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县地处亚热带，家禽家畜的饲料资源丰富，广大城乡群众历来把饲养猪、鹅、鸭、鸡作为家庭的重要副业。农村近水人家，代代饲养鹅、鸭，经验丰富而形成规模，其收入更为可观。
  解放前，由于战祸天灾相连，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非逢年过节，极少购买肉、禽、蛋食用，所以这类商品的销量很低。专门卖猪肉的屠宰户，多是小本营生，父传子，兄教弟，亲友相带。到1949年，城关屠宰户约40户，而天天营业的固定摊点不外30多户，农村的大乡镇，如梅洲乡有3-5个屠宰户，2-3个固定摊点，在偏僻小村，几个村才有1-2个屠宰户，而且多是肩挑沿村叫卖。城关专业孵化禽苗的孵鸭铺，1949年有4家，专门出售鸭苗，家禽坐商4户，家禽小贩18人，到城乡各处收购家禽，由澳仔头水运到广东省东陇一带销售。
  1951月1月，成立不久的县供销合作社，把城关地区的屠宰户组织起来，成立“宰猪联营经销处”，吸收私人屠宰户28人和工人3人为固定职工，以每天的销售量按批发价与零售价的差额作工资。城关机关团体、驻军及居民的食肉，开始由此经销处负责供应。在农村仍由私人经营的肉摊自宰自卖。1953年底，全县生猪存栏数为5.22万头，比1949年底存栏数3.03万头，增加70％。
  农村实现合作化后的1956年2月，县成立食品公司，任命朱泗宜、傅永固为正副经理，归商业局管辖，原宰猪联营经销处人员同时转入为职工。公司除开展生猪的购销业务外，并在草庙设生猪、家禽、蛋品收购点和仓库，在灰窑头设屠宰场；以后机构又逐步向下延伸，在城关、四都、西潭、太平、官陂设5个食品经营处，在下河、深桥、秀篆设3个食品经营组，全县的猪、禽、蛋的收购、外调、出口以及军民的食用，统一由食品公司负责，其他团体和个人都不准经营，从此开始了此类商品的合作化经营。但是这样做，却无法满足群众的需要，以致仍有少数没有营业执照的个体屠宰户，长期偷宰偷卖流动于偏僻的巷道、山村。这一期间，对全县生猪的收购实行派养派购制度，由食品公司根据肉猪的需求量和各地养猪的不同条件，定出不同生猪派养派购任务，下达到乡镇，再分派到农业社，由农业社分派到各家各户。一般每头菜猪由农业社留给饲料粮50市斤，公猪留250斤，母猪留200市斤。有的农业社把留给的饲料粮改为饲料地。在每村设协购员，负责落实牲猪的派养、派购工作，形成收购网络。对生猪的收购实行国家定价，猪肉零售实行定量发给购买肉票。这样，价格虽然便宜，却是“僧多粥少”，买肉时，人山人海，你挤我拥，经常发生争斗，而且存在“领导批条子，代售员卖面子（亲友熟人）、群众愁票子”的情况，弊病可不少。同年3月，食品公司又组织禽苗商贩成立禽苗商店和家禽小组，共31人，开展家禽收购、加工和供应禽苗业务。
  1957年6月，县食品公司改称诏安县食品商店，隶属诏安县服务局管辖，生猪实行预购寄养办法，每头猪发放预定金5-10元和签定合同后发给饲料购买证，供应30市斤饲料，猪养大后，由食品商店登门收购。这一办法虽然较能调动饲养户的积极性，但由于当时车辆极少，农村活猪收购后要调到城关集中处理，走水路的还好，可用船运载，走陆路的，就颇费周折，要由食品商店的职工下乡把猪赶到城关。活猪刁泼难管，需要多名职工前导、中防、后赶，防不胜防。当时牲猪收购价是中等的每百市斤39元，零售价每市斤0.58元，居民每人每月发给肉票1.5斤或2斤，农村的肉票供应则少而又少。
  1958年，各乡（镇）成立人民公社，县级领导机构相应进行合并，服务局撤销后人员多调去大办工业、大炼钢铁，或者下放到农村供销社。食品商店与食杂商店合并成立县副食品经理部，隶属县供销合作总社管辖，任命正副经理，仍统一经营生猪和其他副食品，兼营糖、烟、酒和其他凉果。这一年，国家曾投资30万元建设了一座冷库。农村各经营处、组，都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农副产品全部由公社集中分配，社员三餐在公社食堂吃饭，个体养猪户锐减。这时，人民公社虽然都办起了规模较大的集体养猪场，但它和公共食堂一样难以巩固，成为过眼烟云。
  1959年，副食品经理部再扩大机构和业务，增设了食品、食杂、水产、糕饼、青果等加工厂，同时在城关建设了生猪饲养场和屠宰场。农村各食品经营处、组、也归属副食品经理部管理。在这段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生猪饲养量大减，收购量下降，肉票供应只能维持军队和特需，一般干部和居民只有到节日才能供应少量。个体屠宰户私卖猪肉，每斤涨到7至8元，比肉票价高10多倍，群众“三月不知肉味”。
  1960年，又实行生猪计划派购制度，任务分配到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业务人员和生产大队干部深入家户，“见猪必派，购四留六”，即猪按公价收购，六成肉量发给“自留肉票”。屠宰生猪实行“一把刀”，兼行“两把刀”，即以“食品经理部”宰杀为主，生产队完成国家派购任务后，剩余部分可卖给国家，也可自宰自售。
  1961年，生猪收购实行粮食补贴，每百斤生猪由国家供应50市斤粮食。1962年，又改为奖售100市斤原粮或50市斤化肥，同时提高生猪收购价格，中等猪每百市斤提为49元，猪肉零售价每市斤提为0.76元。
  1962年2月，重建诏安县食品公司，实行生猪“议价（商定价格）收购”“议价销售”“平价（政府规定价格）议价收购”“平价议价借用”“平价议价购销价格互转”等多种购销形式，使猪肉供应逐步转好。1965年，地区食品公司举办兽医和肉品检验人员训练班，县食品公司选派8人前去学习，使所属的每个食品站都拥有兽医，既保障了收购猪的治病防疫，又为群众发展禽畜生产服务。同时推广种植水浮莲、日本水仙、红萍，推广发酵青粗饲料技术和良种公母猪，使生猪生产获得了发展，猪肉曾一度敞开供应。
  1966年起的“文革”期间，食品公司多数职工，仍坚守本职岗位，努力做好肉、禽、蛋的购销调存经营工作。
  1969年后，由于取消奖售的错误决策后，生猪生产跌入低谷，收购量下降，所以又不得不实行凭票供应。这时如出现整个月收购不到生猪的情况，居民便吃不到平价猪肉。个体屠宰户却偷宰暗卖，把猪肉暗藏在篮中袋里，出没于街头巷尾。1979年4月，提高生猪收购价格，中等生猪每百市斤调到63元，猪肉零售每市斤1.04元，并收购部份议价猪，首次以议价销售给广东部分县，促进了商品流通，增加群众收入。
  1980年，当整个龙溪地区出现购大于销时，县食品公司积极协助推销，将本县收购的猪调往广东出售，再向地区调来外省的活猪500头和部份外地冻肉供应本县，每个居民临时增加肉票2斤，农村每人增加1.5斤。1982年后，城关私宰户大量增加，管理部门虽然对私宰户分别处以加税罚款直至没收，但仍是禁而不止。1985年后，取消生猪派购和奖售，各乡村的食品协购员、代销员同时撤消。肉、禽、蛋价格放开，随行就市。取消食品平价供应后，政府通过食品公司补发肉差款。肉、禽、蛋商品放开让群众申请经营。这样，历时30年的“合作化经营”历史便到此结束了。从此，个体屠宰户和小商贩，在政策允许下得到迅速发展。他们都自主经营，简便灵活，网点深入城乡各个角落，群众购买大为方便。肉、禽、蛋商品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生产量比60年代翻了几番，成为丰富人民生活和繁荣社会经济的一道风景线。