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诏安抗战纪略
  谢继东
  在8年的抗战中，我县是日本侵略者一直觊觎的地方，曾3次被侵犯，县城两度沦陷；但在我军民的奋力抗击下，都迅速地克复，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每次都以溃败告终。我县军民的抗日业绩，与世共存，有目共睹。然而，至今仍有人著文说：“诏安无抗战。”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抹煞诏安这段光辉历史。为了还其本来面目，让现在的中、青年和后代子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值此抗日战争60周年之际，简略介绍我县抗战的情况。
  第一次驻潮汕日伪军侵陷诏城，我军民奋勇反攻，迅速克复（1939年11月30日-12月7日）
  民国28年（1939年）11月间，日本侵略军从广东省汕头、潮州等地继续向东北部逼进，企图攫取我县作为跳板，以实现其魔爪伸向漳州、泉州、福州，直至全福建的美梦。由日军大佐山本募任总指挥官，大汉奸黄大伟任总司令的伪中华和平救国军第一集团军，率所辖的特务营、警备团、特务团和新5团官兵2千余名，于11月28日从广东澄海出发，进犯诏安。当时，诏安县境内只有临时调来应敌的国民党军队新编20师1个营（部分官兵尚在途中），第75师一个连和一个排，以及县保安中队等地方团队。日伪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于11月30日下午2时攻陷分水关，在上营村附近松柏山与我新编20师蒋旅张营和第75师第9连发生战斗后，次日凌晨进入县境。国民党一些军队和地方团队，闻敌丧胆，仓皇远撤。午后2时县城沦陷，附近村庄也同时被占。这是民国28年（1939年）12月1日（农历10月21日）的事。
  日伪军盘踞我县城后，一方面散布反动言论，推行奴化教育，强制使用伪币，还拼凑了一个以随军汉奸提乾元（20年代曾两度充任我县县长）为委员长的伪诏安维持会，进行强化统治，另一方面强迫壮丁在良峰山、东溪堤一带构筑防御工事，以防我反攻；还计划开辟飞机场，筹办干部学校，妄图以诏安作为扩展侵略的基地。至于强奸妇女，抢宰牲畜，搜劫财物的事更是屡见不鲜。日机起初低空盘旋示威，后来又向城乡扫射轰炸，肆意破坏，确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在县城沦陷前，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要员随着驻军的撤离，也分头撤往乡村。县府军事科长沈澄清（即著匪沈东海）带领地方团队躲进湖内老巢。身负守土重任的县长陈荫祖，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许以仁，则躲进众山环抱、离县城60华里的金溪圆林村。而广大群众则摩拳擦掌，翘首待战。诏安中学的学生宣传队，在中共诏城学校支部的领导下，深入溪东美营一带的乡村宣传，唤起民众，共同对敌。
  早在潮汕日伪军向我省蠢蠢欲动时，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第25集团军总司令陈仪就曾调兵到分水关应敌抵挡。如今诏安县城沦陷敌手，漳州一带岌岌可危，于是陈仪一面电请广东国民党驻军派兵截击澄海、黄冈之敌，断其归路，一面命令正规部队到诏反攻，限期克复。反攻部队由第75师史克勤旅和新编20师张一鸣团联合组成。史旅长任总指挥，坐镇四都梅州乡。国军于12月6日凌晨3时开始攻击，旋即攻占凤山一带高地，遭遇日伪军顽抗，经过多次冲杀，迫使日伪军退守县城。拂晓出动日伪飞机4架对国军阵地猛烈扫射轰炸。国军勇往直前，于上午8时逼近县城。旋即攻克良峰山阵地，猛烈攻城。日伪军极度恐慌，不断炮击南山，企图掩护退却。7日零时，国军发起第2次攻击，县地方团队和各乡壮丁也前来参战。凌晨，日伪军开始溃退。午后一时县城克复。县长陈荫祖一行官员乘胜回城，赶办善后。军队则马不停蹄地穷追逃敌。
  溃逃的日伪军分几路走。沿途抢劫村民财物，掳抓挑夫，还有的劫夺渔船，或用门板等拼凑成船，妄图从海上逃走，因仓惶抢渡，被尾追的国军击沉者不少，葬身大海被怒潮吞没的有100多名。还有100多名伪军误窜四都余甘岭，被云霄白狗洞驻军缴械。最后汉奸头目黄大伟、提乾元率领剩存的一千四百名败兵逃回粤东。这一战役，国军缴获无数，大获全胜。但也牺牲连长两名、排长2名和士兵20多名，阵亡官兵葬于良峰山下。墓前竖起“抗日阵亡战士纪念碑”。
  县城克复后，军方和县当局搜得日伪维持会会议纪录，逮捕了17名为虎作伥的汉奸，处决12名，判刑5名，还通缉在逃犯若干名。
  第二次驻潮汕日伪军再次入境骚扰（1941年7月4日），我军民奋起抵抗迫其撤退
  民国30年（1941年）7月4日（农历6月9日），日军独立第102旅团第34联队第1大队附海军陆战队和伪军黄大伟所部约2千人，在日酋鹤田的指挥下，又越过分水关人侵诏安，骚扰上营、樟朗两村，残杀群众5名，并炮轰上营村附近乡村，轰倒华表村民房2间，损伤周围农作物无数。日伪军入侵诏安县境后，原计划进一步入侵县城，后因受到国军旅长蒋公敏指挥的新编第20师第60团及地方团队的阻击，加上天下大雨，洪水暴涨而被迫撤退。
  在此之前，日机曾出动轰炸上述地区，炸死农民2人，炸毁房屋2间，炸死牲猪3头，4日撤退后又空袭县城，投弹6枚，炸死炸伤居民13人，炸毁房屋19间。
  第三次驻金、厦败寇再陷县城骚扰，我军民节节阻击驱敌出境（1945年7月17日至21日）
  民国34年（1945年）6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己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中国战场对日军发动大规模全面反攻，面临败局的日军岌岌可危，陷入困境。盘踞在金门的日本陆军大佐德本光信联队残部200余人，与厦门伪军06师团残部共1200人，带驴、马130多匹，于6月30日在海澄白坑登陆，然后沿漳汕公路流窜漳浦、云霄直达诏安，企图逃往广东潮汕敌占区与其他侵略军汇合，沿途枪杀百姓，奸淫妇女、掳掠财物，遭到各地军民的竭力抵抗。
  诏安县长钟日兴闻讯，进行紧急部署，将县政府办公机构迁往西潭乡，机要档案及重要物资全部搬到大布乡，濒海乡村的仓储积谷和城区居民都实施疏散，还派保安队分别镇守有关高地和路口，加强戒备。
  7月17日，流窜的日伪军进入诏安县境余甘岭，在梅州、四都一带杀死群众8人，击伤1人。18日，窜入田美、上湖一带，打死群众9人，击伤8人，并开炮轰毁上湖村房屋5间。19日，窜入公子店、院前等村、打死、打伤群众4人。日伪军所过之处都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群众曾自发进行袭击、俘杀日伪军6名。
  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虽调派陆军第75师1个营和“腾云”部队沿途截击，但他们慑于日伪军威力，不敢主动接触敌人，只是尾随其后，“护送”敌军过境。
  7月19日，日伪军向诏安县城方向流窜前预先部署两翼伏兵，第75师部队因放松警觉而误中埋伏，尖兵连当场牺牲5人，伤10多人。日伪军经过大埔、菜园埔时又杀死群众多人。至赤岭、凤山岭下才遭到县保安一中队临时组织8名的敢死队员的阻击及中队的接应，此役毙敌4人，敢死队死1人，伤6人。敌过凤山、赤岭后分兵两路向县城行进，沿途为抢夺耕牛，又杀死1个13岁的牧童。当天下午4时多，进入县城。时民国34年（1945年）7月19日（农历六月十一日）。
  日伪军在县城期间，以枪头、木头、石块砸开关闭的店门，搜刮金银粮食，奸淫妇女，宰杀牲畜，甚至把粪便拉在民家的米缸上、饭锅上和床上。还在中山路南门头枪杀群众沈桂方。
  20日早，日伪军分两路急向分水关方向逃窜。一路经后林、西鞍、新寨等村时，仍不忘奸淫抢劫，沿途打死群众3人，附近农民闻讯奋起截击。如仕江村沈竹龙等5人，乘胜缴获敌军的短枪2枝、战马1匹、行李12件。日寇军官河野中尉在深桥村附近也被农民击伤，逃至广东黄冈后伤发毙命。
  20日中午，当日伪军逃至分水关附近路段时，遭到一架美制蒋机低空扫射，死伤人、马数十。
  在19日日伪军离开四都时，有一个中队盲目前进，误入乌山公田村附近的禾仓岽，后又窜到官陂村，被当地农民围堵截击，全部投降。
  此次战役，我军伤亡数十人，抗战胜利后县长钟日兴又在良峰山坡竖一抗日阵亡战士纪念碑，还在分水关上竖一《抗战纪迹碑》，略述诏安抗战经过，以志纪念。
  抗战青年社与歌剧队的回顾
  许沙洛
  一、抗战青年社
  1938-1939年是我县抗日救亡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当时，党外的广大青年的爱国情绪极高，极不满意国民党当局那种消极抗日和对抗日救亡工作采取包而不办的做法。自“服务团”无形停顿后①，大家都迫切需要再有一个团体来组织和领导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时，正好县政府有一位年青的秘书龚健其很得县长宛方舟的信任和重用，他虽然是青年党人，但十分拥护抗战，也不满意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他的周围还有一批青年朋友，如张源、沈步青、华松年、谢腾飞、沈家瑞、谢再祥、沈耀初、沈锡纯、徐士杰等，都是原“服务团”中重要的无党无派的知识份子，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新的救亡团体。龚健其十分赞成，就以其有利的地位向宛方舟提出，最后终获得批准成立“抗战青年社”，社址设在中山路中段的某处2楼。成员约30多人。
  当时，城区地下党支部的几位支委从“服务团”时代开始，就曾经和上述这一批党外青年合作，参加“服务团”共同进行救亡宣传，关系十分融洽。抗战青年社一开始备筹，党支部即向上级汇报请示，组织同意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并有意通过这个公开的社团来团结更广泛的青年，建立城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好的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上级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城区地下党员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原则下，先后参加抗青社的有林楠、沈秋生、许沙洛、郑重民、谢家群、沈士超、沈慕秋、林士彬，沈炳文等；同时加入的社会人士和教师有林仲姚、沈达材、沈炳华、沈光、林鸿翥、曾荣华等，阵容甚为壮大，但以我党同志和所联系的群众占大多数，成为该社的基本力量。由于党员觉悟高，组织性强，很得龚健其和张源的重视和信任，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是发动城关几间小学和诏安中学的师生在每个星期六、日进行各项抗日宣传，几乎形成制度。救亡的歌声响遍大街小巷，街头演讲、街头剧、活报剧、漫画等应有尽有，取得极好的宣传效果。其次是大力支持出版《抗战青年》（铅印），共3期。支部同志和林仲姚、沈达材、林鸿翥等都写出有关抗战和纪念鲁迅的文章，宣传抗战必胜、投降必亡的救国道理，引起社会的重视。
  抗战青年社一开始就是以地下党为中心力量而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社团。它不问党派，只有一个目标：团结抗日。大约经过一年多时间，县国民党的顽固派随着全国政治局势的逆转，也不容进步社团的存在，首先下令禁止《抗战青年》出版，接着查封青年社。
  《抗战青年》被查禁后，沈达材等又利用县府与国民党县党部的微妙关系，在龚健其的支持下，再度以县府名义编辑出版《诏安县政半月刊》（铅印），除登载政府施政报告及法令外，还有大量篇幅刊登有关宣传抗日的时论、政论文章。地下党支部大力支持沈达材办好这份刊物，争取这个刊物朝着有利于抗战和团结的方向发展，同志们都亲自写文章充实其内容。大约出版2～3期，又因沈达材的被捕（其他事引起的）而停刊。
  诏安城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过了极为曲折而艰难的道路，经受了十分严峻的考验，在诏安抗日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注：①服务团，即“诏安县旅外回乡服务团”。它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我县在漳、厦一带入学的学生暑假回乡后所组织的，领导人为张源等。后因不愿并入国民党的县抗敌后援会而自行改散。
  二、巡回歌剧队
  A、正当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之时，随着政治气候的逆转，国民党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发生了，我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从高潮走向低潮。城关地下党在新的形势下，严密执行党的方针，暂时停止组织活动，人员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不得不稍为收缩。但火种还在，终是会重新燃起的。
  记得是1942年春，诏安县府教育科为了更好开展社会教育，开始组建“巡回歌咏戏剧队”（简称歌剧队）。它的任务是以歌咏和话剧、歌剧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和教育人民（包括学生），更好为抗日救亡出钱出力。它是诞生在抗战中期，国民党反共高潮过后的时刻，填补了沉默未久的我县救亡运动的空白，使诏安（特别是城关）又重新兴起了救亡的歌声和戏剧活动，成为新生的一支开展社会教育的劲旅。
  B、歌剧队设队长、总干事，下面是组长和队员；队长由县教育科长郑启垓兼任，总干事和组长是专职，由沈耀明和我任正副总干事，下设三组：总务组长由我兼任，歌咏组长方夏里（云霄人，曾就读于私立厦门美专），戏剧组长郭肖愚。全队队员约10余人，都来自各小学的现任教师。我回忆得起的有：陈茂成、郑捷先、郑惠贞（女）、涂金添、李玫艳（女）、陈仲填（女）、吴婉贞（女）林崇显、张瑶玉（女）、麦爱珍（女）、林计同、何其贤、俞肇雄等。后来，体制有了变动，在沈耀明和我相继离队后，不再设总干事，改设专职队长，由沈锡纯、林崇德先后接任。
  歌剧队的队址设在中山纪念堂。当时，我在队址的正面墙上写上：“我们的队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大字。这原是延安抗大的校训，国民党的官员们不知是不懂还是糊涂，好几年都未见干预。
  县歌剧队由于有固定经费（日常办公费和专职人员工资由县府直接拨给，遇到演出活动还另行编造预算申请，队员的工资归借调原单位发放）和人员，所以，组织比较健全，做到集中办公，建立签到制度。它是属教育行政的一个单位，不是一般社团。
  C、县歌剧队存在虽只有几年时间，但却做了不少工作。成立时即举行第1次公演，地点在中山纪堂前搭台，演出三幕话剧《生命火花》。以后陆续演出《断雁》、《结婚进行曲》（陈白尘著）、《桃李春风》（老舍著）、《谁先到重庆》（老舍著）、《红心草》和《烟苇港》（独幕）等。当时对演出剧本的选择比较认真，以维护抗战和团结为主轴。记得当年曾拒绝排演陈铨的《野玫瑰》，因为此剧受到当年的话剧界的严正批判，带有十足的投降意识。每次演出都出版油印《演出特刊》。
  该队除在城关公演外，还曾两次下乡巡回，一次是到四都圩，一次是到溪东的山宝雷村。
  除歌咏戏剧工作外，歌剧队还举办过一次巡回木刻展。木刻在抗战救亡的宣传阵地上发挥过极大作用，木刻运动风起涌云，席卷神州大地。当时，我用自己的作品与各地木刻友进行交换，因而征集到全国木刻家原板作品200余幅，以拥护抗战、坚持团结带有政论性的内容为主，还有一部分反映民间疾苦的写实的作品。首次在城关队址中山纪念堂展出，过后随队巡回演出送到乡下巡回展出。这也是我县唯一的一次颇具规模的木运。
  此外，我和方夏里、郭肖愚等人还借《青年正报》一个版面，出版过《诗与木刻》专刊，只出2期，流言蜚语甚多，即被报社通知停刊。
  D、我是县歌剧队的一个成员.对该队的性质已在本文开头说过了。这里剩本文就要结束时，再补充几点情况；
  一、当时我地下党城关两个支部都奉命停止组织发展和组织活动，党员都各自谋求职业和结交朋友去了。县歌剧队是一个新生的社团，情况比较单纯，由于地下党员的隐蔽工作做出很好，不曾暴露身份，因此在十几人的队伍中，就潜入了4位党员。他们各自作战，发挥作用，使得该队能朝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这是历史的真实，也只有等到今天回忆才能如实托出。
  二、该队的成立为当时的诏安剧运带来新的生命力，不论剧本的选择、导演的手法、舞台的设计、灯光的装置以及印发演出说明书等，都吸收国内进步剧团的宝贵经验，使演出时一新耳目，实在是诏安话剧运动的一个新起点。
  三、由于木刻艺术是经鲁迅的提倡和教导而发展起来的，它是最具反映现实、战斗性最强的艺术形式，所以一向成为国民党的禁区，在政治上十分敏感。该队举办了巡回展览和出版专刊，在诏安来说也是创举，给该队带来无限生气和政治活力，更成为闽南木运的一个里程碑。
  五十多年过去了，历史的长河不停地向前奔流，泥沙俱下，过去的许多事我大多模糊了，最多也只是留下一些淡淡的痕迹，对县歌剧队就是这样，现在只能写下这篇短文，聊做为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纪念，错误之处，尚祈补正。
  编者按：关于抗青社和歌剧队的回忆，是本刊顾问许沙洛先生应约而写的。原属二文。前者是作者依据他写的《诏安县城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回顾》一文节录补充的；后者是作者首次回忆歌剧队的文章，此在诏安抗战史上尚属空白，资料至为宝贵。因其发展脉络和有关人事有共通之处，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我们作“合二为一”处理，题目也是编者另起的。
  抗日烽火中的诏安中学
  谢绍美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紧接着又制造华北事变，侵占我国华北地区以后，我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烽火就在东北和华北，包括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燃烧起来。“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烽火迅速燃遍全中国。作为我县育才基地和革命摇篮的诏安中学师生同全国人民一样，在抗日烽火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和锻炼而变得更加坚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学校坚持办学，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他们或走向社会，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或毅然走上抗日前线，参加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早在抗日烽火燃遍东北和华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在全国蓬勃开展的时候，诏安中学的师生随之奋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1933年冬，十九路军发动“闽变”，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实行“联共抗日”政策，诏安中学进步师生闻风而动，积极响应。在林士彭和陈文平等的带领下，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高呼“拥护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口号，一致要求联共抗日。
  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诏安中学校友、革命诗人林仰山（林林），以革命的诗文为武器，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校友林师珍在北平积极参加“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卢沟桥事变后，校友黄奠川、林耀钦（林枫）和林师珍等，先后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黄奠川、林耀钦分别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林师珍到山西参加抗日牺牲大同盟。以后，校友林士本、陈文平、许沙洛和谢世杰等，也由诏安秘密到龙岩参加新四军，林仰峥则响应号召，赶到桂林参加《救亡日报》工作。
  在抗日烽火的冶炼下，诏安中学在校学生也都迫切要求进步，有一部分学生秘密加入地下党组织，壮大了中共诏城支部。1939年夏，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上级批准，诏城支部分拆为社会、学校两个支部。学校支部拥有15名党员，分初中和简师两个小组。他们团结周围倾向进步的学生，组织读书会，自己订阅20多种进步报刊，经常讨论时局，交流学习心得，还创办《晓角》墙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各地英勇抗战的消息，并抨击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方针；还组织一支宣传队，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上街下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师生抗日情绪高涨，从校内到校外，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
  1939年夏秋之间，日机对我县城乡进行狂轰滥炸，日军准备入侵我县。在此情况下，诏安中学（包括简师）共10个班300多名学生，内迁到离城50里的大布乡上课。学校支部也团结进步师生，把抗日宣传扩大到山区，教当地农民唱《十二月》等救亡歌曲，还同坚持在乌山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云和诏县委密切联系，定期分发中心县委的机关报《前哨报》。是年12月，县城沦陷期间，学校被迫停课。学校支部的党员把进步师生组织起来，深入到美营、军寮和沈寨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抗日。县城克复后，学校于1940年初迁回县城东北郊的西沈村上课，到秋季才迁回城内考棚原址。在这期间，一些学生党员虽相继毕业离校，但他们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校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抗日战争后期，日军急于打通大陆交通线，对我县又进行了疯狂轰炸。为安全起见，1943年秋，诏中又一次内迁到离城80里的霞葛和南陂村上课。一学期后，形势好转，学校才又迁回县城。这样，学校前后3次内迁，桌椅、校具、图书和仪器都严重破损散失，学生的学业也受到很大影响。但由于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和锻炼，师生回城上课后仍精神振奋，学习积极性高涨。这时，学校规模有了新的发展，教学质量也有很大提高。1945年春，学校发展到12个班，学生近400名，毕业会考成绩合格率达85％。
  1945年夏，日本侵略者败局已定，侵占厦门的日军从厦门撤退时，经漳州、漳浦和云霄，又一次侵入我县县城。这时，诏中师生虽已放暑假，但他们仍自发地同全县人民一道，配合抗日军队到处截击入侵日军，把残余的日伪军赶出诏安，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到来。
  抗战中两次拦截缴获日伪军物资的仕渡人
  沈江顺
  （一）
  占领我县的日伪军，在我军民的反击下，于12月7日凌晨3点多钟开始溃退。一部分日伪军从南郊仕渡村的中埭洋直往南山一带逃窜。而中埭洋却是仕渡、大美两村相邻的一大片泥水田，地势低洼，水深泥滑，人脚陷下，可没膝盖，而且越陷越深，很难拔起，日伪军至此可说是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这时，彻夜不眠的仕渡村民听到县城密集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下来，只有寥寥几声冷枪夹杂着一大片嘈杂的脚步声和人喊声从村外传来。农民沈红母、沈成章很快意识到，可能是日伪军从县城败逃下来了。他们怀着对日伪军的深刻仇恨，壮着胆子开门窥视，果真发现中埭洋一带布散着很多日伪军。透过朦朦星光一看，足足有上百人。有的背着沉重的日用品，有的抬着武器弹药，有的扛着行军锅鼎，有的带着洋镐、尖掘和水壶等等，不断打滚挣扎在深田里，企图向南山方向逃窜。
  这两位老练的农民连忙挨门串户，叫集了身强力壮、彪悍大胆的沈扁头、沈养塘、沈竹龙、沈水河、沈水蛤、沈水柿、沈乞嘴、沈各池、沈剪发等14人，分成两路，荷锄带棍地奔向中埭洋拦截。这时，天尚未亮，寒冬气候冰冷，只见日伪军个个像落水鸡，有些脚陷深泥屡拔不起，有些浑身是泥，一直发颤；有些脚站不稳，东倒西歪，自行车、蚊帐、水壶，饭盒、洋镐、尖掘、大米、锅鼎、皮鞋、衣服、电话机、皮靴等物资丢满田地。于是，他们一拥而上，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挣扎着登上埭岸的日伪军，连头也不敢向后看，一直向山上奔逃。有两个日伪士兵护送着一位受伤的军官，颠颠跛跛向大塘坑逃遁，一经农民围截便乖乖地跪下缴枪求饶。一个受重伤的伪兵逃至桥港坑，也被浇菜的农民沈臭仁拦下缴枪。天亮后，全村再出动50多人，到中埭洋周围继续寻拾日伪军丢弃的物品。
  据说，共缴获步枪2杆、炮弹4箱、子弹7百多发，自行车1辆，电话机、望远镜各1部，火锅大鼎2副，饭盒、水壶、洋镐、尖掘60多件，蚊帐、衣服、皮鞋、皮靴、军帽、绑腿数十件，大米千余斤。按政府规定，弹药枪枝悉数缴交乡公所转国民党军队，日常用品归缴拾者所有。我父亲一下子拾到皮鞋2双，水壶、饭盒、洋镐、尖掘等数件，留存使用到近解放。
  （二）
  民国34年6月30日，龟缩在金、厦的日伪军一千多人，从海澄登陆，沿漳汕公路流窜。7月17日，日伪军进入诏安县境余甘岭，在梅洲、上湖、四都、田美一带枪杀群众，奸淫妇女、抢夺耕牛，无恶不作。
  19日，日伪军继续向县城方向流窜，过凤山、赤岭，强抓内凤楼村群众充当挑伕。有一位仕渡村的青年沈大汫到他姑母家做客，也不幸被抓去当挑伕。下午4时多，沈大汫随军进入县城后乘机要逃跑，却被日伪军发现，押到困牛草埔枪毙。消息传到仕渡，人们个个摩拳擦掌，怒不可遏。20日，当日伪军从县城败退，急向分水关方向逃窜时，仕渡村沈竹龙、沈各池、沈扁头、沈养塘等5人，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早已手执铁锹、山叉埋伏在新寨村附近。约莫3点多钟，一架美制蒋机从远处飞来，进行低空扫射，使敌人死伤很多。飞机一过，他们便冲出公路，大喊缴枪不杀。敌人见状，惊恐万分，在紧急逃命中，物资乱丢一路，沈竹龙等便乘机抢夺下来。太阳将下山时，他们拉着1匹战马，带着2杆短枪和其他物品胜利回村。事后，战马、短枪都交给了县自卫队队长沈绍箕。
  仕渡村农民除了积极参加全民抗战外，还立下这2起小小战功，为神圣的抗日战争留下一点胜利的花絮。值兹八年抗战60周年纪念，写下本人亲身见闻，以供参考。
  日寇暴行目击记
  许延嗣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日寇犯诏竟达3次。在此期间，我县人民惨遭日寇的轰炸、扫射、奸淫掳掠和抢杀放火。日寇对诏安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现仅就我目睹第一次日伪军侵占诏安县城的暴行，作个悲愤的追述。
  1939年11月底，日本大佐山本募统率日伪军数千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广东省进犯分水关。警报频传，民心惶惶，县城的一些殷商富户、豪门乡绅，已趁早迁走安全地区。那时，我只是个14岁的少年，家中仅有老母和小妹，委实难以出走。到了12月1日，风声越来越紧。凌晨，母亲含泪对我说：“看来再不走是不行了。我决定今天带你妹先避难海外高坑村，你收拾一下随后就来。”于是，我送母亲和妹妹到通济桥头过渡。其时，通济桥已拆毁，过往者依赖2只舢板船负载过渡，由于逃难的人太多，都争先恐后过渡，所以秩序很乱。当我目送母亲和妹妹平安登上彼岸时，忽然看见另一条渡船，因负载过重，突然翻覆，顿时呼救声、哭喊声大作，惨不忍闻。逃难者所携带的衣物，尽付水流。
  我匆匆回到家中不久，忽听门外传来阵阵奔走的脚步声，远处还夹有稀稀落落的枪声，而且越来越密越响。我预感情况不妙，急忙关好大门，越墙而出，从茭棕脚穿过中山马路。这时，忽然有一阵哇哇的喊叫声和沉重的跑步声从大街传来。我急忙闪入小巷里，探头一望，原来是两个全副武装的鬼子，正在追逐一个怀抱幼儿的中年妇女，她一惊惶便失足跌倒，将幼儿摔在一边，喳喳直哭。鬼子赶上后，不管那妇女如何痛哭流涕、跪地哀求，仍硬将她拉走，回头还将倒地啼哭的幼儿踢开三、四步远，于是幼儿便一声也不响了。那妇女丢在路边的包袱也被另一个鬼子抢走。
  我瞅空顺着小巷走出田野，跟着三五成群的逃难群众，直向南山方向奔去。这时，空中的敌机正在盘旋低飞，机枪不断扫射，我们只能一边钻进路边荆棘林中逃避，一边继续奔逃，好容易辗转过澳仔头到甲州；抵达高坑时，日头已经很高了，远远便看到母亲含泪在村头张望。我们在高坑村住了几天，天天听母亲悲哀啜泣。挨到12月7日，闻道日寇已被逐出县城，才同母亲携着小妹回到县城。到家时，不禁大吃一
  惊：大门显然是被砸开的，门扇还留下累累伤痕，家中瓮砵盘碗的碎片撒满一地，箱
  篓衣物到处乱丢，鸡猪都失踪了，院子里丢下了3个发臭的鸡头，地上还有斑斑血迹。
  小楼上曾祖父（前清秀才）珍藏遗留下来的一橱古书籍，也被倾出撕破，纸片遍地。
  待我准备将余书放回橱里时，不料书堆中竟藏着一堆臭不可闻的人粪便。大门口也发
  现半箩吃剩的白米饭，日寇同样在米饭中撒屎。面对一片凄凉的景象，母亲坐地痛哭
  不止。这情景至今虽然过去了数十年，但日寇的暴行仍历历在目。
  一支抗日救护队
  陈纯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大地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号角，我县人民同全国各地一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抗战到底。当时，随着日寇南侵，福州、厦门、汕头相继陷落，敌机肆无忌惮地经常入侵我县轰炸，毁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1938年，由县卫生院召集县城的私人开业西医师开会，人人同仇敌忾，迅速组织起一支抗日救护队。据当事人生前回忆，当时参加救护队的有麦瑞人、陈寿三、陈佩三、陈兆祥、陈少波、胡济民、汤继伦、吴拥华、沈国泰等和县卫生院医师黄伍带。救护队的队长由县卫生院院长黄德雅兼任。
  救护队成立后，先集中在县卫生院学习2天，县政府军事科长王炳芬曾应邀前来宣讲组织救护队的目的意义，要求大家肩负重任，共赴国难。由县政府任命的救护队队长黄德雅，也一再强调救护队的任务是：一听到空袭警报，队员就要立即赶赴卫生院集中，听取分配抢救任务，任务完成后，当晚要集中卫生院汇报。学习结束后，卫生院发给每个队员白色帽子一顶、白色救护袋一个（袋面订红十字），袋内配有止血药、止痛片、消炎粉以及碘酒、红色素、棉花、纱布和止血包等药品，以应抢救时急需。
  1939年夏天，广东的澄海、潮州和东山岛都被敌人占领，我县成为敌人的进攻目标，敌机一连几天在城关疯狂轰炸，县城不时变成一片烟海，许多无辜的群众和学生都惨死在敌人的炸弹下，救护队的所有成员都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整天奔跑在敌机的轰炸和扫射的弹片纷飞中。有一次，大约是1939年12月上旬，入侵我县的日伪军在我军民反击下溃败出境后，敌机又大肆施行报复滥炸，在通济桥头一带投弹数枚，炸死、炸伤群众和学生及小孩子二、三十人，其中最惨的是罗猛森（现是红星中学的退休教师）一家。当时，他姑母正抱着他2岁的弟弟，因逃避不及一起中弹；救护队虽然冒着浓烟予以包扎，迅速将他们抬到卫生院抢救，但由于伤势严重，血流不止而死亡。
  这支抗日救护队积极参加抗战的事迹，一直在我县人民中流传。
  修重名节不苟同流
  ——记家祖父拒不参加“维持会”的前后
  许慕容
  家祖父许斌扬在清“光绪、宣统年间，历任过埤头、悬钟、红花岭等汛地的把总、千总，最后擢升以从五品守备补用，调县城驻守中军府”。清易帜后，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其壮心未泯，一直“勤学经史，修重名节”，从“不苟同流”，对地方举办的一切公益事业，如慈善抚恤、兴修名胜古迹等活动，皆积极参与赞助。民国初期，县重新成立育婴堂时，他是首任的董事之一。邻里生活有穷困的或者父母寿终后料理后事有困难的，只要他知道了，无不慷慨解囊。因此，家祖父在县里享有较高的声望。
  抗日战争爆发时，家祖父已经77岁高龄，而心却永远维系着民族的安危，时刻关注国家大事。他经常让我父亲（时在东垣小学任教）给他读报，讲抗日消息。一听到日寇的暴行，他总是不断的摇头叹息。有时，还自己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字的读。日机入侵县城疯狂轰炸时，起先他每次都盘起腿来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还让我母亲烧香祈求神灵庇佑，到有一次敌人的炸弹丢在我家隔壁，炸死了一个老太婆以后，敌机再来，他就再也不念“阿弥”了，而是用昏花的双眼怒视着天空，口里喃喃地叨念着：“这班杀人放火的强盗……”记得当时我在丹诏小学读书，回家大声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救亡歌曲，他听了总是捋着长须频频地点头。为了响应政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的号召，他甚至不顾早已中落的家道和自己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一下子倾出多年积下的100块光洋买了“救国公债”，尽管以后这些债券成为一张废纸，他也没有半句怨言，还说，为了打倒东洋鬼子，大家节衣缩食都是应该的！
  1938年，我大哥秘密参加革命到闽西去了，接着，我父亲也逝世了，家中剩下寡母和我们两三个还未成年的姐弟，祖父便和我们在一起生活。鬼子的铁蹄践踏诏安后，一些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认贼作父，到处上窜下跳，酝酿拼凑一个“维持会”，来帮助敌人强化法西斯统治。他们挖空心思地妄图将家祖父抬出去当招牌，以便蒙蔽和欺骗善良的人们，便轮番出动前来我家规劝他老人家“出山”，虽然每次都遭到祖父的严词斥责，但他们仍不死心，最后还由族亲许××单独来找祖父，提出只要签个名，人不出面也可以。这可把我祖父气坏了！他拍着桌子将他羞辱了一顿，把他拿出来要让签名的本子扔出门外，不容他再放屁就将他赶出门去。过后，我祖父气得连午饭也吃不下，好几天都不说一句话。从此，那些家伙在背后虽然一再放风要秋后算帐，但毕竟没敢再来纠缠，有人将他们的话传来，祖父说，我快八十的人了，剩下这把老骨头，他们什么时候要就来取吧！
  谁知天地难容他们！诏安没几天就克复了，那些做着美梦的败类个个受到政府和人民的惩治。那一天，祖父显得特别高兴，对着许多去溪边看了汉奸被斩首示众的亲友说，这号人即使活着，人也早死了！因为他们早就无心肝了！可惜的是家祖父到1940年秋天就走完了人生历程，终年81岁。如果他能活到抗战胜利，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可耻下场，那该多好！我母亲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年祖父忌辰，她还特意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在天之灵，让泉下的祖父魂灵也感到欣慰。
  作者附记：关于家祖父拒不参加伪维持会的前后情况，我之所以能够记的这样清楚，除了此事是我亲眼见到的以外，主要还是家母生前的多次回忆，直到十几年前她八九十岁时犹念念不忘此事。家母一生经历几次改朝换代，既饱尝了旧社会的苦楚，也分享了新社会的安乐，她自小知书识礼，深明大义，多次叙说祖父的一生，目的都是为了爱护和教育自己的子女。今值抗战60周年纪念，我就回忆所及如实写来，以飨读者，并寄予对祖父和母亲的怀念！
  记先父的民族气节
  陈鹤章
  1939年11月30日，日伪军由粤来犯，诏城翌日陷落。时敌军头目之一的提乾元者，江苏东台人，在民国初期曾两度出任诏安县知事。在此之前，他是北洋军阀驻漳师长张毅手下的一名团长，担任过云（霄）诏（安）警备司令，驻防于诏安。当时，先父曾由友人介绍，任其司令部书记官，到他窃据县知事后，又兼县公署第一科科长，所以对这个兵痞出身的军阀鹰犬动辄骂人打人，随便滥施酷刑，关押无辜，肆行敲诈勒索的本质认识得比较清楚。特别是对发生在1927年9月16日夜的一件事更使他寒心。当时，提乾元派他手下的一个姓姚的营长带二连兵去镇压溪东一带抗捐的农民，一夜之间竟打死10多条人命，烧毁祠堂和民房数百间，还抓了6个所谓的“主凶”，不上数日，竟将上陈村的一白发老人陈永和定为“祸首”斩头示众，其余5人各勒索白银七八十元才具结释放。先父见此，虽然非常后悔与他为伍，但又不敢贸然辞职，恐其翻脸加害。后来，好在只有3个月时间，张毅兵败，提亦卷席而逃，他才脱此苦海。
  日寇侵华后，提乾元不知何时又认贼作父，充当起汉奸来。率日伪军入诏后，他自恃深谙地方民情，即着手物色人选筹划建立傀儡政权。据说，他曾提出一份名单，由一些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四出活动拉人，他自己熟悉的，则亲自出马找其谈话。他首先想到的是1919年曾出任诏安县知事、与他有过交往的前清举人陈熙台（字春阁），想请他出山。但那时陈熙台已谢世一年多了。随后，他又想到曾是他属僚的先父。其时，先父却受下五都乡村的乡亲延请去当中医，闻讯后故意避而不归，并且在行动上多加小心，谨慎从事，以防意外。
  对于此段情况，我因当时到外地谋生，不在先父身边，所以本不了解，俟诏城一光复匆匆赶回家中看望老父时，才听他口述的。记得他在说完事情的始末后还说，这次，我没有搭上提乾元的贼船，应该是皇天在暗中庇佑，也是我命不该绝。因为如果那日与提碰面，那就进退两难了，答应了，便当上了汉奸，成为民族罪人，若托故不就，提怎会放过我，也许早就派人将我下狱处死了！
  而今，如流水的岁月已过去58个春秋，先父也已作古40多年了！年逾古稀的我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却还象发生在昨日一样。想到先父当年不愿堕落为汉奸的高尚气节，心中每为之一振，今值抗战六十周年纪念，就回忆所及整理成文，就正于读者。
  作者附记：先父陈泽，字幼崖，前清秀才。清末废科举办学堂时，他是丹诏学堂5个创办者之一，并在该校执教10多年，东峤张贞先生就是先父授业的学生。
  薛彦雄参加抗战的英勇业绩
  谢淇
  薛彦雄是四都官仓村人，现年79岁。在抗战中，他先后参加过长沙保卫战、炸毁九峰水口铁桥和乐昌县全歼残敌等战斗，表现英勇，事迹感人。现根据他写的自传《我的一生》节录整理如下：
  薛彦雄曾就读于诏安县立简易师范，学生时期受过军训，后任小学教员半年。因目睹日寇飞机疯狂滥炸和诏安县城沦陷后被日寇蹂躏的惨景，乃愤然投笔从戎，决心抗日救国。于1940年秋往福州投考军校录取后，转四川成都复试及格，学习3年，1943年2月毕业于成都军校工兵科18期，分配到部队后，从排长升到营长。
  在他初任国民党中央陆军第4军102师工兵连少尉排长期间，参加了长沙第4次大会战。
  那是1944年5月间的事。那时，第2次世界大战已进入第3个年头，侵略阵营的轴心国行将崩溃；意大利已亡，德意志亦危在旦夕，剩下一个小日本也快走投无路。它在亚洲的海、空控制权已操在盟军手里。为了维持其军事物资补给线，它只好集中重兵攻占兵家必争的长沙城，打通粤汉铁路，才能作垂死挣扎。长沙保卫战，就是在此情况下发生的。当时，国民党在长沙的守军是陆军第4军，下辖58师、59师、102师，官兵计3万多人，蒋介石命令第4军军长刘德能死守长沙，与阵地共存亡。为此，早在4月间，长沙的机关、工厂、学校、商店、居民，3天内就强制疏散完毕；城内外到处构筑防御工事，城郊四周还设置障碍物和埋下数十万颗地雷。
  5月27日，日寇以数倍于我的兵力，气势汹汹地从岳阳、崇阳、洞庭3路扑向长沙城。开始，我军埋下的地雷阵，使他们吃了不少苦头，伤亡惨重。以后，他们改变了策略：到处抓来耕牛，在牛尾巴缚着长串鞭炮，点燃后赶往前沿阵地开炮引爆；同时出动飞机轰炸。这时，薛彦雄他们正在工兵连宿舍休息，3楼被炸塌落，如果没有大钢丝床顶住，早己血肉模糊了。
  工兵连官兵170名，原无与敌直接交锋的任务，但大家看到全军敌忾同仇，与装备精良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争夺一巷、一户的白刃战，所以也沉不住直接参加战斗。经过6个昼夜的交锋，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至6月18日长沙城遂被迫放弃而陷落。
  至撤退时，工兵连只存活3名。一是上士副排长，腿部中弹负伤；一是上士军需，小肚挨了一枪；一就是少尉排长薛彦雄，军帽被子弹打掉，军衣有4个弹孔，军鞋也丢了一只。他带着这两名伤员，一连跑了几天，还是没有甩掉敌人的追赶，后来躲入一农舍，为一老农民所掩护始得脱险，找到我军防区。这时，陆军第4军军长刘德能因首先逃跑，至宝庆便被蒋介石下令逮捕枪决，102师师长陈伟光也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长沙失陷后，102师新任的梁师长布置薛彦雄去完成一项艰险的任务——炸毁九峰山区水门铁桥。这是粤汉铁路通过山区的一条大桥梁，日军戒备森严。薛彦雄接受任务后，认为应该先进行细致的侦察，搞清桥梁和周围的情况才好行动。他便在一天的下午，化装成农民要到田地耕种，慢慢地挨近铁桥，隐蔽在一个地势陡高、大石重叠、长满荆棘和毛草的石缝里，想等天黑后敌人不易发觉时才进行观察。但是，一到黑漆的夜中，除了看到一座黑乎乎的桥形和探照灯断续照射的灯光，听到桥上两名巡逻的哨兵来回的脚步声以及桥下的流水声外，其他什么都看不清楚，连碉堡的方位也看不见。他只好在长过人头的草丛中时蹲时坐，忍受着秋蚊的咬叮和风寒，干啃着干粮，一直坚持到天明，才将四周的景物看清楚：原来铁桥长约三、四十米，全部钢铁结构，上有铁架，下有桥墩，首尾傍着险竣的山坡，除前后路段外，周围都设置障碍物：桥下里层有电网，外层还有双行的铁丝网，网上挂着铁罐头空瓶和其他空罐，只要一触动铁丝网，便发出阵阵响声。那个碉堡是筑在离桥百余米的山腰中，居高临下，除个别死角外，周围各处都控制在敌人的火力网下。侦察完毕，薛彦雄匍匐爬回师部汇报时，已是次日上午8点多钟了。
  梁师长听取汇报后，第2天由师参谋长命令薛彦雄带领17名精干战士；包括受过特种训练的射击手12名、爆破手5名，分成3组，于当晚时间，携带捷式轮机枪、美式冲锋枪6挺，每人还带炸药25公斤，手榴弹4颗，出发去执行炸桥任务。薛走在最前头，随后是冲锋枪手、轮机枪手，最后是爆破手，保持一定相距，到离桥30米的草丛中埋伏下来。到预定行动时间午夜12时，薛向漆黑的夜空发出一颗红色信号弹，一挨机枪手把桥上的两名哨兵击毙后，他立即同爆破手摸到桥墩与桥身的接合处堆放上炸药包，拉开雷管后，还以手榴弹引爆。“轰隆”一声巨响，好似天崩地裂，铁桥立刻被炸断裂，片屑四处飞喷。薛彦雄等因事先滚到路基死角卧倒，所以全部安全无恙。
  铁桥被炸后，日寇的火车停开2天半，急忙从广东韶关和湖南郴州调来机械化工兵日夜抢修。而薛彦雄所在的102师部则召开庆功大会，表彰薛彦雄一行的英勇行动，发给奖旗、奖金，还举行文艺晚会进行慰劳。
  抗战后期，薛彦雄随军驻守广东。1945年8月16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2天，但占领广东省乐昌县城的日寇两个班却恃着装备精良和阵地工事坚固，拒不投降。102师梁师长派受过训练的军士队第1区队前去迫降，因其阵地前沿有壕沟、鹿砦和牢固的铁丝网等障碍，加上火力反弹猛烈，结果没有攻下，且伤亡过半，队长（姓孟，忘其名）也牺牲了。梁师长改派第2区队长薜彦雄率第2区队前去续攻。他建议用炮兵作掩护，经师长批准后执行，他们则乘发炮后硝烟弥漫之际，冲过敌人障碍物，猛扑至敌军阵地，与残敌展开肉搏战，最后终于把碉堡内外20多名顽敌全部歼灭。我方仅受伤自卫队长一名，共缴获了轻机枪4挺，60迫击炮2门和其他军用物资不少，一举光复了乐昌县城。
  记大湖战役中的诏安英烈
  沈冠新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缅怀闽海抗日牺牲的烈士，福建省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曾于1995年制作34集电视剧《威震闽海》。
  这部电视剧反映了大湖战役中，我省兵民英勇抗日，以少胜多，取得辉煌胜利的事迹。
  1941年，由于驻福州的国民党80师移防浙江，日寇华南派遣军于1941年4月19日分别由连江、长乐登陆进犯福州，福州于4月21日沦陷。日寇又派出一个加强联队，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窜犯大湖，企图攻占南平。大湖位于闽侯、闽清、古田三县之间，是福州通往闽北重镇南平、建瓯的要冲。南平当时是福建省绥靖公署和25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形势十分严峻。
  福州沦陷后，25集团军总部急把福建保安第十团调驻古田大桥，作为总预备队在大桥至闽清附近布防。二营为前哨，占领阵地。我当时任五连连长，作为前卫连。
  大湖战役中我军的主力是十三补充兵训练处第一装备团，上校团长萧调庚（黄埔军校五期），中校副团长郭志雄（黄埔军校六期，惠安人）。这是一个编组训练不足一年，武器装备不及正规部队的新兵训练团。但军官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士兵多是八闽子弟，勤奋学习，精诚团结，热血爱国。该团有几个连，其中有2个连长是诏安人：陈少崧，黄埔军校6期；李烈英，黄埔军校16期，马城人。诏籍的班排长还有；沈绍周（黄埔军校16期，大美人）、李太和（林头村人）、沈子彬（塘西村人）、沈杰三（大埭村人）、林崇明（东关街人）、吴立厚（梅洲村人）、沈克全（东关街人）、沈焕章（东北街人）等。全团战士中也有不少诏安人。
  5月下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李良荣（黄埔军校1期，同安人）率第一装备团从邵武急行军至南平，乘闽江轮船东下，在距闽侯白沙5公里的大目堤登陆。5月22日，尖刀连在秦洋与敌遭遇，七连先机占领秦洋高地，以机枪阻击敌人，多次粉碎日军反攻。敌在飞机坦克掩护下，派出一大队兵力包围尖刀连。经过奋战，尖刀连摆脱困境，冲出重围与主力部队会合。
  5月25日，李良荣将军下令第一装备团全线出击。拂晓前，先由郭志雄副团长率20余名精锐突击队员，抢占寨上关高地，再向双髻山制高点的敌人阵地冲击，全团3个营分3路进攻日寇。郭副团长在冲锋中被敌机枪击中，壮烈殉国。郭副团长身先士卒，英勇就义的事迹激励了全团官兵。战士们群情激昂，同仇敌忾，高呼“为郭副团长复仇”口号，拼命冲锋，一举攻占双髻山日军阵地。与敌人短兵相接时，每个山头，每条沟壑、每座房屋，都是反复争夺，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人类和野兽在这里搏斗，正义和邪恶在这里决战，烈士的鲜血洒遍了祖国山河。诏安籍官兵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善战。连长李烈英中弹后，仍带领全连士兵冲杀，又被从暗堡中突袭出来的3名敌人所包围，眼看就要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了，在这危急关头，我一名已受重伤的副排长用驳壳枪连发射击，把敌人一一击毙，拯救了连长，而自己却壮烈牺牲。连长陈少崧、排长沈绍周、副排长沈太和、沈子彬、林崇明、沈杰三、吴立厚等也拼尽全力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每个人的身上都伤痕累累，留下了敌人的子弹和刺刀的烙印。
  日寇自侵入福建后，受到这样沉重的打击，这还是第一次，共被歼灭500多人，敌联队长新田大佐也被当场击毙，残敌狼狈溃逃。而我方只伤亡900多人。
  当敌我双方在大湖激战时，我团奉令增援，我带四连任尖兵连，急行军向大湖搜索前进，黄昏时抵达大湖附近高地，发现敌我双方部队均已撤离，遍地尸骸，惨不忍睹。敌人遗弃大量枪弹和其他军用物资。第2天，我连带民工打扫战场，把军用物资搬运上船，运送南平集团军兵站分监接管，我团受到通报表扬和获得奖金。
  由于大湖战役我军的胜利，不仅保住了南平、建瓯等重镇，打击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也为收复福州奠下了基础。
  李烈英伤愈出院后升任福建五区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陈少崧返溪南村务农；李太和、沈子彬、沈杰三、林崇明、吴立厚、沈焕章等考入黄埔军校17期。至1944年日军第2次进犯福州时，李太和、沈子彬均任80师中尉排长，在大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被追认为抗日烈士。
  林从礼的抗日爱国精神
  沈世雄
  林从礼，字君仁，我县四都人，生于1905年农历3月5日，性聪颖勤学，童年便关心国事，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在厦门中华中学毕业后，往当时我国民主革命基地广州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研究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真理，想在学成之后为振兴我中华民族而奋斗。但他的父母却有感于军阀割据，内战不已，社会混乱，怕他在外遭受不测。因此，在他放假回乡时，便不许他再外出，留在家中继承家业。当时，他对父母的爱怜虽然感到不应违背，但事关立志救国，振兴民族之大计以及终生前程，怎能困守乡园？在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离家，只身远渡南洋，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北波罗洲等地从事华侨教育工作前后达4年之久。这期间，他节衣缩食过艰苦生活，节省了一笔生活费用，然后返回祖国就读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2年后又东渡日本留学，学习军事，不料至1931年，日寇在我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他便在东京汇集其他爱国留学生返国，直达上海参加当时由爱国人士所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发动爱国学生举行抗日游行示威等活动；继而到南京投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9期。由于在学习中成绩优良，毕业后留校任国防机械教导总队排长、连长。连队中装备有德制高射炮4门，员兵100多人都是他到北方招募来的具有中小学水平的爱国青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林从礼奉命率队到河北保定第一战区防空司令部负责防空工作。其后随着战局的变化，逐次南移西调，先后参加了保定、定县，石家庄、新乡、郑州、洛阳等战役。
  1940年，林从礼出任陆军八十三师少校参谋、营长。在司令部参谋长沈向奎的指挥下，参加了晋东南、沁水、阳城、翼城王屋山及中条山等战役。1942年转任中央军官学校西安分校炮科中校教官、教练大队长。其时，我也在该校担任教官。军校负责人胡宗南得知林从礼是北阀战争前的中山大学学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深为器重。时值中央政府在行政改革中急需人才，便特意保荐他到重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署专员，被派到浙江、福建点验各地的税警团的部队人数后，又奉命改任福建税警第九团中校团副。嗣后，税警团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他又出任交通总队第九大队上校队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总队奉命维护沪杭、京沪、津浦铁路交通之责。至1949年秋，由陆军121军军长沈向奎任命为军部高级参谋，负责在上海、松江两地招募新兵。以后随军往福建出任陆军四十五师一五〇团团长，不久升任师参谋长。1950年驻守金门、舟山，任副师长。
  林从礼于部队抵台湾之翌年请离军职（林时已任军职25年），转任中等学校教职亦达十八年之久。其本性温厚纯朴，寡言慎行，为人处事恪守中庸之道，有儒者风度。军旅之余，每以丹青自娱，于水墨山水画有较高的造诣。且喜爱音乐，南游新加坡时曾购得一古老小提琴，以后虽戎马倥偬，亦随身携带研练，竟也无师自通。此琴现尚珍藏传承下代孙辈。
  林从礼现年已93岁，神清体健，老夫妇卜居台湾，颐养天年。平素恬淡自持，日以书画、木石（古木、奇石）自娱。其子女均旅居海外，学而有成。子林启中系美国李海大学电机工程硕士，遵父命多次回国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传授近代高级科学知识。侄孙林成钦也系高科技人员，在南京美国电脑公司从事电脑工业工作。想老友林从礼虽年近期颐，但仍不忘海峡两岸炎黄一家，为促进中华科学技术现代化，使国家繁荣昌盛的爱国精神，实在令人景仰。
  由于他早年离乡外出，一生对国家、民族的贡献鲜为乡人所知。笔者与林从礼同里、同岁、同事，自幼为国事相互勉励，且同时留学日本，又同在西安军校任教官，同在山西沈向奎师长部队中从事抗日战争工作，交谊之深，情同手足，对其生平事迹知之甚详，故作此文，以飨读者。
  （1993年5月4日）
  编者按：这是本县旅居上海的沈世雄老先生的一篇遗作。初稿写于1993年5月，以后，他又根据编者的要求，进行了二次的补充修改，并寄沈冠新先生过目。定稿后，我们去信约定留第17期纪念抗战60周年专辑用。讵料沈老先生却未能见到其大作的问世就仙逝了。今天，我们按原计划刊用此文，不仅是对死者的一种安慰，也谨此表示我们的哀悼和缅怀！
  我参加抗战的片断回忆
  张式恭口述沈冠新记录
  我参加抗战的许多经历，虽然由于岁月的流逝，记忆力衰退，不少细节都已淡化了，但大的战斗至今却记忆犹新。
  我叫张式恭，1919年生，太平镇雄鸡村人。因地居偏僻，入学较迟，1938年夏才在丹诏小学毕业，沈杰三、沈文保都是我的同届同学。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2年。我们的文化水平虽然较低，但抗日决心却不落人后，就相约弃文就武投考黄埔军校。我被录取为17期2总队步科，到湖南武冈2分校学习，沈杰三录取为17期步兵科，分配桂林分校学习，沈文保录取成都18期化学兵科，在纳溪受训。
  毕业后，我分配到107师当排长。时师部驻漳州，团部驻角美，连部驻海沧，我排驻霞埔村。1942年冬，师部决定组织便衣突击队50人，去奇袭厦门市高崎区敌伪警察局，因我是诏安人，通晓闽南话，且体力壮健，娴熟军事技术，遂决定由我担任领队。这次行动，规定一律不带枪枝，只带大刀和手榴弹，分乘3艘小船从霞埔附近潜入。出发前，同志们决心很大，都表示不完成任务决不生还。
  我们小队在黑夜中悄悄推进。上陆后，首先将敌第一道岗哨搞掉，然后从敌伪警局的通道冲入，将门卫抓住，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进敌寝室，将20多名敌警俘获，并缴获日造长短枪30余支，这一切都依靠大刀解决。从搞掉第一道岗哨至全歼敌警，整个过程还不到1小时。但在归途中却被日军发觉，他们用机枪扫射小船，我突击队且战且退，胜利返航。我的小腿在此战斗中中弹受伤，回归后才住院动了手术。
  1943年，我调83师248团任中尉排长，防守洛阳北部孟津黄河隘口。后又调洛阳南面据守龙门阵地。有一次，日寇每个连队由3辆坦克开道，掩护步兵冲锋，我军因缺乏坦克防御炮，防守困难，领导提出组织坦克歼击组，用炸药包、手榴弹击毁坦克，阻滞敌人攻势。我被选派参加了歼击组。这次，我军虽有较大伤亡，但士气旺盛，最后还是击退了日寇的进攻。我的左腿膝盖在这次战斗中负伤，又一次住院处理。
  1944年，我调第10师任上尉连长。日寇侵占湖北老河口，企图窜犯川东，竟派出一个联队（相当一个团）的兵力配合骑兵连发起突袭，包围我第10师师部。当时，师部兵力大部分派出去执行任务，只留少量警卫连队，情势非常危急。我连原是回师部休整，却立即投入坚守马家山阵地（马家山阵地在师部东南约10华里）。从下午3时至午夜10时许，敌人反复冲锋几次，都遭到我连的英勇还击，后来，因敌众我寡，伤亡过半，我阵地被敌三面包围，我胸部也中弹受伤，右臂又被机枪击穿，因流血过多，人昏迷不醒了。正当万分危难之际，派出的3个团闻讯回援，把敌人包围歼灭，使师部转危为安。
  这些就是我参加抗战的片断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