渐山七贤之一）迁居诏安渐山石榴洞设坛授徒讲学之后，就世居诏安地属了。这是有史可查的。因此，说陈璧娘一家（包括她祖父陈景肃以及她二位与《平元曲》有关的兄弟陈植和陈格）是诏安人，是一点也不过份的。他们的“本传”在《沼安县志》中都有记，可供查考。陈家祖孙三代，一脉相传，他们的忠君爱国、忧国忧民，抗击暴虐的英雄事迹，在诏安早已烩炙人口、流传千秋了！
  血的诗集诗的血史
  ——介绍谢松山的一本反法西斯诗集《血海》
  许慕辉
  《血海》是我县已故的旅居新加坡的侨领、文化人谢松山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世的一本诗集。该诗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南侵占领马来西亚以后，在新加坡进行大屠城的惨绝人寰的血腥罪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呼唤人类竭力制止和灭绝战祸，共同过安乐和平生活，内涵丰富，思想性强，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我在过去的20年中，曾两次从友人手中借读到它的前身《昭南竹枝词》，最近又读到谢镛先生从新加坡寄给林师珍先生的一本包罗《昭南竹枝词》在内的《血海》（第三版），比较全面地了解了该书的创作、出版过程，对它的认识也提高了一步。因考虑到现在尚有好多人未读到这本书，故值纪念全民抗战60周年之际，不揣浅陋地写个简略评介。
  （一）
  《血海》的前身是《昭南竹枝词》。那是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不久，谢松山用“浩劫余生”的笔名，在星洲《南侨日报》固定版地连载的。全卷含竹枝词51首。连载时间近2个月。由于它是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成的作品，所以，“义正词严”，“字字珠玑，章章见血”，发表后在星马一带的广大侨胞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奔走相告，竞争吟诵，还有很多人通过报刊发表评论，给予很高评价，称它是“日寇血腥罪行的铁证”，是对“东洋武士道精神的有力控诉”，是“血的纪程碑”，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和血史”。事后，作者应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又依据胜利后新加坡东南亚临时战犯法庭在鞫审日寇“星洲大检证七元凶”过程中所控诉揭发出来的实录，对《昭南竹枝词》作了较大修订，增加一半以上的篇目（由51首增至108首），以新增部分作为前卷，已发表的竹枝词作为后卷，合署一册《血海·谢松山自署》，交南洋报社有限公司出版单行本（为该社丛书第8种），于1950年4月公开发行。1个月内虽连印2版，仍不敷需求，最后又于当年9月印刷第3版，不久也告售罄，创南洋出版界图书发行的先河。
  （二）
  谢松山是今南诏镇县前街人，为曾任清贵州省知州、著过《梦草轩诗存》的谢锡铭的次子。他幼年随父旅黔，耳闻目睹清廷种种弊政，导致国家积弱多年，列强侵华升级，年长还乡后，当即追随同盟会报效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他又负笈广州，深造于圣心学院，毕业后曾一度出任本县教育局长。1934年秋，应邀随张贞出洋考察侨情；之后，便一秉救国救民夙愿，留在南洋从事华文教育和宣传抗日，先后出任槟城和吉隆坡的《槟城新报》《光华日报》和《马华日报》主笔，或主编，或总经理，还一度执教于槟城钟灵中学，在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抗日言论。日寇占领槟城后大肆搜捕抗日分子时，他因事先携眷匿居新加坡，所以幸免于难。在避难中，他潜心于研究国际形势的同时，认真搜集日寇罪行和有关资料，以满腔的民族义愤和饱蘸血泪的笔锋，酝酿创作了“竹枝词”，并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颇具讽刺味道的地名“昭南”——日寇南侵后改星洲为“昭南岛”来统领全卷，俟日寇无条件投降，就投报发表。
  谢松山出身于士宦家庭，诗学家有渊源。早年赴港粤经商时，就常以诗会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南渡从事文化工作后，更是手不释笔，常有诗文见诸报刊，并出版了诗集《赤雅轩吟草》，其诗文素以恬淡清新见称于时，是星马一带素孚众望的侨领和文化人。他之所以选择以“竹枝词”的形式来揭露日寇罪行，这是因为“日人原善于制造美丽名词，所谓天堂乐园、大东亚共荣圈与八 一宇等连篇累牍，笔不胜书”，“欺骗国内外的怪事奇闻，层见屡出”，“不佞居此三年，耳闻目睹，实难计数。因其事之未传，恐日久遗忘，爰效古人以竹枝词之体，笔而记之，成数十章，以一诗记一事，更系之以说明。”（引文均见《昭南竹枝词》·《自序》）这完全可以视作他创作《昭南竹枝词》的初衷。《自序》中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对于这类竹枝词，“虽属明日黄花，不能作为一种信史，然思以往之恐怖，念今日之幸生，不妨留为茶余酒后之谈，俾使后人知在日寇统治下之所谓昭南市民如何渡过三年余之悲惨生活。至于寇入境后之施行检证，坑杀我们无数同胞，其血帐应留与身受目击者或为当局之调查记载，不佞殊不能道其万一也。”这种对自己的作品采取自我解剖和自我评价其社会价值的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难怪迄今几十年，星马一带乡侨犹念念不忘他的道德风范。
  （三）
  《血海》虽未再署“竹枝词”，但仍是竹枝词体的诗篇，它的最大特点是明快简约，流畅通俗，易读易记。全书除序言外，含诗108首，均未署篇目，唯以数字为序；每首诗章的末尾皆系以注脚，长者570多字，短者120多字，一般350字左右，读起来就象一短文，它旁及古今中外有关的政治、军事、文化和历史方面的知识，没有经历一个广征博采和长期积累的过程，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旦的。更值得一提的是，第3版的《血海》中，除收录以前各版的序言和作者新写的序言外，又增加文化界其他人士所写的新序、题词和有关图片，还附作者蒙难的《忆变四律》，集文史、诗画于一册，这对于研究当年历史和诗的主题思想有很大帮助。作者这种苦心孤诣的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就《血海》的内容而言，108首几乎是“面面俱到，事事触及”，有无情揭露日寇的血腥罪行和反动本质的，有嘲讽日寇“讳败为胜”和“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欺骗性的，有描绘日寇营建所谓“昭南岛之新生”的凄凉现实的，有抨击少数出卖灵魂、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的，有谴责日寇推行奴化教育，摧残中华文化的，有反映广大侨胞在日寇铁蹄下的血泪悲剧的，还有尽情讴歌盟国军队反攻、游击队坚持斗争的，等等，在作者笔下，一个在日寇血腥统治下的“昭南”社会的丑恶面目昭然若揭，读者随着诗章的不断展开，一种“嗤之以鼻、同仇敌忾”的情绪也不断升华，庆幸虎口余生、热爱未来生活的心情亦随之俱增。如：写日寇占领星岛后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城的残酷的：
  尽驱民命入屠场，生死无从叩彼苍。
  嗟我华侨佳子弟，纷纷待宰似羔羊。
  楚囚相对默无言，六月飞霜白昼昏。
  到处豺狼张血口，几人侥幸得生存。
  写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汪逆，应邀到东京参加东条开会的丑相的：
  亚洲傀儡尽来朝，忙煞东条日夜招。
  年少六旬汪主席，女儿面孔是人妖。
  写日寇占领星洲后，官商合一，垄断物资，导致物价暴涨、民不聊生的；
  米珠薪桂竟如斯，斗米千元未足奇。
  一日两餐何处办，木茹无奈且疗饥。
  写日寇在爪哇抓丁充当修路工，而不问其病残工伤，以致流落街头，横尸异乡的：
  何来如许爪哇人，流落异乡孰与亲。
  饿死道旁喂野犬，孤魂尽化作青磷。
  写美军占领冲绳岛后，马来亚的日寇仍发动深挖洞壕作垂死挣扎的：
  凿洞穿壕日夜忙，欲凭巷战救危亡。
  冲绳已失生机断，只手安能挽夕阳。
  所有这些诗章，由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注意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素材，加以集中概括，塑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加上将大量的群众口语融入诗中，与优美的艺术语言揉合在一起，所以使之深入浅出，明白如话，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味无穷，实在不失为一部用古典诗词的形式反映现实重大题材的好作品。
  我县现存13座明清石牌坊简述
  傅崇毅
  明清两代，在今我县境建立的石牌坊一共91座，目前仍保存完好的有13座。这些牌坊，形状象牌楼，都是花岗岩结构，大小不一，有两根或四根并竖的石柱，上架挑檐和月梁，多建于城乡街市要冲，主要是宣扬有功德、有功名或所谓忠孝节义的人物，可说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精神文明。我县群众习惯称此为华表或和表。
  这些石牌坊的兴建，始于明正德五年（1510年）庚午科举人、湖广岳州通判许选，为其祖父许潜、叔父许判等建立的夺锦坊。嘉靖九年（1530年）诏安建县后，立坊之风逐渐兴盛，明代全县共建了23座，其中由职官为公共场所立坊的10座，为宣扬个人功德功名立坊的13座。清代建立的68座，其中5座属于百岁寿坊，其他63座属于宣扬女子贞节的节孝坊。
  明代建立的石牌坊，至今尚有8座保存完好。这些牌坊，都是仿木结构，单檐歇山顶式加两坯，3层月梁。有5座通高9米多，面阔3间，犹如高大的牌楼门面，气势恢宏。石柱平琢浑磨，带有抱鼓、石狮，挑檐镂刻瓦瓴之状，两边还向上卷曲翘起；月梁浮雕飞鹤行云、莲瓣牡丹，端庄凝重的擘窠大字，成为书法珍品。另3座通高5米多，2座面阔3间，1座面阔1间，结构也都完整。
  这8座保有完好的明代石牌坊，有7座在历史文化古城南诏镇，1座在著名的“漳南第一关”分水关。1995年4月，国家文物管理局地面文物处郭方再处长同省文化厅文物管理处吴玉贤处长一行到诏安考察，对这些明代石牌坊群评价很高。郭处长说：象诏安这样门类齐全、保存完好的明代石牌坊群，在全国是少有的。吴处长说：这是福建省罕见的高历史文化价值区，是一笔很大的历史文化财富。1996年9月，福建省人民政府以闽政（1996）36号文，批准南诏镇7座明代石牌坊列为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是：
  夺锦坊，在县前街东段尽头五谷帝庙和文昌宫（文化馆）之前，为明成化四年（1468年）戊子科举人许潜、其子正德二年（1507年）丁卯科举人许判、其孙正德五年（1510年）庚午科举人许选“父子、叔侄、公孙”所立。坊匾正面书“夺锦”，背面书“世科”。许潜是明代诏安第一个乡试中式举人者，故谓“夺锦”，任过平乐知县；许判任过湖广辰州同知，许选任过湖广岳州通判。“世科”指的就是三代人科举中式。
  冏卿貤典坊，在东门中街东段。为“敕赠承德郎南京太仆寺寺丞胡清”立。胡清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丙辰科进士、任过云南按察司副使胡文之父，以子胡文封赠承德郎、南京太仆寺寺丞。“冏卿”是太仆寺卿的别称。
  天宠重褒坊，在东门中街西段。“为明万历甲戌科进士沈鈇父、敕赠南京户部主事沈玺立”。沈鈇，号介庵，万历二年（1574年）甲戌科进士，历任衡阳、郧阳、九江知府。其父沈玺，邑增广生，以子沈鈇封文林郎、广东顺德知县，后晋赠为承德郎、南京户部主事。
  百岁坊，在圣祖街北段威惠王庙前左侧。建于万历八年（1580年），系“明万历庚辰秋为冠带寿民沈仲选立”。沈仲选时年百岁，朝廷下诏建坊，以旌其门。
  父子进士坊，在县前街西段县政府之左，建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为“嘉靖丙辰科胡文、万历丁丑科胡士鳌”父子所立。胡文，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丙辰科进士，任过云南按察司副使，其子胡士鳌，万历五年（1577年）丁丑科进士，任过山东青州知府。
  诰敕申貤坊，在东门中街西段尽头，紧靠文昌官（文化馆）东侧，建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为敕赠奉直大夫知县加知州沈一鲤立。沈一鲤之子沈水，隆庆元年（1567年）丁卯科举人，任过临江府同知。沈一鲤以子沈水封赠文林郎、广西融县知县，后晋赠奉直大夫、广东化州知州。
  关帝坊，在县前街西段、西亭佛寺西侧。始建于天启五年（1625年），系西门内关帝庙的庙坊。在坊匾正面横书“关帝坊”的两旁，有“知诏安县事楚荆朱训、南诏所印张绳武同立”的直书小字，匾背面书“正气行在”四个大字。后因风雨损坏，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四月由监生黄廷举捐修。
  另外，在闽粤交界“漳南第一关”的分水关东侧，有一座功覃闽粤坊，是崇祯年间，“福建广东乡缙绅士民同为大总戎郑芝龙立”。坊匾东面书“功覃闽粤”，西面书“声震华夷”。时郑芝龙任南澳副总兵，“海上诸贼俱为所并”，海氛一度比较宁静，故立坊颂之。
  清代建立的节孝坊，保存完好的尚有5座，它们是；
  节孝寿慈坊，在秀篆镇埔坪村坪石自然村后山坡。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为儒士游养周之妻黄氏立。单檐歇山顶式加两坯，三层，通高6米，宽5米，面阔3间，4根方形石柱镌刻楹联3副。
  节孝坊，在南诏镇县前街中段。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为故勇士洪生妻许氏立。单檐歇山顶式，三层，通高5米，面阔1间，2根石柱镌刻楹联1副。
  劲节凌霜坊，在红星乡下河村。建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故儒士张卢妻未婚守节沈氏立。单檐歇山顶式加两坯，三层，通高5米，宽6米，面阔3间，4根石柱镌刻盈联2副。
  节孝传芳坊，在白洋乡白石村附近祥云大路旁。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为故儒士沈汝舟妻吴氏立。单檐歇山顶式加两坯，二层，通高4米，宽4.8米，面阔3间，4根石柱镌刻楹联2副。
  在太平镇新楼村（旧属景坑村）北侧，也保存一节孝坊。
  良峰古庙考略
  诏史
  诏安是唐玉钤将军陈元光的重要活动地区，诏安的居民又多半是陈元光和他的部将的后裔，所以这里对陈元光等人崇拜特别强烈，奉祀陈元光及部将的庙宇多达10座。其中，列入祀典（由县当局主持祭祀的）的良峰山将军庙，地位和规格仅次州城和漳浦县（原附廓县）。而今，这座古庙已毁430多年，而流传下来的佚闻故事却仍脍炙人口。但因年湮代远，其中有不少是属于以讹传讹者，需要加以订正。兹将民国《诏安县志》的有关记载，结合其他资料，对这座古庙的名称、规制、建立、烧毁等情况进行约略考辨。
  一、庙的名称
  据县志所记，与民间称谓，大约有以下3类庙名：
  （1）唐玉钤将军庙（唐玉钤庙、玉钤庙）
  称“唐玉钤将军庙”者，有明末邑人林日瑞的《唐玉钤将军庙碑》（载县志卷十六《艺文志上》）。
  称“唐玉钤庙”者，有清康熙《诏安县志》总纂戴冠的“良峰古庙”释文：“唐玉钤庙存者石马耳——”（载县志卷三《名胜志·二十四景》）。
  称“玉钤庙”者，上述林日瑞碑文有“……故玉钤庙在焉。”又有清嘉庆间岁贡生谢声鹤的《怀恩竹枝词》：“玉钤庙址草萋萋”（载谢声鹤《雪溪诗钞》）。
  按：这座庙主祀的开漳剌史陈元光，全衔是“泉潮守戍、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据陈元光《清建州县表》，载《漳州府志》），故后人称陈元光为玉铃将军。
  （2）唐将军庙（将军庙）
  称“唐将军庙”者，见县志卷七《典礼志·祠祀》。
  称“将军庙”者，见县志卷四《建置志·祠庙》。
  （3）九落庙（九间九落庙）
  称“九落庙”者，见《建置志·祠庙》“将军庙”条下释文：“即九落庙……”。
  而“九间九落庙”则为民间的普遍俗称。
  （4）良峰古庙
  由名胜名称转化为庙的名称，见县志卷三《名胜志·二十四景》。
  二、庙的规制
  县志对庙的规制很少涉及，仅存片言只语。如《建置志·祠庙》“将军庙”释文：“庙旧九座”；《典礼志·祠祀》“唐将军庙”释文：“庙中六将神像俱全”。据上述点滴资料，说明：①建筑物达九座，②除奉祀陈元光外，也奉祀陈的六位部将。其余一概没有提及。
  按：民间称该庙为九间九落庙，间与落都是座的方言用语。九间九落并提，是语气的加强，并非九间加九落一共十八座之谓，实际上仍只有九座。现存岑头村柔懿夫人庙：上厅三座，中祀陈元光夫妇，两旁分祀陈政夫妇和陈元光之女柔懿夫人，下厅两廊六座，分祀陈元光的六个营将许天正、马仁、李伯瑶、欧哲、张伯纪、沈世纪。九落庙的规制是否如此，因囿于史料，无从臆测。
  三、建庙朝代
  《建置志·祠庙·将军庙》说：“元建，明嘉靖间寇乱庙毁。”《典礼志·祠祀·唐将军庙》说：“庙原在良峰山麓，元时建，嘉靖间寇乱庙毁。”《艺文志上·林日瑞〈唐玉钤将军庙碑〉》也说：“西庙建自前朝，年代不可考。”
  按：林日瑞为明朝人，他说的前朝，指的应是元朝无疑。以上3处记载，都说建于元代，可作定论。
  四、庙毁时间和毁于谁手
  上节所引的几段记载，都说该庙毁于“明嘉靖间寇乱”，但毁于嘉靖间那一年的那一起贼寇作乱却没有写明。我们考卷五《大事记·寇乱》，嘉靖间进扰过县城的寇乱事件（毁庙记载没有明确提到倭寇，故这里排除倭乱），只有三十九年（1560年）六月溪东村钟宗桓等逼攻县城和四十年（1561年）二月饶寇（张琏？）掳掠县城北门外两起。据此，毁庙罪魁不是钟宗桓便是饶寇了，而毁庙时间就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六月到四十年（1561年）二月这九个月间，似乎也可以定论。
  但是，民间传说却把罪名挂在与此相距九十五、六年后的郑成功部将九甲万礼身上，说什么九甲兵火烧溪南堡后，夜过良峰山，宿歇于将军庙，见许多兵将从壁上跳落，举刀枪相向，至天亮寻视庙外却毫无踪迹。因见壁画中人物与夜来兵将相似，便怒不可遏，先用泥土将壁画糊掉，然后再纵火焚庙。九甲兵走后，县城居民争抬神像回城区安置。后来的威惠庙的陈元光像，南坛庙的欧哲像，真君庙的沈世纪像，林家巷村的许天正像，都是九落庙的原物。
  这一传说因有留传下来的神像作证，颇能混淆视听，不少人便以讹传讹，流毒甚深。但只要翻开县志《大事记·寇乱》的记载：“清顺治十二年乙未，贼将黄、万等陷溪南堡”。这与溪南村会真祖（俗称祖公妈）墓碑署“乙未仲冬”是吻合的。顺治十二年乙未即公元1655年，距古庙被毁时间（1560-1561）已近百年。把百年前发生的毁庙事件，挂到百年后的人们头上，岂非笑话！至于如何评论当年坐镇闽南的郑成功抗清部队派部将黄廷、万礼来诏安征募粮饷，遭到溪南抗拒而酿成的这一起惨案，那是另一回事，但将烧毁将军庙的罪名挂到郑成功部将头上，则是歪曲历史，混淆视听，不能不予以澄清辨正。
  入录《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的我县书画家
  沈耀明
  我县书画之风兴于唐代，以后历代书画名家辈出，从明清到现代较负盛名的就有数十人。其中，名录由已故的中国美术史著名评论家俞剑华编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以下简称《辞典》）的书画家多达25位。现根据笔者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这25位书画家的作品和资料，参照该辞典词条，分别予以介绍，其余未录入这本辞典的我县历代书画家从略。
  一、明代书画家
  明代书画家有沈起津、徐登弟、方映辰3位。
  沈起津，字生鹤、号承筏。举天启五年（1625）进士，官至池州司理、户部观政。明亡后，曾率义民在本县山区进行抗清斗争。他工诗、精书、善画。有关典籍记载，沈起津“书画入神品”。
  他的书法用笔奔放，大气磅礴，“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晚期作品钤印为“户部”“沈”“起津”3枚，落款不写清朝年号，由此可以看出书家的强烈反清意识。传世作品有题九侯禅寺大殿的“天竺行踪”，书法纸本有“闲来无事不从容”中堂；题碑有“双屏泰山庙记”。
  同时期以善画名闻一时的还有徐登弟（字柳桥）、方映辰（字星舫）二位画家，都是布衣出身，惜其作品流传甚少。
  二、清代、民国时期书画家
  清代，诏安画坛进入鼎盛时期，人才济济，《辞典》录清至民国时期的我县书画家有18位。
  康瑞（康熙至乾隆年间），字喜子，东山人（时属诏安）。与擅写人物的翁同衡同负盛名。“时有康喜子画百卉，泼墨淋漓”，“善画法佛像，兼山水人物，一抹立就”之誉。作画用笔纵逸，不拘绳墨，能参度己意，而自成一格；他主张笔墨在有意无意之间，形象在似与不似之间。当时其画名蜚声艺坛，《漳州府志》、《福建通志》和《中国画家大辞典》等书皆录入。传世作品有《墨牡丹》中堂、《林下独坐》山水条屏等。
  进入嘉庆至道光年间，主要有沈瑶池、谢颖苏、汪志周三位名画家，他们都是“诏安画派”承前启后的代表，其佳作都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
  沈瑶池（约1810-1888年），字古松，城内人，擅画人物、花鸟、山水，尤长于画鹰。他少年时得其师沈锦洲指授，中年以“自熟精舍”名其画室。写人物沉雄苍劲，用笔豪放；画山水雄浑苍古，风格独特。以“孤冷雅淡”独树一帜，“比之石田、瘿瓢毫不稍逊。”其《雄鹰图》怒目炯裂，劲翮锋棱，有风扶雷搏之势。其画风影响较大，名裁《清代书画家笔录》《中国画家大辞典》。传世代表作有《戏蟾图》《吉庆图》及《五子读书图》等。
  谢颖苏（1811-1864年），字琯樵，号懒云山人等，北关人。他天赋聪颖，少年时曾拜沈锦洲为师学画。中年后，改原字“管樵”为“琯樵”。画家“诗词、书法，篆刻无所不精”，时有“三绝之誉”。画花鸟取法新罗山人，形态生动。尤精墨竹，“林琴南氏评鉴谓之胜过郑板桥”。他师法传统又重视写生。其作品气势磅礴，章法新颖，不管是巨作还是小品，信笔画来，淋漓尽致，法备气至，妙趣横生。
  琯樵曾多次东渡台湾讲学，在日本、台湾享有盛誉。传世佳作有《八哥图》《武夷写生墨竹图》等。
  汪志周（道光至光绪年间），字瘦石。“善墨画花鸟，清雅如华喦”。曾在福建莆城设“澹一斋”画室授徒。“汪志周画花鸟尤臻，下笔如生，其弟子多名于世。”山水得刘国玺意境，颇饶诗意，其弟子多宗其法，诏安画派的影响波及全闽，盛极一时。一代名家林琴南是其又传弟子。传世代表作有《芦鸭图》《古树苍鹰图》等。
  距沈瑶池、谢琯樵、汪志周稍后的还有画花鸟两大家许钓龙、吴天章也活跃画坛，各领风骚。
  许钓龙（咸丰至光绪年间），字禹涯，北关人，题斋名“梅山书屋”。《辞典》称其“善花鸟，为诏安之能手。”笔致高秀，绰有风情，可与古松、琯樵相比美，作品被福建省博物馆珍藏。
  吴天章（咸丰至光绪年间），字织云，城内人。《辞典》称其“善花鸟，墨牡丹尤佳，兼工铁笔。”其写意牡丹笔情恣纵，墨华飞舞，书法作品用笔凝重，四体皆能，并精篆刻，咸丰癸丑年为苾卿先生的砚台作隶书“文字之祥”驱刀如笔，铸刻精妙。他曾任县丞、同知，宦游粤东期间，留下不少佳作，其画名影响颇大。
  此外，同时期为诏安画坛增辉的画家还有许煌，善人物，与沈古松画法一脉相承；沈祖文（字雪湖），精墨竹，为谢琯樵弟子。
  清末光绪年间，我县画坛又涌现了以马兆麟为首的画家群体，他们在传统的笔墨技法上，吸收海派艺术精华，形成异中有同的艺术新风。影响较大的有马兆麟、林嘉、沈镜湖三位画家。
  马兆麟（1837-1918），字竹坪，号子般东山里人等，东山人（时属诏安），光绪乙亥举人。晚年筑“宜宜轩”，时有“诗、书、画三绝”之誉，尤以书画饮誉艺坛。擅写意花鸟，间作山水，笔墨简练，崇尚疏淡。他是当时诏安画派最早师事任伯年并吸收海派艺术风格的画家之一。1910年，其山水四景图曾参加巴拿马博览会，获荣誉奖状，并被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
  马兆麟生前创作了一大批花鸟山水作品，流传甚广，其画风对当时艺坛影响较大。在他的影响下，一批画家如鄞标、沈瑞图以及他的弟子谢东澜、林嘉、沙韵、曾筠等人都学习海派风格，形成一时风尚。
  林嘉（1874-1939），字瑞亭，号东山渔子，东山人（时属诏安），是清末民初较有名气的画家。曾在厦门鼓浪屿、云霄豫园开设“东山瑞亭画室”，名扬海内外。他写人物超拔磊落，躯干伟岸，有任伯年“明快温馨”的格调，作品着色偏重赭石、花青，别开生面。画花鸟“鲜明妍丽”，画风曾一度主导福建画坛。《福建画报》曾刊登其代表作《牧牛图》。精品《达摩图》现藏泉州开元寺藏经阁，被列为国家艺术珍品。
  沈镜湖（1858-1936），号慎草山人，大美村人，是清末民初较有影响的画家。擅长写意人物，画风豪放，用笔遒劲。其画宗法古松，笔追黄慎，又不为传统笔墨束缚。所作人物“一洗时习，独开生面”。间作山水、花卉，格调独具，意境清新。代表作有《吕夫子图》《老翁灌园图》。其画风对当时艺坛影响颇大，是当代名画家沈耀初先生的启蒙老师。
  沙韵，字涛松，马兆麟高足，东山人（时属诏安）。善花鸟，精龙虾，用笔挺秀，年仅30多岁即病故。
  曾韵，字聪松，马兆麟弟子，东山人（时属诏安）。善花鸟，间作山水，孤冷幽淡，画人物神韵稍逊。
  谢东澜，字观有，马兆麟高足，东山人（时属诏安）。以擅花鸟名闻一时，代表作有《百鸟归巢》图。
  谢锡璋（1859-1936），字半圭，号剑波，南门街人，工花卉，精草虫，人称“花鸟虫鱼推老手”，作品流传福建、浙江、广东等地。
  翁正曦，字心田，“善人物，赋彩多用赭石、花青，令人一望即知其为诏安派”。作品流传福州等地。
  鄞标，字小楼，“善花鸟、草虫，有紫藤金鱼图，题曰：“紫绶金章，为世所称”。传世作品有人物四景图，属海派风格。
  许树谷，字友农，城内人。擅写意花鸟，尤以画梅雀、梅鹰、松猴而蜚声一时。所作花鸟走兽形神生动，情趣盎然。
  三、当代书画家
  入录《辞典》的我县旅外当代著名画家有沈福文、沈柔坚、林仰峥、韩柯等。
  沈福文（1906-），著名工艺美术家，新漆艺开拓者，杰出的中国漆画大师。曾任四川美院教授，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擅漆艺，间作国画，喜画墨虾。少年时期，国画曾得其师谢澄波指授，后到日本留学，研究漆艺，现为四川美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美术大师评审委员。其漆艺融中国民族漆艺技术和日本髹艺技术为一体，形成浑厚朴实、深沉润泽的风格。其作品曾被莫斯科东方美术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国立博物馆收藏。论著有《中国漆艺美术史》等书。
  沈柔坚（1919-），当代中国著名画家，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画家少年时期，在家乡仕渡小学就读时习国画，曾得著名画家沈耀初指授，后来继学西画、版画。4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主要从事版画、水彩、水粉画创作。70年代后期至今主要致力中国画创作。其国画作品融中西之长，有中国画的笔性墨趣，有西画的色彩灵动，有版画的雄浑厚实，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作品曾被中国美术馆和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沈柔坚画集》和《柔坚画谭》《绘画与生活文集》等著作出版，并主编过《中国美术辞典》。
  林仰峥（1923-），又名金刃、小林，著名版画家，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抗战时期在《救亡日报》等报刊任美术编辑。其木刻作品参加具有重大影响的“香港的受难”等画展，得到周恩来同志的传令嘉奖。解放后，曾在广东岭南出版社等单位任职，主编《岭南名画家画丛》。其作品以刀法精妙、调子明快而称誉于版画界，且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曾获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并被中国美术馆、天津艺术博物馆等珍藏。
  韩柯（1929-），原名韩学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擅长油画。其作品凝重静穆，善于表现军史题材。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苏州美专和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得到徐悲鸿、董希文等大家指导，画艺大进。毕业后在军队从事美术工作，1958年开始为中国军事博物馆创作了一批重大军事题材的精品。他的油画名作《安玉姬》（与他人合作），由周恩来总理赠给朝鲜金日成主席。曾在英国办个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珍藏，其画名同时入录《中国现代美术家名鉴》。
  诏安方言源流杂考（摘录）
  许沙洛
  诏安地当闽粤之交，历史悠久，文化、物产和交通素称发达。由于与广东省的潮属各县距离既近，往来又频，故人情、风俗、文化、语言等都关系密切。就方言而言，既通于闽南各县，且浸染于潮属。其后，由于诏安往南洋谋生者日众，回乡侨胞又带回不少南洋马来语，夹杂在方言中使用，所以使诏安方言更具特色，丰富多采。
  我对方言不甚研究，只是对其源流颇具兴趣。下面仅将平时收集所得稍加整理，抄录数则，以见我县方言之源远流长，也为文化悠久之佐证。错误和不全之处，尚望读者指正。
  （一）食茶、食酒、食水
  “食”，方音以“3zia”拼读（方音“资呀”切）。
  我县凡液汁入口者，俱言“食”，不说“饮”或“喝”，此其来有自。如《于定国传》：“定国食酒数石，不乱。”唐柳宗元《序饮》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
  （二）乞食
  “食”之方音同上。
  我县对讨饭者不说“乞丐”而言“乞食”。《史记·晋世家》“重耳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方言将动词转作名词用。
  （三）毛
  “毛”，方音以“5bho”拼读（“无 窝”切）。
  “毛”者，无也。方言中凡言“没有”者，都用单音“毛”。此字在典册史书中也见。《后汉书·冯衍传》：“饥者毛食”。王先谦集解引钱大听的话曰：“古音‘无’如‘模’，声转为毛。今荆楚就有此音。”据此，可知我县方言尚保存荆楚之古音。又苏轼请人吃毳饭（按，毳音“翠”，鸟兽的细毛。此词未详）曰：“饭也毛，菜也毛，萝葡也毛。”
  （四）撩理（料理）
  方言所说“撩理”，字多写为“料理”。但《说文》云：“撩，理也。”又云：“理乱谓之撩。”方言指为人办事兼有收拾和整理之意，与古书之义合。《世说新语》：“王徽之为桓冲参军。冲尝谓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当相料理。”按，“撩”为平声，“料”则为去声。
  （五）窣、窣窣
  “窣”方音以“4sun”拼读（思忽切）。
  “窣”拂也。如岑参诗：“请君鞲出看君骄，尾长窣地如红丝。”（《卫节度赤骠马歌》）又韩渥诗：“窣云朱槛好，终睹凤来巢。”（《登楼有题》）等是也。但方言之“窣”虽由“拂”之音转，其义已不是轻拂，相反而是重打。至于叠字“窣窣”，则是作为状声词或形容词用。如方言“后（雨也）窣窣”，状下雨情景兼言雨声，知是小雨也，此又转与轻拂之义合。
  （六）翘楚
  “翘楚”。方言以“5kiao“2co”拼读（“科妖”切，“此窝”切）。
  “翘楚”，语出《诗经·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意思是说：野树生得又高又杂，我把那荆条（即楚）割下。旧以“翘楚”比喻杰出。方言中引申专指某人办事过于认真，对人特别苛刻者。
  （七）弟妇
  “弟”，方音以“Tděi”拼读，（“多挨” 切）
  世俗以弟之妻称“弟妇。”《戴记大传》云：“谓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母乎？”清人梁绍壬也认为；“弟之妻万不可称妇。”但不仅我县如此称呼，即浙杭一带亦如是。参见《两般秋雨庵随笔》。
  （八）点心
  据宋庄季裕《鸡肋编》载：宣和间，有孙卖鱼者，馆宝箓宫道院。上至院，微觉馁。孙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
  方言所指“点心”，也是饥时略进食物之谓也；有时也做为食物之称谓，是动词变为名词。
  （九）簿饼
  “薄饼”方音以“8bo”拼读（“玻窝”切）。
  “薄饼”在一般书上或有些地方叫“春饼”。古代立春之日有吃此饼习俗。据《北平风俗类征·岁时》：“是月如遇立春……富家食薄饼……备各色炒菜，如韭、豆芽菜、鸡蛋等，而以面粉烙薄饼卷而食之，故又名薄饼。”这正是我县薄饼的配料，其食法亦同，只是我县是在三月清明节至五月端午节这段时间才大吃此饼。据此可知“薄饼”一语也有来源。
  （十）排场
  “排场”方音以“5bai，5cian”拼读（“玻哀”切，“此央”切）。
  此本指身份或局而。元曲《谢天香》：“量妾身则是个妓女排场，相公是当代名儒。”方言有“讲排场”一语，即指讲究局面者；也有做形容词用，形容局面或场面之阔气者。
  （十一）横行
  “横”方音以“5hong”拼读（“何翁”切）
  “横行”一词，早见于《周礼·秋官·野庐氏》：“禁野之横行径逾者。”这是说不走大路而在田中乱走之意。而在《苟子》和《史记》中有“横行天下”之句，都是纵横驰骋之意，似无贬义。到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才有“以其横行，则曰螃蟹。”从此才逐渐变成仗势欺人者之写照。方言正是秉成这种色彩。
  （十二）澹薄
  “澹”方音以“Tdam”拼读（“多庵”切）。
  方言之“澹薄”即“澹泊”也。语见《汉书叙传》：“清虚澹泊，归之自然。”此系清静无为之意。亦作淡泊。曹植《蝉赋》：“实淡泊而寡欲兮。”方言由原义引申为“微薄”。
  （十三）靴遮
  “靴遮”方音以“1hia，1zia”拼读（“何呀”切，“资呀”切）。
  方言“靴遮”应是“奢遮”之转音，是双声词。《水浒》第二十四回：“大汉，你不认得这位奢遮押司。”这当作煊赫动人或出色了不起解。在方言中是用于对某人之行为来讲，如说：“你做事不可太靴遮。”此犹云“不露眼”。
  （十四）匾食
  “匾食”或作“扁食”，为饺子、馄饨之类，远在宋朝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引《避戎夜话》云：“金人供上左右寝室皆如法，并吃饨馄扁食，乃金人御膳也，”可知宋，金朝时，已有扁食此种食物。至于饺子之首制，从近年在新疆唐代墓葬中之发现饺子遗物看来，知在唐时的维吾尔人就懂得制作和食用。
  （十五）起动
  “起”方音以“2ki”拼读（“可已”切）。
  方言“起动”，即有劳之意，带有客气之敬词，旧时戏文常用，如“起动你写四个字，是‘天下太平’。”（《陈母教子》）又“起动兄弟多用心也。”（《打韩通》）等是。
  （十六）过事后诉
  “过、后、诉”以“3guě，7hou，3sou”拼读（“哥偎”切，“何乌”切，“思乌”切）
  方言“过事后诉”常用于事过境迁之场合，有明日黄花之意。《论语·八佾》有“侩事后素”句，意为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方言用此谐音而另出新意，为方言别具一特色。
  （十七）不狼不兽
  方言“不狼不兽”是专用于批评某些不三不四、了无成就之人。按《诗经·小雅·大田》中之“不稂不莠”者。“稂”音郎，是禾谷仅能生穗而不能结实者；“莠”音“有”，是形似禾谷之草。是一种贬语。方言是谐其音而又保存其原意。
  （十八）先生
  “先生”是一个很普通的称呼，在方言中还有将其简化为“先”或“生”者。
  方言说“先”者，如“教书先”是指教书先生，对医师亦可称“先”，如对某某医师可称“某某先”，这都带有尊敬之意，由来已久。《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晁错者，颖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句，《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先，即先生。”按“轵张恢先”，即轵县人张恢先生。又如《汉书·梅福传》说：“夫叔孙先非不忠也。”颜师古注曰：“先，犹言先生也。”
  “生”方音以“1s 拼读（“思楹”切）
  方言中对一些有名望的人士，如老师、医师等的称呼，都可简化为“某某生”，这也由来已久。韩愈有文云：“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又李商隐有诗云：“庄生晓梦迷蝴蝶。”这样的例不胜枚举。这些“生”都是“先生”的简化，带有尊敬之义，更不是学生之“生”，读音也不同。
  附外来语数则：
  （1）牛奶布袋方音之“奶”以“1ni”拼读（“娜衣”切）
  “牛奶”是马来话“布袋”原音，这是外来语与本地语同类合并。方言不单说“布袋”，而非加“牛奶”不可，是点明这种布袋是“洋”的而不是“土”的。我县方言像这种将中外同一项语连在一起的，为数倒是不少。详下。
  （2）臭过武索，“武索”方音以“2bhu”，“8so”拼读（“无 污”切，“思窝”切）。“武索”即马来语“臭”之原音。其结构和上条同。
  （3）蛤帕剌武索，方音以“4gam”，“1pa”，5la拼读（“哥庵”切，“坡阿”切，“拉阿”切）。“蛤帕刺”是马来话“头”之原音，“武索”是“臭”，头臭即臭头也。
  （4）马干，此即马来话“吃”的原音。方言常说：“大家来马干”。
  说明：
  1、拼音之左上角数字系标明诏安方音八声之顺序。如“1东2懂3冻4卓5同6〇7洞8独”、“1分2粉3奋4忽5云6〇7份8佛”（第6字有声无字）。
  2、括弧内之切音有注 字者，系指白话读音，以区别于文字读音，如“人”字之文读音同“仁”，白读音同“兰”。
  诏安谜坛话今昔
  郑昆吾
  诏安灯谜，源远流长，有史可证的是清朝末年，先后涌现了黄开泰（道光进士）、林壬（光绪进士）、马近光（同治孝廉）以及沈坤年、张绳武、张俞等著名谜家，在他们的努力研讨和倡导下，谜事活动日趋活跃，进一步融汇了南宗北派的精华而自成一体，逐步摆脱了灯谜只在文人骚客中流行的旧习，走上了大众化的道路，为诏安谜坛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
  清末民初，已基本上实现大众化的我县灯谜，开始走上街头，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活动。逢年过节，特别是元宵、中秋佳节，制谜人设计的谜车（手推车）上端饰以纸扎的老虎（灯谜有文虎之称），下面挂或圆或方的燃着灯烛的灯笼，灯笼外面贴着谜笺，沿街徐行，让人猜射。这一时期的谜笺也有特色，书写布局十分讲究，每则谜笺都盖有制谜人的图章。那富有诗韵的谜文，各种字体的书法和精工篆刻的图章构成了三绝，这无疑是一件艺术品，这种风格一直沿袭至今。
  后来，谜车又被称为“虎头牌”的谜牌所取代。谜牌系一方形灯笼，由健壮者举着行走，基本与谜车相同。随着爱好者的增加，谜台也应运而生了。谜台又称谜坛，通常设在较为宽广的地方，台上贴满谜笺，由主持人司鼓，台下设几排座椅让个中好手安坐。
  （二）
  解放后不久，旅居新加坡的我县华侨涂渺沧先生率先给家乡寄来了他自己创作的大量谜作和举办谜会的经费，经当时的县委统战部长刘锡平同意，在县文化馆大院举行了首次谜会。谜会由林仲姚主鼓。以后，每逢节庆时间，都由宣传、文化部门约请林仲姚、沈光等老师主撰和主持谜会，寓教于乐，既宣传了各项中心任务，又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此时的谜事活动还延伸到广大农村，部份乡村政府和学校也常举行谜会。如上陈村的陈桂清先生就曾多次自费举办过谜会。诏安中学的陈风、林德男、沈碧顺等人，在校内也多次举行过谜会。归侨许秀峰（时任侨联主席）和叶楠也曾以个人名义举办过多次谜会。因此，这一时期，以林仲姚、沈光为首的诏安谜坛，人才济济，虎将辈出，能猜善制的有许长龄、陈桂清、许达聪、许秀峰、叶楠、林呈济和年纪较轻的林淮江、黄钟麟、陈风、林德男、沈碧顺等。
  为普及灯谜知识，让更多年轻人熟谙灯谜技巧，在林仲姚的主持下，还由陈风执笔编写了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漫谈灯谜的体和格》，系统地介绍了谜体、谜格，并附有相应的谜作，为诏安的谜坛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
  至此，诏安的灯谜已形成独自的风格，除开猜时击鼓为号，以鼓点表示猜中与否外（这与潮汕地区基本相同），最具特色的是设“灯猜头”和“灯猜尾”，这在全国谜坛上是绝无仅有的。所谓“灯猜头”，就是用大红纸书写的谜笺（其他谜条均用白纸），在开猜伊始首先贴出3至5则，多为应景之作，难度相对较大，一般要点出是次谜会的主题，如以元宵谜会“今夜月明人尽望”骊珠格猜“首都仰光”，春节谜会以“新春如意”猜词牌《端正好》等，谜会将结束时出的最后一则谜笺谓之“灯猜尾”，其难度相对较小，多是谦恭礼让之词或其他吉祥之语，如以“后会有期”猜影片各二《希望》《重逢》，以“皆大欢喜”猜县名“长乐”等。灯猜尾一被猜中，谜会便告谢幕。
  诏安灯谜在向大众化发展中，谜材也出现了质的变化。解放前盛行的四书、六才、唐诗、宋词等谜材逐渐减少，本地俗语，口头语和地名、鱼名等通俗题材日渐增多，逐步达到雅俗共赏。此外，我县灯谜还多用谐音手法，而且谐的是本地方言，外地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现象延续到八十年代初才逐渐转变。
  （三）
  文革的狂风骤雨，使灯谜这朵艺苑奇葩红衰香销，多少人因制谜被无限上纲、恶意曲解而遭到严厉批判，人人“谈虎色变”，不敢再问津。当然，有一些年轻的爱好者，三五成群，仍偷偷的搞“地下谜会”，使灯谜艺业得以延续下来。
  到1972年国庆节，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自我爆炸的第一个国庆，举国欢腾，万民齐乐。在此情况下，总工会干部林呈济以县文化馆的名义在中山路新华书店门口举行谜会。因时隔6年的灯谜重新亮相，所以谜坛上的新兵宿将以及爱好的观众近千人都涌出来，几乎把中山路的交通截断了。此后，每逢五一、中秋、国庆、春节、元宵都由林呈济主撰或主鼓，热热闹闹地持续了好几年。在此期间，又有林建发、沈大琛、许育智、傅喜生、郑昆吾等一批谜坛新秀脱颖而出，使诏安谜坛呈现一片生机。粉碎“四人帮”后，文化艺术领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各地的灯谜组织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1980年元宵，龙溪地区九县一市首届灯谜会猜在漳州市举行，我县派出以许建家为领队，黄钟麟、沈大琛、郑昆吾为队员的代表队参加了比赛，分别获得团体竞猜和团体竞制的第3名，郑昆吾、沈大琛分别获得个人竞猜的第3名和第6名（并列）；漳州市代表队的诏安籍谜手沈碧顺、杨炎木分别获得个人竞猜第2名和第3名。但在这次谜会上，也暴露了诏安队的严重弱点，就是对外地颇为流行的骊珠谜和隐目谜竟不知其所云，严重影响了竞赛成绩，这不能不说是缺少与外界沟通的结果。
  （四）
  “知不足而发愤”。漳州谜会之后，我县谜人意识到因自己的闭塞而落后于友地，所以成立灯谜组织走出县门成为燃眉之急。在县文化馆的支持下，遂于1980年5月成立第一个灯谜组织——诏安县文化馆灯谜组，广泛开展对外联络，积极参与省内外各兄弟组织的函寄会猜、命题创作等联谊交流活动，并于1981年编印了《诏安灯谜选集》，首次刊登谜组成员的作品，也选刊了本地前辈谜人的谜作。1983-1984年又分别编印了谜集《春灯》1、2期。谜组成员黄钟麟还在1984年国庆节前去晋江蚶江参加“第一届全国侨乡谜会”，这是诏安谜人首次参加本地区以外的谜事活动。1985年元月，在林呈济的倡导下，县总工会职工灯谜组成立，3月，又扩大为职工灯谜研究会，由林建发任会长，沈碧顺、林贵通任副会长，伊萍任秘书长，并编印了谜刊《丹华谜坛》第一期。
  1985年2月，经县文化局批准，诏安县怀恩谜社正式成立（县文化馆谜组同时撤销），由文化馆副馆长沈春福任社长，郑昆吾、沈大琛任副社长，黄钟麟任秘书长。为了普及灯谜知识，怀恩谜社和职工谜研会分别在这一年的7-8月先后举办了“灯谜讲座”和“灯谜培训班”，同时吸收一批青年灯谜爱好者加入谜社（会）。
  1986年国庆节，县文化馆和怀恩谜社联合举办了全国灯谜函寄猜，历时3天，悬谜3千多则，受到了广大灯谜爱好者的欢迎。
  1989年4月，通过《泉州晚报》悬谜征射入围，郑昆吾，许育智、郑育斌组队参加在蚶江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侨乡谜会”。在好手云集的竞赛中，荣获仅次于漳州队和华联队（由绍兴、杭州、南昌3地高手所组成）的团体电控竞猜第3名，比由福州、莆田、永安三市组成的“福联队”还列前1名。同时，许育智获个人最佳射手奖；郑昆吾的谜作“天王无奈悟空何”猜词牌“转调二郎神”获最佳谜作奖，郑昆吾、许育智、郑育斌还分别获“命题创作”佳谜奖。
  通过这次谜会所显示的诏安灯谜的雄厚实力，引起了省内外谜界的注视。当时，省职工谜会刚好在蚶江召开理事会，商讨召开省职工第10届谜会的相关事项。理事会特别邀请郑昆吾列席会议。会议鉴于诏安的灯谜水平完全足以在省级谜会中参加角逐，便决定从第10届开始，邀请诏安组队参加。斯后，诏安连续参加了第10届（晋江）、11届（厦门）、12届（福州）、14届（泉州）、15届（三明）谜会，都取得较好成绩。特别是在县谜协成立不久的1993年5月，成功地承办了省职工第13届谜会，充分体现了我县谜界不仅能猜善制，而且具有组织大型谜会的能力。至1990年5月，诏安青少年谜协成立（会长徐坤荣，副会长郑育斌、沈惠顺），并出版会刊《隐趣园》，我县谜坛共拥有会员150名，涵盖了老、中、青各个阶层，雅俗共赏的谜事活动盛况空前。
  （五）
  诏安灯谜之昌盛，固然是由于谜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但与各级领导的不断关心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1992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50周年，县委宣传部、文联和有线电视管理站联合举办了“诏安县首届灯谜大赛”，来自乡镇、工人、机关、学校和灯谜组织十二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县政协副主席沈耀喜，文联主席许仪周、副主席黄茂山和有线电视管理站站长沈来生都出任谜赛的评委。这次谜会的举行，把诏安谜事活动推向新高潮。
  9月，沈耀喜率诏安代表队参加了在福州举行的省职工第12届谜会，获得了团体总分第3名的佳绩。会议期间。沈副主席代表诏安接受了承办省第13届职工谜会的任务。会后，为办好这次省级谜会，县委宣传部、文联等有关部门作了大量工作，经过充分筹备，于当年12月正式成立“诏安灯谜协会”，由郑昆吾任会长，徐坤荣、沈大琛、林建发、许育智任副会长，傅喜生任秘书长，并聘请沈耀喜为名誉会长。谜协成立时，海内外各灯谜组织和部份著名谜家，寄来了大量的贺电、贺信、贺诗（词）和谜作，随后举行了全国灯谜函寄展猜，向诏安谜人展示了各地谜作的不同风格。广东饶平的谜友郑德男、漳州谜协的诏安老乡杨炎木专程来诏参加并分别主持了一场谜会以表祝贺。
  翌年，县谜协会刊《怀恩谜苑》创刊号出版，沈耀喜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并写了序。1994年编印《怀恩谜苑》第2期。沈耀喜主席为谜会的成立、十三届谜会的顺利举办、谜刊编印以及灯谜活动的开展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诏安的灯谜队伍，在海内外谜界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劲旅。1994年在保定举行的由全国文联民艺家协会主办的“中华灯谜国手赛”，是迄今级别最高的谜赛（参赛者为省级谜会连续三次获第一、二名者），前10名国手中有2名是诏安人（张卫平第2名，郑育斌第4名）。第一个创办文虎基金会的台湾高雄沈志谦是诏安人，第一个以烟名为谜材而正式出版成书的沈鸿章也是诏安人，在新加坡《联合晚报》发表谜论、谜评二百余篇的杨炎木也是诏安人。近几年来，莅诏交流访问的谜家不胜枚举。其中，有新加坡的黄叔麟，泰国的卢山夫，台湾的沈志谦、叶明冬、徐添河，香港的张伯人，刘雁云以及辽宁、湖南、广东等地谜坛师友。县谜协正拟于近期内编印《诏安灯谜精选》（暂名），以向海内外谜界展示我县灯谜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弘扬国粹，光大诏安谜坛。
  诏安民歌丛谈
  沈汝淮
  诏安民歌，历史悠久，千姿百态，丰富多采。著名诗人林林在《〈榴花红〉序》中写道：“《榴花红》集子采用诏安的民歌很不少，我是这个县里人，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多年了，本县的方言大多已经忘记。这次读了那些歌谣，乡土气息十足，觉得很亲切，好象回了家乡，跟乡亲们在一起一样，不知怎么，也许是唤起往事的印象，自己也觉得年轻了。”长期以来，诏安民歌是接受外来音乐的浸透和本地地理环境的薰陶而形成的，它与人们的生活习俗有着密切关联。主要歌种有畲歌、山歌、洗佛歌、龙船鼓歌、小调、锦歌、佛曲、儿歌等。
  畲歌原是畲族民歌。诏安原是畲民住地，唐时，南下开疆的河南人进入闽南后，畲民逃进山区洞里（也有的流入潮汕），居住在诏安的乌山至广东凤凰山一带。之后，虽逐渐为汉人同化，但畲歌却因深受人民喜爱而在民间一直流传下来，成为诏安的一种主要歌种。它歌词优美，旋律明快，不用音乐伴奏也随口可唱。过去唱畲歌者以青壮年妇女为多，他们常是聚集一起，一边从事手工操作，一边唱歌；一人唱出前4句，一人唱出后4句，故称“答畲歌”。内容多是反映青壮年的理想、情感，婚姻和劳动生活等，表现手法常借物起兴，引入主题；格式上每首8句，前后各4句，7言居多，有如《诗经》中的《国风》一样采用反复手法，表面看来，前后两段，内容颇似，但一经演唱，意味深长，这正是保留着原有畲歌的“三条变”结构形式，即把第一条的1、2、4句的尾二三字改变一下（第3句不变），就又成另一条，再变又成了另一条。每首歌的1、2、4句押韵。好的畲歌，还讲究平仄。表现青年男女爱情的：
  刺仔花，开一抛，阿妹掼饭到田头。
  保庇阿兄年冬好，金钗重重打一抛。
  刺仔花，开一枝，阿妹掼饭到田边。
  保庇阿兄年冬好，金钗重重打一枝。
  表现在封建社会妇女受尽封建礼教摧残的：
  长苎好织无秕头，家官气苦目汁流。
  怎得家官象父母，怎得云开见日头。
  长苎好织无秕丝，家官气苦目汁啼。
  怎得家官象父母，怎得云开见日时。
  诏安畲歌的曲调，现在虽然很难找到与具有典型意义的畲族民歌的音调有直接联系，但它与本地民间歌册的唱法却很接近，而在旋律上又有所发展，音乐语言也较为丰富。福建师大副校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王耀华在《畲汉民歌相互影响交流四例》一文中对此作了专题论述，指出：“诏安畲歌是畲词汉曲，是畲族民歌被汉族人民所吸收、改造的产物。”在1956年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我县歌手黄海英演唱了《新打酒瓶白披披》《怎得云开见日头》和《阿公爱吃韭菜汤》等畲歌，获得了节目奖、演出奖和演员奖。我县的业余文艺工作者萧路等，在五十年后期还曾用畲歌的格调创作了一批新畲歌，先后在福建日报、福建侨乡报的副刊发表，以后又被收录入省委宣传部编的《福建民歌》。
  客家山歌是分布是在秀篆、官陂、霞葛、太平和红星等地的客家人爱唱的山歌，内容丰富生动，语言朴实含蓄，比喻新颖活泼。如：
  进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
  树死藤生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
  情歌是客家山歌的主要部分。在旧社会里，它是青年男女倾诉相互爱慕之情，冲破封建枷锁的精神武器。如：
  敢唱山歌敢大声，敢放白鸽敢响铃。
  灯芯拿来搭桥过，有心相爱敢同行。
  在革命年代，还出现了争取民主解放的客家山歌，如《十劝妹》其中一段就是这样直抒胸膈的：
  二劝妹来心莫愁，莫怕革命被杀头。
  革命事业大家干，穷人造反起风云。
  妹啊妹，要打豪绅当头阵。
  客家山歌的形式大多是7言4句为一首，第1、2、4句押韵；少数的每首5句，1、2、4、5句押韵。内容有一首一事的，也有几首连唱一事的，也有一唱到底的长歌，群众唱山歌，有独唱，有对唱，也有的在相对两个山头，一边是男，一边是女，你一首，我一首，对答联唱。
  洗佛歌用诏安方言演唱，曲调清新明快，旋律优美。产生的年代与佛教的兴起分不开。人们为了纪念释迦牟尼脱俗成佛，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各寺庙案供佛像，焚香祈拜，用香水洗佛身。这一天称为“洗佛节”。随后，一些和尚下街串巷化缘，手捧菩萨偶像到各家巡家门，供人焚香祈拜，并唱出一些“神灵庇佑，消灾去祸”的佛曲，很受人们欢迎，并捐钱给菩萨买油香。后来，又逐渐固定在正月初五后至元宵节为菩萨巡家门的日子。每逢菩萨上门，人们就在家内焚香祈拜，僧人在门口唱“洗佛歌”。洗佛歌词内容有劝人和睦为善的“十和顺”“十喜舍”等，大多是通过以十二个月的四时景致，或者以节气、果子名称，来宣扬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它的曲调随后也有所发展，以佛曲为主，再吸收民间乐曲，创作出优美的歌曲。后来，由于“洗佛”的广泛开展，又逐渐出现了不少专门演唱洗佛歌的艺人，如北关的许乌净等，在演唱中还配上了打击乐器（如手鼓、小钹、月锣、引磐等），增加演唱人数至3-4人，并改进了领唱（司鼓）、伴唱、齐唱的搭配，形式活泼，气氛热烈，使洗佛歌趋于定型。据艺人们回忆，原来的洗佛歌有三四十曲，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平板、反调、佛号、四季莲、海会音、五尊佛、落山调、鼓山调、水车调、倒划船调、渡冰调等10多曲，歌词较完整的也只有十和顺、十喜舍、百花词、果子歌、百花开、十二月花、十二归空、花会歌、廿四孝歌等10多首和数首片断歌词。在1956年参加福建省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时，我县歌手陈正勋、许乌净、黄海英演唱了洗佛歌《百花开》，获得节目奖、演出奖和演员奖，陈正勋、黄海英还在1957年晋京参加了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现在，洗佛歌是福建省的一种主要歌种。
  龙船鼓歌又称“贡王歌”。过去，北关广美庙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起到端午节的每天晚上，群众都列队敲锣打鼓，沿街徐行，高唱歌曲。歌唱队列是：2人高举庙宇灯笼为前导，其次是一群手执小旗子的队伍，接着是2人抬大鼓，由击鼓者领唱，敲锣者伴唱，帮唱的群众尾随于后，有时唱歌队伍增至近百人，他们所唱的歌称“龙船鼓歌”。后来，北关真君亭、妈祖庙、佛母堂等寺庙也仿效唱过龙船鼓歌，给节日增添了无限欢乐。
  龙船鼓歌气势蓬勃，演唱者以高音实嗓演唱，歌中衬词拖腔很多，别具风韵；它的歌词以咏叹古人和名胜古迹等为主，曲调有《九侯岩》《橹呀橹》《正月里》等，这都是根据龙船鼓歌歌手许壬泽、许妈发演唱记录的。1956年龙溪专区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时，许壬泽、许妈发登台演唱，博得好评。随后，以诏安龙船鼓歌《九侯岩》为主曲，配上云霄、漳浦的龙船歌曲调，填上悼念屈原的歌词，定名《祭江歌》，由我县民间歌手陈正勋领唱，黄海英等伴唱，在1957年晋京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时编在开幕式后第一个节目演出，收到很好的艺术效应。翌日，京城很多报刊都刊载了《祭江歌》的演出盛况和剧照，给予高度评价。
  小调又称小曲，多由外地传入，受本地语言和民歌、戏曲音乐的影响，别具风格。诏安历史上曾有小曲馆（包括唱昆曲、南词），演唱者多是外地人。曲调有《灯笼歌》《怀胎调》《补缸调》《叹五更》，曲目有《大小争风》《烟花告状》《十八摸》等。以前的“楚南”和“醉玉”汉剧班也经常插演小曲节目。潮剧班也曾吸收过小调唱腔。
  锦歌为外来歌种，是受闽南戏曲、南音和民乐等影响而形成的一种说唱音乐，流传于漳州及闽南各县。诏安锦歌原由西沈村盲人沈荣利从漳州拜师学来，唱时自弹月琴伴奏。由于诏安的语言和民歌、戏曲与漳州等地有别，入诏安后的锦歌也成为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歌种。曲调有《送哥调》《四空调》《七字调》《倍思调》等，歌目有《陈三五娘》《乾隆君游江南》《吕蒙正》《九婶婆》等。后来，溪园村盲人沈卖拜沈荣利为师，师徒两人唱遍四乡六里，很受群众欢迎，诏安广播站也经常播放他们的锦歌。1970年前后，师徒相继亡故，诏安锦歌遂逐渐失传。
  此外，诏安民歌的种类，还有人们在劳动和生活中创造的大量生活劳动歌。如抗日战争时的《唤起民众千万万》《打得倭寇叫哀哀》等，解放战争时的《送郎当兵》《十劝妹》等，还有《长工歌》《牧牛歌》《游艺歌》《思君歌》《丈夫过番无信返》等。还有僧人做佛事时所唱的佛曲和深受儿童喜爱的《天乌乌》《草蜢公》等儿歌等等。
  诏安民歌由于在福建省民歌阵容中占有重要位置，所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选编时，曾收诏安民歌25首，其中洗佛歌11首、龙船鼓歌4首、畲歌3首、儿歌2首、小调1首、牧牛歌（劳动号子）1首，读书歌、叫卖音调3首。
  诏安工艺美术概况
  吴友元
  工艺美术是艺术的一种，是同社会生产有直接联系的物质文化之一，具有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双重属性。它和人民生活紧密相连，通过衣食住行等生活各个方面服务于人民。
  我国历代的工艺美术是劳动人民、匠师、艺人的智慧和创造的结晶，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内容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我县工艺美术，由于年代久远，保留下来的工艺美术遗产很少，这里只就笔者了解的作个简略的介绍。
  一、陶瓷
  我县的陶瓷工艺历史悠久。在梅岭镇腊洲山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早期贝丘遗址上，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印纹陶器片、陶纺轮等，印纹有绳纹、堆纹等，在官陂镇的陂里后山，彩霞村北山、溪背岭，在霞葛镇下河村弯门山顶、石桥村老虎首山顶，也发现有商周时代的印纹陶片、纺轮等，说明我县先民使用的日用器物已进行美的装饰。
  宋代是我县瓷器生产的兴盛时期。深桥镇双港村的肥窑和赤水溪村的侯山窑等宋代瓷窑遗址，都发现了碗、缸、香炉，花瓶和瓷罐。至明代，秀篆的上磜、埔坪，官陂的上官上碗窑，霞葛的下河等也都是瓷器产地，生产的瓷器日用鼎上绘有兰花、“寿”“财”等青花的字或画。
  清康熙时有云霄县3户人家迁来新安村定居，建窑制陶，使该村逐渐成为专门生产水缸、坛、壶等陶器的地方。抗战期间，广东省潮州枫溪有20多人逃难到新安，带来潮州的制陶技术，使产品更坚实，色泽更美观。
  解放后，陶瓷行业迅速发展，引进新工艺、增加新设备、制造新花色，现我县生产陶瓷的企业有10多家，主要分布在太平、秀篆、官陂、红星、西潭、深桥等乡镇。
  深桥营兴工艺制品厂生产的美术碎釉粉彩陶瓷工艺品，经省级鉴定为国内先进技术开发新产品。他们在瓷器表面以新材料设色彩绘，并以高温碎纹处理，使产品花纹的立体感强，色调柔和，高雅大方。该厂生产的花瓶、笔筒、挂盘、箭筒等工艺品畅销省内外，有的还出口东南亚一带。
  深桥艺陶厂生产的花釉陶工艺品，坯料细密、做工考究，在黑底釉层上加上其他彩色釉料，利用釉水的流动性，互相渗透融合，幻化出许多不同的图形和色调，常能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既含蓄又丰富，既古朴又有新意。主要产品有人物、动物雕塑、花瓶、壁挂、椅垫等。
  二、家具
  我国家具素以工艺精湛著称，至明代更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我县的家具行业历来也兴旺发达，许多清代遗留下来的家具至今还金碧辉煌、坚固耐用。如旧式架子床，正面两条床腿有高浮雕的龙凤、鹤鹿等图像，床两头和背部的“遮风”，四根立柱撑着的“蜘蛛顶”和“床篱”，都装镶雕花配件，“遮风”还绘着象征吉祥如意的人物、花鸟画。此外，桌柜、矮柜、箱柜、镜台、挂巾面盆架、衣架等产品也都既实用又美观，其造型和雕塑的花饰都配套协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现代家具逐渐取代古式家具。近几年，西方板式家具更占领大部分市场，而红木家具也异军突起。红木家具以进口酸枝、花梨、波萝格等优质木材为原料，加工制成太师椅、连帮椅、几桌、圆桌等仿古家具，雕刻龙凤、牡丹等吉祥图案，有的还镶嵌珍珠贝饰件或大理石，产品古色古香、高贵雅致。现我县城乡有红木家具加工场近40家，年产2万多件，产品销往省内外。
  三、染织、服装
  染织、服装工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据考证，石器时代遗址便发现了磨制的骨针，我县腊洲山新石器遗址中发现有陶纺轮。这说明当时的我县先民已能纺织和缝制简单的衣服。
  唐代，随着中原兵、民大批进入闽南，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工艺技术。到明代，福建发明了軠机和改机，织布技术又有了很大的改进。当时，织布机已十分普及，一般人家皆有斜织机。斜织机我县称为“九归”（也有人称机器归），布匹的经面与机座成倾角，脚踏提综，双手以梭子来往穿引纬纱。织布的棉花多来自外省，史称“糖去棉花来”。还有用土产的布蕉茎纤维织成的蕉布和用苎麻织成的葛布.或以棉纱间苎丝织成的“假罗布”。织成的布匹有的还要经过漂白、染色、上腊、砑光等工序。砑光用一种元宝形的“踏布石”。染色用青靛等植物染料，城关南关东路墘一带原有许多染坊。1926-1928年，李绍光、沈镇荆办起华强染织厂，引进的小型铁木织布机仍用两脚踩踏，但不要用手抛梭，提高了功效，又加宽了布幅，可惜经营时间不长。
  清末民初，在现南峰影院一带还有种桑树，养蚕缫丝，现称“五十四间”的一些房子即是以前的加工场。
  古代民间的服装大多是自家妇女剪裁缝制，也有专门为人缝制衣服的女工，近代才有小型缝纫店，多为师徒数人。解放前，较出名的缝纫店有“剪剪花”等，主要加工旗袍、汉式衫等。
  解放后，在五十年代，手工业联社把一些个体缝纫店组织起来，成立缝纫社，后改为服装厂。
  六十年代，县外贸公司联系刺绣品加工业务培训了14000个刺绣女工，以手绣、机绣、钩花、编织等工艺方式加工台布、被单、枕套等10多种花色品种出口。
  八十年代，陈燕娥办的金马时装厂，生产的床上用品素雅美观，产品销往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在东北街，还有数十家个体加工运动衫裤的小企业，形成“纱衫一条街”，有工人数百人。同时，在城乡还有数十个毛衣编织加工点，分发给数万人编织，产品经广东、香港总厂漂洗，烫平、包装，销往欧美一带。
  现在全县还有外资、合资、集体、个体服装厂10多家，生产西装、时装、恤衫、童装、毛衣、风雪衣等品种，销往国内外。
  我县还有传统织带工艺，至迟在清代已使用编织的带子，作为裙围带、斗笠带和服装花边，以前织带以腰机编织，织成的带子缠绕在腰间。解放后发明了“带规”，这是一种小型编织机。带子是以蓝白两种颜色的棉纱，编织成图案，文字。1956年，画家郁风曾特地到我县采集织带资料。
  四、雕塑
  雕塑是雕、刻、塑三种工艺制作方法的总称，其形式一般分为圆雕、浮雕和透雕。透雕是介于圆雕和浮雕之间的一种工艺，在民间雕刻中，常用此种技法。我县雕塑工艺品的主要材料有泥、木、石、瓷、牛角等。
  彩塑
  彩塑是我国雕塑传统之一，大型泥塑先用木条钉成基本骨架，经缠绕麻、棉纱，外面再以泥土塑形。塑像经阴干后再上色漆，有的还贴上金箔。我县古代彩塑神像经历多次劫难大多已无保留，现有寺庙供奉的神佛像多数是“文革”后重新塑造的。如东岳庙、九侯禅寺、斗山岩佛寺、南山寺等处的彩塑神像造型准确，形态生动，堪称佳品。
  木雕
  木雕是以龙眼木、樟木、楠木、杉木等为原材料，经截锯、打坯、修光、磨光、上色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工艺品，作为神佛雕像、建筑或家具装饰、艺术摆设等。
  我县现存木雕历史最久的是保存在内凤私人家中的宋末元初的一座楠木关帝像，传为重开南诏许姓一世祖耐京的夫人的陪嫁品，还有林巷大庙祀奉的昭应侯许天正雕像。许天正雕像塑于元代，原供在“九间九落庙”，明嘉靖间庙毁，被林姓人负出，移祀于此。雕像为香木刻造，高200厘米，身宽85厘米，端坐在木质围轿上，保存基本完好。
  明清时代，我县的木雕技术已趋精湛。现存明代的武庙、城隍庙，清代的朝天宫等，其建筑构件如斗拱、檐角、格扇等都有许多木雕装饰，采用浮雕或透雕技术，图形为龙凤、莲花、草尾图案等，造型精美，线条流畅。还有许多樟木圆雕的神佛雕像。
  我县木雕工艺，其源出于外地来此谋生的能工巧匠，较为出名的有广东大埔的黄善。本县人也有善于木雕技艺的。清代著名书画家谢琯樵曾为自己雕刻一全身像，形神兼备，四肢可活动。民国时期，灯笼街有一李姓师傅专门从事雕刻关帝、观音等神佛像，颇有名气。
  以前很多建筑的名师大多兼有泥塑、木雕技艺，如解放前后的沈国征（澳治）、林锡琴等都擅长建筑配件的木雕。
  清代以后，诏安盛行在家具、屏风、门窗等镶嵌木雕配件，以樟木雕成龙、凤、松鹤、蝙蝠等图形，精致细腻，有些甚至有3至4个层次，木雕坯件再经油漆贴金，成为金漆木雕。
  1964年，县手联社组织工人往泉州学习龙眼木圆雕工艺，组建工艺社，产品有渔翁、寿仙、狮、象、面谱等30多种，经福州验收后销往东南亚一带，较出色的技师有吴拱垣、沈振明等。
  “文革”后，遭破坏的庙宇、宗祠纷纷重新修建，并雕塑大量的泥塑木雕神佛像。
  根雕
  本世纪七十年代，受外地影响，我县开始有人学习根雕制作。产品以本地的抽木、龙眼、相思树的树根和竹根为材料，根据其自然形态，精心构思，经截锯、修整、磨刻、上光等工序，制成人物、走兽、飞禽等造型。作品在似与不似之间，奇崛而有情趣，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妙。
  1987年，县园林协会举办第一次根雕展览，以后每年至少举办一次，现有许俩和、涂光孝等30多人潜心于根雕艺术。
  1990年，许俩和的作品“龙”入选《中国根雕大全》画册。
  角雕
  角雕是1988年从哈尔滨引进技术的新型工艺品，利用牛角、羊角为材料，经切片、模压、磨刻、抛光、粘贴等工序，构成立体或浮雕的工艺品，有人物、动物、瓜果、草虫等造型。产品晶莹剔透、斑斓水滑，具有玉石和琥珀的质感，是名贵的室内装饰品和旅游纪念品。诏安角雕厂是福建省内唯一生产角雕工艺品的企业。其产品1988年获省科技发明三等奖，1989年参加新加坡工艺品展览会和巴西国际博览会。吴友元、杨喜荣、朱镇标创作的《湄洲妈祖》入选省二届工艺美术精品展，并被选送北京参展。
  色瓷剪雕
  色瓷剪雕流行于闽南、粤东一带，我县称“铰碗料”，主要作为庙宇、祠堂、牌楼等建筑的装饰。在屋脊、墙头、垂拱头、悬山掩板等常配上色瓷剪雕。
  色瓷剪雕先以“糖水灰”和红瓦块雕造骨架，再根据画面的需要剪取不同色彩的瓷片粘贴在表面，主要造型有花卉，鸟兽、龙凤、人物，还有表现戏剧故事的情节，造型生动、精巧玲珑，色彩艳丽，经历百年风雨而不变质，与传统的建筑协调而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我县现存的文昌宫、武庙、南坛庙等建筑都装饰有精彩的剪雕作品。现代较著名的剪雕师傅有沈面龟、许马葵，沈国征（澳治）、沈淮东（冬瓜）等。
  五、盆景
  盆景艺术在我县有悠久的历史。古代，一些文人学者便开始种盆景，到清代，已蔚然成风。解放后，盆景更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县园林协会有会员100余人，而热爱盆景、动手栽培者更有数千人之多。
  我县的盆景大多选取榕树、榆树、福建茶、九里香、鹊梅、罗汉松等树桩，经删剪、捆扎、嫁接、雕琢、弯曲等手法，经过长时间的修整栽培，才能形成奇特的造型。有精致的小品，也有气势恢宏的大作。
  近现代较知名的盆景家有黄耀煌、林友石、吴佑滋、黄百可、沈荣添等。现不少经营盆景的人拥有几百盆精品，也有的以此为业，产品销往广东、漳厦、港台等地。
  1991年漳州水仙花节，沈荣添、沈琼麟、许华生有4件盆景获奖。
  六、金银工艺制品
  我县金银工艺制品的起源很早，明清时代已极普遍，民国时经营加工的店铺便有“华德”“天章”“和发”“集盛”等10多家。
  金银工艺制品分首饰和日用品两大类，有手镯、戒指、项链、耳环、裤带、帐钩等几十个品种，造型多以象征吉祥、如意、平安、福寿等题材进行设计，把金银丝、片通过编、堆、穿、镶等技法，制成造型精巧、富有诗情画意的装饰品。
  近年来，金银工艺制品的加工工艺逐渐由纯手工操作变为模铸、机器刻花、冲压等半机械加工，产品更精致细腻，样式更丰富多彩。现全县城乡金银加工店铺发展到近百家。
  七、制笔
  毛笔是我国一种独特的传统书写绘画工具。
  1976年，我县西坑村徐松君、徐仲飞父子以海鸟羽毛为原料，经过选羽、洗涤、扎笔蕊、装杆等20多道工序，制成“紫羽春花”毛笔。多年来不断改进，质量不断提高，花色品种也逐步增加。“紫羽春花”笔刚健婀娜，作画产生特殊效果。方毅、肖劲光、刘海粟、陈大羽、黎雄才等领导或画家都曾题词作画表示赞誉。称其：“作画很好。书写得心应手。”、“性能极佳，最可贵处为圆柔之中具弹韧性。”……
  国家和省市领导还多次以“紫羽”笔作为礼品赠送国外友人。
  八、书画装裱
  书画装裱是我国书画艺术品的一种装潢工艺。裱画工艺主要有“托”“裱”“装”三道工序，画幅的形式有立轴、横披、手卷、册页、镜片等。我县在清代便有专事裱画的店铺，民国到解放前后有长发、万青、沈玉生等裱画师傅。近年来，由于书画作者的大量涌现，书画作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我县裱画店增加到10余家。
  九、包装装潢广告
  包装装潢是运用艺术手段，对产品进行包装设计，使之美化，以促进商品的销售，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商品价值。
  我县古代产品包装较为简陋，但朴素而具古典美。如“沈尝兴咸金枣”以竹叶、牛皮纸包扎，上面贴大红纸标，古色古香，充满乡土气息。近年来，我县的包装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有纸、塑等软包装，有铝、木、铁皮等硬包装，有真空包装和热收缩薄膜包装，有简单实用的，也有富丽堂皇的礼品型包装。包装装潢的图案和色彩的设计也丰富多彩。如“玉峰茶厂”的八仙茶礼品盒包装，“天第”矿泉水的方形塑料瓶等包装都很具特色。现我县从事包装、印刷的纸箱厂、印刷厂近10家。
  广告是以各种手段唤起大众注意某事某物。早期的广告，有口头广告、声响广告和实物广告等。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报刊、报贴、路牌、招牌、传单、橱窗、电台、电视、彩灯、灯箱、霓虹灯等多种形式的广告充斥了我们生活的空间。在我县主要街区，广告林立，有些创意也较好。现我县有2家广告公司，另外还有一些美术工作者和铝合金店铺也兼作广告业务。
  十、焰火
  我县焰火起源于清末，民国初年有一叫林辉的师傅以制作焰火成名，人称“焰火辉”，后来其子林大周、孙林金亮继承家传，并越做越精彩。从前的火焰多为架上焰火，各组焰火以药线连接，一经点火，连续燃放，主要节目有“猴子撒尿”“火狮破肚”“鲤鱼吐珠”“火凉伞”等。1964年，林氏焰火曾代表龙溪地区赴省参加焰火比赛，获第一名。以后又学习彩色焰火和“礼花”的制作技术，以发射筒把弹体发射到高空，爆发出各种效果的烟花，有“万紫千红”“春色满园”“锦上添花”等10多种花色。节日期间，常应邀往广东潮汕地区和我市邻县燃放。夜空中百花齐放，流光溢彩，美不胜收，受到观众的赞赏。
  十一、纸扎
  纸扎制品是以竹篾、铁丝为骨架，经捆扎造型，表面粘贴彩纸、纱绸等为装饰，制成灯笼、花圈和焚化品等。
  纸扎在我县有数百年的历史，并逐渐形成专业生产纸扎品的“灯笼街”。这里几十家店铺大多从事纸扎手艺，产品作为庆典、迎神、祭祀、殡丧的用品。灯笼有方有圆，还有一种可开合的“伞灯”。祭祀焚化品有多种生活用品的造型，还来竟有糊扎造型如汽车、电视、冰箱、飞机等“高档消费品”，焚化给先人“享用”。
  从前，元宵节期间，还盛行挂花灯，品种多样，造型各异，装饰美观，还有以热气推动旋转的“走马灯”，转动的内罩绘有《水浒》《三国演义》等故事情节。还有一种称为“尫仔棚”的纸扎工艺品，外罩玻璃，高约一尺，里面塑造两个人物，衣帽服饰皆为彩纸裁制，背景也用纸浆期成，只有头部用彩绘泥塑。多以戏剧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桃花搭渡”等，造型生动，惟妙惟肖。
  此外，诏安的工艺美术品还有棕心扇、竹藤工艺品、糖狮、海螵蛸雕刻、松果雕塑、吴野山的金漆画、锡器、剪纸、珠绣工艺品、玻璃喷花等产品，这里不作详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沈汝淮、林淮江、郑舜清、沈耀明、沈钦明、吴拱垣、胡然、沈振生等先生的指教，特此致谢）
  我县解放前的中医药
  沈兆科 沈晓寅
  我县中医药的历史悠久。
  北宋时，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官方设“校正医书局”，使我国古典医书籍的整理和医学著作得到大量刊行；元以后，随着全国中医四大学派的形成，更大大促进了医学知识的推广。此时，诏安虽尚未置县，但在人口稠密的乡社已有专业中医，民间还有禁截、顶、串治法的走方医和简、便、验的青草医；到了明代，在《诏安县志·上篇十三》已有名医许神医的记载。至嘉靖年间，本县学者吴朴，学问渊博，著述甚丰，又善于钻研中医，著有《医齿问难》。清代，我县习医者虽多以家传、师承，但大都以我省长乐县溪眉村人陈修园著述的《南雅堂医书十六种》为必修书。当时，由儒生而业医者甚多，使中医进入比较昌盛的时期。雍正年间，陈治安在溪南王公寮村创办医馆，收容病家进行观察治疗，有“医法如神，活人无数”的传说，此为我县最早民间医院的雏型。还有名医沈学洙，精于儿科，著有《儿科真诀》（又名《儿科验著》），并有“鸭涎医鱼刺梗咽”，“马豆疗孕妇”的医话。而名医陈毓桓则善于详察疾病，他判断预后医案也很有名。清末民初，出身于梅岭田厝村的田伯良（祖籍为下葛石桥村），十四岁上平和县灵通岩学儒习医，精研医学，服膺仲景学说，熟读经典医著，善于融汇各家经验，行医于国内东南数省及海外诸侨埠达50余年，并练就一手好书法。其时，由于西方传教士陆续前来我国传播耶稣教义，带来西方的医学知识，对中医学的冲击较大。田伯良为了维护中医学说，宏扬祖国医学精华，相继刊行了《中华古圣医经大全》丛书，收录《黄帝内经素问原文》9卷、《黄帝内经灵枢原文》9卷、《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文》16卷、《汉张仲景伤寒杂病之方解》15卷以及《神农本草经原文药性增解》1卷、《时分药解》4卷。这些丛书，现在分别被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所收藏。他还编著了《增广病机汇论》9卷，以论常见病的脉、因、证、治，对各症的审因辨似，进行博采先贤精论，抒发已见，为临床实用之指南，该书也为上海中医药大学收藏。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编辑出版《中医人物词典》时，田伯良被收录其中。他是我县中医药史上在海内外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医学家。这一时期著名的中医师还有王梅亭、沈有全、林眷西、沈哲生等。
  诏安依山面海，林木草源丰富，有较充足的中药材资源。民国以前，民间开发利用的有射干、葛根、枝子、桔梗、紫苏、桃仁、牡蛎、金银花、谷精、海藻等近百种。随着中医业的发展，各种地道药材的需求量增大，许多川药、淮药、北药多从交通方便的潮汕地区购进，其次从漳州、厦门流入。清代五口通商后，许多南药如沉香、槟榔、肉桂、梅片也源源流入我县。以后由于广东潮汕地区战乱频繁，潮阳、揭阳、潮州、梅县等地的药商或药工先后迁居我县谋生，补充中药人才的不足。单就南诏镇而言，建国前开的中药店就有永春堂、永昌堂、济昌堂、益生堂、太和堂、保和堂、若和堂、协和堂、振春堂、永生堂、同德堂、和春堂、永和生等10多家，营业规模比较大的永春堂、永昌堂、济昌堂、永生堂，都由广东潮汕地区迁来的药商所开设，其中尤以永春堂为最，零售批发兼营，以经营参茸、麝香、羚羊等名贵及地道药材而闻名。这些药店，除部分加工炮制环节复杂或工艺水平较高的当归片、白芍、半夏、焙附、草乌、南星等，直接从外地购进外，其余大多数药材都是各店严格按照传统方法，自行加工炮制，各铺都备有切、磨、研、煱等工具，保障了中药的质量。同时，许多药铺还能自制丹膏丸散，如永昌堂自制“小儿回春丹”，永春堂自制“冰硼散”，济昌堂自制“眼药水”，太和堂自制“大安丸”等，其疗效都为病家所称道。
  本世纪四十年代，民国政府制定了医师考试法，我县中医师沈理成、沈润泉、李志腾、沈喜乐、朱朝木、吴德林、许新等，经中医考试检复及格，于民国37年（1948年）9月发给医师考试及格证书。（证书样式，如现存朱朝水中医师的证书是这样写的：“医师考试及格证书。朱朝木。年叁拾贰岁。男性。福建省诏安县人。应医师考试以中医检复及格。依考试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合格发给及格证书。此证。考试院院长张伯灵。考选部部长田军锦。民国三十七年九月”。）这是根据民国廿五年（1935年）国民党立法院公布的“中医条例”实施的。
  1948年初，我县曾由各乡镇较有名望中医药人员组织“中医公会”，人数约20余人，推选沈哲生为理事长，理事有林眷西等四人，会址设于南峰凤岗祠（现供电所边）；并由沈哲生、林眷西等开办内经要旨，医宗金鉴等内容的讲习班，开展中医药学术研究，提高中医药人员理论水平。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我县从事中医药人员约200余人，其中医师约130人，开设中药铺84家。较有名望的中医：城关26人，太平10人，西潭6人，官陂4人，桥东6人，秀篆2人，深桥3人，四都4人，梅岭1人，建设1人，分内、外，妇、儿、骨伤、按摩、麻疯、眼、青草、针灸、痔疮等科，不仅专业性分科强，而且各科都有威望较高的医师自行开设诊所或医药兼营。到解放前夕，我县较有影响中医是：
  内科：沈哲生、林眷西、李志腾、吴德林、林景华、沈润泉、杨建邦、胡炳庚、陈梦芬、吴镇川、林洁夫、陈茂森、余子枝、叶佑佬、陈亚朝；外科：蔡顾三、沈尖舜、徐洛明；骨伤科：林丑、林达标、许水福、林阿贾；儿科：沈理成、沈茂金、高占梅、沈茂春、董法科、沈黑仙；妇科：朱朝木、沈上茂；皮肤科：林澄波；眼科：徐旭山；青草科：蔡金田、沈喜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